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慈善的效率考量 辉格 2008年9月15日 本月9日，面向纳米、神经和天体物理三个科学领域的卡弗里奖在挪威颁发了首届奖项，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同样面向三个自然科学学科的邵逸夫奖在香港颁发了第五届奖项，甚至它们每份奖金的数额也相同——都是100万美元。自从诺贝尔奖于上世纪初创立以来，这种以面向特定学科的定期奖项来赞助科学研究的方式，已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它以很低的代价创造了可长期持续的学术传统和由此带来的荣誉感和个人激励机制，在科学慈善的诸多方式中，大概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与诺贝尔一样，卡弗里是一位工程师出身的成功商人，其在慈善事业的运作上表现出了他在工程和商业上同样的精明。虽然卡弗里几乎捐出了其全部资产，他的基金会也只有6亿美元，但成立八年以来，在他的精心运营下，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效果。通过与众多顶级大学的合作，已资助建立了15个卡弗里研究所。得益于精明的挑选和大学的积极配合，尽管基金会对每个研究所的赞助金额仅限于750万美元，这些研究所在短期内便创造了丰硕成果，甚至拥有了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卡弗里基金会因此而声名鹊起，于是在三年前决定趁热打铁，设立卡弗里奖，可谓点睛之笔。 科学慈善如同其他慈善行为一样，终究是一种消费：行善者付出代价去谋求一些结果，并从中得到满足。然而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大致上可归为三类：第一种是养人，早期宫廷和贵族赞助者经常养士以增添自己的荣耀，他们为博学和专才者提供衣食无忧的条件，指望他们创造出优秀的科学成果和艺术作品。现代大学的终身教席是这一方式的典范，今天，仍不断有慈善家资助大学的特定讲座和教席，李嘉诚的长江学者计划即属此类。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开放性，对研究方向几乎没有约束，也利于营造自由学术气氛，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同行评价和激励机制，难免限于懒散。 第二种是养工程，即针对特定目标制订研究计划，组织和推动研究过程并为其提供资源。比如盖茨基金会已投入数十亿美元推动多项疾病研究项目，其组织方法颇似美国政府推动的曼哈顿和阿波罗计划。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导向性明确，可以确保资源被用在赞助者意图所指的方向上，缺点是投入密集、风险大。盖茨基金会为攻克一种疾病动辄投入十几亿美元，短期内还往往难以见效。本月初，慈善家布罗德向哈佛和麻省理工合建的遗传医学研究所追加了4亿美元捐赠，而此前他已向该研究所捐了2亿美元，但看上去，布罗德在有生之年也只能从那里看到少数前途未卜的零星成果。 第三种是直接采购，对于作为消费者的慈善家来说，这显然是最自然的方式，事实上，这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你想要什么结果，花钱买就是了。买有两种买法：一种是你要的结果已经存在，但需要识别和评估出来，这是科学奖项的做法；另一种是期望的结果还不存在，但你希望它出现，那就是悬赏，克雷数学研究所2000年公布了七道千禧年数学难题，为每个题目悬赏百万美元，如同1900年希尔伯特23问题一样，这些悬赏题有望影响今后若干年的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有其独特的组织和演化逻辑，它依赖于持久专注的思考传统，独立自治的研究机构，基于期刊、通讯和会议的同行评价机制，基于师生和学派传承关系的研究范式。外部资助者若要获得好的效果，便应利用而非打破这些传统和结构，就这一点而言，采购法也是最好的资助方式，它诱导科研体系向赞助者希望的方向倾斜，但并不干预该体系如何产生出这一结果，而像盖茨基金会这种大规模直接介入，很可能会对学术界原有的组织结构和评价激励体系造成过度冲击，对此已有学者表示了担忧。 随着富人们价值观的变迁，赞助科学的慈善行为日益成为风尚，而有待开拓的未知领域和不断涌现的新学科将为慈善家提供大量名垂青史的机会，选择哪一种资助方式，将决定慈善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