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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宗教与文字

【2011-12-06】

@whigzhou: 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whigzhou: 有人说佛教不入世是因为其消极主义教义,这是瞎扯,佛教在印度/西藏/东南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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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6】 @whigzhou: 宗教的力量主要来自其表达和组织形式,与教义关系不大,所有高级宗教的两大核心特征是:拥有经典和职业僧侣,有一群人,相信真理就在经典文本之中,这就构成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训练的机制,让他们成为识字人,会读写,会利用文字远距离通信和积累知识,仅此一点,在古代已足以让僧侣组织拥有强大的力量 @whigzhou: 有人说佛教不入世是因为其消极主义教义,这是瞎扯,佛教在印度/西藏/东南亚等流行婆罗米系文字或原本无文字的社会,都是入世的,在中国不入世是因为,学习用婆罗米系文字写成的经典(翻译都很不彻底)所带来的文字技能,在流行汉字的社会没多大用处,无法让僧侣组织获得特殊的力量。 @whigzhou: 实际上,佛教在初入中国时,是很想入世的,只是在多次灭佛运动中惨遭失败之后,才被迫出世隐遁了
饭文#Q4: 为何教育经费追不上财政扩张?

为何教育经费追不上财政扩张?
辉格
2011年3月9日

两会期间,年度《预算报告》出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再度成为焦点,每年此时,教育经费占GDP 4%的政策目标都会被提起,18年过去了,承诺仍未兑现;实际上,就在该目标刚刚被确定之后,教育经费的比例从最初的2.99%连续四年大幅下滑至2.41%,然后才缓慢回升至2009年的3.59%;去年,当又一份十年纲要发布时,一位起草成员被问及此事,他对短期内实现目标似乎已不再抱有希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央财政压根不缺钱,相反,财政扩张势头迅猛,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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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教育经费追不上财政扩张? 辉格 2011年3月9日 两会期间,年度《预算报告》出炉,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再度成为焦点,每年此时,教育经费占GDP 4%的政策目标都会被提起,18年过去了,承诺仍未兑现;实际上,就在该目标刚刚被确定之后,教育经费的比例从最初的2.99%连续四年大幅下滑至2.41%,然后才缓慢回升至2009年的3.59%;去年,当又一份十年纲要发布时,一位起草成员被问及此事,他对短期内实现目标似乎已不再抱有希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中央财政压根不缺钱,相反,财政扩张势头迅猛,其中尤以基础设施建设开支规模惊人,铁路投资动辄上万亿,各地高速和地铁如雨后春笋,而在4万亿财政刺激这块大蛋糕里,教育系统也没能为自己切出一块;那么,为何偏偏教育系统在政策早已明确的情况下,却还是瓜分不到财政扩张中它的那一份呢? 从某种角度看,财政结构所体现的,是各部门利益集团在博弈中的力量对比,财政扩张既是利益集团努力的结果,也是创造和强化利益集团的过程;按理说,教育系统在这场盛宴中有许多先天优势:作为教育开支的受益者,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人数很庞大,与工人农民相比也更接近于精英阶层,而且多半属于体制内,并且构成了体制的重要基础,尽管已不如科举制那样成为社会地位爬升的唯一通道,但仍是重要的通道,显然,这些因素未能充分起效。 原因恐怕在于组织失败,或者用奥尔森的话说,是集体行动无能;正如政治学家斯科特·戈登指出,人类政治的基本形态是且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支配无组织的多数;一群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人,无论人数如何庞大,都不能自动成为有效行动的利益集团,假如他们没有被恰当的组织起来的话,而围绕财政预算能否形成利益组织,高度依赖于有关开支的分配结构。 将一个庞大人群成功动员和组织起来的最常见形式,是层级化结构,由于个人的沟通和控制能力有限,每个上级所控制的下级不能太多,通常少则五六,多则十几,太多了会失控,太少了上级容易被下级篡夺;因而,对形成和维持利益集团最有利的预算分配结构,也应是层级化的,比如,你争取到一笔一亿的预算,最好分成十份,由你的十位支持者支配,他们再逐级向下分解,最终有一万人支配和获益。 如此,这一万人将成为一个能有效动员和控制、同命运、共进退的强大组织,他们将坚决捍卫这笔预算的长期存在,其中每个人都很清楚该捍卫其中哪一份以及向谁去表达诉求;不仅如此,这样的诉求表达和利益分配机制一旦形成,就成了一部将末端需求持续汇聚、传输和放大为政治压力的机器,同时,层级化组织良好的可扩展性会将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者卷入到组织之中,从而推动这份预算不断扩大;正是这一机制,构成了财政扩张的基本工作原理。 相反,假如这笔预算是直接分配给一百万人的,尽管受益人数庞大,但每份利益太小,并且存在搭便车的巨大诱惑,将使他们的集体行动陷于激励无效的状态;同时,更多的潜在诉求也无法传递上来并转变为政治压力,而这种松散的群体也不具有扩张性;看来,教育经费的分配恰好符合这一条件,假如新增预算开支被用于数十万学校运营经费、给上千万教师加工资、给上亿学生减免学费或补贴午餐文具,这种按简单标准即可向大批人直接派发的开支,显然不是一种适合于层层分解、逐级支配的预算。 相比之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分配结构则有利的多,从上万亿的大规划,到百亿级的大项目,到几十亿的标段,数亿的配套工程,乃至几百万的分包,一个结构严密、层次井然的利益集团,将很自然的围绕预算而组织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各地方各部门都喜欢上大项目,而不喜欢直接分配,尽管看上去都是在运用权力支配大笔财富,其组织效果却截然不同;这或许也是曾荫权挨揍的理由,直接免税和发钱是他的政客同僚们最嫉恨的分配方式。 假如上述猜测是对的,那么即便未来教育系统成功增加了预算,我们大概也可以期望看到,采购系统将被集中和垂直化以便构造为层级化大项目,新增预算被大量用于集中采购的设备添置项目,宁可将重点学校的设备配置到极限,也不愿建更多的普通学校,学校合并将大受欢迎,新建和升级高校将优先于普及基础教育,盖大楼将优先于减免学费,图书馆会修得很大很豪华,但里面图书的却很少,对课本文具与学生午餐的补贴和对贫困生与民办学校的资助将被忽略。
饭文#P0: 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辉格
2010年12月6日

上周初,就在FIFA执委会投票决定2018世界杯主办地之前三天,BBC不顾英国政界和足球界多位大人物的劝阻,播出了记者詹宁斯对FIFA腐败内幕的调查报道;结果,正如劝阻者们所担忧的那样,原本呼声最高的英格兰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告出局;在另一场决定2022世界杯主办地的投票中,他的难兄难弟美国虽撑到最后一轮,最终也以大比分败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詹宁斯所揭露的事实是否存在,或者这背后还有多少黑幕,也无从知晓,BBC节目的播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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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不明是体育腐败的温床 辉格 2010年12月6日 上周初,就在FIFA执委会投票决定2018世界杯主办地之前三天,BBC不顾英国政界和足球界多位大人物的劝阻,播出了记者詹宁斯对FIFA腐败内幕的调查报道;结果,正如劝阻者们所担忧的那样,原本呼声最高的英格兰在第一轮投票中便告出局;在另一场决定2022世界杯主办地的投票中,他的难兄难弟美国虽撑到最后一轮,最终也以大比分败落。 尽管我们还不能确定詹宁斯所揭露的事实是否存在,或者这背后还有多少黑幕,也无从知晓,BBC节目的播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投票结果,或者这一结果是不是执委们对那些追求透明和廉洁的国家的一次严正警告;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现有的国际体育制度环境,确实非常有利于腐败的滋生;对FIFA的腐败指控由来已久,但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调查,各国司法机构也没有积极介入,甚至历来在腐败问题上嗅觉灵敏、冲在最前面的新闻界,也明显表现出投鼠忌器的畏缩。 原因并不复杂,在法律上,FIFA和国际奥委会等国际性体育组织一样,是民间非政府组织,因而公众和司法系统都无法用要求政府的那些透明度和程序合规性标准来要求它们;但在组织结构上,它们其实很不“民间”,实际上,由于其成员资格和赛事组织皆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而其大部分成员协会(比如各国奥委会/足协),都依附乃至隶属于所在国政府,其执委也多半来源于各国政府选派的官员,因而,它们在结构和功能上已成了类似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政府间组织。 两方面的动力促成了FIFA们如今不可一世的地位,首先,普遍的民族主义热情给国家队之间的比赛带来很大的号召力和关注度,而在电视时代这又化为巨额收入;其次,主权国家的政府和政客们通常都很乐意调动和运用民族热情,并积极扮演为本民族带来荣誉和成就的旗手,对政府,这可以带来合法性,对政客,它可以带来选票。 因而,各国政府无不积极配合FIFA们的事业,不惜为此投入大笔税款,甚至那些在国内极尽尊贵趾高气扬的官员们,在执委们面前也甘愿奴颜卑膝、逆来顺受;实际上,通过有效调动和催化公众的民族热情,FIFA们已成功捕获了各国政府来为其效力,而同时,他们又无须像这些政府那样,时刻暴露在国内公共舆论的道德监督之下,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会有多滋润,这份滋润,可以算是各国民众所支付的民族热情税。 正是通过对各国政府的捕获,FIFA获得了对全球足球事业令人畏惧的控制力,这一垄断地位的性质,在足球与那些民族色彩淡泊的个人项目的对比中,就更容易看清;比如拳击,也是广受欢迎的热门项目,但因为是纯个人项目,没有民族色彩,因而五家赛事组织机构始终处于激励竞争状态;网球界虽有获得公认的ITF,但其控制力远不如FIFA,四项大满贯赛事皆由成员协会主办,ITF只扮演服务者的角色。 尽管FIFA获得了垄断地位,如今也有了盈利能力,却没有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来确保其执委们的行为不背离FIFA的组织宗旨,并维护它的声誉;不像商业公司的股东,FIFA执委们拥有控制权,却不能合法的分享其收益,对他们的唯一激励,是对共同事业的使命感和事业成就所带来的荣誉,而经验表明,这样的激励并不总是靠得住的。 况且,那些任期短暂的非资深执委,未必会把FIFA的成就和荣誉视为自己的成就和荣誉,尤其是当他们获得该职位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对足球事业的使命感,或他本人在这项事业中已经建立的成就和荣誉,而只是因为他们恰好被所在国政府部门选派了出来,对于这些执委,当他们面临腐败诱惑时,除了他们自己的诚实,我想不出什么可以让他们顾忌的地方。 国际体育界的腐败,恐怕要等到公众能够且愿意在民族热情高涨之际保留足够坚定的道德立场,对这些国际组织施加与政府同等标准的道德约束,进而激励各国司法系统积极介入体育腐败的调查,乃至抵制那些不愿透明度和廉洁标准的组织;乐观的看,詹宁斯和BBC这次冒英格兰之大不韪的举动,或许会为推动这一道德氛围转变创造一次契机。
市场vs蚂蚁:创造复杂性的两条途径

上一篇里,我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一番解读,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organism)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今天,我打算将思绪再向远处放飞一点,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经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的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复杂性(complexity)源自功能上的分化与组合,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diversity),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horizontal complexity),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的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 标签: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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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里,我从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角度,对真社会性([[eusociality]])起源做了一番解读,不难看出,生物建造有机体([[organism]])乃至抚育后代以传播所携带基因的勾当,与企业家组织资源建立企业最终产出产品的营生,着实相似,其中的成本/收益/风险算计和策略权衡,皆遵循着类似的逻辑。 今天,我打算将思绪再向远处放飞一点,看看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和自然环境中的有机体,处境有何不同。 经常听到有人对evolution一词被译作“进化”颇为不满,认为该词暗示了某种方向性,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方向性;不过,我倒不觉得这种译法有何误导性,尽管一度流行的爬阶梯式的单向线性进化思维确属无稽,但以整个生物界而论,随着时间推进,有机体复杂性之上限,确实是不断提高的,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进化确有某种方向性。 而这种方向性,恰是进化的最迷人之处,无论上帝是否会将世界导向至善,他至少正在带给我们一个日益繁复而精彩的世界,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我们赞美和感谢他/她/它…… 复杂性([[complexity]])源自功能上的分化与组合,或者用经济学的术语,叫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它们以两种方式推进复杂性:当分化发生时,它在原有层次上带来多样性(diversity),也即增进了系统的横向复杂性(horizontal complexity),而当组合发生并形成某种长期稳定的排他性组合结构时——用系统学黑话说,发生了一次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它将在原有层次之上建立新的层次,从而增进系统的纵向复杂性([[hierarchical complexity]])。 从类似病毒这样的简单生命,到原核生物([[prokaryote]])的细胞结构,便是一次跃迁,原核细胞不妨视为许多功能上高度分化且互补的病毒相互合作形成的稳定结构(当然,弄清早期进化史之前,这还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真核细胞是在原核细胞基础上的第二次跃迁,它是多种原核细胞分化组合的结果,然后是单细胞向多细胞有机体的跃迁,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上,高度复杂的组织、器官、行为乃至外于身体的各种延伸表现型([[extended Phenotype]]),得以浮现。 真社会性是在个体基础之上的又一次跃迁,它创建了巢群(colony)这一被[[E. O. Wilson]]称为超个体([[superorganism]])的结构层次,在巢群中,个体按功能分化成了不同品级([[caste]]),通过合作共同完成散播同一组基因的任务,其中的职虫(worker)就像个体的体细胞,它们的可育姐妹就像个体的性细胞,而后虫则是巢群的繁殖器官。 类似的,人类组织也是超乎个体之上的结构,这种组织若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足够清晰的边界,并且,其结构是可以被仿效和复制的,那么,我们便可望从它的结构、工作机制、兴衰周期中,发现某些类似于超个体的特征;在人类组织中,家庭和企业,大概最接近于满足上述认定超个体的条件了。 然而,人类的超个体组织,与真社会性巢群,也有着极大的差异,而根本的区别在于,在真社会性巢群中,职虫们丧失了或被压制了生殖能力,因而失去了其独立的遗传通道,因而也就丧失了独立生存的能力(用黑格尔式的文青话说,它们丧失了个性和独立存在的“意义”),用会计行话说,在成本/收益账簿上,不再有它们的独立账户,它们只是巢群账户上的一些中间科目,因为它们已不再是独立民事主体了。 相反,在人类组织中,无论组织目标多有号召力,组织控制力多强,参与其中的个体仍保有其独立的成本/收益账户,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生存能力,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仍保有独立的遗传通道,即,他们未被阉割。 这一差异导致的结果是,人类组织是一种松耦合([[loosely coupled]])系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较低,通常他们并非因为丧失了其他可能性而组合在一起,而是基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算计而发现这种组合对他们有利;而个体在组织中的角色和职能分工(differentiation),是基于个体的比较优势,后者或许基于某种程度的专业化,但并不是职虫那样的特化(specialization),一个铁匠改行种田效率或许会下降,但并无特别障碍,但一只兵蚁是无法变为工蚁的。 对于物种本身来说,像真社会性那样的紧耦合(closely coupling)有很大的好处,特化的过程中,许多不必要的器官都可以退化抛弃,比如像储蜜蚁的大脑只须保留一点点就行了,附肢也无须保留,线粒体在被真核细胞的祖先捕获收养之后,也已高度退化了;无用器官的退化可以节省许多成本,而有用的器官大幅改造和强化,则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切断职虫的遗传通道,可防止其经营自己的自留地,打小算盘,生异心。 然而,对于整个种群乃至生态系统的复杂度和多样性来说,松耦合有着诸多奇妙的好处;近年来,软件产业似乎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软件工程的潮流,已经历了一次从紧耦合向松耦合的转变,过去自顶向下的结构化模式已遭唾弃,而到处谈论的[[SOA]]/[[SaaS]]/[[UDDI]]/等概念,无不与松耦合潮流有关。 归结起来,松耦合对于创造复杂性和多样性有这样一些好处: 1)在紧耦合结构中,作为其组成元件的个体被高度特化,因而,当整体结构因环境适应性下降而灭绝时,元件类型随之而灭绝;相反,松耦合结构保持了元件物种的独立性,免于随上层结构而灭绝,从而为生态系统创造新结构保留了最大可能的且不断扩充的可用元件库。 比如,当报业衰败时,造纸业尽管也受到冲击,但不会随报业一起灭亡,因为造纸企业同时服务于其他下游产业,它并未对报业形成完全依赖,因而也未按报业的需要而完全特化(当然,某些产业链中,会有高度特化的情况,但那是例外而非常态),相反,市场中每个企业都直接面对选择压力,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随时在经受考验,而不像真社会性物种,面对选择压力的是巢群而非个体。 2)在紧耦合模式中,构造每种上层结构所使用的元件库,是相互隔绝的,即结构之间无法共享和交流元件,相反,松耦合模式下可以做到共享与交流,这指数级的提高了结构创新的可能性,使得创新涌现的速度被极大的加快,同时,在解决具体适应性问题时,由于路径依赖性大为降低,选择空间将被充分遍历,优化速度因而得以加快。 在一个繁荣的市场中,创新企业家随时可以雇佣到各类工程师/会计/秘书/销售经理等专业人员,也很容易买到或学到新企业所需的各种工具/机器/工艺/管理方法,而无需自己动手从头培养和建立。 3)在紧耦合模式中,当一种新结构开始被构造时,一切都将从零开始,即,通往各种更上层结构的进化路径,是树状分枝的,各分枝间不会有重叠部分,结果是,轮子总是被一遍遍的重新发明,比如,功能雷同的眼睛和翅膀就各自被发明了很多次;一个蚂蚁类元在通往真社会性的道路上,不可能借用另一个类元已经发明的品级,它必须从头逐个创造品级。 相反,在松耦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创新不必从零开始,既已存在的各种产业链都可经交易和合约安排而加以借用,所有成熟的环节都可以采购/租赁/或外包出去,创新者只须专注于其独特的部分。 4)在紧耦合模式中,几乎不存在“产业链”,即,从原材料(初级资源)到最终产品(成熟子代)之间,所有生产环节都在结构内部自己完成,这也意味着它需要承担生产过程所有环节上的风险,只能在结构内部分工,而无法与外部环境实现产业级的生产分工和风险分配。 这样,生产的迂回程度便大为受限,因而也难以生产出市场中见到那种高度复杂的产品;当然,生物界也有些办法来突破这一限制,比如奴役(比如某些蚂蚁对蚜虫)、寄生/操纵、或形成互惠共生关系,但这些办法所增加的生产迂回性和产品复杂度,远不如在市场在价格机制这双看不见的手协调下所创造的漫长产业链和高度复杂的产品。 上述几条,或许可以让我们理解,为何市场只用了几百年时间,便创造了堪与生物界媲美的高度复杂多样的繁荣社会,而自然花了数十亿年才让生物界拥有如此复杂度。
经济政策&政治创新

为了写时评混饭吃,我不得不每天看新闻,但这着实是件痛苦差事,特别是那些经济政策,就像天天重复上演的荒诞剧,荒诞剧这东西看一遍可以,天天看反复看剧情还一成不变,就太荒诞了。

比如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这是政客举起大刀砍向企业,口号是保护消费者,上午刚砍完,到下午,同一帮恬不知耻的政客就又举起大刀,这回砍的是全体消费者,而口号变成了保护企业和就业岗位。

当然,如你所知,这把大刀就是贸易保护和汇率政策。

类似的,当某个政客还是某州参议员时,就把自己扮演成挺身挡在消费者前面对抗大公司的蜘蛛侠,可一旦进入国会,成为联邦参议员,立马变得像本州公司们花钱雇来的小二,不遗余力毫不脸红的从全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身上搜刮猪油。

这样的荒诞剧就每日在我的Google Reader里随着页面的高速滚动而不断上演,让我哭笑不得。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无聊乏味的观剧中我也不是毫无收获,今天看着看着我就想起在Scott Gordon在《控制国家》里提出的观点:无论政体如何,政治现实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统治无组织的多数。

于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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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写时评混饭吃,我不得不每天看新闻,但这着实是件痛苦差事,特别是那些经济政策,就像天天重复上演的荒诞剧,荒诞剧这东西看一遍可以,天天看反复看剧情还一成不变,就太荒诞了。 比如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保护政策,这是政客举起大刀砍向企业,口号是保护消费者,上午刚砍完,到下午,同一帮恬不知耻的政客就又举起大刀,这回砍的是全体消费者,而口号变成了保护企业和就业岗位。 当然,如你所知,这把大刀就是贸易保护和汇率政策。 类似的,当某个政客还是某州参议员时,就把自己扮演成挺身挡在消费者前面对抗大公司的蜘蛛侠,可一旦进入国会,成为联邦参议员,立马变得像本州公司们花钱雇来的小二,不遗余力毫不脸红的从全国纳税人和消费者身上搜刮猪油。 这样的荒诞剧就每日在我的Google Reader里随着页面的高速滚动而不断上演,让我哭笑不得。 不过话说回来,从这无聊乏味的观剧中我也不是毫无收获,今天看着看着我就想起在Scott Gordon在《控制国家》里提出的观点:无论政体如何,政治现实永远是:有组织的少数统治无组织的多数。 于是我有了一个念头:{*quote(政治与组织创新)所谓政治家,就是那些能够做出组织创新,从未组织的多数中筛选出一个子集,将其组织起来,获得某种政治产出,的人;这不就是个市场价值发现过程吗,听上去很像是创新企业家干的事情啊。/quote*} 是的,有能力做到的政客,就变成伟大的政治家了。 不过,这里说的“组织化”,要从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并不一定要裆证裆徽裆旗执行委员会之类东东,或许一份专为某群体代言的刊物即可,同业协会所雇佣的律师团当然也算,发挥想象力吧,我就不细说了。 当然,不同的基础制度背景下,组织进化的条件是不同的,产生的组织类型也大不相同,某些环境条件下,就只能产生带头大哥+马仔的抢钱抢地盘抢女人组织了,那个说来就话长了,暂且按下不表。
各种集体主义是否有共同的心理基础?

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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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杯:民族激情的焚烧炉》一文中,我将人们对奥运会和世界杯之类以国家为参赛单位的体育赛事的热情,归因于民族激情,而又将民族激情归结为古老的部落狩猎团伙的现代仿制品,并指出,这一仿制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当权者凭借权力刻意所为。对此,tcya问道:

那中国球迷(或其他未入围世界杯的国家的球迷)也更关注世界杯而不是欧冠,是不是就不适用这套解释?这个心理应该不能推广到解释所有的集体主义倾向吧,比如说牛博网友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认同感,应该不会仅仅是因为大家佩戴着同一套符号。不过宗教好像又有点类似。

中国球迷更关注世界杯而非欧冠,与上述解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队有机会参与世界杯,却毫无机会参加欧冠,没能进入世界杯的事实,或许会令中国球迷沮丧,但没有理由令他们漠视世界杯。对于后面的疑问,我答道:

嗯,我认为这些种种集体主义情感,尽管形态很不相同,却是同源的;不同在于:它们通过不同的信号(血缘、图腾、徽章、共同使命、意识形态、科学范式等等)来激活集体主义情感,而共同点是:这些信号所附着(因而其作用)的,是认知系统中同一组易感点,而个体在被感染之后的反应,也是基于同源机制,因而也是相似的。

tcya又问:

那也就是说辉格不认为有可能存在一个因为纯粹理性而凝聚在一起的集体喽。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任何对某个集体的认同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或多或少会有本能的感情因素在内。(比如那些因为科学兴趣而类聚的群体里面的理性成分我觉得应该还蛮高的嘛)正在看马德利的《先天后天》,所以知道把本能跟理智对立起来可能不太正确,额,但是辉格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是觉得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会不会太强了。

嗯,问得很好。 1)我确实这么认为,诚然,基于理性思考和判断,能够产生诸如认同、赞许和支持等倾向或行为,甚至有时促使有相似见解者发出共同声音、做出共同行动,但理性不足以维持长久的关系纽带、形成集体凝聚力和维持组织,即便像科学团体这样从事着高度理性化工作的组织,为其提供凝聚力的、促使他们拥护和坚守共同纲领的,也是非理性因素。 2)这并不是“把本能和理智对立起来”,促成和维持组织的因素,和人们在组织内所做的工作,是两码事。 3)我并没有将“这种解释运用于一切集体行为”,而是在解释一切集体行为的时候都使用了这一因素,这是不同的,就好比,当我解释任何物理现象时,都会用到万有引力,这不等于:我用万有引力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如上所说,我认为各种集体主义都抓住了人类认知系统的同一组易感点,从而发生效力,但他们用来抓住它的东西,以及抓住之后的行为表现,是可以大为不同的,并且,在具体解释特定的集体行为时,还会用到其他的因素和机制,并非一张万能膏药到处贴。 4)当然,可能我错了,不同集体主义所抓的点可能是不同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并未感觉到需要引入另一种易感性(除了狩猎团伙所培育的那种)来解释某些集体行为。
饭文#I1: 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辉格
2010年1月6日

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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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辉格
2010年1月6日

胡舒立带领近乎全班人马从《财经》出走,已成为新闻界轰动一时的大事,现在,业界两个月来的期待和揣测终于有了答案:她的团队已入主《新世纪周刊》,并迅速推出了首份试刊。

这一事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胡舒立的团队在整个充满周折和不确定性的变动过程中,能够始终保持凝聚力和工作状态,从财新传媒开业、中大聘任、“我们网”开通,直至最后新刊揭晓,始终保持热度并处于聚光灯之下,一个团队能做到这样,着实令人惊叹。

这当然归之于胡舒立的个人号召力和组织力,和她作为新闻巨子对群众眼光的调动能力;然而,除了这些个人因素之外,突出的团队凝聚力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或者说,我们的产业环境和企业发展程度,是否处于一种团队优势于企业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了当年乐百氏的故事,何伯权和他的五人团队出走之后,乐百氏便一蹶不振;在后来的达娃之争中,也可清楚的看到团队与企业的关系,达能奈何不得娃哈哈,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宗庆后对营销团队的有效控制,若逼退宗氏,达能只能拿到一个乐百氏式的空壳。

随着第一代创业完成,产业走向成熟,资本化和金融化快速发展,投资与经营日益分离,职业经理人兴起,这一系列并行交错的进程中,乐百氏式的故事反复上演;团队强势,莫非是这一阶段无可回避的特点?抑或是制度环境和资源禀赋使然?这值得投资者们细加思量,因为团队与企业冲突所带来的风险,多半要由他们承担。

在经济学家看来,企业无非是完成某种生产所需的一堆资源,经由交易或契约关系而组合在一起,而企业家的工作,是为特定生产找出恰当的资源组合,然后从市场上买来或租来这些资源从而实现这一组合;从这一角度,看不出团队离合会带来何种冲击,缺什么花钱买呗。

而在组织行为学看来,企业和团队都是一种目的性组织,一群抱有各自目标的人,经由恰当的激励和控制机制组合在一起,其行为被该机制引向一个共同目标;企业的每个雇员,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规划、事业追求和收入期望,进入企业,是因为他相信能在这个组织中实现自己的目标;问题是,他的这种信心托付给了谁?

如果他所信任的是具体的个人,那么他只是跟着老大混的团队人,而不是企业人,如果企业的重要雇员都是跟着老大混的,那么实际上存在的组织就只是团队,企业不过是一堆东西;所以,只有当组织目标和相应的激励控制机制都实现非人格化之后,企业才能成为一个可自我持续的有机组织,一个铁打的营盘。

在现代企业兴起之前,除了家族和教会之外,能够实现非人格化的组织非常罕见,绝大多数越出家庭的人都是跟着老大混的;所以,在企业历史尚短的中国,团队强势似乎并不出奇;试想,如果一个企业的目标完全与老大个人目标重合,重大决策都是老大说了算,奖金提薪升职老大做主,组织内地位依你与老大的亲密程度而定,那么,你们当然都是老大的人。

由于市场所依赖的会计核算和民事责任都以企业为界,如果企业不能压倒团队,便难以进入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价值也无法充分实现;然而,非人格化对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决策机制与个人目标脱钩,激励机制与个人关系脱钩,团队合作与私人友情脱钩,这些都需要大量细致的管理制度来实现。

其次,非人格化也有待人力市场职业素质的提高;所谓职业素质,并不是指个人水平有多高,而是指职业能力的标准化,即,一个陌生人能否在缺乏私人交往史的条件下,容易的判断你是否能胜任某个岗位,这意味着,只要把你放进那个岗位,无论企业背景、业务模式和同事状况如何,你都能顺利开始工作。

目前的国内人力市场远未满足这一条件,我估计,跨国公司为了达到这一点,宁愿为相似的岗位支付三到五倍的薪酬溢价;若做不到这一点,雇员的职业能力只能由同事和上司通过实际经历来识别,而这些私人知识是无法传播和分享的,结果就是团队锁入:当你获得相当职业成就之后,却发现再也离不开老大了,你的能力专长品性成就只有老大了解并赏识,也只有他知道怎么用你,离开他你就是张白纸。

上面两点都是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然而我们还面临一个制度性障碍,或许正是它妨碍了企业的非人格化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缺乏产权保障,没有安全感,随时面临来自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准入管制、清理整顿、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甚至国有化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们必须留一手,随时准备金蝉脱壳,而团队恰是他们留得青山在的避风途径,公司可以被关门,牌照可以被注销,团队却可东山再起。

哀文#6: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抵御灾难的能力

(按:这篇我原本是打算被毙的,能基本完整的被发表,还须感谢编辑)

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抵御灾难的能力
辉格
2008年5月28日

1. 灾难的社会心理学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稳定的认知,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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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篇我原本是打算被毙的,能基本完整的被发表,还须感谢编辑)

社会组织结构及其抵御灾难的能力
辉格
2008年5月28日

1. 灾难的社会心理学

像大地震这样的突发灾难,对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打击,其程度仅仅用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数额是难以衡量的。中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人数超过过去30年的任何一次自然灾害,但是突发性自然灾难带给人们的惊恐、痛苦和绝望,却远远超过交通事故。

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平稳的继续,乃是基于每个人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拥有稳定的认知,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期待太阳明天还会升起,门前的那条路明天还在那里,早晨醒来时还会躺在昨夜睡下的那张床上,从生活经历和言传身教中习得的经验让我们对自然有着稳定的期待,让我们相信存在着某些可以为人所知的自然律。

类似的,我们所以能和他人一起生活于同一个社会,和谐相处,也是基于对他人的行为也有着稳定的期待,我们可以相信朋友见面时还会认得我,可以相信售货员接过钱后会拿东西给我,也可以相信如果我在大街上被殴打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我们相信周围人的行动和社会的运行依循着某些规则和法律,正如自然界的运动依循着某些自然律。

然而灾难却可能打破这一切。天灾以其暴虐冲击着人们的常识系统,把人们从未想象过的场景和从未料到的变化强加在他们眼前,把他们投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如此打击会让人陷入巨大的惊恐和无助,感觉手足无措,同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也会让他们对原有社会规则的维系失去信心,进而他们自己也不再遵循这些规则。因此在古代,自然灾难往往伴随着社会动荡,而后者所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常远远超出天灾本身。

现代的科学与教育进步,增强了人们在面对狂暴自然时的自信,同样,现代政治文明、社会组织和灾难应对机制的进步,也增强了人们中在巨灾中维持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能力。然而,这些进步远未彻底消除灾难的社会心理后果和由此带来的混乱、无序和救援与重建障碍。尤其对于我国这样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让社会秩序在灾难中得以良好维系,以最大程度保持灾后秩序,发挥灾区自救潜力,保证外部救援力量和物资的顺利进入和分发,以求将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仍然是一个有待探索和改进的领域。

2. 灾后的秩序重建

天灾带给个人的第一个心理后果就是人格的急剧收缩,在无法抗拒的自然面前感觉自己非常渺小和无助,常常陷入一种类似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状态(只不过凶狠的绑匪换成了暴虐的自然)。此时,他首要的需求是寻找可以依赖的庇护者,宗教信徒通常会向他的上帝或神灵祷告,但实际的帮助只能来自俗世。

家庭总是最受信赖的,其次是亲友、邻居和同事,但灾难往往造成家庭破碎和亲人离散,交通和通讯中断又会阻碍友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当人们无法从私人关系网络中寻得依靠时,便转向社区、地方组织和当地政府,而在严重的灾难中,这些功能组织和政府机构也常遭破坏,比如本次大地震中,许多学校和政府主要负责人遇难或受伤,办公场所遭毁坏,一时无法履行其职能,此时,人们只好转向更高级的组织和政府,或等待外部救援力量。

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赖时,他们对于这些依赖对象的信赖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的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很明显,理想的情况是,大多数人能在较低的层次上找到可靠的依赖,而不是把大多数需求推向上级和外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行。

危险也在于,如果人们未能及时的从其所及范围内寻得依靠,而又缺乏自我组织的能力,便可能转向某些非良性的临时组织,这正是古代灾后危机的根源。在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心理状态下,人们很容易受到裹挟操纵而做出其在正常状态下不可能做的破坏性甚至反社会行为。当然,这样的危险在拥有强大政府的现代社会中已得到遏制,但并未完全消除,在小范围内仍可见到,本地地震灾区也已发现个别抢劫团伙。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很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充分发挥了社区和乡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能力的社会,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最大程度的让灾难中的人们从最接近他的底层寻得依靠,从而把尽可能多的伤痛、匮乏、迷茫和抱怨留在底层和局部得以解决,这样的社会组织结构将是最稳定的,可以最好的帮助灾区度过困难、重建生活。

3. 自下而上,还是金字塔?

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众多经历了现代化改革和社会变迁的国家,比较了它们在此过程中的社会稳定性,最后,他用社会组织化程度和社会动员程度两个变量来解释各国社会稳定性的差异,他发现,当社会动员程度较高而组织化程度较低时,便容易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组织化发展进度越是先于民众参与热情的高涨,现代化过程便越是平稳。

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来更好的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无论对于灾区还是国内其他地区,突发灾难无异于一道总动员令,人们或被动(对于灾区)或主动(对于非灾区)的被从日常生活轨道中调动出来,投入到规模巨大的自救、救援和重建活动中。此时,一个自下而上良好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便显得十分重要,而缺乏这样的结构,将使局面要么陷于僵化和低效率,要么变得混乱而无组织。

人类社会能够达致目前的文明水平和复杂程度,端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随着合作日益深入和广泛,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从家庭、家族、部落、村社、城邦到国家,从作坊、行会、工厂、企业到股份公司,从私塾、学校、医院、修道会、互助社、童子军到慈善基金会,这些形形色色、具有各自宗旨和功能的组织,相互交织,将成千上万的人维系在一起,构成了庞大复杂的社会。

个体每时每刻从他身处的社会合作网络中获取信息、达成交易、寻求帮助,他们由此也获得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离开这些,我们的生活将跌回石器时代。古代中国,县以下没有政府机构,即便是县衙通常也只有区区几十号人,社会秩序得以维持,是因为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时刻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网络,家族祠堂和地方士绅通常为乡村生活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在城市,工商业行会起着类似的作用。西方也是如此,社区教堂、本堂神甫、乡居贵族、慈善组织和行会,在公共生活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完全取代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是对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广度的巨大扩展所作出的必要反应,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传统自发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已经切身体会了这种结构的僵化和无效率,也认识到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它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

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用系统论术语说,它缺乏鲁棒性,即在遭遇外部干扰时保持稳定的能力。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

当面临灾难、战争和突发事件时,这样的后果是难以承受的。军队就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应该让每个战斗单位都能在与上级和友军失去联系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战斗能力,为此,军队在平时就会注重培养各级军官的独立领导能力和个人权威。借助军衔制度,军人甚至可以在编制被完全打散后得以重新组合,继续战斗。

当然,社会不是军队,而通过层层依附关系组织起来的等级结构是封建时代的特征,不再见容于高度流动性的现代社会。幸运的是,现代社会发展出了更丰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先于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而我们自己,也正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并取得进展。

4. 自我组织和地方性权威

虽然家族纽带日益松散,但在乡村,人们组织村委会、选举村长,自行管理公共生活;在城市社区,人们组成业主委员会,聘请物业公司,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旧时僵化的土地承租关系瓦解之后,人们创建了大大小小的企业来组织经济活动,而企业又通过供应链和同业协会联系在一起;生活中,人们按各自兴趣爱好组成俱乐部、联谊会和利益共同体,而学校、图书馆、文体协会和专业学会,也为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提供了空间。

所有这些,在平时维系着社会分工和交换网络,而当灾难降临时,便成为人们可以依靠的庇护所。基层自发组织在平时是个体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而在灾后,也是外部救援力量发挥作用的重要依靠。巨灾常常会使许多村镇社区的政府机构陷入瘫痪,或丧失大部分行动能力,此时,其他组织的作用便凸现出来,教师和校长可以组织起学生和家长,厂长经理可以组织起员工,牧师方丈可以组织起教众,医生可以组织起护士和医疗队,消防员和退伍军官可以组织起自我救援队,另外像足球队、学生会、老年协会等此时都可发挥组织作用。这样,村镇和社区将可最大限度维持秩序并展开自救,相反,如果在平时这些组织得不到充分发展,混乱将难以避免。这次地震后,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但他们时常找不到适当的当地组织来接收和分发救援物资。相比之下,企业的组织力量这次发挥了很大作用,许多企业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对灾区员工的联络和救援计划。

自发组织能否在紧急时刻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织及其核心成员能否在平时建立起足够的公信力和权威。试想,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平时体贴师生、热心公益,对公共事务经常发表有价值的意见,当镇长在天灾中遇难时,他完全可能接替镇长职能,领导市民自救。这种地方性权威的建立,是基于他们平时对社会活动和公共事务的经常性参与,在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在主张和观点的表达和宣传中,在投票和竞选活动中,在具体事务的组织过程中,他们的品行、理念、行事方式和组织能力,获得了社区居民的了解和接受。这些平时打下的基础,让他们在紧急时刻很自然的被推到领导地位上,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本次地震中,曾发生同一地点的两支救援队伍对施救方案无法达成一致因而耽误救援的不幸事件,此时如果有一位当地权威人物在场,就可以避免这一不幸。

一些历史学家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史后发现,洋务运动之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把大量地方缙绅从乡村吸引到城市,乡居地主把土地委托给收租代理人,自己搬到城里,很多变成商人,私塾学生和教师进了城里的新式学校,秀才举人或者留洋或者进了报馆,民团乡勇投奔了各路新式军队,结果造成了乡村空心化,乡村失去了赖以维系地方秩序的社会精英,这一状况导致了此后中国农村的长期动荡。缙绅之所以不愿留在乡村,一方面是新兴城市的吸引力,但更重要的是,乡村自治没有随现代化过程同步发展。

如今,新一轮现代化进程正在展开,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多元化的自发组织连结在一起的网状社会,一个有能力在各个层次上进行自我管理的社会,将最大可能的在此进程中维持稳定,抵御天灾、人祸和战争等外来冲击。而这样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和政策为之提供宽松的空间,政府应鼓励人民参与到当地的公共事务中,应尊重地方性权威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容许民众和企业按其兴趣、职能、信仰和利益建立自治组织,政府也应就自身的政策和行政职能与这些组织展开沟通和协调。

政治家应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观念,他们需要认识到,公民自治组织不是威胁,相反,它们是政府实施政策和治理地方的依靠。这次绵竹县上百遇难学生家长因质疑建筑质量而集体前往德阳市政府要求调查处理,如果当时他们能从身边找出可信赖的权威人物,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就不必采取大规模集体行动了,而集体行动会让事情的处理过程变得更复杂更不理性,也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5. 发展形势和前景展望

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灾难中涌现了众多民间自发组织,有些是为抗灾而临时成立,而更多的则是先前就已存在,因其在抗灾中的活跃表现而为人所知,他们的活动无论在参与人数还是分布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充分展现了人们已经觉醒的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在过去一些年的长足发展。这样一次大规模社会动员,没有出现明显的混乱,并产生了巨大的效果,这便说明了公民的政治理性和自发组织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们看到,原本服务于业主和居民的社区组织积极募集捐款和收集救灾物资,各地四川同乡会相互帮助联络家人,车友会、野营协会、登山协会动员起来向灾区运送物资,心理咨询和野外急救培训班组织学员为灾区提供现场服务,甚至网络社区、QQ群和博客圈也成为动员和联络的平台。而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众多民间慈善组织浮出水面,他们先前就在默默从事着各种公益和慈善活动,不以善小而不为,通过私人小圈子点点滴滴汇集着慈悲之情,安抚着身边乏人关注的角落里的种种苦难和伤痛;一旦巨灾来临,他们又挺身而出,以绵薄之力向灾区送去帮助,他们的努力应当受到尊重,我们的制度理应为他们的发展留出空间。

岁月流逝,伤痛终将抚平,激情也将随之消退,但可以期待的是,巨灾所激发起的慈善浪潮中,一些新涌现的慈善组织将会保留下来,原有的组织将得以发展壮大,经过历练变得更为成熟。而民间组织的动员能力、道德水准和社会价值,经过这次充分展示,也将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成为反面的教训,同时,公民成熟理性的表现也将消除立法当局和政策制订者的疑虑,为自治组织的发展提供更宽松的制度和政策空间。所有这些,都会为未来公民自治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这一前景,可以让我们更有信心去面对迅速发展中的社会将注定面临的诸多矛盾冲突和不确定性,也更有信心去面对大自然的下一次挑战。

饭文#2: 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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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意味着高工资? 辉格 2008年1月15日 最近,有关中石化要涨工资的传闻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这似乎又一次证实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垄断总是和高工资联系在一起。 是的,从电力、移动、石油,到新华书店、电视台和火葬场,垄断企业总是让人垂涎和眼红,这从年轻人求职和择偶的倾向中就不难看出。 乍一看,似乎顺理成章:垄断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那里的员工自然也多少沾点光。但如果仔细想想,这里的逻辑其实有问题:获得垄断利润的是企业,它为什么要拿出来分给员工?要知道工资是成本的一部分,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多发工资就是减少利润。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用通常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与竞争性企业相比,垄断企业恰恰会降低而不是提高工资,原因是:垄断企业在获得某些产品和服务的卖方垄断地位的同时,往往意味着也获得了某些相关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买方垄断地位,而企业可以凭借这种买方垄断地位来压低工资。 比如,电表修理是门技术活儿,如果电力行业是充分竞争的,那么电表修理工的雇佣市场也将是充分竞争的,一个修理工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卖给出价最高的企业;相反,如果电力行业由一家企业垄断,那么电表修理工的潜在雇主也就只剩下一个,而修理工却有很多,这大大降低了修理工在雇佣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此处不留爷,便无留爷处了——,从而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 前几年,何氏家族刚刚结束了其在澳门的赌博业垄断权,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那么可以料想,随着澳门竞争引入赌博业,赌场发牌员的相对工资水平会提高,可惜我找不到有关数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试试。 分析看上去没错,但供电局和火葬场的高工资却是明摆着的事实,怎么回事? 莫非我们身边的这些垄断企业并不寻求利润最大化? 是的,答案就在这里,垄断利润仅仅为高工资提供了可能性,而提高工资的动力则来自别的某种东西。奥妙在于,在这个国家,我们看到的垄断企业都是国企,严格的说,国企不是企业,它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 那么,为什么垄断的国企会牺牲部分垄断利润来提高工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仔细看看国企到底是什么? 从物的角度看,国企是被一群人占据的一堆东西,这些人能从他们占据的这些东西里取得收益,收益的大小依各人在其中的地位而不同,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特定的成员,没人知道,这样的占据和获益还能持续多久。 从人的角度看,国企是按等级结构组织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等级结构,一方面,他们要利用上面那堆东西去完成上级结构交付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们被要求利用那堆东西自行维持开支和获取报酬。 这样的描述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古代的军队,在现代军事体系和后勤系统发展之前,军队便是如此行事。一支军队同样会按等级结构组织起来,同样受更高的等级结构控制,同样会被赋予一个任务,同样被要求自行利用上级划定的战区资源解决其后勤供应和官兵报酬。注意:战区并非永久性封地,同样,没人知道他们会在这里呆多久。 有了结构上如此惊人的相似,我们就不必为这两种组织(国企和古代军队)拥有相似的激励机制而惊讶了。古代军人沿着内部等级结构而升迁,国企员工也是;古代军官依靠下级的个人忠诚而执行任务,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用战利品犒赏下级来维持这种忠诚,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借助下级拥戴而晋升,国企经理也是;古代军官获得战利品就地瓜分,慷慨豪爽,国企经理也是。 改革开放以前,国企们龟缩一隅,死气沉沉,如同在京城闭门操练的御林军,鲜有战利品可分;九十年代改制之际,大批国企奄奄一息,如同在戈壁苟延残喘的驻屯军,粮草堪忧,谈何饷银;如今市面繁荣,垄断国企已将战区瓜分底定,正是论功犒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好时光。 Underst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