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劳动恶法又一例，见新浪报道：
新华网天津1月8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通过《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禁止用人单位以实习名义廉价使用在校学生。该条例将于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规定除学校按照教学要求组织的实习外，单位以实习名义招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每招用一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根据《条例》，以下七种行为也属于不法用工，包括：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扣押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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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恶法又一例，见新浪报道：
新华网天津1月8日电(记者 周润健)天津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通过《天津市就业促进条例》，禁止用人单位以实习名义廉价使用在校学生。该条例将于2009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规定除学校按照教学要求组织的实习外，单位以实习名义招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照每招用一人处以五百元罚款。
根据《条例》，以下七种行为也属于不法用工，包括：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扣押员工身份证、职业资格证书或其他证件；向劳动者收取保证金、抵押金及其他财物；雇佣童工；招用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招用无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特殊工种的；以招用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进行其他违法活动。
穷人与他们何怨何仇，要如此断人生路？
去年我在一个旧帖里介绍过沃森测试，我在Matt Ridley的The Red Queen里读到它，该测试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逻辑结构完全不变的一个问题，当它用抽象符号表达时，大部分人不会解答，当它被描述为侦探型问题（即事实探索型的）时，多数人很快找到正确答案，当它被描述为社会规则型问题时，多数人迅速给出答案，但答案与被测试者的身份强烈相关，此时逻辑能力靠边站了。
Matt Ridley –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Chapter 10 THE INTELLECTUAL CHESS GAME (Sect7) GOSSIP’S GRIP
……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ieces of evidence for deception’s role in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experiments that Leda Cosmides did whe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at Gerd Gigerenzer and his colleagues did at Salzburg University. There is a simple logical puzzle called the Wason test, which people are bafflingly bad at: It consists of four cards placed on the table. Each card has a letter on one side and a number on the other. At present the cards read as follows: D, F, 3, 7. Your task is to turn over only those cards that you need to in order to(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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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在一个旧帖里介绍过沃森测试，我在Matt Ridley的The Red Queen里读到它，该测试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逻辑结构完全不变的一个问题，当它用抽象符号表达时，大部分人不会解答，当它被描述为侦探型问题（即事实探索型的）时，多数人很快找到正确答案，当它被描述为社会规则型问题时，多数人迅速给出答案，但答案与被测试者的身份强烈相关，此时逻辑能力靠边站了。
Matt Ridley -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Chapter 10 THE INTELLECTUAL CHESS GAME (Sect7) GOSSIP'S GRIP
……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ieces of evidence for deception's role in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experiments that Leda Cosmides did whe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at Gerd Gigerenzer and his colleagues did at Salzburg University. There is a simple logical puzzle called the Wason test, which people are bafflingly bad at: It consists of four cards placed on the table. Each card has a letter on one side and a number on the other. At present the cards read as follows: D, F, 3, 7. Your task is to turn over only those cards that you need to in order to prove the following rule to be true or false: get card has a D on one side, then it has a 3 on the other.
When presented with this test, less than one-quarter of Stanford students got it right, an average performance. (The right answer, by the way, is D and 7.) But it has been known for years that people are much better at the Wason test if it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can be set as follows: "You are a bouncer in a Boston bar, and you will lose your job unless you enforce the following law: If a person is drinking beer, then he must be over twenty years old." The cards now read: "drinking beer, drinking Coke, twenty-five years old, sixteen years old." Now three-quarters of the students get the right answer: Turn over the cards marked "drinking beer" and "sixteen years old". But the problem is logically identical to the first one. Perhaps the more familiar context of the Boston bar is what helps people do better, but other equally familiar examples elicit poor performance. The secret of why some Wason tests are easier than others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psychology's enduring enigma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have solved the enigma. If the law to be enforced is not a social contract, the problem is difficult—however simple its logic; but if it is a social contract, like the beer-drinking example, then it is easy. In one of Gigerenzer's experiments, people were good at enforcing the rule "If you take a pension, then you must have worked here ten years" by wanting to know what wason the back of the cards "worked here eight years" and "got a pension"—so long as they were told they were the employer. But if told they were an employee and still set the same rule, they turned over the cards "worked here for twelve years" and "did not get a pension," as if looking for cheating employers—even though the logic clearly implies that cheating employers are not infringing the rule.
Through a long series of experiment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proved that people are simply not treating the puzzles as pieces of logic at all. They are treating them as social contracts and looking for cheats. The human mind may not be much suited to logic at all, they conclude, but is well suited to judging the fairness of social bargains and the sincerity of social offers: It is a mistrustful Machiavellian world. ……
当时我评论到：
如果告诉你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原材料暴跌，大伙儿很可能拍手叫好，但如果告诉你原材料价格暴涨，你就很可能觉得事情很糟糕，其实是一码事。 类似的例子很多，人的理性就是如此。
Leda Cosmides的原始论述可参见：The logic of social exchange: Has natural selection shaped how humans reason? Studies with the Wason Selection task.
人的所谓“智力”，严重依赖于的问题情境，一旦脱离熟悉的情境，天才也可以变得十分愚蠢，什么洞察力、判断力、逻辑能力，可以统统丧失殆尽，这方面，哲学家、科学家、精明商人，都未曾免俗。这里再补充个例子，西蒙vs埃利希的十年之赌（摘自：张玉路<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的赌博>）：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记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口爆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发布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
前些天关于自由意志的交谈中，MiniTrue曾提到寄生虫通过操纵蚂蚁爬上草尖让羊吃，来提高自身传播机会的，刚刚又看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寄生虫改变蚂蚁体型和外观来吸引吃浆果的鸟，从而提高传播到鸟体内的机会。下面摘自科学网的报道：
5.可模拟水果的寄生虫
线性寄生虫
没被发现的寄生虫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Myrmeconema neotropicum却具有其他寄生虫不具备的能力：模拟水果。被这种寄生虫感染的蚂蚁，尾部会变得又红又大，看起来就像一颗熟透的浆果，从而成为喜食浆果的小鸟的捕食对象。小鸟将这种蚂蚁吞下肚后，此类寄生虫的虫卵会随着鸟儿的粪便传播开来。
“温室的”提供了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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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关于自由意志的交谈中，MiniTrue曾提到寄生虫通过操纵蚂蚁爬上草尖让羊吃，来提高自身传播机会的，刚刚又看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寄生虫改变蚂蚁体型和外观来吸引吃浆果的鸟，从而提高传播到鸟体内的机会。下面摘自科学网的报道：
5.可模拟水果的寄生虫
线性寄生虫
没被发现的寄生虫相对来说比较多，但是Myrmeconema neotropicum却具有其他寄生虫不具备的能力：模拟水果。被这种寄生虫感染的蚂蚁，尾部会变得又红又大，看起来就像一颗熟透的浆果，从而成为喜食浆果的小鸟的捕食对象。小鸟将这种蚂蚁吞下肚后，此类寄生虫的虫卵会随着鸟儿的粪便传播开来。
“温室的”提供了更多细节：
其实有时候单从一个科学短讯的翻译版本并不能够获得全部信息。如果读过论文原文，你们会知道线虫寄生对蚂蚁发生的改变也包括1腹部的上举和2腹部的易脱落，都是使拟态浆果的腹部更容易被鸟类发现，不管是在蚂蚁身上还是不在了。关于它们的‘意识’方面，我们目前只知道，表观上，获得寄生的蚂蚁能够同正常同类交流；其他方面，比如它们是否是‘有意识’地上举腹部，等等，仍然不得而知。另外，在蚁群中的感染率为2%～10%，在观察到的被感染的个体中，它们在植物上的觅食时间与正常的无统计学上的差异……
刚刚看到新闻，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于24日在麻省Martha’s Vineyard去世，享年81岁。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是我的政治学启蒙著作，在我的视野内，这是第一次尝试以科学的方法建立政治学的努力。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尽管我对晚期亨廷顿的思想不甚赞同，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引用他的思想（好像是我引用过的唯一政治学家），下面是其中一段，摘录于此，以资纪念：
S.P.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评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他是用两个变量——民众政治动员程度和政治组织化程度，作为分析的基础，并提出（大意如此）：
1）低动员度＋低组织度＝传统社会
2）高动员度＋低组织度＝动荡社会
3）高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民主社会
基于这一框架，他指出传统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组织化过程赶不上社会动员的加速过程，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第四种取值（低动员度＋高组织度）将导致什么？亨廷顿没说，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将导致极权社会。所以，我加上第四个等式：
4）低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现实意义是：在一个动荡社会中，如果一个团体（比如一个列宁式的政党，或罗马天主教会），凭借其发达的组织能力，成功地利用了先前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建立起一个强势政府，随后又利用其强大的组织机器，压制了民众大规模参与（因而降低了动员度），就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政治后果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它由一个在第三等式的政治后果中脱颖而出的强势组织建立的。
我基本上同意亨廷顿的分析框架，但我不太同意他对组织化程度这一变量的现实解释。按他的说法，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程度主要依赖于现代化综合性政党的建立。所谓综合性政党，是指能汇集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和各种专门社团的政治诉求，并具有足够的弹性，能随其所容纳的民众参与的政治倾向的改变而随时修订其政治纲领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是典型的综合性政党，而欧洲的某些国家（比如意大利）中林立的小党则因为代表面狭窄、纲领的目标单一性和缺乏弹性而不符合条件综合性规定，他指出，正是由于政党对政治参与的整合度低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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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看到新闻，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于24日在麻省Martha's Vineyard去世，享年81岁。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是我的政治学启蒙著作，在我的视野内，这是第一次尝试以科学的方法建立政治学的努力。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尽管我对晚期亨廷顿的思想不甚赞同，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引用他的思想（好像是我引用过的唯一政治学家），下面是其中一段，摘录于此，以资纪念：
S.P.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评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他是用两个变量——民众政治动员程度和政治组织化程度，作为分析的基础，并提出（大意如此）：
1）低动员度＋低组织度＝传统社会
2）高动员度＋低组织度＝动荡社会
3）高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民主社会
基于这一框架，他指出传统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组织化过程赶不上社会动员的加速过程，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第四种取值（低动员度＋高组织度）将导致什么？亨廷顿没说，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将导致极权社会。所以，我加上第四个等式：
4）低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现实意义是：在一个动荡社会中，如果一个团体（比如一个列宁式的政党，或罗马天主教会），凭借其发达的组织能力，成功地利用了先前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建立起一个强势政府，随后又利用其强大的组织机器，压制了民众大规模参与（因而降低了动员度），就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政治后果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它由一个在第三等式的政治后果中脱颖而出的强势组织建立的。
我基本上同意亨廷顿的分析框架，但我不太同意他对组织化程度这一变量的现实解释。按他的说法，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程度主要依赖于现代化综合性政党的建立。所谓综合性政党，是指能汇集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和各种专门社团的政治诉求，并具有足够的弹性，能随其所容纳的民众参与的政治倾向的改变而随时修订其政治纲领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是典型的综合性政党，而欧洲的某些国家（比如意大利）中林立的小党则因为代表面狭窄、纲领的目标单一性和缺乏弹性而不符合条件综合性规定，他指出，正是由于政党对政治参与的整合度低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化的要素中，政党只是其中相对次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多层次自治能力。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其各组成部分是否有能力维持其自身稳定。检验一个社会维持其自身稳定的能力，最好的机会是看其在上级结构瓦解时，能否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大社会的建立，因而依赖于其各部分由小到大、自下而上、在自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连续过程。
按照上述标准，一个极权社会可以是稳定的，但它的稳定是脆弱的，它依赖于加在社会顶层的极权机器，一旦这个机器瓦解了，支撑它的自上而下的中间结构将随之迅速崩溃。
在崩溃后的一盘散沙上，将建立起什么？——这取决于下列几个因素：
1）崩溃所引发的民众动员程度；
2）散沙们的自组织能力；
3）自组织力量中，自下而上力量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对比；
4）外部施加的组织化力量及其性质。
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重新建立一个稳定且非极权社会的希望在于，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来得及吸收被迅速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并且胜过其他自上而下进行组织的力量。
如果有决定性的外部力量介入，结果将取决于这一力量的性质，它是鼓励和容纳自下而上的组织？还是相反，把自己的组织机器自上而下的推行？
另一段，来自我在汶川震灾期间的一篇评论：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科学网报道了MIT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著名科学家的逝世，常导致“其合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明显下降，甚至能持续到数十年”：
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家Pierre Azoulay及其同事列出了一份近9000名著名生命科学家的名单。这些科学家在过去30年中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得到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最大资助，赢得过多项大奖，或是达到了其他类似标准。研究小组研究了其中161名科学家，这161人逝世的时候都在67岁以下，而且所有人在逝世前都非常高产。……
接下来，利用论文文献数据和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的成员名册，研究人员收集了与这些已逝科学家合作的教授们的名录。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著名科学家逝世以后，他们的那些合作者发表的论文量降低了5%至10%。
对此，Azoulay的解释是：
Azoulay表示，科学家的逝世带走的不仅仅是技能。虽然不久以后其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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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网报道了MIT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著名科学家的逝世，常导致“其合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明显下降，甚至能持续到数十年”：
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家Pierre Azoulay及其同事列出了一份近9000名著名生命科学家的名单。这些科学家在过去30年中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得到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最大资助，赢得过多项大奖，或是达到了其他类似标准。研究小组研究了其中161名科学家，这161人逝世的时候都在67岁以下，而且所有人在逝世前都非常高产。……
接下来，利用论文文献数据和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的成员名册，研究人员收集了与这些已逝科学家合作的教授们的名录。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著名科学家逝世以后，他们的那些合作者发表的论文量降低了5%至10%。
对此，Azoulay的解释是：
Azoulay表示，科学家的逝世带走的不仅仅是技能。虽然不久以后其他人也能具备相似的技能，但研究小组发现，在他们逝世后很多年，合作者论文发表量仍然比以前低。Azoulay同时排除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顶尖科学家的逝世使得他们的合作者与期刊编辑或是资助机构的联系中断了。实际上，Azoulay认为，各个小同行的科学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各个合作者都为这个网络贡献思想。所以当著名科学家辞世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知识和思想上的损失。
Azoulay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结果其实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有人称之为库恩主义）的一个极佳例证。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并非一个连续的渐进积累过程，而是通过一次次革命来实现，渐进积累只存在于两次革命之间所谓“常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科学共同体遵循一套公认的“范式”。
科学革命——新理论体系取代旧理论体系——得以进行的方式，并非朴素证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判决性实验，旧理论被推翻，新理论继续；实际上，新旧理论遵循不同范式，根本无法对话（这两句是我的发挥），所谓判决性实验不会让旧理论的拥护者放弃，果真如此的话，该理论当初就不会发展起来，因为每个新理论在创建之初都面临一大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朴素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一开始就该被抛弃；相反，库恩把这些无法解释的部分叫做“难题”，历史上，理论的常规发展阶段，正是不断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是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这不是通过范式之间对话或决斗实现的，而是新范式因其优势而不断吸引追随者，而旧范式的拥护者不断衰老死去，而最终实现的【注】；至于什么样的优势能吸引追随者，库恩好像没说清楚，这一点上，我认为拉卡托斯比较有说服力。
不难看出，库恩理论，是一种观念的进化论：各种观念系统通过竞争它的追随者的头脑而获得自身的繁荣，科学只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一种。
注：哈佛的科学史教授伯纳德·科恩（I. B. Cohen）在《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Science）里详细描述了历次重大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过程，可参考。
上月，当谷歌地球推出3D虚拟古罗马时，我将其视为Google Earth/Maps为引入时间轴而迈出的第一步，现在，Google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尤为可喜的是，这一步来自谷歌中国，那就是谷歌的赤壁地图。
看上去这幅地图的专业水平很高，我特别留意了江苏沿海和杭州湾的海岸线之古今差异，当时长江入海口还在京口（镇江），据说在金陵还能感觉到海潮。
在这款赤壁地图中，谷歌从建安十二年的三顾茅庐开始，经历了曹操南征、长坂之战、鲁肃寻访刘备、诸葛亮出使江东、赤壁之战、南郡之战、荆南略地、合肥之 战、蒋干说周瑜、刘备借荆州，一直到建安十五年的周瑜逝世。倘若该事件有移动，就会在地图上按照三国的颜色显示移动路径，并展示内容介绍。
这款专业地图，由谷歌中国团队制作。赤壁之战地图中所使用的各种数据，为参考《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郡县表》等书籍资料，以及维基百科等网站，整理获得。 人物肖像，事件相片等，为中国电影集团授权使用之电影《赤壁》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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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当谷歌地球推出3D虚拟古罗马时，我将其视为Google Earth/Maps为引入时间轴而迈出的第一步，现在，Google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尤为可喜的是，这一步来自谷歌中国，那就是谷歌的赤壁地图。
看上去这幅地图的专业水平很高，我特别留意了江苏沿海和杭州湾的海岸线之古今差异，当时长江入海口还在京口（镇江），据说在金陵还能感觉到海潮。
在这款赤壁地图中，谷歌从建安十二年的三顾茅庐开始，经历了曹操南征、长坂之战、鲁肃寻访刘备、诸葛亮出使江东、赤壁之战、南郡之战、荆南略地、合肥之 战、蒋干说周瑜、刘备借荆州，一直到建安十五年的周瑜逝世。倘若该事件有移动，就会在地图上按照三国的颜色显示移动路径，并展示内容介绍。
这款专业地图，由谷歌中国团队制作。赤壁之战地图中所使用的各种数据，为参考《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郡县表》等书籍资料，以及维基百科等网站，整理获得。 人物肖像，事件相片等，为中国电影集团授权使用之电影《赤壁》剧照。
我期待的东西不远了。
我在今年3月4日的饭文<计划生育，何去何从？>里曾说到：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的最新报告（见财经网报道）支持了上述估计，实际上比我的估计还略低：
在对比了11个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或估计后发现，包括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在内的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实际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处于1.35-1.5的很低水平；而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规划和宣传中，中国的生育率却十余年维持在1.8……。郭志刚介绍，计生委之所以坚持1.8的生育率，主要是考虑调查存在漏报的可能性……但其实，在郭志刚看来，有很多个因素支持着中国的低生育率。首(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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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今年3月4日的饭文<计划生育，何去何从？>里曾说到：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的最新报告（见财经网报道）支持了上述估计，实际上比我的估计还略低：在对比了11个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或估计后发现，包括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在内的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实际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处于1.35-1.5的很低水平；而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规划和宣传中，中国的生育率却十余年维持在1.8……。郭志刚介绍，计生委之所以坚持1.8的生育率，主要是考虑调查存在漏报的可能性……但其实，在郭志刚看来，有很多个因素支持着中国的低生育率。首先，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73个，可见现行生育政策压制了生育意愿。其次，1996年-1999年期间，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生育率平均降低了0.23，这一因素以前却被忽略了。此外，胎儿性别鉴定、不孕症、生活方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为1.19，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的1.41）都使得生育率存在着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真实的生育率应该处于1.8以下，接近调查的结果。
……第二，性别比例失衡，男孩多过女孩。中国“一孩半”地区的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124.7:100 ……第三，现行生育政策会使劳动力资源（18岁—64岁）从2030年的9.59亿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的主要是的青壮年劳动力。而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50年的27.8%。老年抚养负担也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劳动者供养1位65岁及以上老人，增加到2050年的平均每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还有更惊人的数字：据《上海市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报告》，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从94年开始低于1，2002年降到0.77，（据说）后来最低降至0.64，今年据说回到0.95（未见官方数据）。 0.64，意思是每100个妇女只能养大不到30个女儿，这好像就是种族灭绝吧？呵呵。 注：长期人口模型中，男性数量是一个可以剔除的无关变量。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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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曾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几年的一连串恶政——打击房地产市场、取消出口退税、新劳动法……——没有遭到地方政府有力抵制？他们很明显是这些政策的受害者。要知道，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抵御能力还是很强的。
我得到的答案是：这一切都开始于1994年，尽管当时的第二轮改革开放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但正是那一年的税制与财政改革埋下了祸根，现在，我更加确信当初的判断：税制与财政改革、银行公司化、央企集中化重组，老朱的这三项伟业极大强化了中央政府，造就了其对地方政府的压倒性权力，今天，任何政策都不再会遇到有效抵抗了。当时我说：
……看来朱RJ确实太能干了，埋下两个大祸根：金融集中和国税系统，这对别人是不可能的任务。 如今H-W打打杀杀，牛气的很，手段却是老朱留下的，十几亿人将长期为此受苦。……坏就坏在“经济上较有头脑”，“每遇事束手无策”才好。……说过了，没有老朱留下的九齿耙，折腾不出这么多玩意儿。能干什么有时比想干什么更重要。……
刚刚看到Hugo Restall在WSJ上的文章<中国改革路漫漫>，对始于90年代后期的大逆转作出了准确的评估，一个老外对中国的认识达到这个程度，不容易：
……不幸的是，这段高速增长时期即将结束，而全球金融危机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改革的钟摆目前再次摆回到了意识形态竞争和大政府政策一方。由于中国仍然没有就自由市场改革的价值达成确切共识，那些由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人士正转变为欧洲风格的社会民主党人。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官僚主义开始重建他们的权威。北京确定了通过改进税收体系，带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重新达到20%。去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达到了20.8%，增幅高达32.4%，远远超过了中国经济11.4%的增速。
政府支出也在迅猛增加，这是意识形态重新转向中央集权经济体制的标志之一。政府领导人将自己描述成化解所有问题的答案，传达出他们愿意动用公共资源帮助那些被新经济繁荣所抛弃的人群，而不是打算发展新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虽然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规模较小，不过正在迅速发展。考虑到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这可能难以维系。
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段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罕见的程度欢迎外国贸易与投资的时期后，北京正悄悄改变政策，对海外产品和投资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中国政府力促缔造新的龙头企业，它们通过各种所有权结构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享受着国有银行提供的慷慨融资。中国新制定的劳动法也远远超过了基本的；劳动保护范围，鼓励工人组织工会，与管理层进行抗争。
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真正私有部门的机会，而这个部门一直是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推动力。随着增长放缓，有政府背景的官员管理者独享最大的发展机会，社会不平等和不满也应运而生。如果这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收买异己，那么经济改革的良性循环就可能演变为政府加大干预的恶性循环。
在政治领域，政府和商业精英的密切关系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任何新兴反对力量都可能是反商界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知识界，一个民族主义的运动正鼓吹政府加强对经济的控制，这个所谓的“新左翼”思潮是当下最热门的势头。
过去一年，互联网最终开始展现出成为公民共享信息手段的潜力，民众通过网络互相了解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的信息，并组织起来寻求补救。但与此同时，网络也成为“愤青”的释放渠道，这些20多岁持民族主义思想的年轻人支持一个更为强势的中央政府。……
那你就要赶紧捂紧钱包，至少James Hedges IV这么认为：
在赫奇斯看来，原因很简单。他表示，让马多夫管理自身资产“无法通过机构的质量尽职审查过程。因为你才过到长达30页的尽职审查调查表的第2页，你就已经发现了8个警报，然后你会对自己说‘我不会投资这个。’”总之，赫奇斯认为，任何真正做了准备工作的老练的机构都应该看到了警报信号。
赫奇斯曾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这些信号：在1997年，他正为财产管理巨头Bessemer Trust提供咨询，为讨论在马多夫的公司投资之事宜，赫奇斯曾拜访伯纳德•马多夫。
赫奇斯对马多夫的评价是：“我发现他同许多交易员风格相似：(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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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就要赶紧捂紧钱包，至少James Hedges IV这么认为：
在赫奇斯看来，原因很简单。他表示，让马多夫管理自身资产“无法通过机构的质量尽职审查过程。因为你才过到长达30页的尽职审查调查表的第2页，你就已经发现了8个警报，然后你会对自己说‘我不会投资这个。’”总之，赫奇斯认为，任何真正做了准备工作的老练的机构都应该看到了警报信号。
赫奇斯曾有机会近距离看到这些信号：在1997年，他正为财产管理巨头Bessemer Trust提供咨询，为讨论在马多夫的公司投资之事宜，赫奇斯曾拜访伯纳德•马多夫。
赫奇斯对马多夫的评价是：“我发现他同许多交易员风格相似：语速很快、容易分心、不大显眼。”但据赫奇斯说，在他们两个小时的会面中，“危险信号一个接着一个。”
首先，赫奇斯无法领会马多夫的投资策略。他说道：“我一直跟他说，‘你得详细向我解释，就当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完全没用。
有道理。
问题关键是Madoff同时扮演了证券交易经纪人（broker）和基金管理人两个角色。
Madoff的确请了大会计行来为基金做审计，但这些审计师审计基金时，用的是经纪人的报告，而对经纪人的审计，Madoff请的是只有3个人（包括秘书和挂名老头）和234平方呎办公室的小行。
以下摘自Bloomberg前天的专访：
……
DODDS: What was tip #1?
VOSS: Tip #1 is – we’re using the word hedge funds, but these really weren’t hedge funds. Typically investor money entered Madoff Securities through feeder funds, which were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hedge funds, but were managed by marketing firms and set up solely to raise assets that would be funneled into Madoff Securities.
DODDS: And what made you think something was fishy?
VOSS: Well, to start with, the feeder funds were suspicious. They seemed to serve no purpose at all. Number two, the strategy that was marketed by the managers of these feeder funds as the strategy that Madoff was doing, really made no sense. It was called split-strike conversion, and whe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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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关键是Madoff同时扮演了证券交易经纪人（broker）和基金管理人两个角色。
Madoff的确请了大会计行来为基金做审计，但这些审计师审计基金时，用的是经纪人的报告，而对经纪人的审计，Madoff请的是只有3个人（包括秘书和挂名老头）和234平方呎办公室的小行。
以下摘自Bloomberg前天的专访：
……
DODDS: What was tip #1?
VOSS: Tip #1 is - we’re using the word hedge funds, but these really weren’t hedge funds. Typically investor money entered Madoff Securities through feeder funds, which were from a legal perspective hedge funds, but were managed by marketing firms and set up solely to raise assets that would be funneled into Madoff Securities.
DODDS: And what made you think something was fishy?
VOSS: Well, to start with, the feeder funds were suspicious. They seemed to serve no purpose at all. Number two, the strategy that was marketed by the managers of these feeder funds as the strategy that Madoff was doing, really made no sense. It was called split-strike conversion, and when you run the numbers, it produces much more volatile and random returns than the returns advertised by the feeder funds.
DODDS: So, the promise the funds were making didn’t match reality to you?
VOSS: Yes, and I think most investors without due diligence resources should’ve been aware of that going in. Number two is the size of the money in all these feeder funds, we estimate at a time was $15 billion.
The markets that Madoff and the feeder fund managers allege were being traded revolved around S&P 100 options. And S&P 100 options are not liquid and could not take nearly the volume reporting to be executed by these people.
DODDS: Now, was this available in public records - how did you find this out?
VOSS: It takes digging, right. A little bit of the art of my business is you don’t tip your hand, you ask a lot of questions, you do your work, and you keep digging. And take everything you hear with a grain of salt and keep going.
DODDS: Now were there any physical clues here. Did you go out and look at anybody’s offices?
VOSS: Yes, I mean for us, and I’ll get into the digging, most of these feeder funds were audited by very well-respected major audit firms. And the problem was these audit firms as is industry practice and necessity, rely upon brokerage statements from executing brokers.
And the problem with the feeder funds is 100 percent of the assets was with one privately-held broker. So we said to ourselves, we’ll let’s not worry about the auditor of the feeder funds, but let’s look at who audits this broker.
So, we did some digging, including at one point staking the offices in Rockland County, and what was initially described to us as a mid-sized New York-based audit firm, turned out to be a firm with, we believe, office space of 13x18 feet; three employees, one of which was 78-years-old and seemed to live in Florida, the other of which was a secretary, the third of which was a gentleman my age who is a practicing CPA. But, from our perspective there is no way a firm of this size could audit a firm of Madoff Securities size.
……
两个儿子，兄弟，侄女，外甥……，这事儿可真蹊跷，有点看不懂。
见Wikipedia：Bernard L. Madoff：
……He brought several relatives into his business. His brother, Peter, was a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Both of Madoff’s(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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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儿子，兄弟，侄女，外甥……，这事儿可真蹊跷，有点看不懂。
见Wikipedia：Bernard L. Madoff：
......He brought several relatives into his business. His brother, Peter, was a senior managing director. Both of Madoff’s sons, Mark and Andrew, joined the team after finishing their educations. Charles Weiner, a son of Mr. Madoff’s sister, also joined the firm, and Peter Madoff’s daughter, Shana, took a job with the company as a lawyer.
与法国郊区失业青年骚乱、德国光头党到处闹事一样，这次希腊骚乱也非一日之寒，长期高达1/4的青年失业率下，不骚乱才怪。青年高失业率的原因很简单，严格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让企业不敢雇佣新员工，即使雇佣也以临时工和实习生为主，已经雇佣的老员工受法律所限解雇不掉，结果青年只好吞吃苦果。
最低工资标准，说白了就是禁止劳动产出率低于该标准的人工作，这跟欧洲禁止2欧元以下的温州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完全是一码事，糊涂人不明白，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以下摘自WSJ的报道：
从罗马到柏林，再到马德里，年轻人大学毕业的时间比北欧、美国或英国的同龄人晚很多，毕业后要找到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的长期工作也是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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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郊区失业青年骚乱、德国光头党到处闹事一样，这次希腊骚乱也非一日之寒，长期高达1/4的青年失业率下，不骚乱才怪。青年高失业率的原因很简单，严格的劳动法和最低工资标准让企业不敢雇佣新员工，即使雇佣也以临时工和实习生为主，已经雇佣的老员工受法律所限解雇不掉，结果青年只好吞吃苦果。
最低工资标准，说白了就是禁止劳动产出率低于该标准的人工作，这跟欧洲禁止2欧元以下的温州打火机进入欧洲市场，完全是一码事，糊涂人不明白，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以下摘自WSJ的报道：
从罗马到柏林，再到马德里，年轻人大学毕业的时间比北欧、美国或英国的同龄人晚很多，毕业后要找到提供社会保障福利的长期工作也是困难重重。
在德国，包括众多大学毕业生在内的很多年轻人近些年一直在努力寻找支付全额工资的工作。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以无薪或低薪实习的方式工作。德国媒体将这些没有经济保障的年轻人称为“实习的一代”(Generation Intern)。
西班牙这代年轻人的工作福利和保障也少得可怜，他们经常在临时性工作之间换来换去，这样其雇主就可以避开国内劳动法规定的繁杂义务。媒体将这些人称为“mileuristas”，简单来说，就是指那些靠每月1000欧元微薄收入生存的人。在希腊，类似的人群则被称为“600欧元一代”，因为希腊的最低工资标准是600欧元。
此前的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貌似火力凶猛，实则避重就轻，把焦点扯到了私人飞机和高管薪酬等枝节问题上，这一次，共和党参议员总算抓住了要害——劳动成本，以下摘自WSJ报道：
两党的谈判集中在如何让美国汽车业作出一系列承诺上，包括进行债务重组、以及将用工成本降至与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rp.)和日产汽车公司(Nissan Motor Co.)在美业务相一致的水平等。但由于共和党人坚持要三大汽车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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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貌似火力凶猛，实则避重就轻，把焦点扯到了私人飞机和高管薪酬等枝节问题上，这一次，共和党参议员总算抓住了要害——劳动成本，以下摘自WSJ报道：
两党的谈判集中在如何让美国汽车业作出一系列承诺上，包括进行债务重组、以及将用工成本降至与丰田汽车公司(Toyota Motor Corp.)和日产汽车公司(Nissan Motor Co.)在美业务相一致的水平等。但由于共和党人坚持要三大汽车公司在2009年就将员工工资降至与丰田和日产在美员工工资相一致的水平，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民主党人也支持将三大汽车公司的员工工资降至与丰田和日产在美业务一致的水平，但不同意以如此快的速度完成。
救助案在参院和众院的不同命运乃意料中事，参议员的任期长度是众议员的三倍，因而相对不受短期民意和舆论的影响，对自己观点（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比较能坚持。
福利制度，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大规模采购贫穷、痛苦和懒惰。
以下摘自BBC的报道：
从未工作过的凯伦·马休斯，一直靠政府救济过活。她迄今已与五名男性生下七名子女。据悉，当她今年初在电视上看到人们为某失踪儿童寻人基金捐款的报道时，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设局绑架自己的女儿，以骗取公众善款。……
作案后，凯伦向警察谎报女儿鲜农（Shannon Matthews）失踪，导致警方耗资300多万英镑，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索长达24天。……
据英国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约6,000万人口中，500万属于长期依靠领取政府救济生活的永不工作人群。也就是说，英国有将近10%的社会底层人口是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而这些人口往往也是出现家庭破裂、青少年犯罪率高等诸多问题的重灾区。……
贝提森署长还表示，长此以往，英国一些贫困社区将与外界社会彻底断绝关系，使得这些地方的人一代又一代只靠政府救济生活，失去做人的基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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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制度，就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大规模采购贫穷、痛苦和懒惰。
以下摘自BBC的报道：
从未工作过的凯伦·马休斯，一直靠政府救济过活。她迄今已与五名男性生下七名子女。据悉，当她今年初在电视上看到人们为某失踪儿童寻人基金捐款的报道时，突然灵机一动，决定设局绑架自己的女儿，以骗取公众善款。……
作案后，凯伦向警察谎报女儿鲜农（Shannon Matthews）失踪，导致警方耗资300多万英镑，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搜索长达24天。……
据英国200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约6,000万人口中，500万属于长期依靠领取政府救济生活的永不工作人群。也就是说，英国有将近10%的社会底层人口是依靠社会救济生活的，而这些人口往往也是出现家庭破裂、青少年犯罪率高等诸多问题的重灾区。……
贝提森署长还表示，长此以往，英国一些贫困社区将与外界社会彻底断绝关系，使得这些地方的人一代又一代只靠政府救济生活，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和道德。……
个人救济和私人慈善值得赞赏和尊敬，而政府福利制度则是基于这样的前提：首先，他们蔑视人类的慈悲之心，认为它不足以将痛苦减少到应有的程度；同时，他们却认为人类已经高尚到不再能容忍这么多痛苦在眼前发生。
关于何为有效的慈善行为，我在<善款买的是什么？>一文中曾指出：
捐助者需要明白，如果目标是治愈伤口，那么你在看到伤口时付出的善款就仅仅是预付款，受助者或作为中介的慈善组织必须用治愈的结果来报账，至此这笔购买才算完成，如此才能保证善款购买的是伤口的治愈，而不是伤口本身。……行善者在洒下同情眼泪，抛下硬币之后，良心得到抚慰，而没有索要治愈结果的报告，于是，善款购买了伤口。
需求创造供给，有人买就有人卖，出价越高卖方越起劲，没有伤口就制造出伤口，价格够高时甚至会有人自残待沽。因为缺少了报账环节，慈善的回路被短路了。指出这一逻辑显得十分冷酷，但事实无可回避。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报账环节必须被强化，捐赠者应仔细鉴别、慎重选择慈善组织，而后者应主动公布每一笔善款的使用细节和救助效果，如此才能确保善款被用来实现捐款人所希望的目标，而慈善业也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政府福利制度，全都缺乏上述回路，它们都是在采购伤口。
摘自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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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陈志武《中国的建设狂热难解经济困局》：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