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简要整理了一下对中医争议的看法，其中第10点（也是最后一点）谈到了其作为证据的能力：

10）如果废除是指一律禁止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基于中医经验和理论的证据，我反对，我认为此事应由法官自行决定；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禁止此类证据，或提醒陪审团忽略此类证据，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可能仅仅提醒陪审团注意此类证据的可靠性。

Vin问：

关于第10条，能否举例详解？哪些案件中（或说什么情况下），你会禁止；哪些案件中，你仅仅是提醒他们注意有效性？凭空很难想象。

我很喜欢这个问题，此类思考虽意淫色彩浓烈，却因其纯粹性而能带来乐趣。 比如，在死因鉴定中，我会禁止来自中医的鉴定作为证据，而在遗嘱争议中，假如立嘱人的私人医生是位中医，而争议某方以该中医的报告作为证明立嘱人健康状况或心智能力的证据，我会接受，再比如，某社区的污染侵权案，若该社区有中医传统，而当事某方以某位中医的报告作为证明侵权事实的证据，我也会接受。  

刚刚看到一篇文章《山狮为什么要找病弱的鹿》，里面犯了个很常见的推理错误，类似错误在科学报道中经常看到，不过多数出现在记者的发挥中，而这篇看来是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看来即便自然学科的专业训练也不能排除这种低级错误：

国家野生动物部的卡罗琳·伊·克鲁姆、迈克尔·伍·米勒，在科罗拉多州北端沿线工作，他们与同事一道，抽样选取了已知被山狮杀害的成年骡鹿尸壳，测试它们的慢性消耗性疾病，一种类似于疯牛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

他们同时抽样的还有在同一地区遭猎人捕杀的鹿群，以了解在鹿群总数中感染比率的情况。由于通常情况下，鹿并没有明显症状，被猎人打死的鹿被感染的机会将近乎随机。

正如生物书简中所报道的，他们发现，遭山狮杀害的鹿群的感染发病率普遍高于被猎人捕杀的鹿群，这表明大型猫科动物是在积极找寻生病的猎物。

米勒博士说，山狮可能会察觉到捕猎对象的一些疾病征兆，而这些征兆往往过于微妙以至人类无法识别，例如说，稍嫌缓慢的行为反应。

他说，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山狮是否易感此类疾病。但是，在消化染病尸体的过程中，动物可能将传染因子排出环境，减少传染给更多健康的鹿。

显然，从被山狮和猎人捕杀的鹿的染病率差异，无法得出“这表明大型猫科动物是在积极找寻生病的猎物”的结论，这一差异只需要一个弱得多的解释：染病与否，会影响鹿在山狮面前的生存率，却不影响其在猎枪面前的生存率。按奥卡姆剃刀原则，除非必要，不得引入新假定。

这个例子清晰得可以做教科书案例，呵呵。

我承认，经济学，无论何派，与物理学相比，距离理想的科学标准，远得多的多；在我心目中，理想的科学理论，应该更加彻底的形式化和模型化，而我能想象的最彻底，就是机器化，所有概念定律定理假设全部用机器语言表达，推理和证明过程全部机器验证，所有解释和预测都用机器模型演示，显然，这一标准，连物理学也未完全达到，而其他自然学科则距离更加遥远。

所以，尽管经济学离理想标准还很远，但我不同意它算不上科学的说法，我认为，与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已被认可为科学的一些自然学科相比，它的状况并不差的太多，而与其他所有社会学科相比（注意：我用的是社会学科，不是社会科学），它是唯一称得上科学的社会学科，因为其它学科都没有最起码的形式化。

除了形式化程度还不够高，经济学更严重的问题是：学科内的共识程度太低，表现为学派多如牛毛，除了硬核之外，几乎在所有层次上都充满分歧，提到经济学家时，前面经常要加上学派前缀，而提到物理学家则很少加，况且还有许多糊涂经济学家常常忘记坚守硬核，他们一方面以硬核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却又时不时攻击硬核。

尽管如此，相比其它社会学科，经济学还是有了不错的发展，表现为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没有完全原地踏步，如果你看看政治学和社会学，你会对这种原地踏步兜圈印象深刻，许多经济学问题，在学科内已经不再有什么争论，比如物价管制、自由贸易、最低工资，等等。（我可没说它们在公共舆论中没什么争论了）

的确，发现和预见新颖事实，是一门科学体现其价值、赢得其号召力的关键，在这方面，经济学并非毫无作为，国内同学这一点上的许多误解可能源自张五常教授，他喜欢拿钞票放大街上被人拣走这个例子来说事，实际上这是个十分恶劣的例子，因为钞票放大街上被人拣走压根算不上新颖事实，凭直觉便可预见；这里有几个比较靠谱的例子：

1）经济学家说，物价管制会导致短缺，这一论断运用到粮荒问题上，预见是：当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歉收时，物价管制将造成或扩大饥荒，这一预见已被大量实证研究所支持，而且这些研究在经济学范式启发和指导之下作出的，获得的是新颖事实。

2）经济学家说，其他条件大致不变时，开放贸易将提高国民收入，这一预见也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

3）经济学家说，与竞争性卖方相比，垄断卖方有更好的机会实施差别定价，以此榨取消费者剩余，实证研究表明：垄断厂商比其它厂商更多的实行差别定价。

4）按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所建构的政府官员投资激励和约束模型，可以预见：一旦政府部门获得投资权限，必定导致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在中国每天上演的故事，都在为这一预见提供证据。

随便想了几个，欢迎补充。

近来，将新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作捆绑式批斗似乎成了时髦，先是梁文道，现在又有芦笛，他们的大意是：新自由主义顽固坚持自己的经济学教条，试图从一些简单的假定出发，用苍白的理论模型解释复杂万千的现实世界，在这么做时还充满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狂妄自大，自以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事物，在对基本教条的坚持上，他们不顾现实证据所带来的无数困难，比如芦笛最新指责所指向的靶子——理性人假定，显然与多数人的直觉经验相抵触，却依然被奉为圭臬、用作法宝，他们结论道：如此不顾事实而坚持教条的做派，与共产主义何异？

这样的指责具有很好的渲染力和鼓动性，但却充满了谬误。

1）经济人模型或理性假定包含了信息完备条件？

请看wikipeidia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条目给出的定义：

Homo economicus is a term used for an approximation or model of Homo sapiens that acts to obtain the highest possible well-being for himself given available information about opportunities and other constraints, both natural and institutional, on his ability to achieve his predetermined goals.

按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条目，信息完备只是某些情况下为简化计算而引入的附加条件之一：

Often, to simplify calculation and facilitate testing, some possibly unrealistic assumptions are made about the world. These can include:

An individual has full or perfect information about exactly what will occur under any choice made. More complex models rely on probability to describe outcomes.
An individual has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time to weigh every choice against every other choice. Studies about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assumption are included in theorie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2）经济人模型或理性假定是新自由主义的独家法宝？

这一条很适合用来判别一位批评者是否对经济学有基本的了解，经济人模型不是新自由主义发明的，而是经济学的少数几个基础假定之一（另外还有偏好不变假定等），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

的确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理性假定带来了许多困难并对此十分不满，也有许多尝试用其他模型和假定取代经典经济学的基础假定，比如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正尝试构建基于有限理性、心理账户、经验法则等假定的启发式模型，但这些努力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远未实现范式替代。

3）为什么经济学家死不肯放弃经济人模型？

因为他们必须对人的行为模式有所假定，并且这些假定必须足够强，强到足以对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形式化描述和计量建模，否则经济学只能永远停留在散文阶段，而不可能发展为一门科学。

构成经济人模型的诸假定足够强，许多人认为它们太强了，但在你放弃它们之前，必须找到足够强的替代品，否则你的理论变垮了：如果对人的行为无法作出有意义的预期，怎么可能做有意义的经济解释和预测？

的确也有经济学家在特别限定的条件下，放松了理性假定，比如最著名的例子是凯恩斯的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假说，认为即便在货币量变动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坚持按名义价格而非实际价格行动，因而通货膨胀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

凯恩斯并未抛弃理性假定，而是在严格限定条件下作出了局部修正，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小小修正也使得凯恩斯理论大大不同于经典理论，该修正及其理论后果，也远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

4）死抱基础假定不放是经济学家或新自由主义的专病？

坚守基础假定不动摇，在捍卫理论核心时，无视任何事实挑战、不接受任何实证考验，这种执着或顽固做派，如果算个毛病的话，不是新自由主义或经济学家或任何特定学派特有的毛病，而是所有科学家和学派的共同特点，至少科学哲学家库恩和拉卡托斯是这么认为的。

基本概念、基础度量方法、基础假定及其所构成的理论核心，库恩（Thomas Kuhn）叫做范式（paradigm），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叫做硬核（hard core），（当然这两种十分不同，但本文不打算展开讨论其中区别），没有一个坚硬的基础，不可能建立任何稳定的理论体系，科学研究便无法继续，科学知识也无法组织进一个连贯的系统中。

科学理论，并不像纯粹经验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全部由经验命题组成，相反，它的最核心部分，恰恰是由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和一些不可检验的先验命题，经由形式化表述，组织在一个自我论证的同义反复体系中；理论体系经由一系列度量手段与经验世界发生关系，而基础概念所对应的度量方法，本身却是不经论证而直接接受的。

如果没有一套事先约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比如粒子说和波动说就代表了两种世界观，各自有一套基础概念），科学家之间连合乎逻辑的对话都无法进行，也无法就什么是“合法的问题”和“有意义的陈述”达成一致；如果没有一套事先约定的实验方法和度量工具，连事实观察和事实陈述都无法进行，谈何检验？

科学理论，也不像朴素证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在所有层次和所有部分上，都要接受实证检验，一旦发现反例，理论就被证伪了，科学家就放弃了，理论就完蛋了；库恩和拉卡托斯在检查了科学发展历史后发现，现实远非如此。

库恩认为，在科学家眼里，反例只是待解的难题，而在解题之前，科学家首先要把问题转换到自己的范式所规定的概念体系中，即用“合法的”概念提出“合法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用乔姆斯基的话说，这还只是个奥秘（mystery）而称不上是问题（problem）；实际上，任何时刻，即便占据主流的理论，也面临着大量的待澄清奥秘和待解难题。

拉卡托斯认为，对于科学纲领，硬核是不受挑战的：

    一切科学研究纲领都在其“硬核”上有明显区别。纲领的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将否定后件式对准这一“硬核”，相反，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独创性来阐明、甚至发明“辅助假说”，这些辅助假说围绕该核形成了一个保护带，而我们必须把否定后件式转向这些辅助假说。正是这一辅助假说保护带，必须在检验中首当其冲，调整、再调整、甚至全部被替换，以保卫因而硬化了的内核。……
    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是成功的研究纲领的一个经典例子：可能是最成功的一个研究纲领。当这一理论最初产生时，它被淹没在无数的“反常”（说是“反例”也行）之中，并受到支持这些反常的观察理论的反对。但是牛顿论者主要通过推翻据以确立“反证据”的那些原先的观察理论，十分顽强而巧妙地将一个又一个的反证据变成了证认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造成了新的反例，但他们随后又解决了。他们“把每一个新的困难都变成了他们纲领的新胜利。”
    在牛顿纲领中，反面启发法禁止我们把否定后件式指向牛顿动力学的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根据其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内核”是“不可反驳的”：反常必须只在辅助、“观察”假说和初始条件构成的“保护”带中引起变化。……
    反面启发法规定纲领的“硬核”，根据纲领的支持者的方法论决定，这一硬核是不可反驳的；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的“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
    纲领的正面启发法使科学家不被大量的反常所迷惑。正面启发法规划出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开列出一连串越来越复杂的模拟实在的模型：科学家的注意力专注于按其纲领正面部分规定的指示来建立他的模型。他不管实际的反例，即可资利用的“材料”。牛顿最初制定了由一个固定的点状太阳和一个点状的行星构成的行星系的纲领。正是在这一模型中，他为开普勒的椭圆导出了反平方定律。但牛顿自己的动力学第三定律是禁止这一模型的，因此，必须用太阳和行星都围绕它们共同的引力中心旋转的模型来取代这一模型。作出这一改变的原因不是任何观察（材料不会使人想到这里有“反常”），而是在发展这一纲领中出现的理论困难。然后他制定出了多行星的纲领，似乎只存在着日心力，而没有行星间的力。然后他提出了太阳和行星不是质点，而是质球的实际情况。对于这一改变，他也不需要对反常进行观察，一个（未明确表达出来的）试金石理论规定密度不能无限大，因此，必须扩大行星的体积。这一改变带来了相当大的数学困难，阻碍了牛顿的研究，而且把《原理》一书的发表耽搁了十几年。解决了这个“难题”后，他开始研究自旋球体及其摆动。然后，他承认行星间存在着力，并开始研究摄动。这时他才开始关注事实。这一模型出色地（定性地）说明了许多事实，但也有许多事实没能说明。这时他开始研究凸行星，而不是圆行星，等等。

依我看，拉卡托斯的模型可以更精致化：硬核外面的保护带是分层次的，越是靠近硬核的部分，越是不会轻易接受实证挑战，因为底层保护带承载了更多的上层理论，其抛弃或修正将带来更大的动荡，更多研究者的早先成果要被修正、重组或抛弃，因此需要更多的谨慎。

所以，对于挑战者来说，挑战对象越是接近底层，便负有越多的举证和论证责任，也要求挑战者有更多的历史成果证明自己的实力，以便说服同行这个挑战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实际上科学界也是这么要求的，如果你的挑战直接指向硬核，那对不起，学科内没人会理你，请你另起炉灶吧，如果你能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或许会成功。

结论：如果顽固坚持核心理论和基础假定就算共产主义，那么牛顿和爱因斯坦也是。

5）共产主义有科学理论吗？

共产主义的诸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的所谓经济学，从来没有发展成为科学理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始终停留在散文状态，既没有形式化，也没有建构为计量模型，马克思甚至不接受形式逻辑，视之为糟粕。

就马克思的追随者这个群体而言，追求思想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根本不是他们的特征，他们多半缺乏坚定的理论原则，他们的观点常常自相矛盾并以矛盾为荣，是著名的和稀泥高手：要辩证的看待……，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

更可笑的是，有人居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高尚人”模型之上的类似经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请问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在哪里提出过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形式化出来是什么样子？从这个模型能逻辑的推出血淋淋的原始积累、残酷剥削和阶级斗争？

这次在杭州，翟振明教授、苏振华教授和另一位学者（我忘了是谁）都重点讲解了自由意志、主观价值论（我更喜欢“价值主体间无关性”这一术语）和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组密切相关的基本命题，按我的理解，它们是这样的： 1）自由意志论：除非被他人所强制，人的每一项行为，是他的自由选择，即：他原本可以在那一刻作出其他选择：不作出那个行为，或作出其他行为。 2）主观价值论：对价值的度量（即对世界各种状态之好与坏的评价），只能由个体自己作出，并且，不同人的度量结果之间，不具有可比性，即：其中任何一个不能以任何比例折算为另一个，因而，价值度量结果之间也不具有可加性。 3）方法论个人主义：行动或选择这个动词的主语必须是具体的个人。 这组命题对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所以我很高兴能被如此重视，然而同时，我也遗憾的发现，我对这组命题的态度与这些学者有着根本的分歧；简单说，这些学者如同其他许多学者包括几年前的我一样，认为或暗示了，自由意志论或主观价值论是经验命题；而我却认为：这些命题只能被当作先验命题，这意味着，它们是武断的认定，不接受任何实证检验，也无视任何事实的挑战，不会因为任何事实发现或科学进展而改变。 我认为，一些学科（如道德哲学、伦理学、法学）以这些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因为是起点，本身无须加以论证，而一旦你放弃这一立场，退而将之认定为经验命题，那么这些学科的基础将被动摇。比如翟教授在他的精彩演讲最后，却打开了一个实证后门，他说（大意）：自由意志和个人主义之所以成立且难以动摇，是因为人就是一个一个的，他们的思想原本就是独立的，他们的选择必定也只能是分别作出的。 实证后门一旦打开，魔鬼就跟着来了：我们在团体操上很容易看到一个号令同时引发一群人的相似行为，你可以讨厌这种团体行动，但它们确实存在，你可以说，每个人听到号令后作出了自由选择，听从号令是他的选择，他原本也可以作出其他行为。 是的，“原本也可以”，但“原本也可以如何如何”这句话不可能用任何实证方法来证伪，它在逻辑上就直接与“实证”这个词相矛盾，因而，支持你说出“原本也可以如何如何”的，只能是一个先验而武断的观念，而不可能是经验。 正是在这一点上的混淆，导致了社会科学界对心理学和生物学的反感和抵制，这些研究行为的自然科学，把人当作实证研究的对象，试图发现人在何种条件下会作出何种行为，很明显，这些学科不可能引入自由意志这个概念，因为一旦这样做，会让它们的所有命题立刻失去实证意义，在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看来，“原本也可以”这句话不仅毫无意义，且被禁止提及。 相反，对于道德学家和法学家，自由意志是逻辑起点，假如你从别人家里拿走了一件东西，无论你为这项行为说出多少“原因”，无论你如何用经验科学论证在那种条件下你必定会那么做，法官都不会理睬。 在自然科学家眼里，人只是世界这部运转机器的一个普通部分，所谓个人意志只是因果链的一个环节，而在道德学家和法学家眼里，每个人是世界的一个“奇点”：任何因果链一旦碰上个人，立刻终结，同时，任何来自个人的因果链，此人就被认定为因果链起点，换句话说：不承认存在任何以个人为中间点的因果链。（唯一的例外是枪，只有当你用枪指着另一个人时，你才能得到一条以那个人为中间点的因果链） 这种以人为断点分割因果链的做法是人为的和武断的，用哲学黑话说就是先验的，它不以任何经验为前提，无论科学家作出多少研究，来证明被分割的因果链上的前后事件之间“其实”具有高度可信的因果关系，都不能改变这一武断假定，这就是道德哲学和经验科学的根本差异所在。 一旦你认清两种观念体系下的两个世界的这一差异，许许多多围绕这一问题而产生的纷争便迎刃而解，你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轻松切换：在不碰到人的时候，一切相安无事，而一旦碰到人，在经验科学世界里，继续把他当作普通对象看待，在道德哲学世界里，你马上掏出剪刀把因果链剪断，至于形式逻辑，哪个世界都少不了，照用无误。

花落去在《萧瀚炮轰牛博：邓玉娇案之后再一次先入为主》一文中又提到了帝国主义问题：

在中国的泱泱评论者中，有一种很醒目：那就是抱定一种框架，一种学理，套尽天下万物，一切皆可解决。前几年我们专门为此造了个词，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那会儿颇有一批人，认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更进一步，经济学措施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个流派被打击得差不多了，现在则比较流行民主帝国主义、宪政帝国主义；拿民主、自由、平等当万用灵药，到处套用，到处开药方。

花君对此次纷争的评论很中肯，但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我却难以苟同。

学科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研究对象为界，比如生物学里有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二是以方法论为界，此时多门学科或许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只是观察角度和方法论基础不同，比如道德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都是研究多人社会如何运作的。

对于以第二种方式划分出的各学科，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上不具有互斥性，因而，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者其实远非经济学，而是逻辑学，其次是语言学，只要你开口说话或动手写字，逻辑学家就有了插嘴的机会，同样，一旦多人社会中发生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上述六个学科的学者都有了插嘴的机会。

即便是以研究对象划界的划分方法，划出的学科之间也未必是互斥的，这取决于划界所用的维度是否相同，比如历史学，以时间为界可划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等，以事件类型为界可划出政治史、生活史、技术史、思想史等，显然，中古史专家和技术史专家大可以对同一组事件发表专业看法。

当然，某些事件虽然落在某学科的研究范围内，但在该学科专家眼里可能案例价值不够高，因而不予理睬，而其中蹩脚学者却视为至宝，唠叨半天也没说出个道道，结果被众大师鄙视，这是学术眼光和分析能力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问题。

我们不会指责我们的眼睛是“光学帝国主义者”，或者我们的鼻子是“化学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指责法医们是“缺乏人性和良知的技术帝国主义者”，却为何无法容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呢？

 

今天看到几位朋友又在为中医的事情而争吵，和以往看到的每次一样，又是一团混战，我关于此话题的想说的都已说过，所以没有兴趣参与进去，况且场面之混乱令我退缩，把以前在别处零星表达过的观点整理一下，存档备查： 1）中医有许多经验处方和疗法，但考虑到中医界迄今普遍顽固拒绝现代实验和统计方法，这些经验知识的可信度不高，大致上仍处于前科学水平； 2）前科学的、未被组织到某个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经验知识，未必“无用”，我认为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有大量有用的经验知识；至于中医的经验知识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有用，因为（1），无从作总体判断，只能依赖个人信息背景，各自个别判断——这也正是前科学时代的特点所在； 3）中医的理论体系——比如阴阳五行学说、经络学说、寒热干湿甘苦之辩等等，未构成自洽而可检验的科学理论，其理论和处方/疗法之间，也缺乏最起码的稳定明确的逻辑关系；基于此，我认为该理论体系没有任何保留价值； 4）对于“是否应该废除中医”，我的回答视“废除”一词的含义而定： 5）如果废除是指废止中医医师的行医执照，我赞成，我主张废止所有医生的行医执照，我认为行医无需执照； 6）如果废除是指禁止中医医师行医，我反对，我认为任何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行医； 7）如果废除是指禁止医师使用未经现代医学界认可的中医处方和疗法，我反对，我认为医生在审慎、充分告知和患者自愿原则下，可以使用任何他认为恰当的处方和疗法，上述三条原则是否得到遵守，必要时应在法庭上认定； 8）如果废除是指撤销政府对中医事业（研究、教育、资源等）的资助，我赞成，我并且赞成政府撤销对一切医疗事业的赞助； 9）如果废除是指禁止中医服务被纳入保险合约，我反对，首先，医疗保险合约不应由政府提供，其次，合约覆盖内容应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 10）如果废除是指一律禁止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基于中医经验和理论的证据，我反对，我认为此事应由法官自行决定；如果我是法官，我可能会在某些案件中禁止此类证据，或提醒陪审团忽略此类证据，在另一些案件中，我可能仅仅提醒陪审团注意此类证据的可靠性；

70年代，当进化生物学进入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分别开创了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时，遭遇了该领域学者的激烈抵抗，道金斯而威尔逊被视为人民公敌，从指责、辱骂、发展到身体攻击、开会起哄、高音喇叭干扰课堂，最后，一批学者在国际和平年来临之际，在西班牙集会签下了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其内容、形式和口吻，都像极了公元325年基督教尼西亚会议上的十二信条，更惊人的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采用了这些戒律。

当然，UNESCO可没把这当作丑闻，它至今还把它当作一项荣耀，以正式声明发布在其官方网站上（在这里），甚至还放在其所属的联合国大学（UNU）的首页上。

在今天的科学界，那些反对人碳暖球说法的科学家，他们的处境和遭遇，和当初的威尔逊，大概也差不多。

以下文字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一章PSYCHOLOGICAL CORRECTNESS一节：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this book is a departure from the dominant view of the human mind in our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hich Tooby and Cosmides have dubbed the 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SSSM). The SSSM proposes a fundamental division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 Biology endows humans with the five senses, a few drives like hunger and fear, and a general capacity to learn. But biological ev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SSSM, has been superseded by cultural evolution. Culture is an autonomous entity that carries out a desire to perpetuate itself by setting up expectations and assigning roles, which can vary arbitrarily from society to society. Even the reformers of the SSSM have accepted its framing of the issues. Biolog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culture, say the reformers; biology imposes "constraints" on behavior, and all behavior is a mixture of the two.

The SSSM not only has become an intellectual orthodoxy but has acquired a moral authority. When sociobiologists first began to challenge it, they met with a ferocity that is unusual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academic invective. The biologist E. O. Wilson was doused with a pitcher of ice water at a scientific convention, and students yelled for his dismissal over bullhorns and put up posters urging people to bring noisemakers to his lectures. Angry manifestos and book-length denunciations were published by organizations with names like Scienc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Racism, IQ, and the Class Society. In Not in Our Genes, Richard Lewontin, Steven Rose, and Leon Kamin dropped innuendos about Donald Symons' sex life and doctored a defensible passage of Richard Dawkins' into an insane one. (Dawkins said of the genes, "They created us, body and mind"; the authors have quoted it repeatedly as "They control us, body and mind.") When Scientific American ran an article on behavior genetics (studies of twins, families, and adoptees), they entitled it "Eugenics Revisited," an allusion to the discredited movement to improve the human genetic stock. When the magazine cover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y called the article "The New Social Darwinists," an allusion 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movement that justified social inequality as part of the wisdom of nature. Even one of sociobiology's distinguished practitioners, the primatologist Sarah Blaffer Hrdy, said, "I question whether sociobiology should be taught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or even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 . . The whole message of sociobiology is oriented toward the success of the individual. It's Machiavellian, and unless a student has a moral framework already in place, we could be producing social monsters by teaching this. It really fits in very nicely with the yuppie 'me first' ethos."

Entire scholarly societies joined in the fun, passing votes on empirical issues that one might have thought would be hashed out in the lab and the field. Margaret Mead's portrayal of an idyllic, egalitarian Samoa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documents of the SSSM, and when the anthropologist Derek Freeman showed that she got the facts spectacularly wrong,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ted at its business meeting to denounce his finding as unscientific. In 1986, twenty social scientists at a "Brain and Aggression" meeting drafted the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subsequently adopted by UNESCO and endorsed by sever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The statement claimed to "challenge a number of alleged biological findings that have been used, even by some in our disciplines, to justify violence and war":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e have inherited a tendency to make war from our animal ancestors.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ar or any other violent behavior is genetically programmed into our human nature.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there has been a selection for aggressive behavior more than for other kinds of behavior.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humans have a "violent brain."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ar is caused by "instinct" or any single motivation...
...We conclude that biology does not condemn humanity to war, and that humanity can be freed from the bondage of biological pessimism and empowered with confidence to undertake the transformative tasks nee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Peace 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What moral certainty could have incited these scholars to doctor quotations, censor ideas, attack the ideas' proponents ad hominem, smear them with unwarranted associations to repugnant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mobilize powerful institutions to legislate what is correct and incorrect?

参考：Wikipedia: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词条

科学的信息学阐释（一）
辉格
2008年12月27日

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在我刚接触科学哲学的时候，我的想法比较朴素：科学是用来解释事实的。那什么叫解释呢？我说：解释就是降低听众对某些事件的惊讶程度，即，解释者所面对的那些听众，在听过他的解释之后，对原本让他们较为惊讶的事件感觉不再那么惊讶了，这种差异越强烈，我们就说：解释者所持理论的解释力越强。（当然，前提是他的理论是逻辑自洽的，这一点先不讨论）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这一表述比较满意，但总是觉得它不够形式化，如果解释者面对的不是人而是机器，这一区别方法还能有效吗？于是我想，如果要让一台机器对不同的事件表现出惊讶或者泰然，我会如何着手？

假如你掷4个一组的骰子，A)掷出4个6会让你很惊讶，B)掷出3个6、1个2个则略感惊讶，C)掷出2、3、5、6各1个则丝毫不惊讶，差别在哪里？我是这样想的：人对之惊讶的东西，不是事件，而是现象，上面三次掷骰子，就事件本身而言，其在整个事件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同等的，但它们所表现出的现象——或者说当我们用某种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时，则十分不同：这三个现象所覆盖的事件，所占据事件空间的比例分别是：A=1/1296，B=4/1296，C=12/1296。

一个现象所占据的事件空间的比例大小，对应着观察者从该现象中所获得的信息量的大小，比例越大，信息量越小。可以这样理解：有人问你住在哪里，你回答1)广东2)广州3)海珠区，这些答案占据事件空间的比例一个比一个小，所含信息量一个比一个大。反过来，事件空间的缩小，也会降低该空间中事件的信息量。比如，在一个9x9棋盘上的一颗落子，比在19x19的棋盘上，信息量小很多。

所以，区分惊讶与否的关键是信息量。于是，我把“解释”一词的含义形式化为：所谓解释，就是对原有的事件空间（S）追加约束（R），使得被解释现象（P）的信息量从原有的I0减少为I1，且约束本身的信息量Ir小于I0-I1。科学，通过引入一组自然律，约束了事件空间，因而降低了现象在观察者眼里的信息量，从而达到了降低惊讶程度——或者说解释的效果。

还是拿骰子说明：假如你连掷三次，结果都是1、2、3、4各一个，你感觉很惊讶。此时，一位骰子科学家提出“点数守恒定律”——一次掷四颗骰子的点数之和恒等于10，并以此作为对上述现象的解释。看看是否与我的说法吻合：在没有守恒定律之前，事件空间（S0）的容量是6的4次方1296，“1234各一个”这一现象占据了该空间的12个位置，其信息量I0=-log2(12/1296)=6.75bit【注】，引入点数守恒定律之后，新的事件空间（S1）的容量为83，于是“1234各一个”的信息量变为I1=-log2(12/83)=2.79bit，比I0减少了3.96bit。

那么点数守恒定律本身包含了多少信息量？四颗骰子点数和的值空间是6～36，容量31，因而定律的信息量Ir=-log2(1/31)=4.95bit，超过了其节省的3.96bit，但这一定律不仅能解释(1,2,3,4)骰子组合，至少还能解释如下6种组合：(1,1,2,6)，(1,1,3,5)，(1,1,4,4)，(1,2,2,5)，(1,3,3,3)，(2,2,3,3)，所以，它节省的总信息量是3.96bit*7=27.72bit，这样，该定律一共节省了22.77bit。

好久没做代数题了，请大家帮我检查一下有没有算对。

（未完待续）

注：信息量的计算方法，见Wiki条目：熵（Entropy）。

科学网报道了MIT的一份研究结果，显示著名科学家的逝世，常导致“其合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明显下降，甚至能持续到数十年”：

美国麻省理工经济学家Pierre Azoulay及其同事列出了一份近9000名著名生命科学家的名单。这些科学家在过去30年中都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得到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最大资助，赢得过多项大奖，或是达到了其他类似标准。研究小组研究了其中161名科学家，这161人逝世的时候都在67岁以下，而且所有人在逝世前都非常高产。……
 
接下来，利用论文文献数据和美国医学院协会发布的成员名册，研究人员收集了与这些已逝科学家合作的教授们的名录。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著名科学家逝世以后，他们的那些合作者发表的论文量降低了5%至10%。

对此，Azoulay的解释是：

Azoulay表示，科学家的逝世带走的不仅仅是技能。虽然不久以后其他人也能具备相似的技能，但研究小组发现，在他们逝世后很多年，合作者论文发表量仍然比以前低。Azoulay同时排除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顶尖科学家的逝世使得他们的合作者与期刊编辑或是资助机构的联系中断了。实际上，Azoulay认为，各个小同行的科学家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各个合作者都为这个网络贡献思想。所以当著名科学家辞世后，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知识和思想上的损失。

Azoulay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研究结果其实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哲学理论（有人称之为库恩主义）的一个极佳例证。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并非一个连续的渐进积累过程，而是通过一次次革命来实现，渐进积累只存在于两次革命之间所谓“常规发展阶段”，在此期间，科学共同体遵循一套公认的“范式”。

科学革命——新理论体系取代旧理论体系——得以进行的方式，并非朴素证伪主义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判决性实验，旧理论被推翻，新理论继续；实际上，新旧理论遵循不同范式，根本无法对话（这两句是我的发挥），所谓判决性实验不会让旧理论的拥护者放弃，果真如此的话，该理论当初就不会发展起来，因为每个新理论在创建之初都面临一大堆无法解释的现象，按朴素证伪主义的观点，他们一开始就该被抛弃；相反，库恩把这些无法解释的部分叫做“难题”，历史上，理论的常规发展阶段，正是不断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

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是一个范式转换的过程，这不是通过范式之间对话或决斗实现的，而是新范式因其优势而不断吸引追随者，而旧范式的拥护者不断衰老死去，而最终实现的【注】；至于什么样的优势能吸引追随者，库恩好像没说清楚，这一点上，我认为拉卡托斯比较有说服力。

不难看出，库恩理论，是一种观念的进化论：各种观念系统通过竞争它的追随者的头脑而获得自身的繁荣，科学只是其中较为成功的一种。

注：哈佛的科学史教授伯纳德·科恩（I. B. Cohen）在《科学中的革命》（Revolution in Science）里详细描述了历次重大科学革命中的范式转换过程，可参考。

若以奥数成绩衡量，中国学生所受的科学教育不可谓差，而美国学生可能要倒数了，但我的判断却仍然是：中国的科学教育极其失败，而美国的科学教育仍属一流。

差别在于哲学。科学是一套独特的思考、说话和交流方式，奥数考100分，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学会用科学的方法来思考和说话了。

在英美科学家的著作里，你常常可以看到大段大段文字阐述他们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波普、卡尔纳普、库恩的名字和术语随处可见，而在中国学者的作品里，你最多只能听到一些前罗素哲学家的警句妙言。

对于没有起码了解科学方法论的人来说，阅读科学新闻和看明星八卦没有区别，除了满足一点好奇心和获得一点遐想空间之外，我看不出对改进他们的思考有任何益处；我经常在朋友之间宣扬的一个观点是：对大众来说，科学就是另一种迷信，也只能是一种迷信。

所以，至少在中国，最需要普及的，是科学哲学。

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我会贪婪凶恶的推荐从休谟、罗素、维特根斯坦、波普、库恩、拉卡托斯直到奎因，但很少人有这样的时间和耐心，所以，我建议，如果只打算读一本科学哲学著作，就读这本吧。

科学慈善的效率考量 辉格 2008年9月15日 本月9日，面向纳米、神经和天体物理三个科学领域的卡弗里奖在挪威颁发了首届奖项，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同样面向三个自然科学学科的邵逸夫奖在香港颁发了第五届奖项，甚至它们每份奖金的数额也相同——都是100万美元。自从诺贝尔奖于上世纪初创立以来，这种以面向特定学科的定期奖项来赞助科学研究的方式，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它以很低的代价创造了可长期持续的学术传统和由此带来的荣誉感和个人激励机制，在科学慈善的诸多方式中，大概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与诺贝尔一样，卡弗里是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成功商人，其在慈善事业的运作上表现出了他在工程和商业上同样的精明。虽然卡弗里几乎捐出了其全部资产，他的基金会也只有6亿美元，但成立八年以来，在他的精心运营下，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通过与众多顶级大学的合作，已资助建立了15个卡弗里研究所。得益于精明的挑选和大学的积极配合，尽管基金会对每个研究所的赞助金额仅限于750万美元，这些研究所在短期内便创造了丰硕成果，甚至拥有了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卡弗里基金会因此而声名鹊起，于是在三年前决定趁热打铁，设立卡弗里奖，可谓点睛之笔。 科学慈善如同其他慈善行为一样，终究是一种消费：行善者付出代价去谋求一些结果，并从中得到满足。然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大致上可归为三类：第一种是养人，早期宫廷和贵族赞助者经常养士以增添自己的荣耀，他们为博学和专才者提供衣食无忧的条件，指望他们创造出优秀的科学成果和艺术作品。现代大学的终身教席是这一方式的典范，今天，仍不断有慈善家资助大学的特定讲座和教席，李嘉诚的长江学者计划即属此类。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开放性，对研究方向几乎没有约束，也利于营造自由学术气氛，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同行评价和激励机制，难免限于懒散。 第二种是养工程，即针对特定目标制订研究计划，组织和推动研究过程并为其提供资源。比如盖茨基金会已投入数十亿美元推动多项疾病研究项目，其组织方法颇似美国政府推动的曼哈顿和阿波罗计划。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导向性明确，可以确保资源被用在赞助者意图所指的方向上，缺点是投入密集、风险大。盖茨基金会为攻克一种疾病动辄投入十几亿美元，短期内还往往难以见效。本月初，慈善家布罗德向哈佛和麻省理工合建的遗传医学研究所追加了4亿美元捐赠，而此前他已向该研究所捐了2亿美元，但看上去，布罗德在有生之年也只能从那里看到少数前途未卜的零星成果。 第三种是直接采购，对于作为消费者的慈善家来说，这显然是最自然的方式，事实上，这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你想要什么结果，花钱买就是了。买有两种买法：一种是你要的结果已经存在，但需要识别和评估出来，这是科学奖项的做法；另一种是期望的结果还不存在，但你希望它出现，那就是悬赏，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公布了七道千禧年数学难题，为每个题目悬赏百万美元，如同1900年希尔伯特23问题一样，这些悬赏题有望影响今后若干年的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组织和演化逻辑，它依赖于持久专注的思考传统，独立自治的研究机构，基于期刊、通讯和会议的同行评价机制，基于师生和学派传承关系的研究范式。外部资助者若要获得好的效果，便应利用而非打破这些传统和结构，就这一点而言，采购法也是最好的资助方式，它诱导科研体系向赞助者希望的方向倾斜，但并不干预该体系如何产生出这一结果，而像盖茨基金会这种大规模直接介入，很可能会对学术界原有的组织结构和评价激励体系造成过度冲击，对此已有学者表示了担忧。 随着富人们价值观的变迁，赞助科学的慈善行为日益成为风尚，而有待开拓的未知领域和不断涌现的新学科将为慈善家提供大量名垂青史的机会，选择哪一种资助方式，将决定慈善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