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主张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新近的批评者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其实就其核心主张而言，没什么新的）更注重效率和经济增长，而福利主义者更关心教育、医疗、贫困、饥饿等问题，后者对穷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更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在这一二分法中，古典自由主义者被描绘为缺乏同情心的、宣扬冷酷无情的竞争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其主张的极端状态便是丛林社会。

不仅批评者这么说，甚至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自己也这么认为，并因此而在道德上缺乏自信，比如小布什初次竞选时把自己的政策描绘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似乎暗示保守派天然的比自由派（即美国左派，请原谅术语上的混乱，没办法）缺乏同情心。

这种说法大错特错，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可以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富于同情心，一样关心教育、医疗和贫困，一样热心于帮助穷人和弱者，他可能自己掏钱行善，也可能创建和组织NGO去行善，也可能劝导甚至跪求别人行善，他唯一反对的是：抢别人的钱去行善。他们主张，这些善行应基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和自愿决定，由施善者自己付出热情、精力和代价去做，而不是强求他人付出代价而为自己博得善名，更不能借助暴力和政府强制把这些代价转嫁给他人，简单的说：不可以劫富济贫。

相反，由于福利主义者主张让他人承受代价来博取自己的善名，他们将自己置于道德上可疑的境地，更严重的是，由政府用税收来兴办社会福利的做法，破坏了慈善这一古老事业的激励机制和道德基础，福利主义者们无法推却由此带来的道德责任，因此，缺乏道德自信的本应是他们。

这里面的道理与逼捐十分相似，如果你反对逼捐，那就更应该反对政府福利；去年大地震后，一时逼捐成风，为此我写过一篇《逼捐毒化慈善环境》，分析了逼捐的几大危害，包括：逼捐模糊了捐助者是否心甘情愿这一信息，从而剥夺了他们本应获得的慰籍、荣誉和善名，而在另一边，逼捐将受助者陷于不义，同时又消灭了他们的感恩之情。

政府福利与逼捐类似，逼迫纳税人掏钱施善于穷人和弱者，更有甚者，逼捐还只是用嘴催逼，而政府福利则是借助国家暴力机器强夺，在道德上更加恶劣。

与个人直接向穷人施善相比，政府征税转施的结果，直接剥夺了施善者本应获得的慰籍和荣誉，相反，那些倡导和实施此事的福利主义者和政府官僚，自己没有付出代价（除了口水），却不仅获得了美名和感激，还得到了职位、工资和政治资本，于是，慈善的激励机制完全被扭曲了：获得激励者没有付出代价，付出代价者却籍籍无名；这是对慈善事业的釜底抽薪。

在受助者那边，情况一样糟糕，如果善行由个人或NGO直接向受助者施予，受助者得到的是一份来源明确的恩惠，有一个具体的恩人，当他感恩时（如果他懂得感恩的话），他知道该向谁感恩，当他要报恩时，也是如此；这种感恩和报恩的人类本性，是激励和维持慈善事业的重要基础，许多人在致富之后热衷行善，便是因为他们早先在困境中获得过帮助。

又一次，政府福利破坏了这一基础，由政府转施的恩惠缺乏一个具体明确的施恩者，感恩与报恩失去了对象，并且，政府福利的享用者通常压根不认为这是一种恩惠，而视之为理所当然，根本没有感恩可言；是的，在福利社会，恩惠、恩人、报恩，这些都已成为古代词汇，或者已经变成传销家嘴里一个空洞而不知所谓的口头禅，这真是个悲剧。

即便是那些将政府福利视为恩惠的受助者，也将感恩和报答的对象指向了福利政策的主张和实施者，通常用选票作为回报，而实际上，真正的施恩者是纳税人，和激励机制一样，报答机制也被扭曲了，结果，受助者一方面被陷于分赃之不义，而同时，他们被浪得善名的伪善政客揽为其博取权势的政治工具，他们的道德处境也十分不妙。

福利主义就是这样在破坏着慈善事业的道德基础，它既是反慈善的，也是反道德的，而可悲的是，它的主张者们却总是自认为也常常被认为占据着道德高地。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臺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沖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图1：智利通货膨胀，1971-1982

图2：智利人均GDP，1945-2003（蓝线为智利，橙线为拉美）

图3：智利历年GDP增长率，1961-2006

Hernán Büchi (Minister of Finance 1985 - 1989) Martín Costabal (Budget Director, 1987-1989) Juan Ariztía Matte (Private Pension System Superintendent 1980-1990) Maria Teresa Infante (Minister of Labor 1988-1990)

图4：智利若干数字与拉美各国的对比，1990s

Chile Economics of Chile Economics History of Chile Salvador Allende Augusto Pinochet Patricio Aylwin Eduardo Frei Ruiz-Tagle Miracle of Chile Chicago Boys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1982 debt crisis) Early 1980s recession

宜家地产战略的人气经济学
辉格
2009年9月8日

从本月1日新财年一开始，宜家中国便以一系列积极行动引起了业界关注：20%至30%的大幅降价，面向二三线城市的加速扩张计划，以及从单一家居零售向多品牌综合商城的战略转变；其向综合化模式的转变尤其值得考察，据说该模式宜家已在俄罗斯等地经过尝试，取得不错的成绩，接下去将在北京大兴店和无锡店做试点，宜家为这两个项目购置了超出其单店标准面积五至十倍的地产，另外，其今年开业的大连店和筹建中的上海浦东店，面积也都超出标准配置60%左右，大概也为综合化留出了一定空间；综合化将使宜家部分的成为商业地产商，从而在商业地产的产业生态中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

宜家新战略的基本逻辑是：作为知名零售巨头，宜家的店铺可以把一个地段的人气带旺，从而使周边地产增值，如果能通过恰当的商业模式将这一增值部分内部化，便可成为零售商的一大收入来源；进而，凭借这一收入源，宜家可以压低商品售价，取得对品牌号召力较弱的竞争对手的优势，从而扩大销售并进一步带旺人气；为此宜家在店内服务上颇下了番功夫，用免费咖啡和低于成本价销售的小吃和快餐，来吸引城市白领周末有事没事都去逛逛。

显然，实施该战略的前提，首先是强大的品牌号召力，它给了零售商自主选择店址的能力：二流商家必须挤进最热闹的地方，而一流商家则可以制造热闹，并且在与土地供应方谈判时拥有足够的筹码；其次是恰当的选址，对于该战略，好的店址是那些交通方便、处于闹市区边缘、因而有较大增值空间的地段，而其中尤以城市环线附近为佳，宜家已有七家店的选址看来都符合这一条件，除了广州店，而广州店恰好是唯一一家租赁而非自购地产的宜家店。

人气经济的主要特点是路径依赖，即越旺的人气会对人流产生越大的吸引力，这种自我强化会一直进行直到接近过度拥挤的临界点，而一旦你成为旺地，后来者就很难与你竞争。建立在人气资源上的商业模式由来已久，19世纪的美国铁路公司会预先买下规划线路上的大批地产，城镇开发商通过赞助学校、教堂和图书馆来汇集人气，迪斯尼在兴建游乐园之前也会先买下一些周边地产，国内开发商也已学会在商铺招租发售初期，用极为低廉的租金吸引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商家先行入驻；香港地铁票价非常便宜，但盈利却居世界第一，奥妙便在于其收入的四成来自地产收益。

理论上，如果所制造的人气资源带来足够高的租金，商家甚至可以免费提供商品和服务，在与人气经济类似的眼球经济中，便是如此；报纸价格高于零只是为了防止被直接送去废品站，如果报社确信你会认真阅读，他会很乐意免费赠阅，所以，当赠阅成本极低且网页无法被送去废品站时，雅虎和谷歌便可为我们提供大量优质的免费服务了；正如将人流引导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人气租金，将视线聚集到一处可以收获眼球租金，这种商业模式与钓鱼技巧中的撒窝子颇为神似，商界比钓场更高明的是：撒好的窝子可以直接卖给或租给别人，收租的形式，或者是后来者的店铺租金，或者是广告位出租，于是某些商家便演化为撒窝子专业户。

然而，宜家的撒窝子战略在中国将面临独特的困难，由于地方政府垄断了初级土地供给，并且城市发展和区域功能定位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规划，而留给市场自发聚集和开发商引导的空间极少，自发人气聚集往往得不到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反而常常面临规划变动的巨大风险；在此背景下，撒窝子的成功需要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密切互动，而对于跨国巨头们，这恰恰是他们的水土不服之处，所以我们迄今还未看到在这一模式上大获成功的跨国公司，迪斯尼上海项目在延宕多年之后仍未见动工，倒是像金浩集团所采用的由国内开发商与国际零售巨头合作撒窝子模式，看起来颇有些成功的苗头。

在老罗宣布要从首页移走下半身之后，我保存了几个地址：

饱醉豚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baozuitun/
注：大概不用介绍了

litz's 鲁尔俱乐部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itz/
注：写的不多，但勤于思考

Victor's 胜利日报社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westernranger/
注：虽然许多观点与我相反，但写的很认真，许多分析颇有道理

Default's The Machine's Random Rantings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domranting/
注：是个读书笔记，貌似兴趣与我相近，常有我喜欢的摘录

爱伺机摸人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feino/
注：尽管我不太喜欢摸摸党的调调，但有些文章的确不错

鲁克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luke/
注：是国内少有的密切跟踪美国保守派言论的中文博客，尽管草根保守派经常表现的简单而偏执，在事实和理论问题上也经常犯些低级错误，但他们淳朴坚定的自由诉求还是值得倾听。或者直接访问他们的标尺网：
http://standardworlddaily.com/blog/

锄禾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chuhe/
注：有不少关于日本政治制度的介绍

顺便再推荐几个网站：

Adxon
http://adxon.com/
注：非常棒的经济学博客组，翻译了边际革命和曼昆的博客，还有Adxon团队自己的博客Adxonist.com，我的镜像也忝列其中，不胜荣幸惶恐。另：Adxon正在招募志愿者，有意者可前往报名。

国外选举与治理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List.asp?SortID=12
注：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一个小网站，所转载文章主流媒体上基本看不到，时常有几篇不错的，只要你不怕被穿插其中的乌有之乡之类恶心到，呵呵。

刘未鹏 | Mind Hacks
http://mindhacks.cn/
注：朋友斧青推荐给我的，不错

我的Google Reader共享条目（RSS）：
http://www.google.com/reader/public/atom/user/02951805172036850309/state/com.google/broadcast

老摇在一篇笔记里介绍了一个很有趣的发现，美国电影史上五大恶魔角色中，居然有三个都与心理学有关：一个精神病人、一个精神病院护士、一个心理医生，而那个心理医生还是首恶。

与精神与心理治疗有关的事情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如此不堪，老摇的解释是，如Martin Seligman所指出，心理学家的注意力太过集中于种种disorder，而很少谈论健康的心理功能是如何正常运行、如何神乎其技的实现其看似平凡实则精妙无比的功能的；整天喋喋不休的谈论异常和障碍，并且这些还很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自然会引起听者的反感。

对此解释，我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难道内科医生不同样是如此吗？而他们得到的通常是尊敬，不是吗？但正如老摇在随后的答复中所指出，事件在形式结构上的相似，并不意味着会给观众带来相似的感受，确实如此，我没想到这一点，胡扯的是我，呵呵。

看了老摇的回应后，我尝试将自己置入那种情景下仔细体会了一下，现在我觉得，导致这种差异的，或许源自我们对“自我”的认定：当我的肝出了毛病时，我通常会说“我的肝坏了”，而不大会说“我坏了”，但要是我的精神出了毛病，那么“我坏了”这句话就显得很贴切。

这不是逻辑和语法问题，在逻辑或语法上，从“我的肝坏了”自然可以推出“我坏了”，但这两句话给人的感受确实大不相同，究其因，尽管肝是组成我的一部分，但我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看作一个客体，像谈论我的茶杯一样谈论它，但对于我的mind，这么做却很不容易，需要更多自省的刻意和努力。

显然，心理学家在引导人们做这种自省式观察方面，做的不怎么成功，而依我看，这很可能是因为，早先的心理学家在谈论心理disorder时，太多的把mind看作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太少将其分解为一个个的模块，如果他们能像生理学家对待身体那样，将mind分解为心、肝、肺等分担不同功能的模块，那么他们的病人也会更容易的将这些模块视为客体而非“自我”本身，从而更现实的对待诸如“我的愉悦感模块坏了”“我的社会关系认知模块坏了”之类的问题，而无须抗拒“我的脑瓜坏了”之类的厄运。

心理学的最新发展似乎正是朝着这个方向，与弗洛伊德的id/ego/super-ego三分法相比，认知心理学对心理模块的划分要细致和具体的多，且各自有其扎实的神经学基础。

一个话题能带来这么多胡思乱想，与老摇的对话总是让人这么愉快……

医疗保险的差异化与标准化之争
辉格
2009年9月3日

美国国会休会期将于本周结束，在等待议员们审议诸多法案中，头等重大的无疑是三份医改法案，在即将到来的会期中，它们将继续占据会场和舆论的焦点；看看他们在争论些什么，美国医疗系统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以及问题背后的原理，对于正在开展医疗改革的国内相关各方，或许有所启示。

奥巴马医改试图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负担过重，其次是覆盖不充分；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与OECD平均水平相比，相对于GDP水平，美国每年负担了6500亿的超额医疗开支，其中82%是门诊和药费开支，这是需方补贴政策导致需求膨胀的结果；而剩余18%中的绝大部分（14%），则是医院和保险部门的运营费用，据分析，这部分费用如此之高，是因为美国医保支付方构成复杂，而保单品种和结构又过于繁杂；医院为应付各家保险商五花八门的保单，需要付出大量管理费用，而保险商在产品设计、营销和理赔上的运营复杂度和成本则更是高得出奇。

奥巴马方案的一大卖点，是推动保单的简化和标准化，并建立交易所实现保险集中交易，以此降低运营成本，然后用省下的钱来负担为实现全面覆盖而增加的开支。标准化和集中交易无疑能降低交易成本，但由政府通过强行规定保单内容来实现标准化，并未抓住问题的要害；目前的保单种类之所以如此庞杂，需求差异和保险商的市场细分只是次要原因，确实，因为人们对待健康风险和寿命长短的偏好不同，或者在健康与声色口腹奋斗冒险之间的价值取向不同，对保险产品也就有不同的需求和支付意愿；可尽管需求有别，保险商却有足够的激励简化产品：保险的商业模式原本就建立在风险分摊和统计规律之上，而海量客户群是其成立的前提，因而，市场机制下的双向选择过程，会自动淘汰那些覆盖面过于狭窄的产品，标准化将是市场演化的自然结果。

实际上，产品繁杂化是政府过度管制的结果，管制阻挠了市场选择机制发挥作用；医保历来是吸引管制最多的行业，除了卫生部门，消费者保护法、劳动法和平权法都对医保产品施加了严苛的管制，除了联邦政府，各州也都有自己的医保法规；保险商为了满足50个州千差万别的管制要求，被迫为各州客户设计不同的产品种类，产品复杂度被平白提高了两个数量级，达到几千甚至上万个品种；可见，标准化的合理途径是解除各州的过度管制，然而奥巴马方案却与之背道而驰，他的办法是通过拔高联邦管制标准来实现向上一致化，通过公共选项（public option）规定，为进入交易所的保单设置最低可接受标准，并禁止保险商基于年龄和地区以外的因素对客户实施区别定价。

这样做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实现标准化，却大大压缩了个人的选择空间，那些依靠生活方式自律或放弃某些治疗而享受廉价医保的人，将被迫与他人共同负担日益高涨的成本；尽管奥巴马反复强调个人选择权会得到保留，但这完全是句空话，美国由私人购买的医保，由受益人直接向保险商支付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是由雇主支付，而按新法案规定，这些雇主在几年宽限期过后，必须进交易所交易，而在交易所销售的保单，又必须符合最低可接受标准，所以，只有当你在雇主按法律规定额度替你买的保险之外，自己再掏钱另买保险，你才能充分享受个人选择权；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到这次医改的主要诉求，便会明白对于奥巴马的目标而言，压缩个人选择是必须的。

美国自由派对医疗系统的诟病，集中在4500万没有参加医保的人，这些人不买医保，一方面是因为收入低，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保险商的风险控制策略下，他们得到的折扣往往较少，于是更加削弱了其购买意愿；保险商在识别风险时，只能借助那些容易获取的外部统计相关特征，而低收入往往与较高的犯罪率、意外伤害、不良生活习惯和发病率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甚至肥胖也与贫困高度相关；市场机制自然会把贫富阶层细分为不同的部分，所以，为了让穷人买得起医保从而实现全覆盖，必须把收入和风险各异的客户拉入同一个风险池，摊薄风险成本从而拉低价格，否则，要么穷人买不起，要么政府因过度补贴而破产。

由此可见，奥巴马医改的确是在向欧洲式平等分配医疗资源的方向发展，也就难怪会遭遇保守派如此激烈的抗议；反对者除了主张捍卫个人选择权之外，也指出，用来支持平等分配的事实被夸大了：4500万人无医保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医疗，实际上，除了政府的Medicare和Medicaid之外，大量民间慈善组织和教会医院在为穷人提供免费和廉价医疗，许多人远离医保系统是因为感觉它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大改善；哈佛健康经济学家Katherine Baicker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提高覆盖率并非改善穷人医疗处境的良策，而成本分摊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而高覆盖率导致的需求刺激将恶化财政负担。

我在前一篇里说道：尽管代价高昂，但美国人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有人以美国人均寿命和某些疾病死亡率差于其它发达国家为证据，质疑了我的判断，但这一质疑是不成立的。

美国人的确消费了最多的医疗服务、药品和器械，并且以可获得性和等待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医疗服务的质量也属上乘，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持的，至于寿命和疾病死亡率的数字，并不能用来否认上述事实，因为延长寿命和避免病死，并非消费者购买医疗产品和服务的唯一目的，甚至未必是主要目的，医疗消费至少可以还有下列目的：

1）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痛苦；
2）减少或消除疾病带来的行动不便和工作、生活、娱乐障碍；
3）提高整个生命期的生活质量；
4）降低患上某些疾病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自己瘫痪或痴呆，别的不怕；
5）降低面临某种死法的风险，比如某些人特怕死前屎尿失禁褥疮满身，死的干脆不怕；
6）改善自己做某方面的禀赋和能力，比如美容、牙齿矫形、壮阳；
……

当你为家人朋友或其他人购买医疗服务时，目的可能更加不同：
7）免除我啥也没做的不安；
8）给他一个尊严体面的结局；
9）大赛之际可不能让老聂缺氧；
10）我可不想看到霍金说不出话；
……

个人价值取向不同，在选择医疗消费时的侧重点也就不同，寿命与疾病死亡率只是衡量医疗消费满足程度的指标之一，医疗消费的增长未必与这些指标同步，用作横向比较的唯一标准，则更不可靠。

那些由国家包办医疗供给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热衷于寿命等少数指标，那是没办法，计划体制下，缺乏价格信号的引导，但政府又必须借助某种指标体系来考核国有医疗系统的绩效，便只好采用那些容易观察和统计的指标。

绩效指标一旦确立，激励机制便随之形成，结果，整个国家的医疗资源便被引导去优先服务于这些指标，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这些国家尽管医疗服务匮乏且劣质（相比美国，请别告诉我他们比中国好，后者那是无与伦比的），列入考核重点的那些指标却表现不错。

即便你一定要用寿命和疾病死亡率来衡量医疗服务，也必须控制其他因素，不能用这两个数字好就直接得出医疗服务好的结论，这是统计方法论的基本要求，需要控制的因素至少有下列几个：

1）气候，不同气候环境条件下，病原体种类和密度差异极大，发病率因此而不同；
2）种族构成，种族因素除了直接影响寿命，还影响许多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3）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会影响人对待寿命和疾病的态度；
4）工作强度，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更勤奋，退休更晚，这是已知的；
5）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美国肥胖率世界第一（>55%），并已成为健康头号敌人；
……

死亡小组：曲解了字面，却抓住了要害
辉格
2009年9月1日

美国社会围绕医改法案的争论已进入了白热化状态，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各方关注和参与的热情不亚于大选；根据公共意见战略（POS）上周发布的调查结果，法案的支持和反对者各为25%和37%，与94年克林顿医改相比，支持和反对率都上升了2个百分点，可见这次人们表达立场的欲望更强烈；医改也给奥巴马带来了他上台后最大的反对和抗议声浪，支持率降至最低点，如果国会中的民主党人扛不住民意压力，奥巴马将遭遇与15年前一样的失败，那曾是克林顿总统生涯的最大败绩，而当时民主党同样控制着国会两院；面临政治险境的奥巴马已开始表现出焦躁，他抱怨媒体偏离主题，还罕见的宣称为了医改成功甘愿只做一届总统。

就在这场争论日趋激烈之时，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扔下了一颗炸弹，她把法案中一项允许政府支持的医保用于支付临终意愿咨询服务的规定，解读成了最终导向由政府指定的死亡小组来裁定是否听任某些病人不治而亡的可怕结果；死亡小组这一简练鲜明的说法，立刻传遍全国，成为热议话题，并在各种针对医改的基础会议上占据了焦点位置；佩林成功运用了一度成为奥巴马竞选利器的网络新媒体，她的文章发表于自己的facebook，然后又通过twitter迅猛扩散，在医改反对者尤其是保守派选民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怒火，对奥巴马政策的种种不满，很可能因这一浪潮而得以聚集和展示。

从字面上看，佩林无疑是曲解了法案的意思，所谓临终意愿咨询，是为医保客户解释未来可能面临的临终医疗的代价、效果和治疗中的痛苦，以便客户斟酌是否接受那些代价高、效果差而又痛苦的治疗，斟酌之后，他可以在医保合约上签字放弃这些治疗；咨询服务提供的只是信息和建议，决定还是由客户自己做，况且是否接受咨询也是他自己决定的，这里谈不上什么死亡小组；但是，如果我们从奥巴马医改的整体内容和主要指向来看，死亡小组这个字眼，尽管十分夸张，却准确的抓住了政府在健康和生命问题上，深度介入和干预了个人价值判断这一实质要害。

医改争议的背景是，美国人医疗开支的高得离谱，总额占GDP的16%，达OECD平均水平的两倍，且仍在以高出GDP2.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增长；联邦医保计划（Medicare）的无准备负债高达36万亿美元，在许多州，联邦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开支占据了州税收收入的3/4，而雇主和个人支付的保险费，常常花掉一个中等家庭收入的1/4；这样的系统显然难以为继，因此任何改革计划成立的首要前提是能够控制医疗开支。

同样由政府提供医疗福利，美国开支却比欧洲高得多，原因是，美国采用的是需方补贴：穷人看不起病或买不起医疗保险，政府掏钱替你买单或给予补贴，美国政府大约负担了43%的医疗开支，法规还要求雇主为雇员购买医保，并为个人医保开支提供税务减免，这三方面措施大大提高了医疗需求，而对供给方则不予控制，相反，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每年300亿预算创造了大量新型医疗供给；而欧洲国家则通过公立医院系统，包办了医疗供给，医疗服务由计划系统平等分配给国民，所以，尽管医疗服务近乎免费，但开支是可控的，其典型的结果是英国诊所里漫长的令人绝望的排队。

美国的系统尽管代价高昂，但因为供需双方都得到了额外激励，国民确实获得了充裕而优质的医疗服务，美国人更频繁的看门诊，更多使用新药和新技术；医疗消费的独特之处在于，消费本身会自动创造出新的需求，当更多更好的医疗服务不断延长寿命的时候，老年人的医疗需求也随之而急剧增长，随着寿命从65岁延长到75、85、95岁，每位美国老人的医疗开支分别为30万、40万、55万和81万美元；多花数十万美元来多活几年，是否值得？这纯属个人价值判断，你可以把毕生节俭下的储蓄用来维持最后几年甚至几个月的生存，也可以趁年轻尽情享受，生了大病就潇洒一蹬脚，旁人无从置喙。

然而奥巴马方案正是要在这方面替个人做判断，通过严格限制保单设计，禁止保险商对客户区别定价，推行社区统一价，个人按自我价值取向而选择适合自己保单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将被剥夺；那些情愿放弃昂贵的老年慢性病和临终治疗的人，那些拥有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的人，原本可以低廉的价格获得日常医疗保障，而新法案将把他们强行拉入标准化保单和统一定价的行列，因为没有这些低成本客户，全覆盖的医保系统将无法负担留下的高成本客户；而同时，即便拉进低成本客户，政府还是必须对永无止境的医疗需求做出限制，否则，随着日益昂贵的新技术不断涌现，医保仍难免被拖垮。

这样，一方面必须压制需求，一方面又必须惩罚低需求者，至于什么才是对待健康和生命的“恰当”方式，政府会告诉你；由此，政府将不可避免的背上这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称之为死亡小组并不为过。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区分了刑讯逼供和刑求情报两种行为，北京棋迷提出了很多质疑，但我认为这些质疑所针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我所限定的那种情形（我用定时炸弹的例子作出了这一限定，请注意，我未曾将之比附到任何其他案例上），至于具体的边界该如何划定，并非我文章要讨论的重点，这么做对我既无必要，也非能力所及，但既然棋迷同学在此问题上非常认真，我就再澄清一下。

首先要强调，我并不认为刑求情报就是合法的，我只是认为对这两种行为的合法性判定，应适用两种不同的法理，而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它们被混淆了。

可能你会问，我只为刑求情报的合法性规定了一个抽象标准（犯罪行为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能造成进一步伤害，刑求获得的情报是否能够避免继续这种伤害），那具体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或者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边界？如果无法划定边界，那岂不是跟黑狱私刑党卫军克格勃没差别了？

我的回答是：1）边界肯定是必须的；2）边界是可以找到的；3）但你要问我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不知道；4）给我具体的案例，我可以说出是在界内还是界外，但我的判断可能会与他人不同；5）不同的陪审团和不同的法官对边界位置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但并不妨碍司法的进行，正是在对一个个案件的判决之中，边界形成了。

曾有人问某大法官，到底什么样的图片算淫秽？他的回答是：我看了才知道。这个回答很适合这里的问题。

棋迷同学的每一段质疑，都把我给出的情形通过类比，推演到了十分不同的例子上，以此作归谬反驳，但法律是不能如此漫无边际的推演的，每条法理原则为自己规定的适用情形，都包含了主观判断，比如我为刑求情报规定的三条（是否已结束？是否可能？是否能够？），都包含主观判断，因而每一步推演必须接受中立旁观者的直觉检验，如果通不过检验，推演便告终止。

实际上，无限制推演的话，许多法理原则将会相互矛盾，比如民法上有条紧急避险原则，我为救落水儿童，砸破一户人家拿走救生用具，我就可以免于侵权责任，而落水者的监护人还要给人家补偿损失，如果推演不受限制，紧急避险原则就与财产保护和契约自由原则矛盾了。如果你再往远处推：我路过人家窗下听见孩子嘶哑哭喊，可不可以砸破窗户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我看见孩子在井边玩耍能不能把他们临时绑架起来啊？甚至，我看见你在抽烟，认为这将危及你的生命，我能不能把你的烟抢走啊？

法律推理不是数学推理，不能因为命题在结构和逻辑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就以为可以进行数学上那种无限制的恒真变换。最后，让我再次引用霍姆斯的那段名言吧：

The life of the law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The felt necessities of the time, the prevalent mor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intuitions of public policy, avowed or unconscious, even the prejudices which judges share with their fellow men, have had a good deal more to do than the syllogism in determining the rules by which men should be governed. The law embodies the story of a nation's development through many centuries, and it cannot be dealt with as if it contained only the axioms and corollaries of a book of mathematics.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