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以为已经说得够仔细，再仔细就有点藐视读者理解力的意思了，可从某些人的反应看来，很遗憾，还是需要再啰嗦上几句。 不过想想也是，当初边际革命家们弄了这么多年，才最终抛弃客观价值，以主观价值为起点，搞定了现代经济学的计量基础，这根子上的东西，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大概是不容易理解，何况是听着劳动价值论长大的孩子。 言归正传。我说，自我服务不可估价，可有人坚持认为，自我服务可以参照市价来估价，因而这一“漏记”是可以被补上的。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不是因为统计手段不够高明，它在理论上就不可能。 首先，自我服务者没做交易，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不接受市价：或者他觉得市价太低，所以不卖他的服务，或者他觉得市价太高，所以他不买他要的结果，既然他不接受市价，你凭什么按市价来替他估值？ 好，现在我们退一步，先不管这个困难，暂且接受市值估价法，这时，最根本的问题来了，你拿去跟市价相参照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仍以修剪草坪为例，对于旁人，他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你的一小时修剪活动（A）后，你得到了你家草坪的整洁（B），至于你心里想什么，他无从知道，至少有下面几种可能：

1）你享受了你所喜欢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享用你所喜欢的整洁草坪；或， 2）你忍受了你所讨厌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享用你所喜欢的整洁草坪；或， 3）你享受了你所喜欢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忍受你所讨厌的整洁草坪；

他唯一能排除的是这种可能：

4）你忍受了你所讨厌的一小时修剪活动，然后开始忍受你所讨厌的整洁草坪；（按经济学的自私定律，人不会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下自讨苦吃）

那么，统计员究竟应该用什么去参照市价呢？与上面相对应的三种可能：

1）A的市价+B的市价； 2）B的市价； 3）A的市价；

究竟是这三种里的哪一种呢？答案只能是：不可知，绝望的不可知。 这个谜底，只有当他拿A或B去交易的时候，才会揭晓，比如：

假如他付钱给人来帮他修剪草坪，答案就是（2）； 假如他付钱给人换取对方允许他替人家修剪草坪，答案就是（1）或（3）； 假如他付钱给人换取对方允许他替人家修剪草坪，同时留着自家草坪不修，答案就是（3）； ……

没办法，谁叫我惹出了这个话题呢，只好再啰嗦几句了。

假如有个邋遢家伙，从不换洗衣服、从不收拾房间、从不修剪自家草坪，如果他始终维持这一状态。现在你去跟他说：瞧你这副邋遢样，活得可真够惨的。他或许会回答你：我就喜欢怎么啦？我就爱穿脏衣服、就爱住垃圾堆，就爱被杂草包围。

此时，你无法判定他的回答是否体现了他真实的价值观，也即，你无法知道，与现状相比，整洁的衣服、房间和草坪，对于他是不是福利改进，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爱整洁是你的价值判断，不能强加给他，他或许爱整洁但更爱闲暇，或许他有自认为更重要的事要做，或者他原本就爱邋遢，你无从得知。

那么，有没有办法区分“爱邋遢vs爱整洁但懒得弄”这两种情况呢？有的，向他派遣义工，洗衣工、清洁工、修草工各一名，费用你付，看他接不接受，如果他接受了清洁工修草工而拒绝了洗衣工，那就说明他果真喜欢脏衣服，而爱垃圾堆和杂草的说辞则是假的。

好，现在我们对他的价值观已有所了解，可以说作出了某种“度量”，但这种度量不仅麻烦而且获得的信息量太少，比如他接受了全部三名义工，这时，你仍然无法知道，在整洁衣服、整洁房间和整洁草坪中，他最喜欢哪一种整洁，其次是哪种；那么，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的，撤回义工，给他钱，每日一张限额100元、有效期一天的支票，并规定支票的支付对象限于洗衣工、清洁工和修草工，看他花不花，怎么花；假设这三种家政服务的市场价都是每日80元，如果他听任支票作废，说明他的确爱邋遢，如果他用它雇洗衣工，你就可以说：他爱整洁衣服胜过爱整洁房间和草坪，依此类推。

现在你将每日支票限额提高100，再看他怎么花，如此循环直至他停止花钱雇人，此时，你就得到了一个排序，你知道了这三种整洁中哪个是他最爱，哪个其次，哪个最末，哪些根本不爱，于是你得到了一个关于此人价值观的“序数度量”。

显然，现实生活中少有你这种热心钻研者，愿意如此花钱花精力来度量每个人的价值观，那么，经济学家如何获知某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是改进了还是恶化了呢？靠观察交易，实际上，正是从日常的交易中，你观察到了上述第三步中试图观察的东西。每一笔交易的存在本身证明了，对于交易者，换进来的那个东西比换出去的那个东西，能给他更大的满足。所以，对于社会而言，越多的交易便意味着越多的福利。

可见，没有市场、没有交易，你无从知晓每个人的需求，更谈不上如何去满足它，这是计划经济的最致命要害，价格体系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还是后话，通往奴役之路从这里就开始了，要计划经济，必须由计划者为每个人规定需求，抹杀个人价值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听见HDI就想到机关枪的缘由。

言归正传，GDP就是用来统计交易量的，它不是统计什么“产出”的，不要被它的名字迷惑了，没有交易，不形成市价，便只有产量，没有“产值”，而产量是不可加的，一个苹果加两个梨等于什么？

有人引用曼昆说，自我家政服务是被漏记的GDP，这一说法完全错误，因为没有交易，你压根无从知晓你漏记的到底是什么，比如我每天花一小时修剪自家草坪，我可以说：我把修剪过程本身当作一种乐趣，所以，这一小时带给我两个结果：修剪的快乐，和整洁的草坪；我也可以说：我只喜欢修剪的过程，讨厌整洁的草坪，但享受修剪的程度胜过对整洁草坪的讨厌，所以我还是乐此不疲。

现在，作为统计师的你，打算如何估价这笔漏记？与“我不动手，草坪变整洁”相比，我的福利增加还是减少了？既然其价值注定无法评价，把这称为漏记有何意义？

IBM硬盘在对我上一篇文章的评论中，又提到了那个老掉牙的笑话，在我看到过的对GDP的诸多非难中，这是最拙劣的一个，除了哗众取宠之外，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妙思或洞见。

这个笑话想说的无非是：在某些人看来，某些人类的欲望显得十分低下不堪，比如爱看别人吃狗屎，并愿意为此付钱；我要说的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并且真有人拿了钱愿意吃，这样的交易确实提高了这两个人的福利水平（或曰价值实现程度，或曰意愿满足程度，词随你选），是帕累托改进；在这里，GDP数值变动与福利水平变动是同方向的，因而，这一非难并不能成立。

试图用一些臆想的例子来说明人类在自愿交易中可能会做出何等古怪和不堪的选择，以此来丑化市场，这种做法十分无稽：首先，人类实际上并非如此古怪，现实中我们见不到有人付钱看人吃屎，把人类想象成一旦拥有自由便啥都愿意做，这只是表现了这么想的人自己的低劣和不堪（当然，是在我眼里的低劣和不堪，他自己或许觉得挺高雅，那没人管得着）；其次，假如有一天，人类果真变得如此古怪，那么，你认为你能拯救他们？你是上帝吗？

对自由的另一个类似的非难是：假如政府不承担救济责任，难道你忍心看着那些残疾人饿死吗？注意：说这句话的人，首先假定了多数听众都不会“忍心看着那些残疾人饿死”，否则，他的“难道……吗？”责问便不会如此理直气壮，而与此同时，他却又深信，当一个残疾人饿的快死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不会伸出援手，所以必须由政府承担救济责任。——我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同时持有这两个信念。

言归正传，接着说GDP，相比吃屎笑话，对GDP更有力的非难是交换家务的例子：两位邻居，原本各自打扫自家院子，现在改成，各自付钱雇佣对方来打扫自家院子，于是GDP增长了，但福利并未增加。（注意：这个故事与吃屎笑话有个关键差别：吃屎笑话中那两个人的需求是“看别人吃屎”，自己吃是满足不了这种需求的，所以交换是必须的，而家务例子中的打扫服务被假定为是同质的。）

交换家务例子的问题是，交易本身不是无成本的，别的不说，确保服务质量就很麻烦，现实中，因为交易成本，无分工的同质交易不可能发生，能发生的交易必定涉及带来效率改进的分工，比如，我个矮帮你割草，你个高帮我修枝。

有人会问：这种分工和交易带来的改进可能只有一点点，但反映到GDP上却会增加很多，岂不是夸大了？

答：GDP不负责基数度量，分工和交易到底带来了“多大”改进，没人知道，因为价值不可比，不可加，无法做基数度量，只能比大小，我只知道交易之后比交易之前福利改进了，只要GDP和福利水平成正相关，GDP的任务便完成了，基数度量是不可能的任务；8000美元人均GDP的国民比800美元的幸福十倍？这是胡扯，经济学家可没这么说，拿这当稻草人攻击的都是自以为是的外行。

当然，对GDP还有许多更有意思的非难，等以后再说吧。

这事儿发生在翟、苏两位教授宣讲主观价值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前一天，原本恰好可以作为镜子或曰反面教材，可令我沮丧的是，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

李华芳先生在讲述了过去几十年带动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几次创新浪潮之后，在演讲的后半截把话题转向了中国，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过去三十年在没有重大创新浪潮的情况下，获得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在他看来，这是个难题，需要作出解释。

在演讲后的提问中，我问道：按熊彼特的理论（李先生将其用作其演讲的理论基础），资源重配置是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两方面导致了资源的大规模重新配置：1）从计划体系向市场体系的转变，2）对外开放将中国经济与世界贸易与资本市场和全球分工相融合，因此，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没有重大创新是错误的，所以这一问题本身不能成立。

李先生部分认可了我的说法，但对这种资源重配置的作用的规模持谨慎和保留态度。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只是观感上的差异，在各自都没有准备数字材料的条件下，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可就在这时，雷人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李先生认定中国奇迹是个难题，所以必须给出一个回答，他的答案是：中国压根没发生奇迹，尽管GDP翻了好几倍，但GDP并不是衡量增长的恰当指标，比GDP更好的指标是人类发展指数（HDI），如果按HDI衡量，中国的增长没有传说中那么惊人。

我当时就被吓了一跳，HDI可是社会学家搞出来的东东，把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水平、入学率和人均GDP按特定权重加权平均，这可直接违背了主观价值论，而主观价值论迄今为止都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动了它，经济学就被动摇了，所以经济学家是不会用什么HDI之类的东东来度量经济增长的，除非你改行做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

有人或许会问：那为何GDP就能度量增长呢？既然价值是主观的、不可比也不可加的，那怎么就可以被加总成GDP这个总量数字呢？问得好，我的回答是：GDP不是对价值的度量，GDP数字并不是总价值，因为压根不存在什么“总价值”这种东西，GDP只是为我们猜测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

原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更多自愿交易总是带来更多的价值实现；然后，在很粗略的意义上，更高的GDP意味着更多的自愿交易，特别是更多的关于最终消费品的交易，由此，我们大致上可以猜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了，那么这个经济体中更多人的更多意愿得到了满足（或者说更多的个人价值得到了实现），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GDP起到了某种度量作用。

可是一旦你用HDI来代替GDP，这种度量作用就消失了：假如人均寿命缩短了1年，入学率提高了10%，按HDI的算法，HDI值提高了；但你并不能肯定，这一变化的前后，自愿交易增加了；这样你如何说服人们，10%的入学率提高就优于1年的边际寿命？无疑，要这么做，你必须给放弃主观价值论，而给价值规定一个客观度量方法，这种客观性，便体现在HDI各指标的权重上。

于是我向李先生提出了第二个问题：用HDI取代GDP来衡量增长，是否动摇了主观价值论这一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我原本以为这个问题会把他噎住，可是我错了，事实上他用他的回答把我噎住了：制定HDI算法的国际组织（我猜大概是UNDP）可以邀请各国选派代表前往共同商议这个指标体系、权重和算法。

靠！我得承认我被彻底打懵了，感觉大脑瞬间失血……眼前浮现出了斯大林和机关枪……

隐约听到李先生继续说道：比如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人均寿命是衡量幸福的可靠指标……

我立刻站起来反对：我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共识，我本人抽烟，一天一包，我不认为寿命是最值得追求的价值……（从事后我得到的反应看，我的这一发言显然被理解成了：我不同意“绝大多数人都热爱生命”，当然，我想说的只是：我们无法知道生命是否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我大概因此而沦为了笑柄，呵呵）

很明显，我的表现颇为失态，惹来不少嘲笑和白眼，在李先生耐心解释完寿命指标的重要意义和世界代表大会的神奇作用之后，我不顾主持人提问时间已结束的声明，站起来说到：我认为这位先生已经解决了关于增长的所有问题，现在人类的任务已经变得很简单，只需要尽可能多的制造冰柜把人冰起来就行了。

最近去杭州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活动，见到不少人，听了也说了许多话，其中有些值得记录下来。

百分百储备金谬论

一天跟子旸说起罗斯巴德，我对这个自命为奥派嫡传的老家伙没什么好印象，于是就挑了他言论中最荒谬的部分加以攻击：金本位和百分百储备。

百分百储备的意思是，银行不得将储户的活期储蓄挪做他用或借给第三者，否则便是欺诈，因为那样一来，银行便无法确保履行对储户的“随时支取”承诺，银行明知存在挤兑风险，却仍然作出随时支取承诺，就是欺诈。

显然，罗斯巴德提出的是一个民法问题，并且他的主张暗含了一条民法原则：如果一项契约涉及一种可以想象或曾经发生过的风险，使得一方在某种条件下无法履约，那么该方当初订立契约的行为便构成了欺诈。

问题是，现实世界中正在运行的民法是否包含了这条原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若这一原则果真成立，那么不仅活期储蓄，绝大部分契约行为都将被认定为欺诈，因为它们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已知风险。与活期储蓄最接近的例子是保险，按罗氏原则，保险公司必须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随时保有全额现金准备，而不得按统计经验只保有部分准备，而将其余部分用于投资，否则便是欺诈；显然，这样的保险业务是不可能存在的。

罗氏原则也意味着：生产者在签订供货协议前，必须准备好全部原料、设备、资金、劳动力，并将这些生产要素置于绝对安全的条件下，如果签约后再行采购，总会存在买不到的可能性，或半途灭失而无法补救的可能，或中途故障毁坏的可能。

契约的价值在于它使得具有时间长度的交易成为可能，如果所有交易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瞬间交易，契约就没有必要了；然而正因为交易是跨时间的，就难免存在风险，契约法的要点不在于排除风险，而是明确在风险发生时双方的责任；同时，契约法还要求，在了解和规避风险上处于有利地位的那一方，负有更多的审慎责任，在了解和评估风险上处于有利地位的那一方，负有更多的提示责任。

具体到活期储蓄问题，关于挤兑风险的知识是否已经得到足够广泛的传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法官认为储户在这方面处于信息不利地位，可以要求银行在开户时作出更清晰的提示；其次，对于不同的准备率分别对应多大的储蓄损失风险，多高的储备率或多低的风险才能证明银行的善意，法官可以基于对习俗的理解作出判断，而巴塞尔协议是他作出判断的很好帮助。

另外，契约法还有一条重要原则：不得让过错一方从过错中获益。发生挤兑时，银行经常会破产，即便其资产远超出负债，但因为缺乏现金，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卖身，显然，银行无法从被挤兑中获利，他有足够的动机避免被挤兑。

顺便说一句：正是他对金本位和百分百储备不可理喻的顽固坚持，罗斯巴德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看他的文章了，从那时起，他在我眼里更像个喇叭而不是头脑。

有位朋友刚刚创建了一个经济学博客组Adxon，我去看了一下，惊喜的发现里面赫然列着〈边际革命〉，仔细一看，果然是Marginal Revolution的中文版，Tyler Cowen和Alex Tabarrok合作写作的这个博客，是我唯一经常阅读的英文经济学博客，非常喜欢。

对于我这样英语不娴熟的读者，最大的困难是，无法通过迅速扫描抓住一篇文章的大概内容，从而快速决定是否停下来细看，相比之下，借助Google Reader，我可以用极快的速度滚动扫描中文内容，选出有兴趣的文章打开细看。

现在好了，我不会错过Cowen的任何妙文了，呵呵，感谢热心的翻译者，感谢Adxon站长。

Adxon：http://adxon.com/

边际革命@Adxon：http://adxon.com/#/marginalrevolution/

RSS for 边际革命@Adxon：http://adxon.com/marginalrevolution/feed.xml

Marginal Revolution: http://www.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

 

（按：最近中钢协比喧喧和愩衅部还牛逼，禁这禁那的，拿老外没办法，谈崩了，玩不下去了，吹嘘挖出30吨铁矿没人信了，只好满处找软柿子撒气了，猥琐的可以）

坚持铁矿石谈判无异于刻舟求剑
辉格
2009年6月29日

近日，在一份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针对日照国际铁矿石交易中心发布的“调查情况汇报”中，出现了这样的祈使句：“交易中心必须发表公开声明，明确表示坚决不从事进口铁矿石任何贸易、交易活动，不从事进口铁矿石价格发布及价格指数的发布；交易中心必须进行内部整改，必须进行更名……，不得进行与经营活动无关的“炒作””；如此声色俱厉的喝令，容易让人误以为中钢协是一个执法机构，而日照交易中心则是已被定了罪的执法对象，而实际上，中钢协的章程中却写着：它是由会员自愿组成、为会员提供服务的社团法人；中钢协的失态举动，显示出该协会的主事者正陷入挫折、绝望、慌张，乃至忘了自己是谁的状态。

刚刚成立还未开始实际运作的日照交易中心，本身并不打算从事铁矿石买卖，而是打算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平台和价格与指数发布服务，这与其注册的经营范围“铁矿石电子商务技术服务及信息发布咨询服务”完全吻合；它之所以成为中钢协的眼中钉，是因为它所推动的现货指数化定价机制，与过去27年所实行的双边寡头谈判机制水火不容，而中钢协则是该寡头机制的忠实捍卫者。过去的年度谈判机制，是在铁矿石供需双边寡头垄断格局下，所形成的非常罕见的价格形成机制；近年来，随着国际分工深化、传统钢厂产品结构调整、产能转移和新兴市场兴起，新钢厂大量涌现，铁矿石需方的寡头垄断局面不复存在，长协机制的瓦解已不可避免。

去年，力拓没有跟随淡水河谷与宝钢的谈判结果，而宝钢最终接受力拓报价，这已经打破了寡头长协机制，而今年宝钢又没有跟随日韩已接受的降价幅度，旧机制实际上已经瓦解；供需方之间的个别谈判和供货协议还在无组织的延续，也仅仅是因为新的价格形成机制还未建立，但这只是时间问题了，未来铁矿石交易将走向与其他大宗原材料类似的模式；必和必拓是最积极推动这一转变的，而日照交易中心的建立，也不失为争取主动地位的积极尝试；如何在未来新模式中占据有利地位，是供需双方和中间服务商都需要考虑的问题；无视变化、拒不接受现实，继续顽固沉迷于已不存在的市场机制，只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如果还要拉上全国钢企为自己的战略错误和冥顽不化陪葬，就有点过分了。

其实长协机制能维持到去年，已经是个奇迹，伴随着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增长，中国钢铁企业早已遍地开花；经验表明，联合议价和价格同盟只能在少数寡头之间维持，一旦交易者数量略多，价格同盟便很难维持，除非借助政府和司法强制力；由中钢协和个别国企巨头所主导的寡头谈判得以长期维持，正是因为政府法规禁止了大部分中小钢企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进口贸易权，后者不能从铁矿石供应商那里直接采购，只能转而向拥有进口权国有巨头采购；这一限制不仅赋予了国有巨头与铁矿石供应商的谈判能力，更为他们创造了将用长协价购得的矿石以国内市场现货价转售给中小钢企而获取差价的机会，也正是这一点，成了国有巨头和代表他们利益的中钢协顽固坚持旧机制的主要动机。

显然，转售差价是一种管制带来的特权租金，然而在目前的铁矿石市场上，供方拥有比需方高得多的垄断能力，因而供方有能力通过限制供给量来转移供给瓶颈，从而将上述租金转移到自己手里；目前国内钢铁市场已不再是计划体制，有足够的透明度，国有巨头很难隐藏自己的转售差价，供方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国内市场现货价格，估算谈判对手的转售收益，从而掌握他们的价格底线，并榨取其特权租金；只有当协议期内现货价格出现意外高涨，从而大幅拉开长协与现货差价时，国有巨头才有机会保留丰厚的特权租金，在2008年之前的若干年中，他们确实尝到了这个甜头。

所以，一方面，国内中小和民营钢企并未从价格同盟中获得好处，由于缺乏自主谈判和进口权，他们不得不接受竞争性的现货价；而另一方面，尽管表面上国有巨头获得了进口特权带来的巨额租金，但由于他们无法对供应商隐藏这块收益，并且对方拥有更强的垄断能力，结果，通过管制法规和对中小钢企的压制政策辛辛苦苦榨得的租金，其中大部分最终还是落入了供应商的腰包。既然价格同盟和长协机制并不能给国内钢企带来好处，长协价也未必低于现货价，继续坚持这种一年一度耗费巨大的艰难谈判，实在没有必要，对于中小钢企，更是徒增了一笔转售带来的交易费用；国有巨头和中钢协的执着，或许是因为仍对前些年所尝到的甜头回味无穷，然而从去年起甜头已变成了苦头，而这几年的谈判经历，也足以让他们看清自己脆弱的谈判地位了。

国际铁矿石市场的供方寡头垄断局面，恐怕在未来多年内都无法改变，国内钢企与其死扛，不如寻找其他途径来改善处境和降低风险；日韩钢企在多年前便开始收购和投资海外矿业资产，今天他们已不再那么担忧铁矿石涨价了，这种策略值得仿效；直接买入矿业寡头的股票，也是很方便的对冲手段；基于标准合约和指数化定价的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发展，将为钢企提供更简单方便的风险规避手段，日照交易中心正是朝这一方向作出的积极努力，主管部门应予鼓励而非打压。在本轮经济调整中，政府已反复强调了压缩过剩和落后产能的政策取向，而价格机制是识别落后和过剩的最佳途径，许多民营钢企能在高昂现货价下生存和获利，而同时许多国企却在享受特权的条件下亏损，谁先进谁落后，是一目了然的。

参考：铁矿石议价：双边寡头格局的终结

中信出版社居然把书名译成了《买房子还是买股票：你不可不知的经济学常识》，吐血，名字译成了“兰兹伯格”，害得我下午找其他书才偶尔发现。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251912

不过中信编辑显然已成他粉丝，他2007年新著More Sex is Safer Sex中信2008年1月便推出中译本《性越多越安全：颠覆传统的反常经济学》，中信的反应速度的确国内第一。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100281

另一本Fair Play(1997)更夸张，两个版本都跟进：
2003年中译本：《一个经济学家给女儿的忠告》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8711611

2008年新译本把书名改成了煽情的《为什么不向美丽征税——经济学中的公平原则》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173534

他的完整著作清单（注意最后一本，他的老本行是数学，呵呵）：
Price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1989)
The Armchair Economist (1993)
Macroeconomics (1996)
Fair Play (1997)
More Sex is Safer Sex, The Un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 (2007)
A Mathematical Introduction to General Relativity and Cosmology (unreleased)

我扫了几眼目录，写作方式类似，建议有兴趣的朋友任选一本即可，摘其中一个目录供参考：

序言：常识带给我们的困惑
第一篇 “公有湖水”原则
　第一章 反常识的性学问
　　谁应该参加聚会
　　有效的补贴措施
　　备受争议的话题
　第二章 多子多孙多福气吗
　　财富的制造引擎
　　人口增长的社会效应
　　过度拥挤的负面成本
　第三章 慷慨的吝啬鬼
　　吝啬与慈善的差距
　　金矿里的黄金
　第四章 美貌能生财
　　成功驱动力
　　绝对财富与相对财富
　第五章 关闭血汗工厂
　　童工现象
　　谁来拯救他们
　　篇破解天下事
　第六章 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的改革
　　效率低下的行政机构
　第七章 打瞌睡的陪审团
　　无罪的被告
　　玩冰的魔术师
　　“X”女郎的电子邮件
　　什么诱使人们犯罪
　第八章 破解其他难题
　　奖励消防员
　　道德的防盗报警器
　　兔子和玉米之争
　　污染的对立派
　　不要浪费健康的肾
　　应对分数膨胀
　　排队要后来者居上
第三篇 日常生活中的困惑
　第九章 不断变大的超市手推车
　　同样的试题
　　庞大的肥胖者队伍
　　失业率和房屋拥有率
　第十章 不好，是个女孩！
　　父母真的更喜欢男孩吗
　　弃婴领养机构的秘密
　第十一章 为人之母的高昂代价
　　女人的抉择
第四篇 用经济学之眼看世界
　第十二章 真正的慈善家
　　萨米的故事
　　我们的善款去哪里了
　　纯理性之辩
　第十三章 上锁的冰箱
　　什么是理性的选择
　　不完美的利他主义者
　第十四章 如何读新闻
　　种族歧视
　　赈济灾民
　　价值高估的文物
　　全球变暖与停车费
　　贸易逆差
　　一个外包的寓言
　第十五章 生死之间
　　“考虑后果”的后果
　　“统计学上的对象”
　　生命的价值
　　黑客与极刑
　第十六章 不寒而栗的代价
　　为什么保险费这么贵
　　成本和收益：谁更重要

我注意到Landsburg是因为Steven Pinker在How The Mind Works中讨论单偶制婚姻时引用了他的分析（见〈单偶制婚姻与欧佩克〉），我预感到，有兴致谈论此类问题的经济学家一定很有趣，况且他还能进入一位心理学家的视野，于是我搜到了这本书，也就是上述引文的出处。

“扶手椅经济学家”是以Gustav von Schmoller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对斯密和李嘉图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及其德奥追随者的蔑称，意指他们在不掌握足够历史和现实经济数据的情况下，仅凭少数假设和原理进行分析和推断，并以此支持自己的经济政策（当时主要指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

显然，Landsburg欣然接受“扶手椅经济学家”这个帽子并引以为荣，在这本书里，他完全按帽子所描述的方式行事：没有数据，没有真实的案例（尽管有大量经过简化的“问题”），也没有均衡等式和详尽的逻辑和数学推导（否则他只能算“书斋经济学家”而配不上“扶手椅经济学家”这称号了），按某些标准，称之为“扯淡经济学”也并不冤枉。

通过这本书，Landsburg唯一希望传达的是：经济学家如何思考，这种思考与其他人有何不同。这是该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我推荐它的唯一理由，至于他对书中每个问题作出的分析和给出的解答是否正确，倒在其次（我只同意其中60%左右）。

确实，获得经济学家的观察角度和思考方式很不容易，对某些人或许永无可能（这与智力没有关系），以我个人的经验，每次与人讨论社会和制度话题时，主要的障碍就是如何将对方引导到经济学角度上来，一旦做到这一点，常常会发现对方比我说的还要好，或者因为他比我掌握更多事实，或者他的逻辑能力比我更好，或者他更擅长运用语言，然而，这样的机会很少；我把推荐这本书作为此类努力的一种替代，呵呵。

如果你不打算系统学习经济学，但又对经济学家们喋喋不休的那些话题感兴趣，那就读读这本书吧，它至少可以让你较容易识别那些充斥舆论的胡言乱语和陈词滥调。

我冒死将电子文本用Google Docs发布在这个页面上：
https://docs.google.com/View?docid=dfjfm76z_51hdzktbd5&pageview=1&hgd=1&hl=zh_CN

目录和简介：

CONTENTS

Introduction

I. WHAT LIFE IS ALL ABOUT
1. The Power of Incentives: How Seat Belts Kill - 3
2. Rational Riddles: Why the Rolling Stones Sell Out - 10
3. Truth or Consequences: How to Split a Check or Choose a Movie - 20
4. The Indifference Principle: Who Cares If the Air Is Clean? - 31
5. The Computer Game of Life: Learning What It's All About - 42

II. GOOD AND EVIL
6. Telling Right from Wrong: The Pitfalls of Democracy - 49
7. Why Taxes Are Bad: The Logic of Efficiency - 60
8. Why Prices Are Good: Smith Versus Darwin - 73
9. Of Medicine and Candy, Trains and Sparks: Economics in the Courtroom - 83

III. HOW TO READ THE NEWS
10. Choosing Sides in the Drug War: How the Atlantic Monthly Got It Wrong - 95
11. The Mythology of Deficits - 106
12. Sound and Fury: Spurious Wisdom from the Op-Ed Pages - 116
13. How Statistics Lie: Unemployment Can Be Good for You - 127
14. The Policy Vice: Do We Need More Illiterates? - 138
15. Some Modest Proposals: The End of Bipartisanship - 146

IV. HOW MARKETS WORK
16. Why Popcorn Costs More at the Movies and Why the Obvious Answer Is Wrong - 157
17. Courtship and Collusion: The Mating Game - 168
18. Cursed Winners and Glum Losers: Why Life Is Full of Disappointments - 174
19. Ideas of Interest: Armchair Forecasting 181
20. Random Walks and Stock Market Prices: A Primer for Investors - 188
21. The Iowa Car Crop - 197

V. THE PITFALLS OF SCIENCE
22. Was Einstein Credible? The Economics of Scientific Method - 203
23. New, Improved Football: How Economists Go Wrong - 211

VI. THE PITFALLS OF RELIGION
24. Why I Am Not an Environmentalist: The Science of Economics Versus the Religion of Ecology - 223

Appendix: Notes on Sources - 233
Index - 237

INTRODUCTION

In November 1974, shortly after I arriv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begin my graduate studie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ublished a list of "Ways to Stump an Economist." It was written by a man named John Tracy McGrath, who raised a series of embarrassingly simple questions about everyday life that he thought economists would be unable to answer: Why does a pack of cigarettes bought from a cigarette machine cost more than a pack of cigarettes bought from the man at the candy store? Why can't racetracks make change in less than 20-cent increments? Why does orange soda cost four times as much as gasoline?

That night over dinner, my friends and I—first-year graduate students all—had quite a laugh at McGrath's expense. With just a little knowledge of economics, all of his questions seemed easy.

Today, with nearly twenty years of additional knowledge, I think that all of McGrath's questions are both fascinating and difficult. In my recollection, the answers that came so easily over dinner consisted of nothing more than refusals to take the questions seriously. I believe that we dismissed most of them with the phrase "supply and demand," as if that meant something. Whatever we thought it meant, we were sure that it was what economics was about.

Here is what I now think economics is about. First, it is about observing the world with genuine curiosity and admitting that it is full of mysteries. Second, it is about trying to solve those mysteries in ways tha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general proposition that human behavior is usually designed to serve a purpose. Sometimes the mysteries themselves—like McGrath's—are hard to solve, so we practice by trying to solve similar mysteries in fictional worlds that we invent and call models. If the goal is to understand why orange soda costs more than gasoline, we might begin by thinking about a world where the only things that anybody ever buys are orange soda and gasoline. If the goal is to understand why particular constituencies want to outlaw silicone breast implants, we might begin by thinking about a world where men choose their marriage partners exclusively on the basis of breast size.

We think about models not because they are realistic, but because thinking about models is a good warm-up exercise for thinking about the world we live in. The goal, always, is to understand our own world. The first step toward understanding—and the step that we had not yet taken when we started graduate school—is to admit that the world is not always easy to understand.

This book is a compendium of essays about how economists think. It is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find mysterious, why we find them mysterious, and how we try to understand them. It describes some mysteries that I think are solved and others that I think are not. There are a lot of good reasons to learn about economics, but the reason I have tried to stress in this book is that economics is a tool for solving mysteries, and solving mysteries is fun.

For most of the last ten years, I have had the splendid privilege of eating lunch every day with an extraordinary group of economic detectives who never fail to inspire me with their incisiveness, their whimsy, and their capacity for wonder. Almost daily, someone arrives at lunch with a new mystery to solve, a dozen brilliant and original solutions are proposed, and a dozen devastating objections are raised and occasionally overcome. We do it for sheer joy.

This book is largely a chronicle of what I have learned at lunch. I am sure that some of the ideas are original with me, but I am no longer sure which ones...

...

A NOTE ON THE CHAPTERS

These chapters give a sampling of how economists see the world. For the most part, they can be read in any order. Some chapters refer to ideas from earlier chapters, but these references are never essential to the flow of things.

The ideas expressed in this book are intended to give a fair representation of how mainstream economists think. Of course, there is room for disagreement over specifics, and any particular economist would surely want to dissent from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say. But I believe that most economists who read this book will agree that it accurately reflects their general viewpoint.

Attentive readers will observe that this book applies economic reasoning to a vast array of human (and sometimes non-human) behavior. They will note also that when a question arises regarding the range of applicability of an economic principle, the author always prefers to risk error in the direction of being overly inclusive. I believe that the laws of economics are universal; they are blind to race and blind to gender. I am therefore confident that no attentive reader will mistake my repeated use of the generic pronouns "he," "him," and "his" for the exclusively masculine pronouns with the same spellings and pronunciations.

I    What Life Is All About

CHAPTER 1    THE POWER OF INCENTIVES: How Seat Belts Kill

Most of economics can be summarized in four words: "People respond to incentives." The rest is commentary....

...

（火车票的例子与此类似，曾有人认为排队比竞价更有利于时间机会成本较低的穷人，对此观点本文一并做了回答。）

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辉格
2009年6月9日

上周，北京协和医院号贩子案一审宣判，9名被告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至30个月；从指控的内容看，这些号贩子获罪受刑，并非仅仅因为倒号行为本身，更是因为他们使用暴力试图垄断倒号市场，并且收钱帮人加塞，从而破坏挂号窗口前的排队秩序。此后记者的现场报道表明，在“警方会同市卫生部门联合启动了集中打击医院“号贩子”专项工作”之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已经消失；但这一结果似乎与打击和判刑并无关系，实际上，在医院实行实名挂号并强化排队秩序之后，号贩子的商业模式就已经瓦解。

号贩子消失了，但很明显，无论患者还是医院，从中都得不到任何收益，而看病难的状况依然如故。协和等著名医院挂号窗口前日复一日的漫长队伍，活生生的展示着医疗供给的短缺；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极度稀缺，而这种稀缺原本会造就的高租金又面临着价格管制，结果便是排队，而资源所有者本可获得的租值便耗散在漫长的队伍中；由排队导致的租值耗散，被经济学家称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意思是：排队者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所付出的代价，没有支付给任何人，没人因此而获益；和所有黄牛一样，号贩子们不过是试图从这些无谓损失中打捞出一点点，和拾荒者无异；当然，通过暴力垄断拾荒营生，也是犯罪。

号贩子和其他黄牛的商业模式，都建立在稀缺资源租值转移的基础上；任何稀缺资源都能在竞价中获得租值，但这一租值未必全部由其直接占有者获得，租值由哪些人获得、如何分配，取决于对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直接相遇之前，会遭遇哪些瓶颈，凡是有能力在沿路设置障碍从而建立瓶颈的人，都能从中获得一份租值。假如有个村子出产一种独特的水果，每年成熟季节便有大批客商前来采购，如果交易是自由的（意味着供需可以直接相遇），果园主便会获得其果园和其园艺技能的全部租值；从某年起，村长在进村的唯一道路上设了关卡，限制进村采购者的数量，并出售门票，于是对水果的竞争削弱了，水果价格下降，而果园主的部分租值便转移到了村长手里。

但如果村长仅仅限制采购者数量而拒绝收门票（或许他认为收获季村里太吵了），或者门票价格不够高，结果很明显，关卡外面会排起长队；此时，瓶颈已从关卡处向队伍延伸方向转移了，于是黄牛的机会便来了；如果队伍足够长，并且队伍所处的通道足够狭窄，有人（或许是乡长）便有机会在村长的关卡外设置另一个关卡，从而分享另一份租金；像这样，瓶颈和租值逐级向外转移的过程，可以一直重复下去，直到队伍消失，或关卡设置在技术或成本上不可行，而最后一种情况便给黄牛留下了打捞遗漏租值的机会。

医院里目前的情况便是如此，就协和医院的例子而言，瓶颈和租值至少被向外转移了三次，而由于在每个环节上交易都被禁止，最终大部分被转移的租值都耗散了。许多在协和彻夜排队的求医者都是冲着名医去的，原本这样的医患供需相遇和议价过程会发生在医生的诊室里，那样医生便可获取其医术和职业声誉所带来的全部租值；而事实上，医生并没有决定供给数量、对象和价格的权利，同时又被禁止收取红包，供给瓶颈被转移到了挂号室；然而挂号室同样没有对象选择和议价权，而挂号价格又很低，于是供给瓶颈再次转移到了挂号窗口外的队伍和走廊上；此时黄牛出现，如果黄牛是充分竞争的，并且与挂号室没有特殊关系，那就只能挣点辛苦钱，和收钱帮人排队没有差别，但黄牛通常都有内部关系，所以他们除了排队服务费之外，也是在打捞耗散租值。

接着，由于观察到排队走廊很容易控制，垄断黄牛出现了，这相当于在排队服务市场上设置了供方关卡，租值又以另一种方式转移了；最后，挂号制度改革和排队秩序强化清除了黄牛，但队伍并未消失，这一次，瓶颈转移到了维护排队秩序的保安那里，当然，保安同样被禁止收取门票，但打捞耗散租值的激励无法消除，他们也总是能找出一些办法或多或少打捞到一点，比如一张破烂的行军床一夜租金20元，一把小坐椅租金10元，但总的来说，禁令十分有效，绝大部分租值都耗散了。

有人说，尽管准入和价格管制造成了租值耗散和无效率，但对穷人还是有些好处：因为穷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较低，所以在竞价和排队之间，穷人宁愿选择排队；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富人的时间机会成本虽高，但不必自己排队，他完全可以雇佣机会成本很低的人来替他排队，而挂号排队是不可能实行完全实名制的，因为许多患者躺在床上爬不起来。要解决看病难的问题，还是要靠扩大供给，而这就需要改变目前不恰当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拆除存在于医患供需双方之间的重重关卡，让激励直接落到医生头上，而不是落在各种中间环节上，这样才能让现有的医疗资源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用；其次，现有医疗资源的租值充分实现，加上准入管制的放松，将吸引大量人才和投资进入医疗事业，创造出更多医疗资源。不久前卫生部门开始推动医生多点执业和独立开业，正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正确一步。

（按：为避免文章显得过于书生气，其中有个逻辑环节没有得到澄清：差异化只是区别定价最初出现的条件，而非其继续存在的条件，一旦区别定价方式在行业内得以流行，即使差别化消失，仍可继续维持，我认为。）

饭店开瓶费是常规觅价手段
辉格
2009年5月26日

近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版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去除了旧版本对饭店设定最低消费、拒绝自带酒水、收取开瓶费和包间费等经营行为的禁止性规定；类似的规定，存在于不少地方的消费者保护条例中，而将已有的此类禁令撤销，河南开了先河；这些禁令，是对餐饮企业自主定价行为的不必要的干预，也起不到保护消费者的作用，河南省人大的撤销决定，体现了其对市场秩序和行业习俗的尊重，和对法规之现实效果的清醒认识，不失为明智的决定。

饭店的最低消费、开瓶费和包间费，和会员制、预订折扣、定向优惠券、循环折扣券一样，都是企业的常规定价手段，并无特别之处；企业设计出这些种类繁多的结构化定价方式，无非是为其有别于人的差异化服务，尽可能卖个好价钱，而同时又能延揽到尽可能多的客户。这些定价方式，经济学上叫做觅价（price-searching）；早期的分析认为，只有垄断者才有可能通过差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从而获得垄断利润，然而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纯粹的垄断和纯粹的无差别竞争，而觅价行为却无处不在；一旦你深入观察市场，便不难发现，无论行业内竞争何等激烈，只要存在差异化产品和服务，企业总是存在觅价空间。

许多餐馆对自带酒水者收取开瓶费，是因为他们刻意压低了饭菜的毛利而抬高了酒水的毛利，以此对喝酒和不喝酒的客户实施差别定价；这一策略让他们既能吸引那些只是想吃顿便饭的、预算较拮据的、或擅于精打细算的客户，又能从那些亲友聚餐、商务宴请、或有幸垂顾的大款等消费意愿强烈、价格承受能力较高的客户那里，挣得尽可能多的收入。对于垄断者，区别定价能为他带来垄断利润，而在餐饮业这种进入门槛低、竞争极其激烈的行业，区别定价只是改变了定价结构，却不会提高餐馆的利润率，因为竞争会迫使餐馆不断压低饭菜价格，直到耗尽酒水溢价带来的额外收入，如果酒水溢价足够高，菜价甚至可以低至直接成本（即餐馆为多做那一个菜而增加的成本）。

实际上，对于许多饭店，尽管酒水只占其销售额的20-30%，但常常要贡献50-60%的毛利；而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其实是在让喝酒客户补贴不喝酒或少喝酒的客户，在许多情况下，如果你喜欢某个饭店的美食和环境，又能抵御住酒水促销员的诱惑，便能以低廉的价格享受到优质的菜肴和服务；这不正是那些提倡节俭消费、反对酗酒、鼓励照顾低收入者的政治家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三令五申和五讲四美没有做到的，自发演化的市场却正在默默的做着；显然，开瓶费禁令将迫使餐馆压低酒价并提高菜价，从而消除原有的廉价消费机会，其损害的将是那些低收入消费者和喝酒较少的女性消费者，而同时又鼓励了酗酒。

更奇妙的是，上述商业逻辑还可以走得更远，在某些条件下，餐馆甚至可以将菜价压至直接成本之下！餐馆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聚集了一群食客，也就创造了一个推销酒水的绝佳场所，他可以把这场所租出去，如果租金足够高，饭菜价格便可低于直接成本；某些大排档便是如此，那里的食物价格低到令人瞠目，老板是靠向酒商收取入场费来盈利的，入场费可以是固定的，能卖掉多少酒，全看酒商自己的本事；无疑，这样的商业模式，既对大排档老板有利，也造福了消费者。

至于最低消费，其性质类似于其他服务场所的门票，门票结合每个服务项目的个别定价，是许多服务业的通行做法；如果你觉得餐馆收门票过于离奇，那就请看一下那些自助餐馆、提供自助餐的茶馆和浴场吧；在每一种结构化定价方式背后，都隐藏着一个精妙的商业模式和它的演化故事，简单的将之归于商人的贪婪是不得要领的，要知道，同是这些贪婪的商人，同时也在提供着高额折扣、一元大餐、生日半价、和免费餐后水果；许多听起来难听和好听的区别定价方式，其实性质完全等价，对此横加干涉，只会扰乱甚至阻断商业创新的自然发展进程，对企业和消费者乃至整个商业环境，都有害无益。

透过欧盟罚单看自然垄断 辉格 2009年5月18日 上周，欧盟委员会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律为由，向英特尔开出了10.6亿欧元的天价罚单，所依据的罪状是，英特尔利用折扣和现金返还，诱使下游厂商放弃其竞争对手的产品。这是欧盟对单一企业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仅次于去年11月对涉嫌联合操纵市场的4家汽车玻璃制造商开出的13.9亿欧元罚单。过去三年中，欧盟已开出11张总额74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这一连串密集的巨额罚单，顿时令美国这个反垄断法的始作俑者相形见绌；欧洲，这个几十年前还在热衷于组建国营垄断巨头的自由市场抵制者，如今摇身一变，俨然成为反垄断急先锋和市场竞争的捍卫者。 无论欧盟的反垄断法，还是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其所宣称的目的都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垄断企业剥削；其经济学基础是：拥有垄断地位的生产者，可以通过限制产量和区别定价，来榨取消费者剩余；这种现象，确实可以在现实中观察到，然而，从未有一种经济学理论能够说明，反垄断法的实施，如何可以改善消费者的市场地位；而在实践中，从AT&T，到IBM，到微软，反垄断诉讼和干预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目的，它们仅有的作用，是延缓了竞争失败者被淘汰的进程，限制了企业的竞争手段，并最终打击了整个市场的创新能力，至于消费者的利益，从未成为争端的焦点。 所谓反垄断，反的是供方自然垄断。一个没有法律特权、也不借助黑手党的企业，之所以能获得供方垄断地位，通常有三种原因：第一种情况是，某些市场的容量小于成本最优规模的两倍，因而该市场不可能同时容下两个厂商，而同时它们又都具有最优规模，于是，首先达到最优规模的企业便凭借成本优势排挤掉其他竞争者，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该行业也就对新进入者变得无利可图。这种垄断的确存在，也确能获得一些垄断利润，然而其垄断地位长期维持的条件是：成本结构必须长期保持稳定；只有那些技术和商业模式久已成熟、制造过程简单、因而很少发生创新的地方，才可能满足该条件。 德鲁克曾举过一个玻璃罐头密封圈的例子，Dewey & Almy公司在该产品上维持了至少40年的垄断地位，从未有企业尝试挑战；对于当初主张反垄断的经济学家来说，这大概是最典型的规模经济导致自然垄断的案例了，然而恰恰是这种经典自然垄断，却从未成为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的对象。实际上，真正了解企业的人应该知道，维持这样的垄断地位并从中谋得垄断利润，谈何容易，尽管你有一定的提价能力，但绝不能高到吸引新投资者的程度，更不能刺激买家去寻求替代品。谢尔曼法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随着对垄断的研究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也逐渐认识到，此类自然垄断，反之无益：既然最优规模只能容纳一个企业，把它硬拆成两个，只能降低效率，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 第二种导致自然垄断的情况，是单一供方独占了某种生产和供给所需的关键资源。现实中，任何一份资源都具有一定独特性，因而都不是完全可替代的，从这一点看，它们都有机会获得垄断收益；这一收益，即使按最宽松的定义，也称不上利润，它只是稀缺性所带来的资源租金；而同时，很难找得出一份资源，是完全不可替代因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或许某些爱情是例外，据说一些非她不娶的痴情者会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搭上性命和荣誉；当然，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从未试图拯救痴男怨女，相反，大量笔墨口舌还被用来赞美他们对垄断者的执迷不悟。 同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法律也都认可：稀缺资源在市场竞价中获得最高租金，不仅理所当然，也恰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途径所在；法律甚至帮助资源所有者捍卫其垄断权：专利法、商标法和著作权法，其所保护的，无一不是垄断资源；并且，越是原创的、新颖的、独特的，因而越具有垄断性的，得到的保护越多。然而，一方面我们用诸多法律来保护资源的垄断权，而同时，当生产者运用这些垄断权销售产品、占领市场、获取收益和战胜竞争者时，却要用反垄断法来惩罚他们；这一悖谬凸显了反垄断法在我们的道德体系和法律传统中的不和谐地位，它显然有悖于广受认可的基本道德和法理原则。 第三种自然垄断，通常被叫做“赢家通吃”，其基础是：某些商品，其对买家的价值，随使用者增加而自动提升，即越流行越值钱；比如一门电话的价值，极度依赖于其可能通话对象的数量，因而当若干各自封闭的电话网相互竞争时，用户数便成为决定性因素；上述原理导致了竞争地位变化的正反馈特征：用的人多，会自动导致更多人用，于是最初的些微优势会被循环放大，最终市场上只剩下一个生产者。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通吃之后的垄断者，凭借功能互通性、兼容性、产品标准、技术规范、平台依赖性等等门槛，对潜在竞争者构成了很难逾越的壁垒，也的确常常令消费者感到憋屈和无奈；但问题是，反垄断法能否帮助消费者摆脱这种困境？ 事实表明它从未能做到，反垄断的终极武器是分拆，但主刀者一旦动刀就发现：若把垄断企业拆成互不竞争的几个公司，结果它们在各自领地内仍然是垄断者，如果拆成相互竞争的，无论你何等费心的均匀分拆，上述正反馈机制决定了其均衡是不稳定的，很快其中一家又会胜出而成为通吃者。在历时十多年的调查和诉讼之后，AT&T被分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七个地区公司，结果消费者发现，他们在七个小贝尔压迫下的日子并未改善；电话用户的最终解脱，来自事先无人料到的创新领域：移动电话。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IBM身上，打了15年官司后，找不出可行分拆方案，垄断困境最终由小型机、Unix工作站和PC的兴起而自动解决；微软案件也一样，司法部一度赢得了判决，但他们迟迟拿不出可行的分拆方案，而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谷歌的崛起、信息终端的多样化、开放平台和开源软件日益成为潮流，微软的垄断地位越来越不成为发展的障碍和抱怨的焦点，相反，它成了激励众多技术和商业创新的标杆和靶子；而在此过程中，消费者的选择始终是在增加而非减少；在这些案子中，反垄断机构除了给市场带来不安、扰乱和破坏之外，从未给消费者帮上忙，最终解决问题的都是市场本身的创新机制。 从AT&T、IBM和微软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只要投资和创新的机会是开放的，垄断者便无法过度压榨消费者，而垄断困境总是会被创新所突破；实际上，垄断一旦建立，便成为寻求创新的最大动力，人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突破它；当垄断使得一个产业日趋封闭时，就有人会尝试绕过它另起炉灶，开辟全新的替代产业，而垄断者若沉溺于旧模式，便会连同他所垄断的产业一起被边缘化。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一点：进化史上，经常有一些物种会走入进化的死胡同，就像一个产业因垄断而缺乏多样性，并走入封闭僵化的死胡同一样；然而，之所以会走进死胡同，常常是因为它们一度在某方面过于成功，因而在自然选择引导下过度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最终对这种能力形成依赖。 树袋熊就是典型的例子：桉树叶因其特殊的化学成分，对于多数动物都是不可食的，但树袋熊却进化出了消化桉树叶的独特能力，于是它垄断了“以食桉树叶为生”这个产业，没有任何竞争者；结果，树袋熊这个物种便向着提高桉树叶消化能力的方向，义无反顾的发展下去，经过许多代，桉树叶成了它们的唯一食物，它们已丧失了消化其它食物的能力，大熊猫对竹子的特化和依赖也是如此。然而，尽管树袋熊和大熊猫走进了死胡同，生物界的进化却没有因此而停顿，树袋熊垄断了桉树林，其他动物可以另辟蹊径；上帝并未从他的天堂里跳下来，责令树袋熊不得控制超过70%的桉树林，或者把它们改造成三个独立物种，上帝知道，这么做既是徒劳的，也是多余的。 历史上，那些在某方面特别强大的生物，很少会因在其强项上遇到正面竞争而遭淘汰，相反，它们总是因为其特殊强大之处为它们营造的那个小生境最终萎缩而被边缘化；类似的，产业史上一度不可一世的垄断巨头们，很少被从正面打败，他们总是随其所在产业被新兴产业排挤而被边缘化；甚至科学发展也是如此，正如库恩所指出，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旧理论的信奉者被驳倒认输了、心服口服了，然后新理论确立了，而是因为老头们退休了、死了、没人选他们课、看他们书、引用他们观点了，于是旧理论消失了。 几十年来，新兴产业绕过陷入封闭僵化的旧产业的故事，始终在不断上演：移动电话绕过了固定电话，Unix和PC绕过了主机，搜索引擎绕过了门户，而浏览器和云计算正在绕过桌面和操作系统；对于企业家和创新者而言，唯一绕不过的垄断者，恰恰是政府和它的反垄断刀斧。十年后，微软大可以仍抱着其封闭的桌面系统，悠闲的苟活于信息产业之一角，正如今天树袋熊仍在快乐的独自啃着它的桉树叶，但那时的信息业早已天翻地覆，或许很少有人会想起微软的名字了；当然，微软显然不甘于此，英特尔和IBM同样不甘于此，它们都是热衷创新者，都在拼尽老命给消费者带去最好的产品，如此，反垄断者究竟在担忧什么呢？ 事实表明，上世纪的历次反垄断诉讼，从未造福消费者，从中获益的，只有竞争失败者、律师和利用对成功企业家的嫉妒心而骗取民心的政客；明智的企业家们，理应抵制政府的反垄断冲动，在这方面，他们应抛开恩怨，团结一致；那些为一时商业利益而呼唤反垄断干预的企业家，是短视且不道德的，对于以“不作恶”为口号的谷歌，尤其如此；不久之前，谷歌还在为针对微软的反垄断措施而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现在，随着奥巴马政府上台，反垄断政策正在收紧，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都在挥舞反垄断斧头，很快，谷歌也将尝到这把斧头的厉害了。

昨天房东太太给我送来一罐荔枝蜜，说是养蜂人送的，作为对获许在她家荔枝园放蜂的报答。

我立刻想到张五常的名字，几十年前，他曾对此类交易做过实证研究，从而清除了一个曾广泛流传于经济学界、并往往不假思索的被接受的传言——由于果园主人无法阻止蜜蜂飞进果园，因而无法向养蜂人收取采蜜许可费，同时，因为存在野蜂等免费替代品，养蜂人也无法向果园主收取花粉传播服务费——张五常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两种收费都真实的存在，在不同生态条件下，有时候采蜜许可费大于花粉传播服务费，因而养蜂人向果园主支付，有时则相反。

这个传言是福利派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用以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由于无法收取采蜜许可费，果园的产出部分的外部化了——即果园主无法所其创造的全部“社会价值”获取收益，而养蜂人则获取收益而无需付出代价，结果是，果园生产由于得不到其“应有的”激励而产量不足，而养蜂人被免费资源过度激励而导致生产过剩。这就是福利派著名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理论，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政府向养蜂人征税，并补贴给果园主，或者相反（如果花粉传播外部性高于采蜜外部性）。

由于福利派为大量干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长期受到政府恩宠，占据主流。然而，他们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遭受大量质疑；奥地利派学者指出：没有价格信号的指引，政府无法利用分散在个体日常行为中的海量信息，既无法度量外部性，也无法得知多数税收和补贴才能“纠正”激励，而政府干预只会扭曲市场信号，破坏交易正常进行。

与坐而论道的奥地利派不同，芝加哥派更关注真实世界里实际发生的事情，他们用大量实证研究，说明了几乎全部干预政策的无效性，同时，也揭露了许多福利派作为论述前提的“现象”根本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作为芝加哥派一员大将，张五常在这方面贡献颇多，除了蜜蜂的故事，他的《卖桔者言》里汇集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灯塔。

所以，我决定将这罐荔枝蜜命名为张五常牌，唯有他值得起这份小小的荣誉，呵呵。

马尔萨斯的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

1）对穷人的救济虽然能提高他们对必需品（主要指食物）的购买力，从而吸引更多资源进入食物生产，从而提高食物产量，但随着投入不断增加，相应的新增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就是马尔萨斯著名的边际产出递减律；对此，我的看法是，尽管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比如在创新扩展期，边际产出可以是递增的——，但在系统边界上，边际产出必定是递减的，实际上，任何稳定系统在边界上都有一个或多个类似于边际产出递减这样的负反馈机制，否则系统就是不稳定的，而对于人口系统，它的边界就是人口极限（或者叫马尔萨斯极限）。

2）只要存在人口极限，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生活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上——暂且称他们为赤贫阶层——，通过转移支付的救济，在长期不可能消除赤贫阶层，而只能将更大比例的人口拉入赤贫阶层。我同意这一观点。

我的更多关于马尔萨斯的观点，可参见<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一文。

经济学界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是：边际分析依赖于基数效用论（相关背景可google“基数效用”），我看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而且这表明了误解者没有掌握边际分析的精髓，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边际分析这一强大工具，让微观经济学免除了对基数效用的依赖。

微观分析的一个困难是：一方面，我们假定，对效用（或者价值）的度量是序数的，即只有相对排序关系，没有绝对值，因而是不可加的；另一方面，我们又假定，个体（或企业）的决策是基于成本收益算计的最大化，而没有基数化的成本计算几乎是无法进行的。那么，从序数基础到基数计算，这个过渡是怎么发生的？

昨天有朋友的文章里又提到这个问题，我写了点评论：

基数化发生在边际上，所谓边际，就是交换停止的那个点，交换，可以是个人对不同物品、或对当前和未来，基于等优曲线而进行的交换，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一旦交换停止，达到所谓均衡，外部观察者就有了证据进行基数度量。

举个例子：你生产一个手机，用到5种材料，每单位这些材料的价值，在你心目中有个排序，这是序数的，在鲁滨逊世界里，你是不可能通过基数加法运算，计算出手机的总成本的，因为序数是不可加的，这个总成本还是只能通过序数比较得到——你对5种材料的集合的偏好，高于对其任意子集的偏好——除此之外，你就说不出啥了。

但在交换的边际上，出现了基数运算的机会：比如现在你有100个苹果、200个橘子，我现在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说：要么让我拿走n个橘子，否则我就拿走10个苹果，这个由n你自己定。你一旦说出n的数值，基数化就发生了。假如n=5，这只能证明边际上的10个苹果等于边际上的5个橘子，而不能证明其他苹果橘子的在你心目中的比价。

然而，有了市场就不同了，你生产手机的5种材料，在市场上都可以找到边际交换比例，这样，你就可以把每种材料用这个比例折算为其中任意一种，然后就获得了基数可加性，你就能计算手机的“总成本”了。

在一个大规模市场上，个体的每一笔交换对市价影响很小，这样，多数物品的机会成本都可以用市价来衡量，代替你的个人估值，因为凡是你买入或继续持有的东西，市价总是低于你的估值，而市价是基数化了的，因而你的整个成本构成都基数化了。

补充：这里基数化的只有成本、账面收益和现金结余，真正的收益是没有基数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