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被人看成是一个粗汉，他还得在爱好的培养上下些功夫，因为对消费品哪些是名贵的，哪些是凡陋的，应当能够相当正确地加以鉴别，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他的义务了。对于有闲生活中的种种事物……，他要在多少带些刻苦的情况下进行钻研，学会怎样在适当的方式下过他的表面的有闲生活。

——托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1899

不必假定他们是理性的，他们不必试图最大化报酬，他们的策略可能简单表现了标准操作程序、拇指法则、本能、习惯或模仿……，其采取的行动不必是有意识的选择……完全无须假定它们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1984

富士康应停止无责任补偿
辉格
2010年5月20日

富士康的连环跳楼自杀已经发展到了第九起，并险些发生了第十起，各方都在为此而痛惜、焦灼和困惑；与此同时，一个不祥的信号正在从员工和家属们的反应之中传递出来：他们已经在关注和讨论企业对自杀者的补偿金额了；更有报道显示，在深圳其它企业的类似事件中，已有一些自杀者的家属在以富士康的先例为参照，向雇主要求人道补偿。

如果事实证明企业对员工的自杀负有责任，当然应该赔偿，但富士康所施行的无责任人道补偿，却是一种恶性激励，它会鼓励更多的自杀行为，不仅在富士康内部，也会波及整个珠三角工业区；可以相信，无责任补偿政策的动机是善良的，目的也在于息事宁人，然而事实上，它却在无意中构成了对自杀行为的公开收购，而且出价不低；一旦高价收购成为稳定预期，定会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把命卖给你。

有人会说，二三十万补偿不足以买到一条命，谁会为这点钱就去跳楼呢？确实，普通人是不会，但社会中存在大量不那么普通的人，这些精神状态处于边缘水平的人，在遭遇特定的情境时，就可能自杀，而激励的作用会在他们身上得以表现；事实上，即便没有补偿的激励，许多人也跳楼了，而对补偿的可信预期会促使那些摇摆者作出决定。

也有人会问：命都没了，还要钱干啥？答案是：给家庭。心理学家德·卡坦扎罗的研究显示，两性关系上的挫折，和感觉自己成为家庭的负担，是自杀的两大主要动机，显然，后一种很容易被高额金钱补偿所激励；用许多自杀者的话说，自己很没用、没出息、不能替父母分忧、反而让他们操心、帮不了弟弟妹妹、娶不到老婆、满足不了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等等；此时，如果他想到自己的死能给家人带去一大笔他们从未指望能攒够的钱，是不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呢？

对死亡的无责任补偿，并非新近出现的做法，实际上，它体现了那些法律不健全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条司法原则，即所谓的“人命关天”：在任何纠纷和冲突中，只要有人非正常死亡，就必须找出某个人来为此负责，即便没有任何人存在过错；无论权利如何遭受漠视和践踏，无论司法系统如何低效和不公，无论官员如何渎职和腐败，只要一出人命，一切就立刻变得简单、高效而爽快，赔钱、革职、甚至抵命，仿佛老天突然开了眼。

这条原则，是对法治缺位的一种补救；法律作为一种各方可接受的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创造了一个和平共存的环境；然而，由于司法程序的不合理，刑侦和取证手段的缺乏，司法官员的腐败低效等等原因，许多冲突得不到公正解决；所以，为了确保那些最严重的冲突得以平息，不至于引发社会动荡，主权者常常鼓励或强制对诸如死亡这样的最严重伤害进行无责任补偿，而这种安排也常常作为不得已的次优结果被双方所接受。

同时，不惜一死的决心也常常被视为证明当事人清白或含冤的过硬证据，试想，在取证手段原始粗糙、缺乏交叉质证程序、没有专业律师辩护、法官常常是惯于受贿的文盲；这种时候，细致的举证、慎密的辩护、引经据典的法理阐述，或许都比不上一死的决心来得直观而有说服力；这一观念，也很生动的体现在古代滚钉板告御状的故事中。

然而，人命关天原则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负面效果，它激励了人们在涉及重大利益的冲突中，无论是否在理，都不惜以死相争的倾向；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拆迁自焚案，便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自杀甚至常被用作一种报复手段，尤其多见于缺乏其他救济手段的弱势者，比如受婆婆欺压的媳妇们；这种做法的流行，一方面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悲剧，同时也衍生了大量的后续冲突。

无论是以命为证的古老传统，还是无责任补偿的人道安排，其宗旨都是不求真相与公正，只求息事宁人，从这种和稀泥做法中，永远无法生长出法律、公正与秩序；而随着刑侦和取证手段的进步，其在技术上的理由也早已不复存在，它的延续仅仅昭示着一个有效司法制度的缺失。

富士康这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企业，理应对其政策的潜在社会效果保持警惕，应该立即停止对自杀事件的无责任补偿，至少应避免公开的一次性现金补偿，而代之以秘密年金，对方一旦泄密，应立即停止支付；驱动富士康作出补偿的善意，完全可以转移到预防环节上，这方面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他们迄今还未展开全面的员工心理状况调查和研究，没有聘请社会心理学家入场，没有对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资助，也没有对管理结构作出针对性调整。

昨天，Buzz上一些朋友在议论，近来这一连串校园屠杀案，是否有人在背后组织策划，否则，如此相似的案件如此频密的出现，似乎不得不让人作此猜测。

我不这么看，几周前，当第三桩校园案发生时，我就断定，这是维特效应，并猜测将有更多案件接踵而来，不过当时有关此事的评论已被禁止，我也就没写。

当我把这一看法说给一位朋友听时，他的反应是：维特是自杀，这些可是屠杀！没错，是屠杀，但这是他们自杀的方式，毫无疑问，这些人在去做这事之前，完全清楚自己必死无疑，比跳楼更肯定，而同时，他们与那些孩子无怨无仇，甚至毫无关系（这与美国校园案完全不同，后者多半是同校学生出于针对性的怨愤所为）。

这些校园杀手，其实只是将屠杀选为他们自己的一种死法，他们只是想在死之前做一件事，一件吸引最多关注的大事，但并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一旦有了榜样，就以为找到答案了，这完全符合维特链的特征。

实际上，维特效应中的自杀者，通常都选择比较具有宣示性的死法，而不是找个僻静处悄悄了结，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或许是因为悄悄了结者很少有机会出现在新闻中，从而成为众所周知的榜样，或许是因为模仿倾向与宣示倾向具有某种尚未揭示的相关性。

当然，模仿屠杀儿童这种死法的那些人，与其他维特链中的自杀者，是有实质性区别的，对于自己的不幸和困扰，他们更多的归因于外部世界而非个人遭际，因而不仅心生绝望，而且心怀仇恨。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维特效应的分析，并不构成对自杀和校园屠杀现象的其他解释的替代，它并未解释这些现象的宏观原因，而只是分析了它们如何发生的机理，就像 “货币扩张导致物价上涨”是对物价的宏观解释，但缺乏其发生机制的描述——而这些机制一旦被描述后，会发现涨价过程远非此前想象的那么均匀和平滑—— 维特效应分析做的就是后一种事：它揭示了沸腾过程是一个链式反应。

这是有意义的，它对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果熟知维特效应，所有学校在第一桩屠杀案发生后，就应该立即采取警戒措施。

参考：富士康遭遇维特效应

富士康遭遇维特效应
辉格
2010年4月12日

自从去年七月孙丹勇因工作差错不堪压力而从宿舍楼上跳下身亡以来，富士康厂区内接连发生了多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其中五起密集的发生于3月11日至4月7日的短短28天内；尽管迄今未发现富士康存在过错和应负法律责任的证据，但舆论已开始质疑这些悲剧是否与它的工作压力和管理方式有关；日前，富士康公关部门在就此接受媒体专访时，也承认企业在管理方式、员工关怀和企业文化上存在问题。

中国每年每十万人中有14人自杀，而富士康仅在深圳就有27万员工，所以即便考虑到就业者的自杀率低于失业者，一年内不到十名雇员自杀，也并非特别离奇之事；然而，这些自杀事件在时间分布上的密集，自杀方式的一致，自杀者年龄的相仿，却很难让人相信它们之间没有相关性。

是的，从时间、方式到处境的相似性，这些自杀具备了“维特效应”的全部特征，从孙丹勇事件被密集深度报道和广泛讨论之后，后续自杀事件以192天、54天、12天、8天和1天的间隔鱼贯而至，构成了一个不断加速的维特链。

在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行并迅速流行之后，许多为情所困的青年读者模仿主人公维特自杀殉情；后来，社会心理学家发现这种模仿性自杀广泛存在，并占据了自杀案件的很大比例，模仿的对象有社会名人、轰动性事件的主角、和同社区内社会角色类似的人。

维特效应生动的展示了，人在多数时候并不是依有意识的理性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计划而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更多的依靠本能、习惯、传统、宗教和对前辈的模仿来行事；当他们面临困境，而这些常规指导源都无法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时，便会陷入极度的不安与无助，此时，若身边处境类似的人选择了自杀，他们很可能接受这个简单而容易的答案。

甚至在自杀方式上，他们也懒得去考虑，而简单的模仿了事，这一点，从自杀方式的文化差异中可以看出，各国都有一两种主流自杀方式，各不相同，而每种新方式一经大媒体报道，便会迅速流行，比如98年金融危机后烧炭自杀在香港的流行，这次金融危机后，杀死家人后自杀的案件，也一度在美国密集发生；更诡异的是，研究发现，许多重大交通事故过后，就有人会以制造交通意外的隐秘方式自杀。

人的模仿倾向表现在生活的每个环节，模仿性自杀只是因其悲剧性而特别引人关注，模仿性犯罪和模仿性行善都很普遍；研究发现，在交通路口，一位司机闯红灯会大幅提高其他司机闯红灯的几率，这一现象即便在素以遵守规则著称的那些社会也同样显著。

一个人选择自杀的目的，不仅是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这是他展示给社会的一个姿态，是对身边人的一次喊话，要以最强烈的声音发出最后一条信息：我为你可以付出这样的代价；瞧你把我逼到了这里；瞧你把一切都毁了；我很歉疚；我是无辜的；我已拼尽全力了；我并不如你想的那么无耻，等等。

这些信息，原本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但许多人从来没有学会，当他们看到别人用自杀来喊出同样淤积于胸的那句话，并且看上去都被听懂了时，他们认为自己终于学到了；而这里，正是心理辅导可以起作用的地方，也是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大企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能帮助年轻人学会如何喊出这些话，如果能创造出让他们有机会喊话的场合与情境，许多自杀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很少给孩子练习这种表达的机会，家长老师常常迫不及待的抓住孩子的抱怨流露，作为负面评价的证据，甚至斥责的把柄；在经历了种种险恶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之后，我们的大人总是过于老练的从孩子的倾诉中挖掘可疑动机和辨识推诿托辞，他们失去了倾听的习惯和能力。

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管理层继承了家长的这些特征，在许多企业的文化中，直言者是傻瓜，抱怨者成了出头鸟，批评是忠诚的反面证据，畅所欲言的号召只是引蛇出洞的计谋；孙丹勇因丢失样机而自杀，固然与他的个性有关，但在他痛苦绝望的几天中，富士康管理层显然没有让他看到事情将得到公正解决的希望。

从零星传闻中，我们看到了追查和严控的努力，但看不到听取陈述和申辩、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一起分析各种可能性、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的任何迹象，显然富士康不存在这样的机制，在那几天里，听凭孙丹勇孤独的在黑暗和恐惧中等待命运的裁决。

实际上，从企业的角度看，单纯的依靠严厉和高压，自上而下的推行制度规则，并非建立质量和安全控制体系的最佳方法；高压和赏罚可以让人谨慎，但也会激励犯错者隐瞒信息，当缺乏公正可信的申辩、听证和裁决机制时，隐瞒和推诿常常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的信息来源变得十分狭窄，信息质量也靠不住，而质量和安全控制却高度依赖信息的可得性。

对于大企业，每次非正常死亡都可能成为新闻事件，即便是孤立的多次死亡也会被描述为相关事件，这两点都会放大维特效应，从而在短期内造成连串自杀；这不仅有损于企业的公众形象，也会给员工带来心理阴影，降低他们在企业中获得的福利感受；该花点力气认真对待了。

院子里生活着房东的四只母鸡，为了给她们的生活增添些色彩，我从附近的鸡场抓了只公的来，这些天观察下来，有几点引起了我兴趣：

1）新来的鸡完全融入群体需要点时间，小公鸡头两天不懂得回窝，天黑后自己找个角落躲着，需要我把他抓进窝，好在第三天就学会了，不过在此之前的白天活动中，已明显与群体逐渐开始同步；

2）公鸡并未独立于啄序（pecking order）之外，亦非当然的居于啄序之顶端，这稍稍出乎我的预料，啄序似乎主要取决于体重，母鸡可能跟生育能力也有关，事实上，小公鸡在头一个星期好像处于啄序底端，当时他的体重三斤多，而母鸡们是五到六斤，目前公鸡体重大概已超过四斤，啄序已升至第二或第三位；

3）小公鸡虽然地位低下，在头几天甚至经常被肆意无故欺负，却不影响其交配时的胆量和威风，交配在未满一周时即已开始；

4）当鸡群探索新食源、应对外部威胁时，有些会比较大胆进取，有些则跟在别人后面，这种进取性和胆量的大小，与啄序无关，这一点很容易在你观察啄序时造成烟幕，让你误以为那些总是冲在最前面、威胁面前最不甘于退缩、貌似引导着鸡群漫游路线的，是地位较高者，错了，相反的情况更多，真正的老大步履雍容沉稳，常常拖在队伍后面，观察啄序的最佳时机是集中喂食的时候；

5）进取性和面对外部威胁的胆量，似乎取决于雄性激素水平，小公鸡虽然内部地位低，对外却是最大胆的，有只母鸡起初被我误以为老大（其实是老三），显然有雄性化倾向，鸡冠和肉垂都又红又大；

6）最令我惊喜的发现是，第二性征果然是代价高昂的，小公鸡刚来时，鸡冠和肉垂大得与其体型不相称，且十分鲜红，不到两周，鸡冠和肉垂缩小了，且褪成了暗红色，很明显，是大鸡场中激烈的性竞争迫使他一度维持了高水平的雄性激素，现在，当他获得垄断地位之后，不再需要负担由此带来的成本了，尽管性选择理论可以轻松解释这一现象，但亲眼看到还是让我有点兴奋。

争取明年能从孵化开始再完整观察一遍，挺有意思，呵呵。

在上一篇里，对为何美国人比法国人吃得多这一现象，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更贴切的说，是美国穷人比法国穷人吃得多，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食品更便宜。至于为何穷人比富人吃得多，我的解释基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分化：

1）随着收入提高和食品供给更充足，穷人原先受限于支付能力的食欲被释放了；
2）由于吃饱吃好成为普遍状态，富人开始刻意回避那些与食欲有关的消费行为——不屑与大众为伍是他们的永恒诉求——，并为自己精心构造另一套（其实是N套）生活方式，以示区别；
3）那些富人重新构建的新式奢侈生活方式，穷人负担不起，而他们能够负担而又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中，吃喝占据了重要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当穷人受困于少数几种生活方式时，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即，当他们的收入提高时，其消费结构的相应改变会有很大的滞后，这不仅是因为习惯，更是因为消费结构的非连续性。

消费在人群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被组织在各种结构有序的成套组合之中，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当个人收入提高时，他通常会在不同方式之间进行“迁越”，而不是渐进的连续改变。（年初我在一篇分析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文章中，曾提出这种消费的非连续特征，以及它对储蓄率的影响。）

比如，尽管你咬咬牙或许买得起一个LV包包，但你要是每天挎着它去超市收银，下班后两手拎着菜篮子回家，就会显得很古怪，我老家有句俗话，捡到只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直到你确信自己能够负担一种新生活方式之前，你会倾向于保持原有消费习惯，尽管在数量上会有所变化。

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梯级化通常由法定等级来维持，比如古代中国禁止无功名者穿著丝绸衣服、不允许非皇室成员使用黄色衣料和龙凤纹，中古欧洲国家也曾为平民的皮鞋长度规定了上限；而在权利平等化的现代社会，梯级化只能借助成本门槛来维持。

与法定特权门槛相比，成本门槛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成本会随产业成熟和技术进步而下降，而同时下层人群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富于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级界线也没那么清晰森严；总体上看，顶级阶层总是在不断逃避下层的模仿，而所有其他阶层都在模仿他们上面的阶层，这种追逐竞赛使得上层生活方式不断的瀑布式向下渗透，经过长期堆叠积累构成了如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顶级阶层绞尽脑汁想不出新花样时，他们经常会用一个偷懒而又屡试不爽的怪招：去模仿最底层；这一招常常把他下面的中等阶层打个措手不及：我是戈尔的儿子（或希尔顿的女儿），我穿个烂衫跳个街舞吸个大麻没人会真把我当街头混混，你个中产小子就不敢了吧？所以在日本企业里，老板都穿T恤牛仔，举止也很随便，跟失业青年无异，白领就不行，一定要西装革履，举止端庄高雅，西方虽不如日本泾渭分明，也大致能看出层次差别。

不过，下层也并非总是等到完全具备模仿能力才开始行动，往往迫不及待，所以，逐级模仿的结果，常常造就出一种降低标准的仿制品，比如二手宝马，山寨LV，超低价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填充书架的精装版文学名著，等等，这就迫使上层更迅速的抛弃逃离这些旧符号。

（一不小心扯了这么远，先去睡一觉，明天拉回来继续扯饕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