医疗保险的差异化与标准化之争
辉格
2009年9月3日

美国国会休会期将于本周结束，在等待议员们审议诸多法案中，头等重大的无疑是三份医改法案，在即将到来的会期中，它们将继续占据会场和舆论的焦点；看看他们在争论些什么，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以及问题背后的原理，对于正在开展医疗改革的国内相关各方，或许有所启示。

奥巴马医改试图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负担过重，其次是覆盖不充分；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与OECD平均水平相比，相对于GDP水平，美国每年负担了6500亿的超额医疗开支，其中82%是门诊和药费开支，这是需方补贴政策导致需求膨胀的结果；而剩余18%中的绝大部分（14%），则是医院和保险部门的运营费用，据分析，这部分费用如此之高，是因为美国医保支付方构成复杂，而保单品种和结构又过于繁杂；医院为应付各家保险商五花八门的保单，需要付出大量管理费用，而保险商在产品设计、营销和理赔上的运营复杂度和成本则更是高得出奇。

奥巴马方案的一大卖点，是推动保单的简化和标准化，并建立交易所实现保险集中交易，以此降低运营成本，然后用省下的钱来负担为实现全面覆盖而增加的开支。标准化和集中交易无疑能降低交易成本，但由政府通过强行规定保单内容来实现标准化，并未抓住问题的要害；目前的保单种类之所以如此庞杂，需求差异和保险商的市场细分只是次要原因，确实，因为人们对待健康风险和寿命长短的偏好不同，或者在健康与声色口腹奋斗冒险之间的价值取向不同，对保险产品也就有不同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可尽管需求有别，保险商却有足够的激励简化产品：保险的商业模式原本就建立在风险分摊和统计规律之上，而海量客户群是其成立的前提，因而，市场机制下的双向选择过程，会自动淘汰那些覆盖面过于狭窄的产品，标准化将是市场演化的自然结果。

实际上，产品繁杂化是政府过度管制的结果，管制阻挠了市场选择机制发挥作用；医保历来是吸引管制最多的行业，除了卫生部门，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和平权法都对医保产品施加了严苛的管制，除了联邦政府，各州也都有自己的医保法规；保险商为了满足50个州千差万别的管制要求，被迫为各州客户设计不同的产品种类，产品复杂度被平白提高了两个数量级，达到几千甚至上万个品种；可见，标准化的合理途径是解除各州的过度管制，然而奥巴马方案却与之背道而驰，他的办法是通过拔高联邦管制标准来实现向上一致化，通过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规定，为进入交易所的保单设置最低可接受标准，并禁止保险商基于年龄和地区以外的因素对客户实施区别定价。

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实现标准化，却大大压缩了个人的选择空间，那些依靠生活方式自律或放弃某些治疗而享受廉价医保的人，将被迫与他人共同负担日益高涨的成本；尽管奥巴马反复强调个人选择权会得到保留，但这完全是句空话，美国由私人购买的医保，由受益人直接向保险商支付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是由雇主支付，而按新法案规定，这些雇主在几年宽限期过后，必须进交易所交易，而在交易所销售的保单，又必须符合最低可接受标准，所以，只有当你在雇主按法律规定额度替你买的保险之外，自己再掏钱另买保险，你才能充分享受个人选择权；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次医改的主要诉求，便会明白对于奥巴马的目标而言，压缩个人选择是必须的。

美国自由派对医疗系统的诟病，集中在4500万没有参加医保的人，这些人不买医保，一方面是因为收入低，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保险商的风险控制策略下，他们得到的折扣往往较少，于是更加削弱了其购买意愿；保险商在识别风险时，只能借助那些容易获取的外部统计相关特征，而低收入往往与较高的犯罪率、意外伤害、不良生活习惯和发病率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甚至肥胖也与贫困高度相关；市场机制自然会把贫富阶层细分为不同的部分，所以，为了让穷人买得起医保从而实现全覆盖，必须把收入和风险各异的客户拉入同一个风险池，摊薄风险成本从而拉低价格，否则，要么穷人买不起，要么政府因过度补贴而破产。

由此可见，奥巴马医改的确是在向欧洲式平等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向发展，也就难怪会遭遇保守派如此激烈的抗议；反对者除了主张捍卫个人选择权之外，也指出，用来支持平等分配的事实被夸大了：4500万人无医保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医疗，实际上，除了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之外，大量民间慈善组织和教会医院在为穷人提供免费和廉价医疗，许多人远离医保系统是因为感觉它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大改善；哈佛健康经济学家Katherine Baick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提高覆盖率并非改善穷人医疗处境的良策，而成本分摊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而高覆盖率导致的需求刺激将恶化财政负担。

死亡小组：曲解了字面，却抓住了要害
辉格
2009年9月1日

美国社会围绕医改法案的争论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各方关注和参与的热情不亚于大选；根据公共意见战略（POS）上周发布的调查结果，法案的支持和反对者各为25%和37%，与94年克林顿医改相比，支持和反对率都上升了2个百分点，可见这次人们表达立场的欲望更强烈；医改也给奥巴马带来了他上台后最大的反对和抗议声浪，支持率降至最低点，如果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扛不住民意压力，奥巴马将遭遇与15年前一样的失败，那曾是克林顿总统生涯的最大败绩，而当时民主党同样控制着国会两院；面临政治险境的奥巴马已开始表现出焦躁，他抱怨媒体偏离主题，还罕见的宣称为了医改成功甘愿只做一届总统。

就在这场争论日趋激烈之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扔下了一颗炸弹，她把法案中一项允许政府支持的医保用于支付临终意愿咨询服务的规定，解读成了最终导向由政府指定的死亡小组来裁定是否听任某些病人不治而亡的可怕结果；死亡小组这一简练鲜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成为热议话题，并在各种针对医改的基础会议上占据了焦点位置；佩林成功运用了一度成为奥巴马竞选利器的网络新媒体，她的文章发表于自己的facebook，然后又通过twitter迅猛扩散，在医改反对者尤其是保守派选民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怒火，对奥巴马政策的种种不满，很可能因这一浪潮而得以聚集和展示。

从字面上看，佩林无疑是曲解了法案的意思，所谓临终意愿咨询，是为医保客户解释未来可能面临的临终医疗的代价、效果和治疗中的痛苦，以便客户斟酌是否接受那些代价高、效果差而又痛苦的治疗，斟酌之后，他可以在医保合约上签字放弃这些治疗；咨询服务提供的只是信息和建议，决定还是由客户自己做，况且是否接受咨询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这里谈不上什么死亡小组；但是，如果我们从奥巴马医改的整体内容和主要指向来看，死亡小组这个字眼，尽管十分夸张，却准确的抓住了政府在健康和生命问题上，深度介入和干预了个人价值判断这一实质要害。

医改争议的背景是，美国人医疗开支的高得离谱，总额占GDP的16%，达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且仍在以高出GDP2.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联邦医保计划（Medicare）的无准备负债高达36万亿美元，在许多州，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开支占据了州税收收入的3/4，而雇主和个人支付的保险费，常常花掉一个中等家庭收入的1/4；这样的系统显然难以为继，因此任何改革计划成立的首要前提是能够控制医疗开支。

同样由政府提供医疗福利，美国开支却比欧洲高得多，原因是，美国采用的是需方补贴：穷人看不起病或买不起医疗保险，政府掏钱替你买单或给予补贴，美国政府大约负担了43%的医疗开支，法规还要求雇主为雇员购买医保，并为个人医保开支提供税务减免，这三方面措施大大提高了医疗需求，而对供给方则不予控制，相反，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每年300亿预算创造了大量新型医疗供给；而欧洲国家则通过公立医院系统，包办了医疗供给，医疗服务由计划系统平等分配给国民，所以，尽管医疗服务近乎免费，但开支是可控的，其典型的结果是英国诊所里漫长的令人绝望的排队。

美国的系统尽管代价高昂，但因为供需双方都得到了额外激励，国民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美国人更频繁的看门诊，更多使用新药和新技术；医疗消费的独特之处在于，消费本身会自动创造出新的需求，当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不断延长寿命的时候，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也随之而急剧增长，随着寿命从65岁延长到75、85、95岁，每位美国老人的医疗开支分别为30万、40万、55万和81万美元；多花数十万美元来多活几年，是否值得？这纯属个人价值判断，你可以把毕生节俭下的储蓄用来维持最后几年甚至几个月的生存，也可以趁年轻尽情享受，生了大病就潇洒一蹬脚，旁人无从置喙。

然而奥巴马方案正是要在这方面替个人做判断，通过严格限制保单设计，禁止保险商对客户区别定价，推行社区统一价，个人按自我价值取向而选择适合自己保单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将被剥夺；那些情愿放弃昂贵的老年慢性病和临终治疗的人，那些拥有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人，原本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日常医疗保障，而新法案将把他们强行拉入标准化保单和统一定价的行列，因为没有这些低成本客户，全覆盖的医保系统将无法负担留下的高成本客户；而同时，即便拉进低成本客户，政府还是必须对永无止境的医疗需求做出限制，否则，随着日益昂贵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医保仍难免被拖垮。

这样，一方面必须压制需求，一方面又必须惩罚低需求者，至于什么才是对待健康和生命的“恰当”方式，政府会告诉你；由此，政府将不可避免的背上这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称之为死亡小组并不为过。

（按：我认为医生比普通职业负有更多的审慎责任，应充分尊重医学界的共同经验、准则和共识，请勿由此推断我赞同医疗准入管制，相反，我主张医生自由执业，无须以政府或单一组织授予的执照为前提，我所强调的审慎责任，（必要时）应由法庭认定，医疗专家可以证人身份发表意见，但不能作为裁定者，实际上，在此类裁定中，医生比其他人更可能持有偏见，因为被裁定者是他们的潜在竞争者。）

“网瘾”认定和治疗太过荒唐
辉格
2009年8月28日

继今年4月杨永信中心极度暴力的治疗手段曝光之后，本月初又发生了少年邓森山在训练营被教官殴打致死的惨剧，这些怵目惊心的情况让公众开始关注和质疑网瘾治疗的合法性，媒体也从最初的介绍甚至赞赏全面转向质疑和责问；然而，在缺乏科学和经验依据的情况下草率从事以至酿成众多痛苦和悲剧的医疗界，却毫无反思、悔过和歉疚之意，甚至仍在推动网瘾的认定和治疗；日前传出消息，受卫生部委托的两个研究所，将在年内推出网瘾界定标准和治疗规范；这真是荒唐透顶，一群无辜的孩子被粗暴的伤害了，现在需要的是刑事诉讼，而不是什么网瘾标准，网瘾这个说法本身就很不标准。

网瘾（IAD）作为一个术语起源于一个玩笑，尽管后来有少数精神科医生主张将其列为独立病种，但始终未曾得到医学界普遍认可，2007年美国医学会（AMA）拒绝了将其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的提议；多数精神医生并不认为IAD是一种新的或特别的病症，他们宁愿将与网络和电脑使用有关的精神异常，按其表现和病因归入强迫症、抑郁症、焦虑症、应激障碍等精神障碍，这些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障碍，有着明确而成熟的诊断和治疗规范，而无须另行制定标准；研究发现，被笼统称为网瘾的游戏成瘾和色情内容成瘾，与饕餮症、购物癖、电视癖等，在成因和机理上往往十分相似，按行为外部特征分为一个个单独病症没有多大意义，也无助于准确诊断和矫正。

就是这样一个十分模糊且远未得到医学界接受的概念，在中国却突然之间被不加怀疑的认定为一种确切的疾病，成千上万的孩子被归为病人，并施以极度暴力和危险的所谓治疗手段，不负责任的程度无以复加。许多家长之所以认为孩子犯了网瘾病，是因为他们自己压根不知网络为何物，他们唯一看懂的是孩子整天坐在电脑前，却不知道借助电脑和网络可以做的事千差万别，那里的生活可以和网下一样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如果远古渔猎民走进现代城市，说你们都有坐凳瘾、室内瘾、灯光瘾、挣钱瘾，他会得到什么回答？家长的无知和急切或许还可体谅，但被托付了信任和期待的医生和治疗机构，只管收钱，来者不拒，丧失了医生起码的职业道德和商业诚信。

家长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为孩子作出某些决定，或实施某些强制措施，甚至轻微体罚也为我们的传统和习俗所接受；但家长监护权不是无限的，特别是当涉及到人身伤害时，家长不得恣意而为，即便是将监护权扩张到极端的古代父权社会，父亲打死孩子也是要被杖责和流放的；许多家长将孩子送进网瘾戒除中心时，未必清楚孩子将会遭受如此暴力的对待，他们是被欺骗了，相反，如果家长明知戒除手段之残酷，却仍在没有充分诊断的条件下将孩子送去，便难脱虐待未成年人之嫌疑，他们应受到谴责和起诉。

医生作为一种直接影响健康和生死的敏感职业，被客户托付了更多的信任，因而比一般行业负有更多的审慎责任；这种审慎应体现在对处置手段的效果和风险的充分评估上，在作这样的评估时，应充分尊重医学界的共同经验、准则和共识；那些极具伤害性或高度危险的处置手段，只有在高度确信不处置会更危险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所谓网瘾，显然不是高危急症，那些戒除中心，没有医学界共识、没有双盲试验和对照研究、没有诊断标准、没有普遍认可的成熟疗法、没有对家长的充分告知，竟然胆敢使出如此暴力的处置手段，除了犯罪之外，我想象不出还有别的恰当词汇可以指称这种行为。

（按：原本这是钱塘记忆中的一篇，因与时下话题搭上了边，就乐得顺便挣几个饭钱。这次在杭州，刘海波先生和秋风先生都把演讲的主题放在了法学上，在对判例法和普通法的介绍中，他们都强调了（尽管用词不同）公众良知对于合法性或正当性之基础地位，然而十分遗憾的是，他们在指出这一点的同时，都没有强调公众良知的识别和引入，跟短期舆论影响司法过程之间的根本差别，特别是海波先生关于高管薪酬激起公愤的那个例子，尤其容易让听众将两者相混淆，考虑到当时的听众绝大部分并非来自法律专业，我担心他们把作为正当性基础的良知与民主相混淆，感到有必要加以澄清和矫正。）

司法过程不应盲目引入民意
辉格
2009年8月19日

近日，备受瞩目的孙伟铭醉酒驾驶肇事案即将进入二审，在上月的一审中，孙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如果此判决得以维持，那将是首例因交通肇事而判处的死刑案；除了开创一个先例之外，此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发生到审理判决的整个过程，受到了公众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密集评论；公众舆论的高度参与，同样出现在之前的徐斌胡斌案和邓玉娇案中，尽管我们无法断定这些案件的判决结果是否受到了舆论的影响，但它们终究提醒了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司法系统是否应该接受民意对司法过程的影响，如果是，这种影响应以何种方式发生，在何种程度上才是可接受的。

对于法律的本质，历来存在两个相互对立的传统：一个是实在法或制定法（positive law）传统，它认为法律是主权者或最高权威意志的理性表达，是主权者用以建立秩序的规则体系；另一个是自然法传统，它认为法律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意志而存在的自足的规则体系，它甚至可以在未被任何人认识和理解的情况下有效运行；法律的发展历史大致遵循着从实在法向自然法演变的过程，这其中关键的转变是以神意为过渡而完成：上帝或“天”代替人成为主权者，因而法律不再是某个统治者的意志而是上帝的意志或者天理，人只能发现和阐释法律，而不能制定或改变它；正是向自然法的转变过程，让司法摆脱了政治权力，最终带来了司法独立。

那么，哪一种法律传统更能够容纳民意呢？答案是：两种都可以，但它们引入民意的方式截然不同。在实在法传统中，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主权者逐渐由君主转为人民和代议机构，议会和全民公决逐步取得了立法权和最高合法性，民意也随之而扩大了对立法和司法过程的影响；而在自然法传统中，民意的引入是经由对“法律在哪里？”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实现的，最初，法律被认为存在于上帝的意志或者规定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那些自然法则之中，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法律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独立于自然规律，因而法律当存在于那些使得多人社会得以运行的原理和机制之中，是人与人交往中所遵循的规则，这样，法律定当包含人们对于人际行为之正当性的普遍看法，用霍姆斯的话说，法律体现了人们普遍的良知（good sense），于是民意被引入了。

重要的是，自然法下对民意的引入，既不同于民主政治中的民意表达，更不是对当时公众舆论的直接接受，而是法官这一专业团体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独自对蕴涵于日常生活和传统习俗之中的民意作出的解读和抽象；这种区别体现在两个维度上：首先是广延的不同，民主政治中所表达的民意，只是那一时刻的多数意见，并且往往更多的是表达冲动更强烈、更接近舆论管道和政治途径的那部分人的意见，而法官则要考虑过去、当下和未来将生活于这一规则体系下的所有人的意见，包括那些不擅言辞或怠于表达的人们的意见；公众舆论经常会在短期内出现剧烈波动和摇摆，对法理上相似的两件事，常常会因为表象或当事人身份与特征的差别而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而法官为了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必须屏蔽这种短期摇摆和个案偏见，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英美法官通常刻意远离媒体和公众舆论，甚至用软禁手段禁止陪审员接触舆论。

其次是内涵的不同，民意往往更关注判决给当事人带来的直接后果，而法官更多的需要考虑判决背后所遵循的原则，判决可能推翻或确立什么原则，以及这些原则之间的逻辑自洽性，所有这些，都需要法官具有领悟、抽象和推理的能力，而不是对民意的简单接受；比如，或许90%的公众都要求免除某位家有老小的穷人的债务，但这样的判决将改变久已确立的民法原则并树立一条新原则，它将改变人们在未来的行为预期，假如公众清醒意识到如此改变的全部后果，他们当初并不会做出这样的主张；显然，这样的分析和推断在七嘴八舌的公众舆论中是无法进行的，它只能交给法官做独立判断，期望他能凭借对法理的把握、对传统和习俗的理解、对隐藏在生活经验背后的规则的洞察，来领会民意和良知；这样的民意并非在事件发生之后才涌现，它随时随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或许有人会问，如何确保法官的解读和推理真正体现了公众的良知？确实无从保证，但各国历史经验表明，这是已知的最有效办法了，也是司法独立的真意所在，如果不加分析的盲目引入民意，那么司法与票决民主便没有区别，也就无所谓司法独立了；近来，舆论对案件的影响有日益增长之势，在程序法上，这或许有助于司法过程的透明化和程序正义的维护，但如果舆论直接影响判决结果，进而改变实体法规则，则是与司法独立的取向背道而驰。

（按：在此话题上，薛兆丰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与张五常相同的观点，昨天翻阅他的评论集《经济学通识》时偶然发现。）

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
辉格
2009年8月12日

四月下旬，美国钢铁工会（USW）以保护国内相关行业就业机会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贸易保护措施申请；六月底，经过调查和听证，USITC针对轮胎特保案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正式提交了建议方案；上周，USTR就此案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并将于下月初向总统提交最终建议；轮胎特保案的前景正处于第二个关键期，于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于近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制建议，旨在通过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来迫使美方放弃特保案。由于小布什在两届任期中否决了全部四件到达USTR的特保案，如果轮胎特保案最终通过，那将是奥巴马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强烈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回来了。

对于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的危害，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证，那些曾为贸易保护辩解的崇高口号，如今已少有人信，贸易保护在今天已沦为赤裸裸的借国家主权牟取集团利益的手段；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在反对贸易保护上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对付贸易保护、如何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在国内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条件单方面开放贸易政策：尽量争取全面开放贸易，但即使对方不肯开放，我们仍应主动开放市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会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使各方都受益；该演绎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上述主张运用于贸易争端的结论便是，即便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本方也不应以对等措施予以报复，否则将加大损害。

这一分析简单直白且完全正确，以报复性制裁反制贸易保护的确会导致双输，问题是，两国贸易政策的互动并非单次博弈，而是长期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最初导致一种互惠局面得以出现的那些单次行动策略，不必都是互惠的，而在互惠局面遭破坏时，那些恢复该局面的单次行动策略，也不必是互惠的；实际上，在博弈实践中，那些被用来建立、维持或恢复互惠双赢局面的那些行动策略，常常是双输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我认识一个替人向企业讨债的家伙，每次去讨债都带把刀，我问他扎过几个人，他说一个也没有，这刀是用来扎自己的，如果第一轮催讨无果，他会撸起袖子把刀扎进自己的胳膊，当然，他胳膊上的刀疤远远少于他成功讨债的次数。

大致上，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环境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人类历史和阿克塞尔罗德等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秩序可以经由重复博弈中达致的合作互惠局面，而先于政府得以建立；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在面临具体的贸易纠纷时，应选择上述两种机制中的哪一种来维护互惠局面和本方利益，取决于长期策略和案例特性；首先，最大程度的拓展本方所及的自由贸易空间，应确定为长期策略；其次，对于WTO仲裁机制是否有利于上述长期策略，应有一个判断，如果仲裁机制确能公正有效的保护和推动自由贸易，那么，即使在个案上可能得到不利判决，也应加以尊重和依循，而不要绕开仲裁而直接实施报复。

相反，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

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
辉格
2009年8月6日

日前，韩国双龙汽车的重组因工会拒绝接受重组方案而告失败，债权人最终申请破产，随后，400名特警开始向工人占领的最后两个喷涂车间发动进攻，拒绝离职的一千名工人对厂区两个多月的强行占领和怵目惊心的暴力对抗即将结束；这场漫长的对峙尽管导致了重组失败，把原本有望得救的双龙送进了坟墓，也让上汽的投资化为乌有，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工会压力，没有干预劳资谈判，没有施压银行追加贷款，更没有动用财政资金施救；这一政策最终打破了工会试图利用强制行动和政治影响力来获取谈判利益的幻想，为李明博政府击退工团主义的斗争赢得了关键一战，也为继续推行其大规模改革方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国会也在上演一场名副其实的搏斗，上月下旬，在一片辱骂厮打声中，表决通过了开放媒体兼营的《报纸法》、《广播法》和《网络电视法》，以及开放企业入股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去年初李明博上台之后，虽然遭遇金融危机后的不利局面，但凭借执政党在国会170席（57%）的绝对多数，加上另外三个保守派政党20多席的配合，他的改革路线正在稳步推进；民主党的84个席位无法阻止任何法案通过，只得采用封锁议会大门和占领议长席等暴力手段进行阻挠。韩国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已经成功的打破了财阀体系，实现了政企分离、银企分离、金融和投资自由化，贸易开放也有很大进展，眼下正面临着工团主义这一最后堡垒，此战胜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和今后数十年经济体制的走向。

财阀和工团是长期困扰韩国的两大痼疾，财阀们利用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为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提供或明或暗的财政担保，在政府影响下，银行毫无节制的为他们的扩张提供信贷支持，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财阀们竭力鼓动政府实施准入管制和贸易保护；尽管在劳资谈判中，工会和财阀是对手，但在维持财阀体系及其垄断地位方面，他们实际上结成了默契的同盟关系：每当财阀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需要政府和银行出手帮助时，工会的罢工和抗议是最有效的施压手段，在对自由贸易的抵制中，这种同盟关系则更加明显。97年危机令大批财阀垮台，加上此后金大中政府在IMF严格要求下实施的彻底改革，最终打破财阀体系，尤其是斩断了财阀对银行的寄生关系。

工团势力也正是从97年危机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尽管韩国工会的组织能力依然强大，行动方式依然强悍暴烈，但他们的谈判对手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表面上劳资谈判是在工会与管理层之间进行，而实际上，由于财阀体制把政府和银行绑架在企业上，工会讨价还价的对手其实是全体纳税人和广大银行储户，只要政府出手让银行继续为企业输血，加点工资便不在话下；正是因为此种手法屡屡奏效，工会已经习惯了有哭必应的娇宠生活，问题是，企业背后那条输血脐带如今已不复存在，工会的谈判对手已经成了资源有限、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双龙工会的人显然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当他们不顾企业死活，毫不退让的坚持自己的要求时，企业只好走上破产之路了。

早期的工会曾是组织集体谈判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良性组织，但自从他们开始组织纠察队用暴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利用选票寻求政治家保护和支持其暴力行动时，他们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些工会经常占领和封锁厂区、暴力阻止非工会工人上班，动辄非法拘禁、动用私刑、破坏私人财物，却因为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得到法律豁免，这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乃至法治环境构成了极大的破坏，也严重损害了非工会工人的利益；工团主义蔓延所及的每一个产业，都无一例外的迅速走向僵化、停滞和衰败，实际上，他们与农贸市场用暴力霸占摊位的黑帮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达到顶峰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遭受过工团主义的危害，而上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自由化改革，也都是以击败工团主义为关键突破点；1981年8月美国航管工会（PATCO ）发动非法罢工，里根在48小时通牒过后，果断开除了11345名拒绝复工的航管员，美国工团运动从此一蹶不振；1984-85年，撒切尔凭借巨大的政治决心和勇气，抵抗住了全国矿工工会（NUM）长达一年的总罢工，结果，曾在1974年通过罢工令希斯政府垮台的、一度强大无比的NUM，就此从英国政治舞台上消失。面对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而又素以强悍暴烈著称的韩国工会，李明博赢得了一次小规模战役，要拿下整个工团堡垒，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按：本文的主要观点得到了我朋友zhangiii的启发，记得两年前那次深夜长谈中，当他做出那个摇晃筛子的手势时，我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一下子贯通了。）

向女王道歉背后隐藏的自大
辉格
2009年8月4日

近日，英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伊丽莎白女王，为“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而道歉，并称“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此事缘于去年底女王对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访问，当时加里卡诺教授运用图表和数字向她仔细解释了这次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女王在听完之后随口问了一句：“为何当初没人注意到？”；看来这个问题把教授噎住了，经过半年多的反思和斟酌之后，他们终于给出了一个正式而慎重的回答。

有人说，相比那些满嘴大话、事先勇当风水师事后从不认错的专家学者们，这些懂得反思、勇于认错的经济学家，表现出了其谦逊和负责任，值得赞赏。然而，透过这封道歉信所表现的个人谦逊，我却恰恰看到了经济学家这个学术团体依然如故的自大；当他们说apologise时，其暗设的前提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为经济学家预见经济危机提供了足够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如果恰当运用它，人们便应该预见到“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而这一次经济学家们没有预见到，只能归结于他们的能力不足或缺乏审慎；在我看来，暗示这一前提表明了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理性自大。

事实上，至少以目前的知识水平、模型建构能力和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而言，经济学家远远不能可信的预测到经济周期的时间、走向和幅度，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任何理论和模型能作出这样的预测。的确有些人“说中”了一两次危机的大致时间，但这些通常都是长期唱衰派，危机发生之后，他会翻出自己一两年前的文章说：瞧，我早说过了；但如果你留心翻出他五六年甚至十几年来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唱衰，做这样的预言家很容易，一旦经济进入繁荣期就开始作盛世危言，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下一个克鲁格曼；然而真正有价值的预测必须给出其所基于的规范化理论和定量模型，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危机会在何时以何种深度和广度发生，显然，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如果说自以为有能力预见到经济周期还只是自大和狂妄，那么，意图借助这种预见来避免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发生，则是自不量力和自取其扰了；整个二十世纪，经济学家都在构思和试验各种反周期政策，结果却给经济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伤害，他们之所以沉溺于此，屡败屡战，是因为他们总是将经济周期视为贻害无穷的洪水猛兽，却没有认识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大量创新得以涌现、产业体系实现新旧更替的必要途径，也是经济系统从简单向复杂的演化得以进行的方式；这一洞见，熊彼特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已提出，但长期受到冷落，如果我们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或许更容易看清其中的道理。

生物进化过程是渐变且没有远见的，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经由自然选择，物种在该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会沿着小步改进的途径，趋向并最终达到一个局部最优状态，就像一个山谷里的旅行者，如果他每一步都往高处跨，最终会到达离他最近的一个山峰，用数学语言说：他找到了他所在单调区间的最大值；一旦同一环境下的各物种都达到局部最优点，生态系统便进入了均衡态；然而，如果这是进化史的全部故事，我们今天决不可能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实际上，进化史上更重要的故事是：环境条件及其所对应的均衡，总是会被各种不可预见的事件反复打破，而均衡的打破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物种灭绝和新物种大量涌现，然后是新一轮的渐进优化，最终导致新的均衡。

渐进进化的问题是，系统会被锁入到局部最优状态中：一旦你爬上附近的山头，尽管远处的山头更高，你却过不去，因为再跨出任何一步都是“退步”，进化上，退步意味着生存能力的下降和被自然选择淘汰的命运；经济系统也是如此，在均衡点上，每个企业都被锁入在盈亏平衡点附近，向任何方向作出改变都可能导致亏损甚至破产，一些在远期能带来丰厚收益的改良和创新，受到短期财务约束而无法实施，理论上，均衡点上严苛的财务约束使得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实中的创新和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泡沫。

在景气期乐观氛围和宽松信贷条件下，企业财务约束被大大放松，银行家大手大脚四处撒钱，许多原本没有机会的创新项目得以启动，大量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主意因得到风投支持而走出车库。这一过程制造了大量的泡沫，一旦景气翻转，其中95%都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而资本家们也会为当初的头脑发热而懊悔不迭；然而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无知和狂热在推动着经济的长期发展（正如他们的敏锐和精明推动了趋向均衡的短期增长），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产业新星都诞生于上一轮或上上轮泡沫，正是这5%的幸运儿在为经济不断注入活力，打破已有的均衡，创造新的产业格局并掀起新一轮竞赛，这便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

正如算法专家用振荡法解决非单调空间的寻优问题，大自然用环境变动打破生态平衡来推动进化，经济系统的内生景气萧条周期，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动力机制；繁荣期的洪水会填满沟壑，让近处山坡上的人们跨过他们原本无法跨越的荒凉险恶之境，走向远处人迹未至的山头，正如气候变迁曾迫使我们的灵长类祖先走出他们依恋的森林，来到东非稀树草原，而冰川期裸露的大陆架，让我们的智人祖先穿越漫长的印度洋南岸，来到南亚、东亚和澳洲；第一轮互联网泡沫曾令大批ISP破产，却给第二轮繁荣中的网络公司和用户提供了近乎免费的带宽，正是从当初的废墟之中，走出了谷歌、亚马逊和阿里巴巴，他们不仅改变了整个信息产业，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结构。

英国上院改革的背景与走向
辉格
2009年7月31日

近日，英国上院司法委员会在完成最后一批案件审理之后，结束了其延续几百年的使命，按议会本月初通过的《最高法院规则》，12位大法官将从威斯敏斯特宫搬入装饰一新的最高法院大楼，从10月1日起，最高法院将以一个独立的政府分支重新开始运作；此项司法改革，作为布莱尔新工党政府大规模宪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2005年宪政改革法的自然延续，将给英国源远流长且影响深广的司法体制、议会制度乃至宪政结构带来什么变化，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思考。

这项改革最直接的后果是，上院被剥离了其最后一项实质性职能，在历经500多年的权力衰减之后，上院由此近乎成为一个虚设机构；作为封建时代限制王权的贵族会议，上院起源于13世纪初迫使约翰王接受大宪章的25男爵；在14世纪中叶爱德华三世朝，上院连同整个常设两院制国会的职能、法律地位和组织运行规则逐渐得以确立，此时上院在国会中的地位远超下院；上院地位的首次削弱起于15世纪后半叶的玫瑰战争，当时大批贵族死于战场，而同时，随着黑死病过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市镇、商人和下层新贵的地位不断增长，下院在国会的作用随之而稳步提高。

这一力量消长在18世纪晚期乔治三世朝达到转折点，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全球化贸易、自由放任政策，这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权力分布和政治格局，其间长期执政的辉格党人鼓动国王册封了大批新贵族，不仅稀释了上院中代表土地权利的旧势力，更削弱了少数大贵族的个人影响力；上述转变最终导致1832年改革法案，该法案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确立了英国基于平等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也确立了下院的压倒性权力，上院从此日渐衰弱；贵族的最后一次抵抗发生在1909年，当时刚上台的自由党推出了以“人民预算”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大规模增税和激进福利政策，在英国建立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为了击溃贵族的抵抗，下院再次要求国王册封大批新贵来淹没上院，并于1911年通过国会法案剥夺了上院的大部分权力。

此后，上院被禁止对税收和预算法案置喙，对其他法案也只能拖延不得否决，并且拖延适用范围和拖延期被一再缩减，其硕果仅存的实质性权力，便是作为最高上诉机构的司法职能，即便是此项权力也是与枢密院分享的；80年代撒切尔执政期，通过在中断20多年之后重新册封三位世袭贵族并引入多位贵族阁僚，她曾帮助上院作最后一次垂死挣扎；然而好景不长，工党上台后形势急转直下，此次司法改革之后，上院将沦为纯仪式性机构，其存在价值将受到进一步质疑，而这种质疑将为工党的进一步改革铺平道路，其目标是废除上院并代之以一个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从目前的舆论倾向和国会内的态度看来，这一目标很可能会达成；果若如此，倒是用另一种形式在实质上恢复了两院制，对于重建权力分割与制衡结构，不失为一项小小进步。

对于大法官们，与陈腐虚弱的上院脱离关系，以崭新的独立形象履行最高司法职能，将是一个有利的转变，将使他们得以摆脱公众尤其是工党势力对上院的长期偏见和敌意，从而避免未来的国会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冲击；最高法院的分立有助于明确其宪法地位，强化司法独立，甚至在未来有可能拓展其久已失落的违宪审查职能；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种前景并不能抱过高期望，有人说改革重新确立了英国宪政的三权分立结构，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错误评价，实际上自从光荣革命之后议会至上主义确立以来，英国早已不存在三权分立：国王已成虚君，掌握行政权的责任内阁与控制立法权的议会多数派，是二位一体的，上院虽然拥有最高司法权，但这只适用于刑法和民法领域，并没有违宪审查权，它可以在现有法律下审理上诉案，却不能以违宪裁定令国会立法失效。

这种结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权半，真正继承三权分立传统的是美国，英国的宪政制衡更多的依赖于党派制约与妥协能力，和政治家对传统的尊重；然而这种制衡是靠不住的，容易在民意、舆论和政治风向的短期波动下出现剧烈摇摆，这也说明了英国为何在上世纪初和50年代迅速滑向高税收、国有制和福利主义，没有任何制衡力量能对这一浪潮施加阻力；相比之下，美国宪政结构下的制度和政策演变则稳定和保守的多，其中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对行政和立法的制约起了关键作用。

罗斯福新政推出之初便遇到了大法官的强力阻挠，直到1939年罗斯福提名的四位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并得到斯通大法官的支持之后，新政才得以全面实施，到1943年，最高法院有七名大法官由罗斯福提名，加上斯通，新政派几乎填满了最高法院，于是新政各项改革才得以牢固确立，也给此后30年的制度演变定下了基调；80年代当里根开始自由化改革之际，新政派已从最高法院消失，有六位大法官分别由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福特提名，这是里根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而在英国，我们完全看不到司法机构在政治生活中的类似地位，本次改革，或许会为英国大法官拓展其宪法制衡作用提供一丝机会，但考虑到议会至上主义在英国的根深蒂固，人们并不能抱太高期待。

以干预应对风险实属南辕北辙
辉格
2009年7月24日

浙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省份之一，更是土生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去年的金融危机中，浙江经济遭受的冲击也非常大，特别是在信贷冻结的那几个季度里，暴露出许多企业风险管理糟糕透顶，少数企业更是不负责任的背负巨债从事证券期货和衍生品投机，结果一些企业因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垮塌，造成一连串连锁不良反应，包括欠薪雇员和债主的不满和骚动；这些反应迫使当地政府出手调解和救助，给这些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这一背景下，浙江省和一些地市政府年初以来酝酿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拉动经济走出低谷，并防范今后出现类似风险；这些措施中，不乏深化改革开放和加强制度建设的内容，比如加大引进外资力度、鼓励民企对外投资、改革户籍和人事制度以便引进人才、推进小额贷款、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等，值得赞赏和期待。

但是从近日传出的消息看，当地政府的应对举措，正在从深化改革开放迅速转向加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介入和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干预，用一位政府智囊的话说，“这是政府理直气壮的接棒”；所谓接棒是接两根棒：政府将作为投资主体积极参与投资，包括参股民营开发项目，旨在拉动经济和引导产业升级，第二根棒则更为直接和深入，政府将介入企业的风险管理，甚至在民企组建党工委和纪工委，向企业派驻督察官员，据报道，年初以来绍兴县已向21家大型民企派出了首批19位政府官员，担任“驻企指导员”。如此直接和深入的干预经济和企业经营，无论对于经济发展还是风险防范，都不是可取的方法，相反，它很可能使浙江丧失多年来所拥有的管制宽松、创业与准入自由、经营灵活的制度和政策条件，而正是这一条件所营造的优良的投资与营商环境，为浙江这个历来自然资源贫乏、缺少政策扶持、少有重点建设项目的省份，造就了繁荣和增长的奇迹。

一个拥有大量自主经营企业的经济体中，难免有一些风险管理不善的企业，甚至过度投机的赌徒，在金融条件恶化时，也难免会出现破产、失业和债务纠纷；但政府干预并不是防范这些风险的有效方法，相反，干预常常会制造和加大风险；九十年代银行业改革的历史表明了，地方政府对投资的主导和对银行信贷的干预，是大部分银行坏账的根源，那次改革的核心，正是在于切断地方政府与各大国有银行当地分行之间的人事、决策和利益纽带，把地方分行从服务于当地经济政策的工具，转变为完全受总行控制的分支机构；那次改革是成功的，在切断地方干预纽带、完成银行垂直化集中之后，国有银行的坏账率才得到控制，最终达到了巴塞尔标准并成功上市。

现在，让政府重新扮演投资主体角色、介入企业经营和风险管理，显然与上述已被证明有效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事实也表明，政府官员在风险识别和判断上，并不比企业家、投资者和银行做得更好，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高风险项目和盲目扩张行为，不仅没有政府官员出面提示风险，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官员也是在事后才发现问题所在；然而，在事后人人都知道问题所在，那些直接受损的供应商、债权人、银行和股东，更是有切肤剜肉之痛，马后炮式的管制和干预起不到实际作用，只能为那些本该自己辨别风险、自行承担责任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一个倾泄怨气和怒火、转嫁和推卸责任的出气筒。

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之一，是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而法律和政府的作用，便是将每项责任真正落到那个该为之负责的人头上，只有这样，市场有效运行所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建立；银行和投资者把钱投入一个高风险项目，或借给一个爱冒险的投机者，就要做好丧失本金的准备，如果债务人掩盖风险而构成欺诈，或卷款潜逃，政府有责任进行调查、追捕和司法救济，政府出于社会稳定考虑为雇员和大众债权人垫款，也在情理之中，但如果政府取代债权人、股东、供应商和评级机构的地位，直接承担监控企业风险的责任，那么，那些本该自己承担风险责任的市场参与者，如何才能培养起承担该责任的能力和习惯呢？这样做只会使他们越来越不负责任。

更糟糕的是，政府官员不是商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他们既不具备识别商业和金融风险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更没有面对风险的审慎、敏感和洞察力所需的财务约束，相反，他们的施政目标、税收目标、政绩要求、甚至个人利益，都会让他们偏离风险控制目标；因此，政府派官员介入企业风险管理，实在是南辕北辙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控制风险，还会削弱企业经营决策的独立性，更提供了一个滋生腐败的温床，殊不可取。

（按：篇幅没控制好，有点虎头蛇尾，后半截草草收场，有机会再细写吧）

全球复苏何时来临？
辉格
2009年7月20日

在美联储最近一次例会上，委员们对宏观经济形势作出了谨慎乐观的评价，将今年的增长率预期从-1.3%至-2%上调到-1%至-1.5%，将明年的增长预期从2%至3%上调至2.1%到3.3%；他们的基本判断是，衰退即将结束，下半年美国经济将恢复增长；他们同时认为，失业率可能继续上升，并且在整个明年都保持高位，直到2011年才开始下降。与其他各方相比，美联储看来是较为乐观的，近来，国会对衰退的持续和失业率的上升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的效果，一些议员正在推动第二轮刺激方案，这也得到了金融界不少人的响应，巴菲特甚至将第一轮刺激比作“半片伟哥”；那么，本轮周期究竟走将如何走完它余下的路程？复苏将在何时来临？

解答这一问题不容易，但看出许多流行解法的错误却很容易。首先，把眼睛盯在政府刺激方案的实施效果上，试图从中看出周期发展趋势，这就像坐在病床前观察输液瓶里的气泡运动，试图以此评估健康状况和病情发展，一样的不得要领。在去年贝尔斯登和雷曼相继垮塌、信用全面冻结、金融市场面临崩溃的那几个季度中，政府确实起了关键作用，鲍尔森方案避免了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然而这一过程在今年一季度已经结束，银行间的冻结已经解除，后来的公私合营毒债券剥离计划则是画蛇添足，既无必要也难推行，应者寥寥；周期发展到这个阶段，政府已经做不了什么，在美国这样充分市场化、又没有庞大国营体系的国家，政府对实体经济的推动能力很小；所以，观察者现在应该把眼光从政府转向产业界、企业家和银行家。

许多悲观看法都来自于对失业率的担忧，这也是不对的，在复苏过程中，就业率通常是较晚回升的指标，如果我们只盯着失业率，就会错过复苏的早期信号；过分担忧失业率是不必要的，相反，周期作为创造性毁灭过程，伴随着就业率的大幅波动，是经济体系实现新旧更替、资源配置得以重组的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周期按其自身的逻辑走完全程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放到美欧对比中就容易看清楚：在管制和劳动法相对宽松的美国，危机初露端倪之时，企业便迅速作出反应，削减产能和裁员等收缩措施很快推出，反映在最近两个季度的报表上，美国企业营收大幅减少，但利润却普遍得以维持，甚至还有上升，而劳动生产率则继续保持多年来的快速上升；相反，德国在去年下半年失业率居然还在下降，与此相伴的自然是生产率下降和大面积亏损；这一对比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体面对危机时的调整能力，也预示了它们在未来的复苏中将更有能力把握住机会并创造出新的增长。

回到最初的问题：衰退何时结束？复苏何时来临？这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按熊彼特的周期理论，每次周期的最初动力都来自一个创新浪潮，而上帝未曾保证创新浪潮是按固定节奏到来的，所以两次周期之间完全可能有一个平坦期。引发本轮周期的创新浪潮，是供应链重组和与之相伴的全球产能转移，与技术型创新不同，它是一次资源配置型创新；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管理方法和外包合约形式的演进，以及贸易自由度的提高，跨国企业获得了空前的供应链切割与整合能力，大量产能向低成本新兴地区转移，产能迁移首先带来了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浪潮，提升了对资本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造就了周期的繁荣段；接着，当被转移的产能最终释放出来时，对旧模式的毁灭便开始了。

这是熊彼特周期的常规形式，然而这次不同的是：按以往经验，随着中国产能的全面释放，本次周期原本会在2004年前后在美国造成一次显著的衰退，可实际上却没有，为什么？根源在于中国的资产市场，像过去15年这等规模的制造业扩张，本该大幅推高中国的资产价值，尤其是土地和股票的价值，就像70年代的日本那样；但实际上，由于产权不明确和资本市场不发达等原因，中国的资产市场化进程受到了严重阻碍，土地被束缚在旧体制下无法大量进入市场，而企业上市通道也受到严控；这样，即便房地产和股票的价格已经被抬高到荒谬的程度，但价高量小，总的资产价值仍然很小；由于资产供给严重不足，工业扩张中产生的巨额利润和要素收入，找不到足够的投资对象，结果，大量富余资金以外汇储备的形式转而流向了美国资本市场，后者推动了美国资产价格的膨胀，并抵消了其产能外迁所带来的衰退动力；然而，如此推高的资产价格被证明是无法维持的，泡沫最终由一次金融危机来消除。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本轮周期的见底标志便是资产价格止跌，这个条件看来已经满足，所以，关注的焦点应转向第二个问题：复苏何时来临？按熊彼特理论，周期的主动变量是创新和企业家行为，因而失业率、消费价格、大宗商品价格、甚至利率，都不是恰当的观察指标，只有那些能直接反映企业家创新和投资意愿的指标，才能让你及时捕捉到复苏的早期信号：低流动性资本品投资额、新开工项目、新产品研发计划、以创新企业为对象的并购、风险投资、高薪挖墙脚等等，至少眼下，这些方面还看不到多少积极信号。

（按：我对该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全总想把中国工人变成他们的奴工。最近小鬼们一个个跳的很欢，骗子的黄金时代到来了，连仰融都要回来啦，呵呵）

警惕劳动制度的计划回归
辉格
2009年7月21日

日前，全国总工会发布了《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企业尤其是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得单方面制定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要求由行业工会代表工人与企业或行业协会谈判，以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来确定行业内工资水平、劳动定额和最低工资标准；这是一项重大而危险的举措，近年来，政府对劳动市场的管制日益严厉，但此前的措施，主要还是对企业行为划定边界和施加外部约束，而全总的这一行动，则已经把干预深入到了企业内部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这样的深度干预，很可能使得历经三十年艰辛改革所达致的自谋职业、自主协议、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向计划经济时代封闭僵化低效的国营职工体系回归，值得引起各方警惕。

全总副主席在答记者问时表示，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是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作法；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众所周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会，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是接受党和政府领导的，是全国自上而下统一组织的，是覆盖全部行业和任何可能的就业者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无论在目标指向、政策精神、运行规则、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上，都历来并将继续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因而，全总的“指导意见”，实际上等同于政府政策，全总的要求和措施，等同于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措施；“着力推动各级政府主导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协助政府强化对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调控”，《指导意见》中的这一句，明白无误的揭示了这一点。

与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制定具体的工资标准和劳动定额，需要深入到企业的生产、工艺和财务过程中去，必须掌握这些环节的细节，标准制定工作才有可能开展；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生产流程和工艺路线，职能分工和岗位设置也千差万别，企业不可能为所有岗位设置统一的工资水平和劳动定额，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岗位固定工资和定额化绩效管理并非有效的管理方法，不同的企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也会采用不同的绩效管理和薪酬计算方法；采用何种恰当的激励机制和薪酬体系，历来是企业管理中的难题，很难想象，那些由总工会指派的首席协商代表们（按《指导意见》将“由行业所在区域相应一级的工会主席担任”），能够把握和理解这一过程中所涉及的管理细节和激励作用，从而找出对特定企业有效的工资标准和定额水平。

如果薪酬体系由政府或全总主导设计，由于岗位、工种和资历差异决定了单一工资水平和定额不可能实行，结果必然是向等级化方向发展：工人按熟练度和资历分为一级工到八级工，技术岗位从技术员到工程师到高工，管理岗位从科员、科级直到部级分成六等十八级，等等；这正是三十年前所实行的制度，也是各国公务员体系所采用的方式；这样的体系，无论好坏，是政府主导下的人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无论东方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概莫能外；然而，固定等级化体系显然不适合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以想象，企业为了规避管制很可能将大部分雇员定为最低的几个级别，然后用另一套激励方法（比如奖金）来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但这样一来全总大概会有意见，它的应对办法是把各等级的比例甚至名额固定下来，于是，工人今后想要提升级别就要获得工会批准；如此发展的结果，全总将逐步接管企业的劳动和人事体系。

劳动者，和其他资源拥有者一样，一旦把自己的谈判权利让渡出去，而且是不可撤消的永久让渡给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单一组织，那么，他从这份资源获得的收入必然会减少；那些与经纪人签订了长期排他性合约的明星们，应该最清楚这一点；对于明星们，他们用这一代价换来了从无名之辈变成明星的机会，那么，当我们的工人因法律的规定而不得不将其劳动价格谈判权让渡给全总之后，他们将换来什么呢？长久以来，生存于最底层的几亿农民，没有出租或转让其土地的权利，因而错失了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他们小本经营的尝试得不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却遇到了无数法规的管制和城管的驱逐，他们唯一的机会是出售劳动，如今，不仅这一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束缚，他们还不得不聘请全国总工会做他们的经纪人。

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曾经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也是推动国民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一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灵活自由的雇佣制度和劳动市场，它既给企业带来了增长，也为劳动者创造了收入；现在，这一增长机会正在被管制所扼杀，近年来一系列的管制法规和措施，将使劳动市场逐渐失去其来之不易的开放性和灵活性，而全总这次深入企业经营细节的深度干预措施，无疑又会将强化管制趋势向前大大推进一步。

（按：这场争斗主要是内斗，不是外斗）

价格双轨制残余有待扫除
辉格
2009年7月20日

铁矿石的僵局仍未打破，目前的体制显然已难以为继，企业不可能年复一年的忍受谈判僵局所造成的供给和价格不确定性；然而出路在哪里，业内各方和政府各部门的看法似乎难以调和，据近日传出的消息，主管部门可能要将大幅收缩铁矿石进口权，将拥有进口资质的企业从目前的100多家减少到10家左右；通过强化进口垄断权来提高价格谈判地位，这一努力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它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将妨碍国内钢铁市场通过竞争机制优化结构与资源配置和调整产能的过程，结果将是保护了效率低下的落后企业，而抑制和伤害相对高效的优秀企业。

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已开始引入，而计划体制还未全面退出之际，价格双轨制一度普遍施行；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双轨制不仅带来大规模腐败，造就大批倒爷，更严重扭曲了产业内的激励机制；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越来越多的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而忽视了技术和管理等企业素质的提升，许多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的企业，仅仅凭借价格特权便可活得十分滋润，而高管们通过批条子也获得了丰厚的个人收入，有些国企甚至退化成了专事倒卖的空壳；90年代后期以来，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但一些行业仍然存在着双轨制的残余，特别是石油、化肥、矿石等大宗物资进口领域，以进口专营权为其新形式的价格特权，让个别企业坐收巨额垄断利润，也日益为业界和大众所诟病。

如果拥有进口资质的都是纯贸易公司，那么，尽管生产企业和消费者被无端剥走了一块垄断租金，但还不至于造成行业激励扭曲，因为生产者面对的是同样的价格；然而在目前所施行的进口专营制度下，拥有进口权的往往同时也是生产商，正是这一点是最为有害的，它保护了低效率企业和落后产能，妨碍了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压制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特权企业和它们的支持者或许会说：与民营中小企业相比，我们拥有更高端的技术、更丰富的行业经验、更多的大学生、博士和专家、更整齐漂亮的现代化厂房、更豪华的办公楼，当然是我们代表了先进产能；然而所有这些都证明不了企业的先进和效率，市场经济中，唯有价格和利润是最终的裁判者。

许多大型国企，凭借进口特权获得低价原料，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扶持，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却屡屡亏损，相比之下，民营中小企业既要承受二三手市场高价原材料，又缺乏政策和信贷支持，却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的产品，不仅能生存下来，还能盈利和增长，谁才是先进产能和优秀企业，应该不难分辨；市场竞争如同生物进化，只有经受了环境考验，在激烈而开放的竞争中存活下来的个体，才有理由宣称自己是先进和优秀的，而任何器官和能力的发达并不能说明问题，任何用特权和与世隔绝的优裕条件供养起来的个体，都不可避免的走向退化和落后，把家猪和奶牛放出去跟野猪野牛比一下，你就明白什么是先进与落后了。

每一次经济衰退，也都是淘汰过时低效企业的过程，这是市场演化得以进行的方式，利用这一时机开放大宗物资进口市场，消除价格双轨制的残余，为国内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将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