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6】 一份更大规模的研究确认了早先我说起过的一个观察：两性在权利和机会上越平等，职业选择的性别差异就越强烈，并与刻板印象越接近， 图中纵轴为女性权利指数，横轴的指标较复杂，是 0.5 x（男生梦想职业与刻板印象相符并且与其父亲职业相似的比例+女生梦想职业与刻板印象相符并且与其母亲职业相似的比例） 来源：Sex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s’ Occupational Aspirations: Variations Across Time and Place

【2021-11-12】 今天闲着没事，再给大家讲讲性别差异这事情， 理解性别差异的最佳出发点，是下面这张图，这是两条正态分布曲线，均值都是100，蓝线的标准差是12，红线是18，（我是用 excel 的 norm.dist 函数生成的数据，然后创建了 平滑散点图，你可以动手自己试试标准差的其他值对应的形状，只需要三分钟） 我之前讲过，性别差异的许多（当然不是全部）表现都根源于禀赋分布的方差大小，而不是均值差异，男性的方差比女性大，当然，我这里取的18：12只是为了演示方便， （当然，这里说的是认知和其他心理禀赋，若是论体能，均值差异就很大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握力，男女的分布曲线几乎完全不重合，握力处于bottom 1%男人，其握力也比99%的女人强，） 认真看这张图，仔细琢磨，你就会理解许多现象，比如： 1）为何纯数学或理论物理这种对智商要求极高的学科里绝大多数是男人？ 看右边这条虚线，如果一个领域的进入门槛是125，那么该虚线右边红蓝两条线的下方面积之比就为该领域性别比设定了基本面貌，而有些领域的门槛可能高达140， 2）为何很多行当虽然从业者多数是女人，可是其中顶尖者却多数是男人？原理相同， 3）为何随着大学普及率提高，女性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而且速度更快？ 读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自然懂了，当虚线处于125时，红线下面积远大于蓝线下面积，随着大学入学门槛不断降低，虚线不断向左移，女生比例逐渐提高，移到均值位置时，男女比例将趋近于入学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当然，还有其他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越过入学门槛的人不一定真的入学，这里说的是背景条件）， 4）为何许多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女科学家或女工程师的比例反而比性别高度平等的社会（比如北欧）更高？ 因为在这些社会，科学与工程并不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最后侧两个标准差的那些顶尖聪明者，可能都被吸引到（比如）镇痔钻营和争权夺利事业中去了，或者争当阿亚图拉去了，诸如此类，而科学与工程领域吸引到的是均值右侧一个标准差左右的那些人，你看图中110-120之间，红蓝线下的面积大致相当， 5）上述道理是镜像适用的，就是说，当你把目光移向曲线左方，会看到与上述互为镜像的情况，即，如果一种筛选机制挑出的是最蠢、最懒、最无能、最坏、最不求上进的人，挑到的也大多是男人，比例有多高，取决于你的筛选标准的严苛程度，也就是你把虚线从左侧的红蓝交叉点往左移多远， 还有很多，留给你们自己思考吧，  

【2021-08-30】 进化生物学中对子女性别偏好有个理论，叫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Trivers–Willard hypothesis]]），大意是，资源条件越优厚，越偏爱雄性后代，这是特里弗斯从他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我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里曾详细介绍过，而且举了很多支持该假说的经验证据， 刚刚又听到几个例子， 1）911后的几个月中，美国男婴流产率显著提高，出生男女比降低了一个百分点，这一效应逐月减弱，直到第8个月才完全消除， 2）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的出生男女比明显下降， 3）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斯洛文尼亚的出生男女比也明显下降， 4）日本阪神大地震后也出现类似情况， @赵昱鲲: 除了营养水平外，与心理自信是否也有关系？我们家兄弟三人生了5个男孩1个女孩，但是我们家并不富，只是给孩子的心理支持很好。 @whigzhou: 有可能，关键是未来母亲是否产生*好日子要来了*的感知，至于何种线索会产生这种感知，可能性很多，依我看情感支持完全合格

【2021-07-09】 大学的女生比例越来越高， 这事情我听到过几种尝试性的解释，其中只有一种我感觉还说得过去：女生在学校通常比男生更乖更认真，所以，同等条件下，表现会更好，因而也更愿意继续读下去， 我从自己经历中得到的观察与之相符，以前同学中习惯性逃课逃学不交作业受罚的，绝大多数是男生，课堂上前几排座位基本上全是女生，抄作业和借笔记的对象一般也都是女生， 不过，我感觉这只能解释一小部分，另外几个因素还没听有人提到，但可能也很重要： 1）录取门槛降低会自动提高女生比例，因为男女智力平均水平差不多，但男生方差大，所以如果门槛很高，截取的是钟形曲线非常靠右的那段，而方差更大意味着尾巴更肥，被截到的比例自然就更高，随着门槛线向左移动，合格者中女生比例提高， 2）上大学至少有部分动机是为了提升未来的收入水平，关键是，在多大程度上不得不将高等教育作为求得一份体面收入的机会这一点上，男女面临的选项十分不同，女性对高等教育的依赖程度更大，这是因为，在不上大学的情况下，男生获得高收入的机会更多，在当前的产业形态下，留给低教育程度者的高收入职业，要么是重体力的，要么是高风险的，无论何种，都是高度男性化的， @慕容飞宇gg:可能还和专业有关。大学里面的万精油专业（非专业的专业）主要是偏文科的心理学和偏理科的生物学。这些学科比较偏女性。 @whigzhou: 对，这个已经包括在第一点里了，门槛降低对各学科不是均匀的，有些降的多，纯数学和理论物理之类降不了多少，另外很多新专业都是低门槛的 @whigzhou: 有人问男生智商方差大的出处，这个说法我听到过很多次，我感觉这是学界共识，不过手头能翻到的来源只有 Earl Hunt (2011) Human Intelligence 第11章 11.3.3 节： ​​​​  

【2020-03-08】 又到了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节日，大伯照例又要说上几句。 你们知道，这些年女人节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性别角色偏见，比如STEM女生少，必须是文化灌输的结果，让女孩子从小觉得自己不适合STEM，你要是不这么认为，就会被谷歌的男老板开除，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今天就不说STEM了，还是说说最近一年我玩的较多的桥牌吧。 像桥牌象棋围棋这种智力类竞技游戏，顶尖高手（比如世界排名前10或前20）中很少有女性，被认为史上最佳女棋手的Judit Polgár，巅峰排名也只是第8，所以，按规定，我们必须认为社会对女性下棋打牌存在偏见，而且这一偏见确实影响了女性的参与和发挥。 唯一的问题是，这跟大伯看到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俱乐部里女牌友占多数，而且成绩明显比男的更好，Top20里女的占13。 原因之一容易想到：男人寿命短，而在我们乡下，桥牌基本上是中老年游戏，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从种种相关线索看，大伯我认为，桥牌在我们这地方吸引了更多女性，正是因为性别角色差异，因为桥牌算得上是一种文绉绉的略高雅活动，而依我的观察，这边乡下有一种文化倾向：大部分文绉绉的高雅活动都是留给女人的，比如比桥牌更加文绉绉的读书俱乐部，清一色老太太，有次几位老太太跟我介绍她们俱乐部的活动，一位老公好不容易插上一句嘴——『是不错，可以喝掉好多酒』。 我认识一位农民养了几匹马，但从来没见他骑过，后来终于明白了，是给他老婆练盛装舞步的，他只管喂草和铲马粪。 照理说，这种文化下，女牌手应该既多又强了对吧，小地方确实如此，全局看并不是，为欢庆节日，大伯我特意做了点小研究，Top20的女性比例随级别而递减：我们俱乐部13/20，维州6/20，全澳洲4/20，全世界0/20。 道理很简单，论平均智力，两性差不多，或许女性还略高，可是男性的分布方差大啊，所以钟形曲线两头的尾巴都更肥，于是越靠近顶尖，女性比例越低。 那么，这一事实有没有降低女人的打牌热情呢，有没有影响她们的打牌表现呢？好像没有，她们都玩的很开心，看她们玩的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2019-10-20】 我觉得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会降低阶层流动性，因为假如男性预期未来妻子是家庭妇女，择偶时就不会太在意其教育程度和潜在工资水平，反之，则会在这方面更assortative，从而提高阶层内婚比例，如图所示，工资收入Top10%的男性的配偶的工资收入也在Top10%里的比例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上升，同期女性劳动参与率也在提高，来源：How Assortative Mating Is Driving Income Inequality by Branko Milanovic  

食物与人类#3：天作之合 辉格 2018年6月27日 上一篇我讲到，动物在做出觅食选择时面临一个权衡：是勤勤恳恳的专注于营养密度低但回报确定可靠的食源，还是冒险一搏去求逐高价值食物？对于食草或纯食肉动物，这问题不重要，它们已在食性特化的道路上走的太远，已没有多少选择余地，然而对我们杂食动物，这常常是个艰难抉择，因为冒险的回报有时会非常高，花费同样时间，（如果成功的话）捕猎大型动物的每小时营养回报率可高出低密度食物三个数量级。 人类学家对美国大盆地（Great Basin）狩猎采集者常见食源的劳动回报率做了仔细测算，采集种子和根茎的每小时回报大多在小几百卡路里，只有少数像松子榛子橡实这样的大种子才勉强超过一千，而即便像松鼠野兔之类小动物也可达五千到一万，至于鹿、岩羊、羚羊等中型动物，可高达两到三万，假如我们考虑营养密度更高的驯鹿、海豹、鲸鱼，或设陷驱赶等效率更高的捕猎技术，回报率还可提高一个数量级；而且，上述数字都没有考虑获取之后的加工与消化成本，否则差距还要拉大。 打工和创业的差距也不过如此：或者稳妥的挣十万美元年薪，或者创业，十年后成功上市，拿到十亿美元，差三个数量级，再考虑利息和创业者的超强度工作，就只剩几百倍了；可是每个成功创业者身后都躺着一大批失败乃至破产者，所以尽管回报极高，其风险也让人望而却步。 策略互补的可能性 控制风险的一个办法是混合投资：优先贯彻稳妥方案，假如境况不错，体内囤积了较多脂肪，就出去赌一把，这样就算失败了，也可以靠脂肪存货维持一阵，在一定程度上，杂食动物奉行的就是此类（或效果相当的）混合策略；可是，混合策略严重限制了专项技能的发展，杂食动物尽管一般认知能力较强，但专项捕猎技能都较为平庸，消化能力也一般，俗话叫“三脚猫”。 但是还有控制风险的另一种可能：假如一种动物是群居的，有没有可能让其中一部分走稳妥路线而另一部分走激进路线，冒险得到的高回报在群体内分享，而稳妥策略则为冒险活动提供一种保险机制？这样，物种便拥有两套各自平行进化的禀赋与技能，分别适应两种觅食策略，再经由合作形成策略互补。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实现种内遗传隔离，我们知道，有性生物的基因组在产生配子的减数分裂过程中会发生重组，来自父母的两套染色体被剪碎了，搅一搅，再拼接起来，既如此，怎么保证分别与两套策略相对应的两组遗传编码不会被搅乱？当然一个答案是特化适应仅限于后天技能因而无需遗传分化，可这样适应潜力就受到太大限制。 另一条出路是将群体分为两组，各自实行内婚（endogamy），可是久而久之两个内婚群就分化成两个物种了，当然，两个物种仍可能继续维持合作互补关系，但希望极其渺茫，因为近亲物种在太多方面过于相似因而更可能相互竞争而非合作，而共生互惠往往发生在亲缘极远的两个物种之间。 通过物种间共生互惠倒确实可能实现策略互补，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的能力就全靠寄生在其消化道内的微生物，狗也是因为其祖先在狩猎活动上与人类达成互惠合作关系而被驯化，热带非洲有一种叫向蜜䴕（honeyguide）的鸟，善于发现隐藏在树洞里的蜂巢，却不擅长将其琢开拖出，它们会（借助鸣叫、蹦跳和身体姿态）引导人类（或蜜獾）一路走到有蜂巢的那棵树下，等人类打开树洞取走蜂蜜后，享用剩下的幼虫和蜂蜡。 然而，尽管存在遗传隔离上的困难，种内分化与互补并非完全不可能，一种可行的方案是冗余编码：在每一个体的基因组里保存与两套（或更多套）备选策略相对应的全部遗传编码，然后在发育阶段的某个时刻按需要决定打开其中哪一套，社会性昆虫就是这么做的，一窝蚂蚁的众多个体分属于不同品级（caste），比如工蚁、兵蚁、守卫蚁等，特定个体发育成哪个品级，由其发育早期所吃食物以及蚁后所分泌外激素这两个因素决定。 不过，虽然社会性昆虫通过品级分化实现了巢群内的分工合作，但并未将该设计思路用于支持多套平行且互补的觅食策略，后者似乎只有人类做到了。 基于性别分化的双重觅食策略 人类是通过性别分化来实现双重觅食策略的，简单说就是男人狩猎，女人采集，与两套策略相关的遗传编码可冗余存储在每一个体的基因组里，然后让性别决定机制来开启其中某一套即可，实际上，这只是将极为普遍的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延伸到与觅食策略相关的众多特性上而已，生物学机制上并不奇特，但其后果却是非同寻常的。 和食肉动物一样，人类狩猎也是高风险营生，即便是一位好猎手，也常常连续几天空手而归，甚至连续几周一无所获，当狩猎失败时，他们会在返回营地途中做些采集，但这一后备方案是远不充分的，真正让他们能在狩猎连续失败时免于饿死的，是他们家里女人（特别是妻子）的采集收获，后者远比狩猎更稳定可期。 至少从我们的直立人祖先开始，狩猎采集这一性别分工模式便已形成，直到转向农业之前的一百多万年漫长历史中，这一双重觅食策略始终构成了人类生理、心理与文化进化的基本背景；不过，和食草/食肉这组对比一样，狩猎/采集也只是个高度简单化的说法，这一对比的实质在于两性的工作内容在风险光谱上的分布差异：男性活动总是居于高风险一侧，而女性活动则居于另一侧。 为叙述方便，不妨将光谱两端分别称为男性化工作和女性化工作，用经济学术语（考虑到这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不得不澄清，所以请容我插入一点较为抽象的内容），可以这样定义男性化工作：它们有着一条脉冲状的边际收益曲线，脉冲峰值极高，谷值近乎于零，并且脉冲之间间隔距离不规则。 所谓边际收益，是指每追加一单位劳动所获得的收益增量，脉冲状意味着：假如你每周只工作一两个小时，可能一无所获，也可能大赚一票，50万卡路里扛回家，现在你增加每周工作时间，三小时，四小时，五小时……完全徒劳，总收益不变，继续增加，增加，增加……突然幸运降临，又30万卡路里扛回家…… 相反，女性化工作有着一条低而平坦的边际收益曲线，单位劳动回报低，尽管回报率随劳动追加而有所降低，但降幅不大，俗话说就是一份汗水一份收获，付出与回报的关系非常明确，而且激励周期短，最典型的女性化工作是制造业里的低技能计件制工种。（抽象内容结束） 另外，人类学家朱迪斯·布朗（Judith K. Brown）曾提出女性化工作的另一个特征：为了不耽误照顾孩子，女性倾向于在两性分工中挑选那些单调重复，无需长时间高度专注，可随时中断，中断后很容易重新捡起的工作，我们最熟悉的一个范例就是打毛衣，不难看出，此类工作在风险与边际收益特征上和我的定义吻合，只是范围更窄。 尽管捕猎大型动物是典型的男性化工作，而采集是典型的女性化工作，然而特定群体中，处于光谱两端的未必是狩猎与采集，这是因为，随资源条件不同，各群体中，狩猎与采集各自在觅食活动中所占份额也大为不同，而两性的工作负担需要得到平衡；在有记录的热带和亚热带狩猎采集群体中，男性平均贡献了54%食物热量，但群体间差异极大，从25%-89%不等，若剔除其中的采集收获而只算狩猎收获（男性也会采集），差距会更大。 当男性狩猎机会太少时，他们通常会分担部分采集任务，但即便此时，他们也会倾向于更男性化的采集活动，挑选那些更像猎物的采集对象，比如蜂蜜、鸟蛋和大型果实，反过来，当女性采集工作不饱满时，也会去狩猎，但倾向于更女性化的捕猎活动：设陷下套捕野兔老鼠，捞鱼虾，网鸟，等等。 在有些社会，甚至当男性很少狩猎时也不去采集，而是把精力转向非生产性的高风险活动，比如战争、政治和性竞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澳洲的提维人（Tiwi），提维男性狩猎收获很少，其食物贡献率处于上述光谱的低端，特别是已婚中老年男人，很少狩猎，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设法娶尽可能多的妻子，努力防止她们出轨，压制年轻男性，并防止他们靠近自己妻子。 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做的很成功，老男人对性资源的垄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女孩在进入青春期时，她的未来女儿们就被预先许配给某个男人了，结果，40岁以上男人霸占了几乎全部初婚机会，30多岁的男人可能娶到中老年寡妇，更年轻的完全没机会，老男人拥有十几位妻子很平常，不仅占有她们的性资源，还靠她们获取食物，不过可以想象，这种局面下，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严加防范，出轨率也不会太低。 能量均衡图景下的双重策略 扯远了，回到我们的主题。 在澄清了双重策略的含义之后，现在我们把它放到能量均衡的大图景下，看看它能带来什么新启示，正如我在第一篇所讲，对能量均衡作出贡献的，不仅是食物获取，还有食物加工，烹饪，衣服，房屋和燃料，以及为提升这些工作的效率而准备的设施器具，两性分工将在所有这些方面展开。 让我从一个极端例子说起，生活在北极的因纽特人食谱非常特殊，几乎完全来自狩猎，主要是驯鹿、海豹和鲸鱼，女性的食物贡献率近乎于零，因为那里没有什么有食用价值的植物可供采集，可是一旦我们转换到能量均衡的角度，便发现，因纽特女人的贡献率不亚于她们的丈夫。 首先是保温，这在北极是个时刻攸关性命的大问题，因纽特女人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处理皮革和肌腱，缝制衣服、皮靴和帐篷，制备绳索（用皮革或肌腱纤维），熬制油脂，照顾油灯（添油，拨弄灯芯以调节火焰），烘干换下的衣靴，调节天窗以便将室温和空气清新度控制在适当水平（在高密封的半地下小屋里保温和氧气充足之间的平衡十分脆弱）…… 其次是烹饪和食物加工，由于因纽特人没有稳定可期的采集食物作为保险，其风险抵御能力高度依赖于食物储备，而多数食物（尤其是肉食）只有在适当加工之后才能长期保存，脂肪需熬制提纯，肉类切片风干，容易变质的内脏须尽快吃掉，鸟类则压在石堆下任其发酵熟成……在北极，连水都需要动手加工（且消耗燃料）才能得到。 在低纬度地区，保温工作没这么繁重，但食物处理负担却重的多，因为那里的食谱中植物性食材比例更高，而植食更难消化，毒素更多，因而需要更多处理，特别是那些小颗粒种子，种子是植物最不希望被吃掉的部分，所以防范也最严密，裹上坚韧外皮，套个硬壳，壳上加刺，注入毒素，都是常见手段，使得种子处理变得很麻烦。 之前我曾提及木薯和橡实处理之麻烦，这里再以松子为例，北美西南部曾有许多狩猎采集群体以它为主食，松子颗粒倒不算小，毒性也不高，但包裹很严密，首先要反复敲打松果球将其脱粒，得到松子，接着烘烤，令外壳爆裂，去壳，再烘烤，然后磨碎，整个工作量9-10倍于采集本身（橡实的这一比率更高，18-20倍）。 性别分工与婚姻纽带 随着人类技术日益复杂化，需要处理且有能力处理的材料种类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些是食材，但更多的是用于工具、衣物、建筑、器皿的原料，同时，随着人口压力提升，人们的食谱沿着营养价值的坐标逐渐从高向低移动和拓展，而越是低价值食材，处理负担越重，于是，与能量均衡相关的工作清单不断延长。 一个重要事实是，新添入这份清单的工作，大部分由女性承担（这个大部分，指的是工作种类的数量，而不是能量贡献率），这是因为这些工作（按前述定义）大多具有女性化特征，只有少数例外：一类是专由男性使用的武器和工具的制作，这些活不仅由男性独揽，而且常有禁忌确保不让女性染指，另一类是重体力活，比如盖房子。 还有一类是需要长时间高度专注的工作，不妨用俗话称为“大活儿”，比如独木舟制造，大活儿往往也是高风险、回报周期长的，很可能因某个环节的失误而前功尽弃，比如西伯利亚汉特人（Khanty）制造独木舟的一道关键工序是将已经掏空并用火烤热的船体向两侧撑开以扩大舱容，这需要很大力量，但用力过猛或速度过快又会撑裂，几天活白干，这是最典型的男性化工作。 发端于双重觅食策略的性别分工，逐渐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两性之间也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了，如此改造后的生计模式，离开任何一方都无法维系，这无疑强化了人类配偶关系，尽管婚姻最初可能是出于合作抚养孩子的需要而出现（人类婴幼儿特别脆弱），可婚姻一旦产生，便为性别分工创造了条件，后者反过来又强化了它。 纵观各种形态的社会，物质文化越发达，两性分工就越深入，婚姻纽带也就越牢固，同为狩猎采集社会，高纬度地区物质文化更复杂（至少他们更需要厚实衣服和房屋），因而婚姻更牢固，定居农业社会就更进一步，这一情况，直到现代劳动市场充分发展，夫妻分工被市场分工取代之后，才发生改变。 平行特化和无所不在的性别差异 双重策略和性别分工的长期存在，对两性施加了极为不同的选择压力，驱使他们各自朝不同方向特化适应，由此造成的两性差异遍布于人类生理与心理各个方面，俯拾皆是，其中许多是一目了然路人皆知的（除了某些流派的女权主义者），诸如身材、肌肉力量，奔跑速度，冒险与暴力倾向……这里只举一些较少被谈论的例子。 视力：女性识别静物和分辨颜色的能力比男性强，男性红绿色盲比例16倍于女性，但男性感知运动物体、速度与节奏的能力更强，理由大概不用解释；嗅觉：女性强得多，嗅球中的神经元比男性多一半；味觉：35%的女性是所谓超级味觉者（supertaster，他们的舌头上有更多味觉感受器），男性只有15%，嗅闻和品尝是采集的必备技能；痛觉：男性的疼痛耐受力远高于女性，狩猎和“大活儿”都会带来很多伤痛（男性凝血因子浓度也更高）；肌肉：男性肌肉力量总体上比女性强60%，大关节附近肌肉强一倍，握力三倍于女性；供氧能力：男性单位体重肺容量高56%，心脏重量高50%，血红蛋白浓度高14%。 男人更爱吃肉，女人更爱吃小零食，这是因为，虽然两性共享觅食成果，但共享的不是全部，相当比例的收获会在带回营地之前吃掉，采集者常会边采边吃，或在中途休息时吃上一顿，既为解饿，也是出于品尝鉴别的需要，狩猎者在捕获大中型动物时，常会在现场吃掉部分内脏和骨髓，特别是肝脏，这些部位容易消化因而较少需要烹饪，而且新鲜肝脏富含维生素，这对缺乏植物性食源的高纬度群体尤为宝贵。 另一方面，男性更偏爱和倚重肉食，也是因为他们代谢率高，不仅基础代谢高，因活动而带来的额外代谢也高，以卡拉哈里的昆桑人（!Kung San）为例，壮年男性综合代谢率平均比同龄女性高80%，所以他们的能量摄入更容易遭受消化瓶颈的束缚（见第一篇），因而需要营养密度更高、更容易消化的食物。 女性在语言和社会技能上远超男性，也更富同情心，善于体会他人感受并作出适当反应，男性则更能忍受长时间孤独，而且常常着魔般的痴迷专注于某件事情（无论是工作还是游戏），难以自拔，完全不顾回报之遥远和不确定，假如你了解人类的惯用狩猎伎俩，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草原和戈壁地区的常见狩猎形式是清晨伏击（dawn ambush），食草动物会在此时出来喝水，猎人经常需要在水源附近纹丝不动的趴上几个小时，因纽特猎手更会花十几小时静静蹲守在冰窟窿前，在树林里采用偷偷逼近（sneaking）战术时，猎手常几分钟才迈出一步，随时准备恢复雕塑般的静止，当有幸击中猎物时，也很少会一击致命，随后便是数小时的寻踪追击，有些狩猎甚至纯粹由长途追击直至拖垮猎物而完成，在我们的祖先猎手中间，《老人与海》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 参考资料 Nancy Howell: Life Histories of the Dobe !Kung (2010) Frank Marlowe: The Hadza (2010) Robert L. Bettinger: Orderly Anarchy (2015) Holly Peters-Golden: Culture Sketches, 4^th Edition (2006) Robert McGhee: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2005) Molly Lee & al.: Eskimo Architecture (2003) Elizabeth W. Barber: Women's Work (1995) Peter D. Jordan: Technology as Human Social Tradition (2014) Douglas J. Kennett & al.: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2006) 爱德华·威尔逊：《昆虫的社会》（2007） Wikipadia: Honeyguide Wikipadia: Supertaster Wikipadia: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s Wikipadia: Sex differences in human physiology 5 Surprising Ways Men and Women Sense Things Differently http://www.health.com/mind-body/5-surprising-ways-men-and-women-sense-things-differently Israel Abramov & al.: Sex and vision I -- Spatio-temporal resolution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447704/ Israel Abramov & al.: Sex and vision II -- color appearance of monochromatic light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483194/ Sexual Dimorphism in the Human Olfactory Bulb 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11733 NIH: Facts About Color Blindness https://nei.nih.gov/health/color_blindness/facts_about

【2018-04-01】 男人比女人更爱冒险，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而且男人还会运用他们的智慧去发现和利用各种冒险机会，下面两张图摘自Richard J. Haier: The Neuroscience of Intelligence, p57，图中两条曲线分别是童年智商在top1/4和bottom1/4的个体随年龄增长的存活率，上图是女性，下图是男性， 可以看出，聪明男人倾向于用他们的智慧去追逐风险（注意下图中高智商组存活率低于低智商组的年龄段，30-50岁，恰好是男性的事业巅峰期），而聪明女人的智慧主要用在规避风险上了（废话：当然是统计意义上）。  

【2018-03-12】 @果壳 【理工班=和尚班？为什么理工女成了“稀有物种”？】“你们机械班有多少男生？我没问你总人数，哦，男生人数就是总人数了……”在理工专业、学院、大学，女生一直被当作“稀有物种”。有的专业有几百号人，可女生的人数还没占个零头。为什么？一些人认为是女生的理科不如男生，事实真的如此吗？ °理工科的女生为什么少？因为她们理科差？ @李子李子短信: 女性的理工科成绩不比男性差，但是阅读普遍更好，很多是基于个人优势和兴趣方面的选择。 @whigzhou: 总体看女性的理工科成绩不比男性差，但男性的方差大，所以Top 10%里的男性比例高很多，而只有一小部分职位需要STEM专业背景，这两条足以解释两性择业差异，但显然不够政治正确 @雷雷atcg: 在智商分布上，男性的方差更大，内部差异大/比女性大，认真观察的话，其实长相也是 @whigzhou: 对，在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特征上，男性的方差都比女性大 @UgandaKnuckles:如果说男性面临更大的选择压力，为什么女性的性状的分布会更平均 @whigzhou: 我猜是因为男性在历史上面临的性选择压力更大，而这一压力更偏爱策略组合上的激进分子，考虑极端情形：假如一夫多妻的比例达到1：10，那么男性只有成为Top10%才有机会留下后代，策略必须激进，而女性则不必 @whigzhou: 当然实际情形远没有这么极端，但原理一样 @whigzhou: 更简单的解释：挤入前10%对男性回报率要高得多，女王比浣衣妇多生不了几个孩子，男王就不是了，更要命的是，在复杂社会爬上高位是往往已人到中年，女性已近绝经期，所以往前10%里挤的回报率很可能是负的 @whigzhou: 解释一下为何不对称性选择会偏爱男性的激进策略，许多改进某方面性能的变异都会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比如某变异可能大幅提升你进入IQ-Top10%的机会，但也大幅提升患某种脑病的机会（这正是阿兹肯纳齐犹太人中发生的情况），此时，如果挤入Top10%的回报特别高，冒高风险追求高回报的激进策略就会受偏爱，这一解释与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相吻合：在所有高风险高回报的事情上，男性都远远比女性更起劲  

1）事实1：有女人节，没有男人节， 2）事实2：『woman』有个前缀，『man』没有， 3）事实3：谈论直男癌或『toxic masculinity』特别政治正确，谈论任何女性弱点则特别政治不正确， 4）上述事实之间有个相通点，这个相通点揭露了另一个事实：人人平等，有些类别比其他类别更平等， 5）如果你觉得你被冒犯了，那么你确实被冒犯了，因为我向来蔑视那些将自己的荣辱高下与任何类别标签紧紧绑在一起的人，并且向来不惮于表达这一蔑视，所以，你确实被我冒犯了，I mean it. 6）就好比有些人一听人贬低自己的母校就跳的老高，或者整天傲娇的把母校名头挂在自己名字边上，很明显，除了指望从自己所归属的某个类别中沾点光之外，他的人生中实在没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让他感觉良好甚或拿出来夸耀了，真是可怜， 7）两性之间存在许多深刻差异，考虑到数百万年来他们在诸如后代养育和食物获取之类至关重要的事情上扮演的角色如此不同，要是没有这样的差别倒是奇怪了， 8）女性在某些技能或职业上表现不佳，正如男性在另一些上表现不佳， 9）不仅如此，就特定价值/伦理标准而言，女性在某些美德上表现不佳，正如男性在另一些上表现不佳， 10）因为今天是女人节，所以我专门谈谈女性表现不佳的方面，就我最关切的自由制度而言，女性最显著的弱点是容易放纵自己被催产素所摆布，当目睹困苦或伤痛时，过度热衷于任何有望让自己那颗又一次破碎的玻璃心迅速得到修复的手段，却不愿冷静考虑一下那么做是否会带来更多伤害，甚至直接伤害她们的同情对象， 11）这些差异是统计上的，并不自动适用于个体， 12）我了解很多杰出的女人，包括那些在通常认为女性表现不佳的事情上表现出色的女人，我赞赏她们，但并不是因为她们『证明了女人也能如何如何』，或『改变了世人对女人的看法』，或诸如此类的bullshit，而仅仅因为她们——作为个体的她们——就是出色，就是值得赞赏， 13）如果你觉得程序员这个职业适合自己，尽管去尝试，虽然统计数字显示女性成为优秀程序员的几率远低于男性，但我们不是查看了这些统计数字后再决定自己如何生活的，那么做很愚蠢，对吧？ 14）即便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仅仅依据这些统计数字来预测个人的未来职业成就也是愚蠢的，因为关于特定个体——比如你关于你自己——，我们了解远比统计类别更多更具体的信息，足以让我们做出重大的贝叶斯修正，比如你知道你对写程序感觉得心应手，或许你还知道你的数学成绩向来很好，不利用这些信息调整自己的预期却仅仅依靠粗糙的多的总体统计数字，不是很蠢吗？ 15）更何况，我们完全没有义务按（如此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原则生活， 16）好，假设你决定去应聘那个程序员职位了，并且得到了它，接着你发现（或被告知）这是雇主执行性别平衡政策的结果，换句话说，你是被多元化了，你会感到自己被羞辱了吗？ 17）如果不会，那么对不起，你又要被冒犯了，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个贱人， 18）不过，既然你能坚持读到这里，我猜你大概不是（又一个贝叶斯修正）， 19）所以让我祝你女人节快乐吧～（虽然我知道你大概和我一样不会太把这节日当回事）  

The Misogynist Origins of American Labor Law 美国劳动法的仇女起源 作者:Jeffrey Tucker @ 2016-02-17 译者:混乱阈值(@混乱阈值) 校对:鳗鱼禅(@鳗鱼禅) 来源:FEE,https://fee.org/articles/government-s-war-on-women-1900-1920/ Many now credit government for past progress in gender equality, mostly because of late 20th-century legislation that appeared to benefit women in the workplace. This is a distorted view. Few know that government at all levels actually sought to prevent that progress. 如今许多人把过去在性别平等上的进步归功于政府，主要是因为二十世纪后期的立法看似让职业女性受益。然而这个观点与现实不符。鲜为人知的是，各个层级的政府都曾企图阻挠这种进步。 A century ago, just as markets were attracting women to professional life,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pecifically targeted women to restrict their professional choices. The regulations were designed to drive them out of offices and factories and back into their homes — for their own good and the good of their families, their communities, and the future of the race. 一个世纪前，正当市场吸引女性进入职场之际，美国的政府管制刻意将女性作为目标人群，限制她们的职业选择。这些管制措施的目的是把女性从办公室和工厂驱赶回家中——为了女性和她们家庭、社区，以及民族的未来。 The new controls — the first round of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s in the free labor market — were designed to curb the sweeping changes in economics and demographic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due to material advance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egulations limited women’s choices so they would stop making what elites considered the wrong decisions. 这些新的控制措施——是整整一个世纪对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干涉浪潮的第一波——意在阻止由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物质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和人口统计上的巨大变化。管制措施限制了女性的选择，这样她们就无法做出当时社会精英眼中的“错误”决定。 The real story, which is only beginning to emerge within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is striking. It upends prevailing narrativ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women’s rights. Many cornerstones of the early welfare and regulatory state were designed to hobble women’s personal liberty and economic advancement. They were not progressive but reactionary, an attempt to turn back the clock. Women’s Work Is Not New 女性工作不是什么新鲜事 It was the freedom and opportunity realized in the latter period of the 19th centu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for women workers, opening up new lines of employment.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meant that women could leave the farm and move to the city. They could choose to leave home without having married — and even stay in the workforce as married women. They enjoyed more choice in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life than ever before. New clerical jobs, unknown a century earlier, were everywhere to be had. Women’s wages were rising quickly, by an impressive 16 percent from 1890 through 1920. Nor were women working at “exploitative” wages. A Rand corporation study of wage differentials discovered an interesting fact: women’s wages relative to men’s were higher in 1920 than they were in 1980. 新的文书类工作在那之前一个世纪还不存在，而此时已经到处都是。从1890年至1920年女性的工资快速上升，涨幅高达16%。女性的工资并非是“剥削性”的。兰德公司一项关于工资差异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1920年女性工资相对于男性工资的比率要高于1980年。 The Law Intervenes 法律介入 And yet, these were also the years in which we first saw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much of it specifically targeting women. As historian Thomas Leonard argues in his spectacular book Illiberal Reformers (2016),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ians panicked about what this could mean for the future of humanity. 然而，在那些年政府首次开始介入劳动力市场，明确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女性。正如历史学家Thomas Leonard在其力作《非自由的改革者（Illiberal Reformers）》中指出的，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恐慌于女性工资上升会给人类未来带来的影响。 Society must control reproduction and therefore what women do with their lives. So said the prevailing ideology of the age. We couldn’t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markets enticed women to leave the control of their families and move to the city. 社会必须控制生育，因而也就必须控制女性的人生。那个时代盛行的意识形态如是说。市场引诱女性离开家庭的控制搬迁到城市，这种情况让人无法接受。 Though they are called Progressives, the reformers’ rhetoric had more in common with the “family values” movement of the 1970s and ‘80s — with pseudoscientific race paranoia playing the role that religion would later play. In many ways, they were the ultimate conservatives, attempting to roll back the tide of history made possible by the advance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尽管他们被称为进步主义者，这些改革者的话语倒跟1970和80年代的“家庭价值观”运动有更多共同点——也包括日后宗教也运用的伪科学种族妄想狂那一套。在许多方面，这些人是终极的保守主义者，他们企图使资本经济的进步带来的历史浪潮倒流。 They were incredibly successful. Over a 10-year period between 1909 and 1919, 40 states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hours that women employees could work. Fifteen states passed new minimum wage laws to limit entry-level jobs. Most states created stipends for single-parent families, specifically to incentivize women to reject commercial life, return to protected domesticity, and stop competing with men for wages. 他们大获全胜。1909年至1919年的十年间，40个州限制了女性雇员可以工作的小时数。15个州通过了新的最低工资法来限制初级工作职位。大多数州制定了对单职工家庭的津贴，特意激励女性抵制商业生活回归被保护的家庭生活，同时不再与男人在职场上竞争。 Such laws were completely new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in almost all of modern history) because they intervened so fundamentally in the right of workers and employers to make any sort of contract. The Progressive agenda involved government deeply in issues that directly affected people’s ability to provide for themselves. It also created unprecedented impositions on both employees and their employers. Such laws would have been inconceivable even 50 years earlier. 这些法律在美国历史上（同时也在几乎整个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原因在于它们如此根本性地介入了工人和雇主订立任意契约的权利。在一些直接影响人们自给自足能力的议题上，进步主义的议程和政府关联极深。同时进步主义创立了前所未有的税项，同时向雇主和雇员征收。这样的法律即使在五十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How did all this happen so fast, and why? 政府的干预如何迅速实施？为何能得逞？ The Inferiority of Women 女性的劣势 Richard T. Ely, the hugely influential founder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the godfather of progressive economics, explained the issue clearly,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laws that followed. His 1894 book Soc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xpressed a panic about women’s entry into the workforce: Richard T. Ely 是美国经济协会极具影响力的创建者，也是进步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他曾清楚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为之后产生的法律打下了基石。他在1894年发表的著作《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中对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表达了恐慌：

Restrictions should be thrown about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 and their employment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before and after child-birth should be prohibited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re should also be a restriction of the work-day, as in England, for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under eighteen, and for women. Such a limitation having beneficial effect upon the health of the community…. Night work should be prohibited for women and persons under eighteen years of age and, in particular, all work injurious to the female organism should be forbidden to women. 应该限制雇用已婚女性，在任何情形下，都应该禁止雇用处于分娩期前后的女性，禁止雇用期应该相当长。我们应该仿效英格兰，限制儿童、十八岁以下的年轻人和女性的工作时长。这种限制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应该禁止女性和不满十八岁者上夜班，尤其应该禁止女性从事那些损害女性生理机体的工作。

If the reference to the “female organism” sounds strange, remember that this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believed in eugenics — using state force to plan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l race — and hence saw women mainly as propagators of the race, not human individuals with the right to choose. 如果书中所谓的“女性生理机体”听着别扭，请记住那一代知识分子相信优生学——即使用国家的力量来制定生产模范种族的计划，因此他们将女性主要看成生育者，而非拥有选择权利的个人。 For anyone who believed that government had a responsibility to plan human production (and most intellectuals at the time did believe this), the role of women was critical. They couldn’t be allowed to do what they wanted, go where they wanted, or make lives for themselves. This was the normal thought pattern for the generation that gave the United States unprecedented legal restrictions on the labor market. 对于任何相信政府有责任对人类生育做规划的人（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确实相信）来说，女性的角色至关重要。女性不能被允许做自己想做的事，去她们想去的地方，或过她们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当时一代人通常的思维模式，而正是这种思维模式让美国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前所未有的法律限制。 The Supreme Court Weighs In 最高法院的介入 Consider the Supreme Court case of Muller v. Oregon, which considered state legislation on maximum working hours and decided in favor of the state. Oregon was hardly unusual; it was typical of the 20 states that had already passed such laws directed at women’s freedom to choose employment. From the text of Colorado’s law passed in 1903: “No woman” shall “work or labor for a greater number than eight hours in the twenty-four hour day … where such labor, work, or occupation by its nature, requires the woman to stand or be upon her feet.” 看一下Muller诉俄勒冈州这个最高法院案例，最高法院认可对最大工作小时数的州立法，并做了对州政府有利的判决。俄勒冈州并非特别，它只是已经通过此类针对女性选择工作自由的法律的二十个州的典型。在1903年通过的科罗拉多州的法律这样写道：“没有女性”应该“在一天的24小时中进行8小时以上的工作或劳动……这里指的是需要女性站立完成的工作、劳动或职业。” The decision in Muller v. Oregon, then, ratified such laws all over the country. Today, this case is widely considered the foundation of progressive labor law. What’s not well known is that the brief that settled the case was a remarkable piece of pseudoscience that argued for the inferiority of women and hence their need for special protections from the demands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That brief was filed by future Supreme Court justice Louis Brandeis. 于是，最高法院对Muller诉俄勒冈州案的判决正式批准了全国范围内此类法律。今天，该诉讼被普遍认为是进步主义劳动法的基础。而不为人所周知的是，终结该诉讼的那份简报是一篇令人称奇的伪科学文章，该简报论述了女性的劣势，认为女性需要特殊的保护使她们免受商业公司侵害。这份简报正是后来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Louis Brandeis提交的。 The Weird and Awful “Brandeis Brief” 奇怪又糟糕的“Brandeis简报” The “Brandeis Brief” argued that the law had to stop the massive influx of women into the workplace because women have “special susceptibility to fatigue and disease,” because female blood has more water in it than men’s blood. Their blood composition also accounts for why women have less focus, energy, and strength generally, according to the brief. “Brandeis简报”认为法律必须制止大量女性流入劳动力大军，因为女性“特别容易疲劳和生病”，原因是与男性相比，女性血液中含有更高比例的水分。按照这份简报的说法，女性的血液成分比例也解释了为何女性通常在注意力、精力和体力上逊于男性。。 “Physicians are agreed that women are fundamentally weaker than men in all that makes for endurance: in muscular strength, in nervous energy, in the powers of persistent attention and application.” “医生们认同女性在一切和耐力有关的方面从根本上弱于男性的观点：这些方面包括肌肉力量，神经系统的能量，持续保持注意力和坚持的能力。” Moreover, “In strength as well as in rapidity and precision of movement women are inferior to men. This is not a conclusion that has ever been contested.” 此外，“不仅在力量上，在速度和动作的精确度上，女性都劣于男性。这一结论从未受到过质疑。” Long hours are “more disastrous to the health of women than to men,” the brief explained. Government therefore needed to regulate work hours for the “health, safety, morals, and general welfare of women.” 长时间工作“对女性健康的损害要大于对男性，”该简报这样解释道。因此政府需要为了“女性的健康、安全、道德，以及生活幸福”对工作时长进行管制。 Restrictions on work hours were therefore essential. “It is of great hygienic importance on account of the more delicate physical organization of woman,” the brief said, “and will contribute much toward the better care of childre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 regular family life.” 因此限制工作时间就至关重要。“考虑到女性生理组织更脆弱，（限制工作时间长度）在卫生上具有重大意义”，该简报这样写道，“这对关爱儿童和维持正常家庭生活都非常有益。” This brief is also notable for being the first to combine science, however bogus, and public policy in an 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这份简报另一个闻名于世的原因，是它首次在向最高法院的上诉中将科学——尽管是冒牌货——与公共政策结合在一起。 Florence Kelley’s Dream of Nonworking Women Florence Kelley的女性不工作梦想 One might suspect that the entire effort was a male-driven one to stop female progress, but that’s not the case. A leader in the campaign for such labor interventions was writer and activist Florence Kelley. Modern progressives celebrate her activism for maximum work hours, the 10-hour workday, minimum wages, and children’s rights. Indeed, she is considered a great hero by the sanitized version of history that progressives tell each other. 现在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整个事情都是男性驱使的，意在阻止女性进步，但事实并非如此。支持政府介入劳动力市场的运动的一位领导者Florence Kelley是一名作家兼激进分子。现代进步主义者颂扬了她在最大工作时长、十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和儿童权益上的激进主义。没错，在进步主义者相互传颂的历史洁本中，她是一位伟大的英雄。 Before we cheer her accomplishments, however, we should look at Kelley’s driving motivation. Writing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she explained that she wanted a minimum wage as a wage floor to stop manufacturing plants and retail outlets from employing women for less than they could otherwise employ men. 但在为她的成就欢呼之前，我们应该看看Kelley的动机。在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的文章上，她解释道，她支持最低工资标准是因为最低工资相当于工资门槛，可以不让工厂和零售商店以低于男性工资的标准雇佣女性。 Retail stores, she wrote, tend to “minimize the employment of men, substituting them for women, girls, and boys, employed largely at less than living wages.” It was precisely such competition from women and children that Kelley intended to stop, so that men could earn higher wages and women could return to traditional roles. 她写道，零售商店倾向于“将雇佣的男性数量最小化，取而代之的是以低于基本生活工资的薪酬雇佣女性，女孩和男孩。”Kelley希望制止的正是这些来自于女性和儿童的就业竞争，这样男性就可以赚更多工资，而女性则可以回归她们的传统角色。 In her book Some Ethical Gains through Legislation (1905), Kelley said that long working hours had to be ended for women because commercial life was introducing “vice” into communities (“vice” for this generation was the preferred euphemism for every manner of sexual sin). Worse, women were choosing commercial life over home “on their own initiative.” 在出版于1905年的《一些通过立法获得的伦理好处》一书中，Kelley认为女性长时间工作必须被阻止，因为商业化生活正在将“恶习”带入社区（那一代人更喜欢用“恶习”这一委婉说法来指代任何与性相关的罪孽 ）。而更糟的是，女性在商业化生活和家庭二者间选择了前者，完全是“自己主动的”。 Kelley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to restrict women’s rights for their own “health and morality,” she said, and also to boost men’s wages so women would stay home under the care of their mothers, fathers, suitors, and husbands. Kelley认为有必要为了女性的“健康和道德”限制女性权利。在书中她写道，限制女性权利也是为了推动男性工资的增长，从而使得女性可以留在家中受她们的父母、求婚者和丈夫们的照顾。 Moreover, to make such work illegal would make “righteous living” more practical for women. If they stopped being rewarded in wages, they would return to domestic life. Kelley even regretted the invention of electricity because it allowed women to work late at factories, when they should be at home reading to children by firelight. 此外，将女性长时间工作定为非法会使得“正直的生活”对女性来说更为实际可行。如果女性不再受工资回报的奖励，她们就会回归家庭生活。Kelley甚至还为电的发明感到遗憾，因为是电让女性可以夜晚在工厂工作，而此时她们本应在家中的炉火旁给孩子们讲故事。 In Kelley’s view, the ideal role of women with children is not to enter commercial life at all: “Family life in the home is sapped in its foundation when mothers of young children work for wages.” It’s an opinion with which some may still sympathize, but should such an opinion be imposed on working families by coercive legislation? For this paragon of progressive social reform, it was clear that lawmakers had to force women back into the home. 在Kelley看来，女性面对孩子的理想角色是完全不进入商业化生活：“当小孩的母亲们为工资工作时，家庭生活的基础被削弱了。”现在有些人依然支持这样的观点，但这样的观点应该通过强制性立法被强加于双职工家庭吗？按照这种进步主义社会改革的范式，立法者必须强迫女性回家。 Florence Kelley and the movement she represented sought to disemploy women and get everyone back to a premodern form of domestic living. She wanted not more rights for women but fewer. The workplace was properly for men, who were to get paid high wages sufficient for the whole family. That was the basis for her support of a range of legislation to drive women out of the workforce and put an end to the new range of options available to them, options that many women were happy to choose. Florence Kelley与她代表的运动，追求的是女性不被雇佣以及所有人都回归现代之前的家庭生活。她要的不是女性拥有更多权利，而是更少。工作场所适合男性，因为他们在那里能获得高薪酬，足够养活全家人。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她支持通过广泛的立法将女性从工作场所驱逐出去，使女性不再有一系列新的选项——很多女性乐于选择的选项。 Fear the Women of East Prussia 对东普鲁士女性的恐惧 All this scholarship and activism is one thing, but what about the popular press? 这些学术研究和激进主义是一回事，那大众传媒又怎么样呢？ Professor Edward A. Ross, author of Sin and Society, spoke out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 May 3, 1908. In an article titled “The Price Woman Pays to Industrial Progress,” Ross warned that America’s “fine feminine form” was endangered by commercial society. Edward A. Ross教授是《罪与社会》一书的作者。他在1908年3月3日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女性为产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文章中警告了“精致的女性气质”正在被商业化社会所危害。 If women were permitted to work, an evolutionary selection process would govern their reproduction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human race. The graceful women who would otherwise bear beautiful children would be pushed out of the gene pool and replaced by “squat, splay-footed, wide-backed, flat-breasted, broad-faced, short-necked — a type that lacks every grace that we associate with women.” 如果允许女性工作，进化选择过程会主宰她们的生育，危害人类。本来会生养漂亮孩子的优雅女性会被挤出基因池，取而代之的将是“矮胖、八字脚、宽背、平胸、脸蛋平庸、脖子短的女性——这种类型的女性在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我们把女性优雅与之相联系。” Ross’s example: “the women of East Prussia,” who “bear a child in the morning” and “are out in the field in the afternoon.” Ross举的例子是“东普鲁士女人”，她们“在早晨刚生完孩子”，“下午就下地”。 The professor explained that women who had worked in factories would not make suitable bearers of children. “Think of the discouraging situation of the young man who after he has been married two or three years finds he has a wife who at the age of 28 or 30 has collapsed, become a miserable invalid, suffering aches and pains all the time.” Why, she might find herself “unable to keep the home attractive.” And all of this “because of just a few extra dollars added to the profits of the employer or a few extra dollars saved to the consumer.” 该教授解释说，在工厂工作的女性不会是合适的生养者。“试想一下这样令人沮丧的情况：一个年轻男人在和他妻子结婚两三年后发现她在28或30岁的年纪垮掉了，终日一身病痛。”这样的妻子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把家里弄得漂亮”。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让雇主多赚几美元，或是让消费者多省几美元”。 Because of the dangerous combination of employment and natural selection, Ross contended, the government had to extend a hand to help these women by limiting working hours and establishing a high bar to enter the workforce: minimum wages. 由于雇佣劳动和自然选择的危险结合，Ross主张政府必须通过限制工作时长，并对进入劳动力市场设置高门槛——即最低工资——向女性伸出援手。 Only through such enlightened interventions could government save women from the workplace, so that they could return to the maternal duties of rearing “girls who have the qualities of fineness — grace and charm.” 政府只有通过这样高明的干预才能将女性从工作场所中拯救出来，这样女性才能回归母亲的角色，抚养“具有优雅和美丽这些优秀特质的女孩”。 Is This Satire? 讽刺否？ If this reads like satire, sadly it is not. Nor were such views unusual in a generation of ruling-class intellectuals, politicians, and activists that embraced eugenics and rejected capitalism as too random, too chaotic, too liberating. Their plan was to reestablish and entrench by law the family and marital structure they believed in, which absolutely precluded a generation of women making individual choices over their own lives. Every trend panicked the eugenic generation. They fretted about the falling birth rate among those who should be reproducing and the rising birth rate among those who shouldn’t be. They worried about morals, about competition, about health, about culture. Most of all, they regretted the change that a dynamic economy was bringing about. 所有的时代趋向都让相信优生学的一代人恐慌。他们担心本应生养的群体的生育率在下降，而那些本不应生育的群体的生育率却在上升。他们忧虑于道德、竞争、健康和文化。所有问题中他们最担心的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即将带来的改变。 Thus, from 1900 through 1920, a period that set the stage for a century of interventions in the labor market, hundreds of laws stifling women were passed in every state and at the federal level, too. None dared call it misogyny, but this is real history, however rarely it is told. 因此，1900至1920年间，政府为干预劳动力市场打好了舞台，这种干预持续了一个世纪。数以百计窒息女性的法律在所有州以及联邦层面上通过。没人敢称之为厌女，但这是真实的历史，尽管很少被说起。 Feminists against Regulation 对抗管控的女权主义 Laws that disemployed thousands of women nationwide led to vast protests. The Equal Opportunity League, an early feminist organization in New York, lobbied the state legislature to repeal the bans on work. And it received quite the press coverage. 使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女性失去工作的法律导致了大范围的抗议。机会平等联盟是一个位于纽约的早期女权组织，它游说州立法机构废除对女性工作的禁令，得到了相当多的媒体报道。 “So-called ‘welfare’ legislation is not asked for or wanted by real working women,” the league said. “These ‘welfare’ bills are drafted by self-styled social uplifters who assert that working women do not know enough to protect themselves.” “所谓的“福利”立法不是真正在工作的女性要求或内心想要的，”该联盟如是说。“这些“福利”法案由自封的社会提升者起草，他们认为工作的女性不知如何保护自己。” “Are women people? Women are no longer the wards of the State and a law that is unconstitutional for a man voter is equally unconstitutional for a woman voter.” “女性也是人吧？女性不再是州政府的被监护人，对男性投票人来说违宪的法律对女性投票人来说一样违宪。” “Working at night is not more injurious than working in the daytime,” the league argued. “Many women prefer to work at night because the wage is higher, opportunities for advancement greater, and women with children can enjoy being with their child after school hours in the day time.” “在晚上工作不比在白天工作更有害”，该联盟这样认为。“许多女性喜欢在晚上工作是因为工资更高，升职的机会更大，而且有孩子的女性可以在白天孩子放学后和孩子在一起。” In fact, the phrase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was not created to mandate higher wages for women. It was a league slogan invoked to argue against laws that made it “a crime to employ women even five minutes after the eight-hour day.” The phrase emerged as a preferred slogan to protest in favor of free markets, not against them. 事实上，“同工同酬”这一警句的出现并非为了强制提高女性工资。它是联盟的一句口号，用来反对那些认定“8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即使多雇佣女性5分钟也是犯罪”的法律。这一广受欢迎警句的是作为亲市场而非反对自由市场的口号而提出的。 The Equal Opportunity League also passionately opposed the minimum wage law. Such laws, it argued, “while purporting to be for [women’s] benefit, would really be a serious handicap to them in competing with men workers for desirable positions.” 平等机会联盟也积极地反对最低工资法。联盟认为这样的法律“尽管本意是为了照顾（女性）利益，实质上却让女性在与男性工人竞争好职位时受到严重妨碍”。 In short, the conclusion of the League is that these proposed bills and laws, ostensibly intended to protect and shield the woman worker, will, if permitted to stand, unquestionably work her industrial ruin and throw her back into the slough of drudgery out of which she is just emerging after centuries of painful, laborious effort to better her condition. ("Women’s Work Limited by Law,"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8, 1920) 简单来说，联盟的结论是这些提议中的法案和法律表面上意在保护女性工人，实际上一旦通过则毫无疑问会毁坏女性的职业生涯，将女性赶回家务重活的泥沼。而女性在经历数个世纪痛苦艰难的努力后才刚刚脱离这一泥沼而改善了自己的状况。（《女性的工作被法律所限》，《纽约时报》1920年1月18日。） Restriction Becomes Liberation? 限制变成了解放？ The fairy tale version of history says that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government freed women to become newly empowered in the workplace. The reality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Just as the market was granting women more choices, government swept in to limit them in the name of health, purity, family values, and social uplift. Such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still around today, though they have been recharacterized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As Orwell might say,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restriction became liberation. 历史的童话版本说，在20世纪政府给予了女性自由，让女性在工作场所拥有了权利。真相恰好相反。市场给予女性更多的选择，而政府却插手进来以健康、纯洁、家庭价值观和社会地位提升等名义限制女性的选择。这类法律和法规在今天仍然存在，虽然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重新描绘。正如奥威尔所说，在通往动物庄园路途中，不知从何处起，限制变成了解放。 (Author’s note: I’m grateful to Thomas Leonard’s Illiberal Reformers for providing the footnotes I followed to write this piece. Also, much more rethinking of Progressive Era politics and its impact on the family is discussed in Steven Horwitz’s Hayek’s Modern Family, newly published by Palgrave.) （作者附言：非常感激Thomas Leonard的《非自由的改革者》，循着该书提供的脚注，我写下了此文。另外，对进步时代的政治及其对家庭之影响的更多再思考，在Steven Horwitz所著的由Palgrave最新出版的《哈耶克的现代家庭》一书中有更多讨论。）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2017-08-11】 Google 做了他有生以来最下贱的一件事情。 ​​​​ Google那件事，我再多说几句，首先是两个事实：1）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工程是择业倾向中男女对比最强烈的专业，这在几乎所有文明国家都一样，2）现实中，纠正这一差异的最有效办法是剥夺女性在其他领域的发展机会，比如沙特，计算机科学毕业生中女性比例高达59%，伊朗可能更高，详情可见nintil.com的系列帖子， 然后是一个哲学问题：3）假如一个身高1.40米的人进了某NBA球队，我们可能给予他比其他球员更多赞叹，而这一额外赞叹所基于的理由正是我们对如下事实的认识：身高小于1.50米的人篮球打得好的机会大大低于其他人， 同理，Damore所指出的事实本应成为人们对女程序员发出额外赞叹的理由，但有些人却认为这是认定Damore无法与女同事有效共事的理由。  

生男还是生女？ 辉格 2014年3月5日 许多社会都存在着父母对子女性别的歧视，汉民族成员对重男轻女的传统更不会陌生，这种歧视不仅表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和家庭养育资源的分配上，更会以遗弃甚至溺杀女婴的极端方式发生，在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计划生育政策高压之下，则表现为大规模的选择性堕胎。 在前现代社会，男孩死亡率比女孩高许多，所以自然的出生性别比通常在102到108之间，这样到达婚龄时男孩数量就和女孩相当或者略少，但选择性堕胎会大幅改变出生性别比，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90年代末的出生性别比是120，最高的江西省达到138，苏北一些县市更高达170多。 类似情况在较轻程度上也存在于印度；但同时，也有些社会的子女性别偏好是相反的，比如中国西南的许多藏族和彝族地区，出生性别比显著低于常规水平，类似情况在非洲和欧洲某些地区也有发现，当然，这些不是选择性堕胎的结果，父母未必有故意的偏爱，甚至未必意识到，而是生理系统对环境条件所做出的无意识反应。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子女性别偏好呢？仅仅是所谓文化差异（这个词如今已不幸成了被用来一股脑收纳各种“我不知该怎么解释的群体差异”的方便箩筐）？让我还是先回到生物学起点，看看进化理论能对此说些什么。 容易想到的是，男性可能会偏爱女儿，因为男性传给女儿的是X染色体，传给儿子的是Y，而Y染色体比X短很多，儿子携带的来自父亲的遗传物质比女儿少4%（按碱基对算）或3.2%（按基因数算），所以生女儿更合算；不过还没有经验证据说明这种偏向确实存在，假如真的存在，那一定是Y之外染色体上的基因实现的，而且Y染色体上可能会发展出对抗它的机制。 进化生物学在子代性别偏好上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是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它是在1973年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和正在读博士的计算机科学家丹·威拉德（[[Dan Willard]]）在既缺乏经验证据也不清楚微观机制的情况下，完全从特里弗斯的亲代投资理论推导出来的。 该假说认为，在父母能够帮助子女增进繁殖机会的条件下，那些资源条件优厚的父母，将偏爱雄性后代，理由我在前面文章里已介绍过：受雌性生育数量限制，投资于女儿的边际繁殖收益会很快下降，而儿子因为可以同时利用许多雌性的生育能力，可以更充分的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繁殖收益。 特里弗斯－威拉德假说对人类社会的适用性，已得到了多项经验研究的支持；人类学家威廉·艾恩斯（William Irons）在研究了土库曼约穆特（[[Yomut]]）部的婚育资料后发现，土库曼各部流行一种基于部落等级的嫁娶模式，女性要么嫁给本部落男性，要么嫁往更高等级部落。 在所研究时段，约穆特部处于该体系顶端，只有外娶没有外嫁，部分富裕男性娶多妻，导致男性的总和生育数（10.6）比女性（7.74）多出2.86，结果该部的性别比远远偏离正常水平，甚至在半个多世纪后，60岁以上老人的性别比仍高达137（考虑到男性死亡率高寿命短，这是非常惊人的，即便在中国该数字也低于100）。 类似情况在文化迥异的西方同样存在，伊莉莎·卡梅隆（Elissa Cameron）等人在2009年根据福布斯排行数据研究发现：美国亿万富翁的子女中儿子占60%（相当于性别比150），其中财产系继承而来的男富翁，和嫁给男富翁的女人，该比例更高达65%（性别比186）。 人类学家李·克朗克（Lee Cronk）的研究则从另一个方向支持了上述假说；肯尼亚的穆科戈多（[[Mukogodo]]）族早先以狩猎采集为生，上世纪初逐渐转向畜牧，并开始与相邻畜牧部落通婚，但他们的畜产远少于后者，而按畜牧部落的习俗，娶妻彩礼都以畜产支付（穆科戈多的旧习俗是用蜂蜜），于是该部落在婚姻市场上陷入了特别困窘的地位。 结果，该部落父母逐渐对女儿产生强烈偏爱，精细的量化观察发现，三岁前孩子中女孩得到的照顾和哺喂都远多于男孩：平均照看距离短77%，搂抱时间长82%，喂奶时间长56%，身高体重低于正常水平的幅度也小了一半多，偏心的后果是，男孩存活率远低于女孩，1986年时四岁以下的男孩比女孩少了1/3。 塔马斯·伯瑞斯科（Tamas Bereczkei）1997年对匈牙利吉普赛人的研究发现，这一在欧洲长期处于近乎贱民地位的族群，也严重偏爱女儿，性别比低至89，前一胎是女孩时的堕胎率比前一胎是男孩时高一倍多，女孩哺乳时间比男孩长一半，上学时间长一年；从繁殖收益看，这一偏爱相当理性：每个女儿给父母带来的孙辈数是3.53个，而每个儿子带来的只有2.75个。 支持特－威假说的另一项证据是，女性受孕和怀孕期间的营养水平对出生性别比有显著影响，因为母亲营养水平是预测家庭资源条件是否优越的一个有用信号（尽管未必可靠），这一点最初在多种动物中得到证实，近年来多项针对贫困地区人类群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果；另外对饥荒期间流产现象的研究也发现，男婴的流产率明显高于女婴。 其实，特－威假说还可以更精致化，高地位家庭中，夫妻双方偏爱儿子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理论上妻子的偏爱程度应高于丈夫（尽管尚没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推断），因为妻子自身和女儿都直接受限于生育瓶颈，要获得大量孙辈，唯有指望通过儿子的多妻策略来充分利用优越的家庭资源，而丈夫却可以通过（在婚内或婚外）寻找更多配偶来达到同样目的。 比如，家庭资源足以养活100个孙辈，一位妻子即便生下8个女儿，每个女儿又生下8个孙辈，也只有64个孙辈，但只要有一个儿子并多娶些媳妇，以同样生育率便可轻易达到目标，我们不妨将儿子通过多妻而产生的这一作用称为“儿子乘数效应”。 除了偏爱程度更高，妻子还面临时间上的急迫性：由于丈夫也偏爱儿子（虽程度较低），需要儿子来继承自己的高地位，所以假如某位妻子迟迟没有儿子，丈夫就更可能寻求其他机会。 假如我们将社会结构和继承制度上的差异也考虑进来，情况将变得更复杂；不难理解，家庭资源越庞大，寿命越长，父系继承越可靠，继承权越偏向男性，儿子乘数效应就越显著，妻子对儿子的偏好也就越强烈和急切。 与长子继承制和单妻制相比，诸子分产制与多妻制结合时，儿子偏爱会更强烈，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将儿子乘数效应集中在长子身上，所以随着已有儿子数的增加，夫妻对儿子的偏爱就会不断降低，而在分产制下，即便丈夫已有多个儿子，还没有儿子或只有一个儿子（很可能夭折）的妻子仍会强烈偏爱儿子。 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和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会进一步强化分产制的上述效应，因为在多代同堂家庭中，当辈份最高的父系家长仍然在世并控制着未分配家产时，每个男性子嗣都有望分到其中一份，所以在分家开始之前，兄弟们甚至堂兄弟们，都在竞相通过多生儿子来扩大自己这一支的份额，而在长子继承制下，这样的竞争预先就被排除了。 而在共享族产的宗族中，在族产权益中所占份额（比如对族产用途的表决权、族产用益权或族产收益的分配权），将由各支系的规模决定，而在父系宗族中，支系规模就是成年男性数量，各支系的香火旺盛程度，意味着祠堂里的牌位数、长老中的代表数，也就是宗族这个松散合伙企业中的股份比例。 类似原理在家族之外的社区利益竞争中同样适用：在父系家族组织盛行的情况下，对社区事务的发言权、对公共资源的竞争、纠纷冲突中的优势，都高度依赖于家族中的男性数量，特别是在法律保障薄弱、财产权缺乏制度性保护、侵夺强占频繁的社会，缺少男性的家族将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因而多生儿子的动机会变得十分强烈。 敏锐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不经意间，我已对汉族的重男轻女传统给出了一个解释，传统汉族社会同时具备了上面提到的强化儿子偏爱的全部制度元素：多妻制、诸子分产制、偏向男性的继承权、父系大家庭、共享族产的宗族制度、缺乏法治和对财产权的制度保障、权利需要由家族凭自身实力来捍卫。 这种情况下，对男孩的偏好已不再只是为了获得儿子乘数效应所带来的遗传收益，而是为了增强父系家族组织的实力，以便在宗族和社区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为家族和自身获取最佳资源条件，当这一需要足够强烈时，即便资源优越或高地位这一前提消失，儿子偏爱仍会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何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地区，即便穷人也偏爱儿子。 宗族制度对子女性别歧视的影响，也得到了中国地区性别比差异的印证，按第五次普查数据，那些广东、广西、温州、福建、江西、湖南等近古以来宗族制度发达的地区，出生性别比都大幅高于平均水平；苏南苏北的出生性别比形成鲜明对照，而据社会学家韩海浪的研究，宗族组织在苏北相当发达，而在苏南则近乎绝迹。 这样，最初由高地位男性组织起来用于谋取繁殖收益的父系家族，一旦发达并流行起来，便演变成了家族各支系间和不同家族间竞争资源的工具，这一竞争模式继而推动了更大规模的宗族组织的发展，最终将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全部卷入其中（除了少数游离在此结构之外的边缘个体，或处于贱民地位的少数群体），并让置身其中的成员无论贫富都接受了重男轻女观念。 相比之下，在中世纪西欧，参与社会竞争的组织，主要通过非血缘的领主附庸间封建契约关系而建立，财产和权利也得到了更多制度性保障，这一保障随着近代宪政与司法体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可靠，同时，教会、行会和各种非血缘利益集团的存在，也让人们在谋取和保护利益时更少依赖父系血缘组织，因而不像宗族社会那样迫切需要男性家族成员提供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