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直被我吹捧为头号经济学经典，而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在第十八章，是极少数我会反复阅读的bible级文献，就我接触的范围而言，极少有人领会了该章的洞见，达尔文是这极少数之一。

人类困苦不堪地生活着，经常处于贫困状态，且几乎毫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人类生活的这样一幅图景，似乎会使人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与此同时，在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人类又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由此而使世界显得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是考验和磨练人的品格与意志的学校，以使人进入较高级的幸福状态。但我希望人们能谅解我，我要对人类在这世界上的处境提出一种与此有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更加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加与我们有关全能的、仁慈的、先知先觉的造物主的观念相一致。

如果我们对人的理解力抱适当的怀疑态度，并正当地感觉到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感激之情为照射进我们心灵的每一道光线而欢呼，而当没有光线时认为黑暗是来自我们心灵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对造物主的最高智慧谦卑地表示敬意，认为他的“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犹如天空高悬于大地之上”，那么我希望人们不要把这看作是对人的智力的无谓滥用，试图“证明上帝为人作出的安排是正当的”。

不过，在我们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发现尽善尽美的上帝”时，我们的推理应该是由自然推论至自然的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论至自然，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一旦我们不是尽力去说明事物现在的这种样子，而只是一味询问为什么某些事物不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的推理就会无所适从，陷入极其荒谬、极其幼稚可笑的境地，我们在了解神意方面的全部进展就会停止，甚至为此而作出的探究也不再是对人脑的有益训练。我们总是单纯而幼稚地想象造物主具有无穷大的力量。这一观念太大，太叫人无法理解了，每当思考它时，人的头脑便被弄得混乱不堪。由于带有这种观念，我们往往想象上帝能创造出无数生存物，其数目之多犹如整个无限的空间所能容纳的点，所有生存物都不会遭受痛苦的折磨，都很完美，都具有出众的美德与智慧，都能享受到最高级的快乐。但当我们的目光离开这种虚无缥缈的梦幻境界，转向我们唯一能看清上帝面目的大自然这本书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绵延不绝的有感觉的生物，它们显然产生于大量的物质微粒，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历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中许多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肯定会具有很高的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从而能处于某种较高级的状态。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根据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存在物纠正我们对万能的上帝所抱的看法吗？除了根据已被创造出来的天地万物之外，我们又能根据什么来品评造物主呢？倘若我们不想贬抑上帝的仁慈而吹捧上帝的力量，我们就应得出结论说，即使是伟大的造物主，尽管其力量无比巨大，也仍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是我们所认为的时间），才能创造出符合其崇高目标、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

如果认为人处于受磨难的境地，那似乎意味着，人在未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就已存在，而这是与婴儿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致的，同时又使人怀疑上帝是否有先见之明，而这是与我们有关上帝的观念相矛盾的。所以，正如我在前面一个注释中所暗示的，我宁愿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看作是上帝安排的一伟大过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人遭受磨难，而是为了创造和形成人的精神。若要唤醒死气沉沉、浑沌无序的物质，使其成为精神，若要使地上的尘埃升华为灵魂，若要使泥土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倘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可以把人在生活中得到各种印象和受到各种刺激看作是造物主的手通过一般法则在起作用，怠惰的存在物通过与上帝接触而被唤醒，具有活力，得以享受较高级的事物。人类所犯的原罪，就是混沌的物质的麻木与腐败，而人可以说正是从混沌的物质中诞生的。

考察精神究竟是与物质不同的实体，抑或仅仅是物质的较为精致的表现形态，是毫无用处的。这一问题最后很可能仅仅是名词之争。精神无论是由物质形成的还是由任何其他实体形成的，从本质上说仍是精神。我们根据经验知道，灵魂与肉体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它们是自从婴儿期起一同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认为，每个婴儿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过在人生的头２０年，身体的各个器官软弱无力、缺少感觉，精神未能起作用。人们都倾向于认为，上帝既是肉体的创造者又是精神的创造者，肉体和精神是同时形成，同时发展的，因而如果设想上帝在不断用物质创造精神，而人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各种印象便是创造精神的过程，如果这种设想是符合自然现象的，那也就不会与理性相悖，不会与天启相悖。从事这样的工作肯定是与造物主的最高属性相称的。

这样来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处境，完全是有理由的，因为根据我们对精神的性质的那少许了解，通过仔细考察会发现，我们周围的现象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似乎都是特意安排来达到那一伟大目标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甚至可以运用我们自身有限的理解力来解释生活中那许多艰难困苦与坎坷不平，爱怨天尤人的人正是为此而经常埋怨自然之神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觉醒，似乎产生于肉体方面的需要。正是肉体方面的需要，最先刺激了婴儿的大脑，使其进行有感觉的活动，而原初物质却具有非常大的惰性，以致如果不通过特定刺激方式产生出同样强有力的其他需要，那就似乎仍要有肉体需要的刺激来保持已唤起的活动不中断。如果不是饥饿和寒冷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会永远躺在树下打盹。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饿和寒冷之苦，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官能，使其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而如果不必为此作出努力，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懒散状态。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了解，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肉体需要，从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则我们与其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拥有闲暇时间而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还不如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缺少刺激而沦为野蛮人。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最敏捷。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人脑进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出于满足肉体的需要。肉体需要常为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使历史学家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为深刻。虽然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优秀人物，其大脑已在各种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即使不复存在肉体刺激，也不会重新陷于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肉体刺激，则会陷于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状态，未来改善的萌芽便会消灭殆尽。

根据我的记忆，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对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以致没有这种快乐而感到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以得到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而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来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的，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出努力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也许要比肉体或精神的任何其他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在人类尚未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和才智以前，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种子与产生于种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丁点物质，甚或无需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创造物使用。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项劳动，肯定不是帮助上帝来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先决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先决条件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为了经常不断地刺激人类，为了敦促人类精心耕种土地以促使上帝的神圣构想得以实现，上帝已下了这样的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产生了许多局部的恶，但稍稍思考一下，我们也许会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了恶。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而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类具有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一般法则。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或者相同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志（其实，我们在所见到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致使人类不能肯定其努力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那么人体各器官的功能也许很快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态，甚至连人类的肉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积极努力。正是由于自然法则保持不变，农民才勤奋劳作、深谋远虑，工匠才不知疲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熟练地搞研究，自然哲学家才仔细观察和耐心考察。人类运用智力所取得的所有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都仰赖于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

所以，就连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除非被需要所逼迫，人类总是惰性很大的，懒散的，厌恶劳动的（毫无疑问，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这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这轻的刺激是不会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物产丰富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脱离野蛮状态。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流血革命可以把本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荒无人烟。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妨碍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民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不相上下，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部的恶。除非人口原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触，而且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在人类的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劳的帮助下能在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烟稠密，它必然也会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碍达到上帝的一般目的。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上说是有利于精神的发展的。当然，太大的刺激或太小的刺激，太穷或太富，很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对智力的发展最为有利，但想要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的。地球上温带地区似乎最有利于人类发挥其精力与体力，但不可能整个地球都是温带。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照耀着地球，因而在物质法则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远覆盖着冰雪，另一些地方则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块平放的物质，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物质微粒都在中间。对于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树根和树枝对于人们所需要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栎树没有树根或树枝而生长，但是，如果他发明了一种栽种方法，能使树干长得较大，树根和树枝长得较小，那他尽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就没有什么不对。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能借以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制度。不过，正象栎树的情况那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必然会减少输往树干的树液，与此相同，在社会中，减少两极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减弱整个中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中产阶级智力最发达的原因所在。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得不到惩罚，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着眼于全人类，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也应该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无需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作这种努力大都是出于影响许多人的狭隘动机，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就人类现在的这种样子来说，闲暇很可能将给大多数人带来恶而不是善。人们常常发现，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能，但却不能认为弟弟一般说来天生就具有较高的才能。如果说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的话，那也只能是不同的处境所造成的差别。对于弟弟来说，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一般是绝对不可少的，而对于哥哥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生活上的困难有助于使人具有才能，这一点即使从日常经验上看也会使人深信不疑。男人必须为养家糊口而付出努力，由此而唤醒了他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否则这些机能会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发生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

Avner Greif，斯坦福教授，制度经济学家，找东西时很偶然的发现了他，看了几篇论文，立刻抓住了我，直觉上他摸对了门路，上当当一找，作品居然已经有中译本（又是中信出的，表扬一下），目录很吸引人，这里是一小部分：

第3章　合同执行的私序制度：马格里布商人联盟
3.1　商业、海外代理人与效率
3.2　承诺问题和以声誉为基础的社群执行机制
3.3　模型：代理人的承诺问题和多边惩罚策略
3.4　马格里布商人联盟：理论证据和间接证据
3.5　结束语
附录
第4章　在政府的掠夺之手中保护产权：商人行会
4.1 承诺问题和商人行会的作用
4.2　正式模型
4.3　结束语
第5章　内生制度与博弈分析
5.1　制度化规则、制度和均衡
5.2　博弈论与内生制度的建模
5.3　社会性和规范性行为的制度扩展
5.4　合法性和制度起源
5.5　总结性评述

长期以来，（在我眼中），经济史始终是经济学家的耻辱之地，他们在历史分析上几乎毫无建树，完全抓瞎（今天还跟子旸聊起这个问题），经济学家的理论在经济史家中基本没人理，直接漠视（除了马尔萨斯，而马尔萨斯在经济学家中基本没人理，呵呵）。

无论如何这是个大失败，就好比生理学家的理论如果在进化生物学家中没人理，那该多尴尬啊，Douglass North算是说出了点道道，可怜也就那么一点点，相对于经济史的曲折漫长、经济形态的复杂多样，也太单薄了点。

这么说不是褒史家贬学家，实际上这是他们共同的失败，经济史家没有理论可依靠，自己也没发展出什么理论，经济史学还处于杂乱描述的状态，看不出有什么一致的框架来容纳汗牛充栋的材料。

Greif让我看到一点希望，但愿他能成功，好在才54岁，看好他在5年10年内拿诺奖。

多年来，我对互惠圈这个概念十分着迷，因为我感觉到，它所代表的那个博弈环境，或许在人类进化史的关键阶段，塑造了人性和文化中许多非常重要的成份，而这些成份，与新近才发展起来的流动性大社会和市场交易系统，有着深刻的冲突。

比如，关于自私和慷慨（此次自私一词的用法是通俗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就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说法，人们总是说偏僻乡村的村民淳朴厚道、慷慨好客，但又经常发现农民很自私，为赡养父母的负担而斤斤计较，常常让兄弟反目，许多老人只好按月到各儿子家轮吃，我小时候也常看到一些农宅因分家谈判失败而拆掉一半，乃至半根大梁悬在外面的情景，乡村和小镇上，为一点点小利之争而跳脚骂街的场面，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城市居民，一方面被认为精明小气，朋友吃饭都要AA，美国人更是邻居之间帮点忙都要按小时付钱，甚至老爸还要掏钱给儿子做家务，而同时，许多证据却又表明，现代市民，特别是发达市场国家的中产市民，在热心公益和乐善好施方面，远超过传统村民。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果从博弈环境的差异去考察，便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现代市场化大社会中，核心小家庭为主，周围多数是陌生人，产权划分更细致精确，而传统小社会，大家庭较多，在家庭、家族、村社等层次上，有着许多共有权利。

河道、水井、池塘、道路、草场、桥梁、宅基地、晒谷场、私塾、祠堂，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共有，在通行、采光、风水等权利上，边界也很模糊，许多大宗消费，比如节宴、唱戏、丧葬、祭祀、求雨、绑票赎金、土匪保护费、官员贿赂，都是集体消费的。

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本可行的手段将财产和权利的边界划分的那么清晰细致，另一方面，如前一篇所分析，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模式，在那种条件下，恰是成本收益比占优的。

然而，小社会居民更多的采用权利（或产权）共有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少私心，与大社会居民相比，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倾向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当权利共有程度越大，个人需要更多的警惕心、算计能力和社交技巧来时刻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大社会中，仅当你面临具体交易时，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算计，而在小社会，你需要时刻提起精神，为自身利益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因为边界是不清晰的，交易也不是笔笔结清的，实际权利和所得之多少全在于你的拼争。

经历过下列任一处境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学生宿舍的集体生活、婆媳妯娌姑嫂关系、妻妾嫡庶关系、机关和国企里的勾心斗角、大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一个就够受了吧？传统小社会还把这些全捏在一个系统里，五四青年在逃离这个系统之后的轻松感，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逃离总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在新的条件下，新的战场总是被重新构建出来。

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在黑猩猩社会就有了，但人类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认知能力、思维模式、价值体系都被塑造得高度适应这种斗争，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洞察力、手腕技巧，都令人叹为观止，女人爱看韩剧里的家庭战场，男人则热衷于谈论宫廷阴谋，都乐此不疲。

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一发展？两两博弈和市场化交易貌似都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进化心理学的博弈分析，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私、等级量化的亲情、诚实、免遭揭露时的欺诈倾向、欺诈时的心慌脸红，等等，甚至自欺也得到了解释：自欺可以让你更好的掩饰欺诈而不容易被察觉。

我们容易理解为何亲情和诚实得到颂扬，虚伪和欺诈遭受贬斥，却不容易理解，为何无私、慷慨、不计较得失，会得到颂扬，为何吝啬、明算账、斤斤计较，这些会成为贬义词？为何实际上被算得一清二楚的礼尚往来，却要刻意掩饰其交易性质？这样的交易时时刻刻在发生，双方心知肚明，但其交易性质一旦被揭穿，会给双方带来无法遏制的本能尴尬和嫌恶感，这是为什么？

为了掩饰交易性质，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交易费用：发霉的月饼、不实用的奢侈礼物、给烟酒回收店的高额折扣，以及更重要的，大量的负消费者剩余：许多奢侈品如果不是因礼尚往来，受礼者原本是不会消费的，但受礼者因此欠下的人情债却是以市价记账的，所以消费者剩余是负的。

互惠圈模型或许能给出一种解释，如上篇所述，互惠圈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合作社，它的优势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

1）共享池免除了两两互惠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和评估成本；
2）与两两互惠关系相比，共享池在更广的范围内分摊了风险，从而提高了个体风险抵御能力；
3）在收入波动在生存线附近的条件下，上述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是非常大的收益。

但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保险合作社，不像现代合作社那样，可以借助国家司法系统来执行成员义务，互惠圈的成员义务是由内部自发机制来执行的，在互惠圈内，个体的最优策略应包括如下内容：

1）用行动、言语和符号，向其他成员显示和证明自己的成员资格，包括对成员义务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以便维持自己的成员地位；
2）揭露、指责和制止其他成员违背义务的行为，必要时发动驱逐行动；
3）在不影响（1）的条件下，从共享池为自己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上述策略将鼓励对慷慨无私的展示和宣扬，和对自私吝啬的谴责，但同时鼓励个体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尽可能损公肥私，比如，当能够把肥私行为掩盖在公益外衣之下时；在上述模型启发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进一步的观察和推断：

1）如果互惠圈面临瓦解，策略条件（1）迅速撤销，立刻进入对共享池的哄抢状态；
2）如果某个成员被认定未来没有指望拥有履行成员义务的能力，他将被开除，除非他的继承人能替他履行义务，所谓“救急不救穷”原则大概起源于此，一个农民互惠圈不会接纳一个乞丐；
3）互惠圈都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当面对圈外人时，将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对圈内人的兄弟情谊，和对外村人的无情屠杀，这些看似完全对立的情感，可以毫无困难的并存；
4）互惠圈成员严格区分私人事务和涉及共享池的公共事务，严格区分普通交易和集体互惠交易，他们为之分别创造了两套独立的概念、词汇、认知模块、符号体系和伦理法则，如果一种交易被认定为互惠圈交易，成员将强烈的抵制任何使得它看上去像普通交易的行为，即便改变只涉及表面特征。

（越扯越远了，几乎沦为标题党，呵呵，待续）

我承认，经济学，无论何派，与物理学相比，距离理想的科学标准，远得多的多；在我心目中，理想的科学理论，应该更加彻底的形式化和模型化，而我能想象的最彻底，就是机器化，所有概念定律定理假设全部用机器语言表达，推理和证明过程全部机器验证，所有解释和预测都用机器模型演示，显然，这一标准，连物理学也未完全达到，而其他自然学科则距离更加遥远。

所以，尽管经济学离理想标准还很远，但我不同意它算不上科学的说法，我认为，与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已被认可为科学的一些自然学科相比，它的状况并不差的太多，而与其他所有社会学科相比（注意：我用的是社会学科，不是社会科学），它是唯一称得上科学的社会学科，因为其它学科都没有最起码的形式化。

除了形式化程度还不够高，经济学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科内的共识程度太低，表现为学派多如牛毛，除了硬核之外，几乎在所有层次上都充满分歧，提到经济学家时，前面经常要加上学派前缀，而提到物理学家则很少加，况且还有许多糊涂经济学家常常忘记坚守硬核，他们一方面以硬核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却又时不时攻击硬核。

尽管如此，相比其它社会学科，经济学还是有了不错的发展，表现为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没有完全原地踏步，如果你看看政治学和社会学，你会对这种原地踏步兜圈印象深刻，许多经济学问题，在学科内已经不再有什么争论，比如物价管制、自由贸易、最低工资，等等。（我可没说它们在公共舆论中没什么争论了）

的确，发现和预见新颖事实，是一门科学体现其价值、赢得其号召力的关键，在这方面，经济学并非毫无作为，国内同学这一点上的许多误解可能源自张五常教授，他喜欢拿钞票放大街上被人拣走这个例子来说事，实际上这是个十分恶劣的例子，因为钞票放大街上被人拣走压根算不上新颖事实，凭直觉便可预见；这里有几个比较靠谱的例子：

1）经济学家说，物价管制会导致短缺，这一论断运用到粮荒问题上，预见是：当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歉收时，物价管制将造成或扩大饥荒，这一预见已被大量实证研究所支持，而且这些研究在经济学范式启发和指导之下作出的，获得的是新颖事实。

2）经济学家说，其他条件大致不变时，开放贸易将提高国民收入，这一预见也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

3）经济学家说，与竞争性卖方相比，垄断卖方有更好的机会实施差别定价，以此榨取消费者剩余，实证研究表明：垄断厂商比其它厂商更多的实行差别定价。

4）按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建构的政府官员投资激励和约束模型，可以预见：一旦政府部门获得投资权限，必定导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在中国每天上演的故事，都在为这一预见提供证据。

随便想了几个，欢迎补充。

近来，将新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作捆绑式批斗似乎成了时髦，先是梁文道，现在又有芦笛，他们的大意是：新自由主义顽固坚持自己的经济学教条，试图从一些简单的假定出发，用苍白的理论模型解释复杂万千的现实世界，在这么做时还充满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自以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事物，在对基本教条的坚持上，他们不顾现实证据所带来的无数困难，比如芦笛最新指责所指向的靶子——理性人假定，显然与多数人的直觉经验相抵触，却依然被奉为圭臬、用作法宝，他们结论道：如此不顾事实而坚持教条的做派，与共产主义何异？

这样的指责具有很好的渲染力和鼓动性，但却充满了谬误。

1）经济人模型或理性假定包含了信息完备条件？

请看wikipeidia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条目给出的定义：

Homo economicus is a term used for an approximation or model of Homo sapiens that acts to obtain the highest possible well-being for himself given available information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other constraints, both natural and institutional, on his ability to achieve his predetermined goals.

按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条目，信息完备只是某些情况下为简化计算而引入的附加条件之一：

Often, to simplify calculation and facilitate testing, some possibly unrealistic assumptions are made about the world. These can include:

An individual has full or perfect information about exactly what will occur under any choice made. More complex models rely on probability to describe outcomes.
An individual has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time to weigh every choice against every other choice. Studies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assumption are included in 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2）经济人模型或理性假定是新自由主义的独家法宝？

这一条很适合用来判别一位批评者是否对经济学有基本的了解，经济人模型不是新自由主义发明的，而是经济学的少数几个基础假定之一（另外还有偏好不变假定等），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的确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理性假定带来了许多困难并对此十分不满，也有许多尝试用其他模型和假定取代经典经济学的基础假定，比如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正尝试构建基于有限理性、心理账户、经验法则等假定的启发式模型，但这些努力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远未实现范式替代。

3）为什么经济学家死不肯放弃经济人模型？

因为他们必须对人的行为模式有所假定，并且这些假定必须足够强，强到足以对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形式化描述和计量建模，否则经济学只能永远停留在散文阶段，而不可能发展为一门科学。

构成经济人模型的诸假定足够强，许多人认为它们太强了，但在你放弃它们之前，必须找到足够强的替代品，否则你的理论变垮了：如果对人的行为无法作出有意义的预期，怎么可能做有意义的经济解释和预测？

的确也有经济学家在特别限定的条件下，放松了理性假定，比如最著名的例子是凯恩斯的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假说，认为即便在货币量变动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坚持按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行动，因而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凯恩斯并未抛弃理性假定，而是在严格限定条件下作出了局部修正，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小小修正也使得凯恩斯理论大大不同于经典理论，该修正及其理论后果，也远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4）死抱基础假定不放是经济学家或新自由主义的专病？

坚守基础假定不动摇，在捍卫理论核心时，无视任何事实挑战、不接受任何实证考验，这种执着或顽固做派，如果算个毛病的话，不是新自由主义或经济学家或任何特定学派特有的毛病，而是所有科学家和学派的共同特点，至少科学哲学家库恩和拉卡托斯是这么认为的。

基本概念、基础度量方法、基础假定及其所构成的理论核心，库恩（Thomas Kuhn）叫做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叫做硬核（hard core），（当然这两种十分不同，但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其中区别），没有一个坚硬的基础，不可能建立任何稳定的理论体系，科学研究便无法继续，科学知识也无法组织进一个连贯的系统中。

科学理论，并不像纯粹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全部由经验命题组成，相反，它的最核心部分，恰恰是由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和一些不可检验的先验命题，经由形式化表述，组织在一个自我论证的同义反复体系中；理论体系经由一系列度量手段与经验世界发生关系，而基础概念所对应的度量方法，本身却是不经论证而直接接受的。

如果没有一套事先约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粒子说和波动说就代表了两种世界观，各自有一套基础概念），科学家之间连合乎逻辑的对话都无法进行，也无法就什么是“合法的问题”和“有意义的陈述”达成一致；如果没有一套事先约定的实验方法和度量工具，连事实观察和事实陈述都无法进行，谈何检验？

科学理论，也不像朴素证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在所有层次和所有部分上，都要接受实证检验，一旦发现反例，理论就被证伪了，科学家就放弃了，理论就完蛋了；库恩和拉卡托斯在检查了科学发展历史后发现，现实远非如此。

库恩认为，在科学家眼里，反例只是待解的难题，而在解题之前，科学家首先要把问题转换到自己的范式所规定的概念体系中，即用“合法的”概念提出“合法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用乔姆斯基的话说，这还只是个奥秘（mystery）而称不上是问题（problem）；实际上，任何时刻，即便占据主流的理论，也面临着大量的待澄清奥秘和待解难题。

拉卡托斯认为，对于科学纲领，硬核是不受挑战的：

    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后件式对准这一“硬核”，相反，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而我们必须把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
    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是成功的研究纲领的一个经典例子：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研究纲领。当这一理论最初产生时，它被淹没在无数的“反常”（说是“反例”也行）之中，并受到支持这些反常的观察理论的反对。但是牛顿论者主要通过推翻据以确立“反证据”的那些原先的观察理论，十分顽强而巧妙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反证据变成了证认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造成了新的反例，但他们随后又解决了。他们“把每一个新的困难都变成了他们纲领的新胜利。”
    在牛顿纲领中，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把否定后件式指向牛顿动力学的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根据其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内核”是“不可反驳的”：反常必须只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
    反面启发法规定纲领的“硬核”，根据纲领的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硬核是不可反驳的；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
    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使科学家不被大量的反常所迷惑。正面启发法规划出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开列出一连串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科学家的注意力专注于按其纲领正面部分规定的指示来建立他的模型。他不管实际的反例，即可资利用的“材料”。牛顿最初制定了由一个固定的点状太阳和一个点状的行星构成的行星系的纲领。正是在这一模型中，他为开普勒的椭圆导出了反平方定律。但牛顿自己的动力学第三定律是禁止这一模型的，因此，必须用太阳和行星都围绕它们共同的引力中心旋转的模型来取代这一模型。作出这一改变的原因不是任何观察（材料不会使人想到这里有“反常”），而是在发展这一纲领中出现的理论困难。然后他制定出了多行星的纲领，似乎只存在着日心力，而没有行星间的力。然后他提出了太阳和行星不是质点，而是质球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改变，他也不需要对反常进行观察，一个（未明确表达出来的）试金石理论规定密度不能无限大，因此，必须扩大行星的体积。这一改变带来了相当大的数学困难，阻碍了牛顿的研究，而且把《原理》一书的发表耽搁了十几年。解决了这个“难题”后，他开始研究自旋球体及其摆动。然后，他承认行星间存在着力，并开始研究摄动。这时他才开始关注事实。这一模型出色地（定性地）说明了许多事实，但也有许多事实没能说明。这时他开始研究凸行星，而不是圆行星，等等。

依我看，拉卡托斯的模型可以更精致化：硬核外面的保护带是分层次的，越是靠近硬核的部分，越是不会轻易接受实证挑战，因为底层保护带承载了更多的上层理论，其抛弃或修正将带来更大的动荡，更多研究者的早先成果要被修正、重组或抛弃，因此需要更多的谨慎。

所以，对于挑战者来说，挑战对象越是接近底层，便负有越多的举证和论证责任，也要求挑战者有更多的历史成果证明自己的实力，以便说服同行这个挑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实际上科学界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你的挑战直接指向硬核，那对不起，学科内没人会理你，请你另起炉灶吧，如果你能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或许会成功。

结论：如果顽固坚持核心理论和基础假定就算共产主义，那么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

5）共产主义有科学理论吗？

共产主义的诸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的所谓经济学，从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始终停留在散文状态，既没有形式化，也没有建构为计量模型，马克思甚至不接受形式逻辑，视之为糟粕。

就马克思的追随者这个群体而言，追求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根本不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多半缺乏坚定的理论原则，他们的观点常常自相矛盾并以矛盾为荣，是著名的和稀泥高手：要辩证的看待……，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

更可笑的是，有人居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高尚人”模型之上的类似经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请问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在哪里提出过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形式化出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模型能逻辑的推出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残酷剥削和阶级斗争？

蒙西行者提醒，我查了关于Amish人义务教育纠纷的“威斯康辛诉约德尔等（Wisconsin v. Yoder）”一案的资料，此案的确是伯格法庭所审，不是沃伦法庭，是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写的判书；没听说过援引案例时会用first name称呼法官，林达大概是搞错了，不过林达的文章提到了判决时间是1972年，这是个矛盾之处，没注意到是我的疏忽。

更要命的是，在我读完判书概要版（WISCONSIN v. YODER ET AL.）之后，居然没找到林达所引的那段判词（即我文中以粗体标出的那段），顿时大惊失色，正要破口大骂林达这个骗子之时，还好，在完整版里，我终于找到了：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in the Middle Ages, important values of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 were preserved by members of religious orders who isolated themselves from all worldly influences against great obstacles. There can be no assumption that today's majority is "right," and the Amish and others like them are "wrong." A way of life that is odd or even erratic but interferes with no rights or interests of others is not to be condemned because it is different.

总算挽救了对林达的信心，呵呵。另外，林达那句“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压倒多数作出了有利于阿米绪的判决”也不准确，判决结果是7-0，其中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大法官同意判决但提出了部分异议，另两位法官鲍威尔和伦奎斯特没有参与此案审理与判决，我猜大概是因为他们上任时，此案已经开审，因此，此案应该算是一致判决。

当时的伯格法庭，虽不如沃伦法庭那种超级进步倾向，但大致上还是个进步派法庭（尽管他在获得大法官提名时，曾被认为是个保守派），伯格基本上完全延续了沃伦的原则，其保守倾向似乎仅仅表现在对同性恋的强硬反对中；伯格法庭的进步倾向从一点很容易看出：真正的保守派伦奎斯特在伯格治下总是处于少数派地位，经常单独写反对意见。

考证不仔细，闹了个笑话，向读者致歉。

新能源发展要求革新电力体制
辉格
2009年9月25日

尽管新能源产业在眼下陷于补贴断奶和产能过剩的困境之中，但从长期看，并非没有机会，毕竟，研发和投资热潮已经让该产业跨越了许多技术和工艺门槛，上游的过剩或许会为下游创造一些廉价机会；正如当初第一轮网络泡沫破裂之后，烂尾ISP们所留下的近乎免费的带宽和存储资源，为后来的电子商务和Web2.0服务商创造了优越条件；对于投资者，重要的是既不要做冤大头，也不要无视泡沫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能源不易覆盖的领域，新能源已经可以站稳脚跟，因此从现在起，便须为未来更扎实的发展早做准备。

在各种形式的新能源得以实现大规模应用之前，有一个关键的障碍必须首先排除，它就是以单一垄断电网和电力统购统销为核心的现行电力体制；这一体制下，新能源的发展将极度依赖于电网的接入能力、接受意愿和入网价格标准，能源供给者无法与需求者直接交易，对新能源的研发、投资和生产，也无法借助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的引导，结果要么不足，要么过剩；比如某些风力资源丰富的偏僻地区，原本一个风电场可以带来收益，但由于所产电能不能直接卖给用户，必须输入大电网，而电网公司又不愿为此而改造输配系统，结果潜在的发展便无法实现。

单一电网和统购统销，不仅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流行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是因为电力的两个特征很容易导致自然垄断、或诱使国家实施垄断：其一，电力生产的经济规模和消费规模差异极大，其二，电力很难存储；一个规模较优的电站产能通常在几十或几百万千瓦，必须分配给大批用户，又因为难以存储，这批用户必须是事先已知的、并且签有长期交易合约，不能等到产出之后再去寻找买家；更困难的是，电力消费是随机的，且波动很大，而发电则在技术和成本上都要求连续平稳，因此，只有把海量用户集合在一起时，才能将负载波动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然而，在新能源充分发展、电力来源不断多样化的未来，支撑上述模式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正在改变：首先，风能、太阳能和燃料电池的规模十分灵活，从几瓦到几兆瓦都有现实方案，其次，电力存储技术已有长足发展，对于千瓦级以下的小功率应用，电池已足以弥合电能产出流与消费流之间的不匹配，在更远的未来，一旦燃料电池和制氢技术突破成本门槛，氢燃料便可成为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产出-消费匹配的可行手段；这两方面的变化都暗示着，电力系统的去中心化将是未来发展方向，大电网将不再是不容动摇的唯一选择，相应的，电网的国家垄断经营和电力统购统销体制也就需要作出改变。

立即可行的变革，是允许消费者和企业自行发电、自主选择供电方，这方面的限制原本就毫无必要，而新能源发展则尤其要求开放；各种发电和储能技术的相对优势，在不同的地理气候和人口分布条件下差别很大，采用何种技术更经济，这一判断和决策应由分散的个体和企业各自作出；其次，是允许社区、乡镇和城市自行选择本地的公共电力配置，允许中小发电户将剩余电力在社区网络内调剂和交易；当各种能源获得平等竞争机会之后，围绕新能源是否有前途的争议，便可交给用户和市场来回答，政府只需在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

实际上，过去的许多小水电便是社区自给自足的，而风能和太阳能结合新型储能技术，将为分散式应用和局部调配创造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条件适宜的地方已经具备发展条件，而随着规模优化和技术改进，适用面将逐步扩大；同时，自下而上的分散发展，反过来也将迫使电网公司进行智能化改造以适应新能源；开放和用户自主选择条件下的新能源发展，才是基于真实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而能源多样化和分散化，也将削弱甚至瓦解大电网的垄断地位，创造有利于消费者的竞争格局。

和最低工资和租金管制一样，人体器官市场也是讲解供求基本知识时的典型例子。器官买卖市场一般是非法的，所以器官的需求量总是大大地超过供应量。比如，根据估算，美国每年有多达4,000人在等待肾脏捐赠的过程中死亡(原则上来讲，其中部分肾脏来自于健康捐赠者)。

Dick Thaler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提到，经济学家一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允许人体器官的买卖，但这不能成为一项政策。正如经济学家Alvin Roth说过，很多人认为这种想法“令人厌恶”。

另一个方法，几个欧洲国家正在使用，是一种“退出”的规则，通常被称为“假定同意”，就是说，在这些地方的公民都被假定为同意捐赠，除非他们主动登记说明自己不愿意捐赠。

参照奥地利和德国，这两个相似的国家在同意率上的差别。德国采用“参加”的规则，只有12%的人同意捐赠；而奥地利采用“退出”的规则，几乎所有人(99%)同意捐赠。

1）保险公司可以在销售医疗保险时，可以建议客户与该公司签署一份捐献协议，签了之后，可享受保费折扣；

2）凡持有捐献协议的保险公司，有权将协议下的捐献器官优先使用于其保险客户；

3）保险公司可将接受上述器官移植的优先机会，与其特定医保产品绑定。

找到一篇丁林（林达夫妇的另一个马夹）的文章，《阿米绪（Amish）的故事》，其中关于义务教育的部分介绍的很详细，其中诉讼部分摘录于下：

于是，那里的阿米绪又决定迁徙。不少人就这样迁到了威斯康辛州的格林县。但是到了1968年秋天，这儿也开始严格执行教育法规。又有两家阿米绪面临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就是没有送孩子上高中。1968年圣诞节前夜，林德赫姆和一个叫鲍尔的律师，在请求威斯康辛州政府豁免阿米绪遭到拒绝后，决定在格林县的法庭，代表阿米绪向州政府打官司。告州政府侵犯阿米绪的宗教自由。可是，官司输了。地方法庭认为，虽然可以说州政府侵犯了阿米绪的宗教自由，但是普及教育 涉及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这一利益压倒了少数人的宗教权利。

这在美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两个法律条款发生冲突的时候，必须判断何者为先。出现这样的法律悖论的时候，一般总是要走到联邦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具有"司法复审权"。这正是鲍尔律师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不是打算在地方法院就打嬴这场官司，他甚至知道他会输。但是他要开辟一条司法渠道。鲍尔先上诉到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的判决，法官说，能够压倒少数人宗教自由权利的所谓全体人民的利益是不存在的，阿米绪选择八年教育并没有损害社会。

于是案子的被告，威斯康辛州政府的行政分支，开始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前一次，案件的性质是判定阿米绪孩子的教育管理问题，这个问题联邦法院没有司法权。可是现在，案件的性质是全国性的民间团体代表百姓控告州政府侵犯宗教自由，也就成了州教育法规是否违宪的问题，这属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审理范围。于是，这一次，联邦最高法院接受了这个叫做"威斯康辛诉约德尔等"的案子。鲍尔律师出庭辩论，一些从不抛头露面的阿米绪也默默来到首都华盛顿，听候决定他们命运的判决。他们还是一袭传统阿米绪的黑色服装。黑色的背影衬映在最高法院白色大理石建筑的背景上，使我们今天看到这张过时的新闻照片时，依然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1972年年底的一天，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压倒多数作出了有利于阿米绪的判决。首席大法官沃伦在判词中指出，现代中等教育所教授的内容和价值同阿米绪宗教生活的根本方式有尖锐的冲突，强制实行的教育法规侵犯了阿米绪教徒的宗教自由权利。

在最高法院的判词中，沃伦大法官写下了如下这段现在还常常被人引用的话：

"我们不可忘记，在中世纪，西方世界文明的很多重要价值是由那些在巨大困苦下远离世俗影响的宗教团体保存下来的。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今天的多数就是‘正确’的而阿米绪和类似他们的人就是‘错误’的。一种与众不同甚至于异僻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干涉别人的权利或利益，就不能仅仅因为它不同于他人就遭受 谴责。"

这位沃伦大法官，可不是什么保守派，而是位超级进步派大法官，他任期内的最高法院（Warren Court）是美国历史上最偏向进步主义的最高法院，正是他们使得民权运动的后果在司法上得以确立，最终大幅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然而，即便是如此反保守的进步法官，仍然没有以进步为名，扼杀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可贵之处，也是为何我始终对他抱有十足的信心。

经查，该案乃伯格法庭所审，非沃伦法庭，是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大法官写的判书，详见勘误。

有朋友疑问：Amish人是否会强行阻止成年脱离教派，自行选择生活方式呢？从我获得的信息，显然没有，实际上，所谓“再洗礼”，其要旨便在于：信仰应是成 年人的自由选择，所以，再洗礼派认为婴儿没有自由意志，洗礼不算数，所以主张成年后在充分理解和自愿的情况下再接受洗礼，他们自然不会阻止成年人脱离教派，否则就是邪教了，下面是相关维基条目的“洗礼和闪避”一节：

阿米什人和其他再洗礼派认为给儿童洗礼没有意义；这正是这个教派名字的来由。阿米什儿童在所有问题上都必须遵从父母的意愿；但是，年龄满了的时候，他们被期望作出成人的承诺来终身侍奉教会。

当然，会有许多年轻人作出相反的选择。有一个阶段称为“徘徊”，被外界广泛误解。这通常是指青春期到正式成人承诺终身委身于阿米什生活方式之间的阶段。对于 非阿米什人家庭，年轻人在这个阶段有些越轨行为是可理解的，但是这并非阿米什人所期望。有人选择不加入教会，因而脱离社区。有些社区会主动闪避脱离教会的人，甚至闪避去不同阿米什社区的人。也有社区几乎不闪避，与脱离教会的人保持密切的家庭和社交联系。

还有朋友认为：

阿米什人的父母是否给了孩子多元的信息，然后让孩子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呢？如果只有单一的信息来源实际上是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选择权

这种“信息充分”主张和所谓的“起跑线”主张一样，是积极自由的典型表达，与我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仔细想想就会发现有多荒谬：为了信息充分，父母是否应该让孩子成年之前逐个体验一遍世上每一种宗教和生活方式？在他们形成自己的性取向之前，是否需要体验一下同性恋圈子的价值氛围？在选择学业发展方向之前，先把每一个学科可能带来的乐趣和前途了解一遍？

类似的，雀巢向你推销他的咖啡时，是否有义务把世上每种咖啡的价格报一遍？可是即便这样信息还是不足啊，至少先让我逐个品尝一遍吧？

无意间读到吴澧先生的一篇文章（吃我勤劳饭，还君健保梦），听说了Amish这个教派，我为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而感动，并深深感叹，只有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才容许Amish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今天，这也是美国许许多多恪守自己生活方式的教派之一，但愿他们能平静的继续他们的生活。下面的文字摘自维基条目“阿米希人”：

阿米希人（Amish）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信徒(又稱亞米胥派)，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阿米希是德裔瑞士移民後裔組成的傳統、嚴密的宗教組織，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不從軍，不接受社會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幫助，許多人也不購買保險。大多數阿米希人在家說一種獨特的高地德語方言，又稱為賓夕法尼亞德語；而所謂的「瑞士阿米希人」則說一種阿勒曼尼語的方言（他們叫它「瑞士語」）。阿米希社區分成若干個團契。本條目主要介紹保守的、舊教條團契。新教條團契使用汽車和電話，但是他們也自認是阿米希人。

據2000年阿米希社區出版物公布的數字，美國的阿米希人口為198,000人；平均每個家庭的兒童數為7人，人口增長迅速，並且不斷開拓新的定居點和耕地；舊信條社區分佈於21個州，主要居住地的人口數目如下：

地 區    人 口
俄亥俄州    55,000
賓夕法尼亞州    47,000
印第安納州    37,000

於不購買保險，阿米希人在美國很難接受醫療服務，美國沒有全民醫療服務系統。從1990年代中期始，美國一些醫院開闢特別項目來幫助阿米希社區。
多數阿米希人不採取任何節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

阿米希人不讓子女接受初中以上的教育，認為到這個階段的基本知識就足夠應付阿米希人的生活方式。阿米希人幾乎沒幾個人上高中，讀大學的就更罕見。許多阿米希社區開辦自己的學校，通常是一個大通房，教師也來自阿米希社區。在過去，阿米希人因為學校的事與外界發生了大衝突。大部分的衝突已經解決，政府教育當局允許阿米希人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某些州的法律禁止低於某個年齡的孩子輟學，即使孩子已經初中畢業。變通的做法是，讓孩子不斷地重讀八年級，直到可以合法離校的年齡。

1972年，三個阿米希家庭拒絕送14歲和15歲的孩子上高中，被判處罰金5美元。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這個判決，裁定：以「接受義務教育」為由，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條款，不具備正當性。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複審裁決。

阿米希人作為整體受到了現代世界的壓力。例如《童工法》，對阿米希人長期保持的生活方式是個威脅。阿米希兒童在年幼時（以21世紀的標準）就被教導努力工作。孩子從事新的工作時，通常父母會監督以確保效率和安全。由父母來決定孩子能否從事危險的工作，與現代《童工法》有抵觸。

如許多門諾會的人一樣，阿米希人不介入保險，而依靠教會和社區的支持。比如穀倉毀於火災或其他災害，整個社區會一起來修復，通常一天內就完工。

1961年，美國稅務局宣布，鑒於阿米希人不接受政府的社會福利，而且出於宗教理由不接受保險，他們也無須繳納相關的稅項。1965年這一政策正式寫入法律。某些團體和僱主也適用免交社會福利稅，然而法律規定他們必須供養年長和殘疾成員。阿米希人實際納稅比較重，特別是房地產稅，因為他們很少接受政府服務。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机制：每只吸到血的蝙蝠回巢后，都把多余的血液吐进若干公共血池之一，其它所有与它有合作关系的蝙蝠，若空腹而归，便可从该池子中汲血，如此，蝙蝠们将分化为若干排他性互惠圈，每个圈对应一个池子，实际上，共享池可以是虚拟的，它在物理上对应着圈内蝙蝠的全部空肚子。

我不知道博弈学家管这种机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变了互惠关系的信息条件：免除了你记忆两两交往历史的负担，而只需了解对方对待圈子的态度，而识别该信息的负担可以转嫁给你所信任的圈内其他人，比如入党介绍人，或者，在日常闲谈中，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

上述信息机制的改变非常关键，它降低了系统复杂度，把点对点互联改成了总线式以太网；在互惠圈里，团伙忠诚和江湖义气代替了个人交情，成为你选择博弈行动的主要决策依据。

信息识别方式的改变，进而带来了自我标识（或曰信息表达）方式的改变：此前需要表达的是“我是谁”，现在重点则变为“我是哪一伙的”，个体符号以面孔和名字为主，而团伙符号则需要人为设计，于是，形形色色的符号被创造出来：发型、文身、敲掉门牙、耳洞耳坠、鼻子穿针……（请注意：越高级的符号越难模仿）

基于共享池的互惠方式更适合狩猎团伙，它使得一个较大的互惠圈可以按季节和任务不同，灵活组合狩猎团队，从单兵追猎、小股游猎，到大规模围捕和悬崖驱赶，这样，因病缺勤者也可维持食物供给，甚至他们的遗孤也能得到抚养，这是最古老的保险合作社。

敏感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共享池这个东东，容易让你联想到饕餮，很明显，它对食量是个重大激励，不仅共享本身降低了边际食量的内部成本，而且聚餐是维系团伙的核心手段，美酒佳肴是友情的（也是爱情的）高效催化剂，直至今日，聚餐仍是维系各种组织和圈子主要手段，而大部分饕餮行为便发生在这种聚餐场合。

饕餮第二定律：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合作方式越流行，饕餮就越流行。

尽管互惠圈免除了对两两交往史的直接观察和记忆负担，却也带来了新的监督和执行开销，在p2p关系中，每个人自己决定谁是朋友，当对方背叛时，断绝互惠关系即可，而在互惠圈里，朋友是个集体概念，等同于成员身份，这样，成员的接纳和驱逐便需要某种组织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评议和执行。

有三种模式可实现该机制，第一种是非正式的，主要手段是闲聊，闲聊的主要内容是对团伙成员或潜在成员的评头品足，内容总是围绕各成员在履行团伙互惠义务上的表现，当有人认为某成员过于吝啬、偷懒、胆怯时，可能会把指指点点升级为激励指责，如果指责得到同伙们附和或认可，被责者可能从此成为不受欢迎者，该模式中，集体决议是在七嘴八舌中自发涌现的，其执行也是自发和自动的，令人称奇的是，还常常十分有效。

从第一种很容易演化出较为正式的投诉、评议和决策机制，而入会和开除的执行也逐渐被仪式化，比如喝鸡血、割指、刺青、做发型、改名字、按手印，成人礼大概也起源于各种入会仪式。

然后是权威模式，权威来自团伙内部不可避免的等级化，个体间的禀赋差异，使成员对共享池的贡献各不相同，为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激励无效，必须给个人能力强或善于合作或有领导天份者以奖励，而通常的奖励是主持猎物分配的权力，和最大最好的一块肉。

这些早期权威和领袖大概和孩子王或街头帮派首领一样，是靠个人能力而自然涌现的；不过狩猎时代权威的控制力很弱，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履行仪式化功能，而决策基础仍以自发机制为主。

依我看，互惠圈机制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头等重大事件，从那时起直到定居农业出现之前，它是人类进化的头号发动机，可能直接导致了语言的出现，也是催生大量早期文化符号的温床（关于这些文化符号，我在三年前曾有一个半途而废的系列随笔《符号的魔力》，有些朋友可能见过，过几天会贴出来），并带动社会组织结构向日趋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另一种互惠机制，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交易，其出现则要晚的多，而那时候，人性和文化的基本要素已经塑造完成，这就是为何市场理念如此难以深入人心，而各种反市场的主张，即便错的很浅显，也那么容易被接受，资本家永远是恶魔，反犹主义也永远是主流。

（待续）

我津津乐道于这个话题，并不是想成为饕餮学专家，而是因为在思考它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很有意思的东西被串到了一起，其中有些我还从未想到过，我对它们的享受，远超出对饕餮问题本身的兴趣，这一点，李敖之童鞋似乎尚未看透:)

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之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呵呵。

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动物行为学家曾描述过一种吸血蝙蝠，就采用了上述分享机制，这种蝙蝠一旦逮到机会，会把肚子吸个滚圆，但实际上它们消化不了那么多血液，于是当它遇到另一只饥肠辘辘的同类时，就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由于吸血行动的成果很不稳定，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如博弈论教科书上所说，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博弈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数学上表示为囚徒困境博弈矩阵，上面所列几个条件即为猎获物分享这个特定问题构建了该前提），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识别对方和记住行动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的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我见过好多人都不得不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所以，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待续）

警惕新能源泡沫向下游转移
辉格
2009年9月22日

刚刚过去的无锡新能源产业峰会上，尽管产业界与会者仍表现的信心十足，对新能源的广阔前景充满期待，国外同行也纷纷前来打气，但投资界人士却多半已经认识到该行业处境不妙，华夏基金王亚伟便明确表示不看好风电和光伏，在行业内已找不出几家可投资的企业了；电网方面的看法也不乐观，国家电网的与会代表蒋莉萍副总工，对现有电网能否应付未来风能和太阳能的电力输入表示怀疑；这一波由国际环保运动、国内政策扶持、地方与国企积极参与的新能源浪潮，一度制造了巨大的泡沫，现在看来正在迅速破裂。

无论长远前景何等美妙，新能源产业在短期内的产能过剩已成定局，国内风电整机制造商从04年的6家扩张到目前的近80家，风叶和塔筒厂商也增至100多家，产能已超过3000万千瓦，三倍于年装机容量；光伏泡沫则更加巨大：遍布20多个省的50多个多晶硅项目，已形成年产能3万吨，若全部建成产能将达17万吨，超过当前全球销量的2倍；而同时多晶硅的价格已从去年最高点的500美元/公斤，跌到现在的60多美元；在当前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新能源已成调整重点，据近日发改委、商务部和财政部的联合通知，风电和多晶硅生产设备已从“鼓励进口技术和产品目录”中删除。

新能源产业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真实需求，前几年的繁荣完全建立在发达国家政府补贴的基础上，比如德国给风电的补贴高达每度8.5欧分，太阳能每度48欧分，分别为火电成本的2倍和10倍；在景气期财政宽裕和信贷充足的条件下，补贴还能勉强维持，但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财政困难迅速打破了美梦；即便今后景气恢复，如果整个产业仍然唯政府补贴是瞻，风险便依然巨大；况且对于新能源这种技术日新月异的产业，今天过剩的产能，在市场复苏后，很可能已失去技术和成本优势，迟早难逃被淘汰的厄运。

眼下的一个危险是，由于地方政府和国企在新能源投资中卷入很深，为了缓解产能过剩压力，很可能转而大力推动国内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站的投资，以此将压力向下游转移；结果，去年全球新增的2697MW风电装机容量中，45%即1220MW装在中国，去年全球新增的27051MW风电装机容量中，23%即6300MW装在中国（感谢ecocity），随着大批新建风力发电场开工，今年这个比例将更高；这一状况，究竟是能源多样化的巨大成就，还是做了新能源泡沫的冤大头？几年后当这些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开始发电时，它们要么迫使电网以高价收购电能，要么承担巨额亏损，而同时，电网为了适应风力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和不连续性，必须投入巨资进行电网改造，由于电网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两方面的成本很容易以电费涨价转嫁给用电企业和消费者。

技术进步常常给人们带来过多的憧憬和期待，因此新兴产业都容易产生泡沫，但市场自发力量和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面对泡沫时的反应会很不一样；企业家和投资者也会一时头脑发热，可一旦供需局面明朗，价格信号给出，他们会迅速做出反应，要么凭实力拼价格把过剩产能挤出，要么认亏止损退出，这样市场便自动起到了调整和矫正错误的作用，而错误的代价也由犯错者自己承担，因此，在自发市场上，泡沫通常会在局部就地破裂，不至于无限制向上下游扩散。

然而当政府主导产业政策时，它可以无视价格信号，凭借其对市场参与各方的影响力和强制力，它有能力暂时缓解产能过剩带来的压力：风电和光伏产品过剩？自己建发电场；电力过剩？上高能耗项目，比如电解铝；电解铝过剩？收储；收储收到地方政府没钱了？发债；债务负担过重？加税，或者涨价。这样，最初的局部过剩被无限制的推向产业上下游，最终整个产业链乃至工业体系被拖入过度投资、重复建设、过剩、亏损、冗员和坏账的扭曲僵局之中；而最要命的是，这一系列的资源配置错误，没有具体的个人会承担其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结构调整，却从来没有调整好过的根源所在；由于结构扭曲被全局化了，调整就变得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下手。眼下的新能源困境，当务之急是截断泡沫向外蔓延的路径，地方政府不应再参与和鼓励大型风力和太阳能电场建设，新能源的未来，应建立在真实需求和扎实的商业模式之上，仰赖政府补贴和投入，是不可持续的。

舍货币而以实物为支付，不仅因激励扭曲而带来了无效率，也会增加交易费用，因为实物没有货币那么好的流动性，90年代初国企陷于困境时，经常用自己的产品来支付工资奖金，有些人家拿到几十条毛毯，很难以适当价格出手，叫苦不迭，所以实物支付通常限于人人需要的基本必需品，比如吃穿住，尤以吃为主，但人的肚皮是有限的，当支付额或工资水平高到一定程度时，效率问题便很严重。

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量大到超出囤积实物的成本合理水平，人们宁愿储备实物，越穷越如此，社会越动荡越如此。

这是支付方的情况，在收款方那边，实物支付在古代条件下同样更富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风险；我们挣钱的目的，（暂不考虑生产和投资）无非是为了购买所需要的那个商品组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比如雇主），并且他帮你搭配好全部所需，一次性支付给你，那就为你省去了许多交易费用，困难在于，1）在一个交易周期内，你变更消费组合的选择机会被限制了，2）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支付方若为每个人设计不同套餐，费用极高。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支付方式，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反倒可能是最优选择：首先，人类的各种需求，越是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基本需求，差异度越小（这也是必需品之成为必需品的缘故），因而一个社会中，越是穷人，消费结构越相似，所以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某些基本型标准套餐就会有很好的销路；其次，在一个动荡不安饥荒频仍的社会中，那些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套餐，比起靠随机分散交易来谋得一顿顿的饭钱，要安全的多（俗话叫“有着落”），尤其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极具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古代人身依附关系，其最纯粹的形式，是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系统，比如一位武士投靠了某领主，要么吃住在领主家，成为他的亲兵侍卫，要么获得一块骑士领（knight's fee）作为采邑，这块骑士领上的农民按照固有的封建义务为骑士提供套餐，而骑士又按他与领主间的义务纳贡或者应召打仗；战国四君子与门客的关系也很典型，各种不太纯粹的形式则流行更广，学徒、长工、包吃包住的雇员、短工、奶妈、管家、家庭教师、吃喝拉撒从头包到脚的国企职工。

实物套餐流行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普遍低下，一旦收入增长到明显高出生存必需，套餐便开始被货币支付所替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上一篇所分析，实物套餐将对饭量构成激励，因而它的流行应对古代饕餮风尚至少负有部分责任，这就难怪尼科拉·弗莱彻的饕餮史，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欧洲。

（待续）

批评李子旸和我的朋友们，有一点说对了：中国毫无社会福利可言。

问题是：如果带来了真正社会福利的福利主义需要反对，那么，没带来任何社会福利的福利主义就无须或无可反对吗？

确实，在这个国家丝毫见不到任何社会福利，可是——

福利主义名义下的大规模抢劫，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开始了，

剥夺最底层工人工作机会的新劳动法，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实施了，

社保和医保帐户下的掠夺，在一片赞美声中，已经开始了，

全民医疗名义下的垄断恶医，已经夺去了无数生命，

全民义务教育名义下的意识形态填鸭，已经戕害了无数儿童、少年和青年，

在福利主义名义下，本届政府已经完成了增税、财政扩张和国进民退的政策大转折，

在亲民和关注弱势的名义下，他们已经获得了热情歌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