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30】 发完上一个帖子突然想到个问题，我写过许多有关人口的文章，其中涉及的逻辑远比前面提到的各种错误所涉及的更复杂，意识到这一点让我菊花一紧，既然那些错误如此常见，我的观点肯定被误解的更多，包括对自洽性的怀疑，特别是有关人口压力的论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理论是我整个达尔萨斯主义的基石，它要是不自洽那就全垮了，所以我还是花点力气澄清一下： 1）人口压力是所有生物与文化适应性的终极来源，也是全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存续前提， 2）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处于生存线附近的边际人口（或曰赤贫人口）的处境会很糟糕， 3）不同制度与社会结构下，人口压力产生的效果十分不同，其中一大差异是边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4）在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没有可靠保障的体制中，中上阶层难以长期维持其地位，难以持续积累资本（和其他文明元素），其规模也较小，因而边际人口比例更大，这意味着在这些社会可观察到更多人口压力作用下的糟糕处境， 5）当我谈论上述糟糕处境，或者使用『马尔萨斯陷阱』之类术语时，所表达的负面评价针对的是某些体制下人口压力造成的结果比其他体制更糟糕，而不是在说『人口压力本身是坏事』，当然不是， 6）现代人口转型是个大题目，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清晰的看法，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短期现象，大概只会持续几代人时间， 7）人口转型在其持续期中会大幅减少甚至消除边际人口，但并非消除人口压力，多数人仍然在为挣得一份生活而努力拼争，这正是人口压力的关键效果，改变的是，这些人如今为自己设定的最低可接受生活标准远高于生存线，通俗的说就是，对中产地位的渴望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将生育率拉到了这样的低水平，而不是：人们不再为挣得生活而奋斗了， 8）然而只要偏好多样性仍然存在，这一状况必定会改变，因为地位期许没那么高的人（比如阿米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持续提高，最终重新拉高生育率， 9）假如这情况最终没发生（虽然我看不出何以如此的任何理由），文明将逐渐瓦解， 10）相对于普遍人口转型，东亚的极低生育率其实更容易理解一点，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极高，而一旦如此庞大的人口突然将理想生活标准调高到美加澳新中产水平时，怎么可能不把生育率压到极低水平？这是盎格鲁价值观全球化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