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会再用两个同样篇幅来继续这个话题。）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辉格
2009年12月21日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的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的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反对计划生育无须论证，因为它直接侵犯了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权利，但如果反计人士一定要找个更响亮的口号的话，我倒有一个，五六年前我在某BBS上发过： 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进城后就失去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养策略，从数量策略转向了质量策略；尽管从短期看，采用质量策略（即少生精养策略）给你带来更少的儿子女儿，但在长期，给你带来的重重重重孙，可能并不比采用数量策略者少，因为较好的营养、健康条件、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社会竞争力，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还提高了他们在未来婚姻市场的谈判地位，也有望给他们的子女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 个人按自身条件不同会采用不同策略，均衡状态下，两种策略的分布比例取决于抚养和教育的成本收益比，这个收益，最终是以重重重……重孙的数量来计算的。 当精养成本高于粗养成本的两倍时，穷人便很可能采用多生粗养的数量策略：假设粗养成本是3000/年，精养成本10000/年，一个穷人年收入9000，不养孩子时的基本开支2000，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现在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拼命挣钱，争取能挣到12000，以便能精养这一个孩子，或者放弃这一愿望，再生一个，全都粗养；一旦他做出后一决定，而此后又幸运地将年收入提高到了12000，那时，他不可能再杀了一个孩子，重新换用精养策略，这时，他的最佳选择就可能是再生第三个。我们知道，越是穷人越不愿意冒险，所以他在第一个决策点上更可能选择生第二个。 实际上在中国，精养与粗养的成本差异，还要高出上面的虚拟数字，所以，很明显，穷人会更倾向于采用数量策略，因而计划生育的主要受害者；在无差别一胎政策时期，农民是最大受害者，后来被允许有条件二胎，于是没有农村户籍的城市贫民如蓝领工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实际上，在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工人的生育率很高，直到后来教育年限拉长，教育成为很大负担时，生育率才开始下降，而在中国，城市工人的生育率显然被人为压低了。

我在上一篇里说明了，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竞争激烈的原因不是出生性别比，而是性选择策略所致，我说，20-35岁的男性在争抢18-25岁的年轻女性，自然供不应求，但这还只涉及到初婚市场，如果把其他需求也考虑进来，供大于需的程度就更严重，实际上，全部成年男性都是妙龄女性的需求者，其中许多购买力还很强：养小蜜、包二奶、嫖客、杨振宁、花心已婚中年男、老外……

这是婚姻市场的供需基本格局，其背后的动力是性选择，供需差异之大不是性别比的2、3个百分点所能影响的，而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更可以忽略不计；简单说，每个小伙子都面临一大群老中青三代竞争者，别以为人家结了婚就不是竞争者了。

现代小伙子比古代的更惨，因为如今他们的前辈竞争者活得更久，而古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那时候杨振宁很少见；而且古代战乱频繁，战乱中死掉的通常80%以上是男人，幸存者和后来者常常有机会面临1：2甚至1：3的性别比，但即便如此，穷男人还是很多要打光棍。

扯远一点，现代男人的长寿很可能还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出生性别比的下降，因为男性长寿导致性选择加剧，光棍几率上升，生男孩的优势下降，于是性别比下降，当然，这一变化只能在几十代人的长期才会表现出来，哪位有兴趣可以去收集数据做个对比。

有人认为我引用的104和93的数据大有问题，我承认这两个数据的确很可疑，主要疑点是2000年普查数据和2005年抽样数据相互拍不上，但这对我影响不大，我只需要相信这两组数据中任何一组大致可信即可；对于我的论证而言，重要的是：122或125这个出生性别比数字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20-24岁的性别比，而后者在普查数据中是102.8，在抽样数据中是93.1；而我相信：这个数字在过去5年和未来二三十年中大概都不超过100。下面的表格或许会让你得出与我类似的印象：

年龄    2000    2005
0-4岁   120.17  122.66
5-9岁   115.42  119.30
10-14岁 108.81  114.20
15-19岁 105.43  107.88
20-24岁 102.79  93.13

值得指出的是，普查数据与抽样数据中有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的死亡率，按抽样数据，男孩与女孩的死亡率差距大幅扩大了，部分因为女童死亡率大幅下降，部分因为9岁以上男孩死亡率有所上升，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统计偏差还是因为医疗和成长环境的变化。

 死亡率 2000   2005
年龄 男   女   男   女
 5岁 0.77 0.63 0.54 0.54
 6岁 0.67 0.50 0.60 0.24
 7岁 0.64 0.42 0.48 0.18
 8岁 0.63 0.38 0.46 0.23
 9岁 0.55 0.33 0.59 0.26
10岁 0.55 0.34 0.56 0.23
11岁 0.50 0.31 0.51 0.31
12岁 0.48 0.33 0.54 0.28
13岁 0.48 0.33 0.40 0.24
14岁 0.52 0.35 0.46 0.31
15岁 0.59 0.40 0.61 0.32
16岁 0.64 0.41 0.78 0.40
17岁 0.75 0.45 0.77 0.46
18岁 0.89 0.55 1.16 0.50
19岁 1.00 0.57 1.20 0.59

如果我们不采信93.1这个数字，而用上述死亡率在普查数据上计算，结果大约是103，就算采信103，这个性别比压根就不能用来解释婚姻市场供需紧张状况，美国2000年这个数字是104。看一下下面的20岁后男女未婚人口变动表吧，它造成的同龄未婚人口性别差率都是两位数乃至三位数：

年龄  男    未婚  %    女     未婚  %    性别比
20岁  97506 94216 96.6  99456 83715 84.2 112.5
21岁  91680 84905 92.6 100143 71225 71.1 119.2
22岁  95182 78405 82.4 103803 60022 57.8 130.6
23岁 112784 77909 69.1 123051 55770 45.3 139.7
24岁 102776 58735 57.1 110344 37170 33.7 158.0
25岁 100577 46609 46.3 110304 26563 24.1 175.5
26岁 108750 38908 35.8 114897 18777 16.3 207.2
27岁 108001 30712 28.4 114031 12896 11.3 238.2
28岁 104788 22962 21.9 109343  8079 7.4 284.2
29岁 117121 20188 17.2 122480  6288 5.1 321.1
30岁 124107 17424 14.0 127815  4678 3.7 372.5
31岁 135601 15410 11.4 142205  3788 2.7 406.8
32岁 143566 13597  9.5 148579  2966 2.0 458.4
33岁 150260 11890  7.9 154701  2307 1.5 515.4
34岁 157487 10734  6.8 161587  1883 1.2 570.0

城市化的性质已经改变 辉格 2009年6月17日 日前举行的2009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发布了《城市蓝皮书》，对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做出了评估，报告称：“城镇化继续快速推进。至2008年底，中国城镇人口突破6亿，城镇化率达到45.7%”；过去30年，尤其是1996到2003这8年中，中国的城市化速度的确异常迅猛，城市化率从18%提高到近一半；然而报告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从2004年起，城市化速度已明显放慢，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以平均每年10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更重要的是，此前以青壮年主动进城打工为主的城市化模式正在变质，城市化率提高的动力逐渐转变为农村老人的故去，和农村核心家庭的迁离而被动跟随进城；这两种城市化的性质截然不同，这一转变将带来的经济后果还有待探讨。 第一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从农村吸走大批16到45岁的青壮年，且年纪越轻吸走的比例越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由于户籍制度、学籍限制和其他城乡障碍，进城者多数将孩子留在农村，结果是，一方面城市获得大量青壮劳动力，尽享人口红利，而同时农村却大量失血，逐渐沦为老幼病弱者的留守之地；到2000年，城市20到49岁人口的比例为55%，已经比农村高出8个百分点，5年之后，这一差距继续拉大到52%比42%，目前，农村每3个人中，大约有1个小孩、1个老人和1个青壮年；在一些偏僻的农村，除了重要节日，平时村里很少见得到青壮年；单以青壮年论，城市化率在2005年便已超过50%，目前应不低于55%。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有能力且有意愿进城打工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许多地方甚至几近枯竭，而同时，90年代城市化高峰期中进城的那些人，他们的孩子正开始离开学校；第一代移民当初是因为城里有机会才离开农村，第二代则不同，由于他们所在的核心家庭已不在农村，他们进入就业年龄后，很少会选择留在农村与老人为伴；这样，即使在城市看不到就业机会，他们也会进城；同时，当初留下的老人们，或者终老于乡村，或者为帮助子女料理家务和抚养孙辈而迁居城市，或者因衰老疾病需要照顾而投靠子女；上述两种被动进城将构成第二阶段城市化的主要部分，目前这一转折看来已经开始。 第二阶段城市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并不与工业化相同步，极端地说，它是为进城而进城，仅仅因为无法继续留在农村而进城；这对于城市的繁荣和稳定将是很大的挑战；缺乏相对应的工业化水平而超前发展的城市化，曾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烦恼，大量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就业机会并不那么多的大城市，由此带来的失学、失业、犯罪、基础设施匮乏和混乱的贫民窟，已经成为许多经济转型失败国家的标志性特征，从非洲、南亚到拉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墨西哥城聚集了全国近1/3的人口，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聚集了1/5，从孟买、达卡、雅加达，到开罗、拉各斯，许多不发达地区都在短短几十年里冒出了一个个人口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 仔细观察那些脱离工业化进度而超速膨胀的城市，可以发现它们背后的一个共同点：农民缺乏权利，他们在农村缺乏土地产权，在城市又缺乏自由经营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权利，而在户籍制度下，他们甚至连合法定居的权利都没有。城市化必定伴随着农业的规模化和商品化改造，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给城市带来机会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改造也给农村带来了大量投资机会；然而这样的改造需要巨大的投入，而不是简单的土地合并，在地权不落实、人们对地权的前景缺乏信心的条件下，没人愿意做这样的投入；并且，农村向现代商品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也依赖于社区自我组织的能力，否则大量新出现的公共事务将得不到有效处理；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农民的选择便是抛弃土地涌入城市。 更糟糕的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越是落后、经济运行和投资机会越是受制于政府权力的国家，农民越倾向于涌入个别中心城市，尤其是首都；在这些国家，私人投资不活跃，地方经济萎靡不振，唯有首都，天子脚下，基础设施最发达，权力导向的投资机会也最多，穷人的谋生机会也就相对较多；权利的缺失和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主导，在第三世界制造了大批恶性膨胀的大都市，也留下了一串串的贫民窟；虽然计划生育会减弱这个势头，但第二波城市化将带来的问题，仍不可小视；确立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自由迁居和经营的权利、自我组织和管理的权利，才能从根本上预防城市的恶性膨胀。

考生减少是个重要信号 辉格 2009年6月4日 据教育部近日公布的数字，2009年高校招生报名人数为1020万，比去年减少了40万，降幅3.8%，这是多年来高校报名人数的首次下降；将这一变化解释为毕业生就业困难降低了学生上大学的兴趣，是难以成立的，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人口变动数据，完全可以预见到今天的局面；若不是因为近年来的大学扩招、入学率提高，和大量积累待消化的复读生（今年的考生中便包括了270万往届生），高校考生会在两年前就已开始减少；而人口数字显示，今后几年考生人数将继续大幅减少，降幅的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考生减少，除了对高等教育市场的供求对比带来直接影响，它更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提醒人们注意人口格局的变迁，和这一变迁即将给各个产业带来的影响。 在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阐述的创新机遇之七大来源中，唯一具有高度可预见性、而事实上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个来源，就是人口变动；导致这种忽视的原因大概是：决定人口趋势的基础变量（生育率和各年龄段死亡率）的变动，和它们的经济后果最终表现出来，这之间往往有数十年的时间差，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构不成新闻事件，也就很难得到媒体的关注；而对于中国，又多了一个因素：独一无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造就出一条从未有人见过的人口结构变动曲线，这条曲线的特殊形状，将让那些从对发达国家发展历史的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归于无效；对此，产业界必须引起警惕。 每个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年份：1987年，新生人口在这一年达到了2550万的顶峰，此后便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你不妨把这一为期16年的人口绝对数下行段想象成一个倒梯形箍圈，它随时间流逝而沿着人口金字塔慢慢往上撸，沿途所经之处，每个以特定年龄段人口为主力消费群的产业，将一个挨一个的遭受打击；现在，它正走在5-21岁这个年龄段，刚刚压过初等教育，正在撞向高等教育，几年前已经碾上摩托车，六七年后将碾到汽车，两三年后推进到住房租赁市场，八九年后将冲进首次购房市场……；在我们所能观察和评估的宏观变量中，没有比这个更加确凿无疑和无法抗拒的了，漠视它的人们，很快将品尝到它的厉害。 需要牢记的另一个年份是2003年，这一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到历史顶峰2000万，此后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降至去年的1100万，显然，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拐点；请注意：2003减1987等于16，这恰好是初中毕业的年龄，我们知道，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同时也要注意，170万3.5倍于48万，因而城市化降速还有其他原因，很可能是农村16至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如果是这样，那对于许多产业将是个十分不详的信号，这些产业过去十年能在目标年龄段人口缩减的情况下保持高速增长，全赖于每年从农村涌入的大批新增城市人口，而现在，这一动力源正在迅速枯竭。 还是2003年，该年死亡率达到了198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6.40‰，此后便以平均每年0.13个千分点的速度上升，对应着死亡人数平均每年22万的递增；考虑到人均寿命还在不断延长，这显然是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结果。殡葬业、墓地、临终医疗、老年护理、养老院，这些产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期，这一增长将延续到2050年代；在此过程中，整个赡养模式和医疗产业的面貌，都将经历一次彻底的改造，大量创新将随之而涌现。 和经济危机一样，人口箍圈横扫之处，每个产业都将经历一次大扫除，效率低下和盲目扩张的企业将被清除，那些陶醉于过去十年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与乐观之中、对自己一度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信心满满的企业，将死得最惨；懂得未雨绸缪，善于在逆境中创新的企业，将脱颖而出；要做到这一点，起码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目标消费群年龄结构，再算算离紧箍咒还有多远。

对我《人口争议的误区》一文，许多朋友留下了很好的评论，一并谢过。 supretard的话题太大了，以后慢慢聊。 我关于放松生育政策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表述，看来费曼和李敖之都误解了。我不是说放松生育不能改变老龄化结构，而是说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因为老龄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抚养系数，而放松生育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不能降低抚养系数。造成这一误解，可能是我上下文结构安排的不好。 重新表述一下：在短期，放松生育将提高抚养系数；在长期，我认为，抚养系数与生育率不具有负相关，或许还具有一点正相关。 关于李敖之的第二点，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法律和道德体系一样，是一种自发秩序，尽管我们可以在事后用一个事实命题系统对它进行分析，却不能基于这些理论在事先对它进行设计。其次，就个人来说，持有任何价值观、道德立场、法律原则，都可以与事实完全无关。 forsaken指出了男女比例扭曲和计划生育的关系，我同意。但是，如果我们预先同意：1）控制生育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可接受的；2）为了追求某些经济目标，控制生育政策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那么，男女比例扭曲，就不难被说成是该政策所必须付出的、并不高昂的代价。 最后，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为何在中国难以被废除的分析，请参考我一年前的文章：《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按：读罢此文，你很可能认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赞同者，正如你看到的，我几乎不赞同所有反对计划生育的言论，不，不是几乎，事实上，我认为我听到过的每一条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都是错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出了三条，而且第三条还没有展开说。然而，实际上，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 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练习或者演示如何将屁股和脑袋分开，这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很少人能做到，当一个问题被识别为屁股问题时——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通常如此——再灵光的脑袋也会被迅速塞进裤裆，这一点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鲜能免俗。 一个月前，我曾在《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中尝试挑逗那些无法区分屁股与脑袋的人，我先把屁股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上：主张对同性恋宽容，然后试着用脑袋指出一种可能性：对同性恋宽容或许会导致同性恋群体大幅减少甚至灭绝，如我所预料的，这一挑逗效果极佳，我立刻被当作主张灭绝同性恋的狂人而遭到激烈指责。 我得坦白，我无耻的享受这种效果，这让我有了一个观察人性和所谓理性的良好机会，今后若有机会我会经常尝试这种练习、演示，或者挑逗，好让我自己时时牢记：不要弄混了屁股和脑袋。） 人口争议的误区 辉格 2009年3月24日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去年我在一个旧帖里介绍过沃森测试，我在Matt Ridley的The Red Queen里读到它，该测试揭示了人类理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逻辑结构完全不变的一个问题，当它用抽象符号表达时，大部分人不会解答，当它被描述为侦探型问题（即事实探索型的）时，多数人很快找到正确答案，当它被描述为社会规则型问题时，多数人迅速给出答案，但答案与被测试者的身份强烈相关，此时逻辑能力靠边站了。

Matt Ridley -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Chapter 10 THE INTELLECTUAL CHESS GAME (Sect7) GOSSIP'S GRIP
……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pieces of evidence for deception's role in communication comes from experiments that Leda Cosmides did whe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that Gerd Gigerenzer and his colleagues did at Salzburg University. There is a simple logical puzzle called the Wason test, which people are bafflingly bad at: It consists of four cards placed on the table. Each card has a letter on one side and a number on the other. At present the cards read as follows: D, F, 3, 7. Your task is to turn over only those cards that you need to in order to prove the following rule to be true or false: get card has a D on one side, then it has a 3 on the other.
When presented with this test, less than one-quarter of Stanford students got it right, an average performance. (The right answer, by the way, is D and 7.) But it has been known for years that people are much better at the Wason test if it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the problem can be set as follows: "You are a bouncer in a Boston bar, and you will lose your job unless you enforce the following law: If a person is drinking beer, then he must be over twenty years old." The cards now read: "drinking beer, drinking Coke, twenty-five years old, sixteen years old." Now three-quarters of the students get the right answer: Turn over the cards marked "drinking beer" and "sixteen years old". But the problem is logically identical to the first one. Perhaps the more familiar context of the Boston bar is what helps people do better, but other equally familiar examples elicit poor performance. The secret of why some Wason tests are easier than others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psychology's enduring enigma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have solved the enigma. If the law to be enforced is not a social contract, the problem is difficult—however simple its logic; but if it is a social contract, like the beer-drinking example, then it is easy. In one of Gigerenzer's experiments, people were good at enforcing the rule "If you take a pension, then you must have worked here ten years" by wanting to know what wason the back of the cards "worked here eight years" and "got a pension"—so long as they were told they were the employer. But if told they were an employee and still set the same rule, they turned over the cards "worked here for twelve years" and "did not get a pension," as if looking for cheating employers—even though the logic clearly implies that cheating employers are not infringing the rule.
Through a long series of experiments Cosmides and Gigerenzer proved that people are simply not treating the puzzles as pieces of logic at all. They are treating them as social contracts and looking for cheats. The human mind may not be much suited to logic at all, they conclude, but is well suited to judging the fairness of social bargains and the sincerity of social offers: It is a mistrustful Machiavellian world. ……

当时我评论到：

如果告诉你消费品价格相对于原材料暴跌，大伙儿很可能拍手叫好，但如果告诉你原材料价格暴涨，你就很可能觉得事情很糟糕，其实是一码事。 类似的例子很多，人的理性就是如此。

Leda Cosmides的原始论述可参见：The logic of social exchange: Has natural selection shaped how humans reason? Studies with the Wason Selection task.

人的所谓“智力”，严重依赖于的问题情境，一旦脱离熟悉的情境，天才也可以变得十分愚蠢，什么洞察力、判断力、逻辑能力，可以统统丧失殆尽，这方面，哲学家、科学家、精明商人，都未曾免俗。这里再补充个例子，西蒙vs埃利希的十年之赌（摘自：张玉路<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的赌博>）：

　　……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Julian L. Simon)在《科学》杂志上大谈他对未来的幸福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而最终将意味着大有裨益于更洁净的环境和更健康的人类。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人提供更聪明的思想。人类的进步是无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书信。其中就有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利希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七千五百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商品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利希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肯定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利希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一千美元的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二百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的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的价格在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利希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利希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打赌的合同签好了，有趣的是这两位打赌的主角和对手至死未曾谋面。当然这并不妨碍埃利希和西蒙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攻击。
　　这是一场时间和金额不成比例的赌博，期限长达十年，而标的仅有一千美元。这当然算不上豪赌。但世人对这场赌博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这些大赌城的任何一场豪赌。因为它涉及人类的未来，与此攸关者何止千元——其中有对地球最终极限的看法，有对人类命运的设想。一位看见的是杀虫剂渗入地下水，而另一位眼中则是农场的谷仓里装满了创记录的大丰收；一位所见的是热带雨林被大批毁坏，而另一位所见的是人们寿命的延长。这其实是一场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短兵相接的论战。

乐观论者和悲观论者的交锋

　　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如果埃利希不是在斯坦福大学教书或研究蝴蝶的话，那就可以发现他在搞讲座，参加领奖或在“今日”节目中露面。人们认为他是悲观论者。
　　《人口炸弹》一书是这样开头的：“养活所有人类的战斗已经结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将死于饥饿者达亿万之数。什么也防止不了世界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长。”1974年他预言到：“1985年以前，人类将进入一个匮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许多主要矿物供开发的储蓄量将被耗尽。”
　　经济学家朱利安·L·西蒙，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据说他的观点经常影响着华盛顿政策的形成。但有意思的是他却从未在学术上或知名度上有埃利希那样的成就。他是乐观论者。
　　这两个人分别领导着两个思想派别——有时也被称作毁灭论者和兴旺论者，这两大派别为世界是在蒸蒸日上还是在走向毁灭而争论不休。
　　西蒙坚持认为环境和人口危机被夸大了。他抱怨说，“一旦一场预测的危机没有发生，这些毁灭论者就匆匆转向另一个。为新的问题担忧，这无可非议，但是情况总的来说在好转。”
　　在学术界，西蒙在这场辩论中似乎占上风。许多科学家对他的一概都表示乐观的思想感到不舒服，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的良好趋势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一致的意见都不赞成埃利希视人口增长为极大罪恶的见解。
　　然而，若提起谁在公众中占上风的话，西蒙远远落在后面。1990年地球日之前，埃利希在电视上推销他的新作《人口爆炸》，此书声称“人口炸弹已经起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地球日集会上，当埃利希告诉人们人口增长可能产生这样一个世界，即他们的子孙将在美国大街上忍受食品暴乱时，超过十万人的人群都为之鼓掌。
　　同一天，在只隔一街区远的一个小会议室里，西蒙针锋相对地将人口增长称为人类对死亡的胜利。他说：“这是难以置信的进步”，接着西蒙矛头一转说道：“你本指望人类生命的热爱者们欢欣鼓舞；可相反，他们却在为如此多的人仍然活着而痛惜。”为西蒙发布的这个消息而祝贺的听众只有十六人。

“价格机制”战胜了“资源匮乏”

　　埃利希和西蒙的打赌在1990年的秋天平平淡淡地了结了，埃利希不过是给西蒙寄去了一纸金属价格计算账单以及576.07美元的支票。埃利希所选的五种金属中的每一种，在剔除了198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因素以后，价格都下降了。……

我在今年3月4日的饭文<计划生育，何去何从？>里曾说到：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的最新报告（见财经网报道）支持了上述估计，实际上比我的估计还略低：

在对比了11个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或估计后发现，包括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在内的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实际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处于1.35-1.5的很低水平；而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规划和宣传中，中国的生育率却十余年维持在1.8……。郭志刚介绍，计生委之所以坚持1.8的生育率，主要是考虑调查存在漏报的可能性……但其实，在郭志刚看来，有很多个因素支持着中国的低生育率。首先，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73个，可见现行生育政策压制了生育意愿。其次，1996年-1999年期间，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生育率平均降低了0.23，这一因素以前却被忽略了。此外，胎儿性别鉴定、不孕症、生活方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为1.19，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的1.41）都使得生育率存在着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真实的生育率应该处于1.8以下，接近调查的结果。

……第二，性别比例失衡，男孩多过女孩。中国“一孩半”地区的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124.7:100 ……第三，现行生育政策会使劳动力资源（18岁—64岁）从2030年的9.59亿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的主要是的青壮年劳动力。而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50年的27.8%。老年抚养负担也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劳动者供养1位65岁及以上老人，增加到2050年的平均每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还有更惊人的数字：据《上海市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报告》，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从94年开始低于1，2002年降到0.77，（据说）后来最低降至0.64，今年据说回到0.95（未见官方数据）。 0.64，意思是每100个妇女只能养大不到30个女儿，这好像就是种族灭绝吧？呵呵。 注：长期人口模型中，男性数量是一个可以剔除的无关变量。

奶粉背后的劳动力市场变迁 辉格 2008年9月21日 最近发生的奶粉事件，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其中遭受最大打击的，无疑是中国六千多万婴儿的母亲们。对国产奶粉的信心被击溃之后，她们要么咬牙转向昂贵的进口奶粉，要么增加和延长母乳喂养，无论作何选择，都将加重她们的生活负担，而对于低收入家庭而言，这一负担原本就很沉重。 近年来，婴幼儿奶粉市场以近20%的高速度增长，而一些优势品牌的年增长率更高达一到三倍。这一高增长率的基础，是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繁荣和剩余劳动力日渐枯竭的共同结果，劳动供给从过剩到紧缺的转变大幅提高了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了哺乳的机会成本，诱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放弃或缩短母乳喂养而转向婴幼儿奶粉等母乳替代品。据统计，中国婴儿出生四个月以内的纯母乳喂养率从1998年的76%降至2004的64%，而城市更比农村低十几个百分点。 这一趋势与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变化相一致，欧美国家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重建年代，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市场，而哺乳率正是从那时开始迅速下降。与身负襁褓忙碌于田间的农妇相比，车间和办公室的环境和作息纪律显然不适合哺乳，对于她们，长时间纯母乳喂养的代价是暂停甚至失去工作，而对于刚刚脱离了自给自足经济而进入什么都要花钱买的城市货币经济的她们来说，失去工资收入是无法接受的。所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尽管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始终在大力推动母乳喂养，但全球哺乳率仍降到了40%以下，而美国更低至30%。随同哺乳率一起下降的是哺乳期长度，传统社会长至一两年的哺乳期在工业化之后普遍缩短到几个月。 而在中国，城市化正以每年1%的速度推进，每年一千多万人进入城市，也就意味着有上百万母亲转用新的方式喂养她们的婴儿。城市的密集居住加深了分工和货币化，人们宁愿用货币收入购买服务而非自己动手，家电的普及和工资的上升更强化了这一趋势，专职家务劳动不再是必须的，而居家主妇已成为一种奢侈，只有高收入阶层才负担得起。因此，哺乳率不可避免的随工业化进程而下降，只有当收入水平提高到相当程度之后，在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已变成奢侈品的母乳喂养之后，哺乳率才可能重新上升。这就解释了为何世卫组织大力推行的母乳喂养运动在发达国家成效显著，而在发展中国家则难以扭转局面。 这一成本变迁意义重大，正是育儿机会成本的大幅上升从根本上扭转了生育意愿和人口形势，导致发达国家充分工业化之后生育率普遍降至替代水平之下。在工业作息制度消除了妇女零星时间和育儿便利性之后，她们不得不用纸尿裤、奶粉、洗衣机、保姆和托儿所来替代，而她们对孩子未来的期望也受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大幅提升，良好的教育和发展才华的机会从奢望变为必需。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每个孩子的抚养成本，从而降低了家庭的生育意愿，把生育策略从多生粗养转向少生精养。 城市化育儿方式创造了巨大的奶粉需求，无良厂商为抢占迅速扩大的市场不惜将质量和安全标准降低到不堪入目的地步，最终酿成大祸。奶粉事件严重打击了母亲们对婴儿食品的信心，她们做选择时会变得更加谨慎，无论转向价格高出数倍的进口奶粉，还是延长哺乳期，都将是个沉重的负担，足以让未来的父母重新评估育儿成本，对于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这一影响绝非微不足道，它将推动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显著的成就，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计生政策是否该功成身退了？既然这一政策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当初制订它时所预期的目标，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教育水平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延续该政策？特别是在政策的严厉实施时而导致不满、冲突和不幸，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之后？

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依然严峻，政策实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恰好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依然很高，目前的低生育率是计生政策长期严格实施的结果，一旦放松，就会出现倒退。

我并不想加入这场争论，因为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理之辩，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其他所有大规模公共政策，其存废命运，并非取决于政策的效果，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问题。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曾作出这样的分析：理论上说，针对特定情况而制订的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即当初制订它时所针对的特定情况已不复存在，就应该结束其使命，反之，如果实施的时间长度已足以证明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总之，任何政策总该有到头的一天。

但这只是理论，研究者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公共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很少有停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原因所在。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设立新的机构，配置人员，编制预算。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政策实施者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造福社会，如果政策到达了预期效果，他们会感到这体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如果此时取消政策，也就意味着撤销机构，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的惩罚，反之，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他们会认为“力度”不够大，要求增加人手，追加预算，加强力度，总之，任何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无可避免地变得“坚持”而“不可动摇”。

上述机制可以归结如下因果链：首先是制订政策，然后为了实施政策建立机构，接着，机构的长期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该群体逐渐依赖于为有关政策所编制的预算或收入源，久之，此种财政依赖使得政策实际上无法撤销，即使当初为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因为撤销政策意味着整个职业群体即刻失去收入来源。

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上述特征。30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计生工作队伍，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县级计生委编制约10人，2600多个县级单位，加上县以上单位折算成县级共约3000，编制数至少3万；乡镇计生办编制平均约4人，5万多乡镇级单位共20万人；2000年后加强村级计生工作，非全职计生员平均每村1-2人，70万个村约100万；合计约120万。

计生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计生政策形成财政依赖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计生队伍，据我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乡镇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该政策。

近十几年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职能不断丧失，组织上面临上级政府垂直化侵蚀，财政上已濒临破产。农田承包后，组织生产的职能没了，费改税后，三提五统没了，最后连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企业改制后，工业管理没了，教育改革后，学费取消，教师工资由教委帐户直拨，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规划和审批权归县以上政府，没有乡镇的插手余地，乡镇上几个实力部门如派出所、税务所等，又都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乡镇已没有合法的经常性收入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补贴，只有举债度日。

眼下，乡镇政府能够找出的唯一一件重要的并且能创造成绩和收入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各地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计生工作中，认真负责、忠实不贰地执行着这项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伴随着乡镇机构大改革，这一国策大概不会改变。

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 辉格 2007年10月15日 1. 马尔萨斯说了什么？ [[Malthus|马尔萨斯]]说：除非受到抑制，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么，什么东西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呢？马尔萨斯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生活资料，理由是：在边际上，劳动力的进一步投入将带来越来越少的产出增量。所以他又说：人口总是被抑制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水平之下。 当然，马尔萨斯也没有忽视战争、瘟疫、自然灾难等其他抑制因素，但他把这些因素视为偶发的，并且一定程度上是生活资料压力所带来的后果。 在马尔萨斯的模型中，主要变量是土地、劳动、人口、生活资料产出。随着人口增长，土地首先成为不变量，这意味着所有可用的土地都已被开垦；人口继续增长，起初，这可能带来某种规模效益因而增加边际产出（虽然马尔萨斯本人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修正，而这一修正可以回答迄今对马尔萨斯的大多数批评）；随后，当人口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劳动被投入固定量的土地，规模效益最终被耗尽，边际产出开始下降；最后，在均衡态，人口受到抑制而达到极限——马尔萨斯极限。 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推论是：除非均衡被某个偶然事件所打破——比如发现一块新大陆，重大技术创新，一次大规模战争或瘟疫刚刚消灭大量人口，等等——，人口总是处于当时的土地面积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马尔萨斯极限附近。而这又意味着：无论文明如何发展，技术如何进步，在均衡态上，人口最贫困部分的生活水平永远不会高于最低生存标准，任何试图改进底层人口生活水平的努力的唯一结果是将更多的人推向极限边缘，而这将逐步摧毁阶梯状结构的文明社会。——马尔萨斯以此作为反对济贫法的理由。 2. 以往的质疑 对于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图景，对于理解发展的动力和支撑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基础，马尔萨斯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迄今未被充分消化。《人口原理》从发表之初起就面临种种误解和质疑，在经济学界，马尔萨斯被视为斯密传统的对立面而遭受批判和摒弃，特别是在罗马俱乐部那份声名狼藉的报告之后，在某些国家推行的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外界所唾弃之后，马尔萨斯，连同他那曾给予达尔文伟大启示的思想，仿佛已被扫入垃圾堆。 然而，仔细检查你会发现，马尔萨斯理论和斯密传统并没有根本的冲突。首先，马尔萨斯并未否认分工可以带来效率，也没有说边际产出在一开始就下降，或者在投入产出曲线的任何部分都是下降的，他只是说，最终，当接近人口极限时，在边际上，追加劳动带来的产出增量将越来越少；其次，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和斯密的自由竞争殊途同归，都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提供了效果相似的动力学解释，斯密（和他的继承者）用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在竞争中达致均衡来描述经济系统，其中的动力源是欲望这一形而上学概念，而马尔萨斯把动力源落实到了具体的人口数量，用不断趋向于扩张的人口和有限生活资料在压力中达致极限来描述经济系统。 两种模型各有千秋，斯密模型通过价格机制和边际分析可以推导出完美的一般均衡，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微观原理，而马尔萨斯模型可以有效地描绘系统的边界和结构特征。 近代以来历次技术和产业革命浪潮，经济腾飞，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普通提高，让马尔萨斯理论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首先，城市生活、避孕技术和更长的教育年限，把生育率降到了接近甚至低于替代水平；其次，创新的速度之快似乎超越了马尔萨斯周期，使得每一波创新后的增长还没来得及走入边际产出下降阶段（或者用经济史学家的话，叫内卷化阶段），新一波创新浪潮又开始了，从而使系统长期远离马尔萨斯极限。这两种境况，在有文字记载以来，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所有这些，与其说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失败，毋宁是马尔萨斯当初应用其理论描绘世界时所基于的那些现实条件改变了。 或许，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条件下，对现实和未来作出新的评估，但是从世界范围看，条件并未完全改变，那些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同时也是拥有最多人口的地区，人口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中不小的部分甚至仍然处于马尔萨斯极限边缘。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同时，社会阶梯结构一定程度上也全球化了。 3. 真正的困难 但马尔萨斯模型的确存在致命的缺陷，虽然迄今为止的批评者们并未抓住这些缺陷。自《人口原理》发表以来经济史和人类学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给马尔萨斯理论造成了一些重大困难，我准备讨论其中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学家发现，许多部落种群生活在食物丰富的丛林或湖泊附近，人口却长期稳定在极低水平，很难相信他们的人口受到了基本生活资料的限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生活在一些北美大河流下游的印第安部落，当最初的欧洲移民遇见他们时，惊奇的发现那里的鳟鱼多得吃不完，随手一捞就可供数人饱餐一顿，根本不用费心练习捕鱼技术。诸如此类的发现对马尔萨斯理论是严重打击——在这些部落里，即使最贫困的人，看上去也并未被生活资料所迫。 第二，东西方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给每一位观察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东方，似乎永远和稠密的人口，过度开垦的土地，连年累月的饥荒，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联系在一起。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被这个巨大的差异所困扰，他们为此提出各种假说和理论，最终却发现难以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纳入同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和解释框架中。 看上去，东方的情形更契合马尔萨斯的模型，人口压力显而易见，但问题是，同样经历了长期农耕社会的西方，为什么是另一番景象？ 一种解释是东方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造就了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消除了中间贵族阶层，因而单位土地供养了更多人口，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下层人口，生活在马尔萨斯极限边缘。这一假说似乎能解释中国的情况，马尔萨斯本人似乎也如此认为，但它马上面临一个困难——印度。印度历史上很少有有效的中央政权，社会远非扁平化，相反，那里有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复杂更牢固的层次结构，但那里的人口和经济状况表现出同样典型的东方特征。 看来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为此，要么对马尔萨斯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要么抛弃它另谋他途。 4. 扩展的模型 回到马尔萨斯的核心论点，他认为，抑制人口的决定性因素是生活资料（马尔萨斯将此等同于食物）。但是，为什么？人类生存所需的条件有很多种，其中成为瓶颈的为什么一定是食物？而其他条件，比如生育能力、体质和健康、卫生条件、社会安全等等，一定不会比食物更匮乏以致成为瓶颈，至少不是长期决定性的瓶颈？好像没有特别的理由作如此判断，这看来更像是一种直觉。 受马尔萨斯启迪的达尔文，却并没有拘泥于马尔萨斯的这一判断，相对于生活资料限制，达尔文更多的关注生物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所造成的数量限制，包括食物和空间的争夺，捕食和被捕食，寄生和共生关系，交配机会的竞争，等等。这些关系既有物种内个体间的竞争，也有物种间个体的竞争。 首先，对于一个种群而言，其数量常常既被其捕食对象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限制，也被其捕食者的数量和捕食能力所限制，当然，它自身的捕食和防御能力也是决定性的。 其次，物种的生理构造，发育模式，婚配和生殖模式，甚至社会组织模式，也可能成为种群数量的限制因素。从进化史的时间跨度看，这些内在的限制必定被它们在其他方面带来的更多的增殖优势所补偿，否则物种将难逃灭绝的厄运。但是人类以千年计的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对于进化而言只是一瞬间，所以这些“短期”有效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简言之，种群数量，在长期，由其与食物（捕食对象或寄生宿主）和天敌（捕食者或寄生物）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共同决定。但是，捕食能力所决定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决定的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除非巧合，两者并不相等，因此，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受限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力量对比。当其中一个限制因素起作用时，另一个因素进入松弛状态，比如，当数量受限于天敌时，即使在边际上，食物也是充裕的，反之亦然。 在短期分析中，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一般化为如下形式：假设限制一个种群数量的所有可能因素为集合R，其中有n个元素，每个限制因素r对应一个极限数量q，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Q等于全部q的最小值，此时，q值等于Q的那些因素，叫做紧张因素，而其它则叫松弛因素。在进化史长期，集合R只有两个元素：捕食能力和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对马尔萨斯模型所做的修正和扩展，姑且成为扩展马尔萨斯模型。 你可能会说，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没有天敌，因而扩展模型等价于原有模型。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食物链没有顶端，因为所有的食物链都是封闭回路。无论大型猫科动物，老鹰，还是人类，都难逃寄生物和细菌的猎食，就在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正在与上百、成千、甚至数千亿的线虫、螨虱、原生物和病菌搏斗。这场搏斗从数十亿年前我们的单细胞祖先那时就开始了，迄今从未停歇过。 5. 饥饿与疾病 在近代卫生和医学技术革命之前，人均寿命始终低于40岁，妇女在性成熟之后，绝经或死亡之前，平均有20年多的生育期，每个孩子9个月的孕期加2、3年的哺乳期，扣除两次生育之间的随机间隔和流产，生育率大约在4到7之间，而孩子在性成熟之前的死亡率高于50％，照此推算，即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总和有效生育率（即存活至生育年龄的孩子数）也并不比替代水平高出很多（远低于马尔萨斯所认为的4），因此，在与寄生物和疾病的对抗中，人类的境况十分脆弱，稍有闪失或不测，人口便可能因此受到抑制。 如果上面的估算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猜测，或许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阶段中的某些社会，在与寄生物和疾病的对抗中，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其有效生育率在替代水平附近波动。果若如此，这些社会将表现出与马尔萨斯的预期迥然不同的特征，那里，即使最低阶层也有充裕的生活资料，因为疾病把人口抑制在远低于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姑且把这种社会叫做疾病型社会，而把马尔萨斯所描绘的那种叫做饥饿型社会。 这样的猜测或许显得太过大胆甚至轻浮，但却能逻辑一致的同时解决上面提到的两个困难：吃鳟鱼的印第安部落，可能是重度的疾病型社会（这里的轻重是指人口水平低于食物供养水平的程度），西欧，轻度疾病型社会，印度和中国，饥饿型社会。 上述猜测背后的含义是：在与疾病的对抗中，东方比西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要么是西方所面对的敌人更凶悍，要么是东方在身体免疫系统，或卫生措施，或医疗技术上发展出了更有效的对抗手段。 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古代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世界性流行病传播事件，都是从东方传向西方，并让后者遭受了灾难性后果，一次是14世纪由蒙古入侵者带给欧洲的鼠疫，一次是19世纪殖民者从印度带回欧洲的霍乱，但是，我没有发现重大的方向相反的传播事件（一个小小例外是欧洲人从美洲带回，又带给亚洲人的梅毒，但这种病对人口影响极小）。 如此几个孤例当然算不上是论证，但我们可以期待其他学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有用的证据。目前的考古学技术已经能对骨骼化石进行病理学分析，获得有关健康状况和死因的信息，卫生医学史特别是流行病史的研究也能提供辅助证据，当然，最直接而有力的证据将来自免疫系统和相关基因的比较研究。如果来自这些领域的证据能有力的支持上述猜想，那将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观感。 6. 多彩的瓶腹 在短期（比如几百或几千年），对人口的抑制因素更多，如气候恶化，频繁的战乱，程序化的杀戮制度（如阿兹特克帝国），等等。当其中一个或几个变成紧张因素的同时，可能有更多的因素成为松弛因素。当任何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紧张因素时，生活资料将变得相对丰裕。 生存压力在某些方面的松弛对于行为和文化重大意义，我在另一篇文章《人性：策略的遗骸》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某方面的选择压力减弱时，原先设计用来对付这些压力的那些策略性行为模式，便可能脱离其原先所服务的生存和繁衍总目标，自我膨胀，游离为一些独立的行为模式，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偏好。 人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间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表现的纷繁多样，五彩斑斓。 一方面，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结构或阶层差异，那些处于上层结构的富人或权贵，在获取和保持其地位上面临巨大压力，但在生活资料上，则十分丰裕，这种松弛使行为和文化多样化成为可能；在扩展马尔萨斯模型（如果它是对的）下，如果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瓶颈，那么，在其余松弛部分，我们就有望看到类似的松弛所带来的多样性——一个多彩的瓶腹。

中南山归来说环境 辉格 06/05/13 对于我这种不喜欢热闹的人，浙南山区是度假的好地方，——或许若干年后也会是定居的好地方，——所以，春节和五一这两个相隔不远的长假都在此度过也并未让我感觉乏味。 这两次旅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山区特有的景物之外，就是那里的人口变迁了。一个个已经或即将被遗弃的村庄，一幢幢久无人住的蒙尘老屋，从山谷往高处走，走得越高，便看到越多弃耕的荒田，越少的炊烟，越少的年轻人。山上的往山谷里搬，山谷里的往镇上搬。 据说，近年来官方清退民办教师和合并乡村小学的政策加速了这一趋势，许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搬到了镇上甚至县城里住。 仔细观察了仍然存在的那些村子的人口结构，很难找到三十岁以下的人，偶尔见到几个也多半是因为假期才出现在那里。这预示着，几十年后，我现在看到的这些村子中的大多数，也将被废弃。 在作出这样的观察和展望之后，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随着人类向城市“退缩”，这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将会大大改善，这是工业化和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的结果。想到这里，不禁窃笑——那些环保分子和绿色和平活动家们，如果认识到这一点，不知会作何反应？ 在环保分子眼里，现代工业无疑是破坏环境的恶魔，可是只要回顾一下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正是农耕生活方式的扩张让人类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而工业化，虽然在其初期加剧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那也主要是通过其新技术和新工具对农业的促进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改善而实现的，一旦随工业化而来的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扭转了人口形势和能源结构，工业化对环境的积极作用便立刻显现。 一个大工厂，或一个大城市，固然可能产生和排放大量垃圾和污染物，然而与数百万人分散居住在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相比，其对环境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试以一个200户1000口的中等山村为例，粗略算一笔小帐：按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假设每户每天烧10斤柴禾，每年有10户盖新房，每幢用木50株，20户修缮旧房，每幢用木10株，那么该村每年仅燃料和建筑两项，至少需要砍伐灌木730吨，乔木800株。为了维持生态平衡，这800株乔木须以低于5％的间伐比例采自800亩密度不低于20株／亩的乔木林；而730吨灌木，以每株得柴30斤算，须以低于20％的间伐比例采自2400亩密度不低于50株／亩的灌木林。与此同时，为了产出足够的粮食，该村需要2000亩耕地。 上述估算意味着，要维持传统的农业生活和环境的稳定，每1000亩耕地需要有1600亩林地相配合。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战争和瘟疫等重大人口抑制力量的制约下，人口会迅速增长，新增的人口会把周围可开垦的土地都变成耕地，这样，要维持上面的比例，就需要自然条件将足够比例的土地限制为不可开垦或没有开垦价值，这个条件只能在山区或丘陵地带成立，而在平原地区是不能成立的。结果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自从人类发明了农业技术，经过几千年的开发，所有被农耕民族长期居住过的土地，森林消失了，越是古老文明的发源地，消失得越是彻底：从尼罗河，两河，地中海西岸，印度，黄河，直到长江流域。农业所到之处，环境资源迅速枯竭，森林和野生动物仅仅在山岭地带得以幸存，即使是山区，如果不幸邻近一个大平原，也难免因为旺盛的外部需求而被砍伐殆尽。 是工业化扭转了这一趋势。首先，工业化将大量人口吸引到城市，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育偏好，最终扭转了人口形势；其次，工业化改变了能源结构，煤炭和石油代替了木材；第三，工业化改变了建筑材料，水泥、钢铁和玻璃代替了木料。那些拚了命反对建核电站的环保分子，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再迟钝的人也看得出：即使把一个核电站所产生的废料不加处理倾倒在一座荒山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比一座同等功率的火力发电站要小得多，更不要说和用木材做燃料相比了。 环保分子常说一句话：“回归自然”。而依我看，如果真心想对环境好，人类还是“退缩到城市”为妙，说实话，“回归自然”听起来浪漫，真做起来，恐怕会是环境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