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那只哲学猫曾一度风靡网络，相信不少人都有印象，这次来北大住了两天，才发现，原来在这儿，如此雍容福态，神闲气定，不抓老鼠，整天沉湎于哲学思考的猫，不是两三只，而是几百只，它们就这样猫腰驼背，四爪收拢，双眼眯缝，三五成群的蹲伏于路边草地上，茶饭无忧，饱食终日……

就我所见，这些猫看上去都非常相似，除了年龄和毛色，而毛色似乎只有三种，很明显，它们在血缘上非常接近。

当我看到这幅景象时，大脑里立刻闪过了[[Wall-E]]里那艘太空船上那些白白胖胖的地球移民，

随后，又闪过了方力钧画中的那些光头…… 在享受了片刻美妙的科幻感觉之后，我对陪我一起漫步校园的zhangiii说，这可是一次难得的福利主义实验，我猜，不久之后这些猫就要面临计划生育政策了，呵呵，zhangiii说，说不定已经开始了呢…… 我们都好奇，如此有潜力的题材，为何至今没有八卦记者来挖掘一下呢？

反对计划生育无须论证，因为它直接侵犯了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权利，但如果反计人士一定要找个更响亮的口号的话，我倒有一个，五六年前我在某BBS上发过： 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生育率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进城后就失去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改变了生养策略，从数量策略转向了质量策略；尽管从短期看，采用质量策略（即少生精养策略）给你带来更少的儿子女儿，但在长期，给你带来的重重重重孙，可能并不比采用数量策略者少，因为较好的营养、健康条件、教育程度、工作技能、社会竞争力，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存能力，还提高了他们在未来婚姻市场的谈判地位，也有望给他们的子女一个较高的发展起点。 个人按自身条件不同会采用不同策略，均衡状态下，两种策略的分布比例取决于抚养和教育的成本收益比，这个收益，最终是以重重重……重孙的数量来计算的。 当精养成本高于粗养成本的两倍时，穷人便很可能采用多生粗养的数量策略：假设粗养成本是3000/年，精养成本10000/年，一个穷人年收入9000，不养孩子时的基本开支2000，已经生了第一个孩子，现在他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拼命挣钱，争取能挣到12000，以便能精养这一个孩子，或者放弃这一愿望，再生一个，全都粗养；一旦他做出后一决定，而此后又幸运地将年收入提高到了12000，那时，他不可能再杀了一个孩子，重新换用精养策略，这时，他的最佳选择就可能是再生第三个。我们知道，越是穷人越不愿意冒险，所以他在第一个决策点上更可能选择生第二个。 实际上在中国，精养与粗养的成本差异，还要高出上面的虚拟数字，所以，很明显，穷人会更倾向于采用数量策略，因而计划生育的主要受害者；在无差别一胎政策时期，农民是最大受害者，后来被允许有条件二胎，于是没有农村户籍的城市贫民如蓝领工人成了最大受害者；实际上，在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早期阶段，城市工人的生育率很高，直到后来教育年限拉长，教育成为很大负担时，生育率才开始下降，而在中国，城市工人的生育率显然被人为压低了。

李敖之的问题，我的解读是：如果科学告诉我们某些行为会破坏环境，因而为立法限制这些行为提供法理基础，那么，如果科学告诉我们人口过多会有类似结果，为何不能立法实行计划生育？ 首先要澄清，破坏环境的行为之所以需要受到限制，是因为对环境的破坏就是对他人生存条件的破坏，这里的关键是：一些人的行为伤害到了其他一些人的利益，如果某人去破坏一个遥远星球上的环境，法律大概不会阻止。 一旦涉及到行为加害于他人的情况，这就成了权利问题：一个人，在何种情境下，可以做什么？或者反过来：一个人，可以在何种情境下，合法的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 对于权利，如果再加上一条：一个人，可以在某种情境下合法的阻止他人的某些行为，他是否可以在收取对价之后解除这一限制？如果可以，这种权利就是财产权，简称产权。 这样，环境问题的要害在于权利或者产权的缺失，而环境保护法实际上就是在拟制一种新型的财产权，而科学在其中的作用是：为这种拟制提供证据，证明某些行为的确会加害于他人。具体而言，如同其他产权，关于环境的产权可有两种类型：合法的加害权，合法的免于受害权。 在我看来，一部好的环境法，应为界定这些产权提供原则，而不是简单的禁止某些行为。而这样的良法，通常不会来自行政和立法部门，而是来自诉讼、作证和裁决过程。 再看计划生育，任何人生下孩子这一行为本身，不会对他人构成伤害（除非她闯入别人家里去生，而这只是简单的民事侵权）；你大概想说：多一个孩子，这世界就多一张嘴，要多消耗一份资源。然而，如果所有财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些成本全部会落到生育者自己头上，如果有慈善者愿意代为抚养，那也是他自愿，不构成侵权，只有在一个福利社会中，这些成本才会被迫由纳税人分担，所以，只有福利制度，才会将个人生育行为与侵犯他人利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而福利制度，正是我反对的。 不仅是生育问题，福利制度会把大量原本属于纯粹个人选择的事情变成公共问题，比如：该给孩子教什么？不该教什么？学校里该不该提到上帝？该不该讲进化论？什么病该花大钱抢救？什么病该放弃？退休年龄该是多少？ 正是个人选择的公共化，制造了大量不必要的价值观冲突和伦理困境，生育问题只是其中之一。

对我《人口争议的误区》一文，许多朋友留下了很好的评论，一并谢过。 supretard的话题太大了，以后慢慢聊。 我关于放松生育政策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表述，看来费曼和李敖之都误解了。我不是说放松生育不能改变老龄化结构，而是说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因为老龄化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提高了抚养系数，而放松生育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不能降低抚养系数。造成这一误解，可能是我上下文结构安排的不好。 重新表述一下：在短期，放松生育将提高抚养系数；在长期，我认为，抚养系数与生育率不具有负相关，或许还具有一点正相关。 关于李敖之的第二点，我始终坚持的观点是：法律和道德体系一样，是一种自发秩序，尽管我们可以在事后用一个事实命题系统对它进行分析，却不能基于这些理论在事先对它进行设计。其次，就个人来说，持有任何价值观、道德立场、法律原则，都可以与事实完全无关。 forsaken指出了男女比例扭曲和计划生育的关系，我同意。但是，如果我们预先同意：1）控制生育在道德和法律上是可接受的；2）为了追求某些经济目标，控制生育政策在政治上是可接受的；那么，男女比例扭曲，就不难被说成是该政策所必须付出的、并不高昂的代价。 最后，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为何在中国难以被废除的分析，请参考我一年前的文章：《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按：读罢此文，你很可能认为我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赞同者，正如你看到的，我几乎不赞同所有反对计划生育的言论，不，不是几乎，事实上，我认为我听到过的每一条反对计划生育的理由都是错的，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举出了三条，而且第三条还没有展开说。然而，实际上，当然，我完全反对计划生育——，但我的理由只有一条——自由——，生育是最古老的权利，不容剥夺。 写作本文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练习或者演示如何将屁股和脑袋分开，这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事实上很少人能做到，当一个问题被识别为屁股问题时——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通常如此——再灵光的脑袋也会被迅速塞进裤裆，这一点上，无论左派、右派、自由派、保守派，鲜能免俗。 一个月前，我曾在《宽容是同性恋的坟墓？》一文中尝试挑逗那些无法区分屁股与脑袋的人，我先把屁股摆在一个政治正确的位置上：主张对同性恋宽容，然后试着用脑袋指出一种可能性：对同性恋宽容或许会导致同性恋群体大幅减少甚至灭绝，如我所预料的，这一挑逗效果极佳，我立刻被当作主张灭绝同性恋的狂人而遭到激烈指责。 我得坦白，我无耻的享受这种效果，这让我有了一个观察人性和所谓理性的良好机会，今后若有机会我会经常尝试这种练习、演示，或者挑逗，好让我自己时时牢记：不要弄混了屁股和脑袋。） 人口争议的误区 辉格 2009年3月24日 最近，人大代表程恩富先生和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先生，针对近期频频出现的呼吁放松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判断，当前的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依然非常严重，人口增长势头仍未完全遏制，老龄化虽然存在，并不足惧，也不能归咎于计划生育；他们认为，要“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必须让人口减少，长期目标减到5亿以下；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目标，他们主张，计划生育不仅不能放松，还要强化，并且长期坚持。 严格计划生育政策反对者的呼吁和支持者的回应，让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又完成了一个回合，然而，新的回合是否让讨论更加深入了？是否改进了公众对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很遗憾，这场争论看来仍徘徊于鸡同鸭讲的状态。主张严控生育者立论的基本前提是，人口与资源之间是存在一个“合理比例”的，这个比例是可以算出来的，这个比例是可以在今天与200年之后一样合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并且可以为200年后的人们安排他们的生活；然而，对于这一连串的断言何以成立，他们显然不认为值得加以说明。 对于曾亲身经历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合理比例的论调并不陌生，它曾经导致何等荒谬的制度和政策，也都历历在目。然而严控生育的反对者们却没有抓住这一要害，他们用来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老龄化及其带来的“社会负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冲击。过去三十年中国人口形势的急剧扭转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其中包括老龄化；老龄化的原因是寿命延长和出生率下降，因而将老龄化归因于生育控制是正确的，然而用放松生育控制来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却未必正确。 当人口形势扭转时，老龄化程度并非随出生率下降而线性递增；在生育率开始下降之后的几十年中，老龄化会达到一个最高峰，此后随着生育率下降之前出生的那几代人的死去，而逐渐向一个长期均衡水平回归。这个均衡水平上的长期抚养系数，主要取决于人均寿命和平均就业年龄，与出生率关系不大，因为提高出生率在降低老人比例的同时增加了儿童比例，反之亦然。正因为如此，主张放松生育控制者希望解决的，显然只能是短期老龄化高峰所带来的抚养负担问题；然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放松控制在短期内只能增加需要抚养的未成年人，从而加重抚养负担，而等他们长大时，最高峰已经过去。 反对严控生育的另一个理由是：人口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资产价值下降。然而这马上面临一个追问：经济总量的增长何以成为值得以公共政策来追求的目标？如果人口下降一半，GDP下降20%，人均GDP大幅上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资产价值确实可能下降，但那也意味着资源不再那么昂贵，人类对环境的压力不再那么巨大，何以认为那是坏事？ 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随着避孕手段的普及、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孩子抚养和教育成本的迅速增长，生育策略已完全改变；这些反对者宣布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破产，他们认为，当传统社会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之后，生育率“必然”下降，无须计划生育的干预，相反，届时政府将不得不鼓励生育。这一反对同样站不住脚，如果我们孤立的观察那些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上述现象是显然的，然而当我们把整个人类作为单一人口系统来考察，人口压力从未消失，生活中马尔萨斯极限上的几亿人贫困如故，而在人口压力有所放松的地方，人口迅猛增长的情况仍然普遍；欧美60年代开始的低生育率，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代人，日韩则只有一代人，还远不能被认定为普遍规律；实际上，发达国家不妨被视为整个人口金字塔中被移民管制所圈住的一个塔尖，其人口发展趋势未必具有普遍性，尤其对于中国人口系统而言——它太庞大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金字塔的塔尖。 上述种种理论误区，使得围绕人口问题的争论陷入混乱，与其急于宣示某种立场，不如先尝试拨开笼罩在问题之上的层层迷雾。

我在今年3月4日的饭文<计划生育，何去何从？>里曾说到：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的最新报告（见财经网报道）支持了上述估计，实际上比我的估计还略低：

在对比了11个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或估计后发现，包括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在内的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实际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处于1.35-1.5的很低水平；而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规划和宣传中，中国的生育率却十余年维持在1.8……。郭志刚介绍，计生委之所以坚持1.8的生育率，主要是考虑调查存在漏报的可能性……但其实，在郭志刚看来，有很多个因素支持着中国的低生育率。首先，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73个，可见现行生育政策压制了生育意愿。其次，1996年-1999年期间，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生育率平均降低了0.23，这一因素以前却被忽略了。此外，胎儿性别鉴定、不孕症、生活方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为1.19，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的1.41）都使得生育率存在着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真实的生育率应该处于1.8以下，接近调查的结果。

……第二，性别比例失衡，男孩多过女孩。中国“一孩半”地区的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124.7:100 ……第三，现行生育政策会使劳动力资源（18岁—64岁）从2030年的9.59亿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的主要是的青壮年劳动力。而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50年的27.8%。老年抚养负担也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劳动者供养1位65岁及以上老人，增加到2050年的平均每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还有更惊人的数字：据《上海市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报告》，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从94年开始低于1，2002年降到0.77，（据说）后来最低降至0.64，今年据说回到0.95（未见官方数据）。 0.64，意思是每100个妇女只能养大不到30个女儿，这好像就是种族灭绝吧？呵呵。 注：长期人口模型中，男性数量是一个可以剔除的无关变量。

计划生育，何去何从？
辉格
2008年3月4日

最近，有传言说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废除独生子女政策”，随后，国家人口与计生委官员于2月29日明确表示：“此消息不属实”。不过，在两天后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吴建民在答记者问时说到，“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看来，众人关注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正在接受民间和官方的重新审视。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如此显著的成就，近年来，许多学者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计生政策是否该功成身退了？既然这一政策已经达到甚至超出了当初制订它时所预期的目标，而民众的生育意愿已经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随教育水平的提供而大大降低，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延续该政策？特别是在政策的严厉实施时而导致不满、冲突和不幸，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之后？

但是也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人口问题依然严峻，政策实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恰好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依然很高，目前的低生育率是计生政策长期严格实施的结果，一旦放松，就会出现倒退。

我并不想加入这场争论，因为在我看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学理之辩，计划生育政策，如同其他所有大规模公共政策，其存废命运，并非取决于政策的效果，相反，它已经成了一个组织问题。

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曾作出这样的分析：理论上说，针对特定情况而制订的一项公共政策，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如果达到了预期效果，即当初制订它时所针对的特定情况已不复存在，就应该结束其使命，反之，如果实施的时间长度已足以证明其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成本过高，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总之，任何政策总该有到头的一天。

但这只是理论，研究者接着就指出，实际上，公共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很少有停下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政府机构总是在不断膨胀的原因所在。新的公共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设立新的机构，配置人员，编制预算。在公共机构里工作的政策实施者们通常会认为自己正在造福社会，如果政策到达了预期效果，他们会感到这体现了他们的工作价值，如果此时取消政策，也就意味着撤销机构，会被视为是对他们的惩罚，反之，如果政策效果不理想，他们会认为“力度”不够大，要求增加人手，追加预算，加强力度，总之，任何政策一旦开始实施，就无可避免地变得“坚持”而“不可动摇”。

上述机制可以归结如下因果链：首先是制订政策，然后为了实施政策建立机构，接着，机构的长期存在创造了一个新的职业群体，该群体逐渐依赖于为有关政策所编制的预算或收入源，久之，此种财政依赖使得政策实际上无法撤销，即使当初为该政策所设定的目标已经完全达到，因为撤销政策意味着整个职业群体即刻失去收入来源。

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符合上述特征。30年来，我国已经成功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计生工作队伍，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县级计生委编制约10人，2600多个县级单位，加上县以上单位折算成县级共约3000，编制数至少3万；乡镇计生办编制平均约4人，5万多乡镇级单位共20万人；2000年后加强村级计生工作，非全职计生员平均每村1-2人，70万个村约100万；合计约120万。

计生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对计生政策形成财政依赖的，不仅仅是庞大的计生队伍，据我分析，实际上大多数乡镇级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乡镇政府，都严重依赖于该政策。

近十几年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职能不断丧失，组织上面临上级政府垂直化侵蚀，财政上已濒临破产。农田承包后，组织生产的职能没了，费改税后，三提五统没了，最后连农业税也取消了，乡镇企业改制后，工业管理没了，教育改革后，学费取消，教师工资由教委帐户直拨，最值钱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规划和审批权归县以上政府，没有乡镇的插手余地，乡镇上几个实力部门如派出所、税务所等，又都是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理论上，乡镇已没有合法的经常性收入来源，除了依靠上级补贴，只有举债度日。

眼下，乡镇政府能够找出的唯一一件重要的并且能创造成绩和收入的工作，就是计划生育，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各地的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乡政府，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计生工作中，认真负责、忠实不贰地执行着这项基本国策。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伴随着乡镇机构大改革，这一国策大概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