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有〈语言〉标签的文章(79)

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前景

【2019-05-27】

最近在朋友家里看了一会儿EuroVision,之前竟不知道有这比赛,据说在澳洲还挺受欢迎,不知是不是因为近些年也开始有澳洲歌手参赛的缘故,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我听到的那四五位歌手,全部是用英语演唱的,尽管我对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前景早已确信无疑,但发展这么快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查了一下,我的采样并未偏离常态:

Since the language rule was abolished in 1999, songs in English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2016, all but three out of 36 semi-finalists had songs in English(more...)

标签: | |
8115
【2019-05-27】 最近在朋友家里看了一会儿EuroVision,之前竟不知道有这比赛,据说在澳洲还挺受欢迎,不知是不是因为近些年也开始有澳洲歌手参赛的缘故,引起我注意的一点是,我听到的那四五位歌手,全部是用英语演唱的,尽管我对英语成为世界通用语的前景早已确信无疑,但发展这么快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查了一下,我的采样并未偏离常态:

Since the language rule was abolished in 1999, songs in English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2016, all but three out of 36 semi-finalists had songs in English, with only two (Bosnia and Herzegovina and Northen Macedonia) performing songs in their native languages, as Austria sent a song in French. In the final, all but three out of 26 contestants had songs in English.

而且从主办方多次改变语言规则的情形看,非英语国家的歌手用英语唱是不受鼓励的,曾两度被规则禁止,最终解禁看来是顺应大众需要而迫不得已。 从更详细的数据看,自从1999年规则改变之后,英语几乎一统天下。  
雅语言

【2019-04-10】

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

@研二公知苗: 低估了非书面语言的生命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印度:作为书面语言的英语和作为口语的印地语以及各种南方语言可以毫不冲突地存在。

@whigzhou: 我倾向于原帖的看法,没有(或丧失了)书面表达能力的语言就是土语了,不是雅语言,在当今的文化流动局面下,土语的地位是脆弱的

@whigzhou: 汉语族诸语言中,粤语地(more...)

标签: | |
8095
【2019-04-10】 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法律法规和《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 @研二公知苗: 低估了非书面语言的生命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印度:作为书面语言的英语和作为口语的印地语以及各种南方语言可以毫不冲突地存在。 @whigzhou: 我倾向于原帖的看法,没有(或丧失了)书面表达能力的语言就是土语了,不是雅语言,在当今的文化流动局面下,土语的地位是脆弱的 @whigzhou: 汉语族诸语言中,粤语地位最牢固,正是因为它是雅语言,即,有人在用它写作/写歌/演戏/拍电影,若非如此,它就会和吴语一样在两三代人后消失  
Kurlumarniny

【2018-10-19】

最近读了本澳洲土著写的书,Kurlumarniny,个人回忆录性质,作者恰好属于从传统狩猎采集生活向现代生活转变的那一代,所以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人称叙述,可能是我能找到的最直接的观察狩猎采集者心智状态的机会了,among others,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体会:

1)澳洲土著的空间认知能力太强了,虽然此前已有所耳闻,但还是让我惊奇不已,该书大概有一小半篇幅在描述各种漫游和旅行经历,描述极为精确,从哪里出发,和谁一起,先朝哪个(more...)

标签: | | |
8058
【2018-10-19】 最近读了本澳洲土著写的书,Kurlumarniny,个人回忆录性质,作者恰好属于从传统狩猎采集生活向现代生活转变的那一代,所以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人称叙述,可能是我能找到的最直接的观察狩猎采集者心智状态的机会了,among others,有几个特别突出的体会: 1)澳洲土著的空间认知能力太强了,虽然此前已有所耳闻,但还是让我惊奇不已,该书大概有一小半篇幅在描述各种漫游和旅行经历,描述极为精确,从哪里出发,和谁一起,先朝哪个方向走了多久,在何处转向,又朝哪个方向走了多久……用的全是绝对坐标系,要知道这些大部分是十几甚至三十几年后的回忆, 2)描述一件事情时,会特别仔细的交代当时有哪些人在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谁对谁做了什么,谁向谁交付了什么物品,但是事件发生时间以及两件事之间的时间间隔,叙述却很模糊,通常完全缺失,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想到他们缺乏日历系统,就释然了, 3)虽然从成年起狩猎就不再是作者的主业和生计依靠了,但他仍非常热衷此道,旅途中从不放过任何狩猎机会,他会很详细的记住每次成功狩猎的经历、成果,以及最后和谁一起分享了猎物,同时,他极少提到采集活动(虽然其他线索表明他在旅途中肯定也会顺便采集植物), 4)他的叙述里明显缺乏某些语义结构,我还不能完整罗列究竟缺了些什么,但其中一类缺失非常惹眼,即我们在reasoning时所用到的那些语义结构,诸如『因为-所以』『如果-那么』『因为(如果-那么)-所以我必须』『可能如此-或者也可能那般』『考虑到-我最好』『他想要-于是就』……此类结构的缺失让许多叙述朴素的令人震撼,书中充斥着诸如此类的陈述:『Sam说,我们,所有人,去A营地,挖矿』——从编辑按语中可知,这是在叙述该群体的经过讨论之后做出的一个重大决定,但你从正文中看不到任何斟酌、讨论、说理、权衡的内容,我相信,他们的思维过程中肯定会包含此类内容,但没有体现在语言表达中,
音节数与倒装结构

【2018-07-31】

@清洁工_RAmen 今天又看到有人在问这个问题:明明是“馍夹肉”,为什么叫“肉夹馍”?
这个语言现象和倒装没有关系。真相其实很简单。这种食物就叫“夹馍”。荤的叫“肉夹馍”,素的叫“菜夹馍”,仅此而已。
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能绕晕网友,也让语言学家上过当。我记得好像是著名语言学家端木三提出过一个问题:明明是“粉碎纸张机”,为什么要叫“纸张粉碎机”呢?
此后十几年,一堆语言学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堆论文,用各种新潮理论探讨这个倒装(术语叫“移位”)(more...)

标签: |
8048
【2018-07-31】 @清洁工_RAmen 今天又看到有人在问这个问题:明明是“馍夹肉”,为什么叫“肉夹馍”? 这个语言现象和倒装没有关系。真相其实很简单。这种食物就叫“夹馍”。荤的叫“肉夹馍”,素的叫“菜夹馍”,仅此而已。 这种看似简单的问题不仅能绕晕网友,也让语言学家上过当。我记得好像是著名语言学家端木三提出过一个问题:明明是“粉碎纸张机”,为什么要叫“纸张粉碎机”呢? 此后十几年,一堆语言学家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堆论文,用各种新潮理论探讨这个倒装(术语叫“移位”)的来历。终于,另一位著名语言学家王洪君老师看不下去了,发了篇论文喊停:这种东西就叫“粉碎机”,“纸张”只是一个定语,还有什么“木料粉碎机”、“草料粉碎机”等好几十种“粉碎机”,初中知识呀,你们想什么呢? 这是一个“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绝佳案例。我相信,那些从移位角度参与讨论的学者,如果不是从端木三的论文里看到的这个问题,而是一个小孩子或外国人问的这个问题,多半也能一瞬间做出正确的解答。另一方面,对于别人文献中“显而易见”的错误,学者们经常懒得专门撰文批驳,不仅嫌麻烦,也嫌“掉价”,这也是这个简单的问题维持了十几年,绕晕更多学者的原因。 @whigzhou: 『纸张粉碎机』当然是倒装结构,之所以倒装,是因为『纸张』和『粉碎』都是多音节词,换成单音节就不需要倒装,碎纸机,沙土挖掘机-挖土机,王位继承者-继位者,冠军夺得者-夺冠者,这是汉语构词法的特点,你不会认为『冠军』是修饰『夺得者』的吧?谁会没事单独用『夺得者』这个词吗?再比如『bug杀手』,难道『bug』是修饰『杀手』的形容词? @whigzhou: 如果形容词一说成立,为啥没人说土挖机,距测仪,冠夺者,书订机呢? @whigzhou: 有时宾语是多音节,动词单音节,此时若要倒装,就必须把动词强行变成双音节,常见办法是在动词后面加个『制』字,比如面条压制机,镜片磨制机,玻璃吹制机…… @whigzhou: 所以这事情跟且只跟音节数有关
那些不太灵光的市场

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more...)

标签: | | | |
7923
和保健品厂商一样,记者们总是热衷于使用一些偶尔从专家嘴里听来,自己却不太弄得明白的高深术语,诸如博弈,囚徒困境,自私基因,悖论,伪命题……,在众多此类术语中,『市场失灵』是颇受欢迎的一个,大概是因为它有着恰到好处的似懂非懂性——既显得足够高深,又不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很适合为进一步的社会批评、政策呼吁,乃至道义铁肩的展示做铺垫。 那么,当人们说市场失灵时,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那里,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指一组特定的经济现象,它们大多在本书各章中得到了讨论,包括:因所有权缺失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因搭便车问题而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不足(第1、2章),外部性带来的无效率(第3章),因资产特化和网络效应而造成的低水平均衡(或者叫路径锁入,第4、5、6章),因单方面资产特化而造成的合约套牢(第7、8章),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柠檬市场或委托代理无效(第9章),因掠夺性定价、网络效应或先行优势而造成的自然垄断(第10、11、12章),由非理性行为导致的价格泡沫(第13章)。 何以将这些十分不同的现象归为一类?理由并不明确,常见的说法是,它们都偏离了帕累托最优,即存在帕累托优化的余地,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跟帕累托最优无关,比如旨在消除外部性的庇古税,被征税者的福利显然减损了,所以即便我们接受基数效用论,也充其量只能在理论上实现庇古优化,而非帕累托优化,类似的,即便我们相信某种外力能够将市场从低水平均衡中拉出,或避免合约套牢,或打破自然垄断,结果也只是改进了消费者和部分生产者的福利,而低水平均衡中的特化资产持有者、合约套牢中的讹诈者、自然垄断厂商的利益,无疑都减损了,因而这些改变都不是帕累托优化。 此外,正如各章作者所指出,经济学家基于这些现象所构造的模型在理论上是否成立,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有多普遍,其影响有多重要,都是相当可疑的,而那些长久以来被视为这组模型之经典案例,被广为援引和传播的故事,则多半只是信口捏造或以讹传讹,对此,本书各章已有详尽论述。 不过,无论理论地位是否脆弱,现实重要性多么可疑,当经济学家说市场失灵时,他们的意思至少是明确的,相比之下,在非专业场合,这个词的用法就变得极为狂野,我在这里打算重点讨论的,正是这一状况;还是让我从语言分析开始吧。 假如我们发现某人未能完成某项视觉任务,并说:“视觉系统失灵”——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句话的语义太含混了,有太多种可能的解读: 1)此人的(原本好好的)视觉系统此时此刻失灵了。或许是某种疾病(比如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让他暂时失明; 2)此人的视觉系统向来不灵。或许他是个盲人,或者色盲,或者深度近视,等等; 3)人类的视觉系统不灵。双眼布局造成的视野局限让人类无法(像毛驴那样)完成要求视野角度超过180度的任务,分辨率局限也让我们无法像老鹰那样看清那么远的东西; 4)脊椎动物的视觉不灵。脊椎动物视觉系统的结构缺陷造成的盲点,让我们无法完成某些特殊的视觉任务; 5)无论何种视觉系统不灵,或,视觉系统这种东西就是不灵。比如视觉系统的定向性令它无法像听觉或嗅觉系统那样随时接收处理来自任意方向的信号,而且光信号绕开障碍物的能力也极差。 类似的,当有人说市场不灵时,其言下之意可能是: 1)这个市场本来有着某种功能,但这个市场的这一功能此时此地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现出来,或表现不佳,一定是某种缺陷、状况或外力导致了其功能障碍,就像视网膜动脉栓塞发作时,或眼球长时间受压迫之后,出现的视觉障碍; 2)这个经济体的市场缺乏某些典型市场都有的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希腊的市场相比美国的市场,表现十分不同,就像色盲患者的视觉障碍; 3)相比其他类型的市场,这种类型的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比如有着中央银行、价格管制、福利制度或最低工资法的市场,和没有这些制度的市场相比,表现十分不同,就像人眼和驴眼或鹰眼的不同,脊椎动物眼睛和乌贼眼睛的不同; 4)相比人类组织协调其经济活动的其他系统(比如熟人互惠,效忠/庇护网络,封建系统,行政管制,中央计划),无论何种市场缺乏某些功能,或者虽有却表现不佳,就像眼睛的定向性局限和频宽局限。 重要的不是这些可能性是否存在——对应失灵之不同含义的案例,在现实中或许都可以找到——,而是人们在谈论市场失灵时,总是将这些含义不加区别的混为一谈,当所描述的情况只能支持一种含义时,谈论者试图传达的,听众所领会到的,却是另一种含义,看到某个经济体的市场某时某刻在某件事情上有某项功能表现不佳,就轻易得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不行,得试试其他系统(往往是指政府)”的结论。 想象一下,假如我们在谈论眼睛时也这么做,会有多荒唐:因为某人午休打瞌睡时手臂压迫眼球导致20分钟内无法阅读,就说他是个瞎子,发现有些人是色盲,就说人类视觉系统的颜色分辨力实在糟糕,听说存在盲点、视野局限、定向性问题,就宣称视觉比起嗅觉来简直弱爆了。 还有比这些更狂野的用法,有些人在说市场失灵时,首先暗自为它指派了一项来路不明的任务,然后指责它未能完成:市场没能让所有人脱贫致富,让人人变得积极乐观、心想事成、幸福感十足,让坏人从世间消失,再也没有纠纷、冲突、天灾、事故和疾病,创造出零污染没成本且人人喜爱的梦幻能源……可是凭什么市场必须要有这些功能呢? 让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吧,在下文将谈论的一些事情中[1],对市场失灵的惊呼声不绝于耳,然而惊呼者从来没有说清楚,失灵的究竟是某个特定市场,或是某类市场,还是任何或全部市场,更没有讨论过它们各自可能引出的政策含义有何不同。   为何私人企业在某些产业表现如此糟糕?[2] 2011年4月,云南玉溪一家幼儿园,一位儿童因异物阻塞气管窒息,送医抢救无效死亡,园主竟伙同雇员偷偷将尸体埋到山上。 此事令舆论一时哗然,如同往常一样,记者们也迅速找出了事件中的污点:这所幼儿园是民营的,且属非法办学,缺乏“资质”、未经教育局批准,且已屡次被责令停办。 实际上,类似污点在以往各种质量和安全事件中屡屡占据显著地位,黑心私人作坊、黑心摊贩、黑心民营医院,等等,似乎民营与黑心总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而缺乏资质、许可和执照本身便成了认定其责任的难逃罪状。 可问题是,在我们听到的幼儿园事故中,国营的并不少见,比如2001年南昌广电中心艺术幼儿园烧死13个孩子的火灾,该幼儿园背景又红又正,资质更是健全而雄厚;民营幼儿园在总体上是否比国营的更不安全,我们还没有统计数字可供判断。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确实存在一些行业,民营企业在质量和安全上的表现明显不如国营的,比如,到处散发欺骗性医疗广告的,多半是民营医院,在民营加油站加到劣质油的概率,也远高于国营连锁油站。 这一相关性,似乎支持了行业准入限制、管制、甚至国有化的必要性:瞧,这些敏感行业国家就应该管起来,否则消费者面对的将是和黑医院黑油站一样的黑心商家;果真如此吗?首先,民营/缺乏资质和质量/安全之间表现出的相关性并不是因果关系,况且,这一相关性本身就是可疑的,看看别的行业,食品和餐饮同样是质量安全高度敏感的,但在麦当劳和国营食堂之间,消费者对哪个更放心?即便在医疗业,私人经营的长庚医院,其服务质量和口碑也为绝大多数国营医院所难以企及。 假如我们对比各个行业的情况,不难发现,那些早已拆除准入门槛、开放私人投资、国企基本退出或不拥有特权的行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化、产品质量、服务水平和安全性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现与开放之前国企的长期麻木和停滞形成了鲜明对照,而民企黑幕重重、事故频仍、欺诈横行且长期看不到改善的领域,通常都是准入门槛高企、管制重重、国企享有特权或垄断关键资源的行业。 这一对照强烈暗示着另一种因果关系:正是管制将民企长期压制在地下或半地下的灰色状态,随时可能面临清理整顿、打击恶性竞争、优化组合、被国企强行兼并的命运,投资经营者朝不保夕,才让行业陷于黑暗低劣的状态,比如发生埋尸案的幼儿园,因没有牌照而屡屡被责令关闭,不断更名和搬迁以躲避检查,处于这种状态下,他们怎么会愿意在规模化、经营管理规范化和品牌形象建设上做长期而持续的投入? 朝不保夕状态下的理性策略,就是将投资规模控制在最低水平,以降低被关闭的代价,其中当然包括管理、质量和安全上的投入,低调不张扬以免惹来关注,而这与品牌建设恰好背道而驰;同时,将资源转而投入于寻求与官员和黑社会建立庇护关系,这样既可逃避管制,同时也补偿了质量安全上的低投入所带来的风险,因为这些庇护资源可以帮他们在需要时摆平事情。 这是一个逆向淘汰机制,把那些愿意长期投入、有志于建立百年品牌的企业家赶出了这些行业,也让善良诚实守法、不屑与黑暗势力为伍、以东躲西藏苟且屈膝胯下求生为耻的公民避之犹恐不及,因而,管制先创造了一个浑水泥潭,然后以其浑浊为理由论证管制的必要性,这是又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更不幸的是,由于管制将经营者预先置于非法状态,当事故发生时,他们丧失了循正当途径解决的条件,而倾向于更黑的手段,或寻求庇护势力摆平,或自己铤而走险;学龄前儿童原本就处于高危年龄段,事故死亡率比青少年高许多,尤其是在不发达社会,所以幼儿园经营者无不日夜提心吊胆,从事发后的恐慌反应看,本案的经营者在避免事故上有着足够的激励,可同样的激励却将其行为引向了不同于常理的方向,他们知道因为没有牌照,诉讼结果会很不利,而在事先,非法状态也让他们无法购买保险,只好选择了最恶劣的做法。 【后记】 在上文的情境中,市场确实失败了,它败于政府强制之手,因为政府根本不让它光明正大的发育。一个产业若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就无法指望它会健康发展,因为地下状态妨碍了信息的充分流动,而这正是品质提升所需要的,地下状态也会形成对参与者的逆向淘汰:驱逐良民,吸引恶棍。 娼妓业是个典型的例子,禁娼制度下的娼业往往被黑帮(还有与之合作的腐败官员)所控制,妓女处境常十分悲惨,有时近乎于奴役状态,然而在娼业合法的经济体中,妓女的处境并不比其他服务业从业者差多少,顾客被讹诈勒索的机会也并不更高。   为何虚假医疗广告如此肆无忌惮?[3] 2009年初,卫生部和广电总局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布通告,用四个以“一律不准播放”结尾的排比句,重申了对医疗健康类电视广播节目这种变相医疗广告的禁令。类似的禁令我们已见过多次了,最显著的一次是在2006年8月,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对医疗广告全面宣战。后来,战火又蔓延到了互联网,2008年的百度危机便发端于医疗广告(同样的危机在2016年以更大规模暴发)。然而,对于医疗广告泛滥和欺诈横行的局面,这一次又一次语气强硬的禁令和声势浩大的扫荡,恰恰显露了政策执行的失败。 画面恶俗、言辞蛊惑、称述充满误导和欺诈的医疗广告,充斥着各种媒体,这场面确实恶劣而难堪;然而情况恶化到这步田地,却不是因为缺少法规和禁令,我们从不缺少三令五申、严厉打击和彻底杜绝;关于医疗广告,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严厉的限制:除了通常被印在名片正面的那些信息之外,医疗广告不得包含任何内容,甚至不得提及疾病名称、药物和治疗手段,更不能提及与疗效有关的任何字眼。这些条文带给人们的期待,与现实情景形成天壤之别。 虚假医疗广告轻则骗人钱财,重则夺人性命,无论何种都是刑事犯罪,如今其泛滥之势既已严重到各大部委屡屡联合打击的地步,想必大量虚假陈述已经做出,众多患者已经被误导,不少伤害已经造成,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听到有谁为此而坐牢,更没有听说刊登这些广告的媒体因此而赔到破产,甚至很少有诉讼被提起(这些四处打广告的家伙,莫非执法部门比患者更难找到他们?);相反,我们听到的只是一道又一道的禁令。 如同其他领域常见的那样,每当一种不良现象出现时,有关部门不是去找出那些侵权和犯罪者,作出处罚或提起诉讼,而总是选择对产生该现象的行业颁布一刀切式的禁令,对依靠这一行谋生的人群施加集体惩罚。这种做法,使得秩序的维持依赖于持续的行政压力,一旦风头过去,不良现象便重新泛滥;更严重的是,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摒弃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纠纷引入到行政命令而非法治的框架之下,与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理想背道而驰。 医疗广告之所以敏感而需要慎重管理,不是因为患者不需要信息,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太需要信息,过度急切的心情常常让他们忽视了对信息质量的关注,所谓病急乱投医,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虚假广告所欺骗;然而,帮助他们的办法不是蒙上他们的耳朵,相反,应该让他们多听,有机会获得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是他们提高鉴别力的前提。 广告是企业实施产品和服务差异化,建立品牌认知的必要手段,如果这一手段被剥夺,所有企业都会向可能的最低标准靠拢,最终市场上充斥着无差异产品;以广告为基础的品牌进化过程,是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消费者不断走向成熟所依赖的市场机制,也是有远见、负责任的企业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广告还有另一个作用,它也是那些频繁改头换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蒙一票算一票的江湖骗子用来招摇撞骗的手段。 那么,一刀切禁令打击了哪一种呢?显然前者遭受的打击更大,那些踏实经营、忠厚本分的企业,在设备、人员、技术、产品研发上作出了巨大的投入和长期的积累,现在被告知不得向消费者宣扬这些优势;更无奈的是,已经积累的巨大资产迫使他们避免冒犯法律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勒令停业、吊销执照、甚至仅仅是通报谴责,其代价都是无法承受的。相反,对于江湖游医,这方面的机会成本低得多,他们原本就没有长远打算,设备场地都是租来的,随时准备跑。 结果是,大医院、大药厂被驱逐出了医疗广告市场,只剩下游医在那里招摇撞骗,令他们惊喜的是,没有大医院跟他们竞争报纸版面、电视时段和患者的眼球,广告费更便宜了,而他们的覆盖率也更高了。这一结果自然不是管理部门所期望的,开放医疗广告,同时惩罚和起诉误导和诈骗者,才能改变当前糟糕的局面。大企业或许也会不负责任,拿自己的品牌开玩笑,但市场自会惩罚他们,三鹿蒙牛的例子已经表明了,数十亿投入打造的品牌,是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负资产的;而这一惩罚,绝非来自禁令,而仅仅是因为信息可以畅通无阻的传递到每个消费者。 【后记】 市场不是飘在太空中的一团空气,它需要一整套深厚的制度基础来支撑,财产权要得到保护,契约要能够执行,债务能够追索,责任能够认定,侵权会被矫正,自愿交易不被强行压制,信息被允许传播……这些条件从未完美成立,但有些经济体比另一些要好得多,其市场表现自然不同,在此意义上,某些特定市场确实很失败,那是因为它们赖以发育成长的文化/制度环境过于糟糕,这就好比,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硒)会造成视力发育不良,所以某些人确实视觉失灵了,但不能因此就说视觉比嗅觉弱爆了。 在上文所涉及的场景中,那些发布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的厂商,其实很少被起诉和定罪,执法机构所做的,只是在场面变得过于难看时,抡起棍子将整个行业不分良奸痛打一顿,这显然不是市场发育的好环境。   服务业的格雷欣法则[4] 2011年春节期间,接连在香港和澳门各发生了一起游客与导游之间的冲突事件,第一起是双方互殴,结果旅行社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第二起据说是游客单方面殴打导游,结果引发导游同行群情激愤,恐怕要打一场官司了;受此事件震动,一些呼吁行业自律和自保机制的声音再度在港澳旅游业界出现,甚至包括了建立游客黑名单之类的提议。 自2002、03年内地赴港澳旅游的限制逐步解除以来,内地游客大量涌入港澳,导致港澳旅游、博彩和零售业的迅速增长;伴随这一增长,内地游客与导游间的冲突和暴露港澳导游不良言行的丑闻也在不断增加;对此状况,有人哀叹香港旅游服务的品质正在随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要求加强自律的呼声不断,而政治家也不失时机的跳出来,断言仅凭自律不够,要引入行政监管。 对于急切寻求制度性措施来避免冲突、改进行业状况的人们,重要的是要弄清导致上述变化和冲突的原因和机理;在我看来,变化的主线,是伴随消费群的变化而发生的一个劣币逐良币过程,或者说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在起作用;劣币逐良币的意思是,商品的某项品质,若分布于一个消费者无法分辨、或即便有所分辨也不影响其选择的区间,那么,该品质最终将下降到这一区间的下限,即,品质高于该水平的商品将从市场消失。 格雷欣法则的原理很简单,创造和提供品质都是有成本的,若额外的品质不能影响消费选择,厂商自然不愿意负担这项成本;但格雷欣法则的现实表现却十分复杂,要判断消费者能或不能分辨哪些信息,哪些环节导致了信息障碍,信息最终如何影响消费选择,并不容易。 一种常见的情况是,当一个市场突然涌入大批缺乏经验和辨别力的新手时,格雷欣法则便会启动,此时,我们通常都会听到那些老达人们哀叹:行业被做滥了;在餐饮、影视、新闻、教育等行业,当消费群突然扩大时,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过程,港澳旅游业遭遇的不同只是,市场并非原地放大,而是从外部涌入,或许澳洲的国际教育业是个恰当的参照。 一个对格雷欣法则的普遍误解是,它会导致行业品质的全面恶化,其实这只有当仅存在一个可识别的品质区间时才会发生;显然,便士铜币不会驱逐先令银币,而只会驱逐成色比它好的便士铜币,每个品质区间都向其底部靠拢,最终行业将分化成几个泾渭分明的品质档次;所以,格雷欣过程并非悲剧,相反,它恰恰是质量和价格信号体系得以演化的关键机制。 起初,随着市场突然放大,许多旅行社发现扩大业务规模比确保服务品质更有利可图,当其他旅行社发现他们的品质坚守并未获得消费者亲睐时,格雷欣过程便启动了,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似乎一切都在恶化,然后抱怨、冲突、丑闻开始泛滥,但恰是这时候,建立品质鸿沟的机会来了。 一些商家会适时跳出来宣布:我们只做高端业务;假如他们是认真的,将会从商业模式、形象识别、价格水平、业务渠道等方面,构筑全面的隔离栅栏,甚至旅行社这种名字都可以放弃;格雷欣过程所导致的局部一致化,和不同档次之间刻意拉开距离的努力,将共同完成质量符号体系的构建,通过品质离散化,消除了庞杂和连续性带给消费者的识别障碍,这期间将伴随着同质厂商之间的联盟和兼并过程,或许行业协会也会随之而分裂。 那些致力于产业制度改良的人们,需要明白的是,好的产业不必是创造最优品质的产业,而是最能满足需求的产业,抱怨和纠纷并不是品质差的结果,而是品质不符合预期的结果,你不会因为在地摊上买到低档货、或在大排档里吃出根头发而恼羞成怒,所以,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出鲜明清晰、不易混淆的质量识别符号系统;上面描述的演化过程,尽管只是设想的,但其他产业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这是值得期待的。 【后记】 有些人将某个产业在某个时期商品质量或服务水准下降,或者他苦苦期待的品质提升始终没有出现,也称为市场失灵,可是,厂商是为消费者愿意为之付钱的真实需求而生产的,假如消费者收入太低,或宁愿将有限预算留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情,或对某类商品尚缺乏消费经验和鉴别力,尚未养成挑剔口味,那么,他们可能都不会像评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将品质列为优先考虑,不愿为之多掏很多钱,为此而痛心疾首,不过是何不食肉糜的另一个版本而已。 有时候,某一行业品质普遍下降甚至是市场表现良好的反映,仅仅二十年前,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出国旅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现在连许多中低收入者也能负担得起欧洲十日游了,当这一大群低预算、无经验、鉴别力缺乏的消费者迅速涌入该市场时,行业的服务品质当然需要拉低,否则如何能以与其支付愿意相匹配的价格提供服务?   博傻游戏中的失败者[5] 2011年初,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炒家们,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博傻游戏(greater fool),首批上市的份额化艺术品中的两件画作,价格在50天内被推高了17倍,其中《黄河咆哮》市值一度达到令人乍舌的1.03亿元,随后,在经过9天停牌之后,前天复牌首日又双双跌停。 大概极少有人会相信一位二三流画家的作品的市场价格会长期维持在上亿的水平,每个在此价位买入的炒家,只是相信他能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炒家,换句话说,我犯傻没关系,只要我不是最后那个傻瓜就行;这样的博傻游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新开辟的市场,商品期货市场、收藏品市场、权证和A股创业板,都上演过类似的疯狂。 每每这样的情景出现,我们总会听到“市场变赌场”的惊呼和“强化管理”和“规范市场”的呼吁,许多人认为,任由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存在,会恶化市场环境,降低市场的投资价值,最终使市场丧失创造流动性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然而,这些担忧是多余的,确实有许多因素会破坏市场的功能和价值,比如信息的不透明和产品的非标准化,但博傻游戏不在其列,这是因为,博傻是不可持续的游戏,博傻策略的取利对象,并不是价值投资者,而是他们的同道——其他博傻者,因而从长期看,它会自动将自己从市场的策略分布中驱逐出去,而即便它能继续存在或卷土重来,也伤害不到理性的价值投资者,因而也伤害不到市场的健康发展。 每一个回合的博傻游戏最终都会崩溃,而崩溃点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该游戏的效果实际上相当于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每次从博傻者中随机挑出一批倒霉蛋,他们的尸体被搬走,剩下的博傻者瓜分他们的遗产;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上,无论如何每天总会有若干具尸体被搬走,那么,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们,难道不希望被抬出去的,是那些主动采用非理性策略的参与者? 显然,对于奉行价值策略的投资者来说,一个存在众多博傻者的市场,(用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话说)是更友善的“市场先生”(Mr. Market),因为它会时不时以远远出乎你意料的高价格,送给你一个个超额实现投资价值的机会;有人或许会问,假如博傻者总是将价格推高在离谱的水平,价值投资者就没有机会进入,市场怎么健康发展? 但这不是博傻游戏的特点,泡沫总是短命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博傻者比的就是谁跑得快,由此造成的恐慌常常将价格拉到低的离谱的水平,而这时,市场先生又从另一个方向对价值投资者表现出其慷慨和友善:送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低价买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所以,呼吁对博傻行为进行管制的,不会是价值投资者,他们没有理由为此担忧,面对价格泡沫,假如他们手里有货,理应大喜过望,假如没货,也乐得看个热闹;有理由大声疾呼的,只能是俄罗斯轮盘里那些不幸躺下的倒霉蛋,他们既要享受豪赌的快感,又不愿面对输个精光的后果,这就好比那些毫无道理的疯狂抢购囤积食盐的家伙,事后却要求超市接受原价退货,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任何交易制度和监管政策,当然不应满足这样的无理要求,那些一心只想着丰厚的回报,却将最起码的风险原则抛诸脑后,指望交易所和监管当局替他们挡开所有危险,最好在输掉后还能讨回本钱的所谓“投资者”,理应被横着抬出市场,幸好,博傻者们会自己干这份累活儿,他们是市场的义务清道夫,这也是每出博傻游戏的美妙结局所在。 【后记】 有人好赌,并且赌了,然后输光了,这有什么不对吗?或者考虑更纯粹的情形:有人不想活,并为此而行动了——找了根绳子把自己吊起来,然后死了,这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你觉得这也算市场失灵,那只是暗中为市场假设了它本不具备的功能,毕竟没有人宣称“拯救所有不想活的人”是市场之必备功能,市场可以让不想活的人方便的买到价廉物美的绳子,当然,如果他回心转意,也可让他更容易找到一家心理诊所。 市场并不担保所有人都获得成功,相反,通过创造性毁灭过程将失败者清除出系统,倒是市场的标准功能。 注: [1] 以下内容摘自我2009-2012年间写的几篇评论文章,稍有改动,原文可在我的博客上找到:https://headsalon.org/ [2] 原文《从埋尸案看民企的逼仄地位》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977.html [3] 原文《医疗广告宜疏不宜堵》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470.html [4] 原文《港澳旅游业的劣币逐良币过程》 http://headsalon.org/archives/1616.html [5] 原文《博傻游戏伤不到市场》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1702.html  
弱预期

【2018-05-12】

最近有个心得,不知对不对,克服英语口语障碍的一个办法是尽量主动说,掌握对话主导权,把对方可能问的自己先说了,把对方可能说的主动问了,这么做的好处是整个对话的context由自己主导,就不容易发生听不懂对方话的情况,因为我发现,听不懂往往是对某句话的主旨或内容缺乏适当预期,而主导对话进程可大幅改善预期。

说到因为缺乏适当预期而听不懂,我最好笑的一次经历是,雅思口语考试时,考官上来就问:what’s your ‘forename’(more...)

标签: | |
8032
【2018-05-12】 最近有个心得,不知对不对,克服英语口语障碍的一个办法是尽量主动说,掌握对话主导权,把对方可能问的自己先说了,把对方可能说的主动问了,这么做的好处是整个对话的context由自己主导,就不容易发生听不懂对方话的情况,因为我发现,听不懂往往是对某句话的主旨或内容缺乏适当预期,而主导对话进程可大幅改善预期。 说到因为缺乏适当预期而听不懂,我最好笑的一次经历是,雅思口语考试时,考官上来就问:what's your 'forename'?,我一愣,咦,怎么单单问forename,而且居然用这么个古旧的词,而不是用first name?楞完后我赶紧报上自己的first name,她又问了一遍,我又报了一遍,直到第三遍,她把fuuuuuull name的u拖长N倍后我才恍然大悟,两人都大笑不止…… 另一个心得是,我最听不懂的那些,在native眼里反倒可能是最稀松平常的日常习语,因为越是高频习语,语速越快,吃音越多,当年我刚到北京时经常困惑不已的听到有人说『麻雀啊?』,后来才知道是『(干)嘛去啊?』,不过这一点可能是我的特例,因为我学英语主要靠阅读,影视也大多是历史剧和纪录片,生活类材料太少 其实我对自己英语听力不好一点也不吃惊,因为我的汉语和吴语听力也不好,经常听不懂,然后要求对方重复,有时重复了也不行,于是只好改用我问你答的办法解决,究其因,可能是我有一种『弱预期』的倾向,即倾向于对正在发生的状况持内容最少的预期,这个倾向有坏处,也有好处。 说到弱预期,我见过一些流传中所谓IQ测试题(不知真假,据说正式的IQ测试都是收费的,我没做过),我觉得大部分题我都做不出,如果这些是真题,我的IQ应该在30以下,我认为大多数题都有无限个可能答案,除非你持一种先入为主的强预期…… ​​​​ 弱预期的后果之一是,第一反应非常差(俗话说就是迟钝),远远差于第二反应,所以我很不喜欢用实时同步通信方式(当面交谈、电话、IM)和人商量事情或讨论问题,而喜欢异步方式,比如电邮,好像只有一个例外:当我向他人请求帮助时,打电话就很顺畅,因为对话进程完全是自己主导的,内容全在预期之中。 第二个后果是不喜欢人多热闹场合,因为这种场合的杂乱对话让我很头疼,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什么意图,什么来路,而要稍稍了解一点都会很费劲,费完劲往往又发现自己没兴趣,结果是交往圈子很小,只跟特别熟的人聊得来,因为预期充分,不需要费劲。  
What ‘mean’ means?

‘Mean’ is a no mean word.

This is why people like to use it as a means to convey so many meanings, even the ‘meaning’ proper.

A mean cook can be a mean creature, which means his character is wid(more...)

标签:
7865
'Mean' is a no mean word. This is why people like to use it as a means to convey so many meanings, even the 'meaning' proper. A mean cook can be a mean creature, which means his character is widely diverged from the mean value of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but meanwhile, a mean cook must be an absolutely no mean cook, which means he cooks no mean dishes. If you are confused, feel free to ask -- 'What you mean?' Is the inventor of this mean word a mean man or a mean man or a mean man? I'm not sure. This is a mean question. The only thing I'm sure of is that he must be really mean with his lexicon.
关系称谓

【2018-02-03】

@爱猫爱Jazz: 昨晚妈妈喝醉了,跟儿子在黑暗的夜空下开心地大叫Barry the best. 儿子叫“Barry!!!” 妈妈叫”THE BEST!!!” Barry!!!!! THe Best!!!!! ​​​​

@whigzhou: 从原帖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

@whigzhou: 1.桌上有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好像)是一对父子
2.我买了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是一对祖孙

@whigzho(more...)

标签: |
7988
【2018-02-03】 @爱猫爱Jazz: 昨晚妈妈喝醉了,跟儿子在黑暗的夜空下开心地大叫Barry the best. 儿子叫“Barry!!!” 妈妈叫”THE BEST!!!” Barry!!!!! THe Best!!!!! ​​​​ @whigzhou: 从原帖里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 @whigzhou: 1.桌上有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好像)是一对父子 2.我买了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是一对祖孙 @whigzhou: 只能举出一些例子,还没找出一般模式,我再想想 @whigzhou: 3.桌上有几个苹果,父亲吃了一个,儿子吃了一个,姐姐吃了一个。——吃苹果的是一对祖孙 @whigzhou: 没错,但你说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我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你不觉得例1的用法很特别吗? //@tertio: 我发现的一个规律是,当前场景下谁是“老大”谁就是称呼的出发点。一般来说,家里的小宝宝在场时,所有人的称呼都要以小宝宝为中心定义,因为让小宝宝喊这个喊那个是一项基本娱乐活动。 @whigzhou: 对例1中『父亲』和『儿子』这两个称谓,不存在单一的ego作为『出发点』,实际上,它们是一个关系结构中的两个角色,而不(像例2和例3那样)是从某个ego出发的关系称谓 @whigzhou: 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用词法,类似的关系结构还有祖孙、夫妻、兄弟姐妹、婆媳、舅甥…… @whigzhou: 如我们所见,基于关系结构的角色称谓远不如从某个ego出发的关系称谓那么稳定,一旦加入某个关系线索让它产生歧义,解读者便立刻倒向后一种含义 @whigzhou: 突然发现,『老公问老婆:今晚我们去哪里吃饭啊?』这句话在LGBTs的耳朵里可能会有另一种含义
的确良

(官话)的确良=(粤语)的确靓=(由品牌名泛化而来的俗称)Decron=(化学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当前纺织业术语)涤纶 ​​​​

标签:
7621
(官话)的确良=(粤语)的确靓=(由品牌名泛化而来的俗称)Decron=(化学名)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当前纺织业术语)涤纶 ​​​​
文化距离

【2017-09-09】

@tertio 有一个猜想,两个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信息密度越大的(用更短的句子就能表达同样的意思),两个人关系就越近。最近的时候,就是不需要语言啦,表情就够了。但怎么测量信息密度倒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

@whigzhou: 文化距离越近,1)共享的背景知识越多,2)共享的索引机制越精妙,1和2皆可缩短某一表达所需句子长度。

 

标签: |
7635
【2017-09-09】 @tertio 有一个猜想,两个人之间的语言交流,信息密度越大的(用更短的句子就能表达同样的意思),两个人关系就越近。最近的时候,就是不需要语言啦,表情就够了。但怎么测量信息密度倒是个不好解决的问题。 ​​​​ @whigzhou: 文化距离越近,1)共享的背景知识越多,2)共享的索引机制越精妙,1和2皆可缩短某一表达所需句子长度。  
[译文]『妈妈语』如何帮助婴儿学习语言

It may be baby talk, but ‘parentese’ is an infant’s pathway to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study shows
跨国研究表明:“妈妈语”虽然萌萌哒,但却是婴儿学习语言的必经之路

作者:Joel Schwarz @ 1997-7-31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来源:UWToday
网址: http://www.washington.edu/news/1997/07/31/it-may-be-baby-talk-but-parentese-is-an-infants-pathway-to-learning-the-language-international-study-shows/

Parentese, the exaggerated, drawn-out form of speech that people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babies, apparently is universal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more...)

标签: | | |
7245
It may be baby talk, but ‘parentese’ is an infant’s pathway to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ternational study shows 跨国研究表明:“妈妈语”虽然萌萌哒,但却是婴儿学习语言的必经之路 作者:Joel Schwarz @ 1997-7-31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Drunkplane(@Drunkplane-zny) 来源:UWToday 网址: http://www.washington.edu/news/1997/07/31/it-may-be-baby-talk-but-parentese-is-an-infants-pathway-to-learning-the-language-international-study-shows/ Parentese, the exaggerated, drawn-out form of speech that people use to communicate with babies, apparently is universal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helping infants to analyze and absorb the phonetic elements of their parents’ language. An international study shows that infants are so good at analyzing this speech that by the age of 20 weeks they are beginning to produce the three vowel sounds common to all human languages — “ee,” “ah” and “uu.” 妈妈语,指的是人们在和幼儿交流时使用的那种夸张、拖长的说话方式。它似乎是普天下皆有的现象,而且在帮助婴儿分析和掌握父母语言的语音要素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项跨国研究表明,婴儿分析这种说话方式的能力极高,以至于他们在20周那么大时就开始发出所有人类语言都共有的三个元音,即ee,ah和uu。 “Parentese has a melody to it. And inside this melody is a tutorial for the baby that contains exceptionally well-formed versions of the building blocks of language,” explains Patricia Kuhl, 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neuroscientist. Kuhl recently headed a team of nine researcher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Sweden investigating how infants master the complex task of acquiring speech. Their findings are being published in tomorrow’s issue (Aug. 1) of the journal Science. “妈妈语具有内在的韵律。对幼儿的辅导就藏在这一韵律之中,其内容包括了语言基本材料的极为成熟的形式”,华盛顿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Patricia Kuhl如此解释道。Kuhl近来带领一个9人团队对婴儿如何得以完成学会说话这种复杂任务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和瑞典。他们的发现将于明天(8月1日)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编注:注意本文发表于1997年。】 The new study examined differences in how American, Russian and Swedish mothers speak to their infants and to other adults. The study shows that parentese is characterized by over- articulation that exaggerates the sounds contained in words. Mothers in the study were, in effect, sounding out “super-vowels” to help their infants learn the phonetic elements of language, says Kuhl, who is the chair of speech and hearing sciences and the William P. and Ruth Gerberding professor at the UW. 这项新研究考察了美国、俄罗斯和瑞典的妈妈们在和她们的婴儿说话时跟她们和其他成人说话时的区别。研究表明,妈妈语的特征是夸张发音,对词语中的音素进行夸张。Kuhl说,实际上,被研究的妈妈们都会发出“超级元音”来帮助她们的孩子学习语言中的语音要素。Kuhl在华盛顿大学担任言语及听觉学院主席,同时还是该校的“盖博丁夫妇”讲席教授。 “In normal, everyday speech adults generally race along at a very fast pace,” Kuhl says. “But we know it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a speaker when they stretch out sounds. That’s why we tend to speak more slowly and carefully to increase understanding when we teach in the classroom or talk to strangers. We also do this unconsciously with babies, giving them an improved verbal signal they can capitalize on by slowing down and over articulating.” “在正常的日常交谈中,成年人一般都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放连珠炮”,Kuhl说。“但我们知道,如果说话者拉长声音,就更容易被人听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进行课堂教学或和陌生人说话时会把话说得更慢更仔细,这是为了增进理解。面对幼儿时,我们也会下意识地这么做。通过放慢语速、夸张发音,我们向幼儿提供了一种改良过的语言信号,以便他们利用。” The mothers in the study were not aware of what they were doing, she says, and so parentese was produced unconsciously and automatically. “When women across three different cultures, speaking three different languages, show the same pattern when speaking to their infants, biology is telling us something about it’s necessity and value to their babies. It’s our job to figure out why they do it and what it’s good for,” Kuhl adds. 她还说,被研究的妈妈们对于自己的作为并没有自觉意识,因此妈妈语是无意识、不经意产生的。“来自三种不同文化、使用三种不同语言的妇女在和她们的婴儿交谈时都呈现出同一种模式,这是生物学在向我们透露某些东西,关乎其必要性及其对幼儿的价值。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她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这么做的好处”,Kuhl补充说。 To explor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people communicate with infants and adults, 10 women from each of the three countries were first recorded talking for 20 minutes to their infants, ranging in age from two to five months. Then they were recorded in conversation with an adult. 为了查明人们与婴儿及他们与成人交流时的区别,研究者首先对分别来自上述三国的各10位妇女与其婴儿的交谈进行了20分钟的录音,婴儿年龄从2至5个月不等。然后又录制了她们与某一成人的谈话。 In both cases, the mothers were told to talk naturally and were given a small list of target words containing the three common vowel sounds and asked to include them in the conversations.. The selected English words were “bead” for the “ee” sound, “pot” for “ah” and “boot” for “uu.” Similar common words were selected in Russian and Swedish. The three languages were chosen because they represent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vowel systems occurring in human languages: Russian has five vowels, English has nine vowels and Swedish has16. 在两种情形中,妈妈们都被要求进行自然交谈,并拿到了一份简短的目标词汇表,这些词汇都包含有常见的三种元音。妈妈们被要求在对话中使用到这些词汇。被选中的英文单词包括bead(含元音ee),pot(含元音ah)和boot(含元音uu)。俄语和瑞典语中也选的是类似的常见词汇。之所以选这三种语言,是因为它们代表着人类语言中存在本质区别的不同元音体系:俄语有5个元音,英语有9个,而瑞典语有16个。 The more than 2,300 recorded target words spoken by the subjects were then isolated and acoustically analyzed by spectrograph. This analysis showed speech directed at infants had more extreme or stretched out vowel sounds than speech with an adult. This was true among all 30 mothers across the three languages, says Kuhl. 然后,研究者把研究对象说过且被录制的2300多个目标词汇单独提取出来,并用声谱仪对之进行声学分析。分析表明,跟对成人说的话相比,对婴儿说的话中包含有更过分或更为拖长的元音发音。Kuhl说,使用三种语言的30位母亲全都如此。 The use of parentese seems to benefit infants in three ways, she believes. It makes the sounds of vowels more distinct from one another, and it produces expanded vowel sounds not produced in ordinary adult conversations. This exaggerated speech allows mothers to produce a greater variety of vowel pronunciations without overlapping other vowels. Kuhl相信,使用妈妈语似乎会从三种途径有利于婴儿。它能使元音发音彼此之间区分得更为清楚,同时能发出成人们在日常对话中不会发出的拖长元音。这种夸张的说话方式能让妈妈们发出更为多样化的元音读法,且不与其它元音重叠。 To speak, an infant must be able to reproduce the appropriate features of individual phonetic elements using a tiny vocal tract which is about only one-quarter the size and lacks the same frequency range of an adult’s. The exaggeration of parentese helps the infant separate sounds into contrasting categories and helps the baby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categories, she believes. 婴儿的小声道在大小上只有成人的大约四分之一,缺乏成人所具备的那种频率范围。为了说话,婴儿必须要用这种声道来再现每个语音要素的恰当特征。Kuhl相信,妈妈语的夸张发音能帮助婴儿将声音分为对比鲜明的类别,并帮助他们区分不同类别。 “What infants are doing with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memorization. Their minds are not working like a tape recorder,” says Kuhl. “Because their mouths and vocal tracts can’t form the same sounds as adults, they have to transform adult sounds to frequencies they can use. So they must be analyzing speech.” “针对这些信息,婴儿们做的并不是熟记。他们的心智并不像是录音机那样运转”,Kuhl说。“因为他们的小嘴和小声道无法发出成人那样的声音,他们必须将成人的发音转化为他们能够使用的频率。因此,他们必定分析发声。” Babies’ brains, like their bodies, need to be nourished, she says, and parentese provides them with “essential nuggets” of information about language that their lightning fast brains analyze and absorb. 她说,幼儿的大脑跟他们的身体一样需要滋养,而妈妈语则为他们提供了语言信息的“基本材料”,以便他们能用其闪电般快速运转的大脑进行分析和吸收。 The use of parentese seems to be universal, she says, and parents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learning it when they take a newborn home from the hospital. 她说,使用妈妈语似乎是普天下共有的现象,父母们把新生儿从医院抱回家后并不需要担心如何学会妈妈语。 “Moms, dads, caretakers, younger siblings and even college students who were handed a baby in the classroom have been observed speaking parentese. Talking that way seems to be a natural communications mode we all use. That means parents don’t have to work hard at this. Just by talk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infants they are playing a vital role without being aware of it,” Kuhl says. “人们已经发现,妈妈、爸爸、保姆、小哥哥小姐姐都会说妈妈语,甚至是在课堂上被塞给了一个小宝宝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以这种方式说话似乎是我们所使用的一种自然的交流模式。这就是说,父母们无需在这方面用功。只要和他们的婴儿说话交流,他们就在不自觉的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Kuhl说。 Collaborating researchers in the study come from the Early Intervention Institute in St. Petersburg, Russia, and Stockholm University in Sweden. The research was funded by grants from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 and the Bank of Sweden Tercentenary Foundation. 参与本研究的合作研究者分别来自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早期介入研究所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及瑞典银行三百年基金会的基金资助。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白垃圾

【2016-07-16】

@方悄悄诺娃 有人问:你这样张口闭口小粉红,你跟小粉红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明显啊……我从没逼人表过态,也没去别人微博底下骂过街……小时候被人踩了一脚,我哭了,我妈妈问我是不是很疼,我说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对不起……然后那人听见了就跟我说“对不起”,我就哭着说“没关系”啊……我哪有小粉红万分之一的战斗力,不要谬赞我了。

@sw小橘子: 词的褒贬,是随着词所指对象的属性而变迁的。本来是褒义的词,长期用在卑劣的事物上,就带上了贬义。本来是贬义的词,长期用在价值链上游,就带(more...)

标签: | |
7288
【2016-07-16】 @方悄悄诺娃 有人问:你这样张口闭口小粉红,你跟小粉红有什么区别? 区别很明显啊……我从没逼人表过态,也没去别人微博底下骂过街……小时候被人踩了一脚,我哭了,我妈妈问我是不是很疼,我说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对不起……然后那人听见了就跟我说“对不起”,我就哭着说“没关系”啊……我哪有小粉红万分之一的战斗力,不要谬赞我了。 @sw小橘子: 词的褒贬,是随着词所指对象的属性而变迁的。本来是褒义的词,长期用在卑劣的事物上,就带上了贬义。本来是贬义的词,长期用在价值链上游,就带上了褒义。那么,“小粉红”是如何成为贬义词的呢? @whigzhou: 可不是嘛,whig/tory/yankee最早都是骂人话,只有最自信者才能欣然接受这些贬义绰号 @whigzhou: 英国人在这方面最豁达,美国黑人的称呼已经换了那么多个了,最后都没变成好词,negro在60年代还是中性词,约翰逊政府的官方文件里还这么叫,现在已经变成禁用词了 @whigzhou: 连Iron Lady都是俄国人叫出来的 @whigzhou: 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那篇演讲里还把自己的民族称为Negro @whigzhou: 针对美国白人的蔑称不计其数,craker, okie, redneck, hillbilly,也没见受者满地打滚,很多人反而欣然受之引以为豪,最露骨的词是white trash,80年代很多南方白人作家自称white trash,1986年还出了本《白垃圾烹饪》,热卖  
[译文]语言如何塑造我们的思想?

Does Your Language Shape How You Think?
语言是否塑造了你的思维方式?

作者:Guy Deutscher @ 2010-8-26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NYtimes,http://www.nytimes.com/2010/08/29/magazine/29language-t.html?_r=0

Seventy years ago, in 1940, a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 published a short article that set in motion one of the trendiest intellectual fads of the 20th century.At first glance, there seemed little about the article to augur its subsequent celebrity. Neither the title,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nor the magazine, M.I.T.’s Technology Review, was most people’s idea of glamour.

在七十年前的1940年,一份大众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开启了二十世纪最新潮的思想风尚之一。乍看这篇文章,很难预料到它之后的名气。无论是文章标题《科学和语言学》,还是刊登的杂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都跟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魅力不沾边。

And the author, a chemical engineer who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and moonlighted as an anthropology lecturer at Yale University, was an unlikely candidate for international superstardom. And yet Benjamin Lee Whorf let loose an alluring idea about language’s power over the mind, and his stirring prose seduced a whole generation into believing that our mother tongue restricts what we are able to think.

而且,身为保险公司的化学工程师,同时兼职担任耶鲁大学人类学讲师,作者的这种身份并没有成为国际超级巨星的潜质。然而Benjamin Lee Whorf提出了一种关于语言对思维影响的诱人观点,而且他激动人心的文章诱使整整一代人相信,我们的母语限制了我们所能思考的内容。

In particular, Whorf announced,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impose on their speakers a picture of reality tha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ours, so their speakers would simply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 of our most basic concepts, like the flow of time 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s (like “stone”) and actions(more...)

标签: | | |
6960
Does Your Language Shape How You Think? 语言是否塑造了你的思维方式? 作者:Guy Deutscher @ 2010-8-26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NYtimes,http://www.nytimes.com/2010/08/29/magazine/29language-t.html?_r=0 Seventy years ago, in 1940, a popular science magazine published a short article that set in motion one of the trendiest intellectual fads of the 20th century.At first glance, there seemed little about the article to augur its subsequent celebrity. Neither the title, “Science and Linguistics,” nor the magazine, M.I.T.’s Technology Review, was most people’s idea of glamour. 在七十年前的1940年,一份大众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短文,开启了二十世纪最新潮的思想风尚之一。乍看这篇文章,很难预料到它之后的名气。无论是文章标题《科学和语言学》,还是刊登的杂志《麻省理工科技评论》,都跟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魅力不沾边。 And the author, a chemical engineer who worked for an insurance company and moonlighted as an anthropology lecturer at Yale University, was an unlikely candidate for international superstardom. And yet Benjamin Lee Whorf let loose an alluring idea about language’s power over the mind, and his stirring prose seduced a whole generation into believing that our mother tongue restricts what we are able to think. 而且,身为保险公司的化学工程师,同时兼职担任耶鲁大学人类学讲师,作者的这种身份并没有成为国际超级巨星的潜质。然而Benjamin Lee Whorf提出了一种关于语言对思维影响的诱人观点,而且他激动人心的文章诱使整整一代人相信,我们的母语限制了我们所能思考的内容。 In particular, Whorf announced,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impose on their speakers a picture of reality tha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ours, so their speakers would simply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 of our most basic concepts, like the flow of time or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objects (like “stone”) and actions (like “fall”). 特别是,Whorf宣称,美洲土著语言令它们的使用者形成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现实图景,所以美洲土著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一些最基本概念,比如时间的流逝,以及物体(比如“石头”)与动作(比如“下落”)的区分。 For decades, Whorf’s theory dazzled both academic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alike. In his shadow, others made a whole range of imaginative claims about the supposed power of language, from the assertion that Native American languages instill in their speakers an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of Einstein’s concept of time as a fourth dimension to the theory that the nature of the Jewish relig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tense system of ancient Hebrew. 几十年来,学术圈和普罗大众都为Whorf的理论所折服。在他的巨大影响下,其他人基于设想中的语言之威力提出了很多富有想象力的断言,比如断言美洲土著语言赋予了美洲土著对爱因斯坦将时间作为第四维这一观念的直观理解,又如提出犹太教的本质决定于古希伯来语时态系统的理论。 Eventually, Whorf’s theory crash-landed on hard facts and solid common sense, when it transpired that there had never actually been any evidence to support his fantastic claims. The reaction was so severe that for decades, any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he mother tongue on our thoughts were relegated to the loony fringes of disrepute. 最终,当人们发现Whorf的荒诞断言从未有证据支持时,他的理论在坚硬的事实和可靠的常识面前败退了。这一反弹的后果如此严重,以至于数十年里,任何探究母语对于我们思考之影响的尝试都被贬斥为不光彩的疯狂之举。 But 70 years on, it is surely time to put the trauma of Whorf behind us. And in the last few years, new research has revealed that when we learn our mother tongue, we do after all acquire certain habits of thought that shape our experience in significant and often surprising ways. 但是70年过去了,是时候把Whorf造成的不幸放诸脑后了。在过去几年里,新近研究表明,我们在学习母语时确实会养成一些思维习惯,这些习惯会以重要且出乎意料的方式塑造我们的体验。 Whorf, we now know, made many mistakes. The most serious one was to assume that our mother tongue constrains our minds and prevents us from being able to think certain thoughts.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his arguments was to claim that if a language has no word for a certain concept, then its speakers would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If a language has no future tense, for instance, its speakers would simply not be able to grasp our notion of future time. 我们现在知道Whorf犯了许多错误。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他假定我们的母语会限制我们的思维,而且使我们无力思考某些概念。他论证的大体框架就是声称,如果一种语言没有某种概念对应的词汇,该语言的使用者就不能理解这种概念。例如,假设一种语言没有将来时态,它的使用者就无法理解未来时间的概念。 It seems barely comprehensible that this line of argument could ever have achieved such success, given that so much contrary evidence confronts you wherever you look. When you ask, in perfectly normal English, and in the present tense, “Are you coming tomorrow?” do you feel your grip on the notion of futurity slipping away? Do English speakers who have never heard the German word Schadenfreude find i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relishing someone else’s misfortune? Or think about it this way: If the inventory of ready-made words in your language determined which concepts you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would you ever learn anything new? 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一论点竟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因为你随处可见大量相反的证据。当你用完全标准的英语以现在时态问出“Are you coming tomorrow?”这句话时,难道你就感觉到对未来这一概念的理解随之消逝了吗?难道从未听说过德语单词Schadenfreude的英语使用者就很难理解幸灾乐祸这一概念吗?或者这样思考一下:如果你的母语中现存的全部词汇决定了你可以理解哪些概念,那你又如何可能学到任何新东西呢? SINC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any language forbids its speakers to think anything, we must look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rection to discover how our mother tongue really does shape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Some 50 years ago, the renowned linguist Roman Jakobson pointed out a crucial fact about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in a pithy maxim: “Languages differ essentially in what they must convey and not in what they may convey.” This maxim offers us the key to unlocking the real force of the mother tongue: if different languages influence our minds in different ways, this is not because of what our language allows us to think but rather because of what it habitually obliges us to think about. 既然并无证据表明任何一种语言会令其使用者无法思考某些事情,我们必须从反方向来探究我们的母语如何确实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大概五十年前,著名语言学家Roman Jakobson 用一句精辟箴言指出了关于不同语言之差异的一个关键事实:“语言实质上区别于它们所必须表达的内容,而不是它们可能表达的内容。”这句箴言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母语真实威力的钥匙:如果不同的语言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思维,这不会是由于语言允许我们思考什么内容,而会是由于语言内在地强制我们思考什么内容。 Consider this example. Suppose I say to you in English that “I spent yesterday evening with a neighbor.” You may well wonder whether my companion was male or female, but I have the right to tell you politely that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But if we were speaking French or German, I wouldn’t have the privilege to equivocate in this way, because I would be obliged by the grammar of language to choose between voisin or voisineNachbar or Nachbarin. 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假设我用英语对你说“我昨天晚上跟我的邻居一起”。你或许会想知道我的同伴是男还是女,但是我有权礼貌地告诉你这事与你无关。但是如果我们讲法语或者德语,我就没有这样含糊其辞的特权了,因为语法强制我必须从voisin与voisine或者Nachbar与Nachbarin中选择一个。 These languages compel me to inform you about the sex of my companion whether or not I feel it is remotely your concern. This does not mean, of course, that English speakers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venings spent with male or female neighbors, but it does mean that they do not have to consider the sexes of neighbors, friends, teachers and a host of other persons each time they come up in a conversation, whereas speakers of some languages are obliged to do so. 这些语言强迫我将同伴的性别告知你,不管我是否认为你与此事有什么干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语使用者就无法理解与男邻居共度的夜晚和与女邻居共度的夜晚之间的区别,但这确实意味着他们并不需要思考在对话中出现的邻居、朋友、老师和其他许多人的性别,然而某些语言的使用者却必须这么做。 On the other hand, English does oblige you to specify certain types of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left to the context in other languages. If I want to tell you in English about a dinner with my neighbor, I may not have to mention the neighbor’s sex, but I do have to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timing of the event: I have to decide whether we dinedhave been diningare diningwill be dining and so on. 另一方面,英语也会强制你明确说明某些类型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其他语言里可以留在语境里面。如果我想用英文给你讲我跟邻居的一顿晚餐,我可能不用必须提到我邻居的性别,但是我却必须告知你有关事件发生时间的一些东西:我必须选择我们是已经吃过晚饭了(we dined)、已经在吃着晚饭(have been dining)、正在吃着晚饭(are dining)还是将要吃晚饭(will be dining)等。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does not oblige its speakers to specify the exact time of the action in this way, because the same verb form can be used for past, present or future actions. Again,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Chinese are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time. But it does mean they are not obliged to think about timing whenever they describe an action. 与此不同,汉语则并不强制其使用者这样详细说明动作的具体时间,因为汉语中同样的动词可以用于指称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动作。同样地,这并不意味这中国人就无法理解时间的概念。但是这确实意味着,无论何时描述一个动作,他们都不会被强制去考虑时间的问题。 When your language routinely obliges you to specify certain types of information, it forces you to be attentive to certain details in the world and to certain aspects of experience that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may not be required to think about all the time. And since such habits of speech are cultivated from the earliest age,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y can settle into habits of mind that go beyond language itself, affecting your experiences, perceptions, associations, feelings, memories and orientation in the world. 当你所用的语言经常强制你去说明特定种类的信息时,它会迫使你关注世界中的某些特定细节和经历中的某些特定方面,而这可能是其他语言的使用者不必一直思考的。因为这些说话的习惯从很小就开始养成,他们很自然就会变成超越语言本身的思维习惯,影响你在世上的体验、知觉、联想、感觉、记忆和倾向。 BUT IS THERE any evidence for this happening in practice? 但是有证据表明上述影响在现实中发生过吗? Let’s take genders again. Languages like Spanish, French, German and Russian not only oblige you to think about the sex of friends and neighbors, but they also assign a male or female gender to a whole range of inanimate objects quite at whim. What, for instance, is particularly feminine about a Frenchman’s beard (la barbe)? Why is Russian water a she, and why does she become a he once you have dipped a tea bag into her? 我们再以性别为例。像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和俄语这样的语言不仅强制你思考朋友和邻居的性别,而且还心血来潮地赋予各种无生命的物体以性别。例如,法国人胡须怎么就成了阴性的?为何俄语中水是阴性的,但是把一个茶包放进她里面,她为何又会变成了他呢? Mark Twain famously lamented such erratic genders as female turnips and neuter maidens in his rant “The Awful German Language.” But whereas he claimed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particularly perverse about the German gender system, it is in fact English that is unusual, at least among European languages, in not treating turnips and tea cups as masculine or feminine. 众所周知,Mark Twain曾用“糟糕透顶的德语”一语来痛斥其稀奇古怪的词性,比如阴性的萝卜和中性的少女。尽管他声称德语的词性系统有些特别不合常理之处,但事实上,至少在欧洲各语言里,像英语这样不把萝卜和茶杯看作阴性或者阳性的,才真正是不同寻常。 Languages that treat an inanimate object as a he or a she force their speakers to talk about such an object as if it were a man or a woman. And as anyone whose mother tongue has a gender system will tell you, once the habit has taken hold, it is all but impossible to shake off. When I speak English, I may say about a bed that “it” is too soft, but as a native Hebrew speaker, I actually feel “she” is too soft. “She” stays feminine all the way from the lungs up to the glottis and is neutered only when she reaches the tip of the tongue. 那些把无生命物体当作他或她对待的语言,会迫使其使用者以它是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方式来谈论该物体。而且,母语有性别系统的人会告诉你,一旦养成这种习惯,就不可能改掉了。当我说英语时,我可能会说一张床“它”太软了,但作为一个生来就讲希伯来语之人,我实际上是感觉到“她”太软了。从肺部上至声门,“她”一直都是阴性的,只有当她到达舌尖时才会变成中性。【编注:作者是犹太人,生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在荷兰莱顿大学任教授】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experiments have shown that grammatical genders can shape the feelings and associations of speakers toward objects around them. In the 1990s, for example, psychologists compared associations between speakers of German and Spanish. There are many inanimate nouns whose genders in the two languages are reversed. A German bridge is feminine (die Brücke), for instance, but el puente is masculine in Spanish; and the same goes for clocks, apartments, forks, newspapers, pockets, shoulders, stamps, tickets, violins, the sun, the world and love. 近几年,不同实验均表明,语法上的性别可以塑造说话人对周围物体的感觉和联想。比如1990年代,心理学家比较了德语使用者和西班牙语使用者的联想。两种语言中有很多无生命名词的性别是相反的。比如德语中的桥是阴性的(die Brücke),但是在西班牙语中桥(el puente)是阳性的。同样,时钟、公寓、叉子、报纸、口袋、肩膀、邮票、票、小提琴、太阳、世界和爱都是如此。 On the other hand, an apple is masculine for Germans but feminine in Spanish, and so are chairs, brooms, butterflies, keys, mountains, stars, tables, wars, rain and garbage. When speakers were asked to grade various objects on a range of characteristics, Spanish speakers deemed bridges, clocks and violins to have more “manly properties” like strength, but Germans tended to think of them as more slender or elegant. With objects like mountains or chairs, which are “he” in German but “she” in Spanish, the effect was reversed. 另一方面,对德国人来说,苹果是阳性的,但是在西班牙语中则是阴性的,椅子、扫帚、蝴蝶、钥匙、山岳、星星、桌子、战争、雨和垃圾也是如此。当说话者被要求对不同物体的一系列特征进行评分时,说西班牙语的人认为桥梁、时钟和小提琴拥有更多“男性特质”,比如力量;但是德国人则倾向于认为它们更加纤弱或雅致。对于像山岳或椅子这样德语中为阳性而在西班牙语为阴性的物品来说,效果正好相反。 In a different experiment, French and Spanish speakers were asked to assign human voices to various objects in a cartoon. When French speakers saw a picture of a fork (la fourchette), most of them wanted it to speak in a woman’s voice, but Spanish speakers, for whom el tenedor is masculine, preferred a gravelly male voice for it. More recently, psychologists have even shown that “gendered languages” imprint gender traits for objects so strongly in the mind that these associations obstruct speakers’ ability to commit information to memory. 在另一个实验中,说法语和西班牙语的人被要求为卡通中的不同物体配上人类发音。说法语的人看到一幅叉子(la fourchette)的图片时,大多数就想要为它配上女性声音,但在西班牙语中,叉子(el tenedor)是阳性的,其使用者就会更倾向于给它一个沙哑的男性声音。心理学家最近甚至揭示,“名词具有词性的语言”会将物体的性别特性在思维上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记,以致于这种联想甚至会阻碍语言使用者记忆信息的能力。 Of course, all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speakers of Spanish or French or German fail to understand that inanimate objects do not really have biological sex — a German woman rarely mistakes her husband for a hat, and Spanish men are not known to confuse a bed with what might be lying in it. Nonetheless, once gender connotations have been imposed on impressionable young minds, they lead those with a gendered mother tongue to see the inanimate world through lenses tinted with associations and emotional responses that English speakers — stuck in their monochrome desert of “its” — are entirely oblivious to.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说西班牙语、法语或者德语的人不能理解无生命物体并没有真正的生物性别——一个德国女性很少会把她的丈夫错认为一顶帽子,西班牙男性也并不以混淆床和床上的东西而著称。然而,一旦性别涵义强加于易受影响的年轻头脑上,它们就会使得母语中名词具有词性的人通过联想和感性回应的滤镜来看待这无生命的世界,而这是困在单色的“its”沙漠中的英语使用者完全察觉不到的。 Did the opposite genders of “bridge” in German and Spanish, for example, have an effect on the design of bridges in Spain and Germany? Do the emotional maps imposed by a gender system have higher-level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for our everyday life? Do they shape tastes, fashions, habits and preferences in the societies concerned? At the current state of our knowledge about the brain,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easily measured in a psychology lab. But it would be surprising if they didn’t. 例如,“桥梁”在德语和西班牙语中相反的性别会对两国桥梁的设计有影响吗?词性系统所设置的情感地图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会产生更高级别的行为后果吗?它们会影响相关社会的品味、时尚、习惯和倾向吗?在我们有关大脑的现有知识状态下,这并不是能在心理学实验室轻松测量出来的事情。但是如果它们没有影响,这会叫人意外。 The area where the most striking evid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on thought has come to light is the language of space — how we describe the orientation of the world around us. Suppose you want to give someone directions for getting to your house. You might say: “After the traffic lights, take the first left, then the second right, and then you’ll see a white house in front of you. Our door is on the right.” But in theory, you could also say: “After the traffic lights, drive north, and then on the second crossing drive east, and you’ll see a white house directly to the east. Ours is the southern door.” 我们在某个领域已经发现了有关语言影响思想的最引人注目的证据。这一领域就是有关空间的语言——我们如何描述我们周围世界的方向。假设你想给要去你家的某人指路。你可能会说:“过了红绿灯后,第一个路口左转,然后第二个路口右转,然后你会看到面前有一栋白房子。我家门在右边。”但是理论上,你也可以说:“过了红绿灯后,向北开,然后在第二个十字路口往东开,然后你会看到正东方向有栋白房子。我家门是南边那个。” These two sets of directions may describe the same route, but they rely on different systems of coordinates. The first uses egocentric coordinates, which depend on our own bodies: a left-right axis and a front-back axis orthogonal to it. The second system uses fixed geographic directions, which do not rotate with us wherever we turn. 这两组指令描述的是同一路线,但是它们依赖不同的坐标系统。第一种使用了依赖自己身体的自我中心坐标:左右坐标轴和与之垂直的前后坐标轴。第二种系统使用固定的地理方向,不论我们转向何处都不会随我们旋转。 We find it useful to use geographic directions when hiking in the open countryside, for example, but the egocentric coordinates completely dominate our speech when we describe small-scale spaces. We don’t say: “When you get out of the elevator, walk south, and then take the second door to the east.” The reason the egocentric system is so dominant in our language is that it feels so much easier and more natural. After all, we always know where “behind” or “in front of” us is. We don’t need a map or a compass to work it out, we just feel it, because the egocentric coordinates are based directly on our own bodies and our immediate visual fields. 我们发现有时使用地理方向很有用,比如当我们在开阔的野外徒步时。但是当我们描述小型空间时,自我中心坐标在我们的言谈中占绝大多数。我们并不会这么说:“出电梯后,往南走,然后在第二个门往东走。”自我中心坐标在我们的语言中如此重要,原因是我们觉得用起来更容易、更自然。毕竟,我们总是会知道我们的“后面”或者“前面”在哪。我们不需要地图或者指南针来辨别前后,我们只需靠感觉,因为自我中心坐标直接基于我们的身体和当下的视野。 But then a remote Australian aboriginal tongue, Guugu Yimithirr, from north Queensland, turned up, and with it came the astounding realization that not all languages conform to what we have always taken as simply “natural.” In fact, Guugu Yimithirr doesn’t make any use of egocentric coordinates at all. The anthropologist John Haviland and later the linguist Stephen Levinson have shown that Guugu Yimithirr does not use words like “left” or “right,” “in front of” or “behind,” to describe the position of objects. Whenever we would use the egocentric system, the Guugu Yimithirr rely on cardinal directions. 可是且慢,一种生僻的澳洲土著语言——北昆士兰的Guugu Yimithirr语——冒了出来,它让人们震惊地意识到,并不是所有语言都符合我们理所当然认定的“自然”。事实上,Guugu Yimithir语根本不使用自我中心坐标。先是人类学家John Haviland,后来又有语言学家Stephen Levinson,都表示Guugu Yimithirr语并不使用诸如“左”或“右”、“前”或“后”这些词来描述物体的方位。在任何我们使用自我中心坐标的场合,Guugu Yimithirr语都依赖于东西南北这种基本方向。 If they want you to move over on the car seat to make room, they’ll say “move a bit to the east.” To tell you where exactly they left something in your house, they’ll say, “I left it on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western table.” Or they would warn you to “look out for that big ant just north of your foot.” Even when shown a film on television, they gave descriptions of it based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creen. If the television was facing north, and a man on the screen was approaching, they said that he was “coming northward.” 如果他们想让你在车座上挪出点空位来,他们会说“往东移一点。”为了告诉你他们忘在你家的东西的具体位置,他们会说,“我把它落在西边桌子的南边了。”他们还会警告你,“小心你脚北边的大蚂蚁。”甚至当电视上播放电影时,他们也会基于屏幕的朝向来描述电影。如果电视机朝北,屏幕上的男人正在靠近,他们会说他“正在往北走”。 When these peculiarities of Guugu Yimithirr were uncovered, they inspired a large-scale research project into the language of space. And as it happens, Guugu Yimithirr is not a freak occurrence; languages that rely primarily on geographical coordinates are scattered around the world, from Polynesia to Mexico, from Namibia to Bali. Guugu Yimithirr语的这些怪异特性的发现,激发了对于空间语言的一项大规模研究项目。经过研究发现,Guugu Yimithirr语并不是不寻常的事情;主要依靠地理坐标的语言散落在世界各地,从波利尼西亚到墨西哥,从纳米比亚到巴厘岛。 For us, it might seem the height of absurdity for a dance teacher to say, “Now raise your north hand and move your south leg eastward.”But the joke would be lost on some: the Canadian-American musicologist Colin McPhee, who spent several years on Bali in the 1930s, recalls a young boy who showed great talent for dancing. As there was no instructor in the child’s village, McPhee arranged for him to stay with a teacher in a different village. 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一位舞蹈老师说“现在举起你北边的手,向东移动你的南腿”,可能听起来十分荒谬。但是某些情况下就不好笑了:曾于1930年代在巴厘岛生活过几年的美籍加拿大音乐学家Colin McPhee回忆说,他在那儿遇到过一个有着极佳舞蹈天赋的男孩。由于男孩的村子没有老师,McPhee就安排他跟着另一个村子的老师。 But when he came to check on the boy’s progress after a few days, he found the boy dejected and the teacher exasperated. It was impossible to teach the boy anything, because he simply did not understand any of the instructions. When told to take “three steps east” or “bend southwest,” he didn’t know what to do. The boy would not have had the least trouble with these directions in his own village, but because the landscape in the new village was entirely unfamiliar, he became disoriented and confused. Why didn’t the teacher use different instructions? He would probably have replied that saying “take three steps forward” or “bend backward” would be the height of absurdity. 但是几天后当他检查男孩的进展时,他发现男孩情绪低落而且老师充满怒气。因为男孩根本不能理解任何指令,所以没法教他任何事情。当被告知“向东三步”或者“往西南弯曲”时,他不知道该怎么做。男孩在他自己的村子就不会有这些方向上的麻烦,但是因为新村子的地貌完全不熟悉,他变得困惑,分不清方向。为什么老师不用不同的指令呢?他的回答大概是:说“往前三步”或者“向后弯曲”是极度荒谬的。 So different languages certainly make us speak about space in very different ways. But does this necessarily mean that we have to think about space differently? By now red lights should be flashing, because even if a language doesn’t have a word for “behind,” this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its speakers would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is concept. Instead, we should look for the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what geographic languages oblige their speakers to convey. In particular, we should be on the lookout for what habits of mind might develop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of specifying geographic directions all the time. 所以不同语言确实让我们对于空间的描述十分不同。但是这一定表明我们必须对空间有不同的思考吗?到此红灯应该闪起来了,因为即使一种语言没有“后面”这一个词,这不一定意味着说这种语言的人不能理解这个概念。相反,我们应该寻找地理语言强制它们的使用者传达某些内容所带来的后果。特别是我们应该留神观察,由于他们一直需要明确地理位置,他们的思维会形成什么样的习惯。 In order to speak a language like Guugu Yimithirr, you need to know where the cardinal directions are at each and every moment of your waking life. You need to have a compass in your mind that operates all the time, day and night, without lunch breaks or weekends off, since otherwise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impart the most basic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 what people around you are saying. Indeed, speakers of geographic languages seem to have an almost-superhuman sense of orientation. Regardless of visibility condition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in thick forest or on an open plain, whether outside or indoors or even in caves, whether stationary or moving, they have a spot-on sense of direction. 为了讲一种像Guugu Yimithirr这样的语言,你需要在你醒着的每一刻都知道基本方向在哪。你的脑中需要有一个一直运行的指南针,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没有午休或者周末休息,否则你就无法表述最基本的信息,也无法理解周围人在说什么。确实,地理语言的使用者好像拥有近乎超人般的方向感。不管视线条件如何,不管他们在茂密的森林或是开阔的平原,不管在户外或是室内乃至洞穴中,不管静止还是移动,他们都有准确的方向感。 They don’t look at the sun and pause for a moment of calculation before they say, “There’s an ant just north of your foot.” They simply feel where north, south, west and east are, just as people with perfect pitch feel what each note is without having to calculate intervals. 他们不看太阳,也无需停下片刻计算一番,就能脱口而出“你脚的北边有一只蚂蚁。”他们凭感觉就能知道哪是北方、南方、西方和东方,就像有完美音调的人不用计算音程就能感觉出每个音调是什么。 There is a wealth of stories about what to us may seem like incredible feats of orientation but for speakers of geographic languages are just a matter of course. One report relates how a speaker of Tzeltal from southern Mexico was blindfolded and spun around more than 20 times in a darkened house. Still blindfolded and dizzy, he pointed without hesitation at the geographic directions. 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定位奇迹,对于使用地理语言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关于此有太多故事可讲。一份报告描述了南墨西哥说Tzeltal语的人被蒙住眼睛在漆黑的屋子里转二十多圈的故事。转完后,虽然仍旧被蒙住双眼而且头昏,他还是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地理方向。 How does this work? The convention of communicating with geographic coordinates compels speakers from the youngest ag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lues from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he position of the sun, wind and so on) every second of their lives, and to develop an accurate memory of their own changing orientations at any given moment. So everyday communication in a geographic language provides the most intense imaginable drilling in geographic orientation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as much as 1 word in 10 in a normal Guugu Yimithirr conversation is “north,” “south,” “west” or “east,” often accompanied by precise hand gestures).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用地理坐标进行交流的习惯,使得说话者从很小开始就在生命中每一秒都去留意有关物理环境的线索(太阳的位置,风等等),培养出了在任何时刻都能记住自己方位变化的精确记忆力。所以在地理语言中,日常交流提供了对地理方位最大强度的想象训练(据估计,一次普通的Guugu Yimithirr语谈话中,每十个词就有一个是“北”“南”“西”或“东”,而且经常伴有准确的手部姿势)。 This habit of constant awareness to the geographic direction is inculcated almost from infanc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children in such societies start using geographic directions as early as age 2 and fully master the system by 7 or 8. With such an early and intense drilling, the habit soon becomes second nature, effortless and unconscious. When Guugu Yimithirr speakers were asked how they knew where north is, they couldn’t explain it any more than you can explain how you know where “behind” is. 这种恒常知晓地理方向的习惯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得到灌输。研究表明,这种社会中的儿童最早在2岁就开始使用地理方向了,到了7、8岁就能完全掌握。有了这样早且高强度的训练,这种习惯很快就变成了毫不费力且不会察觉的第二本能。当Guugu Yimithirr语的使用者被问到他们如何知道哪是北方时,他们无法解释,就像你不能解释你怎么知道“后方”是哪一样。 But there is more to the effects of a geographic language, for the sense of orientation has to extend further in time than the immediate present. If you speak a Guugu Yimithirr-style language, your memories of anything that you might ever want to report will have to be stored with cardinal directions as part of the picture. One Guugu Yimithirr speaker was filmed telling his friends the story of how in his youth, he capsized in shark-infested waters. 但是地理语言的影响还不仅如此,因为方向感要求在当下时间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如果你讲的是Guugu Yimithirr类型的语言,你对于自己想要说的任何东西的记忆都会将基本方向作为记忆画面的一部分来存储。一位讲Guugu Yimithirr的人曾被拍摄到向他的朋友讲述自己年轻时如何在遍布鲨鱼的水域里翻船的故事。 He and an older person were caught in a storm, and their boat tipped over. They both jumped into the water and managed to swim nearly three miles to the shore, only to discover that the missionary for whom they worked was far more concerned at the loss of the boat than relieved at their miraculous escape. Apart from the dramatic content, the remarkable thing about the story was that it was remembered throughout in cardinal directions: the speaker jumped into the water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boat, his companion to the east of the boat, they saw a giant shark swimming north and so on. 他和一个年纪稍大的人被困在风暴中,他们的船翻了过来。他们都跳入水中,奋力游了3英里才到了海岸,却发现雇佣他们的传教士只关心船只损失,毫不庆幸他们奇迹般的死里逃生。除了这戏剧性的内容之外,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整个故事都是通过基本方向来记忆的:说话者从船的西侧跳入水中,他的同伴在船的东侧跳下,他们看见了一条大鲨鱼从北面游来等等。 Perhaps the cardinal directions were just made up for the occasion? Well, quite by chance, the same person was filmed some years later telling the same story. The cardinal directions matched exactly in the two tellings. Even more remarkable were the spontaneous hand gestures that accompanied the story. For instance,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boat rolled over was gestured in the correct geographic orientation, regardless of the direction the speaker was facing in the two films. 有没有可能,其中提到的基本方向只是临时想到的呢?很巧合的是,同一个人几年过后又被拍摄讲同样的故事。两次描述中的基本方向完全相符。更加引人注意的是伴随故事而出现的自发手势。例如,在讲述船往哪个方向摇晃时,他的手能够指向正确的地理方向,不管说话者在两段视频中面向哪个方向。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have also shown that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speakers of Guugu Yimithirr-style languages even remember “the same reality” differently from us. There has been heated debate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me of these experiments, but one conclusion that seems compelling is that while we are trained to ignore directional rotations when we commit information to memory, speakers of geographic languages are trained not to do so. 心理学实验也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同一个事实”,说Guugu Yimithirr型语言的人甚至会与我们有不同的记忆。关于如何解释部分此类实验,人们一直都有一些热烈的争议,但是有一个结论非常令人信服:尽管我们受到的思维训练是在记忆信息时忽略方向变化,但是说地理语言的人却被训练得不去这么做。 On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is is to imagine that you are traveling with a speaker of such a language and staying in a large chain-style hotel, with corridor upon corridor of identical-looking doors.Your friend is staying in the room opposite yours, and when you go into his room, you’ll see an exact replica of yours: the same bathroom door on the left, the same mirrored wardrobe on the right, the same main room with the same bed on the left, the same curtains drawn behind it, the same desk next to the wall on the right, the same television set on the left corner of the desk and the same telephone on the right. In short, you have seen the same room twice. 理解这种区别的一个方法是:想象你正与一个说这种语言的人一同旅行,住在一家各层走廊两边的门都一模一样的大型连锁酒店。你的朋友住在正对着你的房间,当你走进他的房间里时,你会看见跟你完全一样的房间:卫生间门一样在左侧,带镜衣柜一样在右侧,一样的主卧,床也一样在主卧的左边,后面一样是窗帘,靠右侧墙也一样摆着桌子,桌子的左边一样是电视,电话一样在右边。简言之,你两次看到的是相同的房间。 But when your friend comes into your room, he will see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from this, because everything is reversed north-side-south. In his room the bed was in the north, while in yours it is in the south; the telephone that in his room was in the west is now in the east, and so on. So while you will see and remember the same room twice, a speaker of a geographic language will see and remember two different rooms. 但是当你的朋友进到你的房间时,他会看见相当不同的东西,因为所有事情都是南北颠倒的。在他的房间床是在北边,而在你的房间床是在南边;他房间里的电话是在西边,而你的在东边等等。所以尽管你两次看到并记住相同的房间,地理语言的使用者则看见和记住了两间不同的房间。 It is not easy for us to conceive how Guugu Yimithirr speakers experience the world, with a crisscrossing of cardinal directions imposed on any mental picture and any piece of graphic memory. Nor is it easy to speculate about how geographic languages affect areas of experience other than spatial orientation — whether they influence the speaker’s sense of identity, for instance, or bring about a less-egocentric outlook on life. 说Guugu Yimithirr的人把基本方向的十字瞄准器加诸于任何精神画面和图像记忆之上,我们很难想像他们是如何感受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很难猜测地理语言如何影响除了空间定向外的体验领域——比如它们是否会影响说话者对个体身份的理解或者是否会导致对于人生更少自我中心的看法。 But one piece of evidence is telling: if you saw a Guugu Yimithirr speaker pointing at himself, you would naturally assume he meant to draw attention to himself. In fact, he is pointing at a cardinal direction that happens to be behind his back. While we are always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it would never occur to us that pointing in the direction of our chest could mean anything other than to draw attention to ourselves, a Guugu Yimithirr speaker points through himself, as if he were thin air and his own existence were irrelevant. 但是有个证据颇能说明问题:如果你看到一个说Guugu Yimithirr语的人指向他自己,你会自然地假设他有意引起对他自己的注意。事实上,他正在指向一个方向,刚好在他背后。尽管我们总是处于世界的中心,而且从来不会意识到,指向我们胸部方向的动作除了是想要引起对自己的注意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意思,但是一个说Guugu Yimithirr语的人会指穿他自己,仿佛他是稀薄的空气,他自己的存在并不相关。 IN WHAT OTHER WAYS might the language we speak influence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Recently,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a series of ingenious experiments that we even perceive colors through the lens of our mother tongue. There are radical variations in the way languages carve up the spectrum of visible light; for example, green and blue are distinct colors in English but are considered shades of the same color in many languages. 我们所说的语言会在其他什么方面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受呢?最近,一系列别出心裁的实验表明,我们甚至是通过母语的滤镜来观察颜色的。在区分可见光光谱方面,各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英语中绿色和蓝色是不同的颜色,但是在很多语言中它们却是同种颜色的不同色调。 And it turns out that the colors that our language routinely obliges us to treat as distinct can refine our purely visual sensitivity to certain color differences in reality, so that our brains are trained to exaggerate the distance between shades of color if these have different names in our language. As strange as it may sound, our experience of a Chagall painting actually depends to some extent on whether our language has a word for blue. 我们还发现,我们的语言所经常性地强制我们加以区分的颜色,会修正我们对于现实中特定颜色区别的视觉敏感性,所以如果这些颜色在我们的语言中有不同的名字,我们的大脑就会被训练得夸大不同色度颜色的差距。虽然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对于Chagall画作的感受某种程度其实依赖于我们语言中是否有蓝色这一单词。 In coming years, researchers may also be able to shed light on the impact of language on more subtle areas of perception. For instance, some languages, like Matses in Peru, oblige their speakers, like the finickiest of lawyers, to specify exactly how they came to know about the facts they are reporting. You cannot simply say, as in English, “An animal passed here.” You have to specify, using a different verbal form, whether this was directly experienced (you saw the animal passing), inferred (you saw footprints), conjectured (animals generally pass there that time of day), hearsay or such. 在未来几年,研究人员或许能发现语言对更细微的感知领域的影响。例如,一些语言,像秘鲁的Matses,会像最挑剔的律师一样强制其使用者详细说明他们如何知晓正在讲述的事实。你不能像在英语中那样简单地说,“一动物经过了此处。”你必须用不同动词形式详细说明,这是直接经历的(你看到了一动物正在经过)、还是你推断的(你看到了脚印)、还是你猜测的(动物一般都会在一天中的那个时间经过那里),还是你听说的,诸如此类。 If a statement is reported with the incorrect “evidentiality,” it is considered a lie. So if, for instance, you ask a Matses man how many wives he has, unless he can actually see his wives at that very moment, he would have to answer in the past tense and would say something like “There were two last time I checked.” After all, given that the wives are not present, he cannot be absolutely certain that one of them hasn’t died or run off with another man since he last saw them, even if this was only five minutes ago. 如果提出一份陈述时的“证据性质”不正确,该陈述就会被认为是谎言。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你问一个Matses男性他有多少老婆,除非他在那时能看到他妻子,否则他必须用过去时回答,会说一些“上次核实时,我有两个老婆”这样的话。毕竟,鉴于他的老婆并不在场,他不能绝对确定自从他上次看到她们后,他们中的一个有无死亡或者跟其他男人跑掉,即使“上次核实”也就在5分钟之前。 So he cannot report it as a certain fact in the present tense. Does the need to think constantly about epistemology in such a careful and sophisticated manner inform the speakers’ outlook on life or their sense of truth and causation? When our experimental tools are less blunt, such questions will be amenable to empirical study. 所以他不能用现在时把这作为一个确定事实来说。这种如此小心复杂地思考认识论的需要,会影响说话者对人生的看法或者他们对真相和起因的理解吗?只有在我们的实验工具足够锐利时,这些问题才能经受实证研究的检验。 For many years, our mother tongue was claimed to be a “prison house” that constrained our capacity to reason. Once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for such claims, this was taken as proof that people of all cultures think in fundamentally the same way. But surely it is a mistake to overestimate the importance of abstract reasoning in our lives. After all, how many daily decisions do we make on the basis of deductive logic compared with those guided by gut feeling, intuition, emotions, impulse or practical skills? 很多年来,我们的母语被称为限制我们理性能力的“牢笼”。一旦证明这样的说法没有证据,人们就以为这证明了所有文化的人根本上都以相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但是,过分高估抽象推理在我们生命中的重要性,这显然是个错误。毕竟,与那些在感觉、直觉、情感、冲动或实用技能指导下做出的日常决定相比,我们有多少决定是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上做出的呢? The habits of mind that our culture has instilled in us from infancy shape our orientation to the world and ou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the objects we encounter, and their consequences probably go far beyond what has been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so far; they may also have a marked impact on our beliefs, values and ideologies. We may not know as yet how to measure these consequences directly or how to assess their contribution to cultural or political misunderstandings. But as a first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 one another, we can do better than pretending we all think the same. 我们的文化从婴儿时期就灌输进我们大脑的习惯,会影响我们在世界中的定向,和对我们所遇到的东西的情感回应,它们的影响可能比目前实验所揭示的要更深远;它们可能对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和思想体系也有显著影响。我们可能还不知道如何直接测量这些影响,或者如何评估它们对于文化或政治误解的作用。但是作为迈向理解彼此的第一步,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好,不能假装所有人都以相同方式思考。 Guy Deutscher is an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Languages, Linguistics and Cultur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His new book, from which this article is adapted, is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 to be published this month by Metropolitan Books. Guy Deutscher是曼彻斯特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的荣誉研究员。他的新书《透过语言之镜:为何其他语言中的世界看起来如此不同》这个月将由Metropolitan Books出版,本文即选摘自此书。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沐猿而冠·第8章·文化·导言

生物学家道金斯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文化的两种视角,从个体角度看,文化就像数量庞大的一组延伸表现型[1],人类创造的服饰器具就像蚕茧和蛛网,建造的宫殿城堡就像蚁穴和蜂窝,农耕在地表留下的印迹就像河狸筑坝对河流的改造,驯养给动植物带来的改变,就像昆虫在宿主植物表面造成的瘿瘤,或者寄生虫对蚂蚁行为的操纵。

蜘蛛织网用来抓虫子,人类的各种创造物同样也是追求自身目标的手段,其成效同样影响我们生存繁衍的前景,因而同样接受自然选择的考验;不同的是,指导蜘蛛织网行为的指令,是以基因的形式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而指导人类创造活动的指令,则多半以观念的形式编码在我们头脑中,因而可以在个体生命期中获得和改变。

指导人类活动的观念,有些是从个人的观察和试探过程中获得的,正确有效的(more...)

标签: | | | |
6904
生物学家道金斯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文化的两种视角,从个体角度看,文化就像数量庞大的一组延伸表现型[1],人类创造的服饰器具就像蚕茧和蛛网,建造的宫殿城堡就像蚁穴和蜂窝,农耕在地表留下的印迹就像河狸筑坝对河流的改造,驯养给动植物带来的改变,就像昆虫在宿主植物表面造成的瘿瘤,或者寄生虫对蚂蚁行为的操纵。 蜘蛛织网用来抓虫子,人类的各种创造物同样也是追求自身目标的手段,其成效同样影响我们生存繁衍的前景,因而同样接受自然选择的考验;不同的是,指导蜘蛛织网行为的指令,是以基因的形式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而指导人类创造活动的指令,则多半以观念的形式编码在我们头脑中,因而可以在个体生命期中获得和改变。 指导人类活动的观念,有些是从个人的观察和试探过程中获得的,正确有效的做法,在得到可意结果因而获得神经奖励之后,便固化成为经验;但观念更多的是从别人特别是父母兄长那里学来的,通过观察模仿他人做法,或听从他人指导而尝试,或仅仅倾听他人的陈述解说,皆可习得新观念。 因为观念可以如此在个体间传播,群体内会形成一些观念上共性,群体间则表现出差异,即所谓文化特性;语言的出现极大促进了观念传播,也使得观念世界变得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分离了符号和意义,从而彻底改变了观念的表征和传播方式:基于语言的观念习得,仅靠一对一的示范模仿已不再可行,必须借助一个社会化过程。 当你观察他人如何编织渔网时,可直接加以模仿并在头脑中形成指导编织行为的观念,而当别人向你讲解如何织网时,你得到的只是一串语音符号,其意义(即,就影响你的行为而言,那意味着什么)只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当然,讲解者可以为你解释一些陌生词汇,甚至交给你一本词典,但终究需要你预先掌握一组基本词汇和句法。 可是,给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严格说来,一个词的定义就是它曾被用于其中的全部场景和上下文,包括使用者在这些场景中的动机和意向,以及他们希望在听者头脑中唤起的观念,同类场景的同类表达需要,经由协调博弈而汇聚到某个词汇或句式,这些显然无法被一对一的传递,学习者只有被反复置于类似场景中才能习得。 实际上,人类儿童学习语言时,既不依靠词典,也无须别人为他讲解基本词汇和句法,甚至根本没人意识到句法的存在,对他来说,每个词汇的含义,每个句型的用法,便是他在听到它们时头脑中所唤起的全部场景和意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当文化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以语言为介质而被表征和传播时,语言便成了文化的主要载体,传播不再只是个体之间的点对点交流,文化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自我积累和扩散的系统:一个最初产生于个体的新观念,唯有经语言表征,并植入所在群体的口述传统,才可能长远流传,否则便当即挥发了,因为表征此一观念的语句,脱离该口述传统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一个以语言为载体,独立于特定个体而自成体系、自我维系的知识系统,被卡尔·波普称为“第三世界”[2];由于语义诞生于且始终关乎于现实场景,因而该知识系统总是具有某种客观性;文字的发明让第三世界变得越发非人格化,书面材料让知识可在极大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上传播,逻辑、数学、人工语言等形式系统的出现,也让第三世界变得更具客观性。 上述发展造就了人类一大独特性,假如我们将生命个体想象成机器人,指导其行为的是一组在受精卵形成之际被刷在遗传物质里的程序,那么对于像昆虫这样行为刻板的生物,这些代码终身不变,对行为较灵活的哺乳动物,部分代码会随个体经历而有所改变,而对人类,整套代码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仍刷在遗传物质里,另一部分则在成长过程中从文化系统中下载。 如此一来,(用信息业界的时髦术语)文化系统就像一项云服务,任何新生个体(就像新出厂的电脑裸机)只要插在上面,就会自动为自己下载一份操作系统和一组应用程序,并给自己装上;我们知道,电脑裸机是做不了多少事情的,同样,没安装任何文化的个人,算不上一个健全的人,表现不出人所应有的特性和行为,也无法在社会正常生活。 这项云服务是双向交互的,个人不仅从中获取特性与功能,也为其贡献内容,而且这一互动在个人整个生活史中始终持续着,个人之人格是否健全,禀赋是否优秀,生活是否成功,香火是否兴旺,皆有赖于其所安装的文化软件之功效;和电脑软件不同,文化软件的安装不是简单拷贝,更像是个体在一个特定序列的刺激之下自行编码的过程,其质量随天赋(即预装的那一半代码)和际遇而不同。 对于个人,这便是文化之意义所在;不过我们还可以从道金斯所提供的另一个角度看待文化:它是一种以人类头脑(或书面介质)为载体,通过口耳相传(或其他复制机制)而扩散的模因(meme)系统;模因就是寄生于人类头脑、参与行为调控过程的观念,就像基因参与生理过程一样。 头脑容纳某些模因,可能是因为它引出了有利行为,因而获得神经奖励而得以保存;但模因并非总是对容纳它的个体有利(请允许我暂且将个体利益等同于个体基因组的利益),因为基因组设计的神经奖励机制并非无懈可击,相反有许多可能被滥用的漏洞,正如有些药物可以让大脑错误的以为个体做成了某件好事(比如获得异性的亲睐),有些模因也可能让其宿主错误的以为自己获得了某种成就,赢得了赞许、社会支持,提升了社会地位和安全感。 所以,尽管文化对个人如此重要,让我们获得生命代码的另一半而成为完整健全的人,但并不能确保这一半代码的组成元素全部或总是忠实服务于个体利益;因为这些代码并不与基因组分享同一条复制通道,而平等共享复制通道乃复制因子之间团结一体精诚合作的前提,基因组正是在找到了确保这一点的适当细胞分裂机制之后,才实现了最终创造出我们的紧密合作。 可以想象,模因之间或许也可能达成某种合作并创造出类似于有机体的东西;假如一个孤立群体的文化元素之间密切配合而结成一体,跨越个体生死和世代更替而保持同质性(正如个体在细胞不断更替的同时保持同一),随群体分支裂变而增殖变异,或吞并其他群体而在文化上加以同化(就像动物个体吞食并消化其他个体),假如这样的文化有机体(即所谓第三世界)能够帮助其所寄生的群体增殖或征服其他群体,从而让自己(及其所包含的模因组)被更多的复制,那么它确实就有了一些有机体的特征,如此看待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化。 像蚂蚁蜜蜂这样的真社会性动物,其巢群可以团结的像单一个体,便是因为除后虫之外都(至少暂时)失去了生育能力,因而整个巢群的基因复制通道只剩下一条;人类个体仍保有生育能力,基因复制通道仍在个体间分立,被集体化的,是模因复制通道,因而人类之社会性体现在文化层面上;于是个人有了双重角色:既是独立个体,又是社会细胞。 当然,模因和基因有着全然不同的复制、变异、交换和组织机制,因而上述有机体隐喻尽管能带来些启发,但也有其危险,在对模因的特性有更多了解之前,还不能走得太远。 ----------------------------------------- [1]延伸表现型(extended phenotype)是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82年的《延伸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遗传编码不仅表达为个体性状和行为模式,也表达在个体之创造物和对环境之改造上,甚至表达在其他生物个体的性状和行为模式上;作为有机体生存繁衍策略的组成部分,后两种表达(即延伸表现型)与前一种有着同等地位,同样由遗传编码所操纵。 [2]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将现实物理世界称为第一世界,将个人头脑中的观念世界称为第二世界,将编码在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中、独立于个体头脑的知识系统称为第三世界。
[译文]人类听力的进化

Testing ancient human hearing via fossilized ear bones
利用耳骨化石测量古人听力

作者:Rolf Quam @ 2015-9-26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Whig Zhou(@whigzhou)
来源:The Conversation,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sting-ancient-human-hearing-via-fossilized-ear-bones-47973

How did the world sound to our ancient human relatives two million years ago?

整个世界在我们200万年前的人族亲戚听来是个什么样子?

While we obviously don’t have any sound recordings or written records from anywhere near that long ago, we do have one clue: the fossilized bones from inside their ears. The internal anatomy of the ear influences its hearing abilities.

显然,我们并没有那么久以前留下来的录音资料或书面记录,但我们确实拥有一条线索:古人耳内的骨头化石。耳朵的内部构造能够影响其听觉能力。

Using CT scans and careful virtual reconstructions, my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and I think we’ve demonstrated how our very ancient ancestors heard the world. And this isn’t just an academic enterprise; hearing abilities are closely tied with verbal communication.

经CT扫描并精心进行虚拟重构之后,我和一些国际同僚认为,我们已经展示出了远古先人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这可不仅仅是一项学术事业,因为听觉能力与口头交流是密切相关的。

By figuring out when certain hearing capacities emerged during our evolutionary history, we might be able to shed some light on when spoken language started to evolve. That’s one of the most hotly debated questions in paleoanthropology, since many researchers consider the capacity for spoken language a defining human feature.

通过估计特定听觉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何时出现,我们就可能对口头语言何时开始进化有所了解。这是古人类学目前争论最为火热的问题之一,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口语能力是一项用来定义人类的特征。

Human hearing is unique among primates
人类听觉在灵长类中非常独特

We modern human beings have better hearing across a wider range of frequencies (more...)

标签: | |
6860
Testing ancient human hearing via fossilized ear bones 利用耳骨化石测量古人听力 作者:Rolf Quam @ 2015-9-26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Whig Zhou(@whigzhou) 来源:The Conversation,https://theconversation.com/testing-ancient-human-hearing-via-fossilized-ear-bones-47973 How did the world sound to our ancient human relatives two million years ago? 整个世界在我们200万年前的人族亲戚听来是个什么样子? While we obviously don’t have any sound recordings or written records from anywhere near that long ago, we do have one clue: the fossilized bones from inside their ears. The internal anatomy of the ear influences its hearing abilities. 显然,我们并没有那么久以前留下来的录音资料或书面记录,但我们确实拥有一条线索:古人耳内的骨头化石。耳朵的内部构造能够影响其听觉能力。 Using CT scans and careful virtual reconstructions, my international colleagues and I think we’ve demonstrated how our very ancient ancestors heard the world. And this isn’t just an academic enterprise; hearing abilities are closely tied with verbal communication. 经CT扫描并精心进行虚拟重构之后,我和一些国际同僚认为,我们已经展示出了远古先人是如何听到这个世界的。这可不仅仅是一项学术事业,因为听觉能力与口头交流是密切相关的。 By figuring out when certain hearing capacities emerged during our evolutionary history, we might be able to shed some light on when spoken language started to evolve. That’s one of the most hotly debated questions in paleoanthropology, since many researchers consider the capacity for spoken language a defining human feature. 通过估计特定听觉能力在人类进化史上何时出现,我们就可能对口头语言何时开始进化有所了解。这是古人类学目前争论最为火热的问题之一,因为许多研究者认为口语能力是一项用来定义人类的特征。 Human hearing is unique among primates 人类听觉在灵长类中非常独特 We modern human beings have better hearing across a wider range of frequencies than most other primates, including chimpanzees, our closest living relative. Generally, we’re able to hear sounds very well between 1.0-6.0 kHz, a range that includes many of the sounds emitted during spoken language. Most of the vowels fall below about 2.0 kHz, while the higher frequencies mainly contain consonants. 与绝大多数灵长动物(包括与我们血缘最近的近亲黑猩猩)相比,现代人在一个更大的频率区间内拥有更好的听力。一般来说,我们能够很好地听清1.0-6.0千赫之间的声音,口语交流时发出的许多声音就处于这一区间内。绝大多数元音大概落在2.0千赫以下,更高的频率则主要包含辅音。 Thanks to testing of their hearing in the lab, we know that chimpanzees and most other primates aren’t as sensitive in that same range. Chimpanzee hearing – like most other primates who also live in Africa, including baboons – shows a loss in sensitivity between 1.0-4.0 kHz. In contrast, human beings maintain good hearing throughout this frequency range. 基于实验室的听力测量,我们知道黑猩猩和绝大多数其他灵长动物对于上述频率区间并没有这么敏感。黑猩猩的听力在1.0-4.0千赫区间内丧失了敏感性,其他绝大多数生活于非洲的灵长动物也是如此,包括狒狒。人类与之不同,在这一频率区间内仍然能有很好的听力。 We’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out when this human hearing pattern first emerged during our evolutionary history. In particular, if we could find a similar pattern of good hearing between 1.0-6.0 kHz in a fossil human species, then we could make an argument that language was present. 我们的兴趣是想要找出人类的这种听觉模式在进化史上最早出现于何时。特别是,如果我们能从某个人类化石上面找到在1.0-6.0千赫之间拥有良好听力这种类似模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论证说语言已经存在。 Testing the hearing of a long-gone individual 测量远古人类的听力 To study hearing using fossils, we measure a large number of dimensions of the ancient ears – including the length of the ear canal, the size of the ear drum and so on – using virtual reconstructions of the fragile skulls on the computer. Then we input all these data into a computer model. 使用化石来测量听力,我们需要在电脑上对易碎的头骨进行虚拟重构,然后测量古人耳朵的许许多多指标,包括耳道长度、耳膜大小等等。然后我们将所有这些数据都输入一个电脑模型之中。 Published previously in the bioengineering literature, the model predicts how a person hears based on his ear anatomy. It studies the capacity of the ear as a receiver of a signal, similar to an antenna. The results tell us how efficiently the ear transmits sound energy from the environment to the brain. 这个模型此前已经在生物工程文献中发表,能够根据一个人的耳朵构造预测其听力。它研究了耳朵作为与天线类似的信号接收器的能力,其结果能告诉我们耳朵将周围环境中的声能传输到大脑的效率。 We first tested the model on chimpanzee skulls, and got results similar to those of researchers who tested chimpanzee hearing in the lab. Since we know the model accurately predicts how humans hear and how chimpanzees hear, it should provide reliable results for our fossil human ancestors as well. 我们在黑猩猩头骨上面检验了这个模型,得到的结果与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得到的黑猩猩听力相似。因此,我们知道这个模型能够准确预测人类听力和黑猩猩听力,所以将它应用于古人化石上面,也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可靠的结论。 What do the fossils tell us? 化石告诉了我们什么? Previously, we studied the hearing abilities in several fossil hominin individuals from the site of the Sima de los Huesos (Pit of the Bones) in northern Spain. These fossils are about 430,000 years old, and anthropologists consider them to represent ancestors of the later Neanderthals. Based on ear bone measurements we took, the computer model calculated that hearing abilities in the Sima hominins were nearly identical to living humans in showing a broad region of good hearing. 此前,我们已经研究过西班牙北部“胡瑟裂谷”(西班牙语意为“骨坑”)遗址的几个古人类化石的听觉能力。这些化石大概是43万年前的,人类学家认为他们代表了晚期尼安德特人的祖先。基于我们所进行的耳骨测量,电脑模型计算出“裂谷”古人类的听觉能力与现存人类的几近相同,都在很大范围内表现出良好听力。 In our current study published in Science Advances, we worked with much earlier hominin individuals, representing the species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 and Paranthropus robustus. These fossils were excavated at the sites of Sterkfontein and Swartkrans in South Africa, and likely date to around two million years ago. 在发表于《科学进展》上的最新研究中,我们研究了更为远古的古人类,即非洲南猿和傍人粗壮种。这些化石是在南非的斯特克方藤和斯沃特兰斯遗址发掘出来的,很可能存活于约200万年以前。 image-20150923-2626-3ujn1b Auditory sensitivity between 0.5-5.0 kHz for chimpanzees, humans and the early hominins. Points higher on the curve indicate greater auditory sensitivity. (A) Region of maximum sensitivity. The early hominins are shifted toward slightly higher frequencies compared with chimpanzees. (B) Hearing results. The early hominins are more sensitive than either chimpanzees or humans up to around 3 kHz. Above around 3.5 kHz, the early hominins resemble chimpanzees more closely in showing a drop-off in sensitivity. 黑猩猩、人类和早期古人类在0.5-5.0千赫之间的听觉敏感度。曲线中更高的点代表更高的听觉敏感度。(A)代表敏感度最高区间。与黑猩猩相比,早期古人类的对应区间向更高频率略有偏移。(B)代表听力结果。在约3千赫之前,早期古人类的敏感度既高于黑猩猩,也高于人类。在高于3.5千赫的区间,早期古人类更接近黑猩猩,表现出敏感度的下降。 When we measured their ear structures and modeled their hearing, we found they had a hearing pattern that was more similar to a chimpanzee – but slightly modified in the human direction. In fact, these early hominins showed better hearing than either chimpanzees or modern humans from about 1.0-3.0 kHz, and the region of best hearing was shifted toward slightly higher frequencies compared with chimpanzees. 在测量了他们的耳朵构造并用模型计算了其听力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听觉模式更接近于黑猩猩,但朝人类的方向略有修正。事实上,在1.0-3.0千赫区间,这些早期古人类的听力比黑猩猩或现代人的都要好。而且与黑猩猩相比,他们的最佳听力区间向高频率方向略有偏移。 It turns out this auditory pattern may have been a particular advantage for living on the savanna. We know A. africanus and and P. robustus regularly occupied the savanna, since as much as half of their diet was made up of resources found in open environments, based on measurements of isotopes in their teeth. 原来,对于稀树大草原上的生活而言,这种听力模式可能别有优势。我们知道,非洲南猿和傍人粗壮种经常会生活在稀树大草原上,因为他们的食谱有一半来自于开阔环境中才能找到的资源,而这是对他们牙齿中的同位素进行测量后发现的。 In more open environments, sound waves don’t travel as far as they do in the rain forest canopy. Sound signals tends to fade out sooner, and short-range communication is favored on the savanna. The hearing pattern of these early hominins – greater sensitivity than humans or chimpanzees to frequencies between 1.0-3.0 kHz and maximum sensitivity at slightly higher frequencies than in chimps – that would work well in these conditions. 在更为开阔的环境中,声波传播不到热带雨林密林中那么远。声音信号消逝更快,因此在稀树大草原上短程交流更受喜爱。在这种环境中,这些早期古人类的听觉模式(在1.0-3.0千赫的频率区间中比黑猩猩或现代人更敏感,且敏感度最高区间的对应频率比黑猩猩要稍高一些)相当适用。 From hearing to talking 从听到说 A. africanus and P. robustus had hearing abilities similar to a chimpanzee, but with some slight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 of humans. 非洲南猿和傍人粗壮种的听觉能力与黑猩猩近似,同时向人类的方向略有偏差。 There is a general consensus among anthropologists that the small brain size and ape-like cranial anatomy and vocal tract in these early hominins indicates they likely did not have the capacity for language. 人类学家中存在一个普遍共识:这些早期古人类的大脑尺寸较小、颅骨构造和声道更像猿,表明他们很可能并不具备语言能力。 My colleagues and I aren’t arguing that these early hominins had language, with its implications of symbolic content. They certainly could communicate vocally, though. All primates do, and many species regularly emit a variety of vocalizations including grunts, screams, howls and so on. 我和同僚并不是争论说这些早期古人类拥有语言,因为语言包含有符号性内容这层意思。但是,他们肯定能够进行口头交流。所有灵长动物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且许多物种还能经常性地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咕噜、尖叫、咆哮等等。 But these South African fossils have given us another hearing data point as we try to puzzle out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Two million years ago, it looks like they didn’t have language. But 430,000 years ago, it looks like the Sima de los Huesos hominins did. We suspect that sometime between these early South African forms and the later more human-like forms from the Sima, language emerged. Now we just need to narrow that window. 但在我们尝试解答语言起源的难题时,南非的这些化石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组听力数据论点。200万年前,他们似乎还没有语言。但43万年前,似乎“胡瑟裂谷”的古人类已经拥有语言了。我们估计,大概在这些早期南非种和更晚的更像人类的“裂谷”种之间的某个时候,语言就出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窗口期进一步缩短。 We hope to continue this kind of work on hearing patterns in different groups of ancient hominins from various places and time periods. The discovery of a new hominin species, Homo naledi, announced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from a different site in South Africa, underscores how much there is left to uncover. 我们希望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研究来自不同地区和时期的不同古人类群体的听觉模式。仅在数周之前,南非另外一个遗址又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物种,即纳勒迪人。这一发现凸显了我们还有多少事情需要去发现。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