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积木#2：信息与控制 辉格 2015年12月3日 一个广域国家的统治者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比如在前文已讨论过的领地安全问题中，为了对入侵和叛乱做出及时反应，他不仅需要机动优势，还需要以5-10倍于行军的速度传送情报，而即便如此，当疆域非常广阔时，也必须在多个据点驻扎军队，而不能集中于一点；行政系统也是如此，为实现有效治理，广袤领地须划分成若干单元，分别派驻官吏。 更一般而言，当统治团队膨胀到一定程度时，由于它本身也受制于邓巴局限，因而只能建立层级组织，假设按每个上级单元控制20个下级单元（1：20已经是非常扁平的结构，只能实现较弱的控制，有关这一点我以后会展开讨论），那么，从一两百人的熟人小社会到数千万人的帝国，就至少需要四个层级。 然而，一旦建立层级组织，就会面临所有委托-代理关系中都存在的激励和控制难题，瞒上欺下，职权滥用，目标偏离，推诿责任，沟通不畅，协调失灵，以及最危险的背叛和分离；最高权力者总会想出各种办法来克服这些障碍，那些或多或少管用的办法就被延用下来，构成了我们在历史中所见到的种种政体结构、制度安排和组织工具。 防止叛乱的一种方法是多线控制，将维持下级单元运行所需职能加以分割，交给不同人掌管，并通过不同的层级系统加以控制，使得其中每个都无法单独行动，从而剥夺下级单元的独立性；例如，由将领掌握军队指挥权，由行政系统负责粮草供给，这样，叛军很快会因失去粮草而陷入瘫痪。 另一种方法是阻止上下级官员之间发展私人效忠关系，缩短任期、频繁调动、任职回避、把奖励和提拔权限保留在高层，都是出于这一目的；另外，在重臣身边安插耳目，派出巡回监察官，维持多个独立情报来源，要求同级官员分头汇报情况以便核查真伪虚实，都是常见的做法。 强化控制的终极手段，是直接发号施令，让官员忙于执行频繁下达的任务而无暇追求自己的目标，甚至让他们看不清系统的整体运营机制因而无法打自己的小算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有句名言：（大意）“每天起床都要等着别人告诉他今天要做什么的人，肯定是农奴。”当控制强化到极致时，臣僚便成了君主的奴仆。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有代价的，多线控制削弱了下级单元的独立应变能力，面对突发危机时，协调障碍可能是致命的；在古代的组织条件下，消除个人效忠也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点在历史上已屡屡得到证明，较近的例子是，湘军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曾国藩等人所建立的个人效忠网络，北洋新军相对于绿营清军的一大优势也是个人效忠。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有一个共同前提：高速通信；多线控制下，军队和粮草都可囤在前线基地，但指令必须由上层发出，平时被刻意隔离的几套体系，离开中央指挥就难以协调行动；同样，有效的监视、巡察、考核、奖惩，也都依赖于快速高效的情报传递，直接遥控指挥更需要近乎于实时的通信能力；正因此，所有帝国都建立了效率远远超出同时代民用水平的通信系统。 自从定居之后，便有了入侵警报机制，发现盗贼时，人们以鸣锣呼喊等方式通知邻居，循声追捕（[[hue and cry]]）是中世纪英格兰社区对付盗贼的惯常方法，只要盗贼还没离开视线，所有目击者都有义务追呼，hue的拉丁词源可能是hutesium（号角），和铜锣一样，号角也是用于警报的通信工具。 当部落扩大到多个村寨时，功率更大的鼓就被用于远程警报，流行于百越民族的铜鼓，可将信号传出几公里乃至十几公里，经接力传递更可达上百公里，由于铜鼓的覆盖范围大，也被长老和酋长们用于召集民众，因而成为权威和共同体凝聚力的象征，类似于欧洲市镇的钟楼；钟鼓楼也是古代中国行政城市的标准配置，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 非洲人将鼓的通信功能发挥到了极致，通常，鼓只能通过节奏变化编码少量信息，带宽十分有限，但西非人凭借可调音高的沙漏状皮带鼓创造了一种能够传递丰富信息的鼓语（[[talking drum]]），用音调变化模拟语音流，效果类似于闭着嘴用鼻音说汉语。 因为班图语和汉语一样也是声调语言（[[tonal language]]），这样的模拟确实可行，当然，去掉元辅音丢失了大量信息，听者很难猜到在说什么，特别是失去当面对话中的手势体态环境等辅助信息之后，为此，鼓语者会附加大量冗余来帮助听者还原：重复、排比、修饰，把单词拉长成句子，插入固定形式的惯用短语来提示上下文，等等，长度加长到所模拟语音的五六倍。 鼓语不仅被用于在村庄之间传讯，也被大量用于私人生活，召唤家人回家，通知有客来访，谈情说爱，或只是闲聊，在20世纪上半叶鼓语还盛行时，人人都有一个鼓语名；不过，自发形成的鼓语毕竟不够精确，难以满足军事和行政需要，阿散蒂（[[Ashanti]]）和约鲁巴（[[Yoruba]]）的城邦君主们会供养一批世袭的专业鼓语者，并将短语和句型加以精确化，用于传递情报和指令。 18世纪初建立的阿散蒂帝国（[[Ashanti Empire]]），曾是下撒哈拉非洲最强盛的国家，在19世纪与英国的四次战争中表现出强大战斗力，多次挫败英军，而构成其战斗力的一大法宝，正是鼓语通信系统所带来的机动优势和指挥效率，在前电报时代，这大概是最高效的军事通信手段，它不仅传输速度快，带宽也不比电报低，而且是无线的。 欧亚帝国更流行的通信系统是烽燧链和邮驿网，烽燧传讯的速度较快，汉代边地烽燧的间距约1-3公里，假设每个烽燧的响应时间是5分钟，那么信息每小时可以走12-36公里，每天三五百公里；但烽燧的带宽太小，调节烟柱数量和火把离合也只能编码几个比特。 邮驿则是高带宽的，但速度比烽燧慢，罗马帝国的普通驿传速度是每天60-80公里，和唐代的每天160里差不多，紧急情况下，若不断更换最好的马，且不惜将马累死，可以达到每天两三百公里，公元前9年提比略（[[Tiberius]]）便是以这种方式在一昼夜内狂奔300公里，赶往日耳曼前线见他临死的弟弟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 在古代，既高速又高带宽的远程通信工具是信鸽，可负重75克（相当于20张A4纸或0.6平米缣帛或0.14平米羊皮纸），以80公里时速一天内将消息传至千里之外；但信鸽也有其缺陷，首先是不可靠，它们经常被敌人打下来，其次，它是定点且单向的，因为信鸽通信利用的是其归巢本能，而每只信鸽只认一个巢；不过，对于最高权力者，第二个缺陷同时也是优点，它限制了属下的通信对象，防止他们用信鸽与敌人或相互间密谋串通。 通信在大型组织运营和控制上的关键作用，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I the Great]]）的成就中可窥见一斑，格列高利是罗马教会事实上的缔造者，在他之前，教会是个十分松散的组织，教皇作为罗马主教也只是诸主教中最显要的一位，格列高利将它改造成了严密的层级化组织，他那非凡的组织管理活动有个著名特点：大量写信，在14年任期中，仅留存下来的信件就有854封。 通过与下属之间非常频密的信件往来，他对远在西西里、北非、不列颠的下属的工作进展了如指掌，事无巨细的作出指示，并在任务执行过程中不断给予协助和干预；为处理大量信件，他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文书团队。 格列高利能这么做，也得益于教会在读写上的优势，当时统治西欧的蛮族领主和贵族大多是文盲，因而这一优势尤为突出，国王们能够得到的文书服务也大多来自教士，结果，集权化之后的罗马教会不仅在各国拥有巨大权力，也成了近千年中唯一一个影响覆盖整个西欧的权力中心，到中世纪后期当贵族也开始掌握文字时，教廷的地位已难以撼动。 通信手段在帝权专制的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历史上那些权力欲特别强的帝王，总是努力绕开常规行政系统，直接从下层获取情报，武则天就特别喜欢让人向她告密，朱元璋更将密疏言事制度化了，不过，他们把告密权放得太宽，反倒容易被信息所淹没。 康熙做得更聪明，他把密折专奏的机会限于少数亲信和60多位省级大员（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邓巴数），从而首度建立起了真正有效的直达皇帝的专属情报系统，康熙还在要地安插亲信作为另一套情报来源，曹雪芹祖上三代所担任的江宁织造，就兼负着为皇帝收罗江南情报的职责；雍正更将密折制度变成了主要施政工具，通过朱批奏折与臣僚直接对话成了常规，留存的朱批奏折共41600本，批语1000多万字，合每天批9本两三千字。 这一系列做法，将集权专制推向了前电报时代的极限，从{{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叫魂》中所描绘的一个案例可以看出，当皇帝对某件事情产生兴趣时，其干预可以细致和深入到何种程度，比如对一个乞丐的审讯中，刑讯逼供的尺度该怎么把握，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和全程遥控，自然离不开高效率的通信系统，在处理叫魂案的那半年里，奏批往来的频密程度，可从孔氏所援引的部分批语中得到一个直观印象。 这些通信系统成本极为高昂，汉代西北边境的居延都尉府（县级军事辖区）沿额济纳河构建的一条270公里烽燧链上，有270座烽燧，敦煌的塞垣烽燧链密度近似，长约100公里，近100座烽燧，每座烽燧少则三五名，多则十几名守卒，为管理数百座烽燧并为其供应粮草，还须建立一个四级官僚结构和三级仓储系统，人员配置近2000，而当时居延县总共才8000户人家。 邮驿网比烽燧链庞大得多，东汉修建的褒斜道，全程258里（107公里）设置了大小64个中继站（所谓邮亭驿置）；假设每县有50公里驿路，每2-3公里一个小型中继站，10-20公里一个大型服务区，就需要数百人为它服务；明清两代，全国8万多公里驿路，2000个驿（服务区），14000个铺（中继站），每驿60-70匹马，总计十几万驿卒铺兵和同等数量的马匹。 维持这样的系统需要雄厚的财政和劳役资源，在古代帝国的常设行政系统中，它占了很大比例，清代一个县级政府的书吏衙役加起来不过一两百人，和驿卒铺兵数量相当，加上马匹，后者财政负担更大，所以万历年间{{张居正}}大举裁撤精简行政官僚机构时，邮驿系统是他的裁撤重点。 道路和邮驿系统一旦建立起来，便成为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并且为帝国统一提供了一种向心力，使得它容易被接管，却很难被割裂，因为这些道路网络的拓扑结构有着强烈的首都中心倾向，将其中一个局部分出来，功效便大打折扣，罗马大道（[[Roman Roads]]）被刻意设计成笔直的形状，常不顾地形条件而强行取直，甚至在翻越山岭时也直上直下，这样的道路系统有利于大跨度的战略机动和长途通信，但削弱了连接区域内城镇和局部中心的价值，因为后者的分布通常由河流山脉等自然地貌所决定。 电报的出现戏剧性的改变了通信方式，传统邮驿系统在不到一代人中即遭废弃，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结构；南北战争首度见证了这场革命，凭借4000多英里电报线路，林肯成为首位能够直接向战地指挥官发号施令的总统，在战争部的电报室里实现了对战争近乎实时的遥控。 1879年的祖鲁战争（[[Zulu war]]）是个有趣的对照，这场冲突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派往南非不久的高级专员亨利·弗里尔（[[Henry Frere]]）刚愎自用，背着其殖民部上司擅自行事的结果，在殖民部长希克斯·比奇（[[Hicks Beach]]）看来，当时弗里尔若用电报而非信件与伦敦沟通，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可惜的是，就在战争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来自亚丁（[[Aden]]）的东线海底电缆刚刚通到德班（[[Durban]]），而通往专员驻地开普敦（[[Cape Town]]）的西线海底电缆在十年后才铺通。 电报对权力结构的冲击也改变了几大帝国的命运，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热情拥抱这项新技术，1839年，摩尔斯的测试成功后一年多，首部电报机即已出现在伊斯坦布尔，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尚未结束，通往欧洲的线路便已开通，到1869年，急速扩张中的帝国电报网已拥有25137公里线路。 起初，电报强化了帝国对遥远行省的控制，但因为电报线铺设成本远远低于邮驿系统，只须一路竖杆子，且完全不受地形之碍，地方政权也很容易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网，同时民用电报也迅速发展并推动了新闻业繁荣，结果导致地方离心倾向和民族主义的兴起。 类似的故事也在东方上演，庚子事变后的{{东南互保}}这种前所未有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因为各地督抚已能相互通电，而此事的牵头者恰恰是当时控制电报局的{{盛宣怀}}，更有意思的是，盛宣怀在1911年担任邮传大臣后，试图将各省自建的铁路和电报网收归国有，以便由中央集中控制，由此引发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满清帝国的最终崩溃。  

【2015-09-22】 @果壳网 【人体冷冻：冻存是技术，复苏则是信仰】把人冻起来，到未来再复苏，这是1931年科幻小说中出现的想法，也是《飞出个未来》主人公Fry的遭遇，更是现实中许多公司提供的商业服务。单从冷冻这头说，目前最大进展是复苏了兔子的肾。就算未来技术会进步，但，这真的只是技术问题吗？O人体冷冻：冻存是一项技术，复苏是一套信仰 http://www.guokr.com/article/440746/ @Ent_evo: 关于人体冷冻，我的两毛钱想法……这是一个帕斯卡赌注，这是相信人类将永远进步、未来将全方位好于过去，这和相信乌托邦、相信天国并无本质区别。 @whigzhou: 呵呵，这就愚蠢了？若某人死前还有一大笔钱，在他看来没有其他更有价值的用途，那怎么就非理性了？ @whigzhou: “贩卖可能为假的希望是道德的吗？”——什么叫“可能为假的希望”？“真的希望”是必定会出现的结果？那么拯救大熊猫基金会向大众募捐是道德的吗？卖彩票呢？ @whigzhou: 再后面那一大串问题，你们要是真替当事人那么着急，通过遗嘱信托都可以一点点解决，至于由此引出的制度和福利问题，个体决策难道还得把整个社会都安排好了再做才算理性啊？ @whigzhou: 后半篇槽点实在太多，满眼not even wrong  

让谷歌眼镜来挽救颈椎吧 辉格 2012年12月20日 最近在一次颈椎病的医疗技术研讨会上，一位骨科专家对近年来颈椎病在国内的上升势头提出了警告，据称成人发病率已升至17%，并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其中白领阶层尤为突出，发病率高达普通水平的6至9倍，该专家认为，手机和平板等手持信息终端的广泛使用，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这听起来是可信的，由于读写和文案处理等工作需要久坐伏案低头，因而长期以来就给白领的腰椎、颈椎、肩周、手腕等关节带来麻烦，如今信息终端应用从办公延伸到了消费领域，这些职业病也就随之而扩大为了生活方式病。 传统的纸质文档也需要伏案低头，但电脑和显示屏带来了新问题：它的通用性和多任务多窗口特征，不仅减少了头部转动，也让文档翻阅和任务切换所需要的手部动作变得极其单调，总之，使用电脑处理同样任务时，所需要的起坐、走动、翻找、整理、转动等等身体动作，都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只要愿意，白领们可以长时间僵坐不动，除了两颗眼珠和两根手指之外。 手持终端可能进一步加重了问题，它收窄了屏幕因而更减少了头部转动，而且在长时间使用时，它相对于眼睛的位置变得比电脑屏幕更低，因为长时间平持会让肩膀很累，人们更喜欢把它放在膝盖上或垂手持于腹前，特别是在地铁和公交车这种地方，阅读者缺乏肘部支撑，更倾向于这种姿势，于是更增加了颈部的负担。 随着手持智能终端的普及，其内容也日益丰富和吸引人，这种状况恐怕会持续一些年，不过人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惊慌，甚或将其斥为“技术违背自然和人性”的又一个例子，技术与生产进步、生活方式的变迁，总是伴随着各种有害的副产品，这是文化演化的常态，新问题只能也总是会由技术和生产的继续进步来解决。 实际上，在职业病和生活方式病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情况要比现代糟糕的多，旧时农民因长期负重行走，普遍患有静脉曲张，水稻区妇女则因为弯腰插秧而多患腰椎病，燃料性质、狭小居室和恶劣通风条件，也让呼吸道疾病很普遍；季节性生产和地区分工模式，也让农耕者比狩猎采集者更多依赖腌制食物，致癌物摄入更多，只是古人不知有癌症，而且寿命太短，多半来不及得癌症就死了。 影响最大的是，由于农业大幅改变了食物结构，也收窄了食谱，导致各种营养缺乏症，与狩猎采集时代相比，农耕者的营养和发育更差，身材更矮小，疾病更多，寿命更短；古代城市则情况更糟，因为交通技术落后，尽管古代城市规模远不及现代，居住密集度却更高，恶劣的卫生防疫条件导致高死亡率，结果城市历来就是人口黑洞，需要不断从外部补充才能维持其人口水平，现代城市虽也有类似效果，但那是因为低生育率，而不是高死亡率。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已帮助人类解决了农耕技术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当然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但总体上人类的处境已大为改善，手持终端所带来的健康问题，本身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其他改进、便利和享受而付出的代价，显然，他们这么选择是因为觉得收益超出了代价，或许事后他们会发现健康代价比预想的要高，但正因此人们在未来的选择也会基于新获得的信息而做出调整，惊恐是多余的。 而同时，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会激励创新者寻找更好的技术，比如谷歌在今年六月的I/O大会上所演示的智能眼镜（[[Google Glass]]），其显示和语音操控模式，便有望将使用者的颈椎、腰椎和手腕从现有的受束缚姿态中解放出来，另外，像Kindle这样轻薄小巧的被动显示器，还有未来的柔性电子纸，也将让用户可以更自由的姿态阅读，可以相信，类似的改进在未来十年内就会陆续成为现实。  

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宋代大量涌现并广为使用的节省劳动型工具和机械，在明清都逐渐消失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秧马了；如今，插秧已成为水稻耕作的象征性景象，其实水稻原本无须移栽，它是土地稀缺的产物，为了提高复种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插秧不仅辛苦，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它生动体现了人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贬值。 初见于北宋的秧马，便是为拔秧和插秧而设计的农具，可像小船般滑行于水田之中，让劳作者坐在里面从而避免弯腰；宋元两代秧马曾广泛流行于水稻区，苏轼的《秧马歌》更令其美名远扬，然而到清代，秧马已很少见到[1. 注：我看到的几份材料都说秧马到清后期已很少使用，不过有朋友告诉我，据他所见在江汉平原秧马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反映了江汉平原与江南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程度上的差异。]，人们只能在农书上一窥其风采；秧马的消失，据说是因为水稻种植密度提高，但也可能只是因为人力越来越廉价，便和其它劳动节省型农具一样被遗弃了。 由汉至唐，中国的人口峰值始终被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五六千万，此后的两次农业革命将极限翻了几番，第一次发生在北宋，以引入占城稻为标志，并围绕水稻暴发了一系列创新，包括品种改良、周期缩短、复种率提高、适应性拓展，还有大量新型农具和机械的发明，第二次是在晚明到早清，以引入美洲旱地作物为标志，向丘陵山地大规模拓垦，同时，作物多样化也大幅提高了传统耕作区的抗灾能力。 两次革命初期，都经历了土地单产提高、可垦地增加、劳动力紧缺、农民状况改善的可喜局面，但不出百年，随着人口再次逼近新的极限，土地退化、人均耕地缩减、劳动边际产出递降等马尔萨斯周期后半段的种种特征逐渐浮现，最终当人均耕地减至仅一亩多时，一切昂贵的耕畜、机械和农具，便相继成为不堪负担的奢侈品。 山区的情况也好些，那里总会留下一些难以垦殖的土地可供养牛，同时，山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总是低于冲积平原，因而人口密度不会达到后者的高度，即便最肥沃的山谷土地也不如冲积平原的土地肥沃，因为水流总是不断将营养物质从上游往下游搬运，而且山地拓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越是严重，营养搬运的速度越快。 这样，尽管旱地作物的引入也增加了山区人口密度，但那里人力相对于土地和工具贬值的程度不如平原严重，或许正因此，那里保留下来的耕畜和劳动节省型农具，也相对多一些。

这两天在看年鉴派（[[Annales School]]）大师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法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冒出一个念头，耕作技术或许在农业社会的制度史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比如多圃轮作制（multi-field rotation）很可能强化巩固了西欧封建制度（虽然未必是导致了它的起源），而以三圃制（[[three-field rotation]]）的瓦解和圈地运动（[[Enclosure]]）为核心内容的农业革命，最终摧毁了封建制的基础。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三圃制的意思是，把每块土地分成三份，每年其中两份种植主粮（通常是两种不同主粮），第三份种植牧草用于放牧；问题是，种粮的两份地在收获之前需要圈起来以避免牲口破坏，假如地块分割是随机的，便面临两个问题：1）所需篱笆长度可能非常长，围栏成本高昂，2）牧场被分割得太细，不适合放牧。 假如一大块地统一规划，并在修筑篱笆上协调行动，可找到优化程度很高的方案，比如，将土地分成长宽相等的若干长条，一条作为一个产权单位，每条分三段，这样，各产权单位的三圃中的任何一圃，组合起来恰好构成一个矩形，成为整片土地的三圃中的一圃，于是，只须很少几道篱笆，即可将种植区与放牧区隔离。（将上述矩形换成三个同心环，长条换成细窄扇环，效果相当） 显然，由陆续到达的单户垦荒者自发形成的产权布局，不会恰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只能来自单一大土地主，或者具有某种集体分配和控制机制的村社的刻意规划，比如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庄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 早先我介绍过，封建制中领主住在庄园里或在多个庄园之间轮巡，通过组合套餐式的封建义务收取实物地租，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流通成本过高、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这也是Bloch在《封建社会》中的观点），现在看来，三圃制也需要领主在现场为耕作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这或许是封建制在西欧长期维持的重要基础，因为在此模式下，随机组合的自由农户在土地利用上将是无效率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三圃制足以解释封建制的起源，或认为三圃制是封建制的存在前提，日本这一个反例即可消除这样的念头，日本的主流耕作模式不是多圃轮作制，而是复种轮作。

昨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赵行德同学对钟表首先出现在西欧而非中国提出了他的解释，原文较长，大致意思是：航海定位需要推动了天文学研究，而天文观测需要精确计时，于是大航海的强烈需求最终推动了钟表技术的进步。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但我不大同意。 我对钟表技术发展所知不多，主要得自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的介绍，他花了两编六章的篇幅叙述了计时技术的历史，如此不吝篇幅，有两个原因，1）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这是该书主题）上，时间观念的演变是一个重要方面，2）钟表是最早的被产业化的机器，被他称为“机器之母”，许多机械原理和技巧都可以追溯到钟表，因而在技术和产业史上具有独特地位。 以我了解的情况，我觉得，计时技术的飞跃之发生在西欧而非其他地方，可用如下逻辑链说明： 1）钟表技术飞跃是因为存在规模化需求； 2）规模化需求来自当时大量涌现的商业市镇； 3）市镇之所以能对钟表形成有效需求，是因为它们具备为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条件，相比之下，中国城镇缺乏这些条件； 4）这些制度条件包括教会、行会和商人自治政府； 5）规模化需求使得钟表制造成为一个成规模的产业，从而为专业化和分工创造了条件； 6）专业化和分工最终导致了创新浪潮和技术进步； 假如只有天文观测需求，需求规模很小，只能支持非专业的孤立建造，无法产业化。 更重要的是，天文观测需求不构成重要的东西差异，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激励制订精确历法，也投入了许多资源，积累了不少知识和专家，但并未导致钟表业的产生和计时技术的飞跃，所以我不能赞同赵行德同学的解释，当然，我的替代解释也只是很没把握的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