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积木#1：距离与速度 辉格 2015年11月21日 国家最初源自若干相邻酋邦中的最强者所建立的霸权，而这些酋邦则由专业武装组织发展而来；霸权当然首先来自压倒性的武力优势：霸主能够轻易击败势力范围内的任何对手，并且所有各方都十分确信这一点，因而甘愿向它纳贡称臣，也愿意在自身遭受威胁时向它求助，卷入纠纷时接受其仲裁，发生争霸挑战时站在它那一边。 然而，武力是起落消长多变的，仅凭一时之战斗力而维持的霸权难以长久，要将围绕霸权所建立的多边关系常规化和制度化，需要更多权力要素；要理解这些要素如何起源，以及它们在支撑国家权力中所履行的基础性功能，我们最好从多方博弈的角度出发，考虑其中的利害权衡。 通常，霸主最需要担心的是这样几种情况：1）在属邦遭受攻击时不能及时提供援助，丧失安全感的属邦可能转而投靠其他霸主，2）当一个属邦反叛并攻击其他属邦时，若不能及时加以制止，便可能引发连锁反应，3）当足够多属邦联合协调行动发动叛乱时，霸主的武力优势被联合力量所压过。 无论何种情况，当事方对霸主行动速度的预期都是关键所在，若遭受攻击的弱小属邦预期得不到及时救援，便可能放弃抵抗而选择投降，若邻近敌邦预期能在援兵到达之前得手并及时撤离，便更可能发动攻击，若潜在叛乱者预期自己有能力在霸主赶来镇压之前连克多个属邦并吸引到足够多追随者，便更可能发动叛乱，而当叛乱实际发生时，那些骑墙观望的属邦，若预期霸主无力及时平定叛乱，便更可能加入叛军行列，特别是当他们原本就心怀不满，或与反叛者关系亲密，或早有争霸野心时。 所以，对于维持霸权，仅有强大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机动性，能够将兵力及时投送到需要的地方，速度要比对手快；设想这样一种简化的情形：霸主甲位于属邦乙的南方60英里，敌邦丙由北向南进攻乙，位于乙之北60英里的边境哨所得到敌情后向甲和乙汇报，假如所有人的行动速度都是每天10英里，那么丙就会早于甲的援军至少6天到达乙地，假如乙预期撑不过6天，就可能早早选择投降。 但是，假如报信者每天能跑60英里，而甲的行军速度是2倍于敌军的每天20英里，加上一天的集结时间，援军仍可与敌军同时到达，换句话说，上述情境中，只要通信速度6倍于敌军行军速度，己方行军速度2倍于敌方，霸主便能有效保护属邦，若机动优势降至1.5倍，也只需要属邦能抵抗一天，或者，即便机动优势只有1.2倍，霸主也完全来得及在敌军得手撤离之前追上它并实施报复，而及时报复能力是对潜在侵犯者的有力威慑。 这虽然是简化虚构，但离现实并不太远，古代军队的行军速度很慢，晴天陆地行军速度一般不超过每天10英里，雨天则几乎走不动，而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城邦霸主，还是铁器时代的大型帝国，机动优势都构成了其霸权的核心要素。 公元前15世纪的埃及战神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在其成名之战米吉多战役（[[Battle of Megiddo]]）中，在9天内将2万大军投送到250英里之外的加沙，将近3倍于常规速度；从波斯、马其顿到罗马，这些辉煌帝国的一大共同点是：都有能力以2到3倍于对手的速度大规模投送兵力，同时以5至10倍于常规行军的速度传递消息。 古代行军速度慢，不是因为人跑的慢，相反，人类特别擅长超长距离奔跑，大概只有袋鼠、鸵鸟和羚羊等少数动物能与人媲美，长跑也是早期人类狩猎技能的关键，我们的脊柱、骨盆、腿骨、颈部肌肉、脚趾、足弓和汗腺，都已为适应长跑而大幅改造，运动生理学家发现，对于长距离奔跑，两足方式比四足方式更加高效节能，尽管后者能达到更高的瞬间速度。 卡拉哈里的桑族猎人经常在40度高温下连续三四小时奔跑三四十公里直至将猎物累垮，美国西南部的派尤特（[[Paiute]]）印第安人逐猎叉角羚时，澳洲土著追逐大袋鼠时，也采用类似方法；当距离超出100公里时，人的速度便可超过马；居住在墨西哥高原奇瓦瓦州的美洲土著塔拉乌马拉人（[[Tarahumara]]）很好的展示了人类的超长跑能力，在他们的一项传统赛跑活动中，参赛者可以在崎岖山路上两天内奔跑300多公里。 拖慢行军速度的，是后勤补给负担，这一负担因国家起源过程中战争形态的改变而大幅加重，原因有三个：首先，大型政治实体的出现成倍拉大了作战距离，在前国家的群体间战争中，作战者通常可以当天往返，无须携带补给品，在酋邦时代，相邻酋邦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军队也最多离家一两天，但广域国家的军队常常需要到数百上千公里外作战，短则几周，长则数月，必须随身携带大量消耗性补给品。 其次，军队的大型化使得就地补给变得不可靠，对于数十上百人的小股部队，只要拥有武力优势，沿路打劫村落便可获得补给，但数千上万人的大部队就很难依靠这种方式，而攻取拥有大量存粮的设防城镇则会大幅拖慢行程，并为任务带来不确定性，所以，尽管古代军队很大程度上利用就地补给（说难听点就是一路抢过去），但在两个可靠补给点之间，不得不携带足够粮草。 据估算，长途行军者粮食补给的最低需求约为每人每天1.5公斤谷物，若穿越水源不足的干旱地区，还需另加2.5公斤水，按携带15天粮食（这是罗马军团的标准配置）和3天饮水算，单兵负重便达30公斤，这还没算上武器装备；因为要在外吃饭过夜，还须携带燃料、灶具、铺盖和帐篷；如此负重之下，奔跑就只能改成行走。 以古代行军效率最高的罗马军团为例，其常规行军模式是，单兵负重20-30公斤，步伐每分钟120步，每步75厘米，每天可走5-6小时（夏天长一些），合计30公里左右；当然，若放弃辎重、不考虑补给，一两天内的短途轻装奔袭可以快得多，然而对于陆地长途行军，每天30公里构成了古代军队机动性的极限，那些强大帝国的优势便在于，它们能够最大程度上接近这一极限。 构成机动障碍的第三个原因是军队的重型化，从青铜时代开始，战争就始终在向重资产方向发展，随着新型武器不断出现，装备也变得越来越重，仍以罗马军团为例，罗马方盾（[[Scutum]]）重达10公斤，重标枪（[[pilum]]）每支3-5公斤，每人配备1-2支，一套锁子甲（[[lorica hamata]]）约16公斤，鳞片甲（[[lorica segmentata]]）9公斤，这样，仅单兵基本装备就占满了20-30公斤的行军负重，其他补给品只能另想办法。 对后勤构成更大压力的是消耗性材料和重型装置，由于投射型武器日益增多，且发射功率越来越大，它们使用的耗材也大幅增加；传统猎人和部落战士虽然也使用弓箭，但通常只携带很少几支箭，重量在30克左右，但在大型阵地战出现后，连续密集齐射成为一种火力压制和近身接战之前的主要杀伤手段，弓箭手在一次战斗中常携带50-100支箭，后勤储备更数倍于此，而随着弩机的使用，箭也增大变重了，出土的秦代青铜弩箭重达100多克。 另一种单兵投射武器是投石索（[[sling]]），用于抛掷鹅卵石，每颗重几百克，投掷者背囊里的几十颗弹丸将为他带来近十公斤负重；从手持式轻弩，脚踏式和腰张式重弩，重型{{床弩}}，到能够发射几十公斤重箭或石块的大型扭力绞盘投射机（[[ballista]]），投射装置和它们所抛掷的耗材都越来越重，所有这些装备和材料，都无法指望由单兵背负。 解决这一运输难题的最初办法是使用驼畜，主要是驴，后来还有骆驼，驴的问题是负重太小，走的也太慢，一头负重50公斤的驴每天能走25公里，但它每天需要消耗3公斤粮草，所以当行程超出15天时，有效负载就接近零了，而且它驼不了太重的东西，所以只适合于轻装队伍短程行军。 有了轮子后，牵畜逐渐取代了驼畜，牵引力最强的是公牛，据色诺芬（[[Xenophon]]）记载，希腊军队中一辆单牛二轮车可以拉650公斤货物，相当于13头驴，而16头公牛合力更可牵引一部6吨多重的攻城塔车；但牛的问题是速度太慢，只能以2英里时速每天走5小时，而且牛的食量很大，约为马的5倍，这就进一步减少了有效负载。 所以大部分古代军队（除了最强大的那些）行军速度难以突破每天10英里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辎重牛车拖了后腿，要突破这个瓶颈，必须用马代替牛，据计算，5匹马牵引的四轮马车，负载相当于两头公牛，而速度可提高至每小时4英里，每天走8小时，且食量只相当于一头公牛，这样，辎重车队的速度便可超过步兵。 马的问题是昂贵，特别是在那些缺乏草场的地方，中世纪西欧流行多圃轮作制，草场较充裕，但据一份中世纪后期的价格资料，一头公牛13先令，牵引马10-20先令，按同等牵引力算，马价约3倍于牛价，骑乘马则更贵，约为牵引马的5-10倍；根据公元前17世纪赫梯帝国的一份文献，公牛价7.5谢克尔（[[shekel]]），牵引马10谢克尔，比价与中世纪欧洲相仿。 长途征战的大军对役畜的需求非常大，罗马军团的每个8人小队（[[contubernium]]）共享一个帐篷、一套灶具（包括一个石磨）和一头骡子，外加专门的后勤辎重队伍所需；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在改革马其顿军队的后勤系统时，通过清理闲杂人员（家属、仆人、妓女等），并提高单兵负重，将一支5万人军队的役畜削减了6千多头，可见总数之庞大。 因为数量太多价格太贵，只有那些财力最雄厚的军队才能配备足够多马车从而消除牛车瓶颈；同时，为了尽可能避免用牛车，并节约马匹，铁器时代两位著名军事改革家马略（[[Gaius Marius]]）和菲利普二世都十分强调提高单兵负重，而且不约而同的将标准设定在30公斤左右，这差不多就是现代化步兵的标准负重，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军步兵负重80磅，登陆诺曼底的美军步兵是82磅；将负重向单兵转移到倾向表明，机动瓶颈不在士兵行走速度，而是后勤辎重车队。 提高机动性也需要在组织训练和强化纪律上下功夫，像罗马军团那样每天数小时负重30公斤齐步行军，需要严格的训练，每天迅速及时安营和拔营，也需要完备的组织，参加过集体旅游的人都可以想象到，一群乌合之众，哪怕只有数十人，要让他们一致行动起来，有多么困难和耗时，要让五千人的军团趁天黑之前在两小时内井井有条的完成扎营、设岗、侦查、补充燃料和饮用水……，需要很强的纪律性。 克服后勤障碍的另一个手段，是利用水路便利进行快速投送，在火车出现之前，水上运输比陆地快得多，而且负载越大水路优势越明显，波斯帝国动辄在几千公里的跨度上投送数十万大军，便是充分利用了地中海的便利，能够运载如此大军的船队也非常庞大，需要雄厚实力才能供养。 然而，对于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型帝国，要将其军事控制覆盖境内每个角落，并且对任何要害地点皆可以接近极限的速度投送武力，终极手段是修建高速公路网，这一点只有罗马做到了，在罗马之前，各大帝国也致力于架桥修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但通常只限于开路、平整和压实等初级措施，保证道路勉强可用，但远远达不到全天候全速通行。 在公元前312年第二次萨莫奈战争（[[Second Samnite War]]）后的数百年间，罗马共修筑了40万公里道路，其中8万公里是精心铺设的硬化路面，有着土基、灰砂和石块三层铺设，以及路肩和排水系统，沿路设有大量路标、哨所、驿站和旅店，旅行者每隔20多英里便可找到休息和补给点地方，还有为通信兵换马的马栈。 正是这一高速公路网，确保了罗马军队可以在任何条件下以极限速度调往帝国任一角落，它构成了帝国权力的一大支柱，其所带来的陆地机动能力，直到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才被火车所超越，同时，罗马大道也被商人和平民旅行者所利用，它将帝国疆域内的众多小社会连接成了一个大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