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暴饮暴食现象产生好奇，是小时候看历史和小说时，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比如当今的反腐倡廉。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呵呵。

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待续）

在上一篇里，对为何美国人比法国人吃得多这一现象，我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更贴切的说，是美国穷人比法国穷人吃得多，而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食品更便宜。至于为何穷人比富人吃得多，我的解释基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分化：

1）随着收入提高和食品供给更充足，穷人原先受限于支付能力的食欲被释放了；
2）由于吃饱吃好成为普遍状态，富人开始刻意回避那些与食欲有关的消费行为——不屑与大众为伍是他们的永恒诉求——，并为自己精心构造另一套（其实是N套）生活方式，以示区别；
3）那些富人重新构建的新式奢侈生活方式，穷人负担不起，而他们能够负担而又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中，吃喝占据了重要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当穷人受困于少数几种生活方式时，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即，当他们的收入提高时，其消费结构的相应改变会有很大的滞后，这不仅是因为习惯，更是因为消费结构的非连续性。

消费在人群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被组织在各种结构有序的成套组合之中，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当个人收入提高时，他通常会在不同方式之间进行“迁越”，而不是渐进的连续改变。（年初我在一篇分析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文章中，曾提出这种消费的非连续特征，以及它对储蓄率的影响。）

比如，尽管你咬咬牙或许买得起一个LV包包，但你要是每天挎着它去超市收银，下班后两手拎着菜篮子回家，就会显得很古怪，我老家有句俗话，捡到只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直到你确信自己能够负担一种新生活方式之前，你会倾向于保持原有消费习惯，尽管在数量上会有所变化。

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梯级化通常由法定等级来维持，比如古代中国禁止无功名者穿著丝绸衣服、不允许非皇室成员使用黄色衣料和龙凤纹，中古欧洲国家也曾为平民的皮鞋长度规定了上限；而在权利平等化的现代社会，梯级化只能借助成本门槛来维持。

与法定特权门槛相比，成本门槛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成本会随产业成熟和技术进步而下降，而同时下层人群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富于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级界线也没那么清晰森严；总体上看，顶级阶层总是在不断逃避下层的模仿，而所有其他阶层都在模仿他们上面的阶层，这种追逐竞赛使得上层生活方式不断的瀑布式向下渗透，经过长期堆叠积累构成了如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顶级阶层绞尽脑汁想不出新花样时，他们经常会用一个偷懒而又屡试不爽的怪招：去模仿最底层；这一招常常把他下面的中等阶层打个措手不及：我是戈尔的儿子（或希尔顿的女儿），我穿个烂衫跳个街舞吸个大麻没人会真把我当街头混混，你个中产小子就不敢了吧？所以在日本企业里，老板都穿T恤牛仔，举止也很随便，跟失业青年无异，白领就不行，一定要西装革履，举止端庄高雅，西方虽不如日本泾渭分明，也大致能看出层次差别。

不过，下层也并非总是等到完全具备模仿能力才开始行动，往往迫不及待，所以，逐级模仿的结果，常常造就出一种降低标准的仿制品，比如二手宝马，山寨LV，超低价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填充书架的精装版文学名著，等等，这就迫使上层更迅速的抛弃逃离这些旧符号。

（一不小心扯了这么远，先去睡一觉，明天拉回来继续扯饕餮问题）

松鼠会最近有篇文章，介绍了对“法国悖论”的一种新解释，所谓法国悖论，是说法国人在生活方式上不见得比美国人更健康，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却明显较低。先前比较流行的解释是法国人更爱喝葡萄酒，而新的解释是：法国人每餐的份量更小，吃得更少，也吃得更慢，并且也较少吃零食；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差异，文章认为原因是两国饮食文化的不同。

新解释的前半截或许是对的（对此我缺乏判断力，姑且信之），但后半截看上去不太靠谱，或者说意义不明确，若要将一种差异归咎于文化传统，需要有更多的比较历史研究，比如看看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两国人民在饮食行为上的差异，更有意义的数据可能来自美国的第一第二代法国移民、法国的美国侨民，从中或许能看出，究竟文化惯性的影响大，还是当前环境条件的影响更大。

经济学家通常对文化影响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们更喜欢从价格、收入、成本结构、供需局面、激励机制、市场开放度和政府管制等方面寻找原因，我本人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抱有较多的同情，愿意倾听他们从文化角度所作的阐释，但也绝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我认为文化影响在脱离其原有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之后，很少能维持三代以上（检验这一点的最佳机会在移民社区）。

如果文化的惯性影响是短暂的，那么基于文化的解释便可以化解为基于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其他因素的解释，而将文化仅仅处理为有一定惯性的中间变量。

依我猜，法国餐份量小、法国人吃得少，也可能是因为法国的食品价格比美国高，有人或许会问：以法国人的收入，贵一点不至于吃不起吧？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在现代社会，饮食过度导致肥胖的现象，更多的出现在低收入阶层，而穷人对价格的敏感度更高，因而食品价格与饮食过度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大大超出通常的直觉印象。

穷人的饮食过度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研究，这不大会是美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而只是因为美国的农业发达、进口市场开放、食品价格低廉，给这种倾向创造了条件；这让我想起中国的乡镇干部，这些“先富起来”的家伙，对刚刚摆脱的贫困和匮乏印象深刻，现在终于有了放开肚皮的机会——在收入提高的这一阶段上，这大概是普遍的倾向。

这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红皇后式的时尚追逐战：在大部分人还吃不饱或吃不好的时候，大肚腩、油光满面、邓丽君式的苹果型红润面颊，都是时尚，等吃饱吃好不成问题时，王菲成了时尚，而此时穷人却负担不起日光浴、健身教练、高尔夫和游艇，只能坐在电视机前嚼着甜圈薯条喝着啤酒，这些是少数他们负担得起的享受。

在半年前的一个帖子里，我提出了我一向的观点：政府现有的绝大部分职能都可以撤销或者私有化，对此，tcya问道：

对于取消的机构理由我可以想到，应该就是私有化后会更有效之类的。但更好奇的是为什么有些机构被保留下来了呢，是否私有化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比如说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取消改成雇佣军？

tcya，我主张小政府和机构私有化不仅仅出于效率考虑，更多是道德考虑，政府机构的任何职能都以税收为支撑，以强制力为后盾，这就令其不可避免的具有了道德缺陷，即便无可避免，也是一种恶，是恶就要最小化；从这样的价值观出发，判断标准就是：在能够维护法律的条件下最小化。

至于军队是否可以私有化，要看这样会不会造成一群小恶棍，按古代经验，这是很可能的，欧洲封建社会的早期便是如此，而英格兰宪政的发展在一个侧面就是王权扩张的过程，王权作为压倒性权力被确立之后，其作为法律守护者的地位不再轻易受挑战。

但我并不因此就认为，对于法治和宪政，国家垄断武装力量一定是必须的，王权在制服小恶棍们之后，没有变成大恶棍，正是因为小恶棍们没有被彻底消灭，只是被压制了，如果国王成为暴君，反抗还是有可能发生；我认为，一大多小的制衡结构是宪政更好的保障。

实际上，美国各州保留军队的权利一直是得到法律承认的，国民警卫队按法律仍归各州组织和指挥，尽管上世纪初之后总统拥有了更大的统一指挥权，但统一指挥权主要是对外的，其行使仍需州长授权，总统在国内调动军队的权力更有严格限制；同时，人民自我武装和组织民兵的权利始终完整保有，这些武装在过去一百多年似乎没有实际作用，那或许只是因为这期间没有出现太过分的暴政。

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教育
辉格
2009年9月15日

在经过半年多的意见征集之后，教育改革已进入具体方案制订阶段，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周济透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并继续征求社会意见，其中高考和办学体制的改革尤为引人关注；这次改革将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展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普及率已大为提高，平均教育年限也大幅拉长，普及化和大众化使得学校面临更广谱的需求；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长期实施终于让人口形势走过一个拐点，各阶段学龄人口都已开始下降，教育资源在数量上将出现过剩，而同时在质量和种类上却还不能满足日益挑剔和多样化的需求；可见，教育体系的结构化改革势在必行。

不仅初等教育已成为必需品，中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精英教育和奢侈品，不再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而成了大众化的普遍需要，大学生涯也已成为许多人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需求量的提高，也意味着需求类型的多样化：早先吸引孩子求学的口号是成为某某家和栋梁之材，或者习得某种求生所需的特殊技能，而今天，许多孩子上大学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地方度过人生那美好而关键的几年，为了接受文化和知识的熏陶，以便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的文化环境，免于落伍和隔膜；需求多样化势必要求供给多样化，本次改革的亮点之一便是开放和鼓励社会各方办学，可以说迎合了上述趋势。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由国家垄断的单一化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特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人依循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各种价值在法治之下相互宽容、和平共处，而政府作为法律和公正的守护者，应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教育作为价值生成、发酵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必定会成为各种价值交汇碰撞甚至冲突的中心，因此，政府对教育的过度介入甚至垄断，将使其不必要的背上道德包袱，置身于各种争议的焦点和漩涡之中；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个人价值觉醒，将使这一问题日益凸显。

近年来，欧美社会因为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分歧而引发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校是否可以庆祝传统宗教性节日？是否允许学生穿戴宗教服饰？是否需要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讲授神创论以示价值中立？文学课本除了赞美爱情是否也应赞美同性之恋？哥伦布究竟是伟大的发现者还是可耻的印第安屠夫？多尔衮究竟是开基立业的大英雄还是扬州十日的元凶？在自主择校的多元化教育体系中，这些问题本可由家长按其价值取向自己选择，大可以各得其所而相安无事，然而当公立教育一统天下，课本由政府统一组织编写，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又千篇一律，政府便成了价值的唯一评判者，结果就难免成为争议和抱怨的对象。

更不幸的是，因为公立学校既包揽一切又要一碗水端平，只能尽力避免向学生宣扬任何价值观，包括各种传统文化，因为任何文化系统难免建立于一系列地方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价值基础之上，也难免其偏见和狭隘；结果，大量广受珍视的传统价值随单一化公立教育而迅速失落了，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培养成了价值虚无主义者，传统价值和文化被漠视，好坏之分善恶之辩被讥为古老的陋习和迂腐的象征；各种传统元素，无论精华还是糟粕，本应经由个人选择而在历史长河中经受洗刷，而不应被武断人为的消灭；丢失了传统，所谓普世价值也就变得空洞干枯；而要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包容传统和多元价值而免于虚无主义泛滥，多元化办学和自主择校就是必要的前提。

单一化教育体系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社会思潮的单一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振荡，德国是第一个全面实行国立义务教育的国家，其直接后果之一是：此后几代德国青年狂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两次大战爆发时，德国征兵站前都立刻挤满了报名者，希特勒上台后也迅速获得全面拥护；这种单一思潮的压倒性影响，常常带来可怕的颠覆性运动，比如六七十年代席卷西方的社会革命和性解放浪潮，单一化教育在其中便起了关键作用；因此，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将有利于志趣各异的人们和谐共存，并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主张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新近的批评者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其实就其核心主张而言，没什么新的）更注重效率和经济增长，而福利主义者更关心教育、医疗、贫困、饥饿等问题，后者对穷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更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在这一二分法中，古典自由主义者被描绘为缺乏同情心的、宣扬冷酷无情的竞争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其主张的极端状态便是丛林社会。

不仅批评者这么说，甚至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自己也这么认为，并因此而在道德上缺乏自信，比如小布什初次竞选时把自己的政策描绘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似乎暗示保守派天然的比自由派（即美国左派，请原谅术语上的混乱，没办法）缺乏同情心。

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富于同情心，一样关心教育、医疗和贫困，一样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他可能自己掏钱行善，也可能创建和组织NGO去行善，也可能劝导甚至跪求别人行善，他唯一反对的是：抢别人的钱去行善。他们主张，这些善行应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愿决定，由施善者自己付出热情、精力和代价去做，而不是强求他人付出代价而为自己博得善名，更不能借助暴力和政府强制把这些代价转嫁给他人，简单的说：不可以劫富济贫。

相反，由于福利主义者主张让他人承受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善名，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上可疑的境地，更严重的是，由政府用税收来兴办社会福利的做法，破坏了慈善这一古老事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基础，福利主义者们无法推却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因此，缺乏道德自信的本应是他们。

这里面的道理与逼捐十分相似，如果你反对逼捐，那就更应该反对政府福利；去年大地震后，一时逼捐成风，为此我写过一篇《逼捐毒化慈善环境》，分析了逼捐的几大危害，包括：逼捐模糊了捐助者是否心甘情愿这一信息，从而剥夺了他们本应获得的慰籍、荣誉和善名，而在另一边，逼捐将受助者陷于不义，同时又消灭了他们的感恩之情。

政府福利与逼捐类似，逼迫纳税人掏钱施善于穷人和弱者，更有甚者，逼捐还只是用嘴催逼，而政府福利则是借助国家暴力机器强夺，在道德上更加恶劣。

与个人直接向穷人施善相比，政府征税转施的结果，直接剥夺了施善者本应获得的慰籍和荣誉，相反，那些倡导和实施此事的福利主义者和政府官僚，自己没有付出代价（除了口水），却不仅获得了美名和感激，还得到了职位、工资和政治资本，于是，慈善的激励机制完全被扭曲了：获得激励者没有付出代价，付出代价者却籍籍无名；这是对慈善事业的釜底抽薪。

在受助者那边，情况一样糟糕，如果善行由个人或NGO直接向受助者施予，受助者得到的是一份来源明确的恩惠，有一个具体的恩人，当他感恩时（如果他懂得感恩的话），他知道该向谁感恩，当他要报恩时，也是如此；这种感恩和报恩的人类本性，是激励和维持慈善事业的重要基础，许多人在致富之后热衷行善，便是因为他们早先在困境中获得过帮助。

又一次，政府福利破坏了这一基础，由政府转施的恩惠缺乏一个具体明确的施恩者，感恩与报恩失去了对象，并且，政府福利的享用者通常压根不认为这是一种恩惠，而视之为理所当然，根本没有感恩可言；是的，在福利社会，恩惠、恩人、报恩，这些都已成为古代词汇，或者已经变成传销家嘴里一个空洞而不知所谓的口头禅，这真是个悲剧。

即便是那些将政府福利视为恩惠的受助者，也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了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实施者，通常用选票作为回报，而实际上，真正的施恩者是纳税人，和激励机制一样，报答机制也被扭曲了，结果，受助者一方面被陷于分赃之不义，而同时，他们被浪得善名的伪善政客揽为其博取权势的政治工具，他们的道德处境也十分不妙。

福利主义就是这样在破坏着慈善事业的道德基础，它既是反慈善的，也是反道德的，而可悲的是，它的主张者们却总是自认为也常常被认为占据着道德高地。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臺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沖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图1：智利通货膨胀，1971-1982

图2：智利人均GDP，1945-2003（蓝线为智利，橙线为拉美）

图3：智利历年GDP增长率，1961-2006

Hernán Büchi (Minister of Finance 1985 - 1989) Martín Costabal (Budget Director, 1987-1989) Juan Ariztía Matte (Private Pension System Superintendent 1980-1990) Maria Teresa Infante (Minister of Labor 1988-1990)

图4：智利若干数字与拉美各国的对比，1990s

Chile Economics of Chile Economics History of Chile Salvador Allende Augusto Pinochet Patricio Aylwin Eduardo Frei Ruiz-Tagle Miracle of Chile Chicago Boys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1982 debt crisis) Early 1980s recession

宜家地产战略的人气经济学
辉格
2009年9月8日

从本月1日新财年一开始，宜家中国便以一系列积极行动引起了业界关注：20%至30%的大幅降价，面向二三线城市的加速扩张计划，以及从单一家居零售向多品牌综合商城的战略转变；其向综合化模式的转变尤其值得考察，据说该模式宜家已在俄罗斯等地经过尝试，取得不错的成绩，接下去将在北京大兴店和无锡店做试点，宜家为这两个项目购置了超出其单店标准面积五至十倍的地产，另外，其今年开业的大连店和筹建中的上海浦东店，面积也都超出标准配置60%左右，大概也为综合化留出了一定空间；综合化将使宜家部分的成为商业地产商，从而在商业地产的产业生态中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

宜家新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作为知名零售巨头，宜家的店铺可以把一个地段的人气带旺，从而使周边地产增值，如果能通过恰当的商业模式将这一增值部分内部化，便可成为零售商的一大收入来源；进而，凭借这一收入源，宜家可以压低商品售价，取得对品牌号召力较弱的竞争对手的优势，从而扩大销售并进一步带旺人气；为此宜家在店内服务上颇下了番功夫，用免费咖啡和低于成本价销售的小吃和快餐，来吸引城市白领周末有事没事都去逛逛。

显然，实施该战略的前提，首先是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它给了零售商自主选择店址的能力：二流商家必须挤进最热闹的地方，而一流商家则可以制造热闹，并且在与土地供应方谈判时拥有足够的筹码；其次是恰当的选址，对于该战略，好的店址是那些交通方便、处于闹市区边缘、因而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地段，而其中尤以城市环线附近为佳，宜家已有七家店的选址看来都符合这一条件，除了广州店，而广州店恰好是唯一一家租赁而非自购地产的宜家店。

人气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路径依赖，即越旺的人气会对人流产生越大的吸引力，这种自我强化会一直进行直到接近过度拥挤的临界点，而一旦你成为旺地，后来者就很难与你竞争。建立在人气资源上的商业模式由来已久，19世纪的美国铁路公司会预先买下规划线路上的大批地产，城镇开发商通过赞助学校、教堂和图书馆来汇集人气，迪斯尼在兴建游乐园之前也会先买下一些周边地产，国内开发商也已学会在商铺招租发售初期，用极为低廉的租金吸引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商家先行入驻；香港地铁票价非常便宜，但盈利却居世界第一，奥妙便在于其收入的四成来自地产收益。

理论上，如果所制造的人气资源带来足够高的租金，商家甚至可以免费提供商品和服务，在与人气经济类似的眼球经济中，便是如此；报纸价格高于零只是为了防止被直接送去废品站，如果报社确信你会认真阅读，他会很乐意免费赠阅，所以，当赠阅成本极低且网页无法被送去废品站时，雅虎和谷歌便可为我们提供大量优质的免费服务了；正如将人流引导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人气租金，将视线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眼球租金，这种商业模式与钓鱼技巧中的撒窝子颇为神似，商界比钓场更高明的是：撒好的窝子可以直接卖给或租给别人，收租的形式，或者是后来者的店铺租金，或者是广告位出租，于是某些商家便演化为撒窝子专业户。

然而，宜家的撒窝子战略在中国将面临独特的困难，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初级土地供给，并且城市发展和区域功能定位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规划，而留给市场自发聚集和开发商引导的空间极少，自发人气聚集往往得不到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反而常常面临规划变动的巨大风险；在此背景下，撒窝子的成功需要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密切互动，而对于跨国巨头们，这恰恰是他们的水土不服之处，所以我们迄今还未看到在这一模式上大获成功的跨国公司，迪斯尼上海项目在延宕多年之后仍未见动工，倒是像金浩集团所采用的由国内开发商与国际零售巨头合作撒窝子模式，看起来颇有些成功的苗头。

在老罗宣布要从首页移走下半身之后，我保存了几个地址：

饱醉豚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baozuitun/
注：大概不用介绍了

litz's 鲁尔俱乐部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tz/
注：写的不多，但勤于思考

Victor's 胜利日报社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esternranger/
注：虽然许多观点与我相反，但写的很认真，许多分析颇有道理

Default's The Machine's Random Rantings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domranting/
注：是个读书笔记，貌似兴趣与我相近，常有我喜欢的摘录

爱伺机摸人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feino/
注：尽管我不太喜欢摸摸党的调调，但有些文章的确不错

鲁克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ke/
注：是国内少有的密切跟踪美国保守派言论的中文博客，尽管草根保守派经常表现的简单而偏执，在事实和理论问题上也经常犯些低级错误，但他们淳朴坚定的自由诉求还是值得倾听。或者直接访问他们的标尺网：
http://standardworlddaily.com/blog/

锄禾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huhe/
注：有不少关于日本政治制度的介绍

顺便再推荐几个网站：

Adxon
http://adxon.com/
注：非常棒的经济学博客组，翻译了边际革命和曼昆的博客，还有Adxon团队自己的博客Adxonist.com，我的镜像也忝列其中，不胜荣幸惶恐。另：Adxon正在招募志愿者，有意者可前往报名。

国外选举与治理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List.asp?SortID=12
注：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一个小网站，所转载文章主流媒体上基本看不到，时常有几篇不错的，只要你不怕被穿插其中的乌有之乡之类恶心到，呵呵。

刘未鹏 | Mind Hacks
http://mindhacks.cn/
注：朋友斧青推荐给我的，不错

我的Google Reader共享条目（RSS）：
http://www.google.com/reader/public/atom/user/02951805172036850309/state/com.google/broadcast

老摇在一篇笔记里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美国电影史上五大恶魔角色中，居然有三个都与心理学有关：一个精神病人、一个精神病院护士、一个心理医生，而那个心理医生还是首恶。

与精神与心理治疗有关的事情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如此不堪，老摇的解释是，如Martin Seligman所指出，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太过集中于种种disorder，而很少谈论健康的心理功能是如何正常运行、如何神乎其技的实现其看似平凡实则精妙无比的功能的；整天喋喋不休的谈论异常和障碍，并且这些还很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自然会引起听者的反感。

对此解释，我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难道内科医生不同样是如此吗？而他们得到的通常是尊敬，不是吗？但正如老摇在随后的答复中所指出，事件在形式结构上的相似，并不意味着会给观众带来相似的感受，确实如此，我没想到这一点，胡扯的是我，呵呵。

看了老摇的回应后，我尝试将自己置入那种情景下仔细体会了一下，现在我觉得，导致这种差异的，或许源自我们对“自我”的认定：当我的肝出了毛病时，我通常会说“我的肝坏了”，而不大会说“我坏了”，但要是我的精神出了毛病，那么“我坏了”这句话就显得很贴切。

这不是逻辑和语法问题，在逻辑或语法上，从“我的肝坏了”自然可以推出“我坏了”，但这两句话给人的感受确实大不相同，究其因，尽管肝是组成我的一部分，但我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看作一个客体，像谈论我的茶杯一样谈论它，但对于我的mind，这么做却很不容易，需要更多自省的刻意和努力。

显然，心理学家在引导人们做这种自省式观察方面，做的不怎么成功，而依我看，这很可能是因为，早先的心理学家在谈论心理disorder时，太多的把mind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太少将其分解为一个个的模块，如果他们能像生理学家对待身体那样，将mind分解为心、肝、肺等分担不同功能的模块，那么他们的病人也会更容易的将这些模块视为客体而非“自我”本身，从而更现实的对待诸如“我的愉悦感模块坏了”“我的社会关系认知模块坏了”之类的问题，而无须抗拒“我的脑瓜坏了”之类的厄运。

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似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与弗洛伊德的id/ego/super-ego三分法相比，认知心理学对心理模块的划分要细致和具体的多，且各自有其扎实的神经学基础。

一个话题能带来这么多胡思乱想，与老摇的对话总是让人这么愉快……

医疗保险的差异化与标准化之争
辉格
2009年9月3日

美国国会休会期将于本周结束，在等待议员们审议诸多法案中，头等重大的无疑是三份医改法案，在即将到来的会期中，它们将继续占据会场和舆论的焦点；看看他们在争论些什么，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以及问题背后的原理，对于正在开展医疗改革的国内相关各方，或许有所启示。

奥巴马医改试图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负担过重，其次是覆盖不充分；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与OECD平均水平相比，相对于GDP水平，美国每年负担了6500亿的超额医疗开支，其中82%是门诊和药费开支，这是需方补贴政策导致需求膨胀的结果；而剩余18%中的绝大部分（14%），则是医院和保险部门的运营费用，据分析，这部分费用如此之高，是因为美国医保支付方构成复杂，而保单品种和结构又过于繁杂；医院为应付各家保险商五花八门的保单，需要付出大量管理费用，而保险商在产品设计、营销和理赔上的运营复杂度和成本则更是高得出奇。

奥巴马方案的一大卖点，是推动保单的简化和标准化，并建立交易所实现保险集中交易，以此降低运营成本，然后用省下的钱来负担为实现全面覆盖而增加的开支。标准化和集中交易无疑能降低交易成本，但由政府通过强行规定保单内容来实现标准化，并未抓住问题的要害；目前的保单种类之所以如此庞杂，需求差异和保险商的市场细分只是次要原因，确实，因为人们对待健康风险和寿命长短的偏好不同，或者在健康与声色口腹奋斗冒险之间的价值取向不同，对保险产品也就有不同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可尽管需求有别，保险商却有足够的激励简化产品：保险的商业模式原本就建立在风险分摊和统计规律之上，而海量客户群是其成立的前提，因而，市场机制下的双向选择过程，会自动淘汰那些覆盖面过于狭窄的产品，标准化将是市场演化的自然结果。

实际上，产品繁杂化是政府过度管制的结果，管制阻挠了市场选择机制发挥作用；医保历来是吸引管制最多的行业，除了卫生部门，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和平权法都对医保产品施加了严苛的管制，除了联邦政府，各州也都有自己的医保法规；保险商为了满足50个州千差万别的管制要求，被迫为各州客户设计不同的产品种类，产品复杂度被平白提高了两个数量级，达到几千甚至上万个品种；可见，标准化的合理途径是解除各州的过度管制，然而奥巴马方案却与之背道而驰，他的办法是通过拔高联邦管制标准来实现向上一致化，通过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规定，为进入交易所的保单设置最低可接受标准，并禁止保险商基于年龄和地区以外的因素对客户实施区别定价。

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实现标准化，却大大压缩了个人的选择空间，那些依靠生活方式自律或放弃某些治疗而享受廉价医保的人，将被迫与他人共同负担日益高涨的成本；尽管奥巴马反复强调个人选择权会得到保留，但这完全是句空话，美国由私人购买的医保，由受益人直接向保险商支付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是由雇主支付，而按新法案规定，这些雇主在几年宽限期过后，必须进交易所交易，而在交易所销售的保单，又必须符合最低可接受标准，所以，只有当你在雇主按法律规定额度替你买的保险之外，自己再掏钱另买保险，你才能充分享受个人选择权；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次医改的主要诉求，便会明白对于奥巴马的目标而言，压缩个人选择是必须的。

美国自由派对医疗系统的诟病，集中在4500万没有参加医保的人，这些人不买医保，一方面是因为收入低，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保险商的风险控制策略下，他们得到的折扣往往较少，于是更加削弱了其购买意愿；保险商在识别风险时，只能借助那些容易获取的外部统计相关特征，而低收入往往与较高的犯罪率、意外伤害、不良生活习惯和发病率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甚至肥胖也与贫困高度相关；市场机制自然会把贫富阶层细分为不同的部分，所以，为了让穷人买得起医保从而实现全覆盖，必须把收入和风险各异的客户拉入同一个风险池，摊薄风险成本从而拉低价格，否则，要么穷人买不起，要么政府因过度补贴而破产。

由此可见，奥巴马医改的确是在向欧洲式平等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向发展，也就难怪会遭遇保守派如此激烈的抗议；反对者除了主张捍卫个人选择权之外，也指出，用来支持平等分配的事实被夸大了：4500万人无医保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医疗，实际上，除了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之外，大量民间慈善组织和教会医院在为穷人提供免费和廉价医疗，许多人远离医保系统是因为感觉它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大改善；哈佛健康经济学家Katherine Baick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提高覆盖率并非改善穷人医疗处境的良策，而成本分摊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而高覆盖率导致的需求刺激将恶化财政负担。

我在前一篇里说道：尽管代价高昂，但美国人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有人以美国人均寿命和某些疾病死亡率差于其它发达国家为证据，质疑了我的判断，但这一质疑是不成立的。

美国人的确消费了最多的医疗服务、药品和器械，并且以可获得性和等待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医疗服务的质量也属上乘，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持的，至于寿命和疾病死亡率的数字，并不能用来否认上述事实，因为延长寿命和避免病死，并非消费者购买医疗产品和服务的唯一目的，甚至未必是主要目的，医疗消费至少可以还有下列目的：

1）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痛苦；
2）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行动不便和工作、生活、娱乐障碍；
3）提高整个生命期的生活质量；
4）降低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自己瘫痪或痴呆，别的不怕；
5）降低面临某种死法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死前屎尿失禁褥疮满身，死的干脆不怕；
6）改善自己做某方面的禀赋和能力，比如美容、牙齿矫形、壮阳；
……

当你为家人朋友或其他人购买医疗服务时，目的可能更加不同：
7）免除我啥也没做的不安；
8）给他一个尊严体面的结局；
9）大赛之际可不能让老聂缺氧；
10）我可不想看到霍金说不出话；
……

个人价值取向不同，在选择医疗消费时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寿命与疾病死亡率只是衡量医疗消费满足程度的指标之一，医疗消费的增长未必与这些指标同步，用作横向比较的唯一标准，则更不可靠。

那些由国家包办医疗供给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热衷于寿命等少数指标，那是没办法，计划体制下，缺乏价格信号的引导，但政府又必须借助某种指标体系来考核国有医疗系统的绩效，便只好采用那些容易观察和统计的指标。

绩效指标一旦确立，激励机制便随之形成，结果，整个国家的医疗资源便被引导去优先服务于这些指标，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尽管医疗服务匮乏且劣质（相比美国，请别告诉我他们比中国好，后者那是无与伦比的），列入考核重点的那些指标却表现不错。

即便你一定要用寿命和疾病死亡率来衡量医疗服务，也必须控制其他因素，不能用这两个数字好就直接得出医疗服务好的结论，这是统计方法论的基本要求，需要控制的因素至少有下列几个：

1）气候，不同气候环境条件下，病原体种类和密度差异极大，发病率因此而不同；
2）种族构成，种族因素除了直接影响寿命，还影响许多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3）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会影响人对待寿命和疾病的态度；
4）工作强度，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更勤奋，退休更晚，这是已知的；
5）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美国肥胖率世界第一（>55%），并已成为健康头号敌人；
……

死亡小组：曲解了字面，却抓住了要害
辉格
2009年9月1日

美国社会围绕医改法案的争论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各方关注和参与的热情不亚于大选；根据公共意见战略（POS）上周发布的调查结果，法案的支持和反对者各为25%和37%，与94年克林顿医改相比，支持和反对率都上升了2个百分点，可见这次人们表达立场的欲望更强烈；医改也给奥巴马带来了他上台后最大的反对和抗议声浪，支持率降至最低点，如果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扛不住民意压力，奥巴马将遭遇与15年前一样的失败，那曾是克林顿总统生涯的最大败绩，而当时民主党同样控制着国会两院；面临政治险境的奥巴马已开始表现出焦躁，他抱怨媒体偏离主题，还罕见的宣称为了医改成功甘愿只做一届总统。

就在这场争论日趋激烈之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扔下了一颗炸弹，她把法案中一项允许政府支持的医保用于支付临终意愿咨询服务的规定，解读成了最终导向由政府指定的死亡小组来裁定是否听任某些病人不治而亡的可怕结果；死亡小组这一简练鲜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成为热议话题，并在各种针对医改的基础会议上占据了焦点位置；佩林成功运用了一度成为奥巴马竞选利器的网络新媒体，她的文章发表于自己的facebook，然后又通过twitter迅猛扩散，在医改反对者尤其是保守派选民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怒火，对奥巴马政策的种种不满，很可能因这一浪潮而得以聚集和展示。

从字面上看，佩林无疑是曲解了法案的意思，所谓临终意愿咨询，是为医保客户解释未来可能面临的临终医疗的代价、效果和治疗中的痛苦，以便客户斟酌是否接受那些代价高、效果差而又痛苦的治疗，斟酌之后，他可以在医保合约上签字放弃这些治疗；咨询服务提供的只是信息和建议，决定还是由客户自己做，况且是否接受咨询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这里谈不上什么死亡小组；但是，如果我们从奥巴马医改的整体内容和主要指向来看，死亡小组这个字眼，尽管十分夸张，却准确的抓住了政府在健康和生命问题上，深度介入和干预了个人价值判断这一实质要害。

医改争议的背景是，美国人医疗开支的高得离谱，总额占GDP的16%，达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且仍在以高出GDP2.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联邦医保计划（Medicare）的无准备负债高达36万亿美元，在许多州，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开支占据了州税收收入的3/4，而雇主和个人支付的保险费，常常花掉一个中等家庭收入的1/4；这样的系统显然难以为继，因此任何改革计划成立的首要前提是能够控制医疗开支。

同样由政府提供医疗福利，美国开支却比欧洲高得多，原因是，美国采用的是需方补贴：穷人看不起病或买不起医疗保险，政府掏钱替你买单或给予补贴，美国政府大约负担了43%的医疗开支，法规还要求雇主为雇员购买医保，并为个人医保开支提供税务减免，这三方面措施大大提高了医疗需求，而对供给方则不予控制，相反，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每年300亿预算创造了大量新型医疗供给；而欧洲国家则通过公立医院系统，包办了医疗供给，医疗服务由计划系统平等分配给国民，所以，尽管医疗服务近乎免费，但开支是可控的，其典型的结果是英国诊所里漫长的令人绝望的排队。

美国的系统尽管代价高昂，但因为供需双方都得到了额外激励，国民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美国人更频繁的看门诊，更多使用新药和新技术；医疗消费的独特之处在于，消费本身会自动创造出新的需求，当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不断延长寿命的时候，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也随之而急剧增长，随着寿命从65岁延长到75、85、95岁，每位美国老人的医疗开支分别为30万、40万、55万和81万美元；多花数十万美元来多活几年，是否值得？这纯属个人价值判断，你可以把毕生节俭下的储蓄用来维持最后几年甚至几个月的生存，也可以趁年轻尽情享受，生了大病就潇洒一蹬脚，旁人无从置喙。

然而奥巴马方案正是要在这方面替个人做判断，通过严格限制保单设计，禁止保险商对客户区别定价，推行社区统一价，个人按自我价值取向而选择适合自己保单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将被剥夺；那些情愿放弃昂贵的老年慢性病和临终治疗的人，那些拥有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人，原本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日常医疗保障，而新法案将把他们强行拉入标准化保单和统一定价的行列，因为没有这些低成本客户，全覆盖的医保系统将无法负担留下的高成本客户；而同时，即便拉进低成本客户，政府还是必须对永无止境的医疗需求做出限制，否则，随着日益昂贵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医保仍难免被拖垮。

这样，一方面必须压制需求，一方面又必须惩罚低需求者，至于什么才是对待健康和生命的“恰当”方式，政府会告诉你；由此，政府将不可避免的背上这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称之为死亡小组并不为过。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区分了刑讯逼供和刑求情报两种行为，北京棋迷提出了很多质疑，但我认为这些质疑所针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所限定的那种情形（我用定时炸弹的例子作出了这一限定，请注意，我未曾将之比附到任何其他案例上），至于具体的边界该如何划定，并非我文章要讨论的重点，这么做对我既无必要，也非能力所及，但既然棋迷同学在此问题上非常认真，我就再澄清一下。

首先要强调，我并不认为刑求情报就是合法的，我只是认为对这两种行为的合法性判定，应适用两种不同的法理，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它们被混淆了。

可能你会问，我只为刑求情报的合法性规定了一个抽象标准（犯罪行为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能造成进一步伤害，刑求获得的情报是否能够避免继续这种伤害），那具体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者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边界？如果无法划定边界，那岂不是跟黑狱私刑党卫军克格勃没差别了？

我的回答是：1）边界肯定是必须的；2）边界是可以找到的；3）但你要问我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4）给我具体的案例，我可以说出是在界内还是界外，但我的判断可能会与他人不同；5）不同的陪审团和不同的法官对边界位置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并不妨碍司法的进行，正是在对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之中，边界形成了。

曾有人问某大法官，到底什么样的图片算淫秽？他的回答是：我看了才知道。这个回答很适合这里的问题。

棋迷同学的每一段质疑，都把我给出的情形通过类比，推演到了十分不同的例子上，以此作归谬反驳，但法律是不能如此漫无边际的推演的，每条法理原则为自己规定的适用情形，都包含了主观判断，比如我为刑求情报规定的三条（是否已结束？是否可能？是否能够？），都包含主观判断，因而每一步推演必须接受中立旁观者的直觉检验，如果通不过检验，推演便告终止。

实际上，无限制推演的话，许多法理原则将会相互矛盾，比如民法上有条紧急避险原则，我为救落水儿童，砸破一户人家拿走救生用具，我就可以免于侵权责任，而落水者的监护人还要给人家补偿损失，如果推演不受限制，紧急避险原则就与财产保护和契约自由原则矛盾了。如果你再往远处推：我路过人家窗下听见孩子嘶哑哭喊，可不可以砸破窗户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我看见孩子在井边玩耍能不能把他们临时绑架起来啊？甚至，我看见你在抽烟，认为这将危及你的生命，我能不能把你的烟抢走啊？

法律推理不是数学推理，不能因为命题在结构和逻辑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就以为可以进行数学上那种无限制的恒真变换。最后，让我再次引用霍姆斯的那段名言吧：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The felt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the prevalent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tuitions of public policy, avowed or unconscious, even the prejudices which judges share with their fellow men, have had a good deal more to do than the syllogism in determining the rules by which men should be governed.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