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控成本未必能降低房价
辉格
2009年3月5日

近日，政协委员、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先生提出，针对目前高房价抑制购房需求的局面，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应共同行动，从控制地价、税费和利润三个方面入手，来降低当前高企的房价，以便提振需求，让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然而，这些建议是否可行呢？

首先，企业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尽最大可能的获取利润便是创造股东价值的唯一途径，所以，要求企业主动控制利润，就是要求放弃它们的核心目标，背弃股东，任何负责任的企业大概都不会响应。况且，即使股东足够慷慨，舍弃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的生存、效率和持续经营也是致命的；一个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依赖于其有效的组织结构、责任分配和激励机制，而所有这些能够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它，这个动力源就是利润；一旦利润目标解除，企业便成为一潭流不动的死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便是如此。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每个企业必须为其生存发展而拼搏，尤其在眼下的危机条件下，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放弃利润，等于放弃自我积累资本和寻求外部融资的能力，这无异于自杀。积极响应许先生号召的企业将首先被市场淘汰，而其他企业则可乘机扩张，所以这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做法；当然，那些原本就陷于亏损的企业或许会免费摆个姿态，但这毫无意义。

控制利润不可行，那么降低地价是否能拉低房价呢？未必，这要看土地供给是否增加，如果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只能增加地产商的利润，不会降低房价。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可表述为：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价格与成本无关。公众通常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多数情形下，成本下降总是伴随着价格下降；但那是因为成本下降时，如果价格不变，会提高生产者利润，因而吸引来更多生产者，从而创造出更多供给，而这些多出的供给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找到新的买家，结果均衡价格就被拉低了。但是如果供给被固定了，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会上看得最清楚，梵高的一幅画被卖到什么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与当初梵高画这幅画时付出多大代价，毫无关系，原因便在于：梵高画作的供给是给定的。

许先生的基本观察是准确的，即目前高房价的首要原因是高地价，但这不是因为土地招拍的标价太高，而完全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太小。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降低税费的难度有多大了，实际上，正因为土地供给太小，政府原本可以把地价标得更高，也不愁卖不出去，但因为没标那么高，其余部分就用税费来代替了；这仅仅是一个政府收入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财政问题。其实，收取税费的主体和对象与地价完全相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地价的一部分，所以按上述分析，降低税费同样不会降低房价。

话说回来，即使土地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和税费也并非完全没用，因为土地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面积可以增加，如果开发商把节省下来的地价和税费，用于补偿因楼层增加而带来的额外成本，那就可以通过盖更多的高楼而增加住房供给，从而拉低房价。但这一空间并不很大，无法根本扭转目前的住房短缺状况。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增加土地供给。

高储蓄率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辉格
2009年2月26日

自金融危机暴发以来，中国和美国的储蓄率差异，便屡屡被经济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们提出，一时成为关注的焦点；央行最近发布的08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专门以“正确处理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一节对此作出了分析，确认了多年来储蓄率持续提高、消费不断下降的事实，并且表明了促进消费的政策立场。当今中国高达50%以上的储蓄率，是无需否认的事实，尽管它未必是国际货币失衡的根源，更不应被作为或理解为一项罪责。

对于中国的高储蓄率，常见的解释通常提及三个因素：中国缺乏发达国家通常都有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因而个人需要更多的储蓄来保障自己的未来；政府掌握了过多资源，导致国富民穷并压制了个人消费能力；第三点通常被认为是文化差异，即美国人更喜欢借助消费信贷和分期付款来提前消费，其实这未必是文化差异，更可能是美国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结果：当你花10万元买一部能用10年的汽车时，你实际上是做了一笔10万元的投资，并在此后10年产出了一个消费流，发达的金融市场能找到其他人来替你做那笔投资，你转而购买后续的消费流。

这些解释尽管可以成立，但只能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探究高储蓄率的根源，还须从微观基础入手。个人储蓄的决策基础，是其对未来收入流和消费流的预期，这个预期可以伸展到他死后，如果他认为预期收入流不足以支付预期消费流，便需要用储蓄在当前和未来之间进行交换，这一交换还受到市场利率的影响，利率越高，他越倾向于将消费流往后推。

个人消费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这很明显，但这种同步提高并不是线性和连续的，而是在一系列生活方式所对应的消费水平中，作阶梯式的跃迁。假如你原先的收入勉强维持你的单身公寓、QQ车和15元快餐构成的白领生活，现在你的工资涨了两千元，远不足以支付梦想中的三居室公寓、凯美瑞和保姆构成的小富生活，那你很可能将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储蓄起来，为将来的跃迁做准备；相反，如果你的收入只差一点就能负担小富生活，便很可能借助信贷来提前实现梦想。

上述分析的逻辑结果是：储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与当前水平的差距，也取决于他们对下一代生活的期望与这一代的差距，人们对自己未来或下一代进行生活方式跃迁的期待越高，就会把越多的钱堆积在两级台阶之间。很明显，正是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存在着巨大差异。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门户开放，使中国社会的生活方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所有人都在调整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各种前所未有的消费生活模式展现在他们眼前。

文化特质令他们缺乏消费意愿？这种说法完全不得要领，相反，正是因为他们迫切渴望改变生活状况，尤其是下一代的状况，他们才需要更多的储蓄，因为当前的收入还不足以立即负担这些期望。在美国，各种主要的生活方式都已存在好几代，上几代为此而准备的储蓄已经在当前转变为消费，从而抹平了总的储蓄率；而在中国，多数人都在为从未有过的更好生活而打拼和积累；并且，中国传统令他们对下一代背负更多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消费流赋予了更大的权重（这一点倒的确是文化差异）。

养老模式的改变也提高了储蓄率，以前人们把孩子当作储蓄罐，所谓养儿防老，现在他们必须为自己买保险，虽然性质上都是储蓄，但统计结果不同；生养策略的改变也带来了同样的影响，以前的策略是多生粗养，养育成本主要由即时消费的衣食住行构成，无须储蓄，而现在的主流策略是少生精养，其成本的大部分——包括学费、嫁妆彩礼、甚至婚房——都需要提前储蓄；在中国，越来越高的教育成本多由家长负担，而在美国，由自己负担的成人教育比例很高。

这样看来，高储蓄率并非某种扭曲状态，它是我们所处的这个特定发展阶段所塑造的时代特征，试图改变它是徒劳无益的，理解它的发生机制和金融意义，将有助于我们适应它并与它共存。

石油减产，但不是因为欧佩克
辉格
2008年12月24日

上周，欧佩克宣布从明年元旦起，将成员国石油日产量限额减少220万桶，但这一决定并未遏制油价迅速下跌的趋势，如今已跌破40美元。市场对欧佩克减产决定没有作出丝毫反应，这或许是因为欧佩克成员在执行产量配额上历来缺乏信誉，的确，欧佩克老大沙特过去就常常突破配额；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一减产幅度，还比不上油价下跌所导致的“自然减产”，因而没有实际意义，而自然减产原本就是买家可以预期到的，并不对油价构成额外压力。

油价暴跌，正如多数观察者所同意的，归因于需求下降，尤其是美国汽车销量与出行里程大幅下降，和中国制造业萎缩，这两个因素尤为突出。然而，需求变动这一笼统说法，并不能让我们理解油价在过去一年中何以如此巨幅波动，因而也无助于我们对今后若干季度的油价走势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要弥补这一缺憾，需要对石油供给的特征和供给曲线的形状做一番考察。

石油蕴藏的地理分布广泛而多样，其开采成本随地理位置、地质构造和政治环境而大不相同。在七、八十年代的产量增长区间里，其边际成本上升十分平缓，即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量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相差不大，甚至可能更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容易开采和输出的地方都已经被开采了，新增产量大都只能来自西伯利亚无人区、远离消费地的中亚腹地、数千米的深海、动荡的非洲、和随时可能把私人油田没收为国有的委内瑞拉，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能源的需求却在急剧扩张，换句话说，在产量增长区间的这一段，现有技术条件下，其边际成本曲线十分陡峭。

结果，当2001年后的新一轮繁荣高涨时，人们发现，新增需求已经把供给推到成本极高的角落，此时只有数倍于前的价格才能逼出一点点新增产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近期石油需求量几个最多十来个百分点的波动会对应油价三四倍的涨跌。

但供给曲线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边缘产油区的产能稳定和扩张，持续高油价吸引的大量投资，新输油管线的建立，新技术的采用，一旦高油价持续足够长时间，许多边缘产油区将越过规模经济和单位成本门槛。对于生产者，其扩大产能的投资决定——加大勘探力度、新建油井、增加管线等——，取决于对未来油价的预期，但投资一旦作出，其投入便成了沉没成本，不再影响其供给意愿，此时即使油价下跌，供给也不会退回到以前的高度。

最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老牌低成本产油国，主要是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六国，他们不希望持续高油价帮助边缘产油区和新能源跨越成本门槛，从而削弱自己的长期市场份额。所以，过去两年沙特一直不顾配额全力增产，即使现在，我认为它也不会认真遵守配额，凭借它今年高达1600亿美元的财政盈余（是其年度财政支出的1.16倍），它可以轻松熬过两年的40美元以下油价，但这两年却足以让半数以上边缘产油区陷入瘫痪，这样，在下一轮繁荣期中，它可以比现在更高的份额享受高油价。

随着油价下跌，首先停产的将是那些租用海上钻井平台的生产者，接着，运行费用最高的5%左右油井将被关闭，然后勘探和长途管线等长线投资先被叫停，资金将被集中到对现有产能的维护上；随着低油价持续，已经开工的项目也将被放弃；最后，如果低油价持续两年以上，当边缘生产商连维持现有产能所必需的设备更新也无力进行，到那时，产量将大幅下跌。会不会出现最后一种情况，要看需求下降持续多久。

吴大师取笑我说：既然我直接点了你G点，你何必在H之前还浪费20秒钟啰嗦一大堆。答：A片是演给大家看的，我们俩直接H完了别人啥也没看明白，岂不浪费荷尔蒙？

我先说“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几近同义反复，又说“我不信”而不是“逻辑上不通”，其中的奥妙就是需求曲线，如果你相信需求曲线具有稳定性，“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就是同义反复，如果要我相信在人眼前晃几个数字就能把需求曲线挪上挪下，我不敢，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对世界形成任何稳定的看法了，我会从此ED。

这不是说需求曲线任何时候不能移动，可以动，但要说出什么条件下怎么动，比如收入效应就是一种动法，而投机抬价说并未形成明确说法：数字要怎么晃才管用？

我的哲学告诉我，如果你还要在某个理论的框架下说话，就别去碰它的硬核，除非你已经准备好用另一套纲领去取代它，那样的话，继续使用旧框架说话的人就不再是你的谈话对象。对于经济学，需求曲线的稳定性是硬核。

李三白朋友说，看到“教科书里……说消费等于投资”，想不通。是不是记错了？我猜书上说的大概是“储蓄等于投资”，这是菲舍尔（Fisher，又译费雪）的说法，他的这一说法是定义性的，不是实证性的，实际上把两个概念变成了一个，即（我的理解）：为获得未来的收入流而克制当前消费，使之小于当前所拥有的产品总值的部分。这反映了他看世界的角度，具体参见他的《利息理论》。

熊彼特不这么看，他把投资的概念严格限定于储蓄中投入生产性活动的部分，因而不等于储蓄，比如农民把收获粮食的一半藏入地窖就不算投资。这一定义更接近于我们日常语言的含义，我喜欢。

你用数字举的例子我没看明白，好像是说某些物品（比如面包）不适合用作储蓄？但也有很多物品很适合储蓄啊？

说到推荐经济学书，我不太能胜任，我的经济学算不上专业，阅读也不够广，宏观方面尤其是，实在要推荐，那就是：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菲舍尔的《利息理论》和弗里德曼的《弗里德曼文萃》，至于张五常，他的随笔文章吹牛篇幅过多，不如直接看他的三卷本《经济解释》，的确不错，但他在宏观和货币问题上，大概不算高手。

我在<财政刺激的货币含义>中提到了弗里德曼的直升机撒钱典故，李敖之表示不太理解：

为什么印钱没有用呢？从网上搜到的资料看弗里德曼是提倡日本把钱直接送到消费者手上刺激消费的。印钱就是一种变相税收，印出4万亿钞票就相当于民间少了4万亿，所有人都根据现金持有量的比例上税。

这里提到弗里德曼的说法大概是谣传，据我所知，弗里德曼的意思恰好相反，直升机撒钱典故很有名，但也经常被传歪，我G了一下，确实有不少以为弗里德曼说撒钱管用的传言。我首次完整的看到这个典故，是读弗老《货币的祸害》一书，不过一时找不到文本，转引一段网友秋明的读书笔记吧：

弗里德曼在书中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如果有一天，一架直升飞机飞过一个假想的长期稳定社会，并从天空中飞撒钞票，使社会中平均每个人手中的货币余额都增加了一倍。后果是什么样呢？首先，增长的货币量不会立即对价格产生刺激，而是会对产量发生作用。这时，那些把手中的增量钞票甚至存量钞票首先花出去的人，享受了真实的货币增长。但过了一段时间，当价格开始对货币总量的增长作出反应时，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发生时，另一些反应迟钝的人开始花出手中的钞票，但此时名义的货币增长已经低于真实的货币增长。再次，价格完全反应货币增长，即价格也增长了一倍，真实货币增长等于零。但这并不是结束，价格还会继续上扬，那些这时才把手中的钞票花出去的人，真实货币增长为负。……

秋明的转述中对撒钱加上了“均匀撒播”的限制，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非均匀的撒播在宏观上同样无效。 对直升机典故，我的理解是：试图通过向支出部门（投资者和消费者）投放货币来刺激消费和降低储蓄率的努力在宏观上是无效的，虽然它在短期内会造成一连串局部扰动，但经过一个波动周期（通常历时两三年）以后，消费并未增加。 强调一点：这里需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出于对未来收入前景的低迷预期，投资者和消费者缺乏投资和消费意愿，政府希望通过增发货币支持扩张性财政来拉动投资、刺激消费；第二种是，投资者和消费者不缺投资和消费意愿，但先前支持这些投资和消费的信贷资源，由于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偏好突然提高，而突然冻结了。按我所理解的弗里德曼理论，第一种情况下救市无效，第二种可救，也正是目前美国救市者正在应付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今天有篇文章<危机之下，情人掉价>，介绍了Prince & Assoc.公司的最新调查报告：

调查的191位富翁都至少拥有2,000万美元净资产，和情人至少交往一年（由此排除了一夜情等情况）；受访者男女比例约为2:1，他们均为已婚人士，亲自处理个人的财务情况……

在调查结论中令人最感意外的部分与性别及交往时间有关。足足82%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已计划降低情妇的生活费，超过75%的人说计划减少送礼、降低礼物标准以及减少挥霍行为，例如乘坐私人飞机、度假以及顶级餐厅享受美食。

而相比之下，同样置身经济危机中的“富婆们”则对自己的情人慷慨得多。有意减少上述支出的人只有不到20%，更有过半的人表示要提高情夫的生活标准。

有意思，呵呵。

我们可以按需求的价格弹性区分出必需品（[[necessity goods]]）和奢侈品（[[luxury goods]]），也可以按需求的收入弹性区分出贫穷品（[[inferior goods]]）和富贵品（[[superior goods]]），那么，是否可以按需求的景气弹性区分出乐观品和悲观品呢？它们的销量对市场景气度（比如用投资者信心指数度量）敏感。 胡乱猜一下：高档汽车音响改装件可能是乐观品，白酒可能是悲观品，避孕套比较特殊，大概属于乐悲品，景气居中时销量低，大繁荣和大萧条时销量上升，呵呵。 注：许多教科书上对必需品和奢侈品的区分用的也是收入弹性，我觉得不好，混淆了贫穷-富贵品之分。

关于<自私的皮球>一文，胺氰聚三郎质疑到：

人是个多囊皮球比喻不恰当逻辑上有问题既然最终还是保持平衡何必还要分那么多囊只需一个球代表就足够了

问题是经济分析最终要落实到每种产品，当我们外谈论需求、供给、价格和成本时，总是在针对特定的产品，如果不把皮球描述成多囊的，模型便没有实际用途；当考虑人与部压力的关系时，的确不必关心是否多囊，我们可以说：我只需要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但当我们考虑人有了钱（也即他抵抗外部压力的工具）之后如何行动，此时必须考虑多囊，囊与囊之间的相对压力决定了他如何将钱分配到具体的商品上，在经济学中，这是用所谓“等优曲线”来描述的。 另外，chingye质疑到：

即使没有避孕套的发明,女性也有一套完整的天然避孕的措施……从表面上看,出生的婴儿越多.母亲的基因能的到更大的传播,但是自然选择让女性拥有如此多的避孕措施,反而能够促进基因的复制.这是因为只有能够成为成熟个体,并能留下后代的有效后代,才能真正的高效策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避孕套,难道产生的后代数量就一定会比没有避孕套的数量多么?……

我同意你的观点，即：1）古代女性也有避孕手段（尽管可能不如你认为的那么完整有效），2）并非生的越多遗传收益越大。 但我关于避孕套的说法重点不在这里，而是说：人类独特之处在于，当他们竭力避免生育的同时，却仍然要想方设法享受性快感，这是动物所没有的。性快感原本是基因们设计来诱使动物个体追求交配机会的，但现在显然已经被挪作他用了，即它本身成了目的，从这意义上，我说这是人性的铁证，呵呵。

至少经济学家Orn Bodvarsson这么认为，他说，

小费会鼓励特殊服务。因此，零售商和航空公司等提供统一服务的企业往往禁止或不鼓励收取小费的行为。他说，如果人们给更高的小费，它会使一些人比其他人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好，我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给医生小费呢？要知道在医药这个领域，特殊服务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博德瓦森博士说，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只有在接受治疗一段时间后才知道医生当时的表现如何。

我赞同他的解释，但需要补充一点：小费制其实也是老板筛选出理想客户群的一种方式，服务生通过小费来甄别客户的慷慨程度和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并提供相对应的服务质量，这样就留下了需要优质服务并且足够慷慨的客户，而赶跑了那些不愿为高质量个性化服务付钱的家伙。

石油供给中的收入效应 辉格 2008年7月24日 面对居高不下的油价，美国的政治家们终于沉不住气了，近日共和党方面扩大国内石油生产的呼声很高，布什总统解除了近海石油开采的行政禁令，以此施压国会废除与此相应的法令，而民主党方面一些议员已经习惯性的操起他们得心应手的干预大棒，准备拿投机商开刀。 围绕油价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已经铺天盖地了，然而讨论的焦点多半集中在需求面和投机行为，而较少涉及供给面。在我看来，指责投机行为有点不着边际，任何将商品价格的长期高涨归因于投机行为的说法都显得很荒谬；而需求面的情况则太过简单明了，除非新兴国家发生衰退，需求的长期扩张趋势不会扭转；所以，我们不妨将视线转向供给面，看看为何长期高油价未能诱导出更多的供给。 石油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一种其经济价值在近现代才被发现的自然资源，其所有权多半为各产油国政府所掌握，而对于多数产油国，石油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比例极高，因而石油价格的变动对于这些政府有着显著的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油价越高，产油国政府就能以越少的石油产出满足其财政需求，从而越是降低其供给意愿。当然，收入效应只是影响产油国供给意愿的因素之一，但它的确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当油价在某一区间内上升时，并不一定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会推动产油国增加供给。 不妨将石油供给的这种负收入效应与“劣等品”（inferior good）做个对比，经济学的劣等品是指需求方收入效应为负的商品，即当人们收入下降时会消费得更多的那些商品，即越穷买的越多，而石油则俨然是供给方的inferior good，越穷卖的越多。需要指出，负收入效应（如果有的话）只能在其他影响供给的因素不再成为限制因素时才会表现出来。如果某产油国的供给受限于其开采或运输能力，那么高油价会让他有更多资金投入开采和运输能力的开发，从而增加供给量。 当产油国财政窘迫时，其决策的目标是近期收入最大化，当高油价塞满他的钱包，而产能也不再是瓶颈时，其所需做的决定已转变为：将财富更多的封存在地下，还是更多的抽出来换成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资产？显然，影响这一决定的关键变量将是：一、未来把油抽出来时能卖到多高价钱？二、当前持有现金和其他资产的条件如何？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支持产油国多采油，那么上述负收入效应依然不会表现为石油供给的下降。 然而，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上述两个问题答案似乎都支持着产油国将石油更多的封存在地下。首先，只要新兴工业国继续其工业化进程，只要发达国家和环保组织继续阻止扩大核能应用，对石油的需求便找不到下降的理由；其次，当前动荡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前景不明的美元币值，使得产油国在如何配置其巨额资产存量上大伤脑筋，而他们的大笔石油美元涌入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宁愿将财富留在地下，等待货币和资本市场变得更稳定。 在古代，将大量已知财富埋在众所周知的地方，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很可能为这一财富和土地的主人带来灭顶之灾。在那些年代，潜在的财富导致合作与勤奋，而已知的财富则往往导致战争和掠夺。多亏有了现代政治文明下的和平格局，如今各产油国能够如此怡然自得的坐拥庞大石油储量，不紧不慢的享受着高油价带来的丰厚收入，这样，当他们开支不虞，而又一时不知该如何恰当的处置巨额地上资产时，便可以方便的将财富暂时留在地下。而广大石油进口国们，则只能继续忍受因此而更被推高的石油价格。

飞行员跳槽为何如此困难
辉格
2008年4月3日

愚人节和愚人节的前一天，东航云南公司的飞行员们开了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中大玩笑，在没有法定理由的情况下，他们驾驶的17个航班在目的地上空盘旋后拒绝降落，原路折返。据称，这是他们“维权”行动的一部分。以挟持大量旅客生命来强化自己在与航空公司劳资纠纷中地位，这种做法，有人认为与劫机无异，这可能言重了，但构成刑事犯罪看来是没有疑问的。

飞行员们之所以走出如此极端的一步，是因为他们与航空公司之间那种独特的劳资合约关系，这种合约是过去几十年民航业形成的惯例，而在今天，却把双方的关系推入到了极其紧张和尴尬的境地。国内飞行员劳动合约的特点是期限极长，其中大部分是无限期终身合约，这样飞行员就无法通过跳槽来获得更好的条件，当与雇主发生纠纷时，手里几乎无牌可出，唯一可用来对抗的方法就是病假和消极怠工，当这些都无效时，就走出了上面那恐怖的一步。

问题是，飞行员们为何会接受如此不利的合约？有人说，这是因为飞行员的培训费用很高，而这些费用都是由初次雇佣他们的公司所承担，后者为了避免跳槽带来的风险，只能选择这种合约。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对那些候选者来说，成为合格飞行员之前和之后，其境况差异极大，如此大的差异带来的诱惑使得他们在与雇主谈判时几乎愿意接受任何条件。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采用类似长期合约的其他行业。足球运动员常常在少年期就与俱乐部签下长期合约，足球训练也有费用，但没有高到大部分家长负担不起的程度，而鲁尼的父亲之所以愿意接受埃弗顿的长期合约，也是因为成为英超球星和一个普通贪玩少年之间的巨大差异容不得他仔细斟酌条款。同样，那些在非洲部落里物色冠军苗子的星探们，面对的谈判对手也不会挑三拣四。类似的，多数歌手和演员在入行时，也会与经纪人或娱乐公司签订长期合约，原因也无外乎明星和跑龙套之间的巨大差异。

实际上，类似飞行员、球员、歌星和模特与其雇主之间的合约，并非简单的劳动合约，其中暗含了一个租金合约，因为进入明星舞台的通道是一项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谁想通过它，就必须向掌握这条通道的人支付租金。在不同行业，通道的控制权有不同的分布状态，而不同的分布状态将导致不同的合约安排。第一种合约安排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的长期劳动合约，其实质是用未来的低价劳动来支付通道租金；第二种是的收入分成合约，用未来收入的约定比例支付租金。

总的来说，越是需要团队合作的行业，控制权越是集中在最终雇主那里，而后者倾向于采用第一种合约安排；相反，越是单打独斗的行业，控制权就更多落到经纪人手里，而经纪人常采用收入分成合约。在国内民航业，由于缺少美国那样庞大的退役空军飞行员储备和成熟的航空培训市场，这条通道很窄，并且目前掌握在航空公司手里。这和职业足球市场类似，各大俱乐部都有足球学校和覆盖各年龄段的完整梯队。这两者都是采用第一类合约。而最典型的单打独斗项目——拳击，经纪人说了算，用分成合约。

在娱乐业，通道控制权的分布比较复杂，有时大牌经纪人很强势，有时制作商占主导，而有些时候雇主的其他雇员——比如导演，取得关键地位。这种复杂的分布状态导致了合约安排的多样化，同时也诱导制作商、演出商和经纪人向混业经营发展，以便最大程度的获取通道租金。比较特别的是，当通道控制者难以设计出可执行的远期租金支付条款时——比如导演很难确保演员履行未来支付承诺，这时，他们会要求一次性即时结清，而未出名的演员当然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就只好用她们“最宝贵的东西”来偿付了。

扯远了，但是对照那些拥挤在电影学院门口做着明星梦的女孩们的急迫心情，你就能理解飞行员们当初面对严酷合约时的软弱地位。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旧合约造成的飞行员流动障碍已俨然成为行业瓶颈。按上面的分析，应对的办法很明显，那就是拓宽通道，开放航空培训市场。近期传来的一些消息表明，培训行业已经开始行动，对引入外籍飞行员的限制也已消除，相信下一个愚人节不会再有这样的玩笑。

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辉格 2008年3月6日 据华尔街日报4日报道，美国最大的内存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和台湾第二大芯片生产商南亚科技最近签署了组建合资企业和技术研发合作的协议。此前，索尼和全球第三大内存芯片制造商奇梦达于去年10月组建合资企业，设计消费电子产品和图形用内存芯片。再前，南亚科技与奇梦达于03年组建了内存芯片生产合资企业华亚科技。这一系列举措，被解读为“芯片制造商肩上所承受的压力正迫使它们寻求合作伙伴”，而所谓“压力”在近期表现为“在过去一年中，DRAM芯片的价格下跌了近80%”。 确实，存储芯片产业素来以其价格波动剧烈而闻名，芯片价格在数周之内涨跌二三十个百分点是常有的事，这种周期性波动也反映在诸如三星和奇梦达这些存储芯片生产商们经营业绩的巨幅波动上。价格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存储芯片需求的稳定增长是不相称的，原因在于芯片生产的投资到形成产能进而增加供给的时间延迟。经济学家用“蛛网模型”来描述这种因价格信号对供给的引导作用被时间差所扭曲而导致的周期性价格波动。 我们知道，价格信号作为“看不见的手”，起着协调供需的作用。若不考虑时延，当价格高出边际成本时，生产者感觉有利可图，便增加产量直到价格因供给增加而下降至边际成本，但如果从作出增加产量的决定到产量实际增加之间有一段较长的间隔，在此期间价格将不会因供给增加而下降，那么这一持续的高价格将在间隔期内吸引过多的生产者作出增产决定，这样，当这些增产决定在间隔期过后所形成的过多供给将把价格压至远低于生产者们当初所预期的水平；接着，过低的价格又促使生产者作出减产决定，该决定的生效同样可能存在延迟并导致类似的信号误导，于是价格便反复震荡，在曲线图上形成蛛网形状。 当然，市场不会像教科书描述的那种单纯方式运行，那些把蛛网模型当作又一个“市场失灵”的说法，显得十分书呆子气，就像拿着地图找不到目的地就说路修错了一样。正如人有学习能力，市场也会演化，市场参与者会接受教训并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也会通过交换信息、协议、合作、联合，发展出更复杂的交易方式和商业组织，来克服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障碍。 最简单的办法是抢先宣布增产决定，这个方法适用于那些只有少数生产商的行业，如果抢先宣布者拥有领先地位，并且其信誉、能力和决心得到认可，那么他们的宣布将让其他生产者望而却步，即使当时的价格很有诱惑力。 第二个办法是组建卡特尔，比如石油行业的欧佩克，根据对预期价格变动协商决定增减产数量，并在成员内按约定比例分配。此种方法适用的生产者数量较第一种多，但也需要有一两个巨头来牵头组织，因为巨头可以用宣布单方面增产的威胁来强制较小的生产者接受并遵守协议。 第三种方法是与需求方订立远期供货合约，来规避信息滞后所带来的风险，该方法常常和卡特尔搭配使用，每年一次的国际铁矿石议价即属此类。与前两种方法相反，这种方法适用于行业内需求方数量较少的情况，而供给方可少可多。比如，奶制品企业与饲养奶牛的农户签订整年的固定价供奶合约，酒厂和葡萄种植者签订收购合约等。该方法实际上通过让需方筛选，事先排除了部分供应商在未来增加供给的可能性，从而保护了那些获得合约的生产者。 在那些供需双方数量都多得难以进行提前议价的行业，人们发明了期货市场，这是第四种方法，期货交易中间商设计了标准远期合约，为供需双方提供规避风险的手段，大宗农产品常常使用该方法。与方法三不同，期货市场没有减少风险，而是把它从那些试图规避风险的市场参与者那里转移到了愿意利用风险来牟利的期货炒家那里。 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芯片产业，尤其是存储芯片产业，虽然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生产者们似乎没能有效的利用上述多种方法让自己摆脱价格和收益剧烈震荡的命运。在我看来，原因有这样几个。首先，存储芯片虽然基于工业标准因而具有较大可替代性，但需求者对品牌的关注使其远不如大宗物资那样有很好的无差别性，而产品无差别性是标准期货合约和期货市场的基础。 其次，存储芯片本身和以其为配件的电子产品的技术升级换代都非常快，而且换代周期难以预料，对于必须不断推出新产品的下游厂商来说，远期供货合约过于束缚手脚，即使要签也只能以较短的周期，比如按月或按季度签订，而这一周期与一条芯片流水线的建设周期相比太短了，难以纠正价格信号延迟所带来的供给扭曲。 第三，由于技术换代太快，无法组建卡特尔，因为根据组织学规律，任何组织从建立到成熟，至少需要三次程序性验证，在此期间各方展示实力，相互摸底试探，争夺妥协，最后规则、秩序和地位分配得以确立，组织才算成熟，而芯片行业的每次技术换代都伴随着行业地位重新洗牌，各方都希望在新的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种局面下卡特尔是不可能建立的。 第四，同样因为技术换代太快，每条新流水线的建设都会比前一条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这会让后来者有理由认为自己比抢先增产者更有优势，也使得抢先增产的宣布和威胁都难以阻止后来者。况且，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谁也不愿意掉队，忍气吞声通常意味着灭亡，即使是弱小者也会拼死一搏。

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 辉格 2007年10月15日 1. 马尔萨斯说了什么？ [[Malthus|马尔萨斯]]说：除非受到抑制，人口将呈几何级数增长。那么，什么东西会抑制人口的增长呢？马尔萨斯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生活资料，理由是：在边际上，劳动力的进一步投入将带来越来越少的产出增量。所以他又说：人口总是被抑制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水平之下。 当然，马尔萨斯也没有忽视战争、瘟疫、自然灾难等其他抑制因素，但他把这些因素视为偶发的，并且一定程度上是生活资料压力所带来的后果。 在马尔萨斯的模型中，主要变量是土地、劳动、人口、生活资料产出。随着人口增长，土地首先成为不变量，这意味着所有可用的土地都已被开垦；人口继续增长，起初，这可能带来某种规模效益因而增加边际产出（虽然马尔萨斯本人没有提到这一点，但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修正，而这一修正可以回答迄今对马尔萨斯的大多数批评）；随后，当人口进一步增长，越来越多的劳动被投入固定量的土地，规模效益最终被耗尽，边际产出开始下降；最后，在均衡态，人口受到抑制而达到极限——马尔萨斯极限。 马尔萨斯理论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推论是：除非均衡被某个偶然事件所打破——比如发现一块新大陆，重大技术创新，一次大规模战争或瘟疫刚刚消灭大量人口，等等——，人口总是处于当时的土地面积和技术条件所决定的马尔萨斯极限附近。而这又意味着：无论文明如何发展，技术如何进步，在均衡态上，人口最贫困部分的生活水平永远不会高于最低生存标准，任何试图改进底层人口生活水平的努力的唯一结果是将更多的人推向极限边缘，而这将逐步摧毁阶梯状结构的文明社会。——马尔萨斯以此作为反对济贫法的理由。 2. 以往的质疑 对于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基本图景，对于理解发展的动力和支撑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基础，马尔萨斯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贡献迄今未被充分消化。《人口原理》从发表之初起就面临种种误解和质疑，在经济学界，马尔萨斯被视为斯密传统的对立面而遭受批判和摒弃，特别是在罗马俱乐部那份声名狼藉的报告之后，在某些国家推行的臭名昭著的计划生育政策被外界所唾弃之后，马尔萨斯，连同他那曾给予达尔文伟大启示的思想，仿佛已被扫入垃圾堆。 然而，仔细检查你会发现，马尔萨斯理论和斯密传统并没有根本的冲突。首先，马尔萨斯并未否认分工可以带来效率，也没有说边际产出在一开始就下降，或者在投入产出曲线的任何部分都是下降的，他只是说，最终，当接近人口极限时，在边际上，追加劳动带来的产出增量将越来越少；其次，马尔萨斯的人口压力和斯密的自由竞争殊途同归，都为经济系统的运行提供了效果相似的动力学解释，斯密（和他的继承者）用人类无止境的欲望和有限的资源在竞争中达致均衡来描述经济系统，其中的动力源是欲望这一形而上学概念，而马尔萨斯把动力源落实到了具体的人口数量，用不断趋向于扩张的人口和有限生活资料在压力中达致极限来描述经济系统。 两种模型各有千秋，斯密模型通过价格机制和边际分析可以推导出完美的一般均衡，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微观原理，而马尔萨斯模型可以有效地描绘系统的边界和结构特征。 近代以来历次技术和产业革命浪潮，经济腾飞，和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普通提高，让马尔萨斯理论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首先，城市生活、避孕技术和更长的教育年限，把生育率降到了接近甚至低于替代水平；其次，创新的速度之快似乎超越了马尔萨斯周期，使得每一波创新后的增长还没来得及走入边际产出下降阶段（或者用经济史学家的话，叫内卷化阶段），新一波创新浪潮又开始了，从而使系统长期远离马尔萨斯极限。这两种境况，在有文字记载以来，都是史无前例的。但所有这些，与其说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失败，毋宁是马尔萨斯当初应用其理论描绘世界时所基于的那些现实条件改变了。 或许，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条件下，对现实和未来作出新的评估，但是从世界范围看，条件并未完全改变，那些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地区，同时也是拥有最多人口的地区，人口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中不小的部分甚至仍然处于马尔萨斯极限边缘。经济体系全球化的同时，社会阶梯结构一定程度上也全球化了。 3. 真正的困难 但马尔萨斯模型的确存在致命的缺陷，虽然迄今为止的批评者们并未抓住这些缺陷。自《人口原理》发表以来经济史和人类学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给马尔萨斯理论造成了一些重大困难，我准备讨论其中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学家发现，许多部落种群生活在食物丰富的丛林或湖泊附近，人口却长期稳定在极低水平，很难相信他们的人口受到了基本生活资料的限制。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生活在一些北美大河流下游的印第安部落，当最初的欧洲移民遇见他们时，惊奇的发现那里的鳟鱼多得吃不完，随手一捞就可供数人饱餐一顿，根本不用费心练习捕鱼技术。诸如此类的发现对马尔萨斯理论是严重打击——在这些部落里，即使最贫困的人，看上去也并未被生活资料所迫。 第二，东西方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给每一位观察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西方观察者眼里，东方，似乎永远和稠密的人口，过度开垦的土地，连年累月的饥荒，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联系在一起。几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被这个巨大的差异所困扰，他们为此提出各种假说和理论，最终却发现难以将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纳入同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和解释框架中。 看上去，东方的情形更契合马尔萨斯的模型，人口压力显而易见，但问题是，同样经历了长期农耕社会的西方，为什么是另一番景象？ 一种解释是东方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系造就了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消除了中间贵族阶层，因而单位土地供养了更多人口，而其中绝大多数是下层人口，生活在马尔萨斯极限边缘。这一假说似乎能解释中国的情况，马尔萨斯本人似乎也如此认为，但它马上面临一个困难——印度。印度历史上很少有有效的中央政权，社会远非扁平化，相反，那里有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复杂更牢固的层次结构，但那里的人口和经济状况表现出同样典型的东方特征。 看来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解释，为此，要么对马尔萨斯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要么抛弃它另谋他途。 4. 扩展的模型 回到马尔萨斯的核心论点，他认为，抑制人口的决定性因素是生活资料（马尔萨斯将此等同于食物）。但是，为什么？人类生存所需的条件有很多种，其中成为瓶颈的为什么一定是食物？而其他条件，比如生育能力、体质和健康、卫生条件、社会安全等等，一定不会比食物更匮乏以致成为瓶颈，至少不是长期决定性的瓶颈？好像没有特别的理由作如此判断，这看来更像是一种直觉。 受马尔萨斯启迪的达尔文，却并没有拘泥于马尔萨斯的这一判断，相对于生活资料限制，达尔文更多的关注生物个体之间的竞争关系所造成的数量限制，包括食物和空间的争夺，捕食和被捕食，寄生和共生关系，交配机会的竞争，等等。这些关系既有物种内个体间的竞争，也有物种间个体的竞争。 首先，对于一个种群而言，其数量常常既被其捕食对象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限制，也被其捕食者的数量和捕食能力所限制，当然，它自身的捕食和防御能力也是决定性的。 其次，物种的生理构造，发育模式，婚配和生殖模式，甚至社会组织模式，也可能成为种群数量的限制因素。从进化史的时间跨度看，这些内在的限制必定被它们在其他方面带来的更多的增殖优势所补偿，否则物种将难逃灭绝的厄运。但是人类以千年计的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对于进化而言只是一瞬间，所以这些“短期”有效的因素也不应忽视。 简言之，种群数量，在长期，由其与食物（捕食对象或寄生宿主）和天敌（捕食者或寄生物）之间的力量对比所共同决定。但是，捕食能力所决定的数量和防御能力所决定的数量之间没有相关性，除非巧合，两者并不相等，因此，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受限于上述一种或两种力量对比。当其中一个限制因素起作用时，另一个因素进入松弛状态，比如，当数量受限于天敌时，即使在边际上，食物也是充裕的，反之亦然。 在短期分析中，上述模型可以进一步一般化为如下形式：假设限制一个种群数量的所有可能因素为集合R，其中有n个元素，每个限制因素r对应一个极限数量q，在每个均衡点，种群数量Q等于全部q的最小值，此时，q值等于Q的那些因素，叫做紧张因素，而其它则叫松弛因素。在进化史长期，集合R只有两个元素：捕食能力和防御能力。这就是我对马尔萨斯模型所做的修正和扩展，姑且成为扩展马尔萨斯模型。 你可能会说，人类处于食物链顶端，没有天敌，因而扩展模型等价于原有模型。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食物链没有顶端，因为所有的食物链都是封闭回路。无论大型猫科动物，老鹰，还是人类，都难逃寄生物和细菌的猎食，就在此时此刻，你的身体正在与上百、成千、甚至数千亿的线虫、螨虱、原生物和病菌搏斗。这场搏斗从数十亿年前我们的单细胞祖先那时就开始了，迄今从未停歇过。 5. 饥饿与疾病 在近代卫生和医学技术革命之前，人均寿命始终低于40岁，妇女在性成熟之后，绝经或死亡之前，平均有20年多的生育期，每个孩子9个月的孕期加2、3年的哺乳期，扣除两次生育之间的随机间隔和流产，生育率大约在4到7之间，而孩子在性成熟之前的死亡率高于50％，照此推算，即使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总和有效生育率（即存活至生育年龄的孩子数）也并不比替代水平高出很多（远低于马尔萨斯所认为的4），因此，在与寄生物和疾病的对抗中，人类的境况十分脆弱，稍有闪失或不测，人口便可能因此受到抑制。 如果上面的估算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猜测，或许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阶段中的某些社会，在与寄生物和疾病的对抗中，长期处于这样一种均衡状态：其有效生育率在替代水平附近波动。果若如此，这些社会将表现出与马尔萨斯的预期迥然不同的特征，那里，即使最低阶层也有充裕的生活资料，因为疾病把人口抑制在远低于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水平之下。姑且把这种社会叫做疾病型社会，而把马尔萨斯所描绘的那种叫做饥饿型社会。 这样的猜测或许显得太过大胆甚至轻浮，但却能逻辑一致的同时解决上面提到的两个困难：吃鳟鱼的印第安部落，可能是重度的疾病型社会（这里的轻重是指人口水平低于食物供养水平的程度），西欧，轻度疾病型社会，印度和中国，饥饿型社会。 上述猜测背后的含义是：在与疾病的对抗中，东方比西方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要么是西方所面对的敌人更凶悍，要么是东方在身体免疫系统，或卫生措施，或医疗技术上发展出了更有效的对抗手段。 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古代历史上，有两次著名的世界性流行病传播事件，都是从东方传向西方，并让后者遭受了灾难性后果，一次是14世纪由蒙古入侵者带给欧洲的鼠疫，一次是19世纪殖民者从印度带回欧洲的霍乱，但是，我没有发现重大的方向相反的传播事件（一个小小例外是欧洲人从美洲带回，又带给亚洲人的梅毒，但这种病对人口影响极小）。 如此几个孤例当然算不上是论证，但我们可以期待其他学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有用的证据。目前的考古学技术已经能对骨骼化石进行病理学分析，获得有关健康状况和死因的信息，卫生医学史特别是流行病史的研究也能提供辅助证据，当然，最直接而有力的证据将来自免疫系统和相关基因的比较研究。如果来自这些领域的证据能有力的支持上述猜想，那将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历史和社会的观感。 6. 多彩的瓶腹 在短期（比如几百或几千年），对人口的抑制因素更多，如气候恶化，频繁的战乱，程序化的杀戮制度（如阿兹特克帝国），等等。当其中一个或几个变成紧张因素的同时，可能有更多的因素成为松弛因素。当任何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紧张因素时，生活资料将变得相对丰裕。 生存压力在某些方面的松弛对于行为和文化重大意义，我在另一篇文章《人性：策略的遗骸》曾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某方面的选择压力减弱时，原先设计用来对付这些压力的那些策略性行为模式，便可能脱离其原先所服务的生存和繁衍总目标，自我膨胀，游离为一些独立的行为模式，或者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偏好。 人类之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个体间的行为方式和“偏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而使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表现的纷繁多样，五彩斑斓。 一方面，人类社会存在等级结构或阶层差异，那些处于上层结构的富人或权贵，在获取和保持其地位上面临巨大压力，但在生活资料上，则十分丰裕，这种松弛使行为和文化多样化成为可能；在扩展马尔萨斯模型（如果它是对的）下，如果非生产性因素成为瓶颈，那么，在其余松弛部分，我们就有望看到类似的松弛所带来的多样性——一个多彩的瓶腹。

（按：三年前的文章，今天看起来显得幼稚、粗糙和散漫，但作为一段个人思考的记录，还是在朋友们面前袒露出来吧，这可以算是我个人的一个里程碑，从那时起，我从一个经济学的学生终于转变为行为学的学生） 人性：策略的遗骸？ 作者：辉格 2005年12月16日 经济学家以个人的选择作为分析的起点，指出人的行为由个人的偏好、所需付出的代价（价格）和他偿付代价的能力（财富）三个因素共同决定，某个人的某种行为受其代价影响的变动趋势，表现为需求曲线，与某种行为（或物品）相关的那条需求曲线的位置和形状，被称为偏好。 和其它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如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政治学——不同的是，经济学总是假定偏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并在此前提下，研究外部条件变动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总和效果。也就是说，经济学家把个人作为选择的主体，并假定价格与财富不变时，个人的选择不会变，至于在给定的条件下个人为何会作出那样的选择，经济学家不感兴趣。 偏好不变假设是经济分析之锚，它使可验证的经济理论成为可能，失去了这个锚，经济学将变成套套逻辑，所以，面对一种经济现象时，凡逻辑上一致的经济学家，绝不会动用“偏好变动”来作出解释，因为他清楚，这是在拔锚，拔了锚的经济学就剩下一堆废话了。 但是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学科，经济学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在局部市场和短期变动中表现出其强大分析能力的同时，在解释人类的习俗、组织和制度的长期演变方面，几乎毫无作为；当经济学帝国主义在多个领域所向披靡之时，面对漫长而生动的人类历史，经济学家却只能望洋兴叹，新旧制度经济学家们长期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在研究行为、组织和结构演化方面势如破竹般的进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是偏好不变假设把经济学局限在了短期领域内，经济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要解释习俗和制度演变这些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就必须放弃偏好不变假设，但要命的是经济学迄今为止以此假设为锚，如何能放弃？ 过去的一百年中，古典音乐的听众比例下降了，各种通俗音乐的热爱者急剧增加；二十年前，大量中国青年急切的脱去绿军装，换上喇叭裤；近几年，又有许多当初的年轻人开始热衷于扭秧歌、唱长征组歌、吃毛家菜。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经济学家除了说一句“这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吗？ 与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相比，经济学家是不幸的，他们的理论锚泊在一个松软飘忽的基础之上。生物学家则幸运得多，自从道金斯提出自私基因理论之后，进化生物学便有了一个坚硬清晰的内核，有了自私基因这个可靠的锚，生物学家要做的就是构想选择机制和建立数学模型了，可以勇往直前地去解释整个生物进化史。人类学的工作虽没生物学家的那样清晰简洁，然而人类学家眼中的原始人与经济学家的理性人模型大为不同，原始人与其说是在按个人的意志行动，不如说是生活在迷信之中，人的全部行为由几项基本需求所驱动，被程序化的禁忌和巫术牢牢锁定在既定的模式之中。弗雷泽把原始人的需求归结为：风调雨顺、土地丰产、生育能力、人身和财产安全、战争胜利，然后用两条基本信念——顺势感应和传递感应——便解释了原始社会的大量巫术和禁忌。 大脑的发展使人具有了思维能力，基因们开发出这种能力是“为了”让人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随机应变，以提高生存和繁殖的机会，而人一旦具有了这一能力，便开始摆脱基因的控制，按自己的意图行事，这使人与其他动物有了根本区别，基因如果有灵，得知现代人已经狡猾到在享受性快感的同时用避孕套防止生育，一定会为当初的失策懊恼不已。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需求不再限于几种基本的生存和生殖需求，而变得丰富多样，难以捉摸；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人更多的按理性的判断作出选择，不再牢牢受制于禁忌和巫术，他们更多的说：“我喜欢这样”，“我对此不感兴趣”， “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诸如此类，他每天面临各种选择，在选择中表现出他的个性和偏好。而动物没有偏好，没有价值观，在那里，基因是唯一的尺度，生物经济学中，不需要等优曲线，所有行为的价值，都可以折算成基因预期复制率而进行直接的基数度量。 可是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便利，他们假定人有自由意志，是选择的主体，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需要，至于这些需要到底是什么，经济学家不关心，也不做任何事先的规定，而只是通过人的行为事后推测他的偏好，描绘出需求曲线和等优曲线，并认为在相同的条件下，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微观分析的基本原理，离开这一条，经济解释和预测将变得不可能。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当我们面临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比如制度演化问题——时，不放弃偏好不变假设，就难以作出良好的解释。 这样，我们的问题就变成：是否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锚，使我们能对人类社会的长期现象作出科学解释？ 我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乐观的，我的乐观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文明发展，理性进步，科学和技术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类的精神状态，进步无疑是巨大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每个人的生活，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进而考察我们的社会赖以维系和运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诚实的判断仍然是，（在绝大程度上）人是按习惯而非理性生活，社会是由习俗和传统而非理性设计的结构所维系，即使是我们引以为理性之傲的科学，当它离开那个封闭的科学群体，被用于指导日常生活时，也无异于一种新的迷信。 诚然，我们借助科学技术改善生活，然而，当我们省吃俭用去供养孩子上学，当我们不顾工作繁忙路途遥远每年中秋都回家与父母团聚，当我们向有困难的朋友伸出援手，我们果真是进行了一番利益得失的算计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如果人是按习惯生活的，那么习惯是什么？它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提问：那些隐藏在人的行为背后，指导人作出选择，从而决定人的行为的偏好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或者，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个牢靠的锚泊处，来研究人性的变化？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生物学。自私基因理论将生物个体描述为一架生存机器，基因们操纵它达到最大限度自我复制的目的，因此，所有生物性状都被解释为达到上述目的的生存和繁殖策略。然而生物，尤其是低等生物，不是一种实时的决策机器，其行为策略在性细胞结合时一次制订并固化在DNA中，此后个体的发育和行为完全按此行事，对同类刺激永远作出相同的反应，而不顾结果如何，如果愿意，可以把这叫做绝对的迷信和教条主义。基因通过随机变异形成各种僵化的行为模式，接受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淘汰后获得适应性，这是生物进化的一般过程，所以，迷信和教条是生物的古老本性，一种性状一旦形成，在种群被淘汰或者有关基因被代替之前，始终不变的代代相传。 应激性、神经系统、尤其是大脑的发展，使情况有所变化，动物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对特定情境作出个别的实时判断的机会和能力，高等动物的许多行为模式（比如捕食技巧）由后天经训练习得，而非全部预先固化在基因里；语言的出现使更多的生存策略通过不是以DNA编码的形式，而通过代代之间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这样，文化便成了基因之外的另一条在时间之河中传递生存策略的途径。虽然技能的训练和习俗的传承不如DNA复制那般精确，然而在人类早期社会，行为模式的代际复制，其稳定性让我们能够以处理基因的类似方式来处理文化和习俗，以文化因素的传播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历史因而成为可能。 高等生物的个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虽然其各个部分的存在都最终服务于基因目标，但是如果从一个系统设计者的角度看，将发现系统实际上由一些相对独立的子系统组成，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自己的激励机制和功能结构，这些子系统各自独立的实现一种行为模式，然后在恰当的组合下服务于最终的生存和繁殖目标，这种从终极目标向次级目标分解，已经导致了很复杂的多层目标体系，虽然终极目标只有一个，但中间性的次级目标在实际行为中已经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使他们看上去好像具有独立的“价值”。 比如大型食肉动物捕食本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它服务于最终的生存目标，由饥饿感所驱动。但是在进化过程中，捕食行为的各个环节——寻找猎物、追击、击杀、分解和进食——已经分化成独立的行为模式和激励系统，比如，一只被喂饱了的猫，仍会本能地寻找形似老鼠的物品，并作出扑、扼、撕、拖等一连串已经程序化的捕杀动作，一只食道被束缚的鱼鹰，仍会本能地重复捕鱼动作，尽管这已不能为它自己带来食物。 人类文化中也有同样的情况。一种舞蹈，最初可能被用作指向某个次级目标——比如求雨或谋求战争胜利——的模仿感应巫术，从舞蹈行为中获得的欢愉感为此提供了激励，可一旦它被采用并代代相传，就可能脱离原有的目标而获得一种独立的“价值”，舞蹈的欢愉和适当的外部信号就能不断激发出同样的行为。很多传统节日和公共仪式都起源于感应巫术，它们最初都是服务于生存总目标的某个行为子系统，久而久之，才渐渐脱离原有目标而独立。 在生存竞争非常严酷的条件下，这种次级目标和终极目标的脱离是受到自然选择的严格限制的，完全脱离了终极目标的子系统是不能长期存在的，它们要么被抛弃，要么被改造而另作他用。但是在人类社会，情况有了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发生在两个方面。 首先，人类这一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于其它物种的极大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归功于其强大的思维与协作能力，这一不成比例的优势使得人类在其他方面所受到的、由自然选择所施加的限制被大大放松了，大脑、语言、火的使用、工具、协作组织，这些带给人的超强生存能力，使得人在其他方面的很多弱点被保留下来而免遭自然选择所淘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种行为模式脱离原先所服务的次级目标而长期存在，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向我们讲述了大量原始习俗，其中有些看来非常荒谬，而且显然没有生物学价值，如果没有人类的巨大生存优势所导致的限制松弛，很难相信这些习俗能够长期存在而不导致种群灭绝。 其次，大脑的发展使人有了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越来越多地按自己的意图安排生活，而逐渐摆脱基因给他设计好的行为模式，甚至开始与自身的生物属性相抗争，而上面所说的限制松弛，为自由意志的独立发展提供了空间。更有甚者，人类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其中一小部分生活在富裕之中，他们更少受到生存压力的制约，从而，那些摆脱了生物目标而获得独立价值的文化元素，在富裕阶层中获得了保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脱离生物性需要的、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发展起来，各种爱好、口味、情趣、个性出现了。 一个习惯于观察生物行为的人，将发现人的行为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了，再也无法用生存和繁殖目的来作出解释了。拥有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价值观的人，似乎与其他生物有了根本的区别，哲学家把人的这种特殊性叫做人性。 从人自身的角度看，价值观本身具有终极的意义，不需要用其他东西来解释，相反，它就是用来解释其他东西的——比如人的行为、人的选择。一个人喜欢古典音乐或者热爱摇滚乐，喜欢清淡的淮扬菜或者浓烈的川菜，这都不需要理由。另一方面，从观察者的角度看来，人性，是否完全飘忽不定，无章可循？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我们沿着上面的发展过程思考，就会对此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是的，人的价值观，多半是先前的某种生存策略，在自然选择的约束松弛后留下的遗骸。这一规律，对于人性中愈是稳定和普遍的元素，就愈是有效。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曾有无数的策略被采用，其中有些（或许是绝大部分）随着竞争条件的改变被抛弃了，而有一些则因为具备独立自足的激励机制，虽然其最初服务的目标已经改变或废弃，策略本身却被保留下来而成为人的价值集合的一个元素。假如我们把某一代人叫做Gi，他们拥有的价值集合叫做Vi，他们为了实现这些价值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叫做Si，那么，他们与若干代之后的另一代人（Gj）的价值集（Vj）之间应该存在这样的关系：

Vj = V’i + S’i     （其中V’i，S’i分别是Vi和Si的子集）

当我们的灵长类祖先在森林中以采摘果实为生时，发展出了对鲜艳色彩的偏好，这一偏好一直保留到现在，红橙蓝绿带给我们温馨，而灰白色调总是让我们感到沉闷和忧郁；我们对甜食的偏好也是来自那个素食的年代，而对各种脂肪的芳香作出垂涎欲滴的反应，则是被设计来适应草原食肉生活，如今，尽管高糖和高脂肪食物已经危害到许多人的健康，他们对之仍痴心难改。 数百万年过去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蜕变和叠加，我们如今的价值观集合就建立在这累累遗骨之上，每个个人拥有其中的一个子集，不同的子集之间存在着大量共同的元素，那些最普遍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就被称作人性。它仍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策略被采用，昨日的武器变成今天的装饰，今朝功成名就的明星明天就被固化为偶像，生存的技巧凝固为生活方式，如同珊瑚虫留下的骸骨，千重万叠，接受漫长岁月的冲刷，终于堆叠起这个灿烂文明的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