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阿博特在周一的晚宴上说，“我之前从未听过一位中国领导人宣布，这个国家将在2050年之前彻底实现民主，”他随后感谢习近平发表了一份“历史性，历史性的声明”。
阿博特的这番话似乎指的是习近平周一早些时候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对该国议会的演讲内容。在演讲中，习近平还寻求让该地区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习近平重复了一句常用的表态，称中国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此类装傻早已是西方政客得心应手的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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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阿博特在周一的晚宴上说，“我之前从未听过一位中国领导人宣布，这个国家将在2050年之前彻底实现民主，”他随后感谢习近平发表了一份“历史性，历史性的声明”。 阿博特的这番话似乎指的是习近平周一早些时候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对该国议会的演讲内容。在演讲中，习近平还寻求让该地区各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习近平重复了一句常用的表态，称中国的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此类装傻早已是西方政客得心应手的老套路，每回来中国，照例都会要匪首表示一下，“快来哄我呀，快来呀～”，说句好听的，我回去就能向选民交差了：我施加过压力啦，把这个事情放在优先位置哦，口气很强硬哦，而且获得了成效哦…… 实在不给面子，只好自己“误读”了。 当不当真反正没人关心，要真关心你们又想怎么办，授权我打过去？
1）在春秋得以壮大、称霸、并幸存到战国的诸侯，皆处于边缘位置，秦晋齐宋楚，加上后起之吴越燕，刚好把中原围了一圈，似非偶然；
2）早先我以为这是因为边缘诸侯与蛮族冲突频繁，所以既然能幸存下来，必有其军事优势，且较高战争强度下，君权会较为集中和强大；
3）仔细考虑之后，感觉另一种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边缘位置让争雄者在变化多端的联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邻国越少，处境越有利；
4）因为邻国越少，需要防御的方向越少，因而本土越安全，越可以从容选择联盟对象，控制扩张节奏，即便国力削弱期间，也更容易自保；
5）由于邻国总是比非邻国更多纠纷摩擦，而且依附强邻有被吞并的危险，因而远交近攻总是优选策略；
6）当大家都选择远交近攻时，邻国多便意味着敌人多；
7）组建军事联盟的春秋诸霸，即便在其霸业巅峰期，也很少去主动攻击其远方的主要对手，比如齐桓晋文/惠称霸时，就很少主动去打楚国，展示霸权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用来压服联盟成员的背叛和违规行为的，特别是惩罚那些倒向敌方阵营的成员；这是因为，打击远方敌人成本太高，却不能带来实际利益，而打压联盟内弱小成员，则可以经常能得到实实在在且能够控制消化的利益（纳贿夺邑牵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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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春秋得以壮大、称霸、并幸存到战国的诸侯，皆处于边缘位置，秦晋齐宋楚，加上后起之吴越燕，刚好把中原围了一圈，似非偶然；
2）早先我以为这是因为边缘诸侯与蛮族冲突频繁，所以既然能幸存下来，必有其军事优势，且较高战争强度下，君权会较为集中和强大；
3）仔细考虑之后，感觉另一种解释可能更有说服力：边缘位置让争雄者在变化多端的联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邻国越少，处境越有利；
4）因为邻国越少，需要防御的方向越少，因而本土越安全，越可以从容选择联盟对象，控制扩张节奏，即便国力削弱期间，也更容易自保；
5）由于邻国总是比非邻国更多纠纷摩擦，而且依附强邻有被吞并的危险，因而远交近攻总是优选策略；
6）当大家都选择远交近攻时，邻国多便意味着敌人多；
7）组建军事联盟的春秋诸霸，即便在其霸业巅峰期，也很少去主动攻击其远方的主要对手，比如齐桓晋文/惠称霸时，就很少主动去打楚国，展示霸权的军事行动主要是用来压服联盟成员的背叛和违规行为的，特别是惩罚那些倒向敌方阵营的成员；这是因为，打击远方敌人成本太高，却不能带来实际利益，而打压联盟内弱小成员，则可以经常能得到实实在在且能够控制消化的利益（纳贿夺邑牵牛割禾之类）；
8）当霸主们都采用这种“安内先于攘外”的策略时，夹在中间的国家最吃瘪，往往左右不是人，最典型的是郑国，还有许陈等小国，两大阵营冲突时，盟主往往避开头号对手的锋芒，专拿投靠对方的小国揍一顿了事，这样既避免了过高代价，也捍卫了盟主权威；
9）春秋早期，虢国和郑国都是头号强国，但就因为夹在中间，前后左右不是人，结果一个很快被灭，一个虽强大威猛了很久，最终却未能成霸；齐楚、晋楚争霸期间，郑国夹在中间反复挨揍，却很少得到友邦支持，如此境地，不衰弱也难；
10）春秋经验，壮大和称霸的前提，四个方向上至少两个方向没有邻国，最好三个方向上都没有，满足后一条件的，只有分裂之前的晋，和后来崛起的秦，前者称霸时间最长，后者最终成为通吃赢家；
【附春秋列国图】
1）如果说齐桓时一度有些往宪政发展的可能，那么到晋文称霸时，这条路显然也已断绝了；
2）当时的晋国就是个大流氓，曲沃篡晋的历史污点不说，对内诛杀公族，对外吞灭小国，都是毫不手软的，藐视王廷也毫无顾忌；
3）相比之下，齐虽也吞灭小国，但直接灭掉的，主要是周文明圈之外的异族小国，同族小国以压服、纳为附庸为主，而且在有侵吞机会时也常能克制私利；
4）晋献第一轮大吞小国（耿霍虞芮）之际，正是齐桓霸业鼎盛之时，却丝毫没有障碍，盖因山西之事于齐并无直接利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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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说齐桓时一度有些往宪政发展的可能，那么到晋文称霸时，这条路显然也已断绝了；
2）当时的晋国就是个大流氓，曲沃篡晋的历史污点不说，对内诛杀公族，对外吞灭小国，都是毫不手软的，藐视王廷也毫无顾忌；
3）相比之下，齐虽也吞灭小国，但直接灭掉的，主要是周文明圈之外的异族小国，同族小国以压服、纳为附庸为主，而且在有侵吞机会时也常能克制私利；
4）晋献第一轮大吞小国（耿霍虞芮）之际，正是齐桓霸业鼎盛之时，却丝毫没有障碍，盖因山西之事于齐并无直接利益，且由齐入晋干预代价过高，齐之消极乃在预料之中；
5）唯一关切晋之并吞行径的，是王室和周边小国，而其中唯一挺身而出替王室进行干预的是虢国（实际上虢国是周室渐衰之后周王权威的唯一忠诚捍卫者，可能比王室本身还起劲），但虢国的干预全靠自身实力，没有联盟支持，反倒有郑国这样的宿敌需要戒备，最终没能顶住晋之扩张势头，反遭灭国下场，为后世留下一个反面教材，此后受欺小国都学乖了；
6）晋的扩张吞并从西边开始，顺河曲推进，避免一开始就与齐接触，战略上很对头，若开始就往山东取邢卫方向，齐就会插手。
1）士的崛起，文字普及，行政人才专业化，为诸侯提供了官僚来源，可以替代世袭卿大夫；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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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士的崛起，文字普及，行政人才专业化，为诸侯提供了官僚来源，可以替代世袭卿大夫；
2）士的流动、著述和教学，产生了一个全王国范围内的阶层共同体；
3）新兴士阶层创造了一种新伦理，其中对领主的个人效忠逐渐被对伦理原则或政治理想的忠诚所取代；
4）周王权威的衰微，刺激了诸侯间冲突与竞争，诸侯竞相扩张其权力，包括对外兼并（将弱小诸侯变成其附庸）和削夺附庸之传统封建权利；
5）边缘诸侯面临蛮夷威胁，扩张权力更为迫切而必需，更高频度和强度的战争，也强化了其君主权力及其战争机器，以及相应的行政官僚；
6）作为士之一派，法家在推动各诸侯扩张君权上起了关键作用，施行了一系列改革；
7）法家改革中最根本的两项是：改庄园制为自耕农，改领地制为郡县制，前者为集权君主建立了财政基础，后者废除了封建关系，创建了集权式行政体系；
8）边缘诸侯，特别是华夏成分较少的楚与秦，较少宗族和封建包袱，更易于推行法家改革；
9）儒家中一些人似乎曾努力基于其新伦理而构建一种国际法，并依靠大国实力维持某种国际秩序，以期在王室衰微的条件下用国际法权威代替周王权威，继续维持封建体系，不至陷于混战或走向集权，有点像美国和北约试图达到的状态，但这一努力（假如有的话，这一点我还很不确定）显然未能成功；
10）由于对任何国际法既缺乏认同，也没有执行机制（以霸权维持秩序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君权扩张和兼并的限度就只剩下军事和行政方面的技术限制了，而事实证明集权帝国能够建成。
殖民（colonization）一词常被用于多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将这些事情汇集在同一个标签之下，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它们都是哥伦布之后西方文明扩张进程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制度比较和分析，这样的归类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毫无意义，其制造的混乱之一是：赞成或反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或“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殖民一词的最初含义，可能只是某族群的一小撮成员移居到远离其本土的新地方，建立定居点，至于这个新地方原本是否有居民，假如有，移民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移民是否维持于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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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colonization]]）一词常被用于多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将这些事情汇集在同一个标签之下，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它们都是哥伦布之后西方文明扩张进程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制度比较和分析，这样的归类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毫无意义，其制造的混乱之一是：赞成或反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或“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殖民一词的最初含义，可能只是某族群的一小撮成员移居到远离其本土的新地方，建立定居点，至于这个新地方原本是否有居民，假如有，移民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移民是否维持于本土的政治联系，都不在该词所涵盖之内，这些意义是后来加入的。
考虑如下光谱：
1）新地方原本无人居住，比如挪威人殖民的冰岛；
2）有原住民，但殖民者与之没有接触和冲突，因而不存在关系处理问题，比如挪威人殖民的格陵兰；
3）有原住民，殖民者决意且有能力加以清除（驱逐或屠杀），因而无须为长期共处而做考虑；
4）有原住民，殖民者乐意或不得不与之相邻共处，因而必须寻求某种长期安排，最简单的选择是持续防御，指望军事优势能为自己带来安全；
5）选择二：谋求建立契约关系，这需要拥有当对方违反契约时进行报复和施加惩罚的实力，或来自第三方的类似担保；
6）选择三：征服与控制，使之丧失危及自身安全的能力；
7）选择四：向其施加一种最低标准的制度规范，以确保其不会成为地区安全之威胁；
8）选择五：向其施加一套更高标准的制度规范，以将其纳入一种范围广泛的国际秩序；
9）选择六：对其实施直接统治，将其变成自己所在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且与其他部分同质；
……
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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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在冷战时期，美国不缺乏这样的意愿，因为苏联帝国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清晰可见，冷战结束时，政治学家曾担心，支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西方联盟，在缺少一个明确敌人的情况下难以为继，此后反恐战争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好景不长，反恐联盟很快随老欧洲的背弃而瓦解，连美国的最忠实追随者日本都已开始考虑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
所以这次乌克兰危机，将是对美国意愿的关键考验，其行动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各地那些以美国存在作为其国家安全支柱的国家，那些有望借助美国影响而实现国内变革的国家，都将以这次危机的后果为参照，重新评估其外交战略和制度发展方向，而评估结果很可能是悲观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入了一条全面收缩的轨道，金融危机既打击了美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也让进取性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忍受，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是积极主动的迎合了这一退缩倾向，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伊朗、叙利亚等事情上的一系列消极和退缩表现，都让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可疑。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让欧美政坛终于开始认识到退缩战略的严重后果了，面对共和党人的指责，连奥巴马也开始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试图让世人相信他并不像之前所表现出的那么消极和软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适时的到另一条前线东亚走了一圈，通过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以及与菲律宾的新安全协议，安抚那些对美国承诺心生疑虑的国家。
假如有这么个国家，营商环境一塌糊涂，税率奇高，管制如手铐，劳动法似脚镣，工会像强盗，那么该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还会有竞争力吗？
一般来说，是没有了，但有个例外：除非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假如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么它那些以各国政府为主要买方的企业，就会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竞争那些土匪流氓国家的政府订单时；
因为越是土匪流氓国家，越需要害怕国际制裁和干预，而按当今国际政治伦理，制裁和干预通常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
于是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就变得非常值(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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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这么个国家，营商环境一塌糊涂，税率奇高，管制如手铐，劳动法似脚镣，工会像强盗，那么该国企业在国际市场还会有竞争力吗？
一般来说，是没有了，但有个例外：除非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假如它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那么它那些以各国政府为主要买方的企业，就会获得竞争优势，特别是在竞争那些土匪流氓国家的政府订单时；
因为越是土匪流氓国家，越需要害怕国际制裁和干预，而按当今国际政治伦理，制裁和干预通常需要获得联合国授权；
于是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就变得非常值钱了：你不把订单给我，下次就别找我帮你否决制裁案；
除了否决制裁干预，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帮助它们在联合国打骂犹太猪……
那么哪些行业是以各国政府为主要买方？很明显啊，军工、飞机、核能、电力、水务、铁路……
1）已经有25万鞑靼人回到克里米亚，还有18万等在乌兹别克，也很可能回去，更多的在土耳其；
2）无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人口总体上都在下降，除了包括鞑靼在内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
3）鞑靼人口增长迅猛，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在克里米亚不少行政区占多数；
4）按俄罗斯对待少数民族的瞒旰做法，克里米亚要是真并入俄罗斯，很可能变成另一个车臣；
5）对于乌克兰，这反倒是甩掉了一个未来的民族包袱和潜在的火药桶，有益无害；
6）但是，眼睁睁看着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对美国是件坏事，因为这背弃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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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经有25万鞑靼人回到克里米亚，还有18万等在乌兹别克，也很可能回去，更多的在土耳其；
2）无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人口总体上都在下降，除了包括鞑靼在内的突厥/穆斯林少数民族；
3）鞑靼人口增长迅猛，过不了多少年就会在克里米亚不少行政区占多数；
4）按俄罗斯对待少数民族的瞒旰做法，克里米亚要是真并入俄罗斯，很可能变成另一个车臣；
5）对于乌克兰，这反倒是甩掉了一个未来的民族包袱和潜在的火药桶，有益无害；
6）但是，眼睁睁看着乌克兰失去克里米亚，对美国是件坏事，因为这背弃了《布达佩斯备忘录》，这种背弃将有损其信用、声誉和权威；
7）对美国霸权是坏事，所以对世界人民也是坏事，除了乌克兰；
所以，今夜我愿是乌克兰人。【咦，这句话倒底是啥意思？】
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辉格
2014年2月18日
离下半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七个月，支持和反对的各方日益加紧了舆论攻势，最近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独立后重新加入欧盟是否会遇到障碍？能否与英国建立货币联盟以便继续使用英镑？眼下，英方高官纷纷放话说没那么容易，甚至连欧盟主席巴罗佐也出来帮腔。
其实重入欧盟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倒是货币同盟可能会有点困难，那不仅需要英方配合，也要看苏方是否愿意让出足够多的财政主权，有欧元危机在前，选民、政客和货币当局恐怕都会有不少顾虑；不过总的看来，一旦选民作出决定，苏格兰要独立并没有多大障碍，对英国这样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平分手已不是难事。
苏格兰的独立倾向，主要不是来自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政治和制度倾向上的差异，这一点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有关独立的民调中赞同独立的比例从未超过一半，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但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1998年分权改革后的历届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却节节攀升，最终获得绝对多数和执政地位。
另一个事实也佐证了上述判断：S(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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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独立无关民族主义
辉格
2014年2月18日
离下半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有七个月，支持和反对的各方日益加紧了舆论攻势，最近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独立后重新加入欧盟是否会遇到障碍？能否与英国建立货币联盟以便继续使用英镑？眼下，英方高官纷纷放话说没那么容易，甚至连欧盟主席巴罗佐也出来帮腔。
其实重入欧盟应该不会有什么障碍，倒是货币同盟可能会有点困难，那不仅需要英方配合，也要看苏方是否愿意让出足够多的财政主权，有欧元危机在前，选民、政客和货币当局恐怕都会有不少顾虑；不过总的看来，一旦选民作出决定，苏格兰要独立并没有多大障碍，对英国这样成熟的法治国家，和平分手已不是难事。
苏格兰的独立倾向，主要不是来自民族主义，而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政治和制度倾向上的差异，这一点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有关独立的民调中赞同独立的比例从未超过一半，通常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但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在1998年分权改革后的历届{{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选举中赢得的席位却节节攀升，最终获得绝对多数和执政地位。
另一个事实也佐证了上述判断：SNP在苏格兰议会的129个席位中赢得了65个，但在联合王国国会下院的59个苏格兰席位中只获得了6个，远远少于工党的41个，也不如自民党的11个；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坚决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保守党，在国会是第一大党，却只得到了下院苏格兰席位中可怜的1个，而在苏格兰议会中，反倒赢得了15席。
这些都说明了，苏格兰人要的是具体的政策而不是独立的象征意义，独立只是他们获得政策的手段，所以在苏格兰选举中，SNP能带来他们想要的政策，就投票给它，而在全国选举中，SNP无论如何也难以主导政策，所以就转而支持政策主张相对接近的工党，尽管工党也反对苏格兰独立；相反，假如苏格兰人一味要宣示独立意愿，本应在两级选举中都全力支持SNP。
可是因为苏格兰的政治光谱与全英国的差别实在太大，而他们的人口和议席比例又太低，所以他们难以指望中现行威斯敏斯特体系（[[Westminster system]]）中得到想要的政策，只好寻求独立；苏格兰的政治光谱看上去更像北欧国家，而更少英国色彩，更没有保守主义容身之地，不仅强烈倾向于福利制度，在环境、社会政策和国际事务中，也全面靠近具有高度阴柔气质（[[femininity]]）的北欧。
具体而言，北欧人喜欢一个更少身份、地位、贫富和性别差异，也更少竞争性的社会，喜欢更具协商性而非对抗性的政治，对付犯罪时，也更不愿意使用惩罚性手段；在国际事务中，更疏远美国，不愿意积极介入各种具有对抗性和干预性的国际行动，即便这种对抗和干预对捍卫其所珍爱的价值是完全必要的，相反，他们宁愿选择无原则的和平主义，在事后扮演和事佬或和平天使的角色。
假如苏格兰人只是要社会福利的话，或许支持工党就行了，问题是工党在其他方面并不那么像北欧，特别是军事和国际政策上，经过布莱尔改造的新工党已变得更加亲美，更积极介入国际行动，更愿意维持较为强大的武力和英国的传统强国地位；通过偷走保守党手里的牌，新工党让英国的政治光谱大幅右移，因而更加远离苏格兰光谱，所以，尽管苏格兰是工党的地盘，但仅仅通过支持工党，苏格兰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对工党来说，眼下的局面恐怕是他们未曾预料到也不愿看到的，目前看起来越来越可能成功的独立运动，正是工党在90年代大力推行分权自治改革的后果，这一改革让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但假如工党为讨好其盟友而推动的这一进程最终导致苏格兰独立，那工党就丧失了一个大票仓，可谓偷鸡不着蚀把米。
相反，对于保守党，尽管在民族情感上难以接受苏格兰独立，但政治上他们反倒会获得实际收益，59个苏格兰议席的取消，无疑将强化保守派的地位；而对英国国民来说，摆脱五百多万热爱福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胞，很可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按：话题有点大，先随便说几句骗顿饭钱，以后慢慢展开）
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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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话题有点大，先随便说几句骗顿饭钱，以后慢慢展开）
埃及的宿命
辉格
2013年8月19日
在面对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国内日益分裂对抗的局面观望犹豫了将近一年之后，埃及军方最终还是鼓起勇气（大概也离不开美国的默许）出手接管了政权，在自由派和世俗派的支持下，随后还对兄弟会示威者实施了大胆的清场行动。
这些，尽管暂时避免了埃及全面沦陷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手，但还远不足以结束对抗，稳定政局；丢失政权的兄弟会很可能加速走向激进化，将埃及乃至整个中东逐步拖入乱局。
对于埃及的前途，人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性，然而从各方面的条件看，似乎没有一条有望通向一条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对此，有些评论将原因归结为人口与经济状况，诸如人口增长快，年轻人比例高，中产阶层薄弱，失业率也不低，等等。
这些确实可能为社会与政治动荡提供动力，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因为许多同样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并未出现动荡，甚至还成功完成了转型；比如经济状况相似的阿拉伯兄弟约旦，过去30年人口增长了150%，近两倍于埃及，在阿拉伯之春中却未受太大影响。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埃及和阿拉伯之春初发地突尼斯一样，在革命之前都曾经历了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制度上也伴随着一系列自由化改革；这暗示了，或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对制度变革提出了要求，但埃及的社会精英和主要政治势力未能利用这一动力完成经济与社会变化所要求的制度转型，而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重要的是，一些关键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选择正确的方向；简单说，这是因为埃及是个大国，而且不幸还是个代表了一度强盛的伊斯兰文化的大国；在二战以来的阿以关系——从几次战争到戴维营协议——中，埃及始终是伊斯兰世界的中坚力量和首席代言人，是战争中的主要交战方和谈判的主要对手，达成和平之后，也是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最大受援国；同时，爱资哈尔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主要的神学中心。
现代化进程中，凡是代表了一种孕育了法治传统的英美文化以外的主要文化的大国，都会在制度转型上面临严重障碍，因为其精英总是会倾向于将接受已被证明为成功之道的宪政与法治视为文化上的投降和屈辱，因而竭力加以抵制，这些精英接触现代社会越深入，受现代教育和文化熏陶越多，其所代表的文化越古老、一度越强盛，这一文化障碍就越难以逾越。
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小国的转型总是比大国顺利得多（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方面的极端案例是日本，日本的绝对规模虽也不小，但边上有个比它大得多的文化核心大国，而日本历史上总是在不断的从那里引入文化和制度元素，因而其精英从来不会对这种引入有任何委屈和受辱的感觉，实际上，一旦认定模仿对象是“先进的”或“占优势的”，日本精英在文化改宗上从来都是毫不犹豫、欣然为之，几乎一夜之间便可完成。
在对制度变革的文化抵制方面，精英远比大众更强烈、更主动、更自觉，因为一方面，他们通常更富裕，因而有更多精神和文化需要，所以更介意也更难忍受他们自认的文化“屈辱”，同时，他们受过更多教育，因而更有能力领会和谈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等等非日常层次上的概念，更能对这些文化实体形成认知，进而产生相应的文化认同。
这一点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海湾和北非石油国家中表现更为奇特，这些国家的精英权贵，面对的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失败的制度和失败的社会，这原本可能成为他们反思、变革甚至改宗的动力，但他们个人和家族却极为富裕，足以让他们在西方人面前保持自信甚至趾高气扬，巨额家族财富甚至能让他们资助一场针对西方的恐怖运动，借此疗治他们的文化自卑症，甚至或许还挣得了一些文化自豪感。
在这样一群精英权贵的主导下，阿拉伯和伊斯兰社会恐怕很难实现好的变革，而居于其核心与代表地位埃及，则机会更加渺茫。
【2013-01-23】
@whigzhou: 内塔尼亚胡胜选 http://t.cn/zYPgls0 继续看好以色列，内塔是贝京之后以色列最佳总理，可能比贝京更好
@whigzhou: FT一篇评论 http://t.cn/zjeszJL 他已经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总理……带领以色列实现了经济复兴，在此期间该国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当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之中时，以色列却保持着强劲增长
@whigzhou: “从2009年到2012(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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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3】
@whigzhou: 内塔尼亚胡胜选 http://t.cn/zYPgls0 继续看好以色列，内塔是贝京之后以色列最佳总理，可能比贝京更好
@whigzhou: FT一篇评论 http://t.cn/zjeszJL 他已经是以色列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总理……带领以色列实现了经济复兴，在此期间该国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当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之中时，以色列却保持着强劲增长
@whigzhou: “从2009年到2012年内塔尼亚胡最近一个总理任期期间，没有一个以色列人死于自杀式爆炸袭击，而新世纪头几年平均每年都会有100多个以色列人死于自杀式爆炸袭击。以色列避免了卷入重大军事行动中”——可是，该文作者仍将内塔称为“策略天才＋战略蠢材”，仅仅因为他没向穆斯林抛媚眼
@whigzhou: 这个拉赫曼完全没有理解阿以和平是怎么维持的，对阿拉伯人，表现出任何让步/退却/温和的迹象，都是在邀请他们来炸你汽车杀你孩子
【2013-01-18】
Whig Zhou：名单刷新：（看好）希腊、新加坡、以色列、新西兰、柬埔寨、洪都拉斯、秘鲁；（看衰）埃及、利比亚、法国、南非、土耳其。
说明：
1）因为阿拉伯之春，原先看好的利比亚，拉黑，埃及从中性改拉黑，
2）与此相关，鉴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改变，原本看好的东非诸国，转入观察；
3）蒙古继续看好，但世人对其的低估已纠正大半，转入观察；
4）朴槿惠看着不太爽，韩国转观察；
【2011-11-28】
Whig Zhou：名单里再加个新西兰，观察了一段时间，现在比较确信了。
【2010-05-19】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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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8】
Whig Zhou：名单刷新：（看好）希腊、新加坡、以色列、新西兰、柬埔寨、洪都拉斯、秘鲁；（看衰）埃及、利比亚、法国、南非、土耳其。
说明：
1）因为阿拉伯之春，原先看好的利比亚，拉黑，埃及从中性改拉黑，
2）与此相关，鉴于美国伊斯兰政策的改变，原本看好的东非诸国，转入观察；
3）蒙古继续看好，但世人对其的低估已纠正大半，转入观察；
4）朴槿惠看着不太爽，韩国转观察；
【2011-11-28】
Whig Zhou：名单里再加个新西兰，观察了一段时间，现在比较确信了。
【2010-05-19】
Whig Zhou：现在开始看好新加坡，特别是它的商业地产。
【2009-08-04】
Whig Zhou：看衰地区：德国，西班牙，日本，墨西哥，南非
jizhigang：看好的为什么没有越南，看衰的为什么没有俄罗斯？
Whig Zhou：俄罗斯早就看衰了，我说的是今后三五年相对于过去三五年的趋势。
Whig Zhou：越南会延续目前的局面，但不会有太显著的转折，而且长期风险很大，总有一天要撞墙。
Whig Zhou：从全能体制开始的改革都会撞墙，不像威权体制。
【2009-07-30】
Whig Zhou：看好地区：韩国，蒙古，印尼，伊拉克，土耳其，利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
（按：难得编辑把标题改的这么彪悍，那就赞同一次吧）
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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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难得编辑把标题改的这么彪悍，那就赞同一次吧）
退出欧盟对英国不算坏事
辉格
2012年11月27日
上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以失败告终，未能就下一个七年期预算方案达成协议，由于卡梅隆事先已高调宣布将否决大幅扩大预算的提案，而法德等国也强硬坚持原有立场，这一结果并不出乎人们预料，舆论焦点也已转向英国会不会退出欧盟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最新民调显示赞成退出欧盟的英国人已超过半数，政客们正在悄悄改变论调以适应新形势，工商界也开始认真考虑退出可能带给他们的影响了。
尽管民众对欧盟的热情始终不高，但英国政界却很少会将退出欧盟列为可选项，对于自由派，普世主义和欧洲价值观让他们天然的亲欧洲，而对保守派，虽然价值观上对欧洲持怀疑态度，但他们的亲商业政策却不得不让他们考虑工商界的要求，而商界的主流意见是，留在欧盟对英国非常重要，上周，英国工业联合会（[[CBI]]）总干事呼吁商界人士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避免英国退盟。
但其实并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英国有必要留在欧盟，工商界最大的担忧——英国将因此而失去欧洲共同市场——是多余的，因为脱离欧盟的英国可以像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一样，通过欧洲自由贸易协会（[[EFTA]]）而进入欧洲经济区（[[EEA]]），从而享受其商品、人员和要素流通自由，没有迹象表明EFTA成员在享受上述自由方面比欧盟成员国有何不利。
实际上，欧洲共同市场存在许多条边界，对应着不同的机会和责任，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两条：欧元和申根协定，英国都不在其内，而退出欧盟这条边界，无损于进入共同市场的机会，却可以让英国免除许多欧盟加于成员国的法律责任和财政负担，毕竟，未加入欧元区的事实，也并未妨碍伦敦成为欧元区的金融中心。
过去几十年，欧盟在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和要素流动，引导东欧顺利完成过渡等方面，曾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现在这些红利已经耗尽，并正在转向负面，近年来它在市场管制和福利政策方面表现的越来越严厉和凶恶，布鲁塞尔的官僚化和集权化倾向也在不断加深，这次债务危机更将强化其财政和政治上的集权。
同时，欧盟的预算开支也已变得十分庞大，按这次的长期方案，将从上一个七年期的年均1200亿欧元膨胀到1700亿，其中英国的份额将从170亿增至200亿，相当于每个中产纳税者近千欧元的负担，这已经不是一笔可以忽略的开销了；而且荒谬的是，欧盟开支中的90%以上属于政策性补贴和资助，而不是用于维持共同市场运转的制度性开支，与推动市场自由的宗旨背道而驰，况且英国在这一再分配游戏中的得益是负的。
考虑到老欧洲深厚的社会主义传统，上述趋势不大会逆转，所以除非英国甘愿被欧盟日益繁琐的压制性法规捆住手脚，并承受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退盟是迟早的事，早点退或许代价更小一些。
有调查显示，工商界留恋欧盟的更多是大企业，这不难理解，大企业历来更能适应大政府的管制和干预，甚至从中渔利，因为他们拥有更强大的公关和游说能力，更有机会影响政策，他们的法律部门也拥有更多经验去应付繁杂的管制法规，另外，他们也更有机会参与由政府主导的大型公共项目和获得公共预算的资助，然而，出于这些动机而支持一个正在走向大政府的欧盟，既是短视的，也是不道德的。
不过，赞成英国应留在欧盟的另一个理由或许可以成立，留在欧盟集体决策机制内，可以更有效的影响和牵制它，避免它走向英国人更不希望看到的状态，但前提是这种牵制必须真的有效，而这次长期预算不失为验证这一点的良机，假如卡梅隆最终无法说服更多成员国在此关键时刻站到自己一边，共同抵制欧盟预算的大幅膨胀，扭转欧盟滑向干预主义大政府的趋势，那就表明为这一虚幻目标而承受的高昂代价是不值得的，不如另辟蹊径，撇开老欧洲，与北欧和东欧国家发展另一个更倾向自由市场的新联盟。
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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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去四年美国政府处理中东问题的原则与方式，尽管对其效果的评估有所分歧。
也就是说，罗奥两人都没意识到或拒绝承认，美国中东政策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失败，它听任甚至促使也门和利比亚变成另一个阿富汗或索马里，埃及变成另一个伊朗，叙利亚变成另一个南斯拉夫，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反恐战争以来获得的成果将全部丧失，中东将陷入远比911之前更坏，甚至世人从未想象过的恶劣局面。
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差异中，唯一有着可预见的现实后果的，是伊朗问题，奥巴马始终坚持外交和制裁手段，拒绝划出一条红线，并宣布越过此线就使用武力解决，罗姆尼则主张在外交和制裁无效的前提下以武力为最终手段，所以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伊朗问题未来走向；主持人很准确的把握了这一问题焦点，并将此议题命名为“红线”。
所谓红线，是一组可以客观判断的条件，划线者承诺，一旦这些条件满足就发动战争；在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划清红线既是大国之间和平相处、也是由大国出面遏制国际秩序挑衅者的可行方式；一条清晰的红线和划线者执行红线的决心和声誉，可以让各方明确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期，从而有效阻止机会主义行动，维持既有秩序。
问题是，宣布红线需要提到战争这个字眼，发出战争威胁，而这对于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是很高的成本，所以除非国民安全直接受威胁，政治家都避免提及战争，特别是在大选敏感时期，多数选民不会耐心听你解释，为何宣布红线和威胁发动战争才是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而态度暧昧、甚至提前宣布放弃武力手段，反而更容易将你拖入战争，对选民来说，你宣扬战争，他强调和平，你就输了。
然而红线又只能由大国来划定，因为在国际冲突中，弱小一方往往偏爱机会主义策略，他们的承诺和声誉不值钱，也没人会相信，我们经常听到某些小国三番五次宣布对方怎么怎么就等于宣战，却从未兑现过；实际上，弱小者看似瞒旰的行动往往是在试探大国的底线，此时对方若态度暧昧，或嘴上虽强硬行动却迟疑不决，缺乏一条清晰边界，那这么做就能不断为自己捞到好处，而且每份好处一旦捞到手，时间一长就成了既得利益，对方再加干涉更缺乏合法性。
眼下以色列的处境有点像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的状况，当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出日益明确的战争威胁，并开始采取驱逐联合国观察员和封锁海峡等走向战争的实际行动，此时以色列哭爹喊娘的希望美国出面给阿拉伯国家划红线，因为当时以色列还很弱小，他划的红线（封锁提兰海峡）没人相信，也已被跨越，结果美国不为所动，以色列只好自己冒险一拼。
现在的以色列比45年前强大了许多，或许有能力执行自己的红线，但是，由以色列执行红线比由美国执行，政治代价会高出很多，因为与美国干预相比，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反犹派更无法容忍由以色列所发动的战争，后者将激发更强烈而广泛的反弹，更可能让中东陷入长期动荡，不过，如果美国始终拒绝划定红线，而制裁又没有效果，那以色列恐怕又只好冒险了。
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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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企入美的障碍在哪里？
辉格
2012年10月11日
最近美国众院情报委员会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公布之后，华为和商务部都做出了强烈反应，认为报告缺乏事实依据，是在利用政治偏见，借国家安全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确实，在选战正酣之际发表这样的报告，难免让人怀疑是在挑逗选民对外部威胁的莫名恐慌来捞取政治利益，也不排除竞争者乘机游说鼓动，大塞贸易保护私货。
不过，中美两国在国际关系上的对立局面，和美国民众由此而产生的疑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有所减弱，因而涉及安全敏感领域的贸易投资活动，引发对方的猜疑和不安，是可以预料的事情，无论是否喜欢，这都是相关企业不得不长期面对的现实，要做那里的生意，就必须学会克服这个障碍。
这次华为应对国会调查和听证的过程，看来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它做了大量准备，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显然没有减少对方的疑虑，甚至可能还有相反的效果，它没有将重点放在论证或解释为何自己不会做出对方所忧虑的那些事情，却不太明智的去质问对方没有拿出他果真那么做了的确凿证据，用商务部发言人的话说，报告做了有罪推定。
委员会到底有没有掌握确切证据，因为无缘阅读报告秘密部分，无从判断，问题是，国会在处理此类事情时，并不需要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因为外企原本就不具有国民待遇，国会所拥有的立法权限让它随时可以阻止外企在境内做生意，而无须以定罪为前提；虽然WTO要求成员国给予对方企业以国民待遇，但事实上这条很少得到各国政府认真遵守，特别是当国家安全之类大旗被扛出来时，WTO原则马上就靠边站了。
甚至像“关乎国计民生”之类更加模糊宽泛、几乎可以无所不包的理由，不是也能用来拒绝外企的国民待遇吗？而这么做时，也压根没有举证这些外企采取了何种行动、是如何破坏或危及“国计民生”的，甚至连调查和听证都免了，而人家好歹还有了个正式的调查听证过程。
那么，华为若要消除美国民众和政府的疑虑，能做些什么呢？显然，仅仅证明自己是一家真正的私营企业，与政府不存在法律上的隶属关系，也没有通过正式的契约关系承担政府所赋予的特殊任务，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很容易想到，这种关系不需要公开正式的契约也可以建立，特别是在一个责任义务非常不规范不透明的制度环境下。
试想，当政府可以随时摆布企业的利益，甚至决定其生死，而后者又找不到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去寻求保护和救济，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当政府要求企业在某件事上给予合作，有几家企业能有勇气加以拒绝呢？华为可曾在任何具体事例上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比如像谷歌那样，为拒绝政府的过分要求而不惜让自己的高管面临牢狱之灾？或者不惜放弃一大块市场？
不要说华为没有，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目前还存活着的国内企业，曾证明过自己有这样的勇气；国内企业不仅无力拒绝配合政府的要求，甚至无力在进行这种配合时，要求得到一个正式的书面指令，以便明确区分企业自主行为和应政府要求的行为，从而免除在这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
所以，当一家企业诞生和成长于这样的制度环境之中，核心利益也大都处于该制度的管辖范围之内，企业员工和管理层也都从小浸润在相应的制度文化中，而且30年来都于该环境相处融洽滋润，那又如何让人相信当你果真面临这样的要求时，会突然鼓起勇气坚守你最近才宣称要接受的原则呢？
当然，指出上述事实并非对企业的指责，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适应环境而已，实际上，面对日益强势的现代政府，各国企业都缺乏拒绝政府要求的勇气，华为在没有明文限制的情况下始终难以打入美国市场，便清楚表明了各大电信运营商对政府的忌惮，毕竟，即便在司法保障良好的美国，谷歌这样有勇气的企业也不多见。
既如此，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你忌惮的是哪个政府？要减轻美国政府的疑虑，首先就要让它相信：你至少也很忌惮它，程度不亚于其他政府，而让它相信这一点，国籍、文化和价值观背景都只是次要考虑，最切实有效的办法是，将你足够大的利益部位暴露在他的火力范围之内。
所以华为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干脆放弃美国的敏感业务，但这样它就永远留下了这个疑虑，而这个问号会始终伴随着它，成为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拓展业务的障碍，比如加拿大政府在美国国会报告发布后就立刻做出了响应，要求在政府项目中排除华为产品，今年三月，澳洲政府也将华为排除出了一个政府招标项目。
要么像联想那样，尽快将自己变成至少半个美国公司，将资产在全球分散配置，其中在美国的部分至少不比在国内的少，后一选择可以通过在美国市场拓展非敏感业务来实现，这大概需要一些大型并购才能做到，最终它还需要变成上市公司，因为只有上市公司的透明化程度，才能让人看清并相信它的资产和利益究竟是如何分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