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到新闻，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于24日在麻省Martha's Vineyard去世，享年81岁。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是我的政治学启蒙著作，在我的视野内，这是第一次尝试以科学的方法建立政治学的努力。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尽管我对晚期亨廷顿的思想不甚赞同，我还是非常感谢他。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多次引用他的思想（好像是我引用过的唯一政治学家），下面是其中一段，摘录于此，以资纪念：

S.P.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评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性的分析框架，他是用两个变量——民众政治动员程度和政治组织化程度，作为分析的基础，并提出（大意如此）：
1）低动员度＋低组织度＝传统社会
2）高动员度＋低组织度＝动荡社会
3）高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民主社会

基于这一框架，他指出传统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组织化过程赶不上社会动员的加速过程，社会就会陷入动荡之中。那么，这两个变量的第四种取值（低动员度＋高组织度）将导致什么？亨廷顿没说，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将导致极权社会。所以，我加上第四个等式：
4）低动员度＋高组织度＝现代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现实意义是：在一个动荡社会中，如果一个团体（比如一个列宁式的政党，或罗马天主教会），凭借其发达的组织能力，成功地利用了先前被高度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建立起一个强势政府，随后又利用其强大的组织机器，压制了民众大规模参与（因而降低了动员度），就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极权社会。

第四等式的政治后果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了，它由一个在第三等式的政治后果中脱颖而出的强势组织建立的。

我基本上同意亨廷顿的分析框架，但我不太同意他对组织化程度这一变量的现实解释。按他的说法，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程度主要依赖于现代化综合性政党的建立。所谓综合性政党，是指能汇集社会各阶层、各地区和各种专门社团的政治诉求，并具有足够的弹性，能随其所容纳的民众参与的政治倾向的改变而随时修订其政治纲领的政党。美国的两党是典型的综合性政党，而欧洲的某些国家（比如意大利）中林立的小党则因为代表面狭窄、纲领的目标单一性和缺乏弹性而不符合条件综合性规定，他指出，正是由于政党对政治参与的整合度低导致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

在我看来，评价一个社会政治组织化的要素中，政党只是其中相对次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是社会的多层次自治能力。一个社会是否稳定，主要取决于其各组成部分是否有能力维持其自身稳定。检验一个社会维持其自身稳定的能力，最好的机会是看其在上级结构瓦解时，能否继续维持自身的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大社会的建立，因而依赖于其各部分由小到大、自下而上、在自治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连续过程。

按照上述标准，一个极权社会可以是稳定的，但它的稳定是脆弱的，它依赖于加在社会顶层的极权机器，一旦这个机器瓦解了，支撑它的自上而下的中间结构将随之迅速崩溃。

在崩溃后的一盘散沙上，将建立起什么？——这取决于下列几个因素：
1）崩溃所引发的民众动员程度；
2）散沙们的自组织能力；
3）自组织力量中，自下而上力量与自上而下力量之间的对比；
4）外部施加的组织化力量及其性质。

在没有外部影响的情况下，重新建立一个稳定且非极权社会的希望在于，自下而上的组织能力来得及吸收被迅速动员起来的民众参与，并且胜过其他自上而下进行组织的力量。

如果有决定性的外部力量介入，结果将取决于这一力量的性质，它是鼓励和容纳自下而上的组织？还是相反，把自己的组织机器自上而下的推行？

另一段，来自我在汶川震灾期间的一篇评论：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科学的信息学阐释（一）
辉格
2008年12月27日

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在我刚接触科学哲学的时候，我的想法比较朴素：科学是用来解释事实的。那什么叫解释呢？我说：解释就是降低听众对某些事件的惊讶程度，即，解释者所面对的那些听众，在听过他的解释之后，对原本让他们较为惊讶的事件感觉不再那么惊讶了，这种差异越强烈，我们就说：解释者所持理论的解释力越强。（当然，前提是他的理论是逻辑自洽的，这一点先不讨论）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这一表述比较满意，但总是觉得它不够形式化，如果解释者面对的不是人而是机器，这一区别方法还能有效吗？于是我想，如果要让一台机器对不同的事件表现出惊讶或者泰然，我会如何着手？

假如你掷4个一组的骰子，A)掷出4个6会让你很惊讶，B)掷出3个6、1个2个则略感惊讶，C)掷出2、3、5、6各1个则丝毫不惊讶，差别在哪里？我是这样想的：人对之惊讶的东西，不是事件，而是现象，上面三次掷骰子，就事件本身而言，其在整个事件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同等的，但它们所表现出的现象——或者说当我们用某种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时，则十分不同：这三个现象所覆盖的事件，所占据事件空间的比例分别是：A=1/1296，B=4/1296，C=12/1296。

一个现象所占据的事件空间的比例大小，对应着观察者从该现象中所获得的信息量的大小，比例越大，信息量越小。可以这样理解：有人问你住在哪里，你回答1)广东2)广州3)海珠区，这些答案占据事件空间的比例一个比一个小，所含信息量一个比一个大。反过来，事件空间的缩小，也会降低该空间中事件的信息量。比如，在一个9x9棋盘上的一颗落子，比在19x19的棋盘上，信息量小很多。

所以，区分惊讶与否的关键是信息量。于是，我把“解释”一词的含义形式化为：所谓解释，就是对原有的事件空间（S）追加约束（R），使得被解释现象（P）的信息量从原有的I0减少为I1，且约束本身的信息量Ir小于I0-I1。科学，通过引入一组自然律，约束了事件空间，因而降低了现象在观察者眼里的信息量，从而达到了降低惊讶程度——或者说解释的效果。

还是拿骰子说明：假如你连掷三次，结果都是1、2、3、4各一个，你感觉很惊讶。此时，一位骰子科学家提出“点数守恒定律”——一次掷四颗骰子的点数之和恒等于10，并以此作为对上述现象的解释。看看是否与我的说法吻合：在没有守恒定律之前，事件空间（S0）的容量是6的4次方1296，“1234各一个”这一现象占据了该空间的12个位置，其信息量I0=-log2(12/1296)=6.75bit【注】，引入点数守恒定律之后，新的事件空间（S1）的容量为83，于是“1234各一个”的信息量变为I1=-log2(12/83)=2.79bit，比I0减少了3.96bit。

那么点数守恒定律本身包含了多少信息量？四颗骰子点数和的值空间是6～36，容量31，因而定律的信息量Ir=-log2(1/31)=4.95bit，超过了其节省的3.96bit，但这一定律不仅能解释(1,2,3,4)骰子组合，至少还能解释如下6种组合：(1,1,2,6)，(1,1,3,5)，(1,1,4,4)，(1,2,2,5)，(1,3,3,3)，(2,2,3,3)，所以，它节省的总信息量是3.96bit*7=27.72bit，这样，该定律一共节省了22.77bit。

好久没做代数题了，请大家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算对。

（未完待续）

注：信息量的计算方法，见Wiki条目：熵（Entropy）。

（按：写作当时我还没听说这个消息：石家庄市政府抵押市府大楼从银行借来9亿并由三鹿工作组借给三鹿集团，后者交给全国奶协，留作赔偿基金。）

破产对三鹿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辉格
2008年12月25日

上周，三鹿集团及其大股东恒天然都已证实，法院已正式受理三鹿债权人的破产申请，三鹿案自此进入破产程序。这一消息，对于三鹿奶粉的至少29万受害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追索赔偿的权利能否得到保护？他们的权利在清偿顺序中将处于什么位置？哪些因素将影响他们获得赔偿的机会？这些问题，相信是所有三鹿受害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正在密切关注和追问的。

根据我对现行破产法的理解，三鹿受害者将在何种程度上通过破产程序得到补偿，取决于下列因素：他们能否在法院破产受理公告后的债权人登记期内提出诉讼并获得立案；他们是否被认定为某个及时立案的集体诉讼的共同原告；三鹿在上述诉讼中所涉及的义务是否被认定为共益债务；通过上述诉讼他们能否在破产宣告日之前获得实际赔偿。

按破产法第14条，法院应在受理破产申请后25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并发出公告，按第45条，申报债权的期限是公告日起30日至三个月，按第47条，诉讼和仲裁未决的债权可以申报。这样，留给受害者提起诉讼的时间是30到115天，考虑到拟定诉状的难度和法院立案程序的迟缓，这一时间十分紧迫。

一旦及时立案，受害者便可以诉讼未决债权人的身份加入破产程序，但这只是第一步，要想获得有意义的补偿，还须争取依第42条第6款获得共益债务的认定，即法院将三鹿的赔偿义务认定为“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首先，在破产程序启动到法院宣告破产清算之前这段时间，共益债务和破产费用一样，可按第43条免受财产冻结的限制而获得“随时清偿”的优先权；其次，即使在破产宣告之后，按第113条，共益债务仍优先于工资、养老与医疗保险、税款和普通债权。

即使在跨过及时立案和共益债务认定这关键两步之后，受害者仍须面临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次赛跑的终点是破产宣告日。按第107条，这一天将完成一个明确的状态转换：债务人变成破产人，其财产变成破产财产。破产财产分两类：有担保和无担保，按第109条，前者直接由债权人受偿，后者拍卖变现后按法定顺序清偿。这里，法律并未澄清，共益债务的优先权此时是否适用于有担保财产，但从章节结构和条文顺序来看，似乎并不适用，因为规定共益债务相对于雇员权利和普通债务之优先权的第113条，放在第10章第2节，而第109条则在该章第1节。

如果届时法官作出对受害人不利的解释，即把他们的权利放在有担保债权之后，而作为主要债权人的银行通常都会为贷款要求资产担保，那么他们获得的补偿很可能少掉一大半；相反，如果他们的优先权被确认，那么排在后面的雇员和债权人大概就不用指望拿到半分钱了。对于三鹿受害者，有利的一点是，破产法并未规定从债权人登记截止日到破产宣告之间的时间长度，他们可以通过舆论的影响力，尽可能延长这段时间，也尽可能将登记截至期限延长至其上限（115天），同时加快提起诉讼、争取立案和获得赔偿判决的速度。

另外，除了从破产程序中求得补偿——现在看来困难重重——，受害者也可以要求石家庄市政府和中央政府为赔偿基金注入资金。作为三鹿集团的间接出资人之一，石家庄市政府对三鹿经营行为的社会后果至少负有道义责任，而代表中央政府履行质量监管责任的质检机构，更负有不可推卸的担保责任。许多消费者对三鹿的信任，实际上建立在这样两个事实之上：它是市政府作为主要出资人之一建立的，它接受并通过了国家质检机构据称十分严格的监管。前者只是隐含担保，而后者就是有书面文件可查的明确担保了。

石油减产，但不是因为欧佩克
辉格
2008年12月24日

上周，欧佩克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将成员国石油日产量限额减少220万桶，但这一决定并未遏制油价迅速下跌的趋势，如今已跌破40美元。市场对欧佩克减产决定没有作出丝毫反应，这或许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在执行产量配额上历来缺乏信誉，的确，欧佩克老大沙特过去就常常突破配额；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减产幅度，还比不上油价下跌所导致的“自然减产”，因而没有实际意义，而自然减产原本就是买家可以预期到的，并不对油价构成额外压力。

油价暴跌，正如多数观察者所同意的，归因于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汽车销量与出行里程大幅下降，和中国制造业萎缩，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然而，需求变动这一笼统说法，并不能让我们理解油价在过去一年中何以如此巨幅波动，因而也无助于我们对今后若干季度的油价走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弥补这一缺憾，需要对石油供给的特征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做一番考察。

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广泛而多样，其开采成本随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政治环境而大不相同。在七、八十年代的产量增长区间里，其边际成本上升十分平缓，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量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容易开采和输出的地方都已经被开采了，新增产量大都只能来自西伯利亚无人区、远离消费地的中亚腹地、数千米的深海、动荡的非洲、和随时可能把私人油田没收为国有的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能源的需求却在急剧扩张，换句话说，在产量增长区间的这一段，现有技术条件下，其边际成本曲线十分陡峭。

结果，当2001年后的新一轮繁荣高涨时，人们发现，新增需求已经把供给推到成本极高的角落，此时只有数倍于前的价格才能逼出一点点新增产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石油需求量几个最多十来个百分点的波动会对应油价三四倍的涨跌。

但供给曲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边缘产油区的产能稳定和扩张，持续高油价吸引的大量投资，新输油管线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一旦高油价持续足够长时间，许多边缘产油区将越过规模经济和单位成本门槛。对于生产者，其扩大产能的投资决定——加大勘探力度、新建油井、增加管线等——，取决于对未来油价的预期，但投资一旦作出，其投入便成了沉没成本，不再影响其供给意愿，此时即使油价下跌，供给也不会退回到以前的高度。

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老牌低成本产油国，主要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他们不希望持续高油价帮助边缘产油区和新能源跨越成本门槛，从而削弱自己的长期市场份额。所以，过去两年沙特一直不顾配额全力增产，即使现在，我认为它也不会认真遵守配额，凭借它今年高达16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1.16倍），它可以轻松熬过两年的40美元以下油价，但这两年却足以让半数以上边缘产油区陷入瘫痪，这样，在下一轮繁荣期中，它可以比现在更高的份额享受高油价。

随着油价下跌，首先停产的将是那些租用海上钻井平台的生产者，接着，运行费用最高的5%左右油井将被关闭，然后勘探和长途管线等长线投资先被叫停，资金将被集中到对现有产能的维护上；随着低油价持续，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被放弃；最后，如果低油价持续两年以上，当边缘生产商连维持现有产能所必需的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到那时，产量将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要看需求下降持续多久。

科学网报道了MIT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著名科学家的逝世，常导致“其合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明显下降，甚至能持续到数十年”：

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家Pierre Azoulay及其同事列出了一份近9000名著名生命科学家的名单。这些科学家在过去30年中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得到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最大资助，赢得过多项大奖，或是达到了其他类似标准。研究小组研究了其中161名科学家，这161人逝世的时候都在67岁以下，而且所有人在逝世前都非常高产。……
 
接下来，利用论文文献数据和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的成员名册，研究人员收集了与这些已逝科学家合作的教授们的名录。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著名科学家逝世以后，他们的那些合作者发表的论文量降低了5%至10%。

对此，Azoulay的解释是：

Azoulay表示，科学家的逝世带走的不仅仅是技能。虽然不久以后其他人也能具备相似的技能，但研究小组发现，在他们逝世后很多年，合作者论文发表量仍然比以前低。Azoulay同时排除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顶尖科学家的逝世使得他们的合作者与期刊编辑或是资助机构的联系中断了。实际上，Azoulay认为，各个小同行的科学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各个合作者都为这个网络贡献思想。所以当著名科学家辞世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知识和思想上的损失。

Azoulay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结果其实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有人称之为库恩主义）的一个极佳例证。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并非一个连续的渐进积累过程，而是通过一次次革命来实现，渐进积累只存在于两次革命之间所谓“常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科学共同体遵循一套公认的“范式”。

科学革命——新理论体系取代旧理论体系——得以进行的方式，并非朴素证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判决性实验，旧理论被推翻，新理论继续；实际上，新旧理论遵循不同范式，根本无法对话（这两句是我的发挥），所谓判决性实验不会让旧理论的拥护者放弃，果真如此的话，该理论当初就不会发展起来，因为每个新理论在创建之初都面临一大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朴素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一开始就该被抛弃；相反，库恩把这些无法解释的部分叫做“难题”，历史上，理论的常规发展阶段，正是不断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是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这不是通过范式之间对话或决斗实现的，而是新范式因其优势而不断吸引追随者，而旧范式的拥护者不断衰老死去，而最终实现的【注】；至于什么样的优势能吸引追随者，库恩好像没说清楚，这一点上，我认为拉卡托斯比较有说服力。

不难看出，库恩理论，是一种观念的进化论：各种观念系统通过竞争它的追随者的头脑而获得自身的繁荣，科学只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一种。

注：哈佛的科学史教授伯纳德·科恩（I. B. Cohen）在《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Science）里详细描述了历次重大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过程，可参考。

藏头露尾的破产保护
辉格
2008年12月22日

上周末，尽管此前财政部长再三拒绝，布什总统最终还是决定动用TARP资金救助绝境中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和我的预料相反，救助方案没有将破产保护设为前提，这与鲍尔森在方案宣布当天接受采访时所透露的设想不同，也与布什团队的施政理念不符，显然，这是布什的个人决定，或许他认为，无论公众还是通用和它的客户、投资者、债权人，此刻都难以接受“破产”这个字眼，或许他认为，既然奥巴马上任后一定会救助，不如在风险和成本还相对较低的时候就动手。

尽管没有破产这个字眼，但这一救助案，和之前被参院否决的那个一样，实际上具备了破产保护的所有实质性特征，差别仅在于程序。破产保护的概念，在大陆民法体系中并不存在，它是美国破产法发展的特殊产物，它旨在给面临破产的企业在清算之前，获得一次通过重组得以生存和解困的机会，以求最大程度的减少债权人损失和破产所造成的外部后果。

它的核心，是为重组融资创制了一种特殊的清偿优先级，在缺乏这一优先级时，重组者通常面临一对矛盾：重组得以进行，必须获得新的融资来维持企业营运，并支付资产切割、结构调整、业务重组、冗员遣散等重组步骤所产生的高昂费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钱借给濒临破产的企业，特别是当它的资产多半都已抵押出去之后，除非这个新的债权人在清偿顺序中被允许“加塞”，这一点，在传统民法中是做不到。破产法第11章所创制的，正是这种可以加塞的所谓DIP融资，它被插到清偿队伍的最前面，当然前提是现有债权人的同意。

这次，无论国会还是总统的救助案，其贷款都是以加塞为前提的，所以实质上都是破产保护下的重组。但既然加塞只有在破产保护下才能成立，那么没有破产字眼的救助案岂不跟法律冲突了？的确有评论者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国会作为立法者，针对个案用特别立法创制特殊权利，还说的通，但总统用行政权力擅自改变民事权利，似乎站不住脚。试想，如果到时候部分债权人不同意政府债权加塞，打起官司来，怎么办？这是救助案最大疑点所在。

很可能，这是布什故意留给奥巴马的一个破绽，实际上，除了这个法律疑点之外，救助案为通用立下了几乎不可能满足的条件：首先，在销量以40%的年率下降的情况下，它要求通用明年第1季度末就显示出“净现时价值”；其次，在UAW多次明确拒绝之后，它要求UAW接受在明年底之前将薪酬水平降至与外资同行相当，并将一半退休金拖欠转为股权；第三，现有债券的三分之二要转为股票；这些连同其他重组安排，必须在2月17日之前敲定并征得债权人同意。

这些不可能的任务，意味着真正的决定将由奥巴马在明年三月底作出。这样，布什方案的意图就清楚了：他既要为奥巴马保留救助的机会，免除错过时机的责任，又不愿意背负轻易向工会让步和乱掷公帑的骂名，也不愿违背自己向来奉行的原则。他或许已经预料到工会不会让步，因而奥巴马在三月必将面临重新选择，如果届时他选择让步，并因此而最终导致救助失败，那责任也不在他布什；同时，这三个月也给了奥巴马足够时间去寻求国会对救助案的确认，以便弥补加塞造成的法律漏洞。

总之，汽车业救助案只是保持了生机，并未定局，今后的走向要看工会和债券持有人的态度，如果在二月份工会和债权人还不肯让步，或者“净现时价值”杳无踪影，奥巴马仍将面临艰难抉择，而根据他以往所表达的态度，很可能作出错误的选择：向一个不彻底的重组方案里不断填钱。

上月，当谷歌地球推出3D虚拟古罗马时，我将其视为Google Earth/Maps为引入时间轴而迈出的第一步，现在，Google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尤为可喜的是，这一步来自谷歌中国，那就是谷歌的赤壁地图。

看上去这幅地图的专业水平很高，我特别留意了江苏沿海和杭州湾的海岸线之古今差异，当时长江入海口还在京口（镇江），据说在金陵还能感觉到海潮。

在这款赤壁地图中，谷歌从建安十二年的三顾茅庐开始，经历了曹操南征、长坂之战、鲁肃寻访刘备、诸葛亮出使江东、赤壁之战、南郡之战、荆南略地、合肥之 战、蒋干说周瑜、刘备借荆州，一直到建安十五年的周瑜逝世。倘若该事件有移动，就会在地图上按照三国的颜色显示移动路径，并展示内容介绍。

 

这款专业地图，由谷歌中国团队制作。赤壁之战地图中所使用的各种数据，为参考《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三国郡县表》等书籍资料，以及维基百科等网站，整理获得。 人物肖像，事件相片等，为中国电影集团授权使用之电影《赤壁》剧照。

我期待的东西不远了。

 

我在今年3月4日的饭文<计划生育，何去何从？>里曾说到：

始于70年代并在80年代初得以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空前规模的管制措施，就其目标而言，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实际上，它太成功了：短短30年内，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了官方公布的1.8（多数专家认为实际数字更低，很可能介于1.4到1.6之间），远远低于人口替代水平所需的2.1。

考虑到我国异常高的新生儿性别比，替代生育率应该在2.3到2.4之间——即平均每100对夫妇生230多个孩子才得到105个女孩，其中100个活到生育年龄。而按实际1.6的生育率和120的性别比计算，今天的每100对夫妇，在下一代只有对应的69对夫妇，外加14条光棍（假设所有适龄妇女都嫁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的最新报告（见财经网报道）支持了上述估计，实际上比我的估计还略低：

在对比了11个中国生育率的统计或估计后发现，包括国家统计局普查数据在内的调查所得出的中国实际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经处于1.35-1.5的很低水平；而在国家计生委的人口规划和宣传中，中国的生育率却十余年维持在1.8……。郭志刚介绍，计生委之所以坚持1.8的生育率，主要是考虑调查存在漏报的可能性……但其实，在郭志刚看来，有很多个因素支持着中国的低生育率。首先，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是1.73个，可见现行生育政策压制了生育意愿。其次，1996年-1999年期间，生育年龄的推迟导致生育率平均降低了0.23，这一因素以前却被忽略了。此外，胎儿性别鉴定、不孕症、生活方式的转变、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国流动人口的生育率为1.19，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的1.41）都使得生育率存在着下降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真实的生育率应该处于1.8以下，接近调查的结果。

……第二，性别比例失衡，男孩多过女孩。中国“一孩半”地区的男女出生性别比达到124.7:100 ……第三，现行生育政策会使劳动力资源（18岁—64岁）从2030年的9.59亿萎缩到2050年的7.77亿，减少的主要是的青壮年劳动力。而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50年的27.8%。老年抚养负担也将从2000年平均每9.1个劳动者供养1位65岁及以上老人，增加到2050年的平均每2.1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

还有更惊人的数字：据《上海市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报告》，上海的总和生育率从94年开始低于1，2002年降到0.77，（据说）后来最低降至0.64，今年据说回到0.95（未见官方数据）。 0.64，意思是每100个妇女只能养大不到30个女儿，这好像就是种族灭绝吧？呵呵。 注：长期人口模型中，男性数量是一个可以剔除的无关变量。

李三白提出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显然是经过了许多思考的，恰好，多年前我也曾为这两个问题发愁，分享一下我的思考过程吧。

第一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资源的市场价格，包含了当下人们对资源价值的评估，也包含了人们对其未来价值的预期，这些预期在事后可能会被证明是错的，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叫做市场失灵，这没关系，叫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问题是，这种错误是否可能在事先被避免？市价包含了所以参与者的估值，这并不是说单一的市价意味着全部参与者的估值相同。作为参与者之一，如果你认为除你之外的市场低估了资源的未来价值，你可以囤积或买入看涨期权来寻求获利。当然，如果政府有这能力，可能也会这么做，但有什么理由认为政府——或者某些特定群体——的眼光会更准确呢？他是上帝吗？相反，倒是有大量例子表明政府常常更愚蠢。

假设大家都相信政府或者某些机构的眼光更准确，那也不必由政府和这些机构动手去买了，他们只需要发布他们的看法即可。

第二个问题相对困难一点。你的意思是，某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当今人类消耗它们的速度过快，他们的后代可能会因此而无法存续。

之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个问题，我想到三种情况：
1）某些人预见到了这一危险，而多数人却没有预见到。这样，问题就转变成了上面的问题一。
2）虽然足够多的人已经预见到危险且认为这的确需要避免，但因为外部性、搭便车、或产权无效，没人愿意为避免危险而付出个人代价。鉴于你已搁置了这种情况，我也不打算展开说，如有兴趣，可参阅我的《钓鱼的故事：所有权的另一种解读》。
3）虽然人们都预见到危险，也解决了外部性问题，但仍不愿付出代价避免这一危险。

好，排除（或搁置）了前两种情况，现在问题可表述为：人们对资源的未来收入流进行折现时，对其死后的那部分收入流所赋予的折现率，在某些人看来，是过低了。对于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为后代考虑，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他价值观的一部分，你可以通过1）鄙视2）指责3）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来尝试改变它，但不能用暴力强迫他改变。（注意：当我使用“可以”这个词时，我进入了伦理学语境，这不多见，我尽量不这么做）

顺便问一下：如果人类果真都宁愿不顾后代而尽情挥霍资源，你为什么认为他们值得拥有后代？

关于石油库存，再推荐一篇Fortune的《石油投机再度兴起》。

这里有个误解，供方收入效应的作用，我说是“降低了供方的供给意愿”，准确的说是把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了，这意味着：当价格上涨时，如果没有收入效应（比如该项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微不足道，或者与此同时他意外损失了其他收入），它的供给会增加的更多。所以，收入效应并不等于“石油价格越高供给越少，价格越低供给越多”，这要看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的幅度，我认为，移到价越高供越少的程度比较罕见。

饭醉通讯社说“供给方永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没错，准确的说，供方追求的是“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最大化”，而不是本期收入最大化。从这一条，并不能推出：油价上涨时，本期供给一定会增加，具体我在原文中做了解释。

收入效应只是影响供给的多个因素之一，指出它并不是否定其他因素。

比如，影响供方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另一个因素，我称之为“门槛效应”，持续的高油价会让其他潜在供给来源（比如海底石油、太阳能等）有机会跨越其早期的成本门槛，这是低成本产油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会设法阻止，这时候，寡头垄断地位和OPEC可以起关键作用。我会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一效应。

吴大师取笑我说：既然我直接点了你G点，你何必在H之前还浪费20秒钟啰嗦一大堆。答：A片是演给大家看的，我们俩直接H完了别人啥也没看明白，岂不浪费荷尔蒙？

我先说“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几近同义反复，又说“我不信”而不是“逻辑上不通”，其中的奥妙就是需求曲线，如果你相信需求曲线具有稳定性，“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就是同义反复，如果要我相信在人眼前晃几个数字就能把需求曲线挪上挪下，我不敢，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对世界形成任何稳定的看法了，我会从此ED。

这不是说需求曲线任何时候不能移动，可以动，但要说出什么条件下怎么动，比如收入效应就是一种动法，而投机抬价说并未形成明确说法：数字要怎么晃才管用？

我的哲学告诉我，如果你还要在某个理论的框架下说话，就别去碰它的硬核，除非你已经准备好用另一套纲领去取代它，那样的话，继续使用旧框架说话的人就不再是你的谈话对象。对于经济学，需求曲线的稳定性是硬核。

我的原话是“只要没发生囤积，投机交易并不会抬高油价”，假定吴大师没看漏前半句，论证如下： 假设某个时刻，现货油价80美元，销量1亿桶。有人说投机行为把价格抬到这么高。他这么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有两种等价的含义： 1）如果没有投机，80美元这么高的价格下，不会有1亿桶这么大的销量； 2）如果没有投机，仅当价格低于80美元时，才可能有1亿桶这么大的销量； 无论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如果是投机行为把油价抬到了80美元，此时如果销量是1亿桶，其中必然包含了投机性囤积。——这几乎就是同义反复，不需要我去做几年交易员才能明白。 但事实上，对投机抬高油价的指责甚嚣尘上的那段时间里，石油库存并未增加，也就是没有囤积，在当时的价位下，现货市场是出清的。参见FT文章《谁在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经济学人的《油价：莫怪投机者》，还有哈福德的《世界为什么需要投机者？》。 吴大师的意思是，边际上那个买家，原本不会在80美元的价格下买石油，但听说投机者把半年后油价炒到120了之后，改变了他的需求曲线，于是买了（注意，他不是炒家，而是“真实需求者”）。这种故事，如果偶尔发生在街头随机交易中，我或许会信，但要说发生在石油这种日复一日的大宗交易中，我可不信（当然，国企除外，国企干出任何事情我都不惊讶）。 对于投机者，期货行情的确可能改变他的需求曲线，那是因为，商品投机者所买卖的，其实并非商品本身，而是“区间价格走势”，一段预期中平缓的走势，和一段预期中陡峭的上行走势，是两种不同的商品，自然有不同的需求曲线。

开放社区蔚然成风 辉格 2008年12月19日 日前，微型博客社区Twitter宣布支持谷歌的社区互通方案FriendConnect，这是FriendConnect于今年5月推出，并于本月初全面开放之后，所赢得的一次重大胜利。以去年正式推出OpenSocial为标志，谷歌不遗余力地推动开放社区的发展；去年12月，它所倡导并作出主要贡献的分散式身份认证方案OAuth发布了第一份规范；今年10月，它又宣布Gmail账户支持OpenID；10月28日，Yahoo!和LinkedIn宣布支持OpenSocial；这样，到11月OpenSocial一周年之际，它已赢得了除Facebook和微软之外全部重量级社区的支持，覆盖6.75亿用户，开放社区已蔚然成风。 FriendConnect与Facebook Connect和MySpace Data Availability一样，旨在让用户用已有的社区账户，去访问其他社区网站而无需另行注册；反过来说，也就是让其他网站，通过简单的接纳用户在别处已有的账户和身份信息，而立即获得基本的社交特性和畅通的用户入口。不同的是，Facebook Connect仅仅是让Facebook用户带着Facebook身份到处跑，而FriendConnect则让用户可以带着任意一个遵循OAuth或OpenID规范的账户到处跑。这是两个级别的开放度，对于各大社区，FriendConnect处于中立的位置，实际上，谷歌自己的Orkut很小，远非其社区战略的重心。 对于社区开放的大势，已无须怀疑，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在新的开放环境下，会出现哪些变化和机遇？首先，对于用户，关键的变化是人格的单一化。尽管许多人还会保留多个身份用于不同的社交圈子，但单一化将是大趋势，今后每个人拥有身份大概不会超过三个。人格单一化的效果有点类似于实名制，人们会更加严肃的维护其形象，因而其在社区中的行为和言论将更趋谨慎；这一点，对于提升社区凝聚力、交往质量和活动深度，都大有裨益。 今天，虽然网络社区中功能已十分丰富，但现实世界中大部分事情，人们却很少会在网络上做，除了技术上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对网络身份缺乏信任。尽管你可以通过对某个社区的长期投入来建立良好声誉和密切关系，比如在淘宝上达到了很高的信誉级别，在天涯上成了知名ID，在驴友会表现了良好的组织能力，但你却很难将这些声誉和信任带到别处，一旦你进入一个新的社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历史，也没有朋友，而单一化人格将改变这一局面。 其次，对于网站来说，正如小银行欢迎跨行取款，小运营商欢迎带号转网，开放社区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小网站。小网站经常受困于这样的矛盾：要获得互动性和社交特性，就需要身份识别，但即便最简单的注册也会吓跑那些偶尔来访的不耐烦的用户。让用户记住一大堆多半不常用的帐号密码，确实勉为其难。同时，对于小网站，开发一套好的互动与社交功能，是不小的负担。FriendConnect让小网站只需粘贴一小段脚本便可立刻升级为具备标准社交功能的社区；更妙的是，用户可能在这个社区里发现他在别处结实的朋友，比如他的MSN或ICQ好友，或者反过来，他可能在MSN上发现他的好友们常去哪些社区。 社区开放不仅是对身份和关系的开放，也是对功能的开放，通过OpenSocial规范，社区之间可以相互利用对方的功能。比如你在一个小型BBS里谈论某个话题，而另一个大社区正就该话题进行投票或评选，利用开放功能，你可以让读者直接在你的帖子里直接参与投票，而无须转入另一个页面。这一特性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各社区相互建立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无须担心因此而造成用户流失，而此前，许多社区都竭力避免引入第三方功能，结果是封闭、自恋和信息孤岛。 前景十分美妙，但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开放社区所预示出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如何成为现实，还要看众多社区网站的表现，下一批成功者，或许会在他们之中诞生？

垄断并非收入效应成立的必要条件，我的观点，收入效应成立的条件是该商品的销售收入占卖家总收入的比例足够高，实际上，我的原文中压根没有提及垄断和OPEC。 在商品价格问题上，索罗斯和罗杰斯持另一种观点，与我的恰好相反，或许他们是对的，或许未来的事实能证明谁对谁错。 最近，罗杰斯声称：

……美元今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反弹，但促使其走强的原因是投资者进入到一个“强迫清算”的阶段，……“作为美国人，虽然我讨厌这样说，但我还得承认我准备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抛掉所有美元，”罗杰斯表示，“我将趁着美元这波涨势退出，美元今后的走势将重复英镑当初进入长期衰退的局面。”“美元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许都将前景暗淡，”罗杰斯预测，美元或许在未来几年中将贬值90%。……

……既然不看好美元，罗杰斯对于美国股票的看法也比较负面。他举例说，“花旗、通用的基本面都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相比股票，罗杰斯一如既往地表示看好商品，因为“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得以维护。”他指出农产品是最值得投资的领域，而黄金多头走势仍会持续数年。

几个月前，索罗斯曾作类似表示，当时我骂他索大骗子，之所以骂这么难听，是因为他在国会作伪证，说投机行为抬高了油价，胡扯，他是内行，不会不懂；鉴于他这种不诚实行为，我怀疑，他压根没有按他所声称的观点来投资。现在，罗杰斯看上去比索罗斯诚实一点，他似乎真要这么干，如果有事实能证明索罗斯也这么干了，我愿意收回说他是骗子的话，并打自己三个耳光。

我的看法很朴素，两个因素：需求下降，伊朗战争风险暂时消退。

当时冲到140多，其中30多可归因于伊朗风险，我认为；投机因素纯属胡扯，理由是，当时没人囤积石油，只要没发生囤积，投机交易并不会抬高油价，对赌合约只有金钱输赢，不影响现货价格，而当时存货并未增加，现在反而有不少人开始用油轮屯石油。

石油的平均成本不高，但成本曲线很陡，边际成本随产量提高而上升的很快，前几年的高需求把边际供给逼到了西伯利亚无人区和几千米的深海，不难理解，需求的小幅变动会对应油价大幅上下。

另一个因素，我说的，石油供给的收入效应，使得，油价高企时，供给意愿提高不多，下降时，供给意愿反而提高，这对油价的影响是正反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