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发表的文章（177）
辉格
@ 2014-05-11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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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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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管制是用一刀切的方法强制施加某种行为标准，而干预则是用机会主义行动来追求某种短期经济目标，施加管制时，政府还保持着立法和执法者的身份，而实施干预时，已经作为市场参与者直接介入到具体经济活动了。
与企业相比，政府目标指向和行为方式更难预料，它时而追求增长速度，时而追求就业率，或者低物价水平、产业规模、技术先进性、国产化率、高雅格调、国际声誉，等等，令人难以捉摸、无所适从，它们的行动也随时受政治局势、舆论风向、民调结果、选举周期和政府更替的摆布，摇摆不定。
而同时，现代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操纵的资源远非任何个人和企业所能匹敌，一旦进入市场，便足以打破均衡，并让每个参与者改变对事态的预期，就像一头巨兽冲进足球赛场，它不通球艺，也不知道得分规则，没人猜的透它想干嘛，却又无人能够忽视它的力量。
除了干扰正常的价格信号之外，干预对市场制度更深层的伤害是，它本身的机会主义性质会激励个人和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比如，我租下一千亩土地投入巨资加以改造后用来种棉花，我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棉价高于每吨2万元的基础上，但两年后投资还未收回而棉价却已跌破1万5，本来我只得自己承担损失。
但假如我有个热心的好政府，我还有另一个选择：可以联合其他棉农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干预：提高棉花进口关税、提高棉花出口退税、提高化纤增值税，按亩补贴棉花种植、指令铁路公司提供降低棉花运费，指令银行提供贷款以便度过难关，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干预手段，这样的窗口一旦打开，会吸引各种利益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压力集团，寻求对自己有利的干预政策；企业的心思将更多的用在政治游说和权力争夺，而不是成本和风险控制等他们的份内事情上，这既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也腐蚀着权力。
辉格
@ 2014-05-10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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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的，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的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的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比如，人们都讨厌噪音，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音，要合法的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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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如前面所说，财产权是法律给行为所划定的边界，类似的，管制也是一种行为边界，规定你不可以做什么；差别在于：财产权篱笆的钥匙，分散的握在每份财产的主人手里，而管制篱笆的钥匙，则集中的握在作为立法者的政府手里。
这一区别有着巨大的经济含义，比如，人们都讨厌噪音，假如法律赋予居民阻止邻居制造噪音的权利，那么，你要在家开个重金属晚会，就只须征得邻居们的同意，但假如政府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居民区制造多少分贝以上的噪音，要合法的开晚会，你就只能去发动一场立法运动了。
问题是，同一种行为，在不同场合下，给不同的行为人带来的收益，给不同的旁人带来的影响和主观伤害，都大不相同，你的邻居可能对噪音十分敏感，也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恰好也喜欢重金属，而这个晚会，可能对你难以割舍，也可能很容易换个地方去开，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高度分散的、无法被集中处理的私人知识或局部知识[1]，在分立的私人产权制度下，这些知识将体现在议价和交易过程中：假如你很在意而邻居不太在意，几句道歉或一份小礼物或许就能换得谅解，假如邻居很在意而你无所谓，或许就放弃或换个地方了，假如你们都很在意，或许你会付一笔钱给他。
然而，在管制制度下，所有这些差异和信息都被无视了，结果，大量原本通过私人间议价和妥协可以做的事情，都被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禁止了，人们因此而丧失了这些事情所能带来的全部福利，而这一福利原本足以补偿受影响者的损失还有余（否则就不会达成妥协和交易）。
因管制而丧失的福利绝非微不足道，价格管制让无数时间、精力和才智浪费在排队、变相加价和搜寻中，脱离现实的严苛标准把许多商品的价格抬高到穷人难以承受，被FDA所禁止的药物和医疗方法，更剥夺了许多人冒一些副作用风险而挽救生命的机会。
由于掌握立法权的政客既可博取保护消费者的名声，又无须承担管制的代价，因而总是倾向于将管制标准定的越来越高；同时，每项管制都对应着新的行政职能、编制、预算和权力，因而行政官僚也总是乐意维持和增加管制项目。
由于管制大规模压制了通过自愿交易增进福利的机会，它总是面临着潜在众多交易者突破其限制的努力，这便给其执行者带来了大量寻租机会，已成为腐蚀行政机关和司法系统的主要力量，也消磨着公众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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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一文中提出了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的概念，并分析了市场价格机制如何处理它们，以及为何只有价格机制能够处理它们，这也是哈耶克据以反对计划经济的核心论点。
辉格
@ 2014-05-09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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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的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比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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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财产权是一道无形的篱笆，它给行为划定了边界，对于其主人，它让他能够安心的指望在边界之内免受他人打扰，而对于其他人，它是他们要在边界内做某些事所必须预先加以克服的人为障碍[1]，而这个屏障的钥匙，就操在其主人的手里[2]。
因此，具体某项财产权的界定，是定义在某个行为空间上的一个区间，这个空间不必是物理三维空间，它可以是由行为诸特征中涉及利益冲突的那些维度所构成的任意维空间，比如，捕鱼权的行为空间由季节和网眼直径来规定，而排污权用浓度和流量，噪音权用分贝、频率和时间段，频段权用频率、功率和地理区域，著作权用介质、语种和国别，专利权用年限和国别，道路通行权用载具类型、吨位、排量、速度，股权用投票资格和清算优先级，等等[3]。
任何初级财产权都是以否定性句式来规定的，比如，我拥有某块土地的意思是：我可以阻止他人进入这块土地或对它做任何事；只有从初级财产权所派生出来的次级财产权才可能（但未必）是以肯定性句式来规定：我拥有这间游泳池（初级产权），据此我可以授权你每周末可以来游泳（次级产权）。
所以，一个空间若未被任何产权所圈定，便意味着任何人都可实施其中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无主空间或公地；一个空间之所以无主，可能是因为那里还不够拥挤，行为之间没有太多冲突，但有时它虽已十分拥挤，却没有发展出有效的产权来划定行为边界，便陷入了常说的“公地悲剧”[4]，这是制度发展的失败。
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比如道路拥堵、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物种灭绝和社区服务匮乏（贫民窟），从制度角度看，都是产权创建的失败，因而，解决之道便在于如何在比传统产权形式复杂得多的条件下拟制新型产权。
尽管有许多困难，但人类在新型产权的拟制上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从古老的通行权、取水权、采光权，到近代的著作权和无线频段权，和当代的污染排放权，都是解决公地悲剧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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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对财产权概念的定义和表述可能有点非主流，采用这一表述的理由，参见我的旧文：“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No.666，2005年）。
[2]这一点的重要性，参见：“你无法为儿童创设权利”（No.1610）。
[3]关于产权与行为空间的关系，参见“权利所指向的，不是物，是行为”（No.669，2010年）。
[4]参见wikipedia: tragedy of the commons。
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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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财产权是任何社会的核心经济制度，私人财产权是任何自由社会的核心制度。
——大卫·弗里德曼，《自由的机制》，1973
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制度基础质量如何，对一个社会的福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制度若能增进福祉，必须使强制权能够在经济上有效的保护产权并提供契约执行，让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必须能够鼓励储蓄、投资和创新，并防止寻租行为。
——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2006
我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管制，运输管制？农业管制？从字母A开头的农业管制，到字母Z开头的区域规划，从A到Z，全是坏的；对管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研究，结果全都一样：效果是坏的。
——罗纳德·科斯，Reason杂志，1997年1月号
当一位旅行者游历一个个国家时，他首先感受到的差别，通常来自山水风光、气候植被和人文风情，但假如他住下来，生活一段时间，看看当地的新闻，办一些需要与各种角色打交道的事务，生一场病，送孩子去上学，甚至做点生意，那么，他感受到的最大差别，甚至绝大多数差别，将来自制度。
如今，得益于发达便利的传播媒介，你甚至不用亲身经历，也能真切的感受到制度所带来的差别；并且，一旦人们有机会了解和比较，他们的评价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清楚的反映在国际移民的流动方向上。
一些制度被人称羡，而另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则始终在为如何建立这样的制度而苦苦探索或争论不休；纵观那些被人羡慕的社会，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点：法治保障下的市场制度；今天，在20世纪的大规模社会实验浪潮过去之后，已很少有人否认市场制度的重要性，问题是，如何建立它。
事实上，曾经存在过的数十种主要文明中，市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发展，但法治下稳固而持久的市场制度，只在西欧起源过一次，其余都是它传播和扩张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发育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
在缺乏强有力的司法系统的社会，财产权高度依赖于自力救济或互助救济，而交易也多半只能在熟人之间展开，契约执行主要依靠信誉机制，这些，都限制了产权的多样化、抽象化和资本化发展[1]，也阻碍了大跨度、大规模的非人格化交易[2]，并限制了分工的广度和深度。
一个能在广大地域内推行司法的强大政府，可以在高度流动性社会中保护形式多样、结构复杂的产权，确保非人格化交易的契约执行，但同时，日益强大的政府权力也常常被利用来侵犯私人产权和干预自由交易；因而，只有当政府权力扩张及时伴随着宪政和法治对权力的制约力的同步增长，市场制度才能可靠的建立。
即便市场制度已经建立，它也始终面临着严重的挑战，相对于人类进化史，它还太年轻，我们古老的文化和更古老的人性远未适应和接纳它，在面临新的问题和困境时，人们总是习惯于从非市场甚至反市场的方向寻找出路，尽管事实已屡屡表明，那些并非出路。
本部分的文章涉及市场制度的若干侧面，和它所遭遇的来自管制和干预的冲击，以及它在一些新问题领域中的可能发展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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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明确而可靠的法律保障所如何导致产权抽象化，从而带来流动性并成为金融资本的机制，以及法治缺乏对此过程的阻碍，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在《资本的秘密》（2000年）一书中有精彩的分析。
[2]关于小圈子内基于信誉的人格化交易和市场化的非人格化交易的区别，以及两者对强制性司法系统的不同要求，可参见阿夫纳·格雷夫（Avner Grei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 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2010）一文中的分析。
【2014-04-14】
@whigzhou: 我始终觉得，追求幸福是一种很可笑的说法，就像说“我喜欢饱”而不是“我喜欢吃”一样可笑，我只追求美食，不追求饱嗝
@溪月寒星:如果你只喜欢吃而不喜欢饱,那也很奇怪. 假如你有了”一直感到饿”的能力,然后使劲吃,虽然吃的很爽,但是还是饿.这时你还会觉得”喜欢饱”可笑么?
@whigzhou: 不追求饱≠不喜欢饱≠一直感到饿
@座禅髙潮:经历大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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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4】
@whigzhou: 我始终觉得，追求幸福是一种很可笑的说法，就像说“我喜欢饱”而不是“我喜欢吃”一样可笑，我只追求美食，不追求饱嗝
@溪月寒星:如果你只喜欢吃而不喜欢饱,那也很奇怪. 假如你有了"一直感到饿"的能力,然后使劲吃,虽然吃的很爽,但是还是饿.这时你还会觉得"喜欢饱"可笑么?
@whigzhou: 不追求饱≠不喜欢饱≠一直感到饿
@座禅髙潮:经历大于结果
@whigzhou: 我也不是这意思，我既看重经历，也看重结果，但这些结果里不包括幸福，这么说吧，在经历某些过程或得到某些结果后，我会感觉到幸福，也喜欢这种感觉，但那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只是追求其他目标的副产品，就像一个饱嗝←我觉得这个词再贴切不过
@whigzhou: 假如我追求的是幸福感本身，那我早就去找药吃了，我相信有些药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立即产生幸福感
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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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考验美国战略
辉格
2014年4月29日
经过一段时间的僵持之后，乌克兰似乎正穿越重重迷雾而滑向内战；面对迅速变化的局势，匆忙拼凑的临时政府看来缺乏清晰一致的应对策略，好像也未能有效地调动和指挥军队，无论其表态还是行动，都显得十分混乱而无力；所以从战术上看，乌克兰到目前为止是节节败退，而俄罗斯当局则正一步步取得它想要的东西。
不过从战略上看，得失或许恰好相反，假如乌克兰最终失去克里米亚、顿涅茨克，甚至更多东部州，倒未尝不是好事，摆脱这些亲俄地区，可以让乌克兰更加无所羁绊、义无反顾的投入欧洲和美国的怀抱，融入现代文明；而且遭此一劫之后，未来几代乌克兰人大概都不会对与俄罗斯发展亲密关系有任何幻想，相反，俄罗斯将被当然的视为其头号威胁。
这样的国际环境，尽管会带来些紧张和焦虑，对于乌克兰的未来制度发展却相当有利，二战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中小国家面临严重的外部威胁，并且选择投靠美国作为抵御这一威胁的依靠时，就很可能在宪政建设、面向市场的制度变革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取得显著成就，韩国、台湾、以色列、新加坡、香港，都是这一规律的杰出例证。
苏联的崩溃为这份名单增添了蒙古和格鲁吉亚两位新成员，这两个原本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脱离苏联集团并明确了亲美亲西方立场之后，都经历了最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其改革的彻底和迅猛，都远远超出波捷匈等同样从铁幕中逃脱出来，但远离东西方对立前线，因而较少感受到东方大国威胁的国家。
对美关系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首先可能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消除了上述变革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可能遭遇的障碍，让精英和民众接受美国作为其制度模范和价值标杆，实际上，与那些所谓文明古国相比，中小国家的精英层原本就比较容易接受这样的心理和价值转变，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只能追随其他主流强势文明，差别仅在于仰慕和追随的对象是谁。
其次，从政权方面看，为赢得必要的国际支持，在受威胁时获得保护，有困难时获得援助，当权者即便不想追随国内精英的倾向，也不得不迎合美国对其制度与政策的期待，在市场制度建设上，接受美国专家的建议，满足IMF的标准，在这些外部约束的作用下，这些国家即便未能建立宪政，其人民也可享有起码的人身安全、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和创业与经营的空间。
然而，上述机制能够起作用，需要美国有足够强烈的意愿和有说服力的切实行动为这些前线国家提供帮助和保护，否则，这些国家就只能在东方大国面前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就算不投怀送抱也最多争得个中立地位，就像当初的芬兰，其实，格鲁吉亚在谢瓦尔德纳泽时代、乌克兰在本次变故之前，也都还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在冷战时期，美国不缺乏这样的意愿，因为苏联帝国对其切身利益的威胁清晰可见，冷战结束时，政治学家曾担心，支撑全球自由市场体系的西方联盟，在缺少一个明确敌人的情况下难以为继，此后反恐战争的需要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好景不长，反恐联盟很快随老欧洲的背弃而瓦解，连美国的最忠实追随者日本都已开始考虑一味依靠美国的风险。
所以这次乌克兰危机，将是对美国意愿的关键考验，其行动将对未来几十年的全球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世界各地那些以美国存在作为其国家安全支柱的国家，那些有望借助美国影响而实现国内变革的国家，都将以这次危机的后果为参照，重新评估其外交战略和制度发展方向，而评估结果很可能是悲观的。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入了一条全面收缩的轨道，金融危机既打击了美国的文化与制度自信，也让进取性政策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变得难以忍受，而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更是积极主动的迎合了这一退缩倾向，在伊拉克、阿富汗、非洲、伊朗、叙利亚等事情上的一系列消极和退缩表现，都让美国承诺的可靠性变得越来越可疑。
乌克兰危机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它让欧美政坛终于开始认识到退缩战略的严重后果了，面对共和党人的指责，连奥巴马也开始为自己的政策辩解，试图让世人相信他并不像之前所表现出的那么消极和软弱，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适时的到另一条前线东亚走了一圈，通过在某些敏感问题上的明确表态，以及与菲律宾的新安全协议，安抚那些对美国承诺心生疑虑的国家。
【2014-04-12】
@刘夙 【文明和科学的出现 – 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第三讲】 首发十五言。今天把前三讲都发出来吧。这三讲构成第一单元，这个单元的一大目的是把一些必要的理论铺垫好，方便后面的讨论。本讲讨论了不少演化心理学的内容，请@非言语 老师斧正。[呵呵] http://t.cn/8sCA8Ub
@whigzhou: 对前农业社会的描述看来受萨林斯误导较多，对部落/酋邦/城市/国家起源与功能的叙述太草率，经不住推敲，其余还不错
@lxxpoooooonder 辉格老师，萨林斯的不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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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2】
@刘夙 【文明和科学的出现 - 世界科学技术文化史第三讲】 首发十五言。今天把前三讲都发出来吧。这三讲构成第一单元，这个单元的一大目的是把一些必要的理论铺垫好，方便后面的讨论。本讲讨论了不少演化心理学的内容，请@非言语 老师斧正。[呵呵] http://t.cn/8sCA8Ub
@whigzhou: 对前农业社会的描述看来受萨林斯误导较多，对部落/酋邦/城市/国家起源与功能的叙述太草率，经不住推敲，其余还不错
@lxxpoooooonder 辉格老师，萨林斯的不足在哪？我看完石器时代经济学还是挺信服的
@whigzhou: 萨林斯的主要问题是，否认人口压力和人类基本需求与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紧张，否认这些压力带来的竞争与冲突构成了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也顽固抵制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但同时他没有提供一个替代的解释性理论
@whigzhou: 经博厄斯-米德-萨林斯一系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变成了一门只描述不解释的学问，越来越像一种收集各种五彩贝壳的爱好，依我看，人类学因为这批人至少停滞了一代人时间，和心理学被行为主义耽误的程度差不多
@whigzhou: 好在从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人类学家接受进化论和进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式，估计再过几年等萨林斯的门徒们都退休了，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大概就作废了
@whigzhou: 这一范式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进化人类学领军人物拿破仑·香农（Napoleon Chagnon）去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对此，萨林斯辞职以示抗议
【2014-05-07】
@whigzhou: 读过《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 ★★★★ “简直像重量级拳手扇黄毛丫头耳光啊” http://t.cn/ad0Sc0
【2014-04-10】
@梁惠王 昨天朋友说，他前不久遇到一位90多的中文系老教授，谈起中国怎样才能变文明，那老教授说：“托管，让西方托管两百年。”
@大雨徐来: 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印度从1757年到1947年，被英国统治一共190年，就差10年啊，就修成正果了，太惨了！”
@学经济家:说不定还真是只差10年就圆满了……若熬过天朝变脸，英帝有理由继续管下去避免印度亲苏
@whigzhou: 远远不到200年，1757年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仅及孟加拉、比哈尔和北瑟卡斯
@whigzhou: 1858年大英政府接管时，管辖范围也只有(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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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10】
@梁惠王 昨天朋友说，他前不久遇到一位90多的中文系老教授，谈起中国怎样才能变文明，那老教授说：“托管，让西方托管两百年。”
@大雨徐来: 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印度从1757年到1947年，被英国统治一共190年，就差10年啊，就修成正果了，太惨了！”
@学经济家:说不定还真是只差10年就圆满了……若熬过天朝变脸，英帝有理由继续管下去避免印度亲苏
@whigzhou: 远远不到200年，1757年东印度公司的管辖仅及孟加拉、比哈尔和北瑟卡斯
@whigzhou: 1858年大英政府接管时，管辖范围也只有全印一半多，这个词条里有详细的图示，可以看出英国管辖范围的扩张历史 http://t.cn/8s9hd4S
@whigzhou: 尽管托管时间不长，尽管独立后亲苏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大英留下的印度仍比贵国文明得多，她至少避免了上世纪各大流行人祸，没有集中营，没有按人口比例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没有人造大饥荒，没有种族清洗，没有大规模强制人口迁移，没有大革文化命，没有水晶棺材和红宝书……
@winternight39:按人口比例实施的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是指计划生育？
@whigzhou: 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黑五类、83严打，这些都是现代史常识
【2014-04-19】
@赵楚 我对中国人需要殖民的说法非常反感。这种说法表面上激进，实际与当局多年来宣扬的素质论是完全一致的，即中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权利被剥夺，社会沉沦，文明解体，不是因为政治不上轨道，权力基本制度有问题，而是民族和种族低劣。以自命不凡的种族理论取代政治权力批判，当然是在给权力帮忙。
@whigzhou: 原po自说自话的为殖民主义脑补了一个“民族和种族低劣”前提，其实殖民主义（或更一般的外生主义）和内生主义的差别，相当于旧企业流程改造和被新企业并购的差别，说后者更优当然不需要以种族优劣为前提
@whigzhou: 以产业界的经验，流程改造很少成功，产业革命通常都以创造性毁灭的方式发生，改造一家旧百货商场的成功几率，远远小于新开一家沃尔玛分店，这是因为制度发展的路径依赖，复杂制度结构的各要素，很难从头凑齐并安放到恰到的位置
@whigzhou: 让一窝老鼠生出几只新老鼠很容易，从一堆化学元素拼出一只新老鼠就难多了，让一只断了尾巴的壁虎长出新尾巴很容易，用一堆化学品造出一条壁虎尾巴可不容易，其中差别，与这些化学品的品质优劣毫无关系
【2014-04-04】
@whigzhou: 幼子溺爱（对排行最小的儿子的特殊宠爱和放纵）似乎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已见到许多人类学材料提到这一现象，不知有谁提出过什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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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4】
@whigzhou: 幼子溺爱（对排行最小的儿子的特殊宠爱和放纵）似乎广泛存在于各种文化，已见到许多人类学材料提到这一现象，不知有谁提出过什么解释
辉格
@ 2014-04-29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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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微言大义
【2014-04-02】
@子夏曰 科学的进展，是理论和实证互动的过程。大数据的出现，使得一些人过于乐观，以为数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甚至说出“理论的终结”之类的话。金融时报专栏作家Tim Harford的长文提醒我们，没有理论和洞见，大数据能铸成大错：http://t.cn/8sMmJ4m
@whigzhou: 嗯，没有理论的大数据的下场大概跟当初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差不多
@whig(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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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2】
@子夏曰 科学的进展，是理论和实证互动的过程。大数据的出现，使得一些人过于乐观，以为数据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甚至说出“理论的终结”之类的话。金融时报专栏作家Tim Harford的长文提醒我们，没有理论和洞见，大数据能铸成大错：http://t.cn/8sMmJ4m
@whigzhou: 嗯，没有理论的大数据的下场大概跟当初的联结主义（connectionism）差不多
@whigzhou: 白板经验主义、行为主义、联接主义，三位一体
（这篇在大象公会发表时删改幅度较大，这里是完整版本）
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辉格
2014年3月19日
〈男女系列〉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颇为热烈，不过，其中不少评论赞赏或谴责了我其实未曾表达的观点，从文章内容也不能合乎逻辑的引出这些观点；考虑到主题的敏感性，这样的误解在预料之中，许多也可以情有可原，但误解仍是误解，还是澄清一下吧。（有些问题其实与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人们在阅读这些主题时容易冒出来，这里也顺便一并作答。）
Q：你是在宣扬多妻制吗？
A：不是。我是在尝试理解人类各种婚配模式的起源和功能，并未赞许或贬斥其中任何一种。说明一种社会模式或制度规范有着进化和存在基础（无论是环境、生理、心理或其他基础），指出它当前或曾经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并不等同于对它的赞许；经济史家也曾指出棉花种植业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在宣扬奴隶制。
Q：你在为出轨行为开脱吗？
A：不是。指出某一行为的原因并不等于为该行为开脱，某人打破商店橱窗偷走一件衣服，或许是因为他喜欢这衣服，或许是他崇拜的明星穿过这个款式，或许是他的初恋情人送过同样款式的衣服给他，这些原因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免除他为偷窃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至于出轨者是否应负道德责任，取决于你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这超出了本系列的谈论主题。
Q：你在教我们怎么搞男女关系？
A：岂敢，这我可是外行。我只是在尝试理解人们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而且是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尚未涉及那些更高级的层次，当我说某种策略具有某种“优势”时，是基于高度简化的模型，而所谓优势也是对繁殖目标而言，绝不是要鼓励人们采用这种策略，假如我的措辞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很抱歉，那不是我的本意。
Q：在你眼里（和嘴里）人和禽兽好像没啥两样？
A：当然不一样，很不一样，实际上我已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乃至其他动物的许多独特之处，比如阴茎、乳房、毛发、排卵期、绝经，等等，而且这些生理上的独特性还暗示了心理和社会属性上的更多独特性。当然我理解，其实你想说的大概是——
Q：照这么说，人和动物一样，(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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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在大象公会发表时删改幅度较大，这里是完整版本）
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辉格
2014年3月19日
〈男女系列〉发表之后，读者反应颇为热烈，不过，其中不少评论赞赏或谴责了我其实未曾表达的观点，从文章内容也不能合乎逻辑的引出这些观点；考虑到主题的敏感性，这样的误解在预料之中，许多也可以情有可原，但误解仍是误解，还是澄清一下吧。（有些问题其实与我的文章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人们在阅读这些主题时容易冒出来，这里也顺便一并作答。）
Q：你是在宣扬多妻制吗？
A：不是。我是在尝试理解人类各种婚配模式的起源和功能，并未赞许或贬斥其中任何一种。说明一种社会模式或制度规范有着进化和存在基础（无论是环境、生理、心理或其他基础），指出它当前或曾经具有某种社会功能，并不等同于对它的赞许；经济史家也曾指出棉花种植业的繁荣极大推动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在宣扬奴隶制。
Q：你在为出轨行为开脱吗？
A：不是。指出某一行为的原因并不等于为该行为开脱，某人打破商店橱窗偷走一件衣服，或许是因为他喜欢这衣服，或许是他崇拜的明星穿过这个款式，或许是他的初恋情人送过同样款式的衣服给他，这些原因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免除他为偷窃行为应负的道德责任。至于出轨者是否应负道德责任，取决于你所认同的道德规范，这超出了本系列的谈论主题。
Q：你在教我们怎么搞男女关系？
A：岂敢，这我可是外行。我只是在尝试理解人们在两性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而且是在最基础的层次上，尚未涉及那些更高级的层次，当我说某种策略具有某种“优势”时，是基于高度简化的模型，而所谓优势也是对繁殖目标而言，绝不是要鼓励人们采用这种策略，假如我的措辞给你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很抱歉，那不是我的本意。
Q：在你眼里（和嘴里）人和禽兽好像没啥两样？
A：当然不一样，很不一样，实际上我已指出了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乃至其他动物的许多独特之处，比如阴茎、乳房、毛发、排卵期、绝经，等等，而且这些生理上的独特性还暗示了心理和社会属性上的更多独特性。当然我理解，其实你想说的大概是——
Q：照这么说，人和动物一样，不过是依本能行事而已？
A：就算是这样（实际上不是，后面我还会解释），人和禽兽也大不一样，人的本能要复杂的多，包含了许多其他动物所没有的高级特性，比如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同情心和道德感，所以，即便同样是依本能行事，人和禽兽也是大不一样的，正好比，同样是由那几十种原子组成的几十斤血肉，一条活狗和一条死狗是大不一样的。
Q：所以爱情之类都是假的，不过是荷尔蒙在发作？
A：不是这样。荷尔蒙只是某些生理/心理过程赖以进行的介质，这就好比，许多音乐作品都是以五线谱形式表达的，但你不能说：什么交响乐、圆舞曲都是假的，不过是一串串小蝌蚪，对吧？
Q：你开口闭口“策略”，人真的这么会算计吗？
A：问得好。人确实会进行一些有意识的算计，但更多时候，策略并不表现为理性算计，采用特定策略的个体也未必意识到它的存在和作用，或者有所意识但不知道它服务于什么目标，当我从进化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角度谈论“策略”或“利益”时，也并未做这样的假定，而只是认为存在某种生理或心理机制来引出符合策略的行为或后果。
比如妊娠期糖尿病，是胎儿对母亲实施剥削策略（通过分泌hPL激素提高母亲血糖水平以便让自己获得更多营养）的结果，胎儿显然不会有意识算计，也不可能意识到这是在牺牲母亲健康而换取自己的发育优势，但进化所创造的这一机制确实造成了这样的效果。
Q：可是不管有没有意识到，人真的有这么自私吗？
A：这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了。人人都希望事态向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最宽泛意义上，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区别仅在于他们的愿望不同，有些人的愿望是尽可能帮助别人，也就是说，他把别人的利益也纳入了自己的愿望，我们就会说他是利他主义者，但他并不是无私的，只有植物人才是无私的，因为植物人已经没有愿望了。
Q：可你显然把愿望限定在繁殖后代上了，你说的策略不是都指向遗传收益吗？
A：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这只是个起点，作为起点，围绕遗传收益的进化分析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人首先是生物，而生物的基本目标就是最大程度的繁殖后代，当然人还有许多生物学和进化论难以解释的方面，但我希望首先尽量挖掘生物学视角的潜力，然后再考虑（比如）组织和文化方面的分析，换句话说，我想把人先剥个精光，然后再把衣服一件件穿回去，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透彻一些。
Q：剥光了就是一部彻底自私的基因机器？
A：还是要看你怎么定义自私。即便是在追求遗传收益时，也会表现出许多利他行为，比如伟大的母爱、对血缘近亲的帮助、姐妹间合作，人类甚至还有父爱；即使在非近亲之间，也会出现策略性的合作互惠关系，并出于长期利益需要而遵循合作性规范，按“自私”一词较为狭窄的通俗含义，这些行为都算不上是自私的。
Q：可是有些行为明明跟繁殖目标直接相悖啊，比如做爱戴套、为爱殉情、同性恋、出家做尼姑，不是吗？
A：确实有许多特性和行为偏离了繁殖目标，有些是随机出现的异常或病态，比如先天耳聋，有些是有益特性的有害副产品，比如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另一些则是原本有益的特性在新环境下的有害表现，比如对甜食的无节制嗜好，因为进化适应总是滞后于环境变化，所以偏离是难免的；当然，还有些偏离有着更高级的理由，涉及到文化传播和自由意志。
Q：比如？
A：比如出家和独身主义，人类心智的某些特征，恰好使得一些人的头脑容易被某些观念所占据，并促使他们去传播这些观念，尽管这些观念（在过度强烈时）会导致背离其生存繁殖目标的行为，这就好比被一种寄生虫控制的蚂蚁，会自杀性的爬到草尖上被羊吃掉，通过牺牲自己而传播了寄生虫，有些文化现象有点类似，只不过寄生虫换成了观念。
Q：可是追求遗传收益也只是在传播基因，为啥传播观念就算是被操纵了？
A：嗯，问得好。一种行为究竟算是服务于自身利益，还是被操纵，要看我们如何界定自我，或者叫主体，把边界划在哪里；如果将自我利益等同于来自受精卵的那个基因组的利益，那么背离该利益的观念就算是入侵物了。
但我们不是非要这么划界，将后天获得的观念包括进来，好像更符合我们对自我的常识理解，甚至把寄生在我们体内和体表的千万亿细菌的基因组包括进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观念和寄生物的利益和主基因组的利益是有冲突的，可是，主基因组内部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冲突，所以人本身就是个利益复合体，被各种利益倾向拉扯着。
Q：这么说，我们只是多方拔河竞赛里的那根绳子，那个体还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A：呵呵，我们不只是绳子——如果我们不把自我的圈子划得太小的话——我们还包括了参与拔河的各方；当然，在发展出人类独有的自我意识之前（或者虽然拥有自我意识但疏于运用它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的时候），我们确实没有多少独立性，不过是个被各种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本能、冲动和观念拉扯着的傀儡。
但是，在我们获得并积极运用自我意识时，或者说当我们积极运用自己的理性时，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开始对上述拉扯我们的种种力量进行反思，作出选择，压制和摒弃我们的自我所否定的，留下自我所肯定的，于是，这些留下的目标，变成了我们自己的目标，而因为有了自己的目标，我们就不再只是傀儡了。
Q：你说的自我意识那么神奇，它是上帝从耳朵孔吹进来的？
A：是很神奇，但并不神秘。自我意识最初只是一种喃喃自语，作用是把头脑某部分正在酝酿的念头表达出来，让头脑其他部分“听到”，这样后者就有机会对这些念头进行遏制或干预，好比小孩在画画或玩家家时喜欢把下一步打算做什么说出来。
这一机制在发展壮大之后，变成了一台奇妙的虚拟机，可以让拉扯我们的各种念头、意图和计划在上面预演，一次预演所产生的预期在经过语言表征后可以重新输入并引发另一次预演，如此反复迭代，于是我们便获得了对自己头脑中的目标、意图和计划进行内观的能力。
所以，自我意识虽然独特而神奇，但也是从拉扯我们的各股力量通过语言能力相互沟通调制而形成的，并不需要一个神秘的外部力量将它吹进我们头脑。
Q：可不管是谁的目标，目标到行为之间，仍只是些策略和算计，人真的有这么功利吗，那情感、理想、专业、高贵、尊严又到哪里去了？
A：最宽泛意义上，功利的意思是一个人有目标、有追求、有理性，这当然没什么可鄙视的，不过在日常意义上，功利通常是指专注于那些更直接关系到生存繁殖机会的目标，策略上也更短视更机会主义，你列举的这些高级目标，最初也是配合某种策略服务于更低级的目标，只是在经过自我意识的反思和肯定之后，才显得不那么功利了，只要得到了肯定，它们就仍然存在着，没有消失。
Q：那道德又怎么说，既然行为都服务于个人自己的目标，又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
A：作为一种社会性的行为规范，道德最初也是出于策略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在着眼于长期利益的互惠与合作关系中，人们可能会希望让他人来帮助自己抵御短期诱惑，而道德正是用来相互约束机会主义行为、抵御短期诱惑的一种方式（有时抵押物也可以起类似作用）；最初只是在合作各方之间形成的规范，经过社会化的协调博弈过程，成了整个社会的规范。
作为个人，你遵从这些规范的理由可以有多种：1）有些规范经过鲍德温机制内化为了你的本能，或者经过幼年期教化而成了近乎本能的价值取向，因而遵从它成了你的自动反应；2）有些规范在经过理性反思之后得到了你的肯定，变成了你的价值观，因而努力遵从它；3）另一些规范没有得到你的肯定，但出于策略考虑，你仍勉为其难的尽量遵从它。
在传统社会，不遵从主流道德规范是非常危险而窘迫的，而在更为开放和自由的现代社会，你在这方面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假如你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决定拒绝某些道德规范，这或许会让你失去一些朋友，失去一些信任和尊重，但不至于让你无处容身，你也可以选择一些非主流规范，在小圈子内寻找朋友、信任和尊重，但无论如何，你的拒绝并不能否认这些规范的真实存在和它们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Q：可我怎么还是觉得读完这些之后，人类看起来更不堪了？
A：嗯，脱光了照镜子确实可能有点难堪（特别是如果之前有人向你展示了太多虚假的美丽光环的话），无论在理性还是道德上，人类确实算不上完美，这不是新闻，即便在达尔文之前，对人类邪恶堕落的指责也并不少见（或许更多），将达尔文视为头号敌人的教会就乐此不疲。
不过依我看，人类已经够伟大了，其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高度机会主义的动物，而且还意识到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并且发展出种种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倾向，最终还将这些准则和规范上升到了终极价值的地位，从而将自己转变成了赋义者——这个曾被认为只有上帝才能扮演的角色。
Q：这些文章里的看法都是你自己的？
A：不都是。大多数内容都采纳了科学界的既有观点，包括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不过，以这种特定方式解读这些知识和观点，并将它们以这种方式组织在一起并构成一个阐释，是我的决定，由我负责。另外，有少数观点是我自己提出的，比如本系列第四篇的核心观点。
Q：那你怎么不注明他人思想的出处和文献？
A：这些文章发表于大众杂志，而不是学术期刊，所以未遵循学术界的参考引用标准，有些较新的观点我提到了来源，我觉得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没提；在个人博客文章中，我会对来源作更多说明，而在报纸杂志上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更好，我还在探索之中。
Q：你援引的思想都得到科学界公认了？
A：不是。许多还有很大争议，有些甚至还处于边缘地位，没引起学界足够重视。
Q：把尚不成熟未获公认的思想写进科普文章真的合适？
A：我不把自己的文章定位为“科普”。首先，科普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我不采取这样的姿态；其次，科普预设了普及科学知识的使命，我不负担这样的使命；第三，上述姿态和使命据说让科普作家承担了某种“社会责任”，我拒绝承担这种责任。
Q：还有你自己的观点，开玩笑吧，那还不去学术期刊发论文？
A：学术期刊的严谨审稿标准对科学发展起了很好作用，我很赞赏，但我不认为那是发表新思想的唯一合理渠道。
Q：你是说做个民科也没啥丢脸的？
A：嗯，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生男还是生女？
辉格
2014年3月5日
许多社会都存在着父母对子女性别的歧视，汉民族成员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更不会陌生，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养育资源的分配上，更会以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的极端方式发生，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之下，则表现为大规模的选择性堕胎。
在前现代社会，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许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在102到108之间，这样到达婚龄时男孩数量就和女孩相当或者略少，但选择性堕胎会大幅改变出生性别比，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别比是120，最高的江西省达到138，苏北一些县市更高达170多。
类似情况在较轻程度上也存在于印度；但同时，也有些社会的子女性别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国西南的许多藏族和彝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常规水平，类似情况在非洲和欧洲某些地区也有发现，当然，这些不是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爱，甚至未必意识到，而是生理系统对环境条件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子女性别偏好呢？仅仅是所谓文化差异（这个词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来一股脑收纳各种“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的群体差异”的方便箩筐）？让我还是先回到生物学起点，看看进化理论能对此说些什么。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会偏爱女儿，因为男性传给女儿的是X染色体，传给儿子的是Y，而Y染色体比X短很多，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4%（按碱基对算）或3.2%（按基因数算），所以生女儿更合算；不过还没有经验证据说明这种偏向确实(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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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男还是生女？
辉格
2014年3月5日
许多社会都存在着父母对子女性别的歧视，汉民族成员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更不会陌生，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养育资源的分配上，更会以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的极端方式发生，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之下，则表现为大规模的选择性堕胎。
在前现代社会，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许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在102到108之间，这样到达婚龄时男孩数量就和女孩相当或者略少，但选择性堕胎会大幅改变出生性别比，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别比是120，最高的江西省达到138，苏北一些县市更高达170多。
类似情况在较轻程度上也存在于印度；但同时，也有些社会的子女性别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国西南的许多藏族和彝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常规水平，类似情况在非洲和欧洲某些地区也有发现，当然，这些不是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爱，甚至未必意识到，而是生理系统对环境条件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子女性别偏好呢？仅仅是所谓文化差异（这个词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来一股脑收纳各种“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的群体差异”的方便箩筐）？让我还是先回到生物学起点，看看进化理论能对此说些什么。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会偏爱女儿，因为男性传给女儿的是X染色体，传给儿子的是Y，而Y染色体比X短很多，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4%（按碱基对算）或3.2%（按基因数算），所以生女儿更合算；不过还没有经验证据说明这种偏向确实存在，假如真的存在，那一定是Y之外染色体上的基因实现的，而且Y染色体上可能会发展出对抗它的机制。
进化生物学在子代性别偏好上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是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它是在1973年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正在读博士的计算机科学家丹·威拉德（[[Dan Willard]]）在既缺乏经验证据也不清楚微观机制的情况下，完全从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
该假说认为，在父母能够帮助子女增进繁殖机会的条件下，那些资源条件优厚的父母，将偏爱雄性后代，理由我在前面文章里已介绍过：受雌性生育数量限制，投资于女儿的边际繁殖收益会很快下降，而儿子因为可以同时利用许多雌性的生育能力，可以更充分的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繁殖收益。
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对人类社会的适用性，已得到了多项经验研究的支持；人类学家威廉·艾恩斯（William Irons）在研究了土库曼约穆特（[[Yomut]]）部的婚育资料后发现，土库曼各部流行一种基于部落等级的嫁娶模式，女性要么嫁给本部落男性，要么嫁往更高等级部落。
在所研究时段，约穆特部处于该体系顶端，只有外娶没有外嫁，部分富裕男性娶多妻，导致男性的总和生育数（10.6）比女性（7.74）多出2.86，结果该部的性别比远远偏离正常水平，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60岁以上老人的性别比仍高达137（考虑到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便在中国该数字也低于100）。
类似情况在文化迥异的西方同样存在，伊莉莎·卡梅隆（Elissa Cameron）等人在2009年根据福布斯排行数据研究发现：美国亿万富翁的子女中儿子占60%（相当于性别比150），其中财产系继承而来的男富翁，和嫁给男富翁的女人，该比例更高达65%（性别比186）。
人类学家李·克朗克（Lee Cronk）的研究则从另一个方向支持了上述假说；肯尼亚的穆科戈多（[[Mukogodo]]）族早先以狩猎采集为生，上世纪初逐渐转向畜牧，并开始与相邻畜牧部落通婚，但他们的畜产远少于后者，而按畜牧部落的习俗，娶妻彩礼都以畜产支付（穆科戈多的旧习俗是用蜂蜜），于是该部落在婚姻市场上陷入了特别困窘的地位。
结果，该部落父母逐渐对女儿产生强烈偏爱，精细的量化观察发现，三岁前孩子中女孩得到的照顾和哺喂都远多于男孩：平均照看距离短77%，搂抱时间长82%，喂奶时间长56%，身高体重低于正常水平的幅度也小了一半多，偏心的后果是，男孩存活率远低于女孩，1986年时四岁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少了1/3。
塔马斯·伯瑞斯科（Tamas Bereczkei）1997年对匈牙利吉普赛人的研究发现，这一在欧洲长期处于近乎贱民地位的族群，也严重偏爱女儿，性别比低至89，前一胎是女孩时的堕胎率比前一胎是男孩时高一倍多，女孩哺乳时间比男孩长一半，上学时间长一年；从繁殖收益看，这一偏爱相当理性：每个女儿给父母带来的孙辈数是3.53个，而每个儿子带来的只有2.75个。
支持特－威假说的另一项证据是，女性受孕和怀孕期间的营养水平对出生性别比有显著影响，因为母亲营养水平是预测家庭资源条件是否优越的一个有用信号（尽管未必可靠），这一点最初在多种动物中得到证实，近年来多项针对贫困地区人类群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外对饥荒期间流产现象的研究也发现，男婴的流产率明显高于女婴。
其实，特－威假说还可以更精致化，高地位家庭中，夫妻双方偏爱儿子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理论上妻子的偏爱程度应高于丈夫（尽管尚没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推断），因为妻子自身和女儿都直接受限于生育瓶颈，要获得大量孙辈，唯有指望通过儿子的多妻策略来充分利用优越的家庭资源，而丈夫却可以通过（在婚内或婚外）寻找更多配偶来达到同样目的。
比如，家庭资源足以养活100个孙辈，一位妻子即便生下8个女儿，每个女儿又生下8个孙辈，也只有64个孙辈，但只要有一个儿子并多娶些媳妇，以同样生育率便可轻易达到目标，我们不妨将儿子通过多妻而产生的这一作用称为“儿子乘数效应”。
除了偏爱程度更高，妻子还面临时间上的急迫性：由于丈夫也偏爱儿子（虽程度较低），需要儿子来继承自己的高地位，所以假如某位妻子迟迟没有儿子，丈夫就更可能寻求其他机会。
假如我们将社会结构和继承制度上的差异也考虑进来，情况将变得更复杂；不难理解，家庭资源越庞大，寿命越长，父系继承越可靠，继承权越偏向男性，儿子乘数效应就越显著，妻子对儿子的偏好也就越强烈和急切。
与长子继承制和单妻制相比，诸子分产制与多妻制结合时，儿子偏爱会更强烈，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将儿子乘数效应集中在长子身上，所以随着已有儿子数的增加，夫妻对儿子的偏爱就会不断降低，而在分产制下，即便丈夫已有多个儿子，还没有儿子或只有一个儿子（很可能夭折）的妻子仍会强烈偏爱儿子。
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会进一步强化分产制的上述效应，因为在多代同堂家庭中，当辈份最高的父系家长仍然在世并控制着未分配家产时，每个男性子嗣都有望分到其中一份，所以在分家开始之前，兄弟们甚至堂兄弟们，都在竞相通过多生儿子来扩大自己这一支的份额，而在长子继承制下，这样的竞争预先就被排除了。
而在共享族产的宗族中，在族产权益中所占份额（比如对族产用途的表决权、族产用益权或族产收益的分配权），将由各支系的规模决定，而在父系宗族中，支系规模就是成年男性数量，各支系的香火旺盛程度，意味着祠堂里的牌位数、长老中的代表数，也就是宗族这个松散合伙企业中的股份比例。
类似原理在家族之外的社区利益竞争中同样适用：在父系家族组织盛行的情况下，对社区事务的发言权、对公共资源的竞争、纠纷冲突中的优势，都高度依赖于家族中的男性数量，特别是在法律保障薄弱、财产权缺乏制度性保护、侵夺强占频繁的社会，缺少男性的家族将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因而多生儿子的动机会变得十分强烈。
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不经意间，我已对汉族的重男轻女传统给出了一个解释，传统汉族社会同时具备了上面提到的强化儿子偏爱的全部制度元素：多妻制、诸子分产制、偏向男性的继承权、父系大家庭、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缺乏法治和对财产权的制度保障、权利需要由家族凭自身实力来捍卫。
这种情况下，对男孩的偏好已不再只是为了获得儿子乘数效应所带来的遗传收益，而是为了增强父系家族组织的实力，以便在宗族和社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为家族和自身获取最佳资源条件，当这一需要足够强烈时，即便资源优越或高地位这一前提消失，儿子偏爱仍会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地区，即便穷人也偏爱儿子。
宗族制度对子女性别歧视的影响，也得到了中国地区性别比差异的印证，按第五次普查数据，那些广东、广西、温州、福建、江西、湖南等近古以来宗族制度发达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都大幅高于平均水平；苏南苏北的出生性别比形成鲜明对照，而据社会学家韩海浪的研究，宗族组织在苏北相当发达，而在苏南则近乎绝迹。
这样，最初由高地位男性组织起来用于谋取繁殖收益的父系家族，一旦发达并流行起来，便演变成了家族各支系间和不同家族间竞争资源的工具，这一竞争模式继而推动了更大规模的宗族组织的发展，最终将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全部卷入其中（除了少数游离在此结构之外的边缘个体，或处于贱民地位的少数群体），并让置身其中的成员无论贫富都接受了重男轻女观念。
相比之下，在中世纪西欧，参与社会竞争的组织，主要通过非血缘的领主附庸间封建契约关系而建立，财产和权利也得到了更多制度性保障，这一保障随着近代宪政与司法体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可靠，同时，教会、行会和各种非血缘利益集团的存在，也让人们在谋取和保护利益时更少依赖父系血缘组织，因而不像宗族社会那样迫切需要男性家族成员提供战斗力。
乳房之谜
辉格
2014年3月3日
人类许多身体特征是独一无二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中指出了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是唯一失去了体毛而将大部分皮肤裸露在外的物种；对此，一种解释是为了适应狩猎时的长途奔跑需要，裸露的皮肤加上发达的汗腺，可以在长跑时解决散热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裸露皮肤是为了增强性敏感，以配合人类异常频繁的性活动，如上一篇所介绍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性唤起并实施性活动，这是女性为将配偶长时间吸引在身边而发展出的罕见特性，而更强的性敏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人类体表确实广泛分布着大量敏感区。
两种解释并不冲突，实际情况或许是，最初裸露只是为解决散热问题，而一旦体毛开始丧失，该特征便成为性选择的对象从而得到强化（即，光洁无毛的皮肤成为一项择偶偏好），结果，并不从事狩猎因而不怎么需要长跑的女性，体毛丧失反而比男性更彻底，这一点只能用性选择解释。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提到，男性阴茎的巨大尺寸，或许暗示了强奸曾经是他们获得生殖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男性还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身体特征，比如喉结、突出的下巴、特定分布的胡须等等，都是性选择所塑造的第二性征。
不过，男性拥有第二特征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许多配偶竞争激烈的动物，雄性都有鲜明的第二性征，比如孔雀的尾羽、狮子的鬃毛；由于雌性为每个后代所投入的资源远多于雄性，所以配偶竞争主要发生在雄性之间，因而性选择(more...)
5073
乳房之谜
辉格
2014年3月3日
人类许多身体特征是独一无二的，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中指出了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人类是所有灵长类中是唯一失去了体毛而将大部分皮肤裸露在外的物种；对此，一种解释是为了适应狩猎时的长途奔跑需要，裸露的皮肤加上发达的汗腺，可以在长跑时解决散热问题。
另一种解释是，裸露皮肤是为了增强性敏感，以配合人类异常频繁的性活动，如上一篇所介绍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性唤起并实施性活动，这是女性为将配偶长时间吸引在身边而发展出的罕见特性，而更强的性敏感有助于实现这一点，支持这一解释的证据是：人类体表确实广泛分布着大量敏感区。
两种解释并不冲突，实际情况或许是，最初裸露只是为解决散热问题，而一旦体毛开始丧失，该特征便成为性选择的对象从而得到强化（即，光洁无毛的皮肤成为一项择偶偏好），结果，并不从事狩猎因而不怎么需要长跑的女性，体毛丧失反而比男性更彻底，这一点只能用性选择解释。
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提到，男性阴茎的巨大尺寸，或许暗示了强奸曾经是他们获得生殖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男性还有许多与性有关的身体特征，比如喉结、突出的下巴、特定分布的胡须等等，都是性选择所塑造的第二性征。
不过，男性拥有第二特征是件很平常的事情，许多配偶竞争激烈的动物，雄性都有鲜明的第二性征，比如孔雀的尾羽、狮子的鬃毛；由于雌性为每个后代所投入的资源远多于雄性，所以配偶竞争主要发生在雄性之间，因而性选择通常也都指向雄性。
更值得谈论的，是女性的乳房，众所周知，乳房是用来哺乳的，可是假如乳房只是用来哺乳，那它为何在根本不需要哺乳的时候也总是鼓胀坚挺着呢？要知道，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乳房，都只在需要哺乳时才隆起，只有人类女性的乳房才常年隆起，而且隆起的原因不是乳腺发达，而是充塞了与哺乳功能毫不相干的脂肪。
更奇怪的是，女人乳房的丰满半球形状，不仅对哺乳没有帮助，反而有妨碍，既不利于婴儿含吸，更容易导致哺乳窒息，从哺乳功能考虑，带有长乳头的Ｕ形乳房才是理想的形状——人工设计的奶瓶奶嘴正是如此。
对于人类女性永久性隆起的乳房，一种解释是，它是对臀部的自我拟态（[[automimicry]]），这种看似离奇的说法不无道理；在猿猴类中，雌性发情信号主要表现在臀部的性肿胀，臀部的形状和颜色成为雌性向雄性发送性刺激信号的主要手段，因而雄性也发展出对这些信号的敏感性，实际上，人类男性仍保留了对丰满臀部和鲜明臀沟的敏感和兴趣。
但猿猴类还有个特点：它们相互间的观察和交流主要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它们的许多特性都与此有关：向前的双眼视觉，更丰富细腻的面部特征和表情，经常采用直身坐姿，直立行走的人类更将这一点推向极致，所以，假如能通过拟态而将起信号交流作用的体征转移到身体前面来，是有好处的。
实际上，有些猿猴也正是这么做的，长鼻猴雄性那只没有实用功能的大鼻子，很可能是对雄性生殖器的拟态，而山魈（[[mandrill]]）那张形状奇特颜色鲜艳的脸，更是几乎完美再现了由它的屁股和生殖器所组成的“后脸”。
研究过乳房问题的生物学家，无论是否采纳拟态假说，至少都相信乳房的永久性隆起是女性的一项第二性征，这一点从男性心理上也可以得到印证（性吸引特征和对该特征的敏感总是成对出现的，否则便失去了其功能意义）：乳房是男人的一个主要性趣焦点，整容业和色情业人士对此有着良好领悟。
然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为何女性会有第二性征？要知道，绝大多数动物只有雄性才有第二性征，因为性选择通常都指向雄性，而这又是因为雄性在配子制造和生育过程中投入很少，中途放弃并更换配偶的机会成本也很低，因而大可以抓住一切交配机会而无须挑剔对方的遗传品质，也就不会对异性的特征构成性选择压力。
可是人类女性却有许多鲜明的第二性征，除了乳房，还有光洁细腻的皮肤，修长的脖子，更细的腰和更低的腰臀比，堆积了更多脂肪的臀部，红润丰满外翻的嘴唇（其丰满和外翻程度比男性显著，有人认为这是对阴唇的自我拟态），细而清晰因而更具表现力的眉毛（眉毛是重要的表情工具）。
肘关节外翻可能也是女性的第二性征，女性肘关节的提携角（即手臂在体侧伸展时，上下臂之间的夹角）比男性大5-8度，从实用功能看，这可能是为了方便女人提携重物，因为女人的肩膀窄髋部宽，需要更大的提携角才能避免所提重物摩擦碰撞胯部从而妨碍行走，不过，实际的外翻程度可能是性选择强化的结果，它让女性手臂显得更加婀娜性感。
女性第二性征的重要性，从两性心理上也可看出，男性在选择伴侣（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时比女性更看重对方的外貌，常常将此列为头号条件，而女性在长期关系中只将外貌列为次要条件，在短期关系中才更注重外貌，但也不如男性那么注重；同时，女性也比男性更在意自己的外貌，整容和美容业主要是为女性服务的；这与动物界的普遍情况恰好相反。
为什么呢？一种观点认为，女性变得更漂亮性感，和隐藏排卵期一样，是为了将男性长时间吸引在身边，帮助她们共同保护和养育孩子，而美貌让女性在这方面做得更成功，因而构成一种选择压力，推动了女性的美貌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协同发展。
这个解释有些道理，但并不充分，因为性竞争中，两性的得失差异有着天壤之别，竞争失败的雄性可能输个精光，完全得不到交配机会，一个后代也留不下，在性竞争激烈的象海豹中，抢得王位的雄性独占几十上百头雌性，而绝大多数雄性却无后而终，非洲狮和大猩猩的情况没这么极端，但落得如此下场的雄性，比例也注定很高，可见选择压力之大。
相反，雌性无论如何都不会缺少交配机会，因为她们的生育资源太宝贵了，而雄性利用它的机会成本也很低，不可能被浪费；即便有些雄性资源条件优厚，也没有理由和资格挑剔雌性，因为他们倾向于多拥有配偶，而更多的配偶将摊薄每个配偶可以分到的资源，在均衡水平，每个雌性得到的抚养条件相当，因而没有理由接受雄性挑选。
这一点对照长臂猿和鸟类就很清楚，长臂猿采用一夫一妻固定配偶制，雌性同样需要雄性合作抚养后代，但长臂猿两性身体差异很小，没有显著的第二性征；许多鸟类都结成固定配偶合作抚养后代，也有发达的第二性征，但通常都限于雄性，雌性则相貌平平。
女性的第二性征，只能从人类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等级差异才能得到理解，在前面的文章里，我已说明了，在人类两性合作关系中，男性被看重的，主要是他们的保护和抚养能力，同时，由于语言赋予了我们合作与组织能力，男性个体间的竞争优势差异被团队合作成倍放大了：少数男性通过紧密合作取得统治地位，支配其他男性，从而形成等级差异。
这种组织结构最初是出于狩猎需要，作为狩猎者，人类在身体构造和体能上没多少优势，优势主要来自工具和组织，而等级化组织一旦建立，其力量也自然被用于性竞争；这一发展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那些高等级男性所能支配的保护和抚养资源，让他们有能力抚养许多妻子和她们所生的孩子，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比其他男性拥有更多配偶和性伙伴。
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能占有其资源条件所允许的那么多配偶，这是因为，男性的竞争优势并不像大猩猩和象海豹那样来自个人能力，而更多来自团队合作，而为了取得团队中地位较低成员的支持配合（或至少不反抗），必须给他们也留出足够的性资源，否则会造成太多反抗和背叛，合作关系和统治地位皆难以维持。
实际上，类似局面在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中已能看出苗头，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黑猩猩的政治》里，介绍了雄性黑猩猩之间如何勾心斗角合纵连横谋取支配地位，那只暂时成为头领的雄性，占有大约一半的交配机会，他的合作与支持者也会分得不少机会，而地位最低的雄性几乎没机会。
另一个因素也阻止了高地位男性占有过多配偶，如前文所提到，人类配偶关系并非忠贞不贰，女性常采用模糊暧昧的混合策略，控制配偶出轨是个困难的任务，在缺乏有效闺禁手段的条件下，闺禁成本和绿帽风险将随配偶数增加而急剧上升。
正是高地位男性抚养能力与最优配偶数的不一致，对女性构成了选择压力，因为合作需要和闺禁困难迫使这些男性采用以质量换数量的策略，换句话说，因为他们的资源条件不会被配偶数量摊薄至平均水平，所以他们有资格对配偶质量进行挑剔。
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如果嫁给高地位男性的好处仅仅是高出平均水平的抚养条件，恐怕还不足以为我们所见到的第二性征提供足够大的选择压力，更强大的选择压力，来自高地位的父系可继承性。
因为无论资源条件多么优厚，女性生育胎数都十分有限，嫁入豪门的好处，主要不是体现在她自己所生育的子代数量，而是她儿子可能为她生下的孙代数量，前提是：她确实生下儿子并且儿子继承了她丈夫的高地位。
当然，在人类早期社会，大概不会有制度化的继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和社会地位就没有可继承性；首先，让男性在权力竞争中取胜的那些禀赋，很大程度上是可遗传的；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在亲子关系可辨认并且寿命足够长的条件下，既已获得高地位的男性，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帮助儿子们谋取权力和高地位。
父系可继承性不仅成倍放大了女性嫁入豪门的好处，也大大强化了男性对貌美女性的偏爱，因为美貌妻子更可能为他生下美貌女儿，而美貌女儿更可能嫁入豪门，从而为她带来更多曾孙子女；如此便构成一个正反馈：嫁入豪门的好处越多，美貌带给女性的优势就越大，继而男性对美貌的偏好越强烈，于是嫁入豪门的好处更多，如此反复。
结果，人类发展出了动物界独一无二的双向性选择：首先是女性对男性的选择，导致了男性的诸多第二性征，以及（更重要的）地位与财富的分化（不妨称之为第三性征），而男性的地位分化（加上父系继承）进而对女性的美貌构成选择压力，而两种选择交互作用，相互强化。
上述洞见，对我们探索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有着重大意义，它提示我们，固定配偶关系、社会等级分化、父系家族组织和父系继承关系等等曾被认为很晚才出现的文化元素，很可能在智人离开非洲之前很久便已存在，除非永久性乳房是离开非洲后各种群独立发展出的，但这看上去太不可能了。
不仅如此，由于双向性选择机制给权力竞争的成功者所带来的巨大优势，它持续推动着最初导致它出现的那些元素向更成熟更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将固定配偶关系变成由一整套法律和道德规范所支撑的婚姻制度，将最初限于狩猎团队内的等级组织变成大型社会的多层次等级结构，将父系合作关系发展成大型父系宗族，从父系继承关系中发展出了财产、权力和等级身份的法定继承权。
这些发展，又反过来增强了两性所面临的性选择压力，促使男性的第三性征（种种对地位和财富的标示和炫耀）和女性的第二性征变得越来越发达；不过，随着制度发展方向的分化，不同社会的性选择强度、起作用的方式和它所产生的效果，都有所不同，这或许也导致了性别特征显著性上的种族间差异。
辉格
@ 2014-04-28 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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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若有所思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
辉格
2014年3月1日
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做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就生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正常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more...)
5071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
辉格
2014年3月1日
在性策略上，女性面临的一个基本约束是，她们追求数量的空间十分有限，特别是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极高的时代，即便生育十胎（已接近极限），能活到成年的也只有四五个；在数量上可做的文章，只有通过缩短哺乳期来缩短生育间隔，办法是使用羊奶牛奶等母乳替代品，或者雇佣奶妈。
就生殖目的而言，女人只需要一位丈夫就足够了——只要他能正常生产健康精子，一妻多夫制十分罕见，通常是为了满足家庭的经营需要，可以避免财产和土地分割，降低兄弟间的资源冲突，更多是出于男性方面的策略考虑而非女性的主动选择，而且主要流行于穷困阶层或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
然而，通常只需要一位丈夫，并不意味着女性不需要更多一些的性伙伴，否则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妻子们也会有那么多婚外性关系（只比丈夫们略少），毕竟这些关系多半都是自愿的，许多甚至是她们主动寻求和发起的；一个典型的现代妇女，一生中大概会有8位性伙伴。
男人寻找更多性伙伴的主要动机是获得对方的生育资源，而女人这么做时却是出于另一些更精妙的策略考虑。
最容易想到的是后备需要，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在男性从事狩猎、男人间充满暴力争斗、部落间时不时发生战争的时代，这一点尤为突出，对于妻子们，缺少备胎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况且，除了丧夫，她们还有被遗弃的风险。
备胎策略要求女性在选定丈夫的同时，不能让其他追求者彻底死心，这意味着她们需要采取一些暧昧姿态，让追求者维持希望，为此，有时就需要给他们一些甜头，但又不能做得太过分，以免危及既有的婚姻，其中分寸不容易把握，但高明的女人可以应付裕如，甚至能够同时维持多条备胎。
备胎策略也解决了寡妇再嫁的迫切性与慎重性之间的矛盾，短暂而宝贵的生育期，急迫而沉重的抚养保护负担，要求寡妇尽快再嫁，但新丈夫的能力和意愿是否可靠，又不可不慎察，而备胎则可以让女性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从容考察。
第二个动机更加微妙，一方面，为说服男性合作抚养孩子，妻子必须让丈夫对自己的忠贞从而对亲子关系有足够高的信心，但同时，为让丈夫在家庭这个合伙企业里投入全力，又不能让他完全放心，否则他就可能花较少的时间为妻儿提供最低限度保护，同时寻求更多性机会，从而将策略偏向数量一端，正如第一篇中曾介绍的，夫妻双方的最优子女数量经常是不同的。
为此，女性发展出了一种适度模糊策略，该策略清楚的体现在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上；多数灵长类都有着清晰可辨的发情期，雌性会用诸如性肿胀这样的鲜明信号为其排卵期和受孕能力大做广告，但人类女性的排卵期却是隐蔽的，这意味着丈夫难以判断妻子哪些天更可能受孕，于是被迫在（除经期外的）多数日子里守在妻子身边，以防她出轨怀上别人的孩子，这样，丈夫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其他性关系。
有发情期的雌性动物，通常只在发情期接受异性的交配请求（除了像倭黑猩猩这种把性交当作常规社交活动的动物之外），而人类女性则在排卵周期的任何阶段都可能被性唤起并接受性交请求，即便在没有受孕可能的时候，女性也可以达到高潮（尽管程度和几率稍低）。
在缺乏可靠的亲子鉴定技术的情况下，适度模糊策略和备胎策略的组合运用，还可以帮助女性抵御杀婴风险，假如亲子关系完全确定，新上位的备胎就有足够的动机杀死、遗弃或驱逐前任留下的子女，但暧昧的备胎策略让他们有了顾忌：孩子可能是他自己的，而模糊策略更强化了这种不确定性：为在排卵期无法识别的情况下，任何一次偷情都不能排除让女性怀孕的可能。
在表达爱慕、性兴趣和性快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含蓄和婉转，情绪也更阴晴变幻不定，让对方更捉摸不透，这些心理机制或许也是配合上述模糊暧昧策略发展而来；借助一整套复杂信号，女性告诉丈夫：我爱你并愿意忠诚于你，但前提是你要把我看紧了，否则我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
女性在固定配偶之外寻觅其他性伙伴的第三个动机，是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以便贯彻一种分散投资策略；由于子女会继承父亲的许多特性，不同特性在各种环境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相对优势，但未来环境条件难以预料，而多样化可以避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策略所依赖的资源不同，假如子女们继承了相同的策略，他们之间更可能出现资源冲突；在上一篇里，我已介绍过基于排行的策略分化，通过以排行为参数进行童年期策略配置，可以缓解兄弟间的资源冲突，但母亲们其实还有更直接的选择：让孩子们拥有不同的父亲。
这种多样化不是随机的，而是精心搭配的特定组合；女性在为自己挑选丈夫和为孩子挑选父亲时，遵循的标准有所不同，前者注重的是他养护妻儿的能力和意愿，包括财富、权力、情感专一、喜欢孩子等，而后者更注重他的遗传禀赋，比如健康、智力和性吸引力等。
尽管这两方面有重合之处——抚养能力和意愿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遗传，而健康和智力也会影响抚养能力——，但差异也很明显，财富和权力的取得有很大偶然性，有时甚至和遗传禀赋完全无关，比如彩票中奖者或被国王收养的孤儿，而且这方面的潜力不容易识别，而健康和性吸引力等特性不仅遗传性更可靠，也容易直观的判断。
而且，既然寻求婚外性伙伴是为了提高子女的遗传多样性，而挑选丈夫时肯定会侧重与抚养能力有关的那些禀赋，那么挑选情人时就最好偏重其他方面，所以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资源条件丰厚的好丈夫，外加若干其他方面遗传禀赋优秀的情人。
这是总的指导方针，具体如何搭配最优，还要看女性自身的条件，大致上，我们可以识别出几种常见组合；假如一个女人自己拥有庞大的抚养资源，完全无须男性帮助（比如她是伊丽莎白一世），那么她的择婿标准应以可识别的遗传禀赋为主，而且可以大胆实施多样化策略。
不过，能这么做的前提是她拥有自主权，实际上在许多社会，女性的择偶权利常被父母掌握，她的兄弟们也可能会干预，而他们的利益和她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权贵阶层，女儿的婚姻常被用作家族建立政治或商业联盟的工具。
如果女人已经嫁了一个资源特别丰厚的丈夫，那么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是生下儿子，并帮助他争取继承权，在此之前，任何其他考虑都要暂且搁置，直到完成这一任务，或者那已经无望实现；之所以生儿子（而不是女儿）最重要，是因为对于特别庞大的资源，只有儿子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而女儿由于受生育数量限制，边际收益会下降得太快。
嫁入豪门的女性在多样化上需要要特别慎重，这既是因为奸情败露而遭遗弃的机会成本太高，也是因为丈夫因条件优厚，不难再娶，因而在决定遗弃（甚至杀妻）时会较少顾忌和犹豫；而且，假如她能够继承亡夫遗产，哪怕只有一部分，也足以让她获得优厚的再婚条件，不需要预先考虑备胎问题。
相反，如果嫁的丈夫条件一般，那她就有理由在备胎和多样化问题上更积极一些，因为这种情况下不仅对备胎和多样化的需要更迫切，而且这么做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也更低，因为缺少其他选择、再婚条件不佳的丈夫，虽然防范绿帽时会更加努力，但在妻子出轨既成事实之后，却更可能选择忍气吞声。
对于绝大多数不具备女王或公主条件的女孩，嫁个可靠的丈夫都是优先考虑，为此，（至少在传统社会）保有贞洁名声非常重要，风流名声会极大损害女性的择偶地位，所以多数女性不会以短期关系作为其性策略的重点；但是，也有少数自身条件特别差的女孩，由于预感到自己很难找到可靠丈夫，只好选择以短期关系为主，并因此而放弃贞洁名声。
有研究显示，在童年期没有父亲或缺少父爱的女孩，月经初潮时间更早，也更早开始性关系，而且更倾向于短期关系，这或许是因为，没有父亲很可能意味着自己是私生子，或者会非常穷困，在缺乏父亲保护的情况下，遭遇性侵犯而失贞的几率也更高，所有这些，都会让择偶条件变得很差。
和其他女性一样，在短期关系中，女性更偏爱处于策略光谱两端的男性：要么是社会地位高的“橙喉”富贵子弟，要么是性魅力高的“黄喉”浪子，而不喜欢较为保守中庸的顾家好男人，“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句俗语，说的正是这一点。
因为富贵子虽不大可能娶她为妻，但或许会愿意资助她和孩子，只要孩子有相当大可能性是他的，相反，好男人因为顾忌家庭，很可能不敢认私生子更不敢资助；而浪子则可以让她儿子继承到他的风流本事，由于她儿子未来极可能是个地位低下的穷人，而这种处境下浪子策略将更有优势。
女性一旦选定以短期关系为策略重点，贞洁声誉就不再重要，因为男性在短期关系中不在乎这一点，放荡名声反倒可以帮助她们吸引短期性伴侣，因为追逐者会觉得她们更容易得手，也更少需要负责任。
辉格
@ 2014-04-28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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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若有所思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男性篇）
辉格
2014年2月27日
关于人类性策略，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流行观念，抓住了某些重要方面，但实际情形比这些句子所能表达的要复杂而微妙得多，而正是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不过，在讨论男性的策略之前，让我们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Uta 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擅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more...)
5069
微妙的人类性策略（男性篇）
辉格
2014年2月27日
关于人类性策略，诸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男人喜欢年轻漂亮，女人需要安全可靠”之类流行观念，抓住了某些重要方面，但实际情形比这些句子所能表达的要复杂而微妙得多，而正是性策略的微妙之处，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心理和文化。
不过，在讨论男性的策略之前，让我们暂时放下人类，看一个蜥蜴的例子。在发表于1996年和2000年的两篇论文中，生物学家巴里·西内尔沃（Barry Sinervo）和他的同事介绍了美洲侧斑鬣蜥（学名：[[Uta stansburiana]]）的性策略，这种蜥蜴按喉部颜色分为三种类型：橙喉、蓝喉和黄喉，其雄性各自采用不同性策略。
橙喉与蓝喉雄性都占有领地并与领地内雌性建立配偶关系，黄喉雄性则不占领地，专门偷偷摸摸伺机与前两者的配偶偷情；橙喉富有攻击性，常抢夺霸占蓝喉的领地与配偶，但因为领地大配偶多，照看不过来，常被黄喉偷腥；蓝喉则满足于较小领地和较少配偶，但严加看管，因而较少被黄喉偷腥；而黄喉的特长是擅于伪装成雌性而混进别人领地，并能制造更多精子从而在精子战争中占据优势。
如此构成了一个像“剪刀石头布”一样循环相克的策略多态：橙喉增加时，黄喉偷腥机会也增加，因而第二代将有更多黄喉，此时更多橙喉将戴上绿帽，其第三代数量将减少，而蓝喉的严防死守策略变得更有优势，也更少受橙喉攻击（因为橙喉少了），结果第四代蓝喉数量增加，于是橙喉有了更多可攻击的目标，导致其数量在第五代又反弹，如此循环，三种类型将以某个比例达成动态均衡。
从这一有趣的模式中，可以窥见一些人类的影子，有些男性富有野心，不甘人下，冒险好斗，为谋取权力和财富不惜拼命，和橙喉鬣蜥一样，他们的雄性荷尔蒙水平更高，死亡率也更高，尽管成功可以让他们得到很多女人，但失败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另一些则是稳妥保守型，满足于凭自身资源条件容易获取的地位，尽早成家娶妻生子，把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照顾和守护家庭上；人类发展出了多种心理机制来配合男性的顾家策略，包括爱情这种对特定对象的迷恋，对天伦之乐的偏好，以及多数动物都缺乏的父爱。
还有一些是类似黄喉的风流浪荡子，他们无意成家立业，也不爱争权夺利，其遗传成就主要通过短期关系实现，凭借的优势是性吸引力和社交能力，不仅善于取悦女人，也善于取悦男人从而获得接近他们妻女的机会。
尽管有些相似，但人类的策略与蜥蜴显然有许多重要差别；首先，由于人类极高的后代抚养负担，所以对大多数资源条件一般的男人来说，稳妥保守都是优选策略，贪图多妻的进取策略只适合于资源条件特别优厚的男性，而浪子策略则处于边缘地位。
其次，侧斑鬣蜥的性策略由基因决定且终生不变（除非人为改变激素水平），而人类在策略选择上更为灵活，可以随境遇变化而调整，甚至可以运用理性能力进行反思和权衡；和其他许多策略一样，性策略可以在早期发育阶段根据资源条件进行配置。
假如胎儿根据营养供应水平“判断”（加引号是因为这种判断是无意识的）自己将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就更可能将性策略配置成较为进取的那种，因为进取策略在富家子弟的成功率较高；相反，假如他预期自己未来会极端贫穷，娶妻成家的机会渺茫，则更可能选择浪子策略。
类似的早期配置选择可能也导致了基于排行的差异，比如当男孩发现自己有好几位兄长，因而无望分到家产，成家立业时也难望得到父母帮助（因为届时他们很可能已经死了），就可能偏向浪子策略；将排行作为一个配置参数，可以在兄弟之间实现策略差异化，降低兄弟间资源竞争。
更重要的差别是，人类会组合使用多种策略，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条件。
进取型男性也会针对绿帽风险采取防御措施，不过他们的防御风格和稳妥型男性的不同，后者更偏重强化夫妻感情，通过占满妻子时间来防范出轨，而前者更多依靠恐吓来吓退偷腥者，他们的好斗性格适合这么做。
在确保不影响婚姻稳定的条件下，稳妥型顾家好男人也可能出轨，否则就不会有1/4到1/2的丈夫曾有过婚外情了，只是他们这么做时会更谨慎隐秘，选择更安全的对象；在制度允许且资源充裕时，他们也会寻求多妻，只是他们不会贪多而降低养育子女和防范绿帽的标准。
多数浪子也会娶妻生子，只是与经营婚姻家庭相比，他们更热衷于四处撒种；按《精子战争》作者罗宾·贝克（[[Robin Baker]]）的看法，浪子策略常常与双性恋倾向相搭配，与单异性恋男性相比，双性恋男性更早开始性行为，更勤于探索和尝试各种性技巧，因而拥有更多性经验，他们的异性伙伴也远远多于单异性恋者，而这些正是浪子策略所需要的优势。
浪子策略与双性恋的组合优势，和前面提到的排行差异联系起来就更容易理解：心理学家雷·布兰查德（Ray Blanchard）发现，男性成为同性恋的概率与其兄弟排行高度相关，每多一位兄长，成为同性恋的概率提高1/3，而根据贝克的理论，同性恋是双性恋的副产品。
除了风流，在婚姻之外通过短期关系谋求遗传收益的另一条途径是强奸；强奸会导致反抗、报复和社会惩罚，因而是一种高风险策略，所以只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被采用：其他常规策略的弱势者或失败者，只好铤而走险；强奸者拥有权力因而有信心免受报复和惩罚；社会规范的约束暂时被解除时。
部落时代，约束侵犯行为的规范通常只适用于部落内和熟人间，男性经常结成团伙攻击其他部落，就像他们结伙狩猎一样，除了扩大领地之外，强奸和掳掠妇女也是这些攻击的重要动机；即便在文明时代，战争或社会秩序崩溃也常伴随着大规模强奸，这种场合，持任何性策略的男性都可能参与强奸，因为此时既没有报复和惩罚的风险，也不会影响既有的婚姻。
从上面对各种性策略的介绍可以看出，尽管多数婚姻是单偶的，但男性普遍会在条件适当时寻求更多性伙伴，所以在性伦理日益宽松的现代社会，每位男性一生中平均有多达12位性伙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大幅拓展了男性实施多妻策略的空间。
多偶策略当然是以牺牲其他雄性的交配机会为前提，动物界通常凭借的是体能优势，胜负通过个体搏斗决出，所以多偶制动物的雄性体型显著大于雌性。
与大猩猩或象海豹相比，人类的男女体型差异并不算突出，男人间的性竞争（和他们的狩猎活动一样）更多的凭借团队合作和组织优势，其结果经制度化之后，形成了等级制、财产权、继承权等社会制度，于是性竞争的焦点逐渐转向对权力、地位、财富和继承权的争夺上来，只有在这些制度全面崩溃的场合，焦点才又回到个人战斗力上来。
组织和制度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为富贵者实施多妻策略提供了更多手段，帮助他们缓解多妻与防绿帽之间的冲突：高墙深院创造了更严密的闺禁，贞操伦理提高了出轨代价，雇佣奶妈可缩短妻子哺乳期从而增加生育次数，女仆和阉奴可协助预防红杏出墙，裹脚或许也是为了限制妇女的行动能力和出轨机会；相比之下，缺乏资源的小土豪们，只能使用贞操带、割礼、阴道缝合等更野蛮原始的方法。
假如“祖母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女性在预期寿命还剩十几年时就早早绝经，也是对她儿子实施多妻策略的一种帮助，绝经可让年长女性放弃自己的生育机会而将资源转向抚养孙辈（这一交换之所以值得，是因为她自己再生孩子很可能变成生存希望渺茫的孤儿），这一帮助在孙辈不幸丧母时尤为宝贵，同时，婆婆还可监督媳妇防其出轨。
随着大型社会和多层等级制度的出现，多偶策略的空间被无限拓展了；中国和奥斯曼的后宫嫔妃可多达数千，不过繁殖效率却不如阿拉伯后宫，繁殖成就最高的中国皇帝康熙，生了55个孩子，远远落后于与他同时代的摩洛哥国王伊斯梅尔的888个。
然而，论长期繁殖成就，冠军则非成吉思汗莫属，2003年的一份DNA调查显示，一个据信源自大汗的Y染色体特征标志，在中亚各国的频率高达8%，在全人类中的频率也高达0.5%。
另一方面，随着分工和贸易的扩展，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以及近现代的风气开放和妇女解放，浪子策略的优势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在艺术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有了大幅提升之后，浪子策略更大有走出边缘而成为主流的苗头。
不过，浪子们的繁殖成就多数在婚外实现，难以查证和统计，有据可查的案例中，成就最高的浪子当属威尔士画家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留下了大约100个孩子，当然绝大多数是私生子；亚军大概是美国黑人歌星杰伊·霍金斯（[[Jay Hawkins]]），据信他的妻子、女友和粉丝们总共为他生下了75个孩子。
至此，我只谈论了男人的性策略，有关女人如何在两性关系中尽可能的谋求遗传利益，将是下一篇《微妙的人类性策略（女性篇）》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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