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也有遗传基础吗?
辉格
2014年8月31日
不同文明与社会何以表现得如此不同,是个长久以来发人深省的问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Montesquieu)曾给出一个异想天开的便捷解释:气候与土壤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制度;19世纪的人类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满世界观察和描述各民族的特性,像博物学家那样测量和比较他们看到的一切,从器物、风俗、制度,到衣饰、语言、乃至身体。
基于对身体——特别是颅骨——的测量,他们区分了高加索、蒙古、马来等五六个种族(race),识别了各自的一些特征,这些研究形成了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然而到二战以后,出于对纳粹暴行的震惊和对种族主义的忌惮,种族成了学术界的禁忌话题,体质人类学即便没有消亡也已转入地下,种族一词则被“世系(ancestry)”所取代。
不过自70年代以来,新达尔文主义已重新确立了生物学和进化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利用遗传信息探索人类迁徙分化、生活方式、食物结构的方法,已得到广泛认可;当种族主义不再对文明构成威胁,当初的恐慌既已平复,人们便逐渐认识到,区分种族或民族(注:本文所称“民族”或“族群”皆指ethnic group,我还没想好用哪个中文词对应它)并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会让种族歧视或任何基于种族的立法和政策自动获得正当性。
所以近年来学界又开始关注人类群体间的差异,认识这些差异确有其实际价值,比如不同人群的特定运动潜能、罹患特定疾病的风险、近视或肥胖的几率,皆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可以让个人早加防范,让医疗机构有所准备,让企业更有针对性的设计产品,甚至帮助体育星探寻找培养天才苗子。
对于体貌和生理上的差异,世人好像比较容易接受,但有少数学者走得更远,英国科学作家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棘手遗产》(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中,讨论了群体间心理特性的差异对社会制度发展的可能影响,他认为,各国之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走上不同道路,在法治建立和经济发展上表现迥异,不能仅仅归因于早先的制度基础和文化特质,更要从心理特征上找原因,而群体间心理上的差异很可能有其遗传基础。
主要理由是,自从人类走出非洲,族群间经历了数万年地理隔绝,各自适应所在生态位,特别是农业起源以来,部分族群采用了与以往狩猎采集截然不同的定居农业生活,建立了城市和国家;长期生活在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之下,经受着完全不同的选择压力,最终在各族群的心理上造成了差异,比如暴力倾向、纪律性、对待远期回报的耐心、对待社会规范的态度、道德感,等等,这些差异,反过来又影响着不同族群接受特定制度的可能性,以及其中个体在现代市场社会获得成就的潜力。
韦德的书一面世便引起轩然大波,被戴上种族主义帽子,144位学者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联名信加以批判,较为中肯的评论者则指出,韦德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在种族差异这样的敏感话题上轻易发表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韦德确实没有直接的遗传学证据,但公允的讲,他的分析论证相当有说服力,绝非无端猜测,就好比一桩杀人案,尽管没找到指纹、凶器、血迹,但有关动机、作案条件、可疑举动的种种迹象,却强烈指向某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原则下,这样的嫌疑当然不足以定罪,正如韦德的观点远远够不上科学定论,但科学探索没必要遵循刑事定罪那样的严格标准。
好奇心驱使我们探索世界,当已知事实无法解答我们特别关切的问题时,便会凭推测从已确立的零散事实中描绘出完整故事,科学研究由同样的好奇心所推动,科学家也会做出同样没有多少把握的推测,考古学家从一块头骨、几颗牙齿,推测古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社会结构,从难以追溯的微弱线索中,生物学家也在推测生命最初起源的可能途径。
不同的是,科学推测是在更扎实的方法论基础、更好的理论框架、更严密的逻辑、更好的统计学工具等等一整套装备支持下,在对已知事实和竞争观点更全面把握的条件下进行的,而从这些方面看,韦德的装备是完全合格的,不逊色于任何科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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