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沙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Eli Wiesel曾如此自问自答：“究竟是什么把一些年轻人推向恐怖主义？就是因为它简单粗暴。盲从狂热者没有问题，只有答案。而教育就是消除恐怖主义的方法”，但经验研究从未支持这一说法，本文作者对教育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教育会减少恐怖主义？  http://t.cn/RGDyD03） 我在想，人类对某些形式的内容（书面文本、巫师咒语、韵文、学术黑话、新闻联播……）似乎有着本能的迷信倾向，其心理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相对于其他来源的信息，以某些介质记录或以某些形式表现的信息，总是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这是各种宣传术和骗术的基础），好像很奇怪。 我想到一种解释，不妨称为“可信度乐观主义”假说，假设初始状态下，所有个体对不同介质/形式的信息没有偏见，但他们对任何信息的可信度都采取乐观主义态度，即，当没有其他信息可帮助他判断某信息之可信度时，他便将置信度赋值为C，C>0.5，为了说起来方便，接下去就假设C=0.7吧。 好，现在引入第二个前提：某条信息被越多的别人相信，那么你像相信它那么行动，你的净收益就会越高，即：如果你信对了，得到的好处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多，如果你信错了，蒙受的损失会比只有你一个人信更少。——这一前提，不妨称为“信念协同收益”，至少在许多事情上，貌似是成立的。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解释：当你对你妈说“中医是垃圾”时，这条口语信息可能只有她一个人听到，因而不会产生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对它的置信度C便是默认值0.7，相反，假如这句话来自新闻联播，那她便可以安全的预期，大批人会听到这条信息，其中大部分会以高于0.7的置信度相信它，于是，相信它就可获得信念协同收益，于是她便将置信度从0.7提高到0.9，于是你就输给了新闻联播。 总结：任何看上去可能会被很多其他人看到的信息，都会被赋予额外的置信度。 所以占领媒体的好处不仅是让信息得到更多受众，也包括提高受众对它的置信度。 实际上，当存在信念协同收益时，比“跟着大伙信”更好的策略是“保持怀疑同时像真信了那么行动”，许多人可能还真是这么做的，于是便有了深层信念和指导当前行动的“工作信念”之间的区别，Trivers所研究的自欺，大概就属此类。  

个人禀赋可遗传性，社会阶梯对个人禀赋的选择，择偶的同质化倾向，阶层内婚，阶级分化，族群禀赋差异化，地区经济分化，大国-单一民族国家-城邦小国的根本区别……，把[[Charles Murray]]，[[Garett Jones]]和[[Gregory Clark]]的工作合起来看，貌似就通了，有关社会演化和长期经济表现的一幅新图景呼之欲出。 这几年我在经济问题上经历了一次思想转变，越来越相信culture matters, genetic matters，在写作《自私的皮球》时，我基本上还是个制度主义者，虽然也相信文化重要，但认为其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是通过制度间接发生的，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让我难以否认，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和压倒性的。 转变最初起于对南北欧的比较，北欧（包括英德）在制度上也有种种问题，但表现总是比南欧强很多，日耳曼/拉丁这条分界线实在太清晰了，怎么辩解否认都不可能，想来想去，一个直觉上的印象反而比种种“客观原因”更有说服力：南欧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民众一样）普遍没有责任感，没有政治担当，没有认错然后做个决断的能力，只会命苦怪别人，就这么简单。 看看希腊人在债务危机后的丑态，一门心思只想着赖账，从不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和西班牙政府在历史上无数次赖账如出一辙，这种事情北欧人就做不出来，默克尔移民大放水这件事情虽然是做得很坏，但不得不承认她是有担当的，在非常清楚代价的情况下勇于承担责任的，这种事情你在南欧永远看不到。 我曾经认为夏威夷是个支持制度主义的鲜明案例，但后来发现，直到几十年前，欧裔和日裔加起来还占夏威夷人口多数。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波多黎各和英属洪都拉斯（包括伯利兹），很明显的制度主义反例。可以设想一下，其他条件不变，把波多黎各或洪都拉斯的70%人口全部换成日裔，会是什么样，要我说，答案很明显。 外部强加的制度当然可以造成很大差别，这个以前说过很多了，现在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某些文化，某些族群，外部再怎么强加制度，可能都不会达到很好的状态，当然，正面外部力量可以让它避免最坏的状态（比如变成朝鲜） 简单说，在所有拉丁社会中，波多黎各当然已经非常好了，再怎么说，因为有美国，它不会变成阿根廷，或委内瑞拉，或古巴，而我的意思是，它也不大会变成夏威夷，变成韩国，变成香港，论制度条件，英属/美属加勒比的条件再理想不过了，但并未冒出任何加勒比小龙。 再看以色列，不考虑文化/遗传因素的话，当初的条件真是恶劣到无以复加，建国者满脑子共产主义，沉重战争负担，重税，重管制，恶性通胀，啥坏事都摊上过，最后愣是给拗过来了。 转个两年前的旧帖，大意如此。

@whigzhou @ 2014-8-29 12:25 随着技术/文化/制度的丰满成熟，地理因素对社会间差异变得越来越无关，地理大发现以来，英国人无论到哪里都能建立起自由社会，德国人和日本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会成为模范公民，犹太人和华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比其他民族会挣钱……，换句话说：更成熟的文化与制度更有能力控制和适应各种环境。

 

昨天和小聂吃饭，聊起自动驾驶、机器人、失业和福利制度这一连串问题，早先我在《机器会将人挤出劳动市场吗？》一文中曾谈论过这事情，后来在微博上也有过讨论，自那以来的几次交谈，让我又有了些新想法，整理一下。 （我觉得这事情还是用对话体更容易表达清楚） M：就像你在那篇文章里说的，随着机器智能与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到某个点之后，人类（或者可以更安全的说，大部分人类）的劳动在经济体系中将变得没有雇佣价值，那时候失业率岂不是会很高？ W：嗯，好像是这样。 M：这些失业者没有了收入，但手里仍然握着选票，所以到时候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对吧？ W：那倒不一定，失业者没有了工资收入，但可以有其他收入，只要他还拥有一些在当前经济体中租得出去的要素便可，或者更简单的说，只要他持有一份（比如）谷歌的股票便可。 M：可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多数失业者恰好都持有足以维生的股权或其他资产，要点在于，劳动力要素是每个人生出来就自动拥有的，但其他资产则有很大偶然性，重要的是没有什么机制确保每个人自动带着它。 W：嗯，有道理，不过其实劳动力资本也不是人人自动带着的，比如很多类型的残疾人可能生来就不自动带着在市场上租得出去的人力资本，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未来社会能够应付（比如）80%的残疾人比例吗？对此，历史经验确实无法告诉我们什么。 M：所以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半数以上的人失业且无产，因而大规模福利制度不可避免，对吧？ W：但我们还可以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假设80%的人失业了，但这些失业者还拥有一些土地（先别管这土地是怎么来的），这些土地和他们的劳动力一样，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已经没有出租价值，那么，这些人能否在这块土地上重新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经济体系（姑且称为系统B）呢？ 退一万步讲，即便他们采用18世纪的技术和生产模式，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能维持一个自足的经济体，尽管因为效率太低，系统B的产品在那个主流经济体（姑且称为系统A）中完全没有销路，但只要系统A的人不把阳光遮起来，系统B便可以存在，就像18世纪的世界（或者14世纪的美洲经济体）可以存在一样。 M：嗯，而且留在系统A里的人总会有一些慈善家，只要他们向系统B捐赠一些现代玩意，系统B的日子就会比18世纪的好得多。 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恰好有这块土地呢？ W：或许系统A的人会大发善心，向系统B捐赠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玩去，毕竟，这么做的代价要比一套巨型福利制度低多了，而且，现在不是也有自然保护区吗，他们难道不想保留几个文化公园？ M：要是他们不发善心呢？这不仍是诉诸偶然性吗？和假设他们恰好拥有其他值钱要素有何不同？ W：但是考虑到国家边界的存在，就没那么偶然了。当系统A的自动化程度不断加深，逐渐排除人类劳动力时，被排除者并非均匀分布于各国，考虑到人力禀赋、资源禀赋和制度条件的巨大差异，总会有一些国家被完全排除出系统A，于是它们便组成了系统B。 M：所以世界经济体在未来将发生两极分化，最终变成两个孤立的体系？ W：看起来是这样，当然两个系统之间还是会有一些贸易，但贸易量微不足道，不具有系统性重要性，系统A基本上用不着系统B的任何资源，而系统B基本上买不起系统A的任何东西。 M：那留在系统A里的失业人口呢？不是仍然要福利制度养活？ W：好像也不一定，理论上，若没有福利制度，这些失业者的较优选择是移民到系统B，当然搬家也有成本，所以系统A为了避免福利制度造成的代价，可以为他们支付船票和安家费。 M：嗯……不过以我对现实政治的经验，搬家的恐怕不是他们。 W：对！留在系统A里的显然将是少数派，而且他们是最有能力迁移的。 M：嗯嗯，实际上系统A的运行大概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实在不行漂在公海上都可以。 W：对，所以他们未必需要拼选票，只要有处可逃就行。 M：这一点又如何保证？ W：依我看，只要仍然存在众多分立国家即可，那些坚持福利制度的国家，似乎更可能最终留在系统B里，所以千万别有全球统一政府。 M：就是说，就算美国再好，也不能只剩一个美国？ W：没错。  

【2016-02-16】 @whigzhou: 个人主义必定伴随着对抗性，否认对抗、讲究隐忍退让、一团和气、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为此诉诸权威以压制对抗、抹除差异的群体，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是容不下个人主义的，我们不能在提倡个人主义的同时否认对抗，而只能在承认对抗的同时设法学会以诚实、体面、守信、有尊严的方式处理对抗。 @whigzhou: 至于从何时开始、在何种程度上将孩子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对待，我的看法是分年龄段逐步推进，并鼓励孩子证明自己已配得上更高一级的对待，最终在某个时刻承认其自由人的地位，至于我家的猫，则注定只能永远处于我的权威主义控制之下。 @rainbowend:把儿童培养成成人的一大目标就是让他像个人一样为自己争取利益表达诉求， 同时也学会有礼貌的沟通达成妥协吧。把这说成对抗性也太怪了 @whigzhou: 把礼貌和对抗对立起来才叫怪，两支球队可以很有礼貌很讲规则很有尊严的进行对抗 @whigzhou: 自由主义者最具误导性的一句格言是，人生而自由，要我说，“人生而为暴徒”更接近真相，自由是已经学会收好爪子的好猫们所创造的俱乐部公共品，加入这个俱乐部的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既要学会收好爪子，否则就是暴徒，又要学会在必要时挥出爪子，否则便是奴隶。 @whigzhou: 文明社会驯服暴徒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权威主义的压制和惩戒，让暴徒了解不收好爪子的惨痛代价，二是对合作性的社会奖励机制，让暴徒意识到，收好爪子也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还能带来合作收益，第一种方式导向专制社会，第二种导向自由社会。  

【2016-04-16】 @whigzhou: 个人禀赋可遗传性，社会阶梯对个人禀赋的选择，择偶的同质化倾向，阶层内婚，阶级分化，族群禀赋差异化，地区经济分化，大国-单一民族国家-城邦小国的根本区别……，把[[Charles Murray]]，[[Garett Jones]]和[[Gregory Clark]]的工作合起来看，貌似就通了，有关社会演化和长期经济表现的一幅新图景呼之欲出。 @whigzhou: 这几年我在经济问题上经历了一次思想转变，越来越相信culture matters, genetic matters，在写作《自私的皮球》时，我基本上还是个制度主义者，虽然也相信文化重要，但认为其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是通过制度间接发生的，然而越来越多的事实让我难以否认，文化的作用是直接的和压倒性的。 @whigzhou: 转变最初起于对南北欧的比较，北欧（包括英德）在制度上也有种种问题，但表现总是比南欧强很多，日耳曼/拉丁这条分界线实在太清晰了，怎么辩解否认都不可能 @whigzhou: 想来想去，一个直觉上的印象反而比种种“客观原因”更有说服力：南欧的政治家（和他们的民众一样）普遍没有责任感，没有政治担当，没有认错然后做个决断的能力，只会命苦怪别人，就这么简单 @whigzhou: 看看希腊人在债务危机后的丑态，一门心思只想着赖账，从不想想自己有什么问题，和西班牙政府在历史上无数次赖账如出一辙，这种事情北欧人就做不出来，默克尔移民大放水这件事情虽然是做得很坏，但不得不承认她是有担当的，在非常清楚代价的情况下勇于承担责任的，这种事情你在南欧永远看不到 @whigzhou: 我曾经认为夏威夷是个支持制度主义的鲜明案例，但后来发现，直到几十年前，欧裔和日裔加起来还占夏威夷人口多数 @whigzhou: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波多黎各和英属洪都拉斯（包括伯利兹），很明显的制度主义反例 @whigzhou: 可以设想一下，其他条件不变，把波多黎各或洪都拉斯的70%人口全部换成日裔，会是什么样，要我说答案很明显 @养猪专业户王福贵:特别想听听您对南北朝鲜，东西德国的解读。 @whigzhou: 外部强加的制度当然可以造成很大差别，这个以前说过很多了，现在我想强调的是，对于某些文化，某些族群，外部再怎么强加制度，可能都不会达到很好的状态，当然，正面外部力量可以让它避免最坏的状态（比如变成朝鲜） @whigzhou: 简单说，在所有拉丁社会中，波多黎各当然已经非常好了，再怎么说，因为有美国，它不会变成阿根廷，或委内瑞拉，或古巴，而我的意思是，它也不大会变成夏威夷，变成韩国，变成香港，论制度条件，英属/美属加勒比的条件再理想不过了，但并未冒出任何加勒比小龙 @whigzhou: 再看以色列，不考虑文化/遗传因素的话，当初的条件真是恶劣到无以复加，建国者满脑子共产主义，沉重战争负担，重税，重管制，恶性通胀，啥坏事都摊上过，最后愣是给拗过来了。 @whigzhou: 转个两年前的旧帖，大意如此。//@whigzhou: 随着技术/文化/制度的丰满成熟，地理因素对社会间差异变得越来越无关，地理大发现以来，英国人无论到哪里都能建立起自由社会，德国人和日本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会成为模范公民，犹太人和华人无论到哪个自由社会都比其他民族会挣钱……，换句话说：更成熟的文化与制度更有能力控制和适应各种环境。  

权力积木#3：马尔萨斯弹簧 辉格 2015年12月21日 考古学家在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时，常依据这样一些线索：显著的社会地位分化，宏大工程，复杂的文字系统，精致的工艺品，以及职业分工的迹象；所有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共同点：部分社会成员脱离了生存必需品的生产，从而能够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保存和积累起复杂的知识系统。 确实，文明发展的主线，便是知识系统的不断积累和膨胀，若将它比做基因组，那么各种可见的文明创造物便是表现型，正如道金斯所言，身体易朽，基因永生；但假如没有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群体，知识积累便极为缓慢，并不断被遗忘和讹变所侵蚀，恰如我们在前文明社会的朴陋文化中所看到的情况。 部分成员脱离食物生产，意味着食物（以及其他生存必需品，下同）的劳动生产率超出了仅仅满足食物生产者自己生存繁衍所需的水平，超出的部分常被人类学家称为“剩余”（注：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一个社会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文明就越繁荣，这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在“剩余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上，却有着一种流传极为广泛的深刻误解：认为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生产了更多食物，从而带来剩余；可是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 所以，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看技术进步不会提高剩余率；实际上，在定居农业之前，人类也取得过许多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控制，还有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帮助人类散布全球，占据了广阔生态位，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因而也没有发展出文明。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很明显，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 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 【图1】马尔萨斯弹簧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Pb，而由于B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A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Sb>Sa）。 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 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 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人类历史，消除一些陈腐谬见，比如许多人将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或者认为，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相对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然而，有着大量历史事实与这些传统见解相抵触，而且，一旦我们采取马尔萨斯的视角，许多貌似“反常”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考虑到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多数生活在城市，而且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绝大多数不是农民，因而城市化率是衡量文明繁荣程度的很好指标；许多传统农业社会在开始现代化进程之前，城市化率都不足10%，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当人口压力没到最高程度时，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15-25%。 据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15.9%，南宋更高达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注1】 【图2】中国若干历史时期的城市化率 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缩减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80万人口，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一大批人口数十万的大城市，其中武昌、泉州、建康等都市若放在清代皆可与京城比肩；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在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起初带来了城市繁荣，据斋藤修（Osamu Saito）和高岛正德（Masanori Takashima）测算，（按万人标准）城市化率从1600年的6%上升到1721年的12.6%，但随着人口逼近极限，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开始萎缩，到1874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10%。 德川家于1615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1721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1681年平定三藩，到1796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图3】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与农业产出 【图4】日本江户时代的人口密度与城市化率 人口压力的增长也伴随着众多文明元素的消逝，当我们追溯各种器物、技术、工艺、文学和艺术形式，乃至思想观念、组织模式和制度元素的古代渊源时，常会发现，那些能够找到的渊源，多数出现在宋代，还有一部分在南北朝，更早的，就要到先秦去找了，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历史时期都是人口压力相对松弛的阶段。 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然而到清代，王祯《农书》中所描绘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明清江南纺织业尽管规模庞大，但黄宗智的研究发现，纺织工作绝大部分以家庭副业的形式完成，宋代那种集中使用水动力设备的规模化工场作坊已不复存在。 人口压力和城市繁荣之间的关系，从相反的方向可以看得更清楚，14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1/3到1/2的人口，并且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然而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1300年的9.5%升至1400年的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远早于工业革命。 在2007年发表的《增长的三驾马车：瘟疫、战争和城市化》这篇论文中，经济学家Nico Voigtlander和Hans-Joachim Voth指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数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恰相反，正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的极高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一点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是，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 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一原理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了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 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实际上，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这从简牍材料中可以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1580个县，清初1510个；更有意思的是，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2300个县政府，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的1500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1200上下。 当人口压力特别巨大，以至难以征税以维持政府时，统治者甚至可能刻意压低人口；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00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500多，远高于其他早期文明，时常为饥荒所困，这一状况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这些战争并非起因于冲突或纠纷，也不是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武士的战功和晋升条件皆以捕获俘虏数量为依据。 在阿兹特克诸城邦中拥有霸主地位的三巨头，特诺奇蒂特兰、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几乎持续不断的对其他城邦发动战争，起初这些战争是为了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 此类战争并不带来任何政治后果，也不改变外交关系，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在阿兹特克，被用作人牲的俘虏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大仪式上，首先被献祭然后被吃掉的人牲，可多达8万，而一个普通城邦的人口也就几万，对于这些蛋白质高度匮乏的群体，大规模屠杀俘虏既是人口控制手段，也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120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因而人口压力也很高，经济学家Louis Baudin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不过，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 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手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每隔一两年，行省官员便从所辖社区中挑选出一批少女，称为“选妇（aqllakuna）”，名义上，她们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实际上，其中少数被用作献祭人牲，还有少数被分配给功绩卓著的武士或贵族作为配偶，但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若被发现怀孕立即处死；选妇数量很庞大，规模较大的处女院可容纳数百人，而处女院在考古遗址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一制度明显有着控制生育率、压低人口的用意。 缓解人口压力的另一个办法是大规模迁移，人口过密地区的村社，被强行整体迁移到数百上千公里之外人口较稀的地区；强制迁移也是印加帝国的重要统治手段，通过彻底打散和重组原有的族群分布，传统的族群合作纽带被破坏，政治控制变得更容易，那些较为忠诚的族群被迁往边境要地，并以免税或分配大量他族女性作为补偿，不够驯服的族群则被迁入腹地，置于陌生邻居的监视之下。 印加与阿兹特克的高强度人口压力和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   ---------------------- 注1：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年的城市化率仅为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1/3。  

【2016-04-14】 @whigzhou: 最优化vs满意解，功利计算vs拇指法则，天堂墙外寻路者vs险恶世界幸存者，画出世界地图然后大步迈向天堂vs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进步主义vs保守主义……所以这其实是个算法问题，在一个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且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的险恶世界中，保守主义是不二之选，可惜哈耶克死得太早没想明白这一点。 @whigzhou: 只要你是进化论者，就会认识到我们面临的选择空间中可行解分布极为稀疏，是进化算法帮我们找出了这些可行解孤岛，而不是世界恰好被上帝造得那么宜居，进步主义的乐观假定其实是一种幸存者偏见 @whigzhou: 只要你认识到人类认知局限，就会同意我们面对的（认识论上的）世界迷雾重重，能见度极低，随便乱走很危险 @whigzhou: 在这两个前提下，就有了对待功利主义的两种态度：功利主义（至少流行的版本）总想在给定价值函数之后寻求最大化，保守派天然讨厌功利主义，因为我们不要最大化，世界太险恶，如何保住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才最重要，所以，在弄清进化如何带给我们这些珍宝之前，不如先找出一组拇指法则。 @whigzhou: 这些拇指法则只能从那些有幸成功保有了这些珍宝的前辈的实践中去寻找，（基于前述局限）不可能是从头算出来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功利主义算法对条件过于敏感，略微改变一个条件，或者稍稍多考虑一步，结论就可能完全翻转（黑话叫很混沌），如此便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可用的行动指导。 @战拖拉夫卡: "中国模式"到底是更接近于辉总所说的“功利最大化计算”，还是更接近于中国情境意义下的“拇指法则”？毕竟，摸石头过河这一策略也算得上实用主义范畴吧。需要甄别的是在中国现有路径依赖之上的实用主义，算是画地图大步迈向天堂还是在泥泞大雾中小步摸索？ @whigzhou: 彼之珍宝，吾之敝履 @whigzhou: 我说的保守主义/进步主义，是元政治哲学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保守的具体是什么东西，哈耶克没想明白的，正是这一层次之别 @whigzhou: 正如契约主义/普世主义之别，是元伦理层次上的分野，不涉及具体契约内容 @whigzhou: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本身是契合保守主义的，问题是说这句话的人心目中的珍宝是什么？如果他的意思是“咱们就此散伙吧，让各省人民自己摸着石头爬向美国去”，那自然好 ～  

【2016-04-14】 @海德沙龙 《历史如何造就美国人》 在常见历史叙事中，移民北美的清教徒，早在五月花号尚未靠岸时，便已确立了日后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清教徒的文化气质也构成了美国精神的核心内容，但真实历史往往没有这么理想，在本文所介绍的新书中，历史学家Malcolm Gaskill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 @whigzhou: 有关制度起源的简单叙事基本上都是错的，制度就是陆续积累的一大包补丁，其实复杂的软件系统也有点类似，虽然软件系统的整体设计成分要多一些，但大量功能其实仍是打补丁打出来的，只不过这个版本的补丁，到下一个版本可能就成了设计方案中的组件了，所谓迭代演进是也。 @whigzhou: 最具误导性的一种观点被我称为同态论，即把我们事后从制度中找出的一些原则，等同于当初打补丁的码农头脑里的观念，研究思想史的那帮人特别痴迷于这种念头 @辻郖杉:记得有一阵子辉总在刷《技术史》。那么辉总是否认为新技术的出现也是这种“打补丁”呢？ @whigzhou: 是啊，汽车的早期发展就是在四轮马车上不断打补丁嘛 @whigzhou: 另外军队也类似，有句名言说每支军队都是为上一次战争设计的，无论事先考虑多周到，一旦开打，立马手忙脚乱狂打补丁，等战争结束，军校里又手忙脚乱一通研究，这些补丁（中的大部分）就变成下一代军队的标准组件了  

【2016-04-13】 @whigzhou: 不要轻易抛弃道德直觉，除非它能（经由反思平衡之后）被另一种道德直觉所代替。 @whigzhou: 案例一：有人说，不要管政治家的私德，我们选的是政策，不是人品。问题是，选民的信息远不完备，候选人的政策承诺往往靠不住，而从私德中，至少能找出一些线索，让我们相信他不会做出最坏的那些事情来，比如至少不会是拿卢布的谍匪，这一原理，和商人挑选生意伙伴类似。 @whigzhou: 案例二：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赞成或乐见个人避税，尤其中捐税繁苛的情况下，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首相或议员的避税行为，对吗？不对，因为首相或议员正是决定税率的人，不能让他们留给我们高税率自己却跑了，这可不行，普通乘客可以自己逃命，船长不能随便逃命。 @whigzhou: 案例三：管制繁多严苛的情况下，腐败可以弱化管制，拓宽人民的自由行动空间，所以我们就该赞成腐败，就没有理由在道德上谴责贪官吗？不对，寻租激励会让他们创造出更多管制，带来源源不断的腐败机会，正如支付绑票赎金会激励绑架一样，虽然付赎金确实可以在当时救几条命。  

【2016-04-13】 @海德沙龙 《被踢出局的气候学家》 Judith Curry的故事清晰的展示了，气候学术圈不容异己的氛围已恶化到了何种程度，尽管Curry远算不上暖化怀疑派，而且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过大量论文，但仅仅因为对未来暖化速度的主流估算值有所怀疑，就被戴上了“伪科学”的帽子 @whigzhou: 暖球党之所以如此疯狂，盖因暖球问题是他们迄今找到的唯一一个（在他们看来）无法通过基于分立产权的市场化方案解决的外部性问题（或曰公地悲剧），用他们的话说，地球只有一个，无法为它创建分立产权，唯一可能的救星是政府，而且必须是个普世主义的父爱政府，这么好的题材怎能轻易放弃？ @whigzhou: 其他像土壤空气的化学污染这种外部性问题，由于外部性都是作用于局部的，或至少是有梯度分布的，因而总能通过恰当的产权安排来解决，甚至野生动物也可以将种群产权赋予部落来内化激励，但二氧化碳排放均匀分散于整个大气层，激励确实很难由产权来内化  

【2016-04-08】 @whigzhou: 贝叶斯主义是本质主义终极解药。 @whigzhou: 也是本质主义的双胞胎兄弟——虚无主义——的终极解药。 @tertio:求细说 @whigzhou: 贝叶斯主义让我们可以将“某实体是否存在”的问题降解为“向这个贝叶斯网络里加入这个节点是否有所助益”这样的问 题。 @whigzhou: 我早先在《结构与层次》中表达的思想，基于贝叶斯主义可以转变成形式化的表述  

【2016-04-08】 @海德沙龙 《美式英语里那些"u"是怎么丢掉的》 是啊，究竟是怎么弄丢的？ @whigzhou: 文化进化的有趣案例，印刷术启动了一个英语拼写向统一标准靠拢的自发协调过程，而由于传播障碍的存在，协调过程在英美两个社会各自进行，最终收敛到了不同的均衡点。 @whigzhou: 由此也可看出，在协调博弈中，均衡点的位置往往有着很大任意性，最终收敛在哪个点上也并不那么重要（-or和-our在功能上同样有效），重要的是能否收敛到某个点  

【2016-04-07】 @whigzhou: 延迟满足，延迟自我代入，延迟接入现实关切，之间或许有些相通之处。过于强烈的现实关切，可以将任何话题回路击穿，造成短路，结果任何话题在三句之内必定滑向少数几种定式之一。过于强烈的自我代入倾向效果类似。所以现实关怀或自我代入感过强的人，无法进行迂回程度较高的思考与讨论。  

【2016-04-01】 @whigzhou: 我评价历史小说/电影的指标之一，是对历史感的把握，在我看来，三流的历史感是一种同态谬论，总是将他试图表现的历史趋势、几种相互竞争的可能走向、关键转折点……之类，擅自植入当事人的自觉意识中，甚至通过他们的嘴巴喋喋不休的说出来，仿佛当事人个个都偷窥过上帝的账本，有着后见之明的便利， @whigzhou: 二流作品要好一点，能够表现出历史洪流中当事者被浪涛推拉撕扯的无力感，但真正的好作品，既能表现个体的理想、野心、阴谋、奋斗、挣扎，又能把握历史大线索、大节点，同时又不陷入同态谬论，大概只有那些真正领会“非意图后果”的作家才写得出来， @肮脏的哈利:辉总推几部好的 @whigzhou: 还真想不出哪部历史片符合我的一流标准，Deadwood有点这意思，但不知道算不算历史片  

在夏威夷住了半个月，三个地方，一些印象： （没去过美国其他地方，所以不能确定哪些适用于整个美国） 【开车】 A1）交通规则很合理，特别是小路与大路之间关系的处理，使得大路上的主车流可以达到很高速度，许多单车道无封闭无隔离的路都可开到60mph。 A2）几乎人人超速，超速标准和小费差不多：15-20%。 A3）除了超速这一点，其他方面普遍很规矩。 A4）夏威夷没有执法摄像头。 A5）吃了张罚单，因为我没把买的停车票放在可见位置上，在线申辩，48小时后出了结果，降级为警告，还算顺利。 【吃饭】 B1）餐馆多，类型丰富，选择充裕。 B2）所有餐馆无论其他方面如何，有两点是共同的：食材好，凡肉菜肉量都很大。 B3）菜单很难看懂，点菜前是我翻字典最频繁的场合，往往翻了也没用，全靠Yelp帮忙。 B4）但靠Yelp也有问题，因为这边餐馆菜单好像普遍更新很快，几个月前的菜往往就没了。 B5）营业时间非常参差，每店不同，高度类型依赖，以喝酒为主的店关得晚，其余较早。 B6）好馆子排队很普遍。 B7）能喝到好咖啡的饭馆很少，大街上卖咖啡的地方也不多，这点比较意外。 B8）几乎所有店都有筷子，不过没见过好筷子，都是很低档的方便筷。 B9）见到的几家中餐馆都是粤菜馆，烧腊很地道，比我在广州吃到的好，其他菜品本地化程度较高，而且改变方向是合我胃口的。 B10）中餐馆的定位偏低端。 【烟与酒】 C1）买酒买烟都要身份证，胡子再白也没用。 C2）饭馆点酒喝酒不用身份证，没胡子也不用。 C3）香烟很贵，7-Eleven卖$9.39一包，沃尔玛$8.12，查了下，原来夏威夷烟价全美第三，仅低于纽约和芝加哥。 C4）不过有次偶尔发现一家韩国人开的社区小店，小雪茄卖4毛9一根，可以顶4支香烟，价钱跟一支香烟差不多，还不用身份证，呵呵。 【文化梯度】 依次住了三个地方，Hilo，Kailua-Kona和Honolulu，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文化梯度： D1）Hilo居住密度低，宅地面积大，乡村感浓厚，没见过三层以上高楼，造型夸张的越野车极多，行人很少，游客少，民风友善热情，路遇陌生人大多会打招呼，守规矩，安静，干净，除了很小一块downtown，其他地方餐馆和商店很少，吃饭贵； 除了11号公路的一小段，几乎没有两车道或更宽的公路，更没有封闭或双向隔离路，闹市区之外极少红绿灯，随时随地有车位，在Hilo开车时我从未因其他车的举动而踩过一脚刹车（我在美国的第一脚重刹车是在Kailua-Kona踩的，当时一辆车从小路上窜出来，虽然算不上危险，但已明显短于安全距离了）。 D2）Honolulu居住密度高，宅基小，高楼大厦多，更像大城市，有好几条封闭隔离公路，H1公路最宽处每向六车道；大量单行道，合法车位很难找，紧凑型小汽车占多数，游客多，路遇陌生人很少打招呼，不守规矩的情况较多，路上和景区也较脏，饭馆多且便宜。 D3）Kailua-Kona介于两者之间，但更偏近Hilo（虽然Kailua人口只有Hilo的1/3，但看上去更像大城市）。 【其他】 E1）电线杆都是木头的。 E2）美甲店多。 E3）大家用现金的频率比我预期的高。 E4）流浪汉挺多见。 E5）人普遍很友善，碰到的最不友好的三个人依次是机场安检、7-Eleven收银员、沃尔玛收银员。（ps.7-Eleven收银员似乎是个特别苦逼的群体，我就没见他们笑过，相比之下，快餐店收银员和加油工都很热情，想不出其中区别在哪里。） E6）夏威夷有不少牧场，养了许多牛，但据Kailua的房东（是位教夏威夷历史的教师）说，当地人吃的牛肉都是从大陆进口的，因为那里没有屠宰场。 E7）半个月没打过喷嚏，也没咳嗽过。 E8）雾霾还是有点用处的，可以防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