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4】 既然割命割到他老人家头上了，今天就多说几句，休谟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太早熟了，而且超前时代也太多了，他10岁或12岁上爱丁堡大学（当时上大学年龄一般是14岁），一头扎进书堆，他说从教授那里根本听不到书上没有的东西，看书就行了，所以最后也没毕业。 休谟25岁开始写《人性论》，28岁完成，这迄今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包含了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依我看唯一没包含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那些），可是此书出版后得到反应却十分冷淡，他失望之余反省了一下，是不是写的太难了？于是匿名给自己的书写了几篇书评，没用，于是他又从该书中抽出一些容易理解的点，写了两本较薄的书：《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这下反应好多了，可是也没好到那里去，至少没让他挣到钱，最后他只好放弃了，干脆说《人性论》是他年幼无知时的草率之作，不必认真对待。 休谟超前于时代的程度，可以这么说，一旦走出哲学圈之外，你就会发现，当代大部分学者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前休谟时代，包括像道金斯这样脑瓜还算灵光的，也不例外。 这也就难怪，真正让休谟在知识界赢得声望的，是他的社会/镇痔评论（这一点和当代作家的出名轨迹并无不同），而真正让他挣到钱的，则是六卷本《英格兰史》，前两卷反响就很好，所以写第三卷时出版商愿意预支1700镑稿费，当时一位体面白领的年薪也就200-300镑，长期困扰休谟的财务问题总算解决了，此时他已48岁高龄。 休谟长期陷于财务困境，是因为他被视为无神论者而无法获得大学教职，他三十多岁时声望已经很高，也多次被提名教职，可是都因为这个问题而被否了，甚至亚当斯密都在反对者之列，要知道，休谟在将斯密引介到学术圈的事情上出了大力，斯密给巴克勒公爵做游学导师（报酬是300镑终身年金）也是休谟推荐的，斯密因为做这导师而腾出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讲席，很多人希望休谟接这个讲席，斯密却畏于镇痔正确压力而只能反对，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休谟对斯密的友情和继续帮助，其随和大度可见一斑。 休谟是史上排名第一的哲学家，这一点在圈内已有公论，不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位重要镇痔学家，联邦挡人的一些核心思想便来自于他，随便举个例子，休谟认为共同体规模不能太小，因为太小往往意味着高度同质化，易于达成强共识，使得权力结构失去制衡，于是国家权力膨胀，个人自油被压制（当然，休谟本人并没有用这套词汇来表达这一思想，这是我的解读）。  

【2020-03-31】 信息量其实分两种，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热力学意义上的那种，另一种是相对的，或者叫主观的，大小取决于观察者关心的是什么，比如一页手稿，若视为一段文本，那么信息量顶多不过几K，若视为书法作品，那信息量就大多了，相当于在保持肉眼最佳观赏效果的条件下图片压缩结果的最小可能尺寸，若将其视为考古材料，那信息量就更大，因为所有原子级的数量/结构信息都有考古价值（比如用同位素分析测定纸张制造年份和造纸材料的来源地），甚至未来某种新考古技术或许还可利用亚原子级的信息，也未可知。 说明这种区别更直接的例子是白噪音，从绝对意义上讲，白噪音信息量最大，因为它完全没法无损的压缩，可是从通信/观赏者的主观角度讲，它不包含任何信息，准确的说，它没有传递任何他们可能会关心的信息。  

【2019-08-08】 @whigzhou: 我发现很多人被相对主义带歪了，Jordan Peterson可能是较新的一例，显式表达的相对主义听起来朴素而无辜：不同文化会形成不同的价值体系，它们对同样的事情会得出不同的价值/道德判断；fair enough，但这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斯宾诺莎和休谟早就表达的很清楚了，而且远更彻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何况文化群。 这种元伦理上的主观主义，实际上也构成了支持宗教宽容和个人自由的哲学基础。 可是，被归为相对主义者的那群人（从具体言辞行动上表现出）的真实意思，根本不是这个，而是一种自我否定主义，即，让西方人全面抛弃自近代以来已确立为主流的那套价值传统，只有认清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何相对主义者一边说『don't judge』，一边使劲judge他们所认定的西方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当然，还有贪婪资本家，如果从相对主义可以得出don't judge，那么他们的judge又凭的是什么？ 从价值的主观性推出don't judge，就好比从『每个人口味不同』推出『不许说任何食物不好吃』。 这里的逻辑谬误没什么深奥的，不过是脑筋混乱的随意乱跳而已，可是不少人就是被他们带歪了，他们被自我否定所带来的荒唐可怕结果吓坏了，于是连同主观主义一起抵制，可是主观主义何辜之有，它只是被相对主义者拿来做了一次幌子，跟他们的实际作为一根毛关系都没有 @whigzhou: 脑筋混乱的逻辑跳跃有个优势：你很难反驳它，因为当你试图反驳时，发现that's even not wrong，根本无从驳起，好比有人从『每个人口味不同，所以对同一部电影打分可以千差万别』突然跳到『你们都别在豆瓣上打分，那毫无意义』，你又能说啥呢。 @whigzhou: 或者从『南北半球季节是相反的』跳到『谁都不许在冬天穿棉袄』 @庞贝女孩:他们说停止判断的时候判断依据的是笛卡尔的我思，我思本身不可被怀疑，每一个人的我思之我不是普遍的，自然具有主观性。根据悬搁判断的要求，我们悬搁的可以是对他人判断的判断，把他人的自我意识当作客观的东西去理解，容许多样性存在 @whigzhou: 理解或许导致延迟判断和同情，但不必导致认可或容忍 @whigzhou: 有些人好像会把自己的心路历程（或许这个短语不准确，姑且用着）混同于逻辑关系或因果关系，比如我在某种情境下依次冒出了一串念头，那么这些念头所指向的事情之间必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或者，我在一个刺激序列下依次产生了若干信念，那么这些信念之间必定存在逻辑关系，以之前谈到的相对主义问题为例，某人在认识的『其他人可以拥有和自己极为不同的道德体系』时，极为震惊，于是对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原有的道德观产生了动摇，进而对基于自身道德观而对他人做道德判断这种做法是否有意义产生了迟疑。 这种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会更进一步，宣称『不同人可以拥有不同道德体系』这一事实*逻辑的*要求我们放弃道德判断，而推动这一跳跃的原因，其实是有关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普遍主义假设：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观念转变经历，所以其他人在同样情况下当然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原来相对主义是建立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呵呵。 @whigzhou: 相对主义的根源是普遍主义，这其实也不奇怪，与此类似的，虚无主义也是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之上的，这我早先谈到过 @whigzhou: 或许人类的共情能力让我们倾向于对主体间性持一种更为普遍主义的假设，这会不会意味着共情能力强的人更可能犯这种类型的错误呢？

【2019-06-14】 @whigzhou: 刚才把我几年前写的那篇《“进化”还是“演化”？》  翻出来重读了一遍，发现当时漏写了一个要点，忘了回应Gould的那个醉汉理论（The Drunkard's Walk），醉汉理论的意思是，进化过程（至少从大时间尺度看）就像一位醉汉在复杂性地图上随机游走，之所以在统计上会观察到复杂性最大值随时间递增的现象，只是因为生物体复杂性有个下限，低过下限就没法运转了，这就像一堵墙拦住了醉汉朝向左边的去路，所以游走所导致的随机性破纪录只能是破右边的纪录。 醉汉理论存在两大问题： 1）若要基于随机游走来解释复杂性最大值随时间递增，根本不需要那堵墙，即便左边不拦住，右边也会时而出现随机性破纪录的情况，因而在大时间跨度上，复杂性最大值仍然会随时间递增，左边被拦住只是会将两次破纪录之间的平均时间间隔缩短一些而已。 现实中，游走于复杂性地图上的不是一位而是千千万万醉汉，有多少游走在左边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有多少游走在复杂性最高纪录附近，它们中只要有一个朝右边再跨几步，就破纪录了。 2）代表复杂性下限的墙不止一堵，实际上，每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都会在旧墙的右侧构造一堵新墙，真核生物的复杂性下限远高于原核生物，多细胞生物远高于单细胞，真社会性巢群远高于昆虫个体，关键是，元系统跃迁往往不可逆，真核退不会原核，多细胞退不回单细胞，因而其所有后代的游走只能发生在新墙右侧，而新墙会不断被构造出来，这正是大时间尺度上复杂性提升的一种重要方式。 @abada张宏兵: 指定具体环境当然有方向，长期看环境随机那么进化就没有方向。局域看来环境有一定的稳定性，长期看来环境有不确定性、随机性，因此不确定的环境选择什么进化方向也是不确定的。 @whigzhou: 谈论方向性总是默认假定了最起码的环境稳定性，否则方向性这个概念只能废除 @whigzhou: 一颗种子发育成一棵大树的过程有方向性吗？环境温度上升到摄氏1000度呢？ 一枚飞行中的弹道导弹有方向性吗？要是地球被彗星撞飞呢？ @tertio:进化方向不需要环境稳定性就可以有。如果环境不停地在高温，低温之间转换，生物也不会来回重复之前的形态。 @whigzhou: 但气温不能高到1000度啊，所以我说『起码的稳定性』 @whigzhou: 而且方向性也不止是『不会来回重复之前的形态』，随机游走也不是重复 @whigzhou: 这事情远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要不我那篇文章写了那么长呢  

【2019-05-25】 @不是倪匡: 突然想起了以前輝總提過的“雪球隱喻”。 @whigzhou: 呵呵，重读右边这帖子，我发现当时并没有真正说清楚雪球隐喻的要点所在（都怪没人进一步追问我） @whigzhou: 我提出雪球隐喻的宗旨，是为了回应环境决定论、遗传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之类的无谓帽子和错误二分法，该隐喻的要点是，随着行为主体的复杂度提升，行为表现中环境影响的成分逐渐降低，主体本身特性的影响逐渐提高，也就是说，对于好奇的外部观察者，若要理解主体的行为模式，随着雪球越滚越大，须更多关注其自身特性，这是个渐变过程，没有二分，也没有固定的影响比例。 为说明这一点，让我从一颗钢珠开始，当我们考察一颗均质实心刚性浑圆的钢珠的运动规律（无论是自由下落，抛掷，斜坡滑落等）时，所考虑的几乎全部是外部条件（除了钢珠质量），此时，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说，我们持有一种高度环境决定论的立场。 现在把均质性这个条件去掉，钢珠各部位比重不同，于是观察者需要了解各部位比重如何不同，才能有效预测其运动轨迹。 再把实心这个条件去掉，空心钢球里套了一颗自由活动的小钢珠，轨迹会如何不同呢？ 那么，若是将里面的小钢珠换成一个陀螺仪呢？或一个基于弹簧的储能机构呢？再加上一个指南针呢？ 不难看出，随着钢珠内部结构的复杂化，观察者在预测其运动轨迹时所需要关注的信息中，越来越多的部分来自运动主体的自身特性，用蹩脚的术语说就是，这位观察者越来越倾向于『特性决定论』（在行为科学中的对应物就是基因决定论）了，可是很明显，这种『某某决定论』的说法是很不得要领的，徒增误解和混乱。 @whigzhou: 哦，突然想起来，我好想在某次读者见面会上试图说明这一观点，原话忘了，大意是，当我们比较因纽特人和科伊桑人的行为模式时，生态环境将是重要考虑，可是当我们比较当代澳洲人和阿根廷人的行为模式时，可能很少需要提到生态条件，之所以有这差别，便是因为后一对雪球已滚得非常大，远大于前一对。 @whigzhou: 所以，即便同一位人类学家，在分析这两组文化时，可能首先被指责为环境决定论者，然后又被指责为文化决定论者，可见这两顶帽子都不得要领

【2016-08-05】 @Drunkplane-zny: 我听写了一个视频，关于相对主义、兼容论、决定论和自由意志。 @whigzhou: 讲主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他对自由意志的两种解读都是不对的，1）他说，若自由意志等于免于因果，则与决定论不容，这是错的，参见《自由的进化》第3章第5节『决定论世界中的无原因事件』 @whigzhou: 2）他说，若自由意志等于免于对欲望和选择的约束，则与决定论相容，这也不对，免于对欲望的约束是自由，不是自由意志，一个心智健全的奴隶也有自由意志，但没有自由，一块免于强制的石头或一只免于强制的海胆，显然都没有自由意志 @whigzhou: 决定论说的是此刻世界状态由上一刻世界状态完全决定，这里完全没涉及因果关系，后者是有关特定事件或世界某些特性的命题的 @whigzhou: 我一看到视频里出现多米诺骨牌就知道他对决定论的理解掉进了最常见的坑里，对决定论世界的最佳演示是康威生命世界，多米诺骨牌是最糟糕的误导 @挡不住的james5664：老旧哲学对决定论的定义是基于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思维模式，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越来越显得幼稚。例如和决定论直接相关的关于“随机”的定义，有斯宾诺莎爱因斯坦之数学"上帝"视角的truly random，有人类算法视角的pseudo-random。 @whigzhou: 老旧哲学早已区分了物理上的非决定性（真随机）、统计上的无模式（伪随机）和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依我看很『非此即彼黑白分明』嘛  

【2017-06-27】 @Ent_evo 读到一个低配版的脑机接口：一个帮盲人产生视力的装置叫Brainport，一边是摄像头，另一边是400个微小电极矩阵连在……舌头上。摄像头把拍摄到的东西转化成电流强弱，让舌头感知。一开始患者只会觉得在吃跳跳糖，但是经过训练慢慢就能把这种刺激想象成400像素的二维黑白图像。人脑的可塑性真是厉害啊 ​​​​ @Ent_evo:说类似这样的东西可能是未来人机交互的一个路线：现在电脑显示信息太依赖视觉，但是人脑很难同时看两个不同的东西。躯体就不同了，多任务家常便饭，光是维持坐姿就要监控上百条肌肉的状态。如果把身体感受器用上，那人能同时处理多得多的信息 @whigzhou: 实现背后视觉是我多年来的愿望 @whigzhou: 突然想到，通过此类技术所创造出的新型感觉，是为感质（qualia）迷信者解毒的一剂良药  

【2016-07-23】 @linsantu 发表了博文《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宗教信仰》（6月24日改自去年知乎回答，7月10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一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主义的时代，科学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家）常常被视为理性与真理的化身。因此一般人在讨论“神 http://t.cn/R5gmmgp @Drunkplane-zny: @whigzhou 辉总也许会对这文章感兴趣。我感觉挺有趣的。 @whigzhou: 这主要是个文化现象，不从文化方面入手没啥意思 @whigzhou: 我见过一些信仰调查问卷，基本观感是，通常它们的问题都问的很蠢，让我无从回答，比如『你认为上帝存在吗？』这种问题，若不澄清其操作性含义，便毫无意义，『你有宗教信仰吗？』也差不多，『你觉得下列哪顶帽子更适合你：无神论者、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基督徒……』稍微好一点，但信息量也不大。 @whigzhou: 假如1950年的一位数学家说自己是基督徒，2010年的一位数学家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依我看，这一不同表态对于我们判断他们在基本哲学立场上有何差异毫无帮助。 @whigzhou: 因为如何表态主要取决于他们是否喜欢『基督徒』和『无神论者』这两个词所沾上的文化气味 @whigzhou: 宗教信仰主要是一种文化认同，跟哲学立场没什么关系，或者说两者间关系是高度任意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规定了物理定律并通过这些定律运行世界』和无神论有什么经验上可辨认差异吗？反之，无神论者照样可以相信灵性、感质和各种天钩。 @whigzhou: 所以，假如你要把宗教当成一个哲学问题来问，那么你的问题就不能这么幼稚或暗含立场，假如你要把它当成文化认同问题来问，那么像『你经常去教堂吗？』『假如你没受过洗，你会在未来受洗吗？』『你常阅读圣经吗？』『教会生活对你重要吗？』『你希望自己的葬礼遵循基督教仪轨吗？』之类的问题会更好。 @whigzhou: 当代美国社会的语境中，信仰问题其实已经收窄到了其伦理方面，即，争议参与者所关切的，主要是其伦理方面，其中要点可表述为：在判定某一人类行动应该与否时，除了个人欲望、理性及其集体表达之外，是否存在某个更高（或最高）的外部指引，若是，它具体给出了哪些指引？ @whigzhou: 多数坚守信仰者所意图坚守的，其实是这个，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也表达不清楚。  

【2016-07-07】 @海德沙龙 《阿米绪人的生意经》 在进步主义者眼里，阿米绪人恐怕是最落后、最愚昧、最守旧、最不开窍的一群人了，他们不看电视、不用手机、不开汽车，不领福利，醉心于17世纪的乡村生活，遵循着古老而朴素的教义，上学只上到八年级，然而也正是他们，在创办小企业上有着北美最出色的记录…… @whigzhou: 阿米绪人教会我很多事情，多得我都很难一一罗列，社会科学家总是抱怨社会无法做实验，可是阿米绪人的（还有摩门教徒的）经历难道不是很好的实验吗？还能指望更理想的实验条件吗？可是当他们无法将它与自己的社会理论协调起来时，他们宁愿假装没看见。 @whigzhou: 本文是又一项教益，在一个自由市场里，或者（用更古老的术语）资本主义体系里，信奉自由市场（或资本主义）的人会表现更好，更加成功吗？请看犹太人，请看耆那教徒，请看阿米绪人 @whigzhou: 这一同态迷信的另一种表现是：以为在自由市场里如鱼得水成就辉煌的商人企业家一定是亲市场爱市场的，现实告诉我们，这完全是一厢情愿  

【2016-06-28】 @whigzhou: 没有什么不言而喻的、先验的、普适的、永恒的、自动确立的价值，即所谓普世价值，只有从某些特定社会开始的，在某些特殊文化背景在孕育的，经由某条特定历史路径而被特定共同体接受的，并且仍然需要特定文化条件支撑的特殊价值。 @whigzhou: 当然，幸运的话，你可以努力推行你所珍爱的那套特殊价值，帮助它取得主导地位，令其普及于世，但这不是普世主义者说的普世价值。 @不知说些啥168: 人不能吃人肉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当然不是，除非你把以往众多食人族统统开除人籍 @whigzhou: 人文主义/启蒙主义/进步主义者曾（自觉或不自觉的）将普适价值论用作推行其特殊价值的策略工具，以为将其宣扬为普世价值，会为自己的推行措施赋予合法性和说服力，有时确有如此效果，但更多时候那只会带来失败，因为要让人相信普世价值，必须对人性和文化持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假定。 @whigzhou: 反殖民主义，威尔逊主义，联合国，非洲悲剧，阿拉伯之春，都是这一虚幻假定的产物，在天真民主派看来，只要拿掉坏蛋和暴君，移除障碍，热爱普世价值的人民便会自动建立美好家园 @whigzhou: 普世主义祸害极深，其内在困境在当前西方的共同体危机中已暴露无遗 @絮落红尘: 但一旦论点提出就自然有普世化倾向，否则说什么都加上一句所说不具有普遍性，这不是等于说了废话… @whigzhou: 既然是默认前提，都可以省略，比如我是『狗肉好吃』当然默认是指『我觉得狗肉好吃』而不是『你们都该觉得狗肉好吃，不觉得不是人』 @疯旗Virus: 那你们是如何判断一件事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又是如何使一个族群接受的呢？ @whigzhou: 特殊价值论不是价值虚无论，作为个体，你当然会持有某种特殊价值观，可以让你基于此而做判断 @构成单恋寂: 价值相对算不算一种普世价值 @whigzhou: 现实中的相对主义实际上是自我否定主义，特殊主义者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相对主义者也承认存在不同价值体系，同时抛弃、否定、贬低自己所在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在西方白左中，相对主义表现为反西方、反现代、反文明 @只配叫猪_: 加了这么多规定，还是一般所言的普世价值吗。各种特殊价值之间有没有交集呢，这个交集是不是普世价值？ @whigzhou: 据我所知，没多少人如此理解普世价值 @只配叫猪_: 两种特殊价值的群体间是否可能订立契约，订约的共同理念基础是否是普世价值？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契约可以扩大共同体，推行某种特殊价值，但此类努力从未达到过近乎于普世的程度，远远没有 @只配叫猪_: 如果人类文明存在趋势，主导趋势的理念是否可称为普世价值？ @whigzhou: 历史或许表现出了某种趋势，但不是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而『不言而喻、先验、自动确立』要求或暗示着这种必然性 @只配叫猪_:殖民和这个是什么关系呢 @whigzhou: 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所珍爱价值是普世的，那就可以指望其他共同体一有机会便欣然接受它，反之，我们只能努力让自己的共同体处于支配地位，才能确保我们的价值观得以盛行，至少安全存在下去 @只配叫猪_:我指的是双方订约所需的共同理念基础，至少守诺是双方都要认可的 @whigzhou: 契约关系的维持需要一大套价值观的保障，这组价值本身就是非常特殊的，远远没有接近过普世的程度 @whigzhou: 通俗的说，我们特殊主义者不自作多情，我们热爱自由，但不一厢情愿的以为别人也都热爱自由，所以为了确保自由，我们需要谋求或维持自由共同体的强大 @whigzhou: 你们不妨暂时离开你们通过自我选择而为自己构建的信息环境，随便找些小区居民问问，有几个把个人自由放在其价值序列靠前位置的？你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几个把个人自由视为重要价值的？ @窝头没吃饱:辉格老师觉得自然法是不存在的吗？ @whigzhou: 是的，洛克意义上的自然法不存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然法（如果可以这么叫的话）存在，两者的区分见旧文《（自然法vs实证法）vs（先验vs经验）》，另外还可参见我的《罗斯巴德批判》前两篇 @人造史诗:《独立宣言》第一句就是普世价值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 @whigzhou: 像独立宣言这样的政治文件，不能指望他的严谨性，无论是道德哲学的，法学的，还是历史学的 @whigzhou: 序言里刚说完不言而喻，对国王的指控清单倒数第二条却是：他竭力招引印第安野蛮人（进犯我们边境），众所周知，这些印第安人的战争法则便是不分年龄性别状况的无差别屠戮 @whigzhou: 在国父们心目中，这个不言而喻对印第安野蛮人显然不成立 @whigzhou: 实际上，占据独立宣言大部分篇幅的对国王控诉绝大多数是胡扯，仅仅是宣传需要 @王蓬朋: 否则你无法解释作为奋斗的人的存在理由。独立宣言即使是一份政治宣传文件，即使没有学术性的严谨，但是你不能因此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人人生而平等，民主自由本来就是普世的，即使世界范围内无法实现但是其作为最完美的价值观，确实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whigzhou: 为何特殊价值就不值得为之奋斗？ @xqmxqm:因为丧失了统战全天下的幻觉，发现一切得靠自己打出来，自然就容易缩（当然对基于宗教理由主张普世价值的人窝从来是尊重的 @whigzhou: 没错，普世主义往往就是用来给自己壮胆的，在实践中，基督徒在多数历史阶段其实并不奉行普世主义，口头上有，行动上没有 @whigzhou: 宗教改革后普世主义一度复兴，但经历连绵宗教战争后幸存下来的，行动上都放弃了普世主义 @whigzhou: 北美清教精神明显是特殊主义，旧大陆已堕落无可救药，转而寻求自我拯救，回到了早期基督徒『福音专属于一小撮上帝选民』的态度 @隐藏的火星人:有可能的普世主义的行动吗 @whigzhou: 有啊，很多，为阿拉伯之春欢呼，欧洲多元主义政策，默奶奶张开怀抱大迎难民 @意识形象:总有几个的公约数吧?自由?温饱?安全?这些总没人反对吧？ @whigzhou: 吃饱穿暖健康长寿男欢女爱儿孙绕膝，这些几近于生物本能的价值确实相当程度上是共通的，但人们谈论『普世价值』是通常不是指这些，而是关乎道德的那些，也就是鲁滨逊世界或伊甸园里没有的那些 @意识形象:我喜欢吃饱所以社会应该让每个人都吃饱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我的最小公约数可以成为道德(道德并非虚无缥缈的其实也是资源分配方式的一种)的基石。实际上事实应该就是这样。 @whigzhou: 要是你喜欢一妻三妾并且相信至少一半男人都喜欢那怎么办？责令上帝改变出生性别比？ @whigzhou: 『否则他们要揭竿而起』？1960年的河南人揭竿而起了？1933年的乌克兰人呢？ @whigzhou: 英格兰历史上唯一一次大型揭竿而起发生在1381年，不是因为没吃饱，恰好相反，揭竿者是近代之前吃得最饱的农民，黑死病刚刚消灭了英格兰近一半人口，幸存农民条件大幅改善

【2016-05-21】 @深大-子豪:辉总，冒昧问句，能否略微点评一下《无穷的开始：世界进步的本源》这本书？打扰了。 @whigzhou: 没读过，看了看介绍，感觉我不会有兴趣，这个人的念头听起来挺幼稚的 @whigzhou: 【不懂量子力学，我就随便嘀咕几句】1）多重世界，多么偷懒而幼稚的一张膏药啊，2）Deutsch对波普证伪主义的解读，好像还是很朴素的那种，3）同时推崇多重世界膏药和证伪主义，不觉得哪里有问题？4）有关模因已有了各种幼稚理论，Deutsch又添了一个，5）基因和模因居然能和多重世界扯上关系，惊了～ 1）我把一些理论称为膏药，是因为我认为它们背离了可证伪性原则， 2）按我所采用的贝叶斯阐释，所谓可证伪性，就是能够就如何（结构性地）修正我们的贝叶斯信念网络有所建议， 3）科学是我们构建和调整信念网络的一种方法，库恩的范式可理解为信念网络的结构模式，它决定一个信念网络由哪些节点组成， 3.1）当然，范式的内容还包括如何为信念网络获取输入的操作性规范。 4）拉卡托斯的纲领可理解为多层信念网络，所谓硬核就是最底层的那些节点，拉卡托斯为如何在接受新输入后调整信念网络给出了原则性指导：优先尝试调整上层结构，尽量别动下层结构， 5）范式给出之后，特定科学理论/假说为节点间向量赋值， 6）接受证伪的不是单一节点或向量，而是整个多层信念网络，或某一特定网络的某个局部，通常是某个高度内聚的局部， 7）一场科学地震的震级，是指整个信念网络的多大一部分需要拆掉重建， 8）丹内特的波普造物就是一部自学习的贝叶斯推断机， 9）波普说的客观知识就是一个外部（外于人脑）贝叶斯网络， 10）科学supposed to be一部由科学社区共同维护的贝叶斯推断机， 11）丹内特说的格里高列造物就是一部学会利用外部贝叶斯网络的贝叶斯推断机，  

【2016-04-14】 @whigzhou: 最优化vs满意解，功利计算vs拇指法则，天堂墙外寻路者vs险恶世界幸存者，画出世界地图然后大步迈向天堂vs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进步主义vs保守主义……所以这其实是个算法问题，在一个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且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的险恶世界中，保守主义是不二之选，可惜哈耶克死得太早没想明白这一点。 @whigzhou: 只要你是进化论者，就会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空间中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是进化算法帮我们找出了这些可行解孤岛，而不是世界恰好被上帝造得那么宜居，进步主义的乐观假定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见（喂，这才是幸存者偏见的正确用法， @whigzhou: 只要你认识到人类认知局限，就会同意我们面对的（认识论上的）世界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随便乱走很危险。 @whigzhou: 在这两个前提下，就有了对待功利主义的两种态度：功利主义（至少流行的版本）总想在给定价值函数之后寻求最大化，保守派天然讨厌功利主义，因为我们不要最大化，世界太险恶，如何保住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才最重要，所以，在弄清进化如何带给我们这些珍宝之前，不如先找出一组拇指法则。 @whigzhou: 这些拇指法则只能从那些有幸成功保有了这些珍宝的前辈的实践中去寻找，（基于前述局限）不可能是从头算出来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功利主义算法对条件过于敏感，略微改变一个条件，或者稍稍多考虑一步，结论就可能完全翻转（黑话叫很混沌），如此便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可用的行动指导。 @战拖拉夫卡: "中国模式"到底是更接近于辉总所说的“功利最大化计算”，还是更接近于中国情境意义下的“拇指法则”？毕竟，摸石头过河这一策略也算得上实用主义范畴吧。需要甄别的是在中国现有路径依赖之上的实用主义，算是画地图大步迈向天堂还是在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 @whigzhou: 彼之珍宝，吾之敝履 @whigzhou: 我说的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是元政治哲学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保守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哈耶克没想明白的，正是这一层次之别 @whigzhou: 正如契约主义/普世主义之别，是元伦理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具体契约内容 @whigzhou: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本身是契合保守主义的，问题是说这句话的人心目中的珍宝是什么？如果他的意思是“咱们就此散伙吧，让各省人民自己摸着石头爬向美国去”，那自然好～  

（本文曾作为附录收入于《沐猿而冠》） “人是理性动物”——这句话直觉上很容易接受，我们在做决定时会考虑各种理由，会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倾听他人建议，上网搜索一番，权衡利弊；我们也会分析和算计，有时还拿出纸笔计算一番，在重大事情上，甚至会组织调查研究，建立数学模型，运用高端统计工具；即便在不面临抉择的时候，我们也会不停的观察、思考和探索，以便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 可一旦细究起来，却又发现很难说得清楚什么才算理性；饥饿感驱使我们寻找食物，假如我只是不假思索走向冰箱拿出块巧克力，说不上有多理性，可要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促使我放下游戏抓紧写简历找工作，好像就算得上理性了，同样是听从本能的指引，为满足生存所需而做点什么，似乎那些包含了更多预见、计划和迂回手段的行为，更可能被认为是理性的。 有时理性又被视为对抗或克制本能的能力，我出于健康考虑而抵御了奶油曲奇的诱惑，在男女交往中克制色欲而维持了礼节和体面，在商业交往中抵御贪欲而保持诚实守信，都会被视为理性；当然，放弃短期满足可能换来长期回报，因而许多克制都是有其理由的，而且这些理由往往可以经由一连串适应性解释而被追溯到遗传收益这个古老的终极理由。 但也可以没有这样的理由，因为人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理由，或把原先的策略理由变成终极理由；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只是因为喜欢而做某事，追求某种目标，并为此而克制本能，学者可以忍受清贫而只为探索奥秘，商人可以在明知毫无利益时仍保持诚信，在围棋这样其目标、规则、胜负、价值完全人为构造的游戏世界中，我们一样可以玩的很开心；所有这些表现，并不会被视为非理性，甚至还常被赞颂为理性的最高境界。 可是这样一来，就更难说清什么才是理性了，火苗让我的手自动缩回来，不算什么理性，我小心避开火苗，算是有点理性，我强忍烧灼而拒绝缩手，你会说我是疯子，可我要是有个好理由（或许那可以让我牢记某次沉痛经历），你是否会说我太理性了？那么，假如这只是一次行为艺术呢？死不免冠的子路，火刑柱上的圣徒，饿死不受嗟来之食的名士，是太疯狂还是太理性呢？那么怀抱鸿鹄之志而甘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呢？ 或许真正重要的是控制感：当我抵御美食诱惑时，感觉自己成功掌控了局面，克制了本能冲动，让我确信自己保有自由意志；相反，假如我不由自主的伸手拿了奶油曲奇，事后又对自己的贪吃感到懊恼，便会感觉自己丧失了控制，被本能所摆布；可是何以如此？既然构成“我”的各子系统相互竞争的结果只能是其中之一胜出，为何其中有些更有资格代表“我”，其胜出被视为理性，而另一些的胜出却被视为失控？ 答案或许在于意识这个子系统的特殊地位，意识是一个语义化的行为调制系统，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该系统在决定个体行为的诸因素中逐渐获得了一种类似于中央政府在一个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取得日益广泛且有效的控制权，而所谓理性，即是指这一中央控制权的执行效能与强度，以及它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否则其控制就变成了疯狂）。 尽管意识机能的实现细节尚不清楚，不过，为了说明它如何可能在已知神经基础上无须借助任何神秘力量而发展出来，我们不妨从既有知识出发，设想一下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1] 情形或许是这样：组成我们的模块中，有些是基于语义表征的（用软件术语说，是由符号化的高级语言编写的，而不是通过硬连线之类的硬编码实现的。下文称这些为语义模块），因而其对行为调控的参与，也是通过语言系统而实现的，而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对语言指令作出响应的能力。 比如当我们的听觉语言中枢（即从听觉系统接收语音并解读为语句的模块）收到同伴发出的祈使句——“住手！”——时，正在伸出的手就会缩回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句子会唤起某种痛苦记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表明必定存在某个机制，将上述语句转变成了动作指令，姑且将该机制称为受话系统。 当各语义模块竞争行为控制权时，或许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受话系统仿佛收到来自某个模块的一个祈使句，并产生了相应的行为控制效果；当然，这句子未必真的说出口再从耳朵传入，或许只是通过某条旁路捷径被传入了受话系统。（意识活动有时确实表现为喃喃自语，在搭积木玩家家的儿童身上，常可观察的此类现象） 当受话系统收到一个语句时，除了可能产生行为效果之外，同时也会将此语句广播给所有需要接收话语信息的模块，于是，那些得以接入受话系统的语义模块，便获得了这样一种地位：它既可能通过发出一个祈使句而直接影响行为，也可能通过发出一个陈述句而影响其他语义模块从而间接影响行为。 比如模块A在监听到某个视觉信号后发出“前面有毒蛇”，模块B收到后，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毒蛇是危险”做运算后，发出“前面有危险”，模块C收到并运算后，发出“快逃！”；或许同时还有模块D在收到A的输出后，发出“前面有食物”，模块E收到它后发出“快去抓”；或许先前经验让C拥有更高权重而最终胜出，但也可能相反；发出的祈使句指令也可以是影响注意焦点的，比如模块F监听到“快逃”后，发出“慢！先看看身后情况”。 随着语言在人类生活中地位不断提高，这样的模块越来越多，其在行为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和广泛，而这些模块接入受话系统的那条捷径，成了一条大量指令经其传出的枢纽要道，就像一个麦克风，被连到了某些重要公共场所（比如某些运动中枢或内分泌腺）的大喇叭上，哪个发声源抢到麦，就有机会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模块竞相轮番占用这个麦克风，就像国会大厅里吵吵嚷嚷的议员们，各自主张着一种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理由，同时也能相互“听到”各自发出的“声音”并受其影响，当一种声音盖过其他声音时，一个决定便产生了；和国会一样，这一集体议事机制确保各方理由得到陈述和倾听，并经由明确的竞争性程序（是一种神经达尔文机制[2]）而产生最终单一决定，同时却不需要任何中央控制者。 【我这里用国会议员比喻各语义模块，这种拟人化叙述容易让人误解为笛卡尔剧场里那个小人（homunculus），其实两者毫无关系，笛卡尔小人代表着意识本身，而我的每位议员只代表意识机能的某个微小组件，比意识本身简单的多，所以不会陷入“为了解释小人又要引入更多小人如此反复以至无穷”这样的困境；正如丹内特所言：只要每次分解出的小人比被分解的那个更简单更笨，小人隐喻就不是问题。[3] 比如当空空如也的冰箱激励某甲去写简历找工作这件事，若将意识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会如此叙述此事：空冰箱激发了某甲寻找食物的冲动，在考虑了获取食物的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还是用钱买最方便，可是怎么才能弄到钱呢，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后，他认定找份工作最可行，经过这番考虑之后，他坐下来开始写简历。 可是当我们用放大镜凑近了看，将意识分解开，就会如此叙述此事：某甲头脑里的模块A被饥饿感所激活，发出“快去找点吃的”，模块B说“楼下商店里有吃的”，模块C说“那得花钱买”，模块D说“嗯不然会挨打”，模块E说“那可打不过”，模块F说“可是钱包空了”，模块G说“该去找点钱了”，模块H说“帮人干活可以拿到钱”……模块K说“赶紧写简历”——这么做的模块小人，显然不需要像人一样聪明。】 这个持续监听外来信号，调节注意力，表征注意对象，轮番激活各种干预理由，产生行为调控决策的国会，被称为“意识”，该国会的竞争性议事程序，被称为“斟酌（deliberation）”[4]；当然，因为还存在影响行动的其他途径，国会决议未必是行为的最终决定，比如膝跳反射和心脏搏动是部门自主的，肠胃蠕动或血压升降也不受国会指挥，甚至像打毛衣这样的精细工作，也可时而脱离国会监控而自行持续；然而对人类来说，国会在行为调控中的地位毕竟越来越重要了。 如此喧闹吵嚷的国会，是如何让个人表现的像一个连贯协调自主的行动主体的？实际上，这一点并不总是能得到保证，当意见对立的两派相持不下，我们可能表现的像布里丹之驴[5]，当两派议员各说各话各行其是，则表现为精神分裂，当某位议员阴谋篡夺麦克风而拒绝理睬其他议员的意见时，我们就变成了偏执狂或者疯子，当所有议员都无精打采昏昏欲睡（或许是因为国会休息室里的咖啡断货了）时，我们便陷入抑郁状态，丧失行动能力。 不过，这些情况毕竟是少数，国会通常运行良好，因为自然选择会自动排除激进分子和不合作主义者，确保每位新加入的议员（代表着一种新理由）都足够保守、谦逊而具有合作性；语义模块之间的合作，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语言系统能够处理陈述句之间合并、嵌套、递归、修饰、代入等语法关系，从而让模块之间可以通过复合而构成任意复杂（仅受限于大脑存储容量）的表征结构和控制逻辑。 于是又出现了一些专门处理这种语句复合关系的模块：它们不直接代表任何行动理由（就像国会里有些议员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但他们会对其他议员发出的陈述句作出反应，尝试将它们与已掌握的知识复合而得出一些新的陈述句，这便产生了被称为推理、联想、论证或反驳之类的逻辑演算活动。 还有些议员则像理论家和预言家，它们总在尝试从众多事实中建立一般关系，即，构造各种包含了若干变元的抽象陈述句，并寻找其他陈述句代入其中，那些反复被成功代入的句子就被保留下来，这一过程反复迭代进行（即抽象陈述句又作为子句被构造进其他陈述句），于是，通过多层复合，便形成一套理论模型，被用来表征和模拟任意复杂的系统，在斟酌过程中，它们监听其他议员的意见并输出陈述句作为预测。 【当然，这样的抽象和建模活动并非从空白开始，进化已经在我们头脑中建立了许多表征世界某一方面的模型，不过这些模型都是针对特定生存任务而建立，但有些模块会从新情境中识别出与旧模型相似之处，从而将后者复制并移用于新任务，而且在经过多次复用之后，进而能从各复用版本中提取共同特征，从而产生抽象模型，这样的抽象过程可以反复迭代进行，并产生越来越一般化的模型。】 语言系统的上述特性和发展，使得意识成了一部通用语义引擎[6]，它原则上是图灵完备的，因而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模拟任何过程，实现任何控制逻辑；在斟酌过程中，有关现实世界各方面的记忆表征被参与议事的各模块分别唤起（所谓唤起，就是被某个模块作为子句引用于其演算之中，就像某位议员援引观察事实以支持其主张），并在各模块间广播，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一幅比孤立散布的记忆片段更为完整的世界图景。 类似的，意识的语义表征也可指向其自身：有关个体过往经历的种种记忆——被感知到的外部事件，被提出过的行动主张，被援引过的理由和事实，经历过的斟酌与权衡——，也会在意识中被反复唤起，就像国会档案中保存的调查报告、听证记录、发言稿和表决记录，可随时被任何议员查阅和援引，于是便在意识中形成了对个体经历的连贯记忆，它被称为“自我”，当这些记忆被唤起而进入新的议事过程时，便形成了所谓“自我意识”。 一旦意识本身成为表征对象（表征结果是自我），国会里那些理论家就又有新事情可做了，于是有关意识活动的抽象陈述和理论模型也被建立了起来，这个内部模型就像一个由政治学家所建立、用来演示和预测国会如何议事和决策的理论模型，被心理学家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 心智模型的存在，使得意识能够对其自身的活动作出预测，于是在意识中便产生了诸如“我想要什么，我面临哪些选择，我有哪些理由倾向这个或那个选项，这些选项会给我带来什么，我要怎么做……”之类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些意识活动，构成了所谓“自由意志”的表现，只有那些拥有适当心理机能使之能够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拥有自由意志，只有那些时常有机会产生这些活动的个体，才被认为是自由的。 【比如与自由人相比，一名囚犯更少有机会运用自由意志（即便他的这项机能是健全的），比如“今天晚饭吃什么呢？”这种念头很少在他头脑里冒出来，即便冒出来也很少有机会影响行为，因为他的晚饭是被监狱规定好的。】 由于心智模型是抽象的，可以被用来表征和模拟其他同类个体，并据此而预测其行为，于是我们便获得了移情（empathy）能力，后者大幅提升了我们的合作性与社会性（说服、许诺、引诱、欺骗、圈套、讹诈等社会技能皆以之为前提），也革命性的升级了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反过来又升级了意识这部语义引擎的效能。[7] 【心智模型有时也会被用于表征非同类个体，甚至无生命物体，结果就是万物有灵论，不过，此类表征和模拟的有效性当然会很差（因为表征对象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或者压根不存在），会得到大量不合预期的反馈，所以，即便在万物有灵论流行的年代，人们对此也不会太过当真（“当真”的意思是它在行为决定过程中的权重较高）。】 上面种种由意识表征活动而产生的理论模型，也被称为朴素科学（folk science），包括表征物理世界的朴素物理学和表征意识本身的朴素心理学，它们让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学习和适应能力；缺乏神经系统的简单生物，其个体是没有学习能力的，学习只发生在种群层面上：错误的教训以个体死亡或绝后的方式而被种群之基因组所“吸取”。 神经系统赋予动物个体以学习能力，因而适应性在个体生命期中也可得到提高，但神经系统较简单的低级动物，缺乏对象表征能力，无法建立在头脑（它们可能根本没有头脑）里为对象建立内部模型，其学习和适应只能以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的方式进行，因而被丹内特称为斯金纳式造物。[8] 拥有系统化表征能力和内部模型的高级动物（被丹内特称为波普式造物）有了更好的个体适应方式：模型可以让它们对行为后果进行模拟预测，从而预先排除某些有害行为，而斯金纳造物则只能在伤害后果发生后以记取教训的方式避免错误，两者的差别相当于在一套理论范式指导下通过实验和试错学习的科学研究者，和靠随机瞎蒙乱撞而获得经验的门外汉之间的差别。 然而，缺乏语言能力的波普造物，其表征手段缺乏抽象性和可组合性，其内部模型通常是由硬连线方式在个体早期发育时按基因编码指令装配完成，此后的学习只是参数配置和优化过程，或数据采集和加工过程，就像一台固化了专用程序的特定用途计算机，不能安装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因而其行为模式也就非常单调刻板。 人类语言的抽象能力和可组合性，将意识升级成了一台通用图灵机，它不但可以识别新的对象类型，建立新模型，还可以在每次决策时，针对当前情境进行问题表征，构造出全新的推理链条来寻求解决方案，就像一台会自动为自己编写新程序去处理新问题的超级电脑，甚至可以在观念世界中建立没有现实对应物的虚构模型，并据此而引导行动，将模型投影到现实世界，创造出像克莱因瓶、GPS、欧元系统这样的全新事物。 所谓理性，便是意识——在一台基于语义引擎的通用图灵机上运行着如上所述的议事／决策程序——的运行效能和它对个人行动的掌控强度：与所面临抉择相关的记忆是否被充分唤起，各种相关理由是否被充分表达和倾听，表征这些意见和理由的复合语句是否经受了逻辑一致性检查，是否拥有表征世界的恰当模型，上述过程能否产生对选择后果的有效预测，以及，从长期看，能否识别新对象，建立新模型，发现新理由。 【现在回头再看火苗上那只手，当它自动缩回来时，国会只是收到了报告，并未发生辩论或施加干预，所以谈不上多少理性（当然，比起肠胃蠕动还是多了些理性，后者国会连报告都没收到）；但或许事后国会指示视觉系统采集了现场特征，产生了一份题为“一种新危险”的备忘录存入国会档案馆，那他就表现出了些许理性。 假如那只手没有缩回来，或许是因为痛觉系统坏了，那与理性无关；但也可能他有一个理由，比如想展示自己的坚忍，好让同席仇家看到他内心熊熊燃烧的怒火，这样算理性吗？不一定，代表这念头的议员可能在其他念头还没来得及冒出来时就抢到了麦克风，于是“烧伤会留下终身残疾，会妨碍握剑，会让我输掉明天的战斗”之类理由丧失了表达和被倾听的机会，那样的话他就会被视为鲁莽，或者，他头脑里压根没有代表这些理由的模块，或没有议员了解有关烧伤后果的知识，那他就是无知了。 但假如所有这些念头都冒出来过（所谓“冒出来”是指被某个模块发送到受话系统并被广播给其他各模块并得到这些模块的处理），而最终“忍痛示狠”的念头胜过其他念头夺得控制权，甚至他在火堆旁坐下之前早就经历了这番斟酌，甚至这一场景多年来已反复在他头脑里上演，他早已暗暗下定决心，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是理性的，甚至理性的有点可怕。】 当这些意识机能运行良好时，个体便真切的感受到自由意志的存在，并且被其他同样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毫不迟疑的视为同类，因为这一其他动物身上难觅踪迹的特征实在太鲜明了，其独特性根本无法否认，尽管很少有人能用不带神秘色彩的话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然而，尽管自由意志和理性非常鲜明，足以将人类与其他动物断然区分开来，但它并不是一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特性，而是在进化过程和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上面所提及的各项元素依此产生并相互加强；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实际上，就在过去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和几十年中，它又经历了几次重大升级。 个体头脑的容量和处理能力有限，其知识、理由和理论模型的储备也受限于个体寿命长度和经历的丰富性，假如意识这个头脑国会的档案馆所收藏的资料仅仅来自个人经历，议员们所主张的理由也仅是它们自己所熟知的那些，那这个国会的议事和决策水平就只能停留在文盲村委会的程度，理性能力也将因此而受限。 好在我们生活于群体之中，个人的知识和模型储备可以经由交流而为他人所用，也可经由教化而世代传承，轮子无须再一次次重新发明；随着社会规模扩大，分工加深，越来越多的知识以口耳相传或人工制品的方式存在于文化之中，为个体提供了延伸表征能力。 现在，外国议员时而带着令本村耆老耳目一新的新鲜理由参与国会辩论，国会档案馆则因接入文化这一云存储网盘而容量大增；这一发展在中石器时代突破临界点而引发第一波升级浪潮，被考古学家称为“认知革命”或“文化大跃进”；游戏嗜好、艺术品味和宗教情感等意识机能中的高级元素，在此期间纷纷涌现。 第二轮升级发生在文字出现之后，文字（和其他书面符号系统）极大扩展了文化传播和积累的时间与空间跨度，让文化雪球越滚越大；文字也帮助个体头脑突破其工作记忆局限，以实现更复杂的表征、计算和推理，对比心算和笔算，一则口述神话和一部长篇小说，一首民间歌曲和一部交响乐，便可看出其中差别。 文字也为此后的形式逻辑、人工语言、数学理论创造了前提，没有文字就不会有欧氏几何和牛顿力学；基于这些形式系统而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体系，再次加速了知识增长和积累；现代教育将这一急剧膨胀了的文化系统的一个子集，以及用于访问该系统的客户端应用，安装到个体头脑之中，使该客户端和整个文化成为意识机能的延伸部分，从而导致了第三轮升级。 我们生活的时代，见证着正在发生的新一轮升级，电视、通信工具、计算机、互联网、可穿戴设备、搜索引擎、社交网，正在延伸和增强着我们的感官，拓展着我们的信息来源，提升着我们的意识机能和理性能力，也丰富着我们所面对的世界，让我们见识更多新事物，认识到更多可能性，考虑更多新理由，面对更多新选项，从而更真切体会到自由的价值。 ---------------------------------------- [1] 本文余下部分是我基于丹尼尔·丹内特的意识理论而做的猜测，没有实证研究支持，不过这是迄今最能让我自己满意的设想。 [2] 有关神经达尔文机制，可参考威廉·卡尔文（William H. Calvin）：《大脑如何思维》。 [3] 丹内特有关小人（homunculus）的评论，见《头脑风暴》（Brainstorms）第7章“作为哲学及作为心理学的人工智能”。 [4] 上述解读源自丹内特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参见《意识的解释》。 [5] 布里丹之驴（Buridan's ass）是14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提出的一个哲学论题：一头完全理性的驴，恰好处于两堆完全相同的干草正中间，将会饿死，因为它无法对究竟该走向哪堆干草作出理性决定。其实布里丹并非该论题的最早提出者，亚里斯多德在《论天》（On the Heavens）中便提出过一条狗面对两块无差别肉时的困境。 [6] 有关意识的语义引擎性质，可参考约翰·豪格兰（John Haugeland）：“Semantic Engines: An Introduction to Mind Design”，收录于其《心智设计》第三章。 [7] 移情能力在语言进化中的关键作用，可参见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人类沟通的起源》。 [8] 关于达尔文、斯金纳、波普、格列高利四种造物的说法，源自丹内特《达尔文的危险观念》第13章第1节。

【2016-04-14】 @海德沙龙 《历史如何造就美国人》 在常见历史叙事中，移民北美的清教徒，早在五月花号尚未靠岸时，便已确立了日后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清教徒的文化气质也构成了美国精神的核心内容，但真实历史往往没有这么理想，在本文所介绍的新书中，历史学家Malcolm Gaskill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 @whigzhou: 有关制度起源的简单叙事基本上都是错的，制度就是陆续积累的一大包补丁，其实复杂的软件系统也有点类似，虽然软件系统的整体设计成分要多一些，但大量功能其实仍是打补丁打出来的，只不过这个版本的补丁，到下一个版本可能就成了设计方案中的组件了，所谓迭代演进是也。 @whigzhou: 最具误导性的一种观点被我称为同态论，即把我们事后从制度中找出的一些原则，等同于当初打补丁的码农头脑里的观念，研究思想史的那帮人特别痴迷于这种念头 @辻郖杉:记得有一阵子辉总在刷《技术史》。那么辉总是否认为新技术的出现也是这种“打补丁”呢？ @whigzhou: 是啊，汽车的早期发展就是在四轮马车上不断打补丁嘛 @whigzhou: 另外军队也类似，有句名言说每支军队都是为上一次战争设计的，无论事先考虑多周到，一旦开打，立马手忙脚乱狂打补丁，等战争结束，军校里又手忙脚乱一通研究，这些补丁（中的大部分）就变成下一代军队的标准组件了  

【2016-04-08】 @whigzhou: 贝叶斯主义是本质主义终极解药。 @whigzhou: 也是本质主义的双胞胎兄弟——虚无主义——的终极解药。 @tertio:求细说 @whigzhou: 贝叶斯主义让我们可以将“某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降解为“向这个贝叶斯网络里加入这个节点是否有所助益”这样的问 题。 @whigzhou: 我早先在《结构与层次》中表达的思想，基于贝叶斯主义可以转变成形式化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