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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积木#1:距离与速度

权力积木#1:距离与速度
辉格
2015年11月21日

国家最初源自若干相邻酋邦中的最强者所建立的霸权,而这些酋邦则由专业武装组织发展而来;霸权当然首先来自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霸主能够轻易击败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对手,并且所有各方都十分确信这一点,因而甘愿向它纳贡称臣,也愿意在自身遭受威胁时向它求助,卷入纠纷时接受其仲裁,发生争霸挑战时站在它那一边。

然而,武力是起落消长多变的,仅凭一时之战斗力而维持的霸权难以长久,要将围绕霸权所建立的多边关系常规化和制度化,需要更多权力要素;要理解这些要素如何起源,以及它们在支撑国家权力中所履行的基础性功能,我们最好从多方博弈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利害权衡。

通常,霸主最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几种情况:1)在属邦遭受攻击时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丧失安全感的属邦可能转而投靠其他霸主,2)当一个属邦反叛并攻击其他属邦时,若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3)当足够多属邦联合协调行动发动叛乱时,霸主的武力优势被联合力量所压过。

无论何种情况,当事方对霸主行动速度的预期都是关键所在,若遭受攻击的弱小属邦预期得不到及时救援,便可能放弃抵抗而选择投降,若邻近敌邦预期能在援兵到达之前得手并及时撤离,便更可能发动攻击,若潜在叛乱者预期自己有能力在霸主赶来镇压之前连克多个属邦并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便更可能发动叛乱,而当叛乱实际发生时,那些骑墙观望的属邦,若预期霸主无力及时平定叛乱,便更可能加入叛军行列,特别是当他们原本就心怀不满,或与反叛者关系亲密,或早有争霸野心时。

所以,对于维持霸权,仅有强大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动性,能够将兵力及时投送到需要的地方,速度要比对手快;设想这样一种简化的情形:霸主甲位于属邦乙的南方60英里,敌邦丙由北向南进攻乙,位于乙之北60英里的边境哨所得到敌情后向甲和乙汇报,假如所有人的行动速度都是每天10英里,那么丙就会早于甲的援军至少6天到达乙地,假如乙预期撑不过6天,就可能早早选择投降。

但是,假如报信者每天能跑60英里,而甲的行军速度是2倍于敌军的每天20英里,加上一天的集结时间,援军仍可与敌军同时到达,换句话说,上述情境中,只要通信速度6倍于敌军行军速度,己方行军速度2倍于敌方,霸主便能有效保护属邦,若机动优势降至1.5倍,也只需要属邦能抵抗一天,或者,即便机动优势只有1.2倍,霸主也完全来得及在敌军得手撤离之前追上它并实施报复,而及时报复能力是对潜在侵犯者的有力威慑。

这虽然是简化虚构,但离现实并不太远,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很慢,晴天陆地行军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天10英里,雨天则几乎走不动,而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城邦霸主,还是铁器时代的大型帝国,机动优势都构成了其霸权的核心要素。

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战神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在其成名之战米吉多战役(Battle of Megiddo)中,在9天内将2万大军投送到250英里之外的加沙,将近3倍于常规速度;从波斯、马其顿到罗马,这些辉煌帝国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能力以2到3倍于对手的速度大规模投送兵力,同时以5至10倍于常规行军的速度传递消息。

古代行军速度慢,不是因为人跑的慢,相反,人类特别擅长超长距离奔跑,大概只有袋鼠、鸵鸟和羚羊等少数动物能与人媲美,长跑也是早期人类狩猎技能的关键,我们的脊柱、骨盆、腿骨、颈部肌肉、脚趾、足弓和汗腺,都已为适应长跑而大幅改造,运动生理学家发现,对于长距离奔跑,两足方式比四足方式更加高效节能,尽管后者能达到更高的瞬间速度。

卡拉哈里的桑族猎人经常在40度高温下连续三四小时奔跑三四十公里直至将猎物累垮,美国西南部的派尤特(Paiute)印第安人逐猎叉角羚时,澳洲土著追逐大袋鼠时,也采用类似方法;当距离超出100公里时,人的速度便可超过马;居住在墨西哥高原奇瓦瓦州的美洲土著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很好的展示了人类的超长跑能力,在他们的一项传统赛跑活动中,参赛者可以在崎岖山路上两天内奔跑300多公里。

拖慢行军速度的,是后勤补给负担,这一负担因国家起源过程中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大幅加重,原因有三个:首先,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成倍拉大了作战距离,在前国家的群体间战争中,作战者通常可以当天往返,无须携带补给品,在酋邦时代,相邻酋邦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军队也最多离家一两天,但广域国家的军队常常需要到数百上千公里外作战,短则几(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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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积木#1:距离与速度 辉格 2015年11月21日 国家最初源自若干相邻酋邦中的最强者所建立的霸权,而这些酋邦则由专业武装组织发展而来;霸权当然首先来自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霸主能够轻易击败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对手,并且所有各方都十分确信这一点,因而甘愿向它纳贡称臣,也愿意在自身遭受威胁时向它求助,卷入纠纷时接受其仲裁,发生争霸挑战时站在它那一边。 然而,武力是起落消长多变的,仅凭一时之战斗力而维持的霸权难以长久,要将围绕霸权所建立的多边关系常规化和制度化,需要更多权力要素;要理解这些要素如何起源,以及它们在支撑国家权力中所履行的基础性功能,我们最好从多方博弈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利害权衡。 通常,霸主最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几种情况:1)在属邦遭受攻击时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丧失安全感的属邦可能转而投靠其他霸主,2)当一个属邦反叛并攻击其他属邦时,若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3)当足够多属邦联合协调行动发动叛乱时,霸主的武力优势被联合力量所压过。 无论何种情况,当事方对霸主行动速度的预期都是关键所在,若遭受攻击的弱小属邦预期得不到及时救援,便可能放弃抵抗而选择投降,若邻近敌邦预期能在援兵到达之前得手并及时撤离,便更可能发动攻击,若潜在叛乱者预期自己有能力在霸主赶来镇压之前连克多个属邦并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便更可能发动叛乱,而当叛乱实际发生时,那些骑墙观望的属邦,若预期霸主无力及时平定叛乱,便更可能加入叛军行列,特别是当他们原本就心怀不满,或与反叛者关系亲密,或早有争霸野心时。 所以,对于维持霸权,仅有强大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动性,能够将兵力及时投送到需要的地方,速度要比对手快;设想这样一种简化的情形:霸主甲位于属邦乙的南方60英里,敌邦丙由北向南进攻乙,位于乙之北60英里的边境哨所得到敌情后向甲和乙汇报,假如所有人的行动速度都是每天10英里,那么丙就会早于甲的援军至少6天到达乙地,假如乙预期撑不过6天,就可能早早选择投降。 但是,假如报信者每天能跑60英里,而甲的行军速度是2倍于敌军的每天20英里,加上一天的集结时间,援军仍可与敌军同时到达,换句话说,上述情境中,只要通信速度6倍于敌军行军速度,己方行军速度2倍于敌方,霸主便能有效保护属邦,若机动优势降至1.5倍,也只需要属邦能抵抗一天,或者,即便机动优势只有1.2倍,霸主也完全来得及在敌军得手撤离之前追上它并实施报复,而及时报复能力是对潜在侵犯者的有力威慑。 这虽然是简化虚构,但离现实并不太远,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很慢,晴天陆地行军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天10英里,雨天则几乎走不动,而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城邦霸主,还是铁器时代的大型帝国,机动优势都构成了其霸权的核心要素。 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战神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在其成名之战米吉多战役([[Battle of Megiddo]])中,在9天内将2万大军投送到250英里之外的加沙,将近3倍于常规速度;从波斯、马其顿到罗马,这些辉煌帝国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能力以2到3倍于对手的速度大规模投送兵力,同时以5至10倍于常规行军的速度传递消息。 古代行军速度慢,不是因为人跑的慢,相反,人类特别擅长超长距离奔跑,大概只有袋鼠、鸵鸟和羚羊等少数动物能与人媲美,长跑也是早期人类狩猎技能的关键,我们的脊柱、骨盆、腿骨、颈部肌肉、脚趾、足弓和汗腺,都已为适应长跑而大幅改造,运动生理学家发现,对于长距离奔跑,两足方式比四足方式更加高效节能,尽管后者能达到更高的瞬间速度。 卡拉哈里的桑族猎人经常在40度高温下连续三四小时奔跑三四十公里直至将猎物累垮,美国西南部的派尤特([[Paiute]])印第安人逐猎叉角羚时,澳洲土著追逐大袋鼠时,也采用类似方法;当距离超出100公里时,人的速度便可超过马;居住在墨西哥高原奇瓦瓦州的美洲土著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很好的展示了人类的超长跑能力,在他们的一项传统赛跑活动中,参赛者可以在崎岖山路上两天内奔跑300多公里。 拖慢行军速度的,是后勤补给负担,这一负担因国家起源过程中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大幅加重,原因有三个:首先,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成倍拉大了作战距离,在前国家的群体间战争中,作战者通常可以当天往返,无须携带补给品,在酋邦时代,相邻酋邦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军队也最多离家一两天,但广域国家的军队常常需要到数百上千公里外作战,短则几周,长则数月,必须随身携带大量消耗性补给品。 其次,军队的大型化使得就地补给变得不可靠,对于数十上百人的小股部队,只要拥有武力优势,沿路打劫村落便可获得补给,但数千上万人的大部队就很难依靠这种方式,而攻取拥有大量存粮的设防城镇则会大幅拖慢行程,并为任务带来不确定性,所以,尽管古代军队很大程度上利用就地补给(说难听点就是一路抢过去),但在两个可靠补给点之间,不得不携带足够粮草。 据估算,长途行军者粮食补给的最低需求约为每人每天1.5公斤谷物,若穿越水源不足的干旱地区,还需另加2.5公斤水,按携带15天粮食(这是罗马军团的标准配置)和3天饮水算,单兵负重便达30公斤,这还没算上武器装备;因为要在外吃饭过夜,还须携带燃料、灶具、铺盖和帐篷;如此负重之下,奔跑就只能改成行走。 以古代行军效率最高的罗马军团为例,其常规行军模式是,单兵负重20-30公斤,步伐每分钟120步,每步75厘米,每天可走5-6小时(夏天长一些),合计30公里左右;当然,若放弃辎重、不考虑补给,一两天内的短途轻装奔袭可以快得多,然而对于陆地长途行军,每天30公里构成了古代军队机动性的极限,那些强大帝国的优势便在于,它们能够最大程度上接近这一极限。 构成机动障碍的第三个原因是军队的重型化,从青铜时代开始,战争就始终在向重资产方向发展,随着新型武器不断出现,装备也变得越来越重,仍以罗马军团为例,罗马方盾([[Scutum]])重达10公斤,重标枪([[pilum]])每支3-5公斤,每人配备1-2支,一套锁子甲([[lorica hamata]])约16公斤,鳞片甲([[lorica segmentata]])9公斤,这样,仅单兵基本装备就占满了20-30公斤的行军负重,其他补给品只能另想办法。 对后勤构成更大压力的是消耗性材料和重型装置,由于投射型武器日益增多,且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它们使用的耗材也大幅增加;传统猎人和部落战士虽然也使用弓箭,但通常只携带很少几支箭,重量在30克左右,但在大型阵地战出现后,连续密集齐射成为一种火力压制和近身接战之前的主要杀伤手段,弓箭手在一次战斗中常携带50-100支箭,后勤储备更数倍于此,而随着弩机的使用,箭也增大变重了,出土的秦代青铜弩箭重达100多克。 另一种单兵投射武器是投石索([[sling]]),用于抛掷鹅卵石,每颗重几百克,投掷者背囊里的几十颗弹丸将为他带来近十公斤负重;从手持式轻弩,脚踏式和腰张式重弩,重型{{床弩}},到能够发射几十公斤重箭或石块的大型扭力绞盘投射机([[ballista]]),投射装置和它们所抛掷的耗材都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装备和材料,都无法指望由单兵背负。 解决这一运输难题的最初办法是使用驼畜,主要是驴,后来还有骆驼,驴的问题是负重太小,走的也太慢,一头负重50公斤的驴每天能走25公里,但它每天需要消耗3公斤粮草,所以当行程超出15天时,有效负载就接近零了,而且它驼不了太重的东西,所以只适合于轻装队伍短程行军。 有了轮子后,牵畜逐渐取代了驼畜,牵引力最强的是公牛,据色诺芬([[Xenophon]])记载,希腊军队中一辆单牛二轮车可以拉650公斤货物,相当于13头驴,而16头公牛合力更可牵引一部6吨多重的攻城塔车;但牛的问题是速度太慢,只能以2英里时速每天走5小时,而且牛的食量很大,约为马的5倍,这就进一步减少了有效负载。 所以大部分古代军队(除了最强大的那些)行军速度难以突破每天10英里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辎重牛车拖了后腿,要突破这个瓶颈,必须用马代替牛,据计算,5匹马牵引的四轮马车,负载相当于两头公牛,而速度可提高至每小时4英里,每天走8小时,且食量只相当于一头公牛,这样,辎重车队的速度便可超过步兵。 马的问题是昂贵,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草场的地方,中世纪西欧流行多圃轮作制,草场较充裕,但据一份中世纪后期的价格资料,一头公牛13先令,牵引马10-20先令,按同等牵引力算,马价约3倍于牛价,骑乘马则更贵,约为牵引马的5-10倍;根据公元前17世纪赫梯帝国的一份文献,公牛价7.5谢克尔([[shekel]]),牵引马10谢克尔,比价与中世纪欧洲相仿。 长途征战的大军对役畜的需求非常大,罗马军团的每个8人小队([[contubernium]])共享一个帐篷、一套灶具(包括一个石磨)和一头骡子,外加专门的后勤辎重队伍所需;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在改革马其顿军队的后勤系统时,通过清理闲杂人员(家属、仆人、妓女等),并提高单兵负重,将一支5万人军队的役畜削减了6千多头,可见总数之庞大。 因为数量太多价格太贵,只有那些财力最雄厚的军队才能配备足够多马车从而消除牛车瓶颈;同时,为了尽可能避免用牛车,并节约马匹,铁器时代两位著名军事改革家马略([[Gaius Marius]])和菲利普二世都十分强调提高单兵负重,而且不约而同的将标准设定在30公斤左右,这差不多就是现代化步兵的标准负重,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军步兵负重80磅,登陆诺曼底的美军步兵是82磅;将负重向单兵转移到倾向表明,机动瓶颈不在士兵行走速度,而是后勤辎重车队。 提高机动性也需要在组织训练和强化纪律上下功夫,像罗马军团那样每天数小时负重30公斤齐步行军,需要严格的训练,每天迅速及时安营和拔营,也需要完备的组织,参加过集体旅游的人都可以想象到,一群乌合之众,哪怕只有数十人,要让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有多么困难和耗时,要让五千人的军团趁天黑之前在两小时内井井有条的完成扎营、设岗、侦查、补充燃料和饮用水……,需要很强的纪律性。 克服后勤障碍的另一个手段,是利用水路便利进行快速投送,在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比陆地快得多,而且负载越大水路优势越明显,波斯帝国动辄在几千公里的跨度上投送数十万大军,便是充分利用了地中海的便利,能够运载如此大军的船队也非常庞大,需要雄厚实力才能供养。 然而,对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型帝国,要将其军事控制覆盖境内每个角落,并且对任何要害地点皆可以接近极限的速度投送武力,终极手段是修建高速公路网,这一点只有罗马做到了,在罗马之前,各大帝国也致力于架桥修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但通常只限于开路、平整和压实等初级措施,保证道路勉强可用,但远远达不到全天候全速通行。 在公元前312年第二次萨莫奈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后的数百年间,罗马共修筑了40万公里道路,其中8万公里是精心铺设的硬化路面,有着土基、灰砂和石块三层铺设,以及路肩和排水系统,沿路设有大量路标、哨所、驿站和旅店,旅行者每隔20多英里便可找到休息和补给点地方,还有为通信兵换马的马栈。 正是这一高速公路网,确保了罗马军队可以在任何条件下以极限速度调往帝国任一角落,它构成了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其所带来的陆地机动能力,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才被火车所超越,同时,罗马大道也被商人和平民旅行者所利用,它将帝国疆域内的众多小社会连接成了一个大社会。  
超越邓巴数#6:武人的兴起

超越邓巴数#6:武人的兴起
辉格
2015年10月20日

农业出现之前,所有适龄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将打仗作为谋生之道,因为战争或暴力攻击虽可能带来各种利益——战利品、个人声誉、女人、消灭资源竞争对手,等等——,却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职业武人阶层,社会分工充其量只是在性别与年龄段之间发生。

但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从而使得战争成为一种有可能赖以为生的职业;可以说,农耕和畜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位,吸引一些人逐渐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对于有着长久狩猎历史的人类,这一生态位并不太陌生,农牧群体的生活资料只是另一种猎物而已。

不过,该生态位起初并不十分诱人,因为人类毕竟是最可怕的动物,几万年前便已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从他们口中夺食太危险了,而且人类有着强烈的复仇倾向,被攻击、特别是亲友被杀之后,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社会规范,都要求人们实施报复,实际上,血仇循环也是传统小型社会之间暴力冲突的头号起因。

但劫掠机会的持续存在,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尽管有些材料(比如黑曜石)需要从远处交换而来,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和装备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

据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介绍,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当地农民在犁地时还经常翻到;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图1】北欧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匕首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所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采用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这一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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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邓巴数#6:武人的兴起 辉格 2015年10月20日 农业出现之前,所有适龄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将打仗作为谋生之道,因为战争或暴力攻击虽可能带来各种利益——战利品、个人声誉、女人、消灭资源竞争对手,等等——,却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职业武人阶层,社会分工充其量只是在性别与年龄段之间发生。 但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从而使得战争成为一种有可能赖以为生的职业;可以说,农耕和畜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位,吸引一些人逐渐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对于有着长久狩猎历史的人类,这一生态位并不太陌生,农牧群体的生活资料只是另一种猎物而已。 不过,该生态位起初并不十分诱人,因为人类毕竟是最可怕的动物,几万年前便已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从他们口中夺食太危险了,而且人类有着强烈的复仇倾向,被攻击、特别是亲友被杀之后,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社会规范,都要求人们实施报复,实际上,血仇循环也是传统小型社会之间暴力冲突的头号起因。 但劫掠机会的持续存在,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尽管有些材料(比如黑曜石)需要从远处交换而来,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和装备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 据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介绍,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当地农民在犁地时还经常翻到;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图1】北欧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匕首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所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采用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这一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制造石匕首的燧石材料唾手可得,而青铜剑所需材料则是从数百公里外的南方经由长途贸易而来,其制造工艺也并非人人都能掌握。 【图2】北欧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剑,有些装有豪华剑柄 我们不妨从投资者或企业家的角度来考虑,武器和战争技术的发展是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他们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为那些贫穷但又渴望获取战利品的人提供装备,换取他们听从自己指挥,展开协调行动,从而组织起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队伍。 由于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的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队伍日益庞大,船只也变得更大更昂贵,到十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 【图5】维京海盗船 夏威夷群岛各酋邦的大酋长们建造的战船丝毫不逊色于维京海盗船,它基于波利尼西亚传统独木舟改造而成,将平衡浮木换成了第二独木船体,并添加了三角帆;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旗舰上,装载了20位桨手和40位战士,另一位大酋长Peleioholani拥有的一艘战舰,据说可装载160位战士,这样的大型战争装备,显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负担,而传统独木舟却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制造的。 【图6-7】波利尼西亚传统独木舟,有些带三角帆 【图3】夏威夷群岛的双体独木战船 【图4】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 盔甲、马匹、马具和战车同样昂贵,实际上,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数创新一样,这些新技术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这些创新离不开有组织私人武装的崛起,试想,假如战争仍像前农业社会那样,以分散自发无组织的方式进行,战利品谁拿到归谁,那就没人会愿意在重资产型的新技术上进行高风险投资。 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也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这一风险差异,和当代自由职业者与受薪雇员之间的差异一样。 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恰好创造了对此类机会的旺盛需求,基于经营效率上的考虑,土地财产常有着抗分割倾向,因而较多采用长子继承制,得不到土地的幼子们的一条常见出路,便是投靠一位首领,成为职业武士,首领族内的穷亲戚、孤儿、还不起债的债务人、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这条出路。 如此一来,这些权势人物便逐渐将具备战争所需技能的各种人才聚集在其身边,包括战士,武器和车船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采购关键物资的行商,还有兼任历史学家、宣传部长和情报收集者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通过为他们提供食宿、赞助和庇护,在战争中共同行动,分享战利品和保护费,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稳固的恩主-门客关系([[patronage]])。 这是早期农业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开启了社会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社会结构与秩序不再仅仅通过自发协调而产生,权势人物开始主动创建组织,实施集中式控制,这一转折,类似于管理学家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所指出的现代规模化企业取代传统个体商人的过程,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局部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协调供应链,将这些战争团队的首领称为第一批钱德勒式企业家,也并不过分。 门客制广泛存在于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在酋邦形态的社会中,统治阶层由一群通过宗族或姻亲纽带联合起来的恩主(酋长)组成,其中权势最显赫而取得霸主地位的大恩主便是酋邦首领;北欧萨迦史诗传颂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所谓国王([[basileus]])们,都是拥有众多门客的大恩主,随从或侍卫亲兵组成了其军队,相互间征战不休,争夺霸主地位。 恩主-门客关系也是早期罗马的重要社会纽带和基础政治结构,罗马城创建者罗穆鲁斯本人便是位大恩主,早先的恩主(patronus)后来成了罗马王国的贵族([[patricius]]),他们同时也是元老([[senator]])的来源;在王国早期,称呼元老的词是patres,意思是父亲或族长,与“恩主”和“贵族”同源,与此同时,那些追随效忠恩主的门客(pietas),变成了罗马的平民阶层([[plebeian]]),这一词义演变揭示了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过程:权势家族通过收容大批门客而变成政治组织,其族长作为恩主而成为该组织的首领,这些首领继而联合成为罗马国家。 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在对照分析了希腊罗马文献后发现,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凯尔特和日耳曼社会,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所描绘的公元前二世纪北意大利凯尔特人社会中,已经有了拥有大批门客的显赫恩主,但此时这些大人物与其随从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平等,每日聚宴畅饮,同吃同住,分享战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称呼门客随从的词汇也多与“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众多战士和战争首领中最富有、最成功、最声誉卓著的那些,社会结构也仍由亲属关系所主导。 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描绘情况已迥然不同,门客们对恩主唯命是从,且已转变为常年作战的职业武士,最显赫恩主的私人武装扩张到上万人规模,居住在新近兴起的城镇里,恩主们俨然已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早先的部落平等主义已不复存在。 基于门客制的新型组织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宗族结构和姻亲网络,同时又大加改造;首领们突出强调自己所在家系,并将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强加给其他支系和氏族,成为社区共同祀奉的神祗,希腊诸神连同其谱系便如此被创造了出来,夏威夷酋长们甚至阻止平民记诵家谱,结果平民往往只记得祖父辈是谁,罗马的门客则常以收养的名义被并入恩主的氏族,采用其姓氏,收养传统在罗马贵族中一直盛行到帝国时代。 恩主们在网罗门客时,也突破了宗族结构和部落边界,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个人友情成为更优先的考虑,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算计取代传统互惠关系而成为主要激励来源,亲属义务则被效忠盟誓等契约性义务所取代,战友情谊代替血缘亲情,基于职位的权力代替家长和长老权威……所有这些改变,都是走向专业化所必需,类似于家族企业在去家族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 这些武装组织最初是为了对外发动劫掠,获取战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为一股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力量;那些频遭劫掠却无力自保的群体,可能会向劫掠者定期缴纳贡赋以换取安宁,或者向其他同类组织纳贡以寻求庇护;同时,存在此类组织的群体,会因其对外劫掠行动而惹来报复,而报复通常会无差别的落在整个群体头上,这样,即便那些并未依附于武装首领的社会成员,也不得不与之建立关系,以免躺枪。 此时事情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假如部落长老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大,便可将这些武装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种军事民主制,相反,假如武装首领更强大,便可能篡夺原本由长老会议所拥有的部落政治权力而成为僭主,全面接管部落的公共事务,而其门客就成了他的统治团队。 重要的是,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武装组织,必定是有能力慑服了周边若干群体因而得以从中勒索贡赋的组织,所以他们基于纳贡与庇护关系而建立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跨部落的,结果便是酋邦的建立;尽管此前也存在跨部落联盟,但联盟是一种类似于商会的松散组织,而酋邦则是真正的企业,它将推动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走向大型化。 武装首领一旦建立起酋邦,便可凭借姻亲网络进一步强化对各部落的控制,常见做法是从各部落娶妻,并将女儿嫁给各酋长,正如祖鲁王国诞生前的情况;假如首领实力足够强大,还可将其宗族近亲安插进各部落,在夏威夷酋邦中,部落酋长都是大酋长的父系近亲,亲缘通常不远于一级堂兄弟,更低级的社区酋长则是大酋长的亲兵随从,他们都直接听从其指挥,平时照管农务、组织人力修缮灌溉系统,定期收缴贡赋,必要时有义务参与大酋长的作战行动。 在夏威夷的案例中,一个层级化的官僚系统已呼之欲出,随着武装组织之间的竞争推动武器和组织技术持续改进,酋邦的统治范围和控制能力日益扩展,由此所开启的组织和制度发展进程,将最终导致国家的诞生。 门客制所创造的武装组织,也留下了一种不可逆的遗产,在此后历史上,每当国家崩溃、社会失序之际,凡已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社会,都不会再退回到部落状态,而会在各种类似恩主-门客关系的模式下实现政治权力重组,并重建地方秩序,罗马衰亡后西欧封建体系的兴起,汉帝国崩溃后士族门阀收纳部曲荫客、拥家兵而自保的做法,皆属此类。  
超越邓巴数#2:扩张的动力

超越邓巴数#2:扩张的动力
辉格
2015年9月14日

自从人类过上定居生活之后,便开始组织起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这一趋势如此普遍的存在于各大文明中,以至给人一种印象:社会向大型化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在定居之前的漫长历史(至少占整个智人历史的19/20)中,人类社会的规模始终处于邓巴数限制之下。

社会的大型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同群体间结成的政治实体日益扩张和复杂化——从几十人的游团,几百上千人的部落,几万人的酋邦,到数十上百万人的王国——,也表现在生活在同一定居点的单一社区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在大约一万年前,文明的黎明时分,文明摇篮新月沃地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据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从大约六千年前开始,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更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

约一千年后,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出现了新巴比伦这样人口过十万的大城市,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哲学家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都市的规模和繁荣背后,是整个帝国的疆域和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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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邓巴数#2:扩张的动力 辉格 2015年9月14日 自从人类过上定居生活之后,便开始组织起规模越来越大的社会,这一趋势如此普遍的存在于各大文明中,以至给人一种印象:社会向大型化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并非如此,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在定居之前的漫长历史(至少占整个智人历史的19/20)中,人类社会的规模始终处于邓巴数限制之下。 社会的大型化趋势不仅表现在不同群体间结成的政治实体日益扩张和复杂化——从几十人的游团,几百上千人的部落,几万人的酋邦,到数十上百万人的王国——,也表现在生活在同一定居点的单一社区的规模越来越庞大。 在大约一万年前,文明的黎明时分,文明摇篮新月沃地诞生了第一批有着永久性建筑的城市,据认为是史上最古老城市的杰里科([[Jericho]]),拥有一两千居民;从大约六千年前开始,另一个文明摇篮乌克兰出现了一批拥有一万多居民的更大城市,其中包括印欧人祖先所建立的塔连基([[Talianki]])。 约一千年后,青铜时代的苏美尔人在两河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城邦,人口更达到了四五万;到铁器时代,出现了新巴比伦这样人口过十万的大城市,随后数百年,欧亚多个文明中心进入了被哲学家卡尔·雅斯培([[Karl Jaspers]])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的繁荣期,地中海世界、印度和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和巴比伦规模相当的城市。 城市的下一轮扩张伴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崛起,从迦太基、亚历山大到罗马,这些都市的规模和繁荣背后,是整个帝国的疆域和权力,而作为首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罗马的规模为此后所有古代城市设定了上限(罗马的后继者,比如长安和巴格达,规模可能略大于罗马,但差距不明显),直到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上限才被伦敦所超越。 那么,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社会规模——无论是政治实体还是聚居社区——不断扩大?考虑到这一扩张趋势普遍存在于各大洲相互孤立的文明中心,它显然不是偶然的;定居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新情况,使得社会大型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答案或许是战争。 前定居社会同样充斥着暴力冲突和有组织的群体间攻击(也就是战争),而且按冲突频率和死亡率算,其暴力程度远远超出后来的文明社会,大约1/5到1/3的男性死于暴力,游团一级小型血缘群体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霍布斯所描绘的“自然状态”,很少有经常性的政治安排能够抑制群体间冲突。 这一背景提示了,或许定居化本身就改善了相邻群体间抑制冲突的前景,有关合作博弈的研究表明,博弈双方对持久交往的预期,将增进合作意愿,预期中的交往关系越长久,合作意愿越强,假如双方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交往,或者交往关系将在某个明确时间终结,那么背叛就成为最优选择——尽管与都选择合作相比,这给双方都带来更坏的结果。 一项案例研究很好的演示了这一原理,在一战的西线战场,当战争进入僵持状态时,前沿阵地上长期对峙的双方士兵之间,逐渐达成了一种默契:每天只在固定时间例行公事式的向对方射击,其余时间可以大胆走出战壕;在协约国军方高层察觉这一情况后,为打破这种默契,迫使前线军队积极行动,采取的措施是定期调防,以避免形成长久交往预期。 可以想象,相邻关系变动不居的游动性社会(无论是游猎、游耕还是游牧),很难建立牢固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定居者却相对容易做到;这种群体间合作关系,不仅帮助他们抑制相互间的冲突,还可以联合对付外来攻击者,或对其他群体发动攻击;这种关系一旦稳定下来,便在游团之上形成了部落或部落联盟一级的政治实体。 不过,这里并不存在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因为首先,游动群体的游动程度是不同的,其次,游动路线并不是随机的,这两方面都和群体赖以生存的资源分布状况有关,当若干群体游动程度较小,或漫游路线较固定,或围绕某些关键资源而频繁持久发生关系时,他们之间就或多或少存在稳定的相邻关系,并据此而发展出一些合作性安排。 比如卡拉哈里沙漠的狩猎采集者桑人(!Kung),每当枯水期来临,相邻的十几个游团会聚拢到少数几个尚有水可取的天然水井附近,而平时他们则依靠各自巡游范围内的水源,这样的安排能够和平达成,离不开这些游团相对稳定的漫游范围和相邻关系;类似的情况,在干湿变化剧烈的热带草原畜牧者,和冬季草场高度稀缺的温带游牧者那里,也可看到。 然而,和稳定相邻关系比起来,定居农业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其影响要深远的多,那就是战争形态的改变;在前农业时代,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消灭、驱逐或削弱对方,以便为自己谋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当然还包括掳掠女性,抢劫则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没什么东西可抢的,同样,对于被攻击者,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捍卫的。 与此相应,那时的主要战斗形式是伏击和偷袭,阵地战也有,但多半是仪式性的,就像集体约架,伤亡很小(这一点常误导早期观察者,让他们误以为前文明社会是相当和平的);在伏击和偷袭战斗中,形势不利的一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逃跑,而不会组织阵地对抗;在非定居者的价值观中,逃跑无损于战士声誉,相反,死守或不利条件下坚持进攻,被认为是愚蠢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定居农业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农耕者的生计全赖于庄稼、牲畜和存粮,逃跑很可能意味着饿死,所以在面临攻击时,不得不留下来捍卫家园。 可是这样一来,攻防双方的地位就变得十分不对称:进攻者可以从容选择进攻时机和攻击对象,形势不利可以随时撤逃,因而风险较小,而一旦得手,收益却极大,而防守者不知袭击何时发生,又不能逃跑,输了失去全部,赢了却也得不到什么,而假如对方来自游动群体,连报复的机会都很难找到;这样的成本收益对比,无疑会激励出大量针对定居者的攻击。 想象一下早期农民的处境,身处一个毫无安全感的霍布斯世界,周围还有许多非定居群体,而农业生产模式所必须依赖的存量财产,正为自己引来越来越多的敌人,随着这样的局面日益明朗,如何保卫家园便成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和此后的所有定点防卫者一样,农民首先作出的反应是修筑防御工事,并采取紧密聚居模式,形成设防村寨,这样,在面临攻击时,全村男性便可迅速集结,组织抵抗。 从考古记录可以看出,最初的农业定居点都是设防的;杰里科遗址围有一道六百米长的石墙,墙外挖了壕沟;多见于黎凡特的一种村落结构,比如安纳托利亚的加泰土丘([[Çatalhöyük]]),由一群砖石房屋相互紧贴组成一个蜂窝状结构,没有侧面的门窗,也没有街道,只能靠梯子由天窗出入;门窗狭小也是上古农村住宅的普遍特征,吕宋山区伊富高人的房门狭小到必须侧身才能出入。 新月沃地还有许多村落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乌克兰发现的几个五六千年前的万人大城,包括涅伯利夫卡([[Nebelivka]])、多布罗沃迪([[Dobrovody]])和之前提到的塔连基,都是设防城市;科罗拉多著名的印第安农业村寨梅萨维德([[Mesa Verde]]),修建在一整块巨大石崖下面,这块向外伸出的巨石像一个罩子,保护了村庄的三个方向;在西北欧,许多新石器时代村庄都坐落于湖泊或沼泽中间,通过可开关的桥廊与外界相通;在没有山崖河湾江心洲等有利地势可依凭的地方,城墙与壕沟便是标准配置。 实际上,设防城镇并非像过去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文明较成熟、政治结构较发达之后的才出现的,而是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定居农业,非如此就他们无法生存下来,这一点,我们从相当晚近的历史中仍可看出端倪;在农业帝国的广阔疆域中,越是靠近农耕拓殖前线,因而面临越多来自原住民的威胁,也越难指望国家力量保护的群体,就越倾向于紧密聚居并严密设防。 比如汉族农民的拓殖前锋客家人,建造了极重防御的大型围楼,还有带围墙壕沟的棋盘式致密村寨(所谓九井十八巷),有些还在四角设有碉堡;相反,在帝国核心腹地江南,农村民居是高度分散的,通常十几户人家沿河道散列成一长串(所谓宅基),房屋的封闭性也很弱,毫无防御能力;所以讽刺的是,山水派文人所描绘的那种三两农家零星散布,鸡犬相闻炊烟相望而互不相扰的安宁和谐场面,只有在帝国权力的卵翼之下才见得到。 然而,修筑防御工事带来了非常高昂的成本,是传统小型群体无力负担的,而且定点防卫所必需的阵地对抗,也对人数提出了很高要求;因为和伏击或偷袭战不同,阵地防御的有效性,常依赖于组织严密的密集阵列;假如阵列深度为四层(这相当于典型希腊步兵方阵的一半),那么,一个150人的小型群体,其全部成年男性也最多只能排成一个宽度不足五米的阵列,即便是防御最小型的村庄,即便该村庄在多个方向上有着天然屏障,这样的规模也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一旦就地防卫成为一种经常性的需要,超越邓巴数限制而组织更大型社会,就成了定居者攸关生死存亡的迫切任务;而一旦其中一部分群体这么做了,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迫使其他群体也走向大型化,并且越来越大;因为首先,当你周围的其他群体提升了防御能力之后,保持原状的群体就成了攻击者的优选对象。 其次,也更要命的是,在一个霍布斯世界里,不存在好人与恶棍之分,每个防御者也是潜在的攻击者,出于防卫需要而建立的新型组织,同样可以用于攻击,那些未能组织起来的群体,随时可能沦为听任宰割的羔羊,这样,最终幸存下来并扩张壮大的,是那些成功实现了大型化组织的群体。 幸运的是,在最初的定居者中,至少有一部分找到了有效的组织方法,帮助他们克服了相对于游动者的攻防劣势,否则,定居农业这种生活方式就无法维系下去,也就不会有此后的文明历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译文]我们时代的和平?

Peace for Our Time?
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作者:Azar Gat @ 2012-09-20 发表于奥斯陆
译者:@Ghostmarine     校对:林翠、@Drunkplane-zny
来源: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https://www.prio.org/Peace-Address/download/PAPA%20Programme%202012.pdf

这次活动组织者建议,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问号——这样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问句为题进行演讲,我欣然同意。

你们都知道,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与希特勒达成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冲突的共识后,手握和平协议志得意满的张伯伦,向迎接他凯旋的人们所作的,正是这句承诺。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一年不到,欧洲,继而全世界,沦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之中,五千五百万人丧生。

张伯伦,连同他那把标志性的雨伞,成了一个永恒的小丑形象。而张伯伦的和平预言,就像其他类似断语一样——比如说一战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讲冷战之后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秩序”——足以引作对任何宣称战争业已消亡高论的警示。此类宣言总是难免失于幼稚,正如马克·吐温妙评报道自己死亡的新闻【编注:这句妙评是:“有关我死亡的报道过于夸张了。”】。

因此,我不会试图预言未来,未来是开放的,是遍布种种可能性的疆域。相反,我将聚焦历史趋势,通过或远或近的历史,告诉大家战争的确正在减少,和平与日俱增。我会力图阐释其中的原因,并且说明,是什么滋生了张伯伦以及上述其他人的宣言,而在现代社会之前,掌握实际权柄的政治家可不会像先知或者道德家一样信誓旦旦地下各种断语。毕竟,张伯伦之流并非完全被形势所误导。

过去十几二十年里,一些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纵观整个历史,战争分阶段减少,例如最近斯蒂芬·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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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for Our Time? 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作者:Azar Gat @ 2012-09-20 发表于奥斯陆 译者:@Ghostmarine     校对:林翠、@Drunkplane-zny 来源: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https://www.prio.org/Peace-Address/download/PAPA%20Programme%202012.pdf 这次活动组织者建议,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问号——这样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问句为题进行演讲,我欣然同意。 你们都知道,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与希特勒达成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冲突的共识后,手握和平协议志得意满的张伯伦,向迎接他凯旋的人们所作的,正是这句承诺。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一年不到,欧洲,继而全世界,沦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之中,五千五百万人丧生。 张伯伦,连同他那把标志性的雨伞,成了一个永恒的小丑形象。而张伯伦的和平预言,就像其他类似断语一样——比如说一战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讲冷战之后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秩序”——足以引作对任何宣称战争业已消亡高论的警示。此类宣言总是难免失于幼稚,正如马克·吐温妙评报道自己死亡的新闻【编注:这句妙评是:“有关我死亡的报道过于夸张了。”】。 因此,我不会试图预言未来,未来是开放的,是遍布种种可能性的疆域。相反,我将聚焦历史趋势,通过或远或近的历史,告诉大家战争的确正在减少,和平与日俱增。我会力图阐释其中的原因,并且说明,是什么滋生了张伯伦以及上述其他人的宣言,而在现代社会之前,掌握实际权柄的政治家可不会像先知或者道德家一样信誓旦旦地下各种断语。毕竟,张伯伦之流并非完全被形势所误导。 过去十几二十年里,一些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纵观整个历史,战争分阶段减少,例如最近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畅销书《人性中更好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的论述。人类战争第一次大幅减少,是因为大约五千年前,利维坦国家崛起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些地区。 就拿挪威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晚近才被开发的地区,现在看来与北欧和西欧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可挪威的战争减少现象仅仅从一千年前才开始——当然,虽然你们挪威人有着黑暗的历史,但从那往后做得还不错。 针对此课题的几项综合研究,的的确确从人类学和考古学层面,证明霍布斯对无政府自然状态的描述基本正确。而卢梭主义者的想象,即和平的原始人因为学会了农业,划分私产,建立国家,由此遭到腐蚀,这种在二十世纪中期人类学和流行文化中占主流的观点,已经被证实是无凭无据的。 卢梭主义者的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认定人烟稀少就不大可能有太多战争好打。然而,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澳洲是狩猎采集社会最佳实验室,1788年欧洲人抵达之前,那片辽阔大陆曾经遍布狩猎采集者的身影,一直未被农民、牧民,或者国家之类的概念“污染”。有证据显示,澳大利亚部族之间战争频繁。 即便在人口密度低至每35平方英里一人的中澳沙漠(Central  Australian  Desert),冲突和致命战斗也是家常便饭。很多战争的焦点是水源,后者对该地区的人生死攸关。澳洲土著手提之盾可不是用来狩猎袋鼠的。绝大部分其他地区,狩猎领地被垄断,受到狩猎采集者凶猛的保护,因为区域资源很容易就会被耗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和平著称的卡拉哈里布希曼人(Kalahari Bushmen)是卢梭主义者的研究焦点。然而,真相很快水落石出,在国家权力介入之前,该族的暴力死亡率四倍于1990年的美国,而那时美国的这项数据就已经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高且遥遥领先的了。 对加拿大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来说,人口稀少到不知道什么叫资源竞争,可即使这样,绑架女性的战斗也异常普遍,暴力死亡率十倍于1990年的美国。新几内亚高地和亚马逊流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级农业社会的大型缩微世界,两个地区都包含数以百计的部落,以及数以百计的语种,这些社会确实都揭示了类似情况:永不停息的战争和非常高的暴力死亡率。 进一步来说,人类的自然状态和生物界的一般自然状态没什么区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普遍看法是,同一个物种的动物不会自相残杀,这就让人类成为一种凶残的例外,并且滋生了这样的猜想:战争完全伴随文明的出现而产生。可是,从那时起,人们发现物种内部的动物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杀戮现象,现在每个坐在电视机前看自然纪录片的观众都能对此耳熟能详。也就是说,就这方面而言,人类的行为也不足为奇。 根据几十个前国家社会的数据,前国家社会平均暴力死亡率高达总人口的15%,男性人口的25%,活着的男人统统伤痕累累,而历史上国家社会平均暴力死亡率在1%至5%之间。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利维坦国家强制推行的内部和平所致。霍布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引发暴力死亡的最重要因素,他是对的。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历史阶段,国家权力不仅仅具有强制性,还具有极强的压迫性,所以社会经济压迫和更加安全的生活常常相伴而行,虽然这种结合并非始终如此。这就是利维坦崛起所带来的代价。 伴随国家的出现,战争死亡率大幅下降的第二点原因相对不那么明显,较少被人提及。和之前的部落群体相比,国家及其军队的规模都更庞大,往往要大得多,从而形成了一种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宏大印象。国家战争看似很大,论绝对规模的确不小。然而,主要的问题并非是绝对死亡数,而是相对死亡率,即死于暴力的人口百分比。国家状态下,恰恰由于国家庞大,相对死亡率其实是下降的。与部落群体相比,大型国家面对战争,只需要更低的动员强度,从而令更多的平民免于战争的袭扰。 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和帝国之一埃及为例。公元前十三世纪,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军在叙利亚北部与赫梯帝国爆发卡迭石战役,麾下士兵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在那个时代,这是一只规模庞大的军队。然而,当时埃及总人口约为两百至三百万,因此,这支军队最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纵观历史,对于大型国家和帝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比例,因为长期维持一支远离本土的大规模部队,涉及各种繁杂的财政与后勤问题。因此,对比小规模部落社会的全民皆兵,大型国家部队的参军率以及战争伤亡要低得多。此外,小型部落的战争和冲突中,最容易遭受损失的是女性和儿童,而埃及的平民则远离战争的喧嚣,通常也不会直面战争的恐惧。 这种相对安全,是国家出现后社会人口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在发生大规模入侵时才会被破坏。这也正是为什么内战——国家内部肆虐的战火——往往会成为最具杀伤力的战争形式,这点也曾被霍布斯清楚地认识到。因此,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规模更大、更加恢弘的战争,然而就整体而言,相对于总人口的伤亡更低。 继利维坦国家崛起之后,战争减少的第二大阶段伴随着过去两个多世纪现代工业化时代而出现。自从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战争数量和战争总体死亡率锐减,发达国家尤甚,乍听这种观点,很多人往往惊讶莫名。1945年后列强间的所谓长期和平则更多地得到承认,这其中当然应该肯定核武器这个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核武器成功地吸引了所有玩家的注意,成为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然而,早在核子时代之前,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战争便已经非常显著地减少。181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经济发达国家的战争频率降至此前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变化幅度空前。我必须强调:降至三分之一,而非下降三分之一。事实上,自1945年至今2012年,现代强权之间已共享长期和平长达六十七年之久,史上第二长的和平期则历时四十三年,从1871年普法战争至1914年一战,第三长和平期跨越三十九年,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终结至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可见,迄今为止,现代强权体系中三段长期和平全部都出现在1815年之后,前两段均早于核子时代。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绝非偶然。显而易见,如果要解释自1815年之后,战争状态整体上的减少,那么同时也需要说明,这一大潮中两段刺眼的逆流:两次世界大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过去两个世纪里,战争频率之所以开始下降,是因为战争变得太过致命、太过具有毁灭性,太过昂贵。然而这一假说很难成立,因为战争所造成的相对伤亡、所消耗的相对财富并不比以前的历史阶段更惊人或者更高昂。十九世纪作为欧洲史上最宁静的世纪,其战争程度相对而言格外温和。的确,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在伤亡方面绝对位列前茅。然而,不同于我们的直观认识,两次世界大战远非史上惨烈之最。再一次,我们需要审视相对伤亡,战争中的总体死亡率,而不是因为参战的国家多,就把数字一个个加起来。 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前现代战争的伤亡率和毁灭性并不比现代战争来得小。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16年)的头三年,罗马损失了约五万17至46岁之间的男性公民,而帝国全境该年龄段的男子一共才二十万人。仅仅三年时间,损失兵役人口的四分之一,与二战期间苏联军事死亡率相当,高于德军的军事死亡率。 与之类似,十三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所造成的伤亡和毁灭性在历史上名列前茅。据估计,中国、俄罗斯人口大幅下降,尽管估算数据颇有浮动。然而,即使按照最低值计算,也与苏联二战时期高达15%的恐怖人口损失数据相当,而中国地区的人口损失率几乎肯定远超该数据。最后一个例子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德国人口损失在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无论哪个数字都比德国一战、二战死亡率之和还高。 人们通常也认定,现代更发达的军事技术意味着更高的杀伤力和毁灭性。然而,更发达的军事技术其实也意味着更好的防护力,例如机械化装甲、摩托化机动,以及防御性电子手段。攻防的先进性通常交替上升,此消彼长。此外,我们太容易忘记,无论是犹太人、苏联战俘,还是苏联平民,二战期间被德国杀害的数以百万计非战斗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忍饥挨饿,暴尸荒野,被大量处决,而非死于什么精密的军事技术。 二十世纪发生的几次种族灭绝,与历史上更为古老的屠杀一样,都是利用最简单的技术加以实现,卢旺达种族灭绝者手中的弯刀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这一点。是啊,核武器是终极武器,其杀伤力和毁灭性的确空前。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远在核子时代之前,战争就开始减少,该趋势同样适用于核子时代的无核国家。因此,尽管二战之后,核武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军事技术也很难被视作1815年之后战争减少的原因。 说在过去二百年里,战争比以前更花钱,这也不是真的,因为还是要考虑相对于整体财富这个因素。战争总会牵扯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也是最昂贵的单项国家开支。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十八世纪法国的经济都被战争以及高昂的战争赔款所摧毁,法国甚至因此爆发革命。还有,前现代战争普遍会引发饥荒,这同样会导致死亡。因此,与现代战争相比,前现代战争既不少死人,也不少花钱,或更少毁灭性。 另一种对近代战争行为减少的解释颇有点一厢情愿,认为这是社会对于战争“态度转变”使然。也没人解释为什么这一态度转变,以及民众乐于“戒掉战争瘾”的意愿,会出现在这个历史时间点,而不是更早。毕竟,绝大多数类似佛教、基督教这样的强势道德主义都在谴责战争,千百年下来也没什么成效。这种理论是在说,人民突然就意识到战争就算不疯狂,也是很愚蠢,毫无理性可言。 对于战争的这种看法,在当今现代而又富足的世界里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想想成吉思汗,他的子孙后代盘踞东亚和中亚长达几个世纪,基因研究表明,他们加班加点,制造出占这些地区全部男性总数8%的子孙,这是何等令人瞠目的性机遇。 不要以为只有独裁者和军事贵族才能从战争中获益,我们应当谨记,古典时代靠战争发家的两大城邦国家分别是民主的雅典和共和的罗马。这两大文明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恰恰是这些政治体系中的人民能够从战争和帝国扩张中获益,所以人们拥护战争,积极投身其中。此外,纵观历史,人民常常会恐惧战争,哀悼战争,正如他们经常热情洋溢地歌颂战争的荣光,传扬英雄的伟业一样。 为了达到目的,人们会采用合作、和平竞争,或者暴力冲突等手段。每种行为策略都是精心设计的工具,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和对成功的预期交替使用。暴力并非是一种盲目的生物本能,而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精心选择的策略。这是我们行为工具箱的一把重锤,曾经总是那么趁手自如;其必要性和优越性常常能得到证明。因此,为了理解人类的选择和规范,从暴力冲突转向合作及和平竞争这样的非暴力选项,就必须理解在过去两个世纪以及最近几十年中,环境以及效费比计算方式发生了何种改变。 的确,如果过去两个世纪,战争没有变得更花钱,更具毁灭性,人们对战争态度的改变也不是从空气中蹦出来的,那为什么战争减少了,尤其在发达国家之间?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类似圣西门、奥古斯特·孔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家们便很快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意识到这是由工商业革命的兴起所引发,这一革命是自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农业之后,最为深远的人类社会转型。 首先,在世界上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地区,从工业革命伊始到现在,人均财富翻了三十到五十倍,由于人均财富呈现爆炸性增长,马尔萨斯陷阱得以克服。财富总量再也不会成为基本限制,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对财富进行分配,因此,对财富的追求渐渐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 其次,各国的经济活动不再完全自给自足,通过专业化、规模化,以及交易,国际互联性与日俱增。因此,外国的灾难有可能令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萧条,从而损害本国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最早被密尔所注意,在一战后得到完全证实,凯恩斯在1920年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批评向德国索取战争赔款时,便已经预计到了相应的后果。) 第三,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将经济活动与政治主权剥离开来,从而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从某个地区获利,不再需要对其进行政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之中,商业上的相互依赖吸引了学术界最多的关注。然而,其他两项因素的重要性也毫不承让。 因此,竞争性经济活动的收益越大,冲突发生的阻力越大,吸引力越小。并非是广为认可的“战争更加费钱”,其实是“和平更加有利可图”。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为什么过去二百年里,战争还是在发生,尽管频率低得多?首先,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张力常常盖过新兴的经济逻辑,这足以解释1815年至1945年之间欧洲绝大部分战争。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在全球不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此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经济逻辑出现倒退,起因是列强重拾保护主义政策,并随着新帝国主义将保护主义扩展至不发达地区。保护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扩张相结合,意味着新兴全球经济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国区域,每个帝国领域都会对外变得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也的确演变成为这种格局。 雪球效应由此产生,列强竞相争夺帝国殖民地。对于领土受限的德国和日本,“帝国生存空间”或“共荣圈”的需求变得极为紧迫。两次大战的种子由此埋下。进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经济自由主义的衰退,导致反自由、反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政权的崛起,而这种反自由、反民主势头的崛起,又反过来使经济自由主义更加衰退。二者的相互作用,便催生出一种暴力信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1945年之后,大战出现的概率进一步减少。在此期间,核武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由贸易的制度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快速且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自由民主的传播同样功不可没。的确,尽管在工业时代,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一样不怎么打仗,但自由民主政体才更符合和平的主旋律。 由于国内专制高压,非民主国家对外用兵更加自然。相反,自由民主社会内部以和平、法律仲裁关系为主导,因此人民往往希望将同样的范式应用于国际事务。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宽容的社会中,人民也就越来越容易包容别人的观点。尽管民主国家最初也是庞大的帝国,然而随着提倡自由、法律平等、以及国内政治参与等理念的深入人心,自由民主国家便会发现,在没有得到外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统治,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由于珍视生命、自由,倡导人权,当试图推行压迫统治时,自由民主国家变会陷入被动。进而,在自由民主社会,个人生命和追求幸福的价值被认为远高于集体价值,在战争中牺牲生命正在越来越多地丧失其合法性。只有在极少数正式而实用的情况下,战争才具有合法性。同时战争被广泛地厌恶,不受大众欢迎。 这种不断深化的潮流和共识简直就是奇迹。其最耀眼而广受世人所认可的成就便是民主国家间的和平。随着自由化、民主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深入,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降至零点,它们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就可能发生的军事纠纷而对另一个民主国家进行军事准备。历史上第一次,曾经是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之内在特性的邻国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编注:安全困境也叫霍布斯陷阱,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当你附近出现一个有能力对你进行打击的邻居,而你又无法确信其善意,就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要么增强防御,要么先发制人,同样的逻辑在对方也成立,结果要么是直接导致战争,要么引发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而后者在力量失衡时同样导致战争。这一困境提示了,即便各方最初都无意攻击对方而只是想自保,霍布斯状态下战争也难以避免】不复存在,尤其是在北美、西欧这样世界上最现代化、最自由民主的地区,和平得到实现。 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前社会主义政权汇入全球资本经济的大潮之中,东欧、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快速增长与民主化结伴而行,发达国家爆发大战的前景变得愈加遥远。战争的地缘中心从根本上发生了转移。世界上现代化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变成了“和平区”。战争现在主要限定在不发达地区,即世界的“战争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在了后面,其相应的副产品就是时不时地打来打去,有时还会和发达国家开战。 1945年后,国家间战争大幅减少的同时,国内战争有所增加,所以有人就信誓旦旦,说战争并未减少,只不过形式有所转变。就好像说有个什么暴力守恒定律,规定暴力总数为一个定值。然而,这是一种误解,源于对材料的无差别诠释,就像有句谚语里说,平均两寸深的湖水也能淹死人。 现实中,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所以,国内战争同样出现了国家间战争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由于具有更强的共识性、多数代表性、包容度,以及在和平分离方面更大的合法性,现代化的、经济发达、自由民主的国家,实际上已不会发生内战。 相反,不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发生内战。这样的国家,往往民族四分五裂,中央政府软弱无力,于二战后去殖民地化并独立建国,从而造成全球范围的内战数量增长。因此,无论是国家间战争还是内战,均主要出现在世界上不发达或者发展中地区。如果考虑到这些地区终将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尚且光明。 说了这么多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战争大幅减少,和平播撒人间之后,应当强调,这些巨大的改善或者说正在改善的条件,并非完全确凿无疑,不足以确保人类免于大规模战争的阴影。随着世界新秩序被世界新无序威胁,冷战后的欣快时光恐怕会转瞬即逝。发达国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很低。然而,1989柏林墙崩塌后,基于资本主义和民主胜利的那种深刻的变革感,已备受侵蚀。 或许,最重要的改变就是非民主资本主义强权的回归,这种政体自1945年德国、日本被击败之后就长期缺席于国际社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经历了大发展和工业化,已经演变为专制资本主义,这将成为改变全球平衡的最重要因素。还有俄罗斯,褪去后共产自由主义之后,正逐渐成为一个独裁国家。这些国家是否能够随发展而最终实现民主化,大概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问题。 早在当前这轮经济大衰退开始之前,我就曾经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历史的教训并不明朗,并非进步主义者——例如最近,也是最有名的福山——所深信的那样具有必然性。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专制强权更加自信。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民主的失败而导致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极权的崛起之后,全球霸主和民主资本主义遭受无与伦比的一记重拳。 有人希望,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会演变成一场灾难。然而,国家驱动和民族资本主义专制的诱惑的的确确增加了。与此同时,二十世纪民主胜利的支柱——虽然世人一贯对此有所低估——美国势力正在经历相对衰退,尽管或许不会像某些人预想的那么严重。 新资本主义专制势力分享了“发展、开放、贸易、资本”的和平,深深地整合进了世界经济之中,但却没有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因此,在该系统中,避免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就显得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损害经济,还因为避免保护主义可以防止出现抢夺市场和原材料的风潮,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正是这些行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帝国保护主义和国际纷争。 即使前景并非如此暗淡,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专断跋扈的势力,就算不会变得具有十足的侵略性,也会像超级强权那样四处秀肌肉。民主和非民主势力或许多少可以和平地共存,出于相互的恐惧和疑虑彼此戒备。然而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前景,更具对抗性的关系、意识形态方面增强竞争、潜在和现实的摩擦、军备竞赛加剧,甚至启动新一轮的冷战。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全球专制政权的支持——最明显的就是叙利亚和伊朗——或许只是将来局面的牛刀小试。 战争减少的第二个明显反例是,过去二十多年里局部战争不断上演,这些战争大部分由美国连同其北约或其他盟友发动,但对手却十分落后,跟现代化民主化几乎沾不上边。反叛乱战争格外吸引到大量关注和批评,而且确实构成了一个难解之谜。超级强国能够轻而易举地碾压最为强大的敌对国家,然而却在世界上最贫穷积弱的地区面对武力孱弱的对手一筹莫展。 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种困难并非普遍难题,而一边倒的出现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之所以遇上这样的问题,恰恰因为他们是自由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行为招致了大量的批评非议,其中有些并非无理取闹,这或许可以看作民主的荣誉而非包袱。 历史经验表明,粉碎叛乱就需要无情地压迫平民,这令自由民主国家越来越难以接受。前现代国家,以及现代独裁国家和极权国家,就不会为使用这些手段而感到困扰,而且总的来说,他们的压迫行动相当成功。 压迫,是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基石。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低的成本维持统治,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毫无忌惮地推行无情压迫,就拿英国来说,直到1857年还在镇压印度叛变。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观点深入人心,尽管表面上风头无两,民主帝国其实已时日无多。 转入二十世纪,大英举步维艰,最终在南非达成和解,从爱尔兰撤军,这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帝国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几乎被世人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二战后,去殖民化大潮仅仅发生在自由民主帝国之中(以英国和法国为甚)。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意压力的非民主帝国,要么像德国和日本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要么在独裁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和平解体,例如苏联。 质疑者或许会说,当年纳粹德国面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游击队同样一筹莫展。但是,如果德国赢了二战,就能向各种争议地区派遣更多军队,其种族清洗手段也能大展神威。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是另一个鲜明的反例,但阿富汗是个例外,位于苏维埃帝国统治系统之外。 车臣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而且前因后果一目了然:运用大规模放逐手段的斯大林苏维埃铁腕统治是最残忍也是有效的,九十年代的自由俄罗斯最为温情脉脉,也最无效,而普京制下的独裁俄罗斯介于二者之间。 值得留意的是,在苏联和东欧内部压制反对声音确实更加容易。实际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成功叛乱样本,在遭受严重的选择偏差之后,完全被扭曲了,有点像福尔摩斯说的,“一条不叫的狗”——独裁的铁腕下,帝国内部万马齐喑——我们看到的只是最突出的、最具故事性的案例。同样的情况适用于中国,那里成功地对藏人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进行长期压制,只要中国一日不民主,这些镇压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人们指责阿萨德在叙利亚的统治残暴,平叛无功。叙利亚的悲剧至2012年的今天已经持续一年半有余,据估计两万多人因此丧命。然而,1982年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哈马城起义时,老阿萨德在三天时间就制造出数量与此相当的尸体。由于害怕外国势力介入,小阿萨德不能像他的父亲那样肆无忌惮。而普京的俄罗斯也没能全盘承袭其前任苏联的那种超级力量,那种东西已经怅然消失了。 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所作所为就神圣得无可挑剔。无论是由政治军事当局实施的暴力,还是军队的恣意妄为,都会无差别地针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自由民主国家严格限制针对平民的暴力,这构成其法律规范标准。尽管很多——或许是绝大部分——违反这条标准的暴力行为都未经报道,但那些已经被自由媒体捅出来的案子,还是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根据历史纵向比较和国家间横向比较可知,所有这些措施,极大限制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压迫能力。 要想取得反叛乱战争的胜利就非得残忍无情的观点,其对立面正是近代自由民主宣传中所认定的 “赢得民心”。诚然,施以恩惠、与之合作,展现出令人愉悦的“软实力”,至少赢得被征服社会精英阶层的民心,是帝国“绥靖”政策的中心环节。然而,天鹅绒手套总是罩着一只铁拳,当机立断粉碎本地抵抗,毫无疑问依然是异国统治的终极手段。“赢得民心”确实已成为维持外国社会和平的脆弱而昂贵的指导方针,但那只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武力碾压这些社会的能力。 尽管存在无可辩驳的残忍行为以及政策错误,民主国家的反叛乱战争史依然可以算作其高贵品行的明证。对别国的人道主义干涉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上述棘手问题,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这些干涉。而且,对外干涉逐渐增多,也是为了应对笼罩在战争减少大势上的另一团阴影——非传统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大规模恐怖袭击,这起事件成为划时代的界标,并非由于恐怖活动本身,而是一个可怕的征兆,预示着一个晦暗的未来。那就是非传统恐怖主义采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威胁:核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化学武器。其中,化学武器威胁最小,再成功不过的化学武器顶多杀伤数千人。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要大几个数量级。 基因解码和生物技术方面革命性的突破,大大提升了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和易用性。实验室培育的一株剧毒的细菌或病毒就能够造成与核弹相当的伤亡,更不用说经过特殊选育、尚未出现免疫的超级细菌了,而恐怖分子要搞到这些生物武器远比核弹容易。幸运的是,相对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恐怖分子无法生产核武器。当然,他们可能从那些能够生产核武器的国家获得。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原本属于国家级别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和原料向下流动。核技术流入低安全标准、高度腐败的国家带来的最严峻风险就是与日俱增的泄密危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这位掌舵巴基斯坦核弹项目的负责人把核武器秘密卖给了大概十多个国家。 而且,世界上不发达不稳定的地区也有可能陷入分裂和无政府状态。一旦国家政府崩溃,无政府状态取而代之,谁能确保这个国家的核武库安全无虞?这方面,巴基斯坦再次成为一个值得再三讨论的案例。其实,前核武器超级大国苏联的崩溃就是未来威胁的典型模式。出于上述诸多原因,恐怖分子购买、偷窃、抢劫,甚至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已经大幅增加了。 007这种类型小说里老生常谈的威胁世界的个人和组织,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今天这个时代,无需变得强大就可以给世界重重一击。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就是基于确保相互摧毁,而这对恐怖分子而言毫无意义,正是他们,而非国家政权,更乐于使用终极武器。与超级大国在冷战中形成的规范不同,恐怖分子所获得的非传统能力非常实用。一旦存在可能,就很难看到什么东西会制止这种事在某时某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尤其对于生物技术,潜力确实存在,并且正在逐渐扩大。 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问题,不存在简洁明快的解决方案。防止核扩张,追剿恐怖分子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但是很多国家要么主动抵制,要么作壁上观。外界军事干预极具争议,充满种种困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编注:从上下文看,似乎是指核扩散这件事】,对核武装的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就成了以色列或美国手中可以打出的一张牌,进而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涉及世界主要力量的战争。 防御策略基本与先发制人一样问题丛生,对民主国家尤甚。对嫌疑犯的超期羁押意味着异乎寻常的法律程序,繁杂善后处理方法,对民众的监视监听,和其他侵犯隐私的行为,这正是民主国家舆论热火朝天讨论的、法庭上唇枪舌战的话题。涉及反恐战争的进攻和防御两方面议题时,讨论便带有了苦涩的意识形态和义愤色彩。然而,非传统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也将长期存在,此事绝难善罢甘休。 我们无疑正在经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这是充满喜悦且有着深厚基础的和平大潮。然而,至少自1945年以来,现在是最危险的时代,因为人类第一次具有彻底摧毁自身的能力,即使个人和小团体也能够制造大规模的伤亡,毫无疑问。 众所周知,只要不和未来进行对照,预测就很准。即使最为基础的历史趋势,也会随时间改变方向,产生不同寻常的相互作用。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只能希望,尽管小有起伏,整体趋势依然是确保并且深化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虽然海里的鲸鱼们可能会反对,我们还是希望整个世界都能更像挪威一样。 (编辑:@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译文]中东乱局背后的冷战者

Iran and Saudi Arabia’s cold war is making the Middle East even more dangerous
伊朗和沙特的冷战让中东局势变得愈加危险

作者:Zack Beauchamp @ 2015-3-30
译者:Veidt(@Veidt)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Vox,http://www.vox.com/2015/3/30/8314513/saudi-arabia-iran

2014年一次阅兵中的沙特特种警察

Prince Saud al-Faisal, Saudi Arabia’s foreign minister, was incensed enough over what was happening in Syria that in a 2013 press conference alongside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he declared, “I consider Syria an occupied land.”

沙特外交大臣Saud al-Faisal亲王【译注:已于此文发表后不久辞职】对叙利亚局势感到异常愤怒,在2013年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共同出席一次新闻发布会时,他甚至宣称:“我认为叙利亚已经被占领了。”

The occupier, he said, was Iran, which had sent military forces to fight alongside of those of besieged Syrian leader Bashar al-Assad.

他说,占领者就是伊朗,当时伊朗已经派出军队与被反政府武装围困的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并肩作战。

“How can a neighboring country that’s supposed to uphold good relationships get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and help one side over the other?” he asked.

“一个本该与邻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家,怎么能卷入一场邻国的内战,并在其中帮助一方与另一方作战呢?”他问道。

It’s amazing Prince Saud managed to ask his question with straight face. Saudi Arabia was also ta(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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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an and Saudi Arabia's cold war is making the Middle East even more dangerous 伊朗和沙特的冷战让中东局势变得愈加危险 作者:Zack Beauchamp @ 2015-3-30 译者:Veidt(@Veidt)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Vox,http://www.vox.com/2015/3/30/8314513/saudi-arabia-iran

2014年一次阅兵中的沙特特种警察

Prince Saud al-Faisal, Saudi Arabia's foreign minister, was incensed enough over what was happening in Syria that in a 2013 press conference alongside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Kerry he declared, "I consider Syria an occupied land." 沙特外交大臣Saud al-Faisal亲王【译注:已于此文发表后不久辞职】对叙利亚局势感到异常愤怒,在2013年与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共同出席一次新闻发布会时,他甚至宣称:“我认为叙利亚已经被占领了。” The occupier, he said, was Iran, which had sent military forces to fight alongside of those of besieged Syrian leader Bashar al-Assad. 他说,占领者就是伊朗,当时伊朗已经派出军队与被反政府武装围困的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并肩作战。 "How can a neighboring country that’s supposed to uphold good relationships get involved in a civil war and help one side over the other?" he asked. “一个本该与邻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家,怎么能卷入一场邻国的内战,并在其中帮助一方与另一方作战呢?”他问道。 It's amazing Prince Saud managed to ask his question with straight face. Saudi Arabia was also taking sides, providing large numbers of weapons to rebels in Syria, some of them Islamist extremist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onflict's downward spiral. 但Saud亲王能如此理直气壮地问出这个问题本身也很令人惊讶。沙特阿拉伯同样在叙利亚内战中有着鲜明的立场,他们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了大量武器,而这些反政府武装中有一部分是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是将冲突引入恶性循环的重要推手。 Syria had become more than just a civil war: it was a proxy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Saudi Arabia, both of which were escalating the war in their effort to combat each other. 叙利亚所经历的动荡已经不只是一场内战,它成为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一场代理人冲突,在与对方的较量中,双方都不断地将战争升级。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Saudis and Iranians have supported opposing political parties, funded opposing armies, and directly waged war against one another's proxies in Lebanon, Bahrain, Iraq, Syria, and Yemen. While they did not create the crises in those places, they have exacerbated them considerably. 在过去十年间,沙特和伊朗在黎巴嫩、巴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这些国家分别支持着相互对立的政党,为对立的武装提供资金,并且直接操纵代理人向对方的代理人发动战争。虽然这些国家的危机并不是他们直接造成的,但他们却大大地加深了这些危机的严重程度。 Driven by power politics, and fueled by Sunni-Shia sectarianism,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powers — often called the Middle East's cold war —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elements defining Middle Eastern politics today. 在强权政治的驱动下,加上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斗争,伊朗和沙特这两个中东大国之间的冲突——通常被人们称为“中东冷战”——已经成为主导当今中东地区政治局势的最危险因素之一。 As the 2003 Iraq invasion and the uprisings of the Arab Spring have upended status quos across the region, both Saudi Arabia and Iran have rushed in to shape events to their benefit — often at the cost of worsening instability and violence. The more the Iranian-Saudi rivalry escalates, the worse the region is likely to get. 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和“阿拉伯之春”的动乱打破中东地区原有秩序之后,沙特和伊朗都在努力试图根据自身利益塑造地区事务——而代价通常是让该地区变得更加不稳定,让暴力活动加剧。伊朗和沙特的敌对关系越是升级,中东地区的状况就可能变得越糟糕。 Iran and Saudi Arabia are fighting for supremacy of the Middle East 伊朗和沙特争夺中东地区霸权

1979年,德黑兰,一位支持革命的妇女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is, at its core, a competition going back years for power and dominance across the Middle East. 沙特和伊朗之间敌对的核心是双方多年以来对整个中东地区政治权力和主导权的争夺。 "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 predates the Arab Spring by at least half a decade, but increased Iranian influence in the Arab world dates back even longer," F. Gregory Gause III,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exas A&M, writes. “这场新的‘中东冷战’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之前已经持续了至少5年,而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上升则可追溯到更早以前,”德克萨斯A&M大学的国际关系教授F. Gregory Gause III 写道。 After Iran's 1979 Islamic revolution toppled the pro-Western shah, the new Islamic Republic established an aggressive foreign policy of exporting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ttempting to foment Iran-style theocratic uprisings around the Middle East. That was a threat to Saudi Arabia's heavy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perhaps to the Saudi monarchy itself. 在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西方的国王之后,新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制定了一项旨在输出伊朗革命的激进外交政策,他们试图在整个中东地区煽动伊朗式的神权起义。这对于沙特阿拉伯长期以来在中东地区建立的巨大影响力是一个严重威胁,甚至威及沙特王室本身。 "The fall of the sha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ilitant Islamic Republic of [founding leader] Ruhollah Khomeini came as a particularly rude shock to the Saudi leadership," University of Virginia's William Quandt writes. It "brought to power a man who had explicitly argued that Islam and hereditary kingship were incompatible, a threatening message, to say the least, in [the Saudi capital of] Riyadh." In response, Saudi Arabia and other ultra-conservative Gulf monarchies forme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GCC), an organization initially designed to counter and contain Iranian influence. “伊朗国王的垮台和鲁霍拉·霍梅尼建立的好战的伊斯兰共和国对沙特在中东的领导地位造成了非常猛烈的冲击,”弗吉尼亚大学教授William Quandt写道。“一个明确主张伊斯兰教义与世袭君主制不相容的人获得了权力,对利雅得(沙特首都)来说,这至少是一个威胁的信号。”作为回应,沙特和其他极端保守的海湾地区君主创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该组织设立的初衷就是反击和遏制伊朗的影响力。 Iran, weakened by the Iran-Iraq war, backed off of its more aggressive attempts to remake the Middle East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But the groundwork for conflict was already laid: Saudi Arabia and Iran had come to see each other as dangerous threats. Saudi Arabia sees Iran as bent on overturning a Middle Eastern political order that's quite friendly to Saudi interests; the Iranians believe the Saudis are actively attempting to keep Iran weak and vulnerable. 由于在两伊战争中实力受到削弱,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伊朗有所收敛,不再过分激进地试图重塑中东。但是冲突的根基已经埋下:沙特和伊朗开始将对方视作非常危险的威胁。沙特认为伊朗一心想要推翻对于自身利益非常友好的中东政治秩序;而伊朗则相信沙特一直在很积极地试图削弱伊朗,让伊朗变得脆弱。 This creates what political scientists call a security dilemma: one side, fearing attack, ramps up defense spending or supports a regional proxy in order to guard against a perceived threat. The other side sees that as threatening — what if they're planning to attack? — and feels compelled to respond in kind. 这就造成了一种被政治科学家们称作“安全困境”的局面:困境中的一方害怕受到攻击,通过增加国防支出或者支持区域性代理人来防范自身感知到的威胁;而另一方则将对方的这种行为视作对己方的一种威胁——如果它们是在准备向我们发动攻击呢?——同时觉得自己不得不对此做出针锋相对的反应。 This creates a self-sustaining cycle in which both countries to take actions that are designed to make their country more secure, but end up scaring the other side and thus raising both the chances and the potential severity of conflict. 这就造成了一种自我维持的循环,双方都在采取一些旨在让自己国家变得更加安全的措施,但结果则是让对方感到更加不安,这最终让冲突发生的几率以及冲突的烈度都大大上升了。 "It's what the US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involved in" during the Cold War, Daniel Serwer, a professor at the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explains. “这就是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所卷入的局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Daniel Serwer解释道。 Serwer believes the security dilemma "is what really brings us to this point." The Saudis and Iranians see regional power in zero-sum terms: the more powerful Iran is, the more vulnerable the Saudis feel. And, again, vice versa: "The rationale [the Iranians] give themselves is very heavily defensive," he says. Serwer教授相信,正是安全困境“将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带到了今天的局面”。沙特和伊朗都以一种零和的视角看待地区权力:伊朗越强大,沙特就会觉得自己越脆弱,反之亦然。“伊朗人给自己(对沙特采取敌对态度)的理由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出于自卫,”他说道。 That's why proxy struggles in countries such as Syria and Yemen start to seem so important: Saudi Arabia sees Iran backing the Houthi rebellion in Yemen, and believes it's an initial step toward not just creating chaos in Yemen but overturning the entire regional order that is so important to Saudi Arabia's security. 这也是为何两国在叙利亚和也门这些国家通过代理人展开的争夺开始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因:沙特认为伊朗在背后支持也门的胡塞叛军,并相信伊朗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在也门制造混乱,这仅仅是伊朗为推翻对沙特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地区秩序所采取的第一步。 Iran, meanwhile, sees Saudi Arabia arming anti-Assad rebels in Syria and believes the Saudis want to deprive Tehran of an important ally,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isolating Iran and surrounding it with hostile regimes. 同时伊朗则认为沙特武装了叙利亚国内的反阿萨德叛军,并相信沙特想要除掉德黑兰的一个重要盟友,其最终目的则是将伊朗孤立起来,让伊朗处于敌对政权的包围之中。 Neither wants the other to gain in influence, so they intervene and counter-intervene. For both, the stakes seem high, so they respond with measures that feel appropriately severe to them: for Saudi Arabia, bombing Yemen's Houthi rebels and threatening to invade; for Iran, sending more troops and military advisers to Syria. This ends up escalating both conflicts further, heightening the mutual fears and, of course, increasing the suffering of Yemenis and Syrians. 双方都不希望对方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他们不断地采取干预和反干预的措施。对双方而言,其中牵涉到重大的利益,所以对于对方的行为,他们都采取了自己认为“适度激烈”的应对措施:沙特轰炸了也门的胡塞叛军,并以入侵相威胁;而伊朗则向叙利亚派出了更多的部队和军事顾问。最终这些措施让双方的冲突不断升级,同时也让双方的不安全感不断加深,当然,同时也加深了也门和叙利亚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The Iraq War and the Arab Spring set the stage for today's proxy conflict 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为双方当前的代理人冲突埋下了伏笔

伊拉克军队战士,正在美军支持下清扫巴格达由什叶派武装控制的区域,2008年

During the 1990s and early 2000s, the Saudi-Iranian rivalry was fairly quiet. According to both Gause and Serwer, that's because Iran's opportunities to challenge the Saudi-led political order were fairly limited. Tehran was just too focused on the threat from Iraqi leader Saddam Hussein. 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曾一度相对平静。Gause和Serwer教授都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伊朗挑战沙特主导的地区政治秩序的机会非常有限。德黑兰当时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了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威胁之上。 Then the US led the 2003 Iraq invasion that toppled Saddam and changed everything. Iran saw an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reliable, pro-Iran Shia militant groups (Iraq is majority Shia) and to replace Saddam with a friendlier Shia-led regime — which is exactly what happened. 之后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这改变了一切。伊朗看到了一个机会,加强可靠的亲伊朗什叶派激进团体(伊拉克人口中什叶派占多数)的实力,用一个对自己更友好的由什叶派主导的政权取代萨达姆。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事情。 "Until the American invasion of Iraq," Serwer says, "the door wasn't really open [for Iran to challenge the regional order], except in limited ways like supporting Hezbollah and Hamas. Serwer教授表示:“直到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除了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这些有限的方式之外,伊朗挑战地区秩序的大门并未真正打开。” "What the United States did in Iraq, by opening the door to the Shia majority, is part of the story for the Saudis." “美国在伊拉克所做的一切,为占伊拉克人口多数的什叶派打开了大门,而且也是沙特不得不面临当前局面的部分原因。” Then the Arab Spring, by toppling governments or inspiring uprisings throughout the region, created a whole new set of openings in which Iran could seek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 and Saudi Arabia would struggl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When a Saudi-friendly regime was threatened, the Iranians supported the opposition while the Saudis tried to prop them up. When it was an Iranian ally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Saudi Arabia tried to push it over the edge while Iran tried to pull it back. 随后到来的“阿拉伯之春”则通过在整个中东地区推翻现有政权或煽动起义的方式,为伊朗在地区内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创造了一系列新的机会,而沙特则要力争维持现状。当亲沙特的政权受到威胁时,伊朗人就会支持反对派,而沙特则努力维持现政权的统治。而当伊朗的盟友到了悬崖边上,沙特会努力把他推下去,而伊朗则努力把他拉上来。 In Syria, Saudi Arabia funded and supplied the rebels fighting Iran's ally Bashar al-Assad; Iran sent troops into the country to defend the government and showered Assad with military aid. 在叙利亚,沙特为那些与伊朗盟友巴沙尔·阿萨德作战的叛军提供资金和补给;而伊朗则派部队进入叙利亚保护阿萨德政府,并为他提供大量军事援助。 In Bahrain, the country's Shia majority staged pro-democracy protests against the Sunni monarchy; Saudi Arabia, fearing Iranian influence, sent in soldiers to crush the protests. 在巴林,占全国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发起了反对逊尼派君主统治的亲民主抗议,出于对伊朗影响的担忧,沙特派军队进入巴林镇压抗议活动。 In Yemen, Iran stepped up its financial and military aid for the Houthi rebels; after the rebels seized the capital Sanaa in early 2015 and began moving to take the rest of it, Saudi Arabia launched a bombing campaign to stop them. 在也门,伊朗不断增加对胡塞叛军的财力和军事援助;而当叛军在2015年初占领了也门首都萨那,并试图进一步占领也门其它地区时,沙特对他们发动了轰炸袭击以阻止他们。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made it possible for Iran, Saudi Arabia, and other regional states to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in the civil conflicts of Lebanon (for some time), Iraq (since 2003), and Syria (since 2011)," Gause writes. "This is the core, bottom-up dynamic driving 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 “当地政权力量的衰退,使伊朗、沙特阿拉伯和该地区其他一些国家得以在黎巴嫩(在某些时间段内)、伊拉克(自2003年开始)和叙利亚(自2011年开始)的国内冲突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成为了可能,”Gause教授写道,“这才是核心:自下而上的对抗态势驱动着新中东冷战。” Though the conflict isn't driven by Sunni-Shia hatred, sectarianism makes it especially dangerous 虽然双方的冲突并非起于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仇恨,教派主义却让形势变得特别危险

一位叙利亚反叛者正在哀悼他死去的同志

Even though Iran is a Shia theocracy and Saudi Arabia is a Sunni theocracy of a different sort, their struggle isn't really motivated by religion or theology. 虽然伊朗是一个什叶派的神权政体,而沙特则是一个不同形式的逊尼派神权政体,他们之间的斗争却并不是由宗教或是神学原因导致的。 "I don't think the Saudis and Iranians are engaged in a sectarian war with each other; I think they're engaged in a balance of power conflict for regional influence," Gause told me in July. Gause教授7月份对我说:“我并不认为伊朗人和沙特人之间发生的是一场教派战争,我觉得实际上他们之间发生的是一场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事关权力平衡的冲突。” "But," he says, "they use sectarianism." In fact, the Saudi-Iranian struggle is a significant reason for why sectarianism has gotten as bad as it has in the Middle East. “但是,他们的确利用了教派主义。”他补充道。事实上,沙特和伊朗之间的斗争正是让教派主义问题在当前中东地区变得如此严重的一个显著原因。 Shared sectarian identities make political alliances easier. Sunni governments and rebels are more likely to turn to Saudi Arabia for help; same for Shia groups turning to Iran. And as conflicts go on, their sectarian cast tends to intensify — inviting Saudi and Iranian intervention, which further polarizes countries on sectarian lines. 共同的教派认同会让建立政治同盟变得更容易。逊尼派政府或叛军都更可能向沙特寻求支持,而同样地,对什叶派政府和叛军来说,他们更可能向伊朗寻求支持。而随着冲突持续,教派色彩也趋于强化——例如直接邀请沙特或是伊朗干预,而这种行为则进一步极化了国家间的教派阵线。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 drove people in these countries to look to sectarian identities and group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terial sustenance that the state either could or would no longer provide," Gause writes. "As sectarianism increasingly defined their struggles, it was natural that they look to co-religionists — Iran for Shia and Saudi Arabia for Sunnis — for that support." “国家力量的衰退……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到教派认同和教派团体那里去寻求国家所不愿或无法提供的保护和物质支持,”Gause教授写道。“随着斗争中的教派主义色彩变得愈发浓烈,人们自然会向拥有相同宗派信仰的国家寻求支持——什叶派找伊朗,逊尼派则找沙特。” Take Syria, for example. The country's crisis began, in 2011, as a non-sectarian mass uprising against the Assad dictatorship. But the Assad regime, which is Alawite Shia and backed by Iran, very explicitly targeted Sunnis in an attempt to make the conflict sectarian and force Syria's Shia and Christian minorities to rally behind Assad. Saudi backing of Sunni militant groups helped intensify this sectarian divide, ironically playing into Assad's hands. 以叙利亚为例。叙利亚危机始于2011年,最初发端于一场反对阿萨德独裁统治的人民起义,没有教派性质。而阿萨德政权属于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得到了伊朗的支持。阿萨德政权非常鲜明地将矛头对准了逊尼派,试图将这场危机变成一场教派冲突,以逼迫叙利亚的什叶派和基督教少数族群支持阿萨德。沙特对叙利亚逊尼派激进团体的支持,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教派分裂,而讽刺的是,这正中阿萨德下怀。 The danger of the Iranian-Saudi rivalry is that they'll replicate Syria's experience across the Middle East, by intervening and counter-intervening to support Sunni and Shia proxies. The longer this goes on, the more entrenched and violent the regional Sunni-Shia divide will become, in Syria, in Yemen, in Iraq — and who knows where could be next. 伊朗和沙特之间敌对关系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会通过各种干预和反干预措施分别支持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代理人,在整个中东地区复制叙利亚的经历。而这种状态持续得越久,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分裂就会愈加根深蒂固,暴力冲突也会愈加剧烈,叙利亚如此,也门和伊拉克也是如此——天知道谁会是下一个。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译文]再论和平野蛮人神话

More 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再论和平野蛮人神话

作者: Peter Turchin @ 2015-7-22
译者:yusong ( [email protected] )
校对:Who视之(@Who视之),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Cliodynamica,http://peterturchin.com/blog/2015/07/22/more-on-the-myth-of-the-peaceful-savage/

In the current issue of Cliodynamics: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Evolution the anthropologist Sarah Mathew reviews 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 edited by Douglas Fry. Fry is one of the large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who have been critical of Steven Pinker’s book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在最新一期的《历史动力学:计量历史和文化演进》杂志中,人类学家Sarah Mathew对Douglas Fry主编的《战争、和平与人性》一书做了评论。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对Steven Pinker那本《人性中善良天使》持批评态度,Fry是其中之一。

Sarah m(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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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再论和平野蛮人神话 作者: Peter Turchin @ 2015-7-22 译者:yusong ( [email protected] ) 校对:Who视之(@Who视之),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Cliodynamica,http://peterturchin.com/blog/2015/07/22/more-on-the-myth-of-the-peaceful-savage/ In the current issue of Cliodynamics: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Evolution the anthropologist Sarah Mathew reviews 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 edited by Douglas Fry. Fry is one of the large group of anthropolog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who have been critical of Steven Pinker’s book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在最新一期的《历史动力学:计量历史和文化演进》杂志中,人类学家Sarah Mathew对Douglas Fry主编的《战争、和平与人性》一书做了评论。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对Steven Pinker那本《人性中善良天使》持批评态度,Fry是其中之一。 Sarah makes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point about War, Peace, and Human Nature: Sarah对《战争、和平与人性》提出了以下重要论点:
Note that the book is not just about warfare, but about conflict in general, which can include a variety of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cluding physical aggression between same-sex individuals, domestic violence, conflict within social relationships, verbal aggression, and alcohol-induced fights.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不只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广义的冲突,后者包括各种各样的个人间冲突,比如同性个体间的身体攻击、家庭暴力、社会关系中的冲突、言语攻击和醉酒引发的斗殴等。 Some readers may find this problematic. The evolutionary forces that shape warfare differ from the evolutionary forces that shape inter-personal violence because warfare can occur only if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action is solved. Thus, the evolution of warfare is tightly linked to the mechanisms underpinning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是有问题的。塑造战争的进化力量不同于塑造个体间暴力的进化力量,因为只有在解决了集体行动的问题之后,战争才有可能发生。因此,战争的进化与合作的进化在基础机制上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This fact alone accounts for the rarity of warfare in most of the animal kingdom despite the prevalence of myriad other forms of conflict. So, for readers interested in the evolution of warfare, the book may seem like a grab bag of too many unrelated phenomena. 单单这个事实便可解释为何在动物世界战争如此罕见,尽管其它各式各样的冲突十分常见。所以,那些对战争的进化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本书像是太多无关现象的杂糅之物。
There is a reason why many authors of the book conflate warfare and violence. To see this, I recommend taking a look at a recent article by Azar Gat, Proving Communal Warfare among Hunter-Gatherers: The Quasi-Rousseauan Error. 这本书中的许多作者把战争和暴力并在一起讨论,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对此,我建议参考Azar Gat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狩猎采集者之间群体战争的证明:准卢梭式缪见” The target of Gat’s critique is “Rousseauism,” the idea that humans were basically nonviolent before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omplex societies—civilization. At the peak of the Rousseauism in the 1960s, anthropologists celebrated Kalahari Bushmen as “harmless people” and wrote books about the Inuits of polar Canada with titles like “Never in Anger.” 【插图1,图片来源:Australian Art Auction Records网站,http://www.artrecord.com/index.cfm/artist/11893-mcrae-tommy/medium/2-works-on-paper/?page=2】 Gat批评的是卢梭主义。卢梭主义认为:在转向农业之前,在复杂社会即文明诞生之前,人类总体上是非暴力的。在卢梭主义影响力达到顶峰的1960年代,人类学家们欣喜地把卡拉哈里沙漠布希曼人(Kalahari Bushmen)称为“无的民族”,并在描写加拿大极地因纽特人的书中使用了“从不发怒”之类的标题。 These descriptions of peaceful hunter-gatherer groups were revealed by subsequent research to be complete fantasies. The seminal publication that turned the tide against Rousseauism in modern anthropology was the 1996 book by Lawrence Keeley,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the Myth of the Peaceful Savage. 然而,后续的研究指出,这些关于和平的狩猎采集群体的描述纯属想象。在现代人类学中,逆转卢梭主义潮流的开创性文献是1996年Lawrence Keeley的著作《文明之前的战争:和平野蛮人的神话》。 【插图2,图片来源:维基百科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Showing_method_of_attack_with_boomerang_-_NMA-15147.jpg】 Meanwhile, another strand developed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warfare. These researchers did not deny that small-scale societies studied by anthropologists had very high levels of homicide due to warfare, but argued that it was due to the contact of these previously peaceful societies with the intrusive states. 同时,关于战争的人类学研究中兴起了另一个学派。这些学者并不否认,人类学家研究过的小规模社会有着非常多的战争杀害,但他们争辩说,这是因为这些本来爱好和平的社会接触了具有侵略性的国家。 According to such anthropologists as Brian Ferguson, expanding states, both modern European colonial powers and ancient empires, create “tribal zones” on their frontiers, in which warfare is frequent and intense. 根据Brian Ferguson等人类学家的观点,正在扩张的国家,包括现代欧洲殖民势力和古代帝国,都在它们的扩张前沿创造了“部落地带”,在这些地带,战争显得尤其频繁和剧烈。 Professional anthropologists who, of course, come from civilized state-level societies study the tribal zone and are fooled to believe that all small-scale societies, even those before exposure to the corrupting influence of the states, are very violent. 他们认为,职业人类学家(当然都来自已经建立国家的文明社会)在研究这个部落地带时被愚弄了,以至于相信所有小规模社会,包括那些受国家腐蚀影响之前的,都非常暴力。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the idea that the arrival of centralized states in a region increases the intensity of warfare.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before such intrusion small-scale societies were peaceful. 经验证据确实支持集权国家的到来会增加一个区域战争强度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种入侵之前,小规模社会就是和平的。 Gat reviews several lines of evidence, including archaeological, but probably the most convincing is his extended review of what we know about the pre-contact Australia. Gat回顾了几组不同证据,包括考古学上的,但其中最具说服力的,可能是他就我们所了解的澳大利亚接触现代文明之前的情况所做的长篇讨论。 Australia was an entire continent inhabited by hunter-gatherers, with no agriculturalists, pastoralists, or states. The first non-foraging society that arrived in Australia was the British, who established the penal colony at the Botany Bay in 1788, and for a while Australia was a dumping ground for the undesirables from the British Isles. It was not until the 1820s when the free settlers started to arrive, and massive immigration began during the Gold rush era, starting in 1851. 整个澳洲大陆原先由狩猎采集者居住,没有农民、牧人,也没有国家。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个非狩猎群体是英国人,他们在1788年把鲍特尼湾建成一个犯人流放地,澳大利亚一度曾是容纳不列颠群岛不良分子的垃圾场。直到1820年代,才有第一批自由定居者到达,大批移民则始于1851年后兴起的淘金热时代。 【插图3,图片来源:Gat 2015文章】 Much before that, in 1803, the 23-year old Englishman William Buckley escaped from a penalty settlement and lived with an Aboriginal tribe for 32 years. His account gives us an invaluable glimpse into the life of a hunter-gathering society before it was changed by the intruding state-level civilization. Buckley was not a trained anthropologist, but that doesn’t disqualify him from reporting on such basic issues as war and peace. 远在这之前的1803年,一个23岁的英国人William Buckley从罪犯流放地逃脱,在一个澳洲土著部落中生活了32年。他的叙述非常珍贵,让我们得以一窥尚未被有国家文明闯入并改变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状态。Buckley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能力来报告像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基础事务。 Buckley recounts some dozen battle scenes, as well as many lethal feuds, raids, and ambushes, comprising a central element of the natives’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He describes their weapons of war in great detail: clubs, spears, “war boomerangs,” throwing sticks, and shields. Buckley叙述了几十起战斗场景,还有致命的争斗、突袭和伏击,这些共同组成了土著传统生活方式的核心要素。他十分详细地描述了他们使用的武器:棍棒,矛,回旋镖,投掷棍,盾牌等。 Tribes typically consisted of 20–60 families each and were egalitarian, without chiefs. There was fighting at all levels: individual, familial, and tribal. Some of the intertribal encounters that Buckley recorded involved large numbers: five different tribes collected for battle; a battle and raid against an intruding enemy tribe, 300 strong; several full-scale intertribal encounters, the last one a raid with many dead; two other encounters, the second against a war party of 60 men. 这些部落通常由20-60个的家庭组成,内部平等,没有首领。争斗存在于各个层次上:个人间的,家庭间的,和部落间的。Buckley记录的一些部落间交战涉及大量人员:五个不同部落聚集在一起战斗;一场针对入侵部落的战斗和突袭有300多人参战;几场部落之间的全面战争,最后一场是次突袭,造成了许多死亡;还有另外两起遭遇战,其中第二起面对的是一支60人队伍。 Ceremonial cannibalism of the vanquished was customary. Buckley reported that the large-scale raid was the deadliest form of violence and often involved indiscriminate massacre: “The contests between the Watouronga, of Geelong, and the Warrorongs, of the Yarra, were fierce and bloody. I have accompanied the former in their attacks on the latter. When coming suddenly upon them in the night, they have destroyed without mercy men, women and children.” (Gat 2015) 针对败者的仪式性食人行为成立一种惯例。Buckley记述说,大规模突袭是最致命的暴力模式,而且其中经常包括无差别屠杀:‘ Geelong地区的Watouronga部落,与Yarra地区的Warrorongs部落之间的战斗激烈而血腥。我随队亲历了前者对后者的袭击。深夜里突然接近敌方居所后,他们无情地进行屠杀,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引自Gat 2015年文) The Australian evidence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ecause it comes from eyewitnesses to the crime, so to speak.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tells us that violent death was very frequent in prehistoric societie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death in war from death resulting from within-group violence. 澳大利亚的这一证据尤其重要,因为它来自亲眼目睹这类罪行的人。考古学证据告诉我们,在史前社会,暴力造成的死亡非常频繁。但是要区分因为战争造成的死亡和群体内部暴力造成的死亡是十分困难的。 This uncertainty allows Douglas Fry to write, “whereas homicide has occurred periodically over the enduring stretches of Pleistocene millennia, warfare is young, that is, arising within the timeframe of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But the Australian evidence decisively demonstrates that war precedes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由于有这种不确定性, Douglas Fry就可以说,“尽管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杀戮周期性地发生,但战争却是一种新事物,也就是说,它起源于农业革命那段时间。”但是澳大利亚的证据确切表明了,战争在农业革命之前就已存在。 ============================== Note added 22.VII.2015: As Scott Atran points out in the comments, the last sentence is too strong. But read the article by Azar Gat, which brings together numerous lines of evidence, making the case for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very convincing to me. 2015年7月22日注: 正如 Scott Atran在评论里指出的,最后一句显得过于肯定了。但是在读过Azar Gat这篇搜罗了大量证据的文章之后,战争诞生于文明之前的结论在我看来已经非常有说服力了。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大象]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辉格
2014年10月6日

 

【首级的用途】

在战争中割取敌人头颅,是古代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多,在命运叵测的古代战场上,信心和勇气等心理状态往往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一颗拎在手里或悬在腰间的血淋淋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

对于有组织成规模的军队,首级常是论功行赏的凭证,而对于职业武士,或者人人都是战士的部落社会,首级更多被用作炫耀个人武功的战利品,证明自己在战场上亲手杀死过敌人,在一个安全、利益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武力的社会,证明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新几内亚部落民将猎得的头颅作为装饰品挂在房间里,就像猎人喜欢把鹿头挂在墙上一样。

不过,这种勇武和胆魄的证据若想长期保存,整颗头颅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有了各种简化的办法;欧亚草原民族比如斯基泰人(Scythians)和匈奴人,只保存头盖骨的颅顶半球,沿眉骨切下做成饮器,纪念和实用兼顾,对于非定居民族,这不失为节省携带空间的好方法;头骨饮器后来在藏传佛教密宗那里演变成了宗教法器嘎巴拉碗,被用于灌顶仪式。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则选择割取颅顶的一小块头皮,制作成舞蹈仪杖的缨穗,或装饰战袍和马辔的流苏;相比之下,亚马逊丛林部落似乎更看重头颅的本来面目,因而其保存的战利品在视觉效果上更为具象,他们将所猎首级剔除头骨、留下皮肉,经用草药浸泡、填塞、烟熏之后,珍藏起来,用于宗教和节庆仪式。

展示猎头记录的徽章,也可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在,只要有战友乐意作为目击证人而作证,以符号代替实物作为证据便是可行的;吕宋山区的伊戈罗特人(Igorots)将猎得头颅集中悬挂在村社公共大屋外的旗杆上,因而个人只能以一种特殊样式的文身作为猎头徽章;他们的邻居伊隆戈人(Ilongots)则用一种红嘴犀鸟头骨制成的耳环承担这一职能。

【当猎头成为风俗】

通常,获取首级并制作成战利品的做法,只是伴随于战争和部族间冲突的副产品,但在某些社会,比如发源于台湾后来广布于东南亚和太平洋的诸多南岛民族(Austronesian)中,一种专以猎取和收集头颅为目的的杀戮行动沿袭成风,乃至发展成著名的猎头(headhunting)习俗,台湾原住民称之为“出草”,几年前此俗曾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表现而广为人知。

在流行猎头俗的民族中,猎取头颅成了对其他群体发动袭击的动机而非结果,收集更多头颅本身被视为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成功猎头并取得相应文身、饰物或头衔,成了男孩成长为真正男人和合格战士的前提,甚至是娶妻成家之前需要完成的大事之一(尽管未必是必要条件),这就激发了年轻人参与猎头行动的极大热情。

猎头俗无疑加剧了这些民族的群体间冲突,引发和延续着连绵不绝的血仇循环,最糟糕的情况下,猎头心切的年轻人常常拿来访的客人下手,以至破坏群体间联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地方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仅有资源,结果,每当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新一轮猎头浪潮兴起,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秩序便荡然无存,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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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头,一个霍布斯的诅咒 辉格 2014年10月6日   【首级的用途】 在战争中割取敌人头颅,是古代社会非常普遍的做法;这么做的动机有很多,在命运叵测的古代战场上,信心和勇气等心理状态往往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因素,一颗拎在手里或悬在腰间的血淋淋头颅,可以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 对于有组织成规模的军队,首级常是论功行赏的凭证,而对于职业武士,或者人人都是战士的部落社会,首级更多被用作炫耀个人武功的战利品,证明自己在战场上亲手杀死过敌人,在一个安全、利益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武力的社会,证明这一点很重要;许多新几内亚部落民将猎得的头颅作为装饰品挂在房间里,就像猎人喜欢把鹿头挂在墙上一样。 不过,这种勇武和胆魄的证据若想长期保存,整颗头颅就太不方便了,于是有了各种简化的办法;欧亚草原民族比如斯基泰人([[Scythians]])和匈奴人,只保存头盖骨的颅顶半球,沿眉骨切下做成饮器,纪念和实用兼顾,对于非定居民族,这不失为节省携带空间的好方法;头骨饮器后来在藏传佛教密宗那里演变成了宗教法器嘎巴拉碗,被用于灌顶仪式。 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则选择割取颅顶的一小块头皮,制作成舞蹈仪杖的缨穗,或装饰战袍和马辔的流苏;相比之下,亚马逊丛林部落似乎更看重头颅的本来面目,因而其保存的战利品在视觉效果上更为具象,他们将所猎首级剔除头骨、留下皮肉,经用草药浸泡、填塞、烟熏之后,珍藏起来,用于宗教和节庆仪式。 展示猎头记录的徽章,也可以符号化的形式存在,只要有战友乐意作为目击证人而作证,以符号代替实物作为证据便是可行的;吕宋山区的伊戈罗特人([[Igorots]])将猎得头颅集中悬挂在村社公共大屋外的旗杆上,因而个人只能以一种特殊样式的文身作为猎头徽章;他们的邻居伊隆戈人([[Ilongots]])则用一种红嘴犀鸟头骨制成的耳环承担这一职能。 【当猎头成为风俗】 通常,获取首级并制作成战利品的做法,只是伴随于战争和部族间冲突的副产品,但在某些社会,比如发源于台湾后来广布于东南亚和太平洋的诸多南岛民族([[Austronesian]])中,一种专以猎取和收集头颅为目的的杀戮行动沿袭成风,乃至发展成著名的猎头([[headhunting]])习俗,台湾原住民称之为“出草”,几年前此俗曾因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表现而广为人知。 在流行猎头俗的民族中,猎取头颅成了对其他群体发动袭击的动机而非结果,收集更多头颅本身被视为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成功猎头并取得相应文身、饰物或头衔,成了男孩成长为真正男人和合格战士的前提,甚至是娶妻成家之前需要完成的大事之一(尽管未必是必要条件),这就激发了年轻人参与猎头行动的极大热情。 猎头俗无疑加剧了这些民族的群体间冲突,引发和延续着连绵不绝的血仇循环,最糟糕的情况下,猎头心切的年轻人常常拿来访的客人下手,以至破坏群体间联盟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地方政治秩序赖以维持的仅有资源,结果,每当新一代青年成长起来,新一轮猎头浪潮兴起,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秩序便荡然无存,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 如此奇特的习俗何以能够存续?假如我们(像人类学家那样)去问猎头者自己,会得到各种各样的答案,都与某种迷信有关:这样才能让死去祖先的鬼魂安心,不至降祸于子孙;收藏头颅可以控制被杀敌人的灵魂,使其不再成为祸害;从敌人头颅中获取对方鬼魂神秘力量,增强战士的勇气和战斗力;等等。 猎头者或许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但这远不是可以让人满意的解释,考察任何习俗时都需要留意的是,切不可把实践者的信念当作习俗存在的理由,否则我们只能得到最肤浅的理解,考虑如下事实即可领会这一点:与猎头有关的迷信五花八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可是这些大异其趣的迷信却引出了如此相似的行为,其背后必定另有原因。 【霍布斯的诅咒】 从政治形态中似乎可以看出些端倪,有关那些盛行猎头俗的社会的民族志描述中,有一个共同点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它们几乎全都缺乏超出最小血缘群体之上的政治结构,社会组织仅限于村社或游团(band)层次,规模都在邓巴数之下,没有政府,没有习惯法或其他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没有稳固的政治联盟,总之,没有任何可以维持最低和平秩序的制度元素。 这大概是最接近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设想的“自然状态”的局面了,只需一个小小修正:把“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换成更准确的“所有小群体对所有小群体的战争”;实际上,近二十年多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这正是前国家社会的基本形态,尽管程度有所不同。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随着探险和殖民活动的展开,欧洲传教士和殖民者很早就注意到了前文明社会广泛存在的暴力现象,对猎头和食人习俗尤为震骇,从美洲、大洋洲、非洲、东南亚,类似情景反复出现;1901年,一批传教士在新几内亚南部面积仅47平方公里的小岛戈阿里巴里([[Goaribari]])上,发现了一万多颗被收藏在村庄公共长屋里的头骨。 人类学家拿破仑·沙尼翁([[Napoleon Chagnon]])在亚马逊丛林对亚诺玛米人([[Yanomami]])做了三十多年田野研究,生态学家在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从事了数十年鸟类研究,他们都有着与当地土著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有机会对其行为和社会状态作贴近而细致的观察,他们对这些社会连绵不断的暴力冲突得出了同样的观感和评论:暴力和恐惧无处不在,越出村社边界的旅行极度危险。 在1996年出版的《前文明战争》([[War Before Civilization]])一书中,古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利用广泛的考古记录和人类学材料对上述状况做了系统性考察,得出了同样结论;2011年,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我们的善良天性》([[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提供了更多更广泛的数据再次确认了这一判断:前文明无政府社会近乎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猎头的功能】 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里,猎头俗可以为其实践者带来好处;首先是个人的好处,成功猎头者的名声,以及它所标示的勇气和战斗力,可以吓阻潜在攻击者,降低自己和家人受攻击的机会;同时,这一名声也可以让社区成员相信他是一名优秀战士,因而也就是有价值的战友或亲属,因为他更可能帮助团伙在战斗中取胜,也更可能为亲属提供庇护。 所有这些,都可能为猎头者在群体中赢得敬畏、尊重和社会地位,最重要的是,会让他成为更受欢迎的夫婿,不仅因为他更有能力保护妻儿,还因为,对于女方家族,获得这样一位姻亲将提升家族战斗力和安全感;我们知道,一旦某项特性成为择偶中被重点考虑的条件,其优势就会被性选择机制放大和强化,在盛行猎头俗的族群中,猎头经历正是如此。 其次是群体的好处,有两方面,一、猎头俗可以让群体和猎头个体一样建立有关其战斗力、嗜血残忍和勇猛好战的声誉,从而吓阻邻近群体的攻击;二、通过持续的猎头行动,可以削弱、驱逐、乃至消灭邻近群体,从而为自身的繁衍壮大争得资源和空间,那些被人类学家观察到的猎头群体,其有幸存在于世,都要感谢他们的历代祖先在这场激烈而严酷的竞争中免遭败绩。 这一点上,人类和黑猩猩很像,灵长类学家对黑猩猩的战争行为已有了许多了解,简·古道尔([[Jane Goodall]])和西田利贞([[Nishida Toshisada]])在各自研究中都发现,黑猩猩群体的雄性成员会组成巡逻队守卫领地,并在巡逻过程中伺机猎杀相邻黑猩猩群体中的落单个体或数量占下风的小团伙,那些在战争中命运不济的群体,常在几十年内被逐渐消灭,或者在一次成功偷袭中遭毁灭性打击。 这与人类学家在亚马逊丛林、新几内亚高地、吕宋山区、南部非洲的前文明社会中见到的情形极为相似;此类战争多以小股团伙路边伏击或凌晨偷袭的方式进行,通常单次伤亡不大,袭击者往往满足于完成第一轮打击、杀死一两个人后立即撤退(在少数特别成功的偷袭中,也会发生灭门屠杀),但由于战争是持续不断的,所以造成的总死亡率非常高,是大约1/4到1/2成年男性的死亡原因。 【为何是南岛】 尽管前文明战争极为普遍,程度却颇有不同,有些社会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或司法系统,但已经有了某些政治组织、纠纷解决机制和习惯法,这些制度元素发育状况参差不齐,但多多少少能带来一些秩序,那么,为何群体间冲突和秩序缺乏在南岛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台湾、菲律宾、印尼,到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以猎头为直接目标的猎头俗也主要流行于南岛? 答案或许要从地理特征上找,南岛地处欧亚、菲律宾、太平洋、澳洲四大板块交汇处,被挤压得满是褶皱,它由众多岛屿组成,这些岛要么本身很小,要么被层峦叠嶂分割得非常细碎,在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出现之前,这种地区在政治上必定是高度碎片化的,技术上的局限,使得它既难以通过征服而产生超越村社以上的大型政治实体,也难以被一个中央权力所统治。 历史上,从部落、酋邦到国家,政治实体最初都是通过武力征服而创建的,征服的速度必须足够快,才能确保共同体内在语言、文化、习俗上保持足够的同质化,以维系认同,也才能确保控制各下级单元的统治者都是亲缘足够近的亲属,以维系统治层的紧密合作。 然而,在南岛的地理条件下,快速征服是做不到的,在那里,群体间的排挤、消灭、替代只能以小口蚕食的方式进行,消灭相邻群体的过程通常要持续几代人,这样,即便最成功的氏族,当它扩张到足以构成一个部落时,已经过了十几代,各分支首领的亲缘已很远,文化不再同质,甚至语言都难以相通,假如这过程中曾经几度交恶,更难再形成认同或结成联盟。 况且,即便有幸建立了政治共同体,或者被某个外来政权所征服,像南岛这样的褶皱地区也很难长期维持政治统一或外部控制,交通和通信上的障碍,使得有效统治在技术上不可行,短暂统一很快又会退回四分五裂状态。 碎片化从语言分布上也可看出,语言学家将语言区分为两种:泛布区(spread zones)和马赛克区(mosaic zones),前者是单一语种或内部差别细微的语系分布于一个大区域,比如印欧语、汉语、突厥语、班图语,后者则是在一个小区域中呈细密网格状分布着大量相互差异巨大的语言,最典型的是新几内亚,该岛拥有占全球总数1/5的1200种语言。 这两种格局,实际上对应了族群之间排挤、征服和替代过程的两种模式,从南岛、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和兴都库什,到高加索、巴尔干和阿尔卑斯,地理上的褶皱区域,在语言分布上常表现为马赛克,在政治和社会形态上则表现为碎片化。 南岛另一个影响冲突强度的因素是人口密度,热带食物来源原本就较为丰盛,而且南岛民族大多已学会了农业,以园艺、游耕或精耕方式种植西米、番薯、芋头和水稻,饲养鸡猪,吕宋山区甚至发展出了高度精细的水稻梯田和灌溉系统。 这样,一方面农业支撑了比狩猎采集高出一到两个数量级的人口密度,从而大幅缩短了敌对群体间的距离,因而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强化了冲突,而同时,南岛却并未像温带地区那样随农业和定居而产生国家,或其他任何赖以维持和平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安排,因而始终无法摆脱霍布斯的诅咒;在吕宋,猎头活动直到1972年才在菲律宾政府高压之下得以平息。  
[微言]战争与人口

【2014-05-13】

@大象公会 【谁在挥动上帝之鞭】前文「长城:恐惧的纪念碑」 http://t.cn/8Fut1tv 中提到,“蛮族”通常只满足于劫掠和勒索。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夺取定居人的领土和政权,甚至主导了中原王朝的更迭?作者:@黄章晋ster

@黄章晋ster: 少数民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的作用和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主要作用是调整人口数量,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相匹配。

@织田信义: 在欧洲,这些事情交给饥荒和瘟疫了…

@黄章晋ste(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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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13】 @大象公会 【谁在挥动上帝之鞭】前文「长城:恐惧的纪念碑」 http://t.cn/8Fut1tv 中提到,“蛮族”通常只满足于劫掠和勒索。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夺取定居人的领土和政权,甚至主导了中原王朝的更迭?作者:@黄章晋ster @黄章晋ster: 少数民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的作用和今天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样,主要作用是调整人口数量,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相匹配。 @织田信义: 在欧洲,这些事情交给饥荒和瘟疫了... @黄章晋ster:欧洲主要是靠战争来调节人口吧 @whigzhou: 这个不对,(至少近代之前)战争调节的主要是贵族人口,对总人口的限制主要来自制度(财产权和家庭制度),分不到家产的年轻人无法成家立业,只好变成修道士/修女/学徒/流浪汉,只有少数变成infantry给骑士扛枪的算是被战争调节了 @whigzhou: 而且,限制人口的诸因素中,只有作用于女性的那些才具有长期效果,死于贵族式战争的,主要是男性,只有那种引发全面秩序崩溃的那种战争,才会显著减少女性数量,后一种战争中国多见,欧洲少 @whigzhou: 不过,就中世纪多数时段而言,瘟疫的限制作用可能比制度更重要 @whigzhou: 话说回来,尽管我觉得战争在限制欧洲人口上作用不大,但它定期消灭大量上层青年男性,提供了一个政治压力释放口,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应该不小  
[饭文]无人机改变了战争伦理吗?

无人机改变了战争伦理吗?
辉格
2012年12月18日

在撤军前景明朗之后,美国便开始在反恐战场上扩大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在2008年部署了威力远大于第一代无人攻击机(UCAVMQ-1MQ-9后,UCAV俨然已成为空中打击的主力,达到了数百架的机队部署,每年执行几万次飞行,杀死数百敌人的可观规模,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没有正式出兵的地区,美军更完全依赖无人机执行任务。

在反恐这样的非对称战场上,MQ-9正在代替F-16的地位,许多F-16飞行员已被重新训练为MQ-1/9操作员,实际上,在无须考虑防空突破和空中格斗的非对称条件下,MQ(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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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改变了战争伦理吗? 辉格 2012年12月18日 在撤军前景明朗之后,美国便开始在反恐战场上扩大无人机的使用,特别是在2008年部署了威力远大于第一代无人攻击机([[UCAV]])[[MQ-1]]的[[MQ-9]]后,UCAV俨然已成为空中打击的主力,达到了数百架的机队部署,每年执行几万次飞行,杀死数百敌人的可观规模,而在巴基斯坦、索马里、也门等没有正式出兵的地区,美军更完全依赖无人机执行任务。 在反恐这样的非对称战场上,MQ-9正在代替[[F-16]]的地位,许多F-16飞行员已被重新训练为MQ-1/9操作员,实际上,在无须考虑防空突破和空中格斗的非对称条件下,MQ-9完全能够胜任此前由F-16执行的任务;所以当这一能力被事实验证之后,许多国家军方都开始调整战略,采购部署UCAV或开发自己的类似系统。 于是也就引发了许多争议,认为无人机的出现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让拥有技术优势的一方可以安全的躲在基地里,像玩电子游戏那样追杀几万公里之外的敌人,而这可能让攻击一方变得不负责任,如此也模糊了战斗与暗杀的界线,有人甚而认为这种变化令既有的战争伦理和规范变得无效,因而需要寻找建立新的规范。 这种看法有些道理,武器,无论是攻击性还是防御性的,确实会改变战争伦理,比如当武器需要双方人员近距离接触时,接触过程通常会自动揭示出双方意图,逐户搜索时遭遇冷枪,即可认为对方持有敌意,而自我保存的需要也当然的赋予了一方反击的权利。 但远程攻击武器切断了双方互动和对话的路径,这样规范就应对攻击方施加更多审慎甄别的义务;再如核导弹这样可一击灭国的超级武器,给了敌对邻国以先发制人的正当性;类似的,当一方拥有压倒性的优势时,就会被赋予更多责任去避免战区发生灾难性的社会崩溃和人道悲剧。 但无人机并未带来新的伦理问题,它只是延续了远程非接触攻击所带来的问题,而后者已很古老,既有规范也早已作出了调适;MQ-9之所以能够在反恐战场上所向无敌,是因为敌方完全没有防空和空战能力,可既然如此,用有人攻击机甚至直升机其实也很安全,UCAV当然更安全了,但并不比早先的无人侦察机加巡航导弹更安全。 让攻击方变得更安全的伦理后果是双面的,这可能会增加攻击次数,但也有许多正面后果,操作者在更冷静的状态下能更好的遵守战斗规则,避免因惊慌紧张和情绪失控而导致的误伤;同时,将大批士兵留在本土,也可避免因军纪问题或文化隔阂而与当地居民发生的冲突。 因此,规范的发展应着重于两个方面:约束攻击次数,攻击者需要说明每次攻击都是必要且合理的,其次是制订更细致的战斗规则,剔除原先出于自我保存需要的授权,并对原先交给士兵现场自行判断的情形作出规范,因为现在士兵对现场的感知和反应和以前不同了;而确保这些规范得以落实的最重要前提是信息透明,好在,一次攻击得到公开报道的机会,并不会因它由无人机实施而减少。 至于战斗与暗杀界线的模糊,则根本与无人机没关系,这是对方刻意混淆军民身份的游击战术的后果,反恐方之所以需要采用看起来像暗杀的定点清除和“特征攻击”打击方式,是因为恐怖分子总是故意伪装成或混迹于平民之中,以平民作肉盾掩护;而攻击方为减少误伤,才发展出了这种结合了高强度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方式,这是很大的进步,而且此前用有人驾驶机同样可以实施。 在过去,游击战术让坚持正规战的一方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他们既要承担避免平民伤亡的责任,还要防范无处不在难以辨别的攻击者,无人机的精确性和安全性只是将这一不对称局面稍稍矫正了一些而已。 实际上,无人机的主要影响并不是在战争伦理上,而是在政治上,它大幅降低了美国在海外实施军事行动的国内和国际障碍,在国内,更低的伤亡率和战场心理代价,让政治家轻易躲开了反战浪潮,在国际,也避免了以往美军军靴踏上外国土地时都会遭遇的政治反弹和民族主义情绪,这将帮助美国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反恐战争,尽管还不足以重建当地秩序,至少可以遏制恐怖武装继续扩张。  
[饭文]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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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核问题与美国大选 辉格 2012年10月23日 随着第三场电视辩论的到来,美国大选已进入最后决战,美国以外,最急切的关注这次选举的国家,大概是以色列和伊朗了,因为选举结果将对两国人民的生活带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关系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战争还是和平,是长期的恐惧还是一时之痛,是人民饿肚子还是政权遭打击。 60年代以来,中东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冷战结束后更是上升到了首要位置,这从本次辩论也可看出,主持人所选择的五个议题中三个是关于中东和伊斯兰的,不过从整体上看,奥巴马与罗姆尼的中东政策没有太大差别,他们都赞同过去四年美国政府处理中东问题的原则与方式,尽管对其效果的评估有所分歧。 也就是说,罗奥两人都没意识到或拒绝承认,美国中东政策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巨大且影响深远的失败,它听任甚至促使也门和利比亚变成另一个阿富汗或索马里,埃及变成另一个伊朗,叙利亚变成另一个南斯拉夫,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不仅反恐战争以来获得的成果将全部丧失,中东将陷入远比911之前更坏,甚至世人从未想象过的恶劣局面。 双方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差异中,唯一有着可预见的现实后果的,是伊朗问题,奥巴马始终坚持外交和制裁手段,拒绝划出一条红线,并宣布越过此线就使用武力解决,罗姆尼则主张在外交和制裁无效的前提下以武力为最终手段,所以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伊朗问题未来走向;主持人很准确的把握了这一问题焦点,并将此议题命名为“红线”。 所谓红线,是一组可以客观判断的条件,划线者承诺,一旦这些条件满足就发动战争;在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划清红线既是大国之间和平相处、也是由大国出面遏制国际秩序挑衅者的可行方式;一条清晰的红线和划线者执行红线的决心和声誉,可以让各方明确对自己行为后果的预期,从而有效阻止机会主义行动,维持既有秩序。 问题是,宣布红线需要提到战争这个字眼,发出战争威胁,而这对于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是很高的成本,所以除非国民安全直接受威胁,政治家都避免提及战争,特别是在大选敏感时期,多数选民不会耐心听你解释,为何宣布红线和威胁发动战争才是避免战争的最佳方法,而态度暧昧、甚至提前宣布放弃武力手段,反而更容易将你拖入战争,对选民来说,你宣扬战争,他强调和平,你就输了。 然而红线又只能由大国来划定,因为在国际冲突中,弱小一方往往偏爱机会主义策略,他们的承诺和声誉不值钱,也没人会相信,我们经常听到某些小国三番五次宣布对方怎么怎么就等于宣战,却从未兑现过;实际上,弱小者看似瞒旰的行动往往是在试探大国的底线,此时对方若态度暧昧,或嘴上虽强硬行动却迟疑不决,缺乏一条清晰边界,那这么做就能不断为自己捞到好处,而且每份好处一旦捞到手,时间一长就成了既得利益,对方再加干涉更缺乏合法性。 眼下以色列的处境有点像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几个月的状况,当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出日益明确的战争威胁,并开始采取驱逐联合国观察员和封锁海峡等走向战争的实际行动,此时以色列哭爹喊娘的希望美国出面给阿拉伯国家划红线,因为当时以色列还很弱小,他划的红线(封锁提兰海峡)没人相信,也已被跨越,结果美国不为所动,以色列只好自己冒险一拼。 现在的以色列比45年前强大了许多,或许有能力执行自己的红线,但是,由以色列执行红线比由美国执行,政治代价会高出很多,因为与美国干预相比,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反犹派更无法容忍由以色列所发动的战争,后者将激发更强烈而广泛的反弹,更可能让中东陷入长期动荡,不过,如果美国始终拒绝划定红线,而制裁又没有效果,那以色列恐怕又只好冒险了。  
罗斯巴德批判#25:犯罪边界神圣不可侵犯

#第25章#

本章,罗氏将其理论运用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他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何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入侵还是反入侵)都是罪恶的,只有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国内革命战争可能是正当的。

我原本以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罗氏大概不会在乎国家主权边界之类事情,可让我惊奇的是,通过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论证”,他居然得出了一套类似于“主权至上互不侵犯”的国际法原则,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论证的。

先看罗氏如何论证为何国内革命可能是正当的,而国际战争则不可能(p.255):

他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因为革命者与其敌人同处一个地理空间,为避免自伤,只得采用精确杀伤武器,因而容易防止伤及无辜,而国际战争则做不到(p.254-255):

这条理由很可笑,稍有点历史常识就知道,无论古今,除非有意识屠杀平民,国家间正规战争伤及无辜的程度都远远小于改朝换代的暴动、起义和革命,而且越到晚近,军队组织和武器技术越进步,正规战争避免伤及无辜的能力也越强。

对此,罗氏提出的论证仅仅是:弓箭步枪等传统武器容易瞄准,而大炮轰炸机核武器等现代武器则更盲目;可是传统武器可不止这两种,战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纵火、决堤灌水、驱赶畜群、长期围城、坚壁清野、人肉盾牌,都是常用战术,每种都涉及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侵犯。

而且,伤害无辜的因素主要不在武器,组织与后勤方式才是关键,正规军虽然也有军纪问题、也会就地寻找给养,但和革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暴动起义者都是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而且它的成功动力往往就来自对沿路平民生存条件的破坏,让大批失去生计的平民加入队伍。

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近现代正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人口影响,就再清楚不过了,后者在短短几十年内消灭1/3、1/2、甚至2/3人口,都不在话下,而近代欧洲的连绵战火加起来都比不上其中之一,更不用说美国最近发动的几次战争了,其打击精度和避免平民伤亡的能力,使得平民伤亡与同期国内暴乱相比只是零头。

再看罗氏第二条理由(p.255):

空口胡说,请问罗粉能否举出一个例子,国内革命的经费都是个人自愿捐助的?

再来看罗氏如何为国际关系设定伦理标准。

此前几章罗氏已反复强调,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犯罪集团,既然如此,谈论他们之间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意义吗?罗氏认为有,因为虽然都是犯罪,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程度不同,而他的国际伦理标准就是:尽可能降低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p.256):

这听上去不错,可是,不知出于何种神奇逻辑,罗氏由此推出了“应完全避免战争”这一结论(p.256):

注意,罗氏在此处令人意外的采取了一种功利主义立场,既然他认为可以“减少国家侵入个人的领域”和将“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那么他就承认了两项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样,按他的侵犯最小化原则,当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侵犯中二选一,就该选侵犯程度较小的那种。

比如,A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9的持续侵犯,B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1(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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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本章,罗氏将其理论运用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他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何种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无论是入侵还是反入侵)都是罪恶的,只有以推翻政府为目标的国内革命战争可能是正当的。 我原本以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罗氏大概不会在乎国家主权边界之类事情,可让我惊奇的是,通过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论证”,他居然得出了一套类似于“主权至上互不侵犯”的国际法原则,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论证的。 先看罗氏如何论证为何国内革命可能是正当的,而国际战争则不可能(p.255): 他提出了两个理由,首先,因为革命者与其敌人同处一个地理空间,为避免自伤,只得采用精确杀伤武器,因而容易防止伤及无辜,而国际战争则做不到(p.254-255): 这条理由很可笑,稍有点历史常识就知道,无论古今,除非有意识屠杀平民,国家间正规战争伤及无辜的程度都远远小于改朝换代的暴动、起义和革命,而且越到晚近,军队组织和武器技术越进步,正规战争避免伤及无辜的能力也越强。 对此,罗氏提出的论证仅仅是:弓箭步枪等传统武器容易瞄准,而大炮轰炸机核武器等现代武器则更盲目;可是传统武器可不止这两种,战术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纵火、决堤灌水、驱赶畜群、长期围城、坚壁清野、人肉盾牌,都是常用战术,每种都涉及对无辜平民的大规模侵犯。 而且,伤害无辜的因素主要不在武器,组织与后勤方式才是关键,正规军虽然也有军纪问题、也会就地寻找给养,但和革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暴动起义者都是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而且它的成功动力往往就来自对沿路平民生存条件的破坏,让大批失去生计的平民加入队伍。 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近现代正规战争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人口影响,就再清楚不过了,后者在短短几十年内消灭1/3、1/2、甚至2/3人口,都不在话下,而近代欧洲的连绵战火加起来都比不上其中之一,更不用说美国最近发动的几次战争了,其打击精度和避免平民伤亡的能力,使得平民伤亡与同期国内暴乱相比只是零头。 再看罗氏第二条理由(p.255): 空口胡说,请问罗粉能否举出一个例子,国内革命的经费都是个人自愿捐助的? 再来看罗氏如何为国际关系设定伦理标准。 此前几章罗氏已反复强调,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犯罪集团,既然如此,谈论他们之间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意义吗?罗氏认为有,因为虽然都是犯罪,但对个人权利的侵犯程度不同,而他的国际伦理标准就是:尽可能降低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p.256): 这听上去不错,可是,不知出于何种神奇逻辑,罗氏由此推出了“应完全避免战争”这一结论(p.256): 注意,罗氏在此处令人意外的采取了一种功利主义立场,既然他认为可以“减少国家侵入个人的领域”和将“侵入限定在尽可能小的程度”,那么他就承认了两项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样,按他的侵犯最小化原则,当面临的选择只有两种侵犯中二选一,就该选侵犯程度较小的那种。 比如,A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9的持续侵犯,B国政府对其国民实施程度为1的持续侵犯,若B对A发动战争,有望推翻A国政府并在A国实施B的制度,将A国国民所受持续侵犯程度降至1,而为了完成这场战争,B国须在5年内将对本国国民的侵犯程度提高到3,再假设两国人口相当,那么按罗氏理论,这场战争岂不是正当的了? 当然有人会说,凭啥让B国国民承担牺牲去拯救A国国民?那就让我们再修改一下前提条件:假如A国目前的制度和社会状况让B国始终面临着遭遇A国入侵或被其国内革命殃及的危险之中,为了预防这种风险而需要的国防开支,迫使B国政府维持高税率,使其对国民的侵犯程度长期高达2,而不是本该有的1,那么,B国通过战争来摆脱上述风险和负担,顺便拯救了A国国民,岂不是正当的? 令人失望的是,罗氏对此的论证极为苍白,他对这种战争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只是:那会增加税收侵犯和造成无辜平民伤亡,也就是说,它是有成本的,可是既然你采取了功利主义标准,那就应该算净收益,而不能因为某一选项是有成本的就排除它,实际上这种时候任何选项都是有成本的。 似乎是为了对此尴尬漏洞贴膏药,罗氏提出了一个奇妙观点(p.255-256): 而且居然赞赏起了主权独立原则(p.257): 可是,你不是说国家都是犯罪集团吗?犯罪集团的主权为何值得尊重?犯罪集团之间擅自划分的分赃边界怎么会获得伦理地位?而且还是“庄严的”?各犯罪集团将其犯罪活动限制在各自边界之内,为何就会让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最小化?一个极权政府,若无入侵和外来颠覆之虞,不是更能安心的压迫国民吗?被严格尊重的主权边界,不是削弱了制度竞争的强度和效果吗?当前的朝鲜和古巴不正是如此? 在上一章里,罗氏刚刚嘲讽了有限政府的说法,认为政府天然的具有扩张权力、加重对个人侵犯的倾向,一旦政府存在,指望其权力受到限制是“虚幻的乌托邦”想法,可现在,罗氏怎么却指望一个政府会老老实实的将自己的权力限制在国界线之内?难道国界线比宪法更能有效的阻止权力扩张?即便是弱小如芬兰的国界线,也能阻止强大如苏联的权力扩张?若阻止不了呢?原本还算自由的芬兰国民就活该被奴役? 接着,罗氏将其反战原则推到极致,不仅入侵他国是不正当的,遭遇入侵时的防卫战争也是不正当的,因为防卫会拖延战争并提高战争烈度,加重双方国民负担,不如对比一下实力大小,注定要输的那方赶紧认输了事(p.256): 连防御战争都反对,这一点在这段引文里表达的比较暧昧,不过,在罗氏1973年出版的[[For a New Liberty]]一书第14章War and Foreign Policy里,可以看的更清楚,因为那章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观点,而本章没有实例;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39年苏芬战争,罗氏为苏联的入侵做了许多辩护,并认为芬兰不应抵抗。 可是,假如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不正当的,那么,一个相对自由的国家,比如香港,若被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征服,国家对个人的侵犯程度难道不是大幅提高了吗?这又如何与罗氏的侵犯最小化原则相容? 总结起来,罗氏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托尔斯泰式的无条件反战主义,反对任何战争,包括防卫战争,也反对任何国防开支,可是,只要现实中存在一个奉行侵略性政策的国家,这套理论就毫无用处,对于如何实现和平毫无提示,对罗氏自己所设定的国际关系目标:国家对个人侵犯最小化,也毫无助益。 从理论上看,罗氏的反战思想只是其无政府主义体系的一个旁支,不过,在他的日常政治活动和言论中,反战其实占了很大的份额,他所创建的组织、办的刊物,把很大一部分资源和注意力用在了这上面,为此不惜与左派反战者结成联盟,假如你只看他的政治活动和政策主张的话,那活脱脱就是另一个乔姆斯基。  
饭文#X7: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辉格
2012年3月14日

近日,一个标题为“Kony 2012”的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观看者过亿,相关信息在推特上的转发次数也过百万,在各大SNS都已成为热点,关注者中不乏名人政要;可以想象,假如这样的传播势头和关注热度能持续上几个月,确实能够加重此事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提高政治家为之采取行动的预期收益,这或许真的能促成在一两年内将Kony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

实际上,Joseph Kony的暴行早已被揭露和广泛报道,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在七年前便已下达,迟迟得不到解决只是暴露了国际社会尚未发展出预防和矫正此类暴行的政治机制,这一点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历史中,早已展露无遗。

这一次的不同在于,“看不见的孩子”( 标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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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辉格 2012年3月14日 近日,一个标题为“[[Kony 2012]]”的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观看者过亿,相关信息在推特上的转发次数也过百万,在各大SNS都已成为热点,关注者中不乏名人政要;可以想象,假如这样的传播势头和关注热度能持续上几个月,确实能够加重此事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提高政治家为之采取行动的预期收益,这或许真的能促成在一两年内将Kony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 实际上,[[Joseph Kony]]的暴行早已被揭露和广泛报道,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在七年前便已下达,迟迟得不到解决只是暴露了国际社会尚未发展出预防和矫正此类暴行的政治机制,这一点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历史中,早已展露无遗。 这一次的不同在于,“看不见的孩子”([[Invisible Children, Inc.]])利用了全新的传播手段,把它变成了大众舆论热点,从运作方式看,该组织显然对目前的传播环境和西方大国的政治游戏法则有着深刻的领悟,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不小;不过,即便这件事最后果真做成了,尽管它本身令人欣慰,但世人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对国际社会处理类似悲剧的能力,改持更乐观的看法。 因为妨碍国际社会干预卢旺达或类似悲剧的那些因素,并未因此而消失,假如我们希望未来有所不同,首先需要弄清这些因素,并澄清种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没人关心非洲的事,是因为那里没石油;这是错的,非洲在美国政治日程上排序靠后,是因为那里太穷太落后,买不起大杀伤力武器,养育不出多少具有天然反美倾向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也未能向西方输出大量青年高知移民,因而不大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认识到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何美国积极干预中东、阿富汗和北非,这确实与石油有关,但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方式,若仅仅为了石油供应,独裁者更容易收买,油价也可更低。 第二个误解是:是政治家面对悲剧时的冷漠纵容了暴行;同样错了,政治家或许会很冷漠,但决不会放弃做英雄的任何机会,没人比政治家更爱扮演救世主、更爱出风头、更爱打仗,阻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不外乎:无数血淋淋的惨痛教训告诉他们,实施此类干预不会让你成为英雄,或者顶多做上几天的英雄,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在余下任期中成为过街老鼠、以落水狗的窘态度过余生、以刽子手和战争贩子垂名青史。 面对悲剧,记者和观察评论家与政治家的关键区别是:他们只需要说,不需要动手,因而可以轻易避开那些“脏手”的环节;这一点从他们的惯用句式中便可看出,他们喜欢使用被动语态:这种状况必须“被”改变,这种恶人必须“被”阻止,和平必须得到恢复;可是谁来阻止?需要做什么才能阻止?和平能在不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情况下自动恢复吗?这些疑问,常常都在被动语态中被轻易蒙混过去了,Kony2012也是如此。 [[LRA]]问题的有利之处是,乌干达政府接受并配合国际干预,这让干预更容易进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当地政府拒绝干预,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要被阻止的恶棍,或者是它的利益相关者,或者它认为外部干预者是比叛军更大的威胁,或者更糟糕,那里根本没有政府来接受干预,或者这个政府根本缺乏合法性和控制能力。 这种时候,干预者要想改变局面,只能发动一次战争,让自己成为按下战争按钮的那个历史罪人;而战争一旦发动,你又负上了重建当地秩序的责任,这意味着你必须用武力镇压各种破坏秩序者,这些都是没人愿意沾手的脏活;战争和镇压难免有伤亡和误伤,十几万大军派出去,其中也难免有情绪不稳定、精神不健全或品行恶劣的士兵,做出些罪恶的勾当,在和平主义评论家和抗议者眼里,所有这些血债,都是记在你头上的,而那些当初指责你坐视不管的人,早就拍拍屁股走开了,甚至他还站在和平主义抗议队伍里,理直气壮控诉你的战争罪行,而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言行不一之处。 正是舆论氛围中的这种内在不一致,让政治家在面对悲剧时陷于两难境地,加上本国士兵的伤亡所带来的政治成本更高,结果谁都不愿去按下战争按钮;况且,普选制所筛选出的政治家,多半倾向于追随大众伦理,而不会过分坚持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这样,指望他们凭借自身道德勇气而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伦理和历史代价,就更渺茫了。 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上述舆论环境和政治伦理局面会有何改观,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型传播环境显然无法改变它,这从本次事件的传播特征中便可看出;世人在未来恐怕不得不忍受类似的悲剧场面,或许只有当本国公民面临直接威胁时,这种困境才能被突破,因为只有当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会变得言行一致,才能被对危险的本能敏感从以往的自欺欺人中唤醒,并鼓起勇气让那些空话连篇的和平主义者滚开。
[微言]战争与制度

【2011-11-11】

@刘瑜:“在有国家以前,每10万人中有500死于战争;19世纪的法国,每10万人70;20世纪,即使有两次世界大战,70降到60;现在,每10万人只有3/10个人——也就是不到半个人——死于战争。”http://t.cn/SwCepj 总有很多复古爱好者,我反正是喜欢现代社会。

@whigzhou: 500/10万这个数字可能偏低了很多,Yanomamo男人的这个比例大于1/10,现代社会的改变主要在于降低了战争频度,就单次全面战争的杀伤率而言,至少从重机枪出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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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1】 @刘瑜:“在有国家以前,每10万人中有500死于战争;19世纪的法国,每10万人70;20世纪,即使有两次世界大战,70降到60;现在,每10万人只有3/10个人——也就是不到半个人——死于战争。”http://t.cn/SwCepj 总有很多复古爱好者,我反正是喜欢现代社会。 @whigzhou: 500/10万这个数字可能偏低了很多,Yanomamo男人的这个比例大于1/10,现代社会的改变主要在于降低了战争频度,就单次全面战争的杀伤率而言,至少从重机枪出现以后已经超出部落时代了 @whigzhou: 还有个变化是,现代社会恢复人口的速度极快,这也降低了总和战死率 @whigzhou: 这条思路可能会遭遇一个严重尴尬:中央帝国的战死率似乎并不高,至少不比专制程度较低的同期西欧封建国家高,更致命的是:连绵不绝的战争或许在现代宪政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这而专制帝国相对长期的太平构成了鲜明对照。 @whigzhou: 一个显著的对照是:专制帝国的人口主要被资源极限所限制,偶尔因战乱而脱离,而英格兰的连绵战火则让她持续远离人口极限数百年 @whigzhou: 不要把宪政和法治的诞生过程想象为一个走向光明的连续攀升过程,它的某些阶段包括关键阶段可能极度黑暗 @茶博士未遂: 现在有知识能判断一场战乱或一段长时期的战乱,将催生宪政和法治,还是仅仅换一拨统治者吗? @whigzhou: 全面和系统性的似乎还没有,但零星的有,比如:若是来自美军的颠覆和长期占领,基本上会通向较为光明的未来……
拿破仑、机动性与人口

【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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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否下得了手 @茶博士未遂: 哇塞,老毛是他的转世? @whigzhou:呵呵,是啊,所谓人民战争就是这个意思 @whigzhou:当然,沿路抢劫对古代军队本是家常便饭,但用作基本补给手段而非补充或救急,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whigzhou: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背景,从黑死病前到1720年的400年,法国人口峰值一直在2000万,此后80年突然提高到3000万,这给野心家们提供了极其充裕的兵源,拿破仑几次全军覆没,但很快又召齐大军,从俄国逃回来不到半年就召到47万新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茶博士未遂: 那80年发生了或没发生什么导致1000万的人口净增长? @whigzhou:我认为是农业革命(作物引进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特别是西欧与乌克兰的粮食贸易)
假如卢旺达悲剧发生在今天

一直没看明白法英美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政策在哪里。

又回顾了一下利比亚的事件序列,感觉北约在那儿的作用无非是把内战限制在轻武器水平上(当然法英显然是想推翻卡扎菲了事,无奈联合国授权有限,没法做的太明显,而美国则对此缺乏热情),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什么?更少平民伤亡?别逗了。

这样我就很怀疑,假如卢旺达的悲剧发生在今天,北约能做点什么?在卢旺达屠杀上百万人可没用什么重武器,甚至没用多少子弹,绝大部分人受害者死在几毛钱一把的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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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看明白法英美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政策在哪里。 又回顾了一下利比亚的事件序列,感觉北约在那儿的作用无非是把内战限制在轻武器水平上(当然法英显然是想推翻卡扎菲了事,无奈联合国授权有限,没法做的太明显,而美国则对此缺乏热情),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什么?更少平民伤亡?别逗了。 这样我就很怀疑,假如卢旺达的悲剧发生在今天,北约能做点什么?在卢旺达屠杀上百万人可没用什么重武器,甚至没用多少子弹,绝大部分人受害者死在几毛钱一把的砍刀下面(屠杀开始前,胡图族好斗分子进口了58万把砍刀),这样的群众性砍杀一旦开始,北约若不出地面部队,不实施占领,还有啥手段来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中唯一重要的现代工具是无线电台,这玩意儿靠轰炸让它消声恐怕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