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Y2012暴露了国际政治的窘境 辉格 2012年3月14日 近日，一个标题为“[[Kony 2012]]”的视频在网上疯狂流传，观看者过亿，相关信息在推特上的转发次数也过百万，在各大SNS都已成为热点，关注者中不乏名人政要；可以想象，假如这样的传播势头和关注热度能持续上几个月，确实能够加重此事在政治天平上的份量，提高政治家为之采取行动的预期收益，这或许真的能促成在一两年内将Kony送上国际刑事法庭的目标。 实际上，[[Joseph Kony]]的暴行早已被揭露和广泛报道，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也有表现，国际刑事法庭的逮捕令在七年前便已下达，迟迟得不到解决只是暴露了国际社会尚未发展出预防和矫正此类暴行的政治机制，这一点在波斯尼亚、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历史中，早已展露无遗。 这一次的不同在于，“看不见的孩子”（[[Invisible Children, Inc.]]）利用了全新的传播手段，把它变成了大众舆论热点，从运作方式看，该组织显然对目前的传播环境和西方大国的政治游戏法则有着深刻的领悟，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不小；不过，即便这件事最后果真做成了，尽管它本身令人欣慰，但世人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对国际社会处理类似悲剧的能力，改持更乐观的看法。 因为妨碍国际社会干预卢旺达或类似悲剧的那些因素，并未因此而消失，假如我们希望未来有所不同，首先需要弄清这些因素，并澄清种种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没人关心非洲的事，是因为那里没石油；这是错的，非洲在美国政治日程上排序靠后，是因为那里太穷太落后，买不起大杀伤力武器，养育不出多少具有天然反美倾向的知识分子和文艺家，也未能向西方输出大量青年高知移民，因而不大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认识到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为何美国积极干预中东、阿富汗和北非，这确实与石油有关，但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方式，若仅仅为了石油供应，独裁者更容易收买，油价也可更低。 第二个误解是：是政治家面对悲剧时的冷漠纵容了暴行；同样错了，政治家或许会很冷漠，但决不会放弃做英雄的任何机会，没人比政治家更爱扮演救世主、更爱出风头、更爱打仗，阻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不外乎：无数血淋淋的惨痛教训告诉他们，实施此类干预不会让你成为英雄，或者顶多做上几天的英雄，而付出的代价则是：在余下任期中成为过街老鼠、以落水狗的窘态度过余生、以刽子手和战争贩子垂名青史。 面对悲剧，记者和观察评论家与政治家的关键区别是：他们只需要说，不需要动手，因而可以轻易避开那些“脏手”的环节；这一点从他们的惯用句式中便可看出，他们喜欢使用被动语态：这种状况必须“被”改变，这种恶人必须“被”阻止，和平必须得到恢复；可是谁来阻止？需要做什么才能阻止？和平能在不发动另一次战争的情况下自动恢复吗？这些疑问，常常都在被动语态中被轻易蒙混过去了，Kony2012也是如此。 [[LRA]]问题的有利之处是，乌干达政府接受并配合国际干预，这让干预更容易进行，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当地政府拒绝干预，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要被阻止的恶棍，或者是它的利益相关者，或者它认为外部干预者是比叛军更大的威胁，或者更糟糕，那里根本没有政府来接受干预，或者这个政府根本缺乏合法性和控制能力。 这种时候，干预者要想改变局面，只能发动一次战争，让自己成为按下战争按钮的那个历史罪人；而战争一旦发动，你又负上了重建当地秩序的责任，这意味着你必须用武力镇压各种破坏秩序者，这些都是没人愿意沾手的脏活；战争和镇压难免有伤亡和误伤，十几万大军派出去，其中也难免有情绪不稳定、精神不健全或品行恶劣的士兵，做出些罪恶的勾当，在和平主义评论家和抗议者眼里，所有这些血债，都是记在你头上的，而那些当初指责你坐视不管的人，早就拍拍屁股走开了，甚至他还站在和平主义抗议队伍里，理直气壮控诉你的战争罪行，而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言行不一之处。 正是舆论氛围中的这种内在不一致，让政治家在面对悲剧时陷于两难境地，加上本国士兵的伤亡所带来的政治成本更高，结果谁都不愿去按下战争按钮；况且，普选制所筛选出的政治家，多半倾向于追随大众伦理，而不会过分坚持自己内心的道德标准，这样，指望他们凭借自身道德勇气而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伦理和历史代价，就更渺茫了。 目前为止，还看不出上述舆论环境和政治伦理局面会有何改观，互联网所带来的新型传播环境显然无法改变它，这从本次事件的传播特征中便可看出；世人在未来恐怕不得不忍受类似的悲剧场面，或许只有当本国公民面临直接威胁时，这种困境才能被突破，因为只有当危险降临到自己头上时，人们才会变得言行一致，才能被对危险的本能敏感从以往的自欺欺人中唤醒，并鼓起勇气让那些空话连篇的和平主义者滚开。

【2011-11-11】 @刘瑜：“在有国家以前，每10万人中有500死于战争；19世纪的法国，每10万人70；20世纪，即使有两次世界大战，70降到60；现在，每10万人只有3/10个人——也就是不到半个人——死于战争。”http://t.cn/SwCepj 总有很多复古爱好者，我反正是喜欢现代社会。 @whigzhou: 500/10万这个数字可能偏低了很多，Yanomamo男人的这个比例大于1/10，现代社会的改变主要在于降低了战争频度，就单次全面战争的杀伤率而言，至少从重机枪出现以后已经超出部落时代了 @whigzhou: 还有个变化是，现代社会恢复人口的速度极快，这也降低了总和战死率 @whigzhou: 这条思路可能会遭遇一个严重尴尬：中央帝国的战死率似乎并不高，至少不比专制程度较低的同期西欧封建国家高，更致命的是：连绵不绝的战争或许在现代宪政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这而专制帝国相对长期的太平构成了鲜明对照。 @whigzhou: 一个显著的对照是：专制帝国的人口主要被资源极限所限制，偶尔因战乱而脱离，而英格兰的连绵战火则让她持续远离人口极限数百年 @whigzhou: 不要把宪政和法治的诞生过程想象为一个走向光明的连续攀升过程，它的某些阶段包括关键阶段可能极度黑暗 @茶博士未遂: 现在有知识能判断一场战乱或一段长时期的战乱，将催生宪政和法治，还是仅仅换一拨统治者吗？ @whigzhou: 全面和系统性的似乎还没有，但零星的有，比如：若是来自美军的颠覆和长期占领，基本上会通向较为光明的未来……

【2011-10-12】 @whigzhou：#读史笔记#毛泽东之前，最无耻且广受颂扬的恶棍就是拿破仑了，作为统帅，他两次扔下自己的军队孤身逃亡，一次在埃及，一次在维尔纽斯，而且每次都拒绝为失败承担责任，是那个时代欧洲罕见的毫无荣誉感的匪类 @whigzhou：大概只有从大革命的废墟中，才能长出这样的奇葩 @whigzhou：更值得留意的是他的作战方式，拿破仑的军队以其高度机动性而闻名，其实没啥奥妙，机动性优势主要来自就地补给能力，也就是将就地抢劫作为基本补给手段，别人不是不懂，就看你是否下得了手 @茶博士未遂: 哇塞，老毛是他的转世？ @whigzhou：呵呵，是啊，所谓人民战争就是这个意思 @whigzhou：当然，沿路抢劫对古代军队本是家常便饭，但用作基本补给手段而非补充或救急，还是需要点勇气的 @whigzhou：另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背景，从黑死病前到1720年的400年，法国人口峰值一直在2000万，此后80年突然提高到3000万，这给野心家们提供了极其充裕的兵源，拿破仑几次全军覆没，但很快又召齐大军，从俄国逃回来不到半年就召到47万新兵，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茶博士未遂: 那80年发生了或没发生什么导致1000万的人口净增长？ @whigzhou：我认为是农业革命（作物引进和复种指数的提高）和国际贸易（特别是西欧与乌克兰的粮食贸易）

一直没看明白法英美到底想干什么，找不到政策在哪里。 又回顾了一下利比亚的事件序列，感觉北约在那儿的作用无非是把内战限制在轻武器水平上（当然法英显然是想推翻卡扎菲了事，无奈联合国授权有限，没法做的太明显，而美国则对此缺乏热情），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什么？更少平民伤亡？别逗了。 这样我就很怀疑，假如卢旺达的悲剧发生在今天，北约能做点什么？在卢旺达屠杀上百万人可没用什么重武器，甚至没用多少子弹，绝大部分人受害者死在几毛钱一把的砍刀下面（屠杀开始前，胡图族好斗分子进口了58万把砍刀），这样的群众性砍杀一旦开始，北约若不出地面部队，不实施占领，还有啥手段来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中唯一重要的现代工具是无线电台，这玩意儿靠轰炸让它消声恐怕不容易。

最近，又有一位人类学家Paula Lloyd在阿富汗遇袭重伤，是最近五个月中第三起，这又让人关注起这批特殊战士的工作。

Paula Lloyd was interviewing locals in the southern village of Maywand on Tuesday as part of her duties in a Human Terrain Team, which embeds civilian cultural experts into U.S. combat units. She approached a man carrying a fuel jug and they began talking about the price of gas. Suddenly, the man doused Lloyd in a flammable liquid and set her on fire. She suffered second- and third-degree burns over 60 percent of her body, a Human Terrain source told Danger Room.

彼得雷乌斯接管伊拉克战区之后，局势大有改观，关键转折始于他对不同武装派别的区别对待，支持那些希望和平的部落武装打击恐怖团伙和他们的庇护者。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人类学家的帮助。Human Terrain Team由人类学家组成，负责弄清当地的部落结构、社会规则、人际关系、家族谱系、权力结构，包括哪些人在实际掌权，每个人在部落里的地位，谁跟谁有仇，等等。

这些“战士”不拿枪，他们的任务是帮助美军了解当地的部族体系，同时搜集民族、宗教及文化风俗方面的情报，提供给军队指挥官参考，以此减少因为“文化隔阂和误解”造成的人员伤亡。……，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军士兵了解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处理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据说，在一些地方，通过人类学家的沟通，美军士兵甚至学会了和当地居民融洽相处，还能进入居民家中做客、喝茶。

美军很早就开始求助人类学家，最著名的案例是人类学大师本尼迪克特受战时情报局之托对日本所做的文化研究，其成果后来以《菊花与刀》一书出版。

《菊花與劍》是露絲·潘乃德以文化遙距研究法做出來的成果：她透過當時日本發佈的宣傳電影、集中營中的日裔美國人和戰俘的訪談紀錄以及日本人的文學作品中收集資料，重新建構出日本文化以及對日本戰後重建的期許。書中，她不但以文化形貌論談論日本文化的特質，並從孩童教養的角度頗析日本人的生命史。其細膩的描述擺脫了學術上的論戰，也因此掀起了讀者們的好奇心與之後美國的日本研究風潮。

《菊花與劍》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方針都為當局所接受。但更重要的是，此著作開啟了西方對日本文化的研究熱潮，使得戰前對日本一無所知的情形徹底扭轉過來。

 

（按：在伊朗问题上，我看走眼了，呵呵）

伊朗，战争正在迫近
辉格
2008年6月15日

伊朗核问题所引发的紧张局势正在迅速升级。布什上周一开始的对欧洲六国的访问，被一些媒体解读为“告别之旅”，但相对于其重要性而言，这一说法过于轻描淡写了，依我看，布什此行最重要的任务，是与欧洲各国协调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以便形成一致的压力，并为施压无效后的进一步制裁做好准备，也为最终不得不武力解决的可能性营造氛围。战争的风险正在迫近，已经到了认真考虑战争将会带来什么影响的时候了。

14日，欧盟外交和安全代表索拉纳抵达德黑兰，向伊朗递交了六国伊核问题复谈新方案，伊朗虽表示会对方案进行研究，但当即宣布了不会考虑暂停铀浓缩。同日，布什在与萨尔科齐的联合记者会上，似乎已将伊朗的这一表态解读为对方案的拒绝，并对此表示了失望。很明显，伊朗方面没有任何转变的迹象，而美国对新方案被接受也并未抱希望，对与伊朗的无休止纠缠也已失去耐心，这一方案只是在履行程序，局势发展的关键在于后续行动。

就在上述过程进行的同时，有一些十分不祥的信号。1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巡视多个空军基地后，于回程时在飞机上对记者说，高层领导人每人夜晚都难以入眠，原因是担心恐怖分子发难，尤其是担心他们以杀伤力强大的武器采取行动，“揪出可能为核原料供应者的国家就肯定有帮助，……在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我们没有明言。我们只说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一声明是非常突然和异乎寻常的，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而他的措辞也十分耐人寻味：“波斯湾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这么说过”，似乎言下之意是：“在一场新的战争之前，我们需要再说一遍”？

第二个信号是，在14日的联合记者会上，法美两国总统共同向叙利亚施压，要求它与伊朗划清界线，这给人的留下三个印象：一、伊朗已被认定有罪；二、将对伊朗做点什么；三、盖茨所说的“核原料供应者”不是叙利亚，考虑到利比亚已经放弃核计划，朝鲜正在开始弃核，这个潜在的供应者只能是伊朗。

15日，前联合国武器核查专家大卫·奥尔布赖特对《华盛顿邮报》说，2006年从卡迪尔汗的核技术走私网成员处查获的一台电脑上，曾发现可安装于弹道导弹的核装置的设计图纸，而这些图纸很可能已经被出售给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等国。据说奥尔布赖特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发表他的报告，这一发表时机非常微妙，而奥本人正是当初因揭露伊朗秘密核设施的位置而闻名。

另外，本月7日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伊朗时，刻意淡化伊朗支持萨德尔派反政府武装的问题，强调“伊拉克不允许将其领土作为损害伊朗及其他邻国的平台”，似乎在努力撇清伊拉克在未来美国伊朗可能发生的冲突中的作用，但这一撇清也恰恰透露出冲突可能迫在眉睫的信号。实际上，马利基可能正是在以这种婉转的方式向伊朗提出警告。

上述种种情况，给人强烈的印象是，美国对伊朗核问题的长期拖延已经失去耐心，开始认真考虑武力解决，并正在为此采取实际行动和营造战争氛围，形势变得越来越急迫。如果布什决意在任期内解决伊朗问题，那么留给六大国和安理会寻找和平解决方案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不可因为布什在国内低落的民意支持率和国内外对其战争政策的巨大反对声浪而怀疑其动武的决心，人们应该记得，伊拉克战争开始之前，反对声更大，更应记得，正是在撤军呼声最强烈的时候，他决定向伊拉克增兵。现在，与此伊朗问题有相关利益的各方，是时候开始调整对未来的预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