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现象的过敏症 辉格 2013年1月10日 过敏（[[allergy]]），是免疫系统对入侵身体的外物作出过度反应时所表现出的症状，它是生理系统与所处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并且这一互动关系超越了个体生命而延续于漫长的进化史，其表现也随个体成长发育和生活史而不同，过敏症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了我们观察文化与生活方式变迁，和理解这一变迁与健康之间关系的很好窗口。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过敏症患者的比例在现代有显著增长，近几十年更为翔实的统计数字不仅确认了这一趋势，而且发现速度比原先认为的更快；有意思的是，经济越发达，城市化程度越高，过敏症越普遍，看上去，现代化所带来的人口迁居和人员流动性可能是个关键因素，因为迁移到陌生环境的人会接触到更多陌生的过敏原（[[allergen]]）。 这一点从美国的情况中也得到了印证，美国同时满足了经济发达、高城市化率、高移民比例、高国内迁移率等几个条件，而过敏症也最为普遍；考虑到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大规模国内移民，以及各大区域之间巨大的生态差异，可以预见，未来一些年，过敏症在健康问题中的排名将迅速提升。 陌生过敏原之所以带来麻烦，是因为免疫系统在个体生活史（特别是幼年期）中能够对特定过敏原作出调适，据进化医学（[[evolutionary medicine]]）名著《我们为什么生病》介绍，该调适机制有两个方面，一是免疫系统能对特定过敏原产生针对性抗体，由于免疫防御机制分多个层次，假如这些抗体能帮助前沿防线成功实施防御，就不需要激活处于纵深防线的[[IgE]]，而正是后者导致了表现为过敏症状的剧烈反应。 二是IgE被激活的阈值是可调的，特别是在幼年期，因而对过敏原的早期接触会提高阈值，而成年后才接触陌生过敏原就可能有麻烦；反应阈值的可调性，从许多儿童过敏症在成年后自动消失的现象中，也得到了印证；这一调适机制可视为个体在发育过程中按所处环境条件而设定参数的过程，是在防御失败的风险和过敏代价之间做出一次权衡的机会。 从进化史角度看，另一种调适会经由自然选择而在基因层面上发生，调适的遗传后果将随种群所处的地域环境而产生差异，这意味着，当人们从其祖先世代生活的地方迁往别处时，可能会先天的对某些过敏原不适应，而且这种不适未必能通过幼年接触史得到充分调适，比如美国非裔的过敏性哮喘（[[asthma]]）发病率比欧裔高出39%，或许就是因为非裔的免疫系统更难适应北半球的植被与花粉。 这几个方面都预示着，更富裕、更具流动性的现代生活，将带来更多的过敏，首先，人们将更可能生活在远离其祖先世代所在、也远离自己幼年所在的地方，其次，现代人生活工作地点变换更频繁，旅行范围更大、频率更高，因而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过敏原，最后，现代医疗条件让过敏症儿童更有机会存活下来，从而降低选择压力，弱化免疫系统对过敏原的遗传适应，不过，这一效果需要许多代人才会表现出来。 另一方面，现代生活方式却削弱了幼年期对各种过敏原作出调适的机会，并倾向于让免疫系统将反应阈值设的过低，因为城市生活更加远离野生环境，卫生条件大为改善，深加工食物也经过了更彻底的消毒灭菌。 更重要的是，养育孩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人生育更少，但给予每个孩子的关爱与呵护则大大超出传统社会，同时城市居住模式和学校教育也让孩子的活动范围得到更严格的控制，这些都减少了他们接触和适应过敏原的机会，这样，一旦他们成年，离家上大学或工作，活动范围突然扩大，过敏便容易发生。 尴尬在于，人们应对过敏的方式实际上加剧了上述趋势，发生过敏时，通常首先用抗过敏药抑制症状，接着会想到从食谱和生活环境中尽可能的清除各种过敏原，这一努力并得到了现代食品工业的帮助，大型厂商面对着数量庞大的消费者，其中难免有各种过敏症患者，而法律通常向他们施加了严格责任，同时还面临着日益严厉的行政管制，因而有着足够的激励排除常见过敏原，至少会作出容易辨别的标识。 然而，真正能够根治过敏症的手段却只有脱敏治疗（[[hyposensitization]]），即让患者从微小剂量开始，逐步适应过敏原，而清除过敏原的努力只能降低每个过敏症患者的发病几率，同时却增加了过敏症患者的数量，因为它实际上也是在清除自然脱敏的机会，两相抵消，最终过敏发病率未必下降，而从统计数字看，很可能还增加了。 可是，以当前对待儿童和生命的伦理标准，在既已了解过敏原理，也掌握了控制过敏原的手段之后，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让孩子和自己去经历传统社会那种程度的自然脱敏过程，遭受那样的痛苦、危险和高死亡率，只有在平均生育六七个孩子，其中大半会在成年前夭折的时代，这样的痛苦才可能被伦理标准所接受。 所以，未来人们恐怕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循环：越来越多的过敏者－过敏原控制的不断强化－更少的自然脱敏机会－更多的过敏者，他们将越来越被限制于严格筛选的食谱和严格控制的环境之中，生活与消费方式也将为此而加以改造，当出门旅行或野外活动而离开精心构筑的防过敏温室时，就只好靠药物来抑制过敏反应。  

从3B之争看网络服务的善意使用 辉格 2013年1月9日 去年国内网络业的一桩大动静，是奇虎大举进入搜索市场，这立即引发了它与百度的激烈冲突，而冲突的起因，自然离不开周鸿祎一贯引以为豪的厚脸皮作派，其所谓综合搜索，看上去只是用一个自动程序，将用户的搜索请求转向百度谷歌，再将返回结果在自家页面上展示而已，以后再配上自家的广告，便可盈利了。 用自动机发送搜索请求，本身到算不得恶意行为，假如不是搜索业务的直接竞争对手，百度或许还欢迎你这么做，这可以拓展搜索引擎的应用领域，提高其渗透率，但奇虎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像搜索引擎，并以此盈利，需要做得更多：还要把网页快照抓到自己服务器上，否则访问快照的流量就又跑到百度那里去了。 正是后一做法激怒了百度，于是向国家版权局投诉；近日，该局在约谈了双方主管之后作出了表态，这个表态看上去好像支持了百度，其实仅仅明确了此纠纷“不适用避风港原则”，至于抓取网页快照的行为，它虽申明须经百度授权，却加了个前提“对于百度拥有权利的作品”。 奇虎立即抓住了这个把柄，一面宣布坚决执行版权局意见，一面指出“目前百度并未提供任何权利证明”，显然，百度拿不出这样的证明，因为这些快照内容的著作权并不属于百度，它也是从被其索引的网站上抓下来的，而除了著作权之外，似乎也不存在什么法定权利，能够限制他人获取并存储它的快照数据。 百度找版权局告状，看来是找错了衙门，它和奇虎的纠纷跟著作权实在没什么关系，假如他认为奇虎的做法不可接受，更贴切的指控是，奇虎可能违反了对网络服务的善意使用原则。 善意原则实际上体现在各种服务业的规范之中，对服务的某些使用方式，虽没有违反法律或契约的明文规定，但背离了服务提供商提供该服务的初衷，并损害了其提供正常服务的能力，严重的时候甚至令其商业模式崩溃；对此，商家可能采取各种甄别措施来屏蔽这些行为，但许多时候，这种措施带给商家和常规消费者极高的成本，此时，善意使用这一笼统原则便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救济。 导致甄别困难和高成本的一个原因是，许多非善意行为从单次看并无特别，差别主要在其频率、规模和间接效果上，比如你走进一家超市，记下某件商品的价格，然后到另一家超市，比较价格后再决定买哪家的，这很正常，但如果你遍历每个货架，把所有商品价格抄录下来，然后利用这些信息为自己经营的超市定价，或者你经常去一家服装店，每次试穿几件，并拍下款号价格，但从来不买。 一些公共服务也面临类似问题，比如基于十分牵强琐碎的理由提起诉讼（参见[[frivolous litigation]]），偶尔为之可能很正常，因为诉讼者并没有义务预先评估立案和胜诉的可能性，但有些人会以极高的频率这么做，比如美国有个叫[[Jonathan Lee Riches]]的家伙，几年内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2600多件诉讼，显然，若放任这种恶意行为，许多服务都会瘫痪掉，而这些服务交易在正常情况下原本可以为交易双方带来很大好处。 当然，并不是说任何违背服务提供商意愿的行为都应得的法律限制，只有当法官认为这项服务对市场参与者有足够高的价值，而恶意行为又无法在既有规范下以合理成本得到屏蔽，因而值得为其创制新的司法规范，他才会向使用方施加克制其行为的责任，做法便是通过司法判决赋予善意使用这条笼统原则以具体的内容，而在权衡上述价值与成本的时候，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常可以为其提供指导。 幸运的是，在网络搜索领域，私人公司之间已经发展出了关于善意使用的民间规范，比如与3B纠纷有关的“机器人扩展协议”（[[Robots Exclusion Protocol]]），便约定了由内容网站在自身的[[robots.txt]]文件中，向爬虫程序告知其对爬虫或其他自动机的接纳意愿，其中可声明是否欢迎全部或特定爬虫访问其全部或特定资源，而一个善意的爬虫应尊重这些意愿。 这是私序演进的一个良好范例，可以相信，它会在未来的相关纠纷中得司法系统的支持从而成为法律；去年11月初，包括奇虎和百度在内的国内12家搜索服务商签署了一份自律公约，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便是接受机器人扩展协议，所以，至少在奇虎宣布退出该公约之前，它是受机器人协议约束的，百度大可在其robots.txt中声明不欢迎360自动机，届时奇虎若掩盖其自动机的真实身份，显然会构成恶意使用。  

很难找到美味/麻烦比比这更高的菜了。 主料：鸡爪1-1.5斤； 调料：老姜，黄酒，老抽，生抽，白糖（或蜂蜜），盐； 做法： 1）修指甲，去老皮， 2）入锅，加水至刚刚没过，老姜3片切丝， 3）大火，起沫后改中火，撇沫， 4）依次加入（以下调料量都按1.5斤主料计）黄酒2勺（标准白匙），老抽2勺，生抽2勺，白糖或蜂蜜0.7勺，姜丝， 5）改小火，煮至收膏。 要点：鸡爪要选肥厚白净者，易腥，撇沫要仔细。  

【2013-01-08】 【专家称袁厉害可能因兰考弃婴收养所火灾追责】 抱歉，此微博已被作者删除。查看帮助：http://t.cn/zWSudZc @-Lucifier-:这里他采取的归罪逻辑为：死者最后所接触的人有罪，因为不管是什么接触，只需一个在前而死亡在后，两者必然存在「相关性」，所以有过失、有罪←相关不等于有罪呀 @whigzhou: 过失杀人可能是瞎说，但救助者不一定没责任，这要看她的行为是否让孩子丧失了更好被救机会 @Ent_evo:也许可以参考特蕾莎修女的医院的案例 @whigzhou: 嗯 @刘学浩:http://t.cn/zjnyxwh 转发个新闻吧，不光说了这一句。 @whigzhou: 嗯，大意没什么错 @whigzhou: 这里其实存在两个问题：1）该救助行动是否让被救者丧失了更好的机会，这种机会是否显而易见，是否被充分考虑了；2）救助开始后，形成了临时监护关系，监护责任是否得到合理履行 @whigzhou: 我记得一桩悲剧，92年冬，江南奇寒，平湖一妇女在河岸洗东西，滑落河中，有人将她拉起，扶送至家门口，此时妇女已冻僵，口齿不清，翻其口袋没找到钥匙，因急着上班，就放下她走了，结果妇女冻死在自家门口 @老衲与其他怪力乱神:后来走司法追责流程了吗？结果呢？ @whigzhou: 没听说有，只是施救者被街坊非议了一阵 @刘学浩:““这种过失主要指她在消除火灾的隐患和防范方面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死亡，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洪道德表示，在已经发生的多次火灾案中，都有责任人员被追究过失致人死亡罪，此次火灾除非是有人故意纵火，恐怕袁厉害也会涉及此罪。” @whigzhou: 同意 @-Lucifier-:如此，穷人就不要收留流浪儿或动物了，自己都处于火灾高危环境，别再害人啦 @whigzhou: 紧急情况下可以暂时收留，然后尽快找人接手嘛 @人类de动物园:就案说案。但是这种个人救助的行为我们有什么资格职责她？当同样遇到火灾我们能做的比她好？ @whigzhou: 谁指责了？ @小野猪君:如因父母疏忽家里火灾伤及孩子,父母一般都不会被追责.这可否套用在袁身上?如果她和孩子已不是救助关系,而是即成事实的领养关系呢? @whigzhou: 那也要看是什么样的“疏忽”，你说的是忘关煤气之类的疏忽吧？而这里说的是，在收养之前，缺乏对自己的抚养/保护能力、风险和其他机会的考虑和权衡  

主料：米饭4两，鸡蛋2个； 辅料：咸肉1小片，小胶菜1/8棵，小葱3根； 调料：盐，植物油； 做法： 1）咸肉切成40x8x1.5mm细丝（10-15条），胶菜亦切丝，小葱切末， 2）起油锅，中火，下米饭，炒，压碎，令米饭充分散开并沾油， 3）打入鸡蛋（手脚慢者可分两次打入，打完一个即翻炒一下，以免饭焦），翻炒直至蛋液与米饭充分拌匀， 4）撒入咸肉丝和胶菜丝，翻炒，加盐，分多次撒入葱花（先白后青），翻炒直至整锅东东蓬松溢香。 要点：若米饭结块过坚硬，可预先用手捏碎，环节2时间不可短，充分散开是关键，最大结块不得超过10颗饭粒。 很简单，哪里需要那么繁琐。  

【2013-01-07】 @黄花非鱼 老龄化中国的隐患http://t.cn/zjmXKuc 我把它翻译出来了，本以为只是对老龄化就事论事，但翻译完后发现分析的深度超出了我的预期。 @wenkino: @飞洒过 @whigzhou @whigzhou: 中间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国企部分不错，其他好像没啥新意吧，不都是早就摆明的嘛，至于最后暗示养老问题导致动荡，我看不会，老头老太怎么会闹革命 @黄花非鱼:作者的意思不是老头老太闹革命，而是老龄化导致以后经济不行，现在的投资很多都是在建设不会使用或不想使用的东西，经济不行就会出问题 @whigzhou: 呵呵，其实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处于人口萎缩期，特别是年轻人在减少的社会，是不会发生革命的，老龄化会造成一些问题，但不会是爆炸性的 @whigzhou: 政府投资导致的无效GDP和高比例浪费，是一直在持续的事情，并不会积累起来集中爆发，作者这部分写的不错，但好像离题了 @whigzhou: 其实这部分无效投资可以视为政府拿一些资源去打水漂玩儿，是一种消费，类似于古代帝王修坟 @Jackal_long:老年人需求的资源会明显稀缺是嘛……有点紧张 @whigzhou: 老龄化危机会有多严重，其实取决于未来的老人在未老之前将其养老安排建立在何种预期之上，分别在多大程度上指望儿女、社保、商业保险、存款，和其他资产 @whigzhou: 这些因素，需要一个个评估，笼统地说没多大意思，比如儿女，今天40多岁的人大概很少是指望未来靠儿女养的吧？那有多少是相信社保的呢？ @whigzhou: 我觉得，这些预期已经很大程度表现在过去二十年的高储蓄率里面了，而未来主要风险在于资产价值，因为人口下降必定导致多数资产贬值 @whigzhou: 国际化是避免这种贬值风险的方法之一 @wenkino:看来辉格老师并不很悲观 @whigzhou: 有些宏观数字看起来好像很可怕，但只要相关事实不是突然发生的，个体早就会做出反应了。想想看，现在60多岁的这一代，上养老，下被啃，连孙子一起啃，没遗产可继承，还要给儿子攒彩礼置产业，又赶上医疗费大涨，这都能熬过来，许多还觉得很幸福，还有啥可怕的 @whigzhou: 相比之下，40多岁这代，多半不用养老，还啃老，有遗产拿，父母帮着储蓄，而且他们的工作也更少依赖体力，更有可能延迟退休 @罪恶计生006:绝大多数人相信社保。 @whigzhou: 不知道你的“相信”是指什么 @说好的智商呢 就是相信“党和政府会给大家解决困难的，请大家放心。天气冷，快回去吧，不要在市政府门口待着了。” @whigzhou: 某人听过这句话后回家了，从中并不能得出他持有某个信念的结论，你要让他就某个未来事件下注，才知道 @whigzhou: 许多人，整天骂美国坏，夸中国好，可你问他，给你儿子机会移民美国好不好，他会说：能带家属吗？ @whigzhou: 话说我已N次听人嚷嚷“这回跟台湾一定要打起来了”，每次我都开出5倍或10倍赔率，迄今还没人肯跟我赌，否则我已经赢过好几万了 @说好的智商呢:下注的方式就是自己出钱买社保和养老，这个算不。乡镇农村不少见。 @whigzhou: 这个算，但我怀疑这样的不会太多吧 @whigzhou: 这倒并不是说他们在如此言之凿凿时是虚伪的，可能很真诚，只是心理系统的更深层部分不信，奇妙的是，这两部分可以并行而互不干扰，Robert Trivers专门研究过这种现象，他称之为“自欺” @whigzhou: 自欺机制可以让个体在获取持有虚假信念的好处的同时，避免受其损害，持有虚假信念有时确有好处，比如获得社会认同、自我激励、增强说服力，等等  

（按：此文乃四个多月前为某刊所写，不幸没用上，就当作新年礼物献给各位吧。本文部分内容与《冷却时代的文化禀赋》一文颇有关系，之前我没料到这篇会拖到现在才贴出，导致后一篇相关部分显得有些跳跃和费解。） 兰德热潮与个人主义 辉格 2012年8月27日 近几年，一股安·兰德（[[Ayn Rand]]）热潮在国内年轻人之间悄然涌动，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广受热捧，仅在文艺小清新汇集的豆瓣上，便显示有8183人想读，2187人读过，1912人评价过，总评分高达9.3/10，若加上英文版，这些数字还要扩大12%【注：目前上述数字已分别升至：9334人想读，2486人读过，2160人评价过】；不少自由派学者也非常推崇这本书，认为兰德和她所塑造的主人公很好的体现了个人主义精神。 不仅如此，许多推崇市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人还认为，兰德——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一个吹鼓手，是对抗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面旗帜，这一认识似乎也暗示了，兰德思想与精神的传播发扬，将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建立和维护，有助于解除加诸个人自由之上的种种枷锁。 可是，假如我们仔细检查兰德思想和市场制度的起源与基础，便不难发现，两者其实是格格不入的；兰德所奉行的，确实是一种个人主义，但那是一种非合作性的、独行侠式的个人主义，对于合作、互惠、利他、协调、组织、社会规范等等一切将众多个人聚合成一个社会的那些元素，兰德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与抵触，认为这些要么与个人意志背道而驰，理应抛弃，要么是加诸其上的束缚，理应打破。 然而，市场制度如同其他社会结构一样，不正是以这些元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吗？若将它们统统消灭，连社会结构都将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谈何制度？在没有任何制度和秩序的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将陷入无休止的冲突之中，自由何存？至于市场，更是一种需要特殊制度保障的分工与合作体系，若没有分工与合作，那既不需要市场，也不可能建立市场。 这种将个人自由与人的社会性和超越个体的文化结构完全对立起来的倾向，倒是并不少见，只不过兰德表现的特别极端；在社会学领域，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结构主义也长期争执不下；撒切尔的一句名言生动概括了这一倾向：根本没有社会，只有一个个的人；但是，假如你对人类有过深入的了解，便会发现，这种对立是虚妄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它建立在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误解之上。 生物学家已发现，将基因视为利益主体，可以更好的理解生物行为，从这角度看，生物个体只是基因们合作建造的、用来散布它们自己的工具，比如雄蜘蛛为了获得交配机会以便散布它所携带的基因，不惜冒被交配对方吃掉的危险；那么能不能说：根本没有个体，只有一个个基因呢？显然不能，因为基因利益的实现，全靠个体这个工具的功能有效发挥，为此，同一基因组中的基因们达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类似的，人类个体为了实现各自的目标，也达成了各种合作互惠关系，建造了各种组织、规范、习俗和制度，个体利益要借助这些关系和结构来实现，离开它们，连生存都堪忧，更不可能追求情感、艺术和学问等较高层次的目标；从家庭、部落、村镇、城市、国家，人类已经建立了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而迄今最繁荣、同时又最能让个体在其中自由追求自身目标的结构，便是法律保障下的市场社会。 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是，人类拥有了自我意识和强大的理性能力，能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作出反思，因而可以不再盲目听从由基因（还有meme）为我们设定的某项偏好与功能而行动；然而，意识到这一点后的兴奋，常常冲昏人们的头脑，以至错误的以为人可以摆脱基因和文化“强加”在他身上的种种“包袱”和“枷锁”。 在好莱坞文艺片中，我们常听到“寻找真正的人性与自我”的俗套故事，据说，这个“自我”总是被包裹在外来束缚之下，迷失在文化染缸之中：你喜欢牛仔裤，那只是流行时尚让你觉得喜欢，并不是你“本性上真的”喜欢，你拼命挣钱，那是被流行成功标准和攀比文化裹挟了，你乐衷购物，是受了消费主义文化的熏陶，你以为如此行事很有尊严很体面，那是社会伦理强加给你的，甚至，你以为自己是个男人，是个异性恋，那也是因为从小就被当作男孩对待，是教育赋予了你一个性别身份。 所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个人的偏好、习惯和价值观，确实很多是由社会赋予的，传统、风尚和规范，经由教养过程被潜移默化的植入了我们头脑中，变成了我们的习性和观念；问题是，我们能彻底摆脱它们吗？将这些“外来束缚”层层剥掉之后，剩下的是什么呢？是真正的自我吗？可是，把文化元素全部去掉之后，不是只有生物本能了吗？难道真正的人性就是无文化的动物性？ 就算生物本能才是真正人性，那不也是为基因利益服务的吗？自我又在哪里？只是基因的奴隶？那么，连生物本能也剥掉会如何？依我看，那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过，在二元论者看来，还剩下个笛卡尔幽灵，可是这么一个光秃秃的幽灵实在很单调乏味，恐怕完全满足不了那些文艺片所带给你的浪漫期待。 问题是，你为何非要剥掉它们呢？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你，是它们让你成为了现在这个你，当你试图驱逐其中一些时，其实是你的一部分在驱逐另一部分；当然，有时候你需要这样的驱逐，当构成你的元素组合让你痛苦、纠结、迷茫时，驱逐其中一些会变得更协调，你会感觉更好，而人类的理性和反思能力恰好给了你这样的机会。 不仅人性和偏好的很大部分是由文化所塑造的，我们追求目标的行动也几乎总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展开，因为合作与组织已将人类的能力提到了远远超出个体潜能的水平，因而如今绝大多数值得追求的目标，值得过的生活，都已无法由孤立的个人完成；随便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就要从市场买入材料，进入或开办企业，与同事和上下游合作，或者组织发起一场活动。 比如《源泉》主角的建筑师工作，就涉及无数合作，要倾听客户的需求，要考虑结构工程师的建议，请预算师帮你做成本测算，等等；像洛克这样完全无视他人看法和感受，缺乏合作与妥协精神的人，在市场社会无疑会四处碰壁，最终往往做不成任何事情。 更糟糕的是，他还漠视基本的社会规范，仅仅因为自己的设计意图没实现，就炸毁了私人财产，他甚至还强奸了弗兰肯，并且对这些恶行都拒不认罪，也毫无悔意，再看看他与身边人的关系吧：要么是猥琐自卑的小丑，要么是丧失自我的盲目崇拜者，要么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没有一个是平等相处、合作互惠的关系。 市场的运行需要一整套规则来维持，遵守游戏规则也是市场参与者最重要的美德，标榜为资本主义旗手的兰德竟然颂扬如此漠视和践踏基本规范的行为，而且居然广受同样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读者热捧，真是咄咄怪事；要知道，洛克是被作为一个完美理想人物、一个神话般的英雄来塑造的，所以这些恶习是无法用“凡人都有缺陷”来解释的。 兰德对自由的理解，是各种误解中最粗俗浅薄的一种，她心目中的自由就是任性放纵、恣意妄为、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实际上，自由制度的敌人们，最喜欢将自由曲解和污蔑为这个样子，对此，曾在专制国家生活过的人再熟悉不过了，它的唯一效果就是让善良的人们对自由产生错误的恐惧。 与此相应的，兰德独行侠式个人主义也无益于人们争取和维护自由；诚然，由于现代市场提供了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和分工机制，因而附带的为不擅处理社会关系的独行侠们创造了更好的生存空间，因为在发达市场社会中，你只要会有一项专长、一门手艺，很少与人打交道也不难活下来，甚至轻度的自闭症患者也能活得很好，但这只是市场的副产品，市场制度的根基绝非建立在独行侠精神之上，正如一家成功企业可以为自闭者提供职位，但一群自闭者绝不可能组成一家企业。 幸好，我们还有另一种个人主义可供选择：它承认人的社会性，也坦然承认并接受文化对人性的塑造，它仅仅主张：个人可以自由的追求自己所认定的目标，尽管这些目标可能是文化所赋予的，只要这个赋予过程是自愿的，尽管对目标的追求需要在组织和社会结构中进行，只要其间不涉及强制，不要求个人为集体而牺牲，那么个人便是自由的，正如哈耶克所阐述的古典自由主义原则：自由是且只是免于强制。  

【2012-12-31】 @高利明 ［地方政府债务放大的可能后果］法治与债权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地方因债权而引入法治、因债权的滚转放大、法治随之加强，随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调整。“发债是地方法治之路，也是中国法治发育之路。”http://t.cn/zjQZQcd 附一下陈总@陈如是说 的骥尾 @傅蔚冈 @学经济家 @whigzhou @whigzhou: 一厢情愿。并没有这样的确切关系，历史上相反的情况多得是，欠犹太人一屁股债再把他们杀掉或驱逐，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欧洲大小君主破产赖债的也不在少数，只有抢不动的时候（也就是权力已经受到某些制约时），债权才能对政府的具体行为构成进一步制约 @whigzhou: 你连公然没收都无力抵制的时候，赖点债算个屁 @whigzhou: 另外，高总此文的立论过度建立在“地方竞争”的理论基础上，这假定了地方政府是个连贯一致的利益主体，实际上该假定仅在很弱的意义上才成立，而且现在比过去更弱了，这与邓后的官员激励机制变化有关，我最近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说明，过几天会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