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2-23】 @whigzhou: 前几天在读《从部落到国家》，看到一些有关个体间合作的奇谈怪论，感觉作者应该是不怎么懂博弈论，一些基本理论没有弄清楚， 不过他举的一些例子到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以往有关合作问题的讨论中，焦点可能过分集中在囚徒困境博弈上了（其次是猎鹿博弈），囚徒困境确实能引出大量有意思的推理，但其他正和博弈看似平凡无奇，可是运用的现实例子上也可以得出不少有趣的观察， 比如很多动物都有挤在一起取暖的习惯，其中涉及的博弈问题细究起来还挺有意思， 假设两只企鹅，挤到一起，双方得益，甲凑上去，乙躲开，双方不得益，但也不比最初更坏，所以博弈矩阵是： (1,1),(0,0) (0,0),(0,0) 明显和囚徒困境和猎鹿都不同，背叛没有得益，被背叛也没损失，太平淡无奇了，难怪看起来不像合作，但其实当然也是合作， 那么三只企鹅呢？也一样，挤成品字形，得益完全对等，没啥好权衡或竞争的， 四只呢？还是一样，挤成㗊字形，得益完全对等，而且每鹅的接触面积都增大，所以现有成员均得益，没有理由拒绝加入者， 可是五只就不一样了，当第五只加入时，现有成员面临多种得益不同的选择：1）让它呆在圈外，贴着我，如此我收益最高，2）让它呆在圈外，贴着别鹅，我收益最低，3）让它挤到中心位置，它得益最高，我们老成员都不得益（而且有所损失，因为接触面积变小了），4）让它远远呆着，无鹅得益， 很明显，利益冲突出现了，对于即将出现的圈芯好位置，大家都想要，于是问题变成了由两个博弈组成的混合博弈，1）接纳与否，2）谁得中心位置，第一个正和博弈，答案应该是明显的，第二个则是零和博弈，结果将由实力较量决定， 观察一下现实中上千只企鹅挤成一堆时，谁占内层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会有点意识， 再看大雁的八字飞行队形，当大雁乙凑到正在独自飞行的大雁甲后面时，乙得益，甲无损益，这是非对称正和博弈，矩阵是： (0,1),(0,0) (0,0),(0,0) 每当一只新来的加入到队伍末尾时，情形也都一样， 问题是，一旦队伍形成，就多了一重博弈：谁呆在领头位置，这是唯一没有收益的位置，而且这重博弈的结果好像无法通过个体间对抗来决定，大雁是怎么解决这问题的？我不知道，观察一下现实情况应该也挺有意思， 【2024-02-25】 @白色风车狂想曲:我记得大雁好像是要轮流位置领头 @whigzhou: 某种轮换肯定是存在的，问题是怎么轮，是否存在某种规则，而规则又是如何得到执行的？比如头雁退后时，二雁是否有义务领飞一段时间，还是可以立马跟着退？ @whigzhou: 假如已经存在某种轮流规则而且多数时候会得到遵守，那就转变成搭便车问题了，问题是这种规则最初怎么确立起来？ @whigzhou: 此类合作机制的启动恐怕还得靠亲选择才行，否则争相往后退的问题似乎无解 @郭世拯救:企鹅是轮流往里挤 @whigzhou: 这应该是没错的，问题是怎么挤法，是只挤一两层，还是一路挤到另一头？还有，被暴露者会如何反应？立马跟着挤？还是有义务至少暴露一段时间？若有此等义务，是如何被 enforce的？ @whigzhou: 如果每鹅每次只挤一两层，那么迎风面那几层还是很吃亏，因而围绕这些位置仍会展开争夺，于是叠加零和博弈

【2023-10-03】 @何不笑 前几天那篇《零和思维与美国政治分歧的起源》论文看起来更热门了，似乎有入选年度论文潜力。其中有个比较热门的评论是： “虽然说，有很多人高估了这个世界零和（博弈）存在的广度，但经济学家却往往严重低估了它。这其中根本的问题在于，效用函数里的某些元素与地位等级有关，这种模式必然走向零和。因此，只有当市场或其他机制开辟新的竞争维度，零和竞争才会被减弱。” 弗里德曼的儿子大卫（David Friedman）也撰文说过这个问题：“评估一个社会，方法之一是考察其关于地位/排名方面的经济效率，有没有把地位排名竞争的蛋糕做大...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对人进行客观排名的系统，...如果我们不幸身处这样一个系统，追求地位排名的理性个体应尽快打破它，开创出多的竞争领域。毕竟，如果你能找到一种不降低别人地位的方法，那提高你自身的地位就会容易得多。” 道理其实非常简单：赛道越窄，越容易踩踏（也可以大致换成内卷、零和等等词汇），摆脱独木桥困境的办法不是叫大家排好队、不准插队，而是多修几座桥。 @whigzhou: 如果考虑男性间的性竞争的话，那就更是零和博弈了，根本拓宽不了舞台，任何男人多拥有了性资源，必定有其他男人少了性资源 @whigzhou: Harbisson 戴的传感器是把颜色转换成声音信号传入大脑的，所以也是一种跨感官的联觉 @whigzhou: 考虑到许多（虽非全部）地位竞争背后的终极动力其实是性竞争，新战场的开辟，舞台的拓宽，未必能把竞争局面朝正和博弈方向推的有多远

【2022-06-23】 @tertio 我用最简模型琢磨了一下两种经济的不同。如果将市场简化到两个人：A和B，A给B做面包，B给A做衣服。在一种社会形态里：A和B都很勤俭，A不挑面包好坏，便宜就行，B不挑衣服好坏，也是便宜就行，这样A和B享受到的服务就越来越差，但经济上是平衡的。在另一种社会形态里，A和B对质量有越来越高的要求，B可以吃到越来越好的面包，A也可以穿到越来越好的衣服，虽然面包和衣服都会越来越贵，但由于大家收入越来越高，经济上也是平衡的。 @whigzhou: 两人经济体其实比多人经济体还更难分析，双边垄断博弈，均衡点很不可知，A想穿更好的衣服，去跟B商量：你想吃更好的面包，就得给我做更好的衣服，这个交易提议可能带来何种改变不甚可知，假如A每天多花5分钟把面包烤好一点，能不能说服B每天多花1小时把衣服做好一点呢？ @whigzhou: 在缺乏市价可供参照的情况下，质量改进和闲暇的价格是很难谈判的，首先，双方都不会暴露自己的价格曲线，其次，即便暴露了，那问题就转变为消费者剩余的分配问题，而这会面临与海盗分金类似的难题

【2021-06-12】 Basu 在《信念共同体》中提出了改进法律经济学的一种方案，他认为，以往的法经济学在分析一项法律规则的引入造成的影响时，采用的是直接修改收益矩阵的办法，这使得他们无法解释为何有些法律会得到遵守并产生预期效果，而另一些则不会， 他的解决方案是，把执法者和立法者也作为参与者纳入博弈矩阵，并据此分析，该矩阵中是否存在两个（或更多）均衡点，如果只有一个，那么立法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如果存在两个以上，那就再看立法是否会将参与者引向（不同于当前的）另一个均衡点， 归结起来，他的方案有几个要点： 1）必须把执法和立法者作为参与者引入博弈问题，才可能通过博弈分析理解立法影响， 2）任何立法若要实现其意图，其目标状态必须是某个从博弈矩阵中事先可知的均衡点， 3）目标均衡点必须优于当前均衡点，否则就没必要立法了（除非立法者想故意恶化事态）， 4）由于目标均衡点事先可知，因而即便没有立法，参与各方若能达成协调，同样可以转移到这个新均衡上，立法的唯一作用就是在存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通过标识其中某个均衡，令其变得醒目凸显，因而有望成为协调博弈各方所达致的谢林点， 这套方案里有不少好点子，特别是前两点， 将执法和立法者视为和其他参与方一样有着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行动主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就像公共选择理论将镇痔活动的参与方视为同等行动主体一样， 第二点我也非常赞同，我曾在一篇旧文里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不过依我看，Basu 的方案距离解释现实还比较遥远，他的第4点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关键的问题是，把执法和立法者视为博弈主体，并不等于非要把他们纳入到同一个博弈矩阵里，把执法和立法分别作为单独的博弈问题来处理，然后将其结果以参数形式输入到主要的那个博弈矩阵中，效果会更好，因为这几种博弈的结构大不相同，特别是在重复性和与之有关的信任关系方面，混在一起无法处理， 让我构造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设想一个社会，有100位成员，其中90位个体农民，10位工匠，这10位工匠由于职业上的需要，之间存在高频率且高回报率的重复合作博弈，我们知道，熟人间的无截止期的重复博弈中，合作比较容易达成，而对博弈历史的共同记忆会强化信任，所以，10位工匠之间建立了强合作强信任关系， 相反，个体农户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关系， 工匠间的这种关系一旦建立，他们发现可以用这一信任资源实现更多目标，比如组织集体行动，他们决定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是否可以有什么好机会，通过一次集体行动为每个成员都带来好处， 现在假设，他们确实经常能找出这样的机会，并且10次里有9次行动都成功了，所有人都遵守了诺言，付出了努力，获得了事先约定的回报， 久而久之，这种集体决策与行动机制成为常规，也就是说，这些工匠头脑里建立了这样的牢固信念：只要我们10个人经商议表决后决定发动某一集体行动，所有人都会遵守诺言，付出他承诺的努力，获得他约定的回报， 然后有一天，他们在讨论中发现这样一种集体行动的机会：通过扮演执法者的角色，迫使社会全体（100人）改变行为方式，从而确立一种新规范，以期将社会从当前均衡点转移到另一个更高水平的均衡点，同时，利用他们的集体行动能力，强迫其他90人每人上交10块钱，这笔钱占他们从均衡迁移中获得的利益的一小部分， 假设他们这次尝试成功了，于是激励他们做出了更多类似尝试，每次都成功，于是我们得到下一个合理的推定—— 久而久之，该社会所有成员的头脑里都建立了这样一个牢固信念：只要工匠帮做出决定，宣布开始执行某项新规则，我便相信他们会付出巨大努力认真执行，而且很可能会成功，而且这一成功还很可能改善人们的处境，因而得到普遍顺从、配合或支持，因而更可能成功， 我的要点是，若是仅仅用一个博弈矩阵来描绘上述过程，是无法把这事情说清楚的，必须分解成多个博弈问题，而且依时序处理：首先是工匠间有关日常业务的博弈（A），接着是基于从A中建立起的信任关系而发生的集体行动博弈（B），然后是基于从B中建立起的集体决策与行动机制而发生的立法/执法博弈（C），最终，在C重复发生多次之后，整个社会有关立法与执法的信念全都改变了， 也就是说，从博弈A中产生的信念作为参数输入博弈B，从博弈B中产生的信念作为参数输入博弈C，如此一来，当前法经济学家直接修改收益矩阵的做法并没有根本毛病，只是需要把分析过程往前推，用另一类博弈问题来回答凭什么修改收益矩阵的问题 【2021-06-13】 读到后面发现，Basu在第5.5节里也试图将执法者之间的博弈单独拿出来分析，即所谓的分块博弈（partitioned game）思路，不过他对此没有充分展开，而且依我看此路不通，要给出贴近现实的分析，必须引入时序、重复、信念循环强化等动态和进化的视角，在任何剖切面上，许多东西只能描述而无法分析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Awarded To Political Scientist Robert Axelrod 政治学家Robert Axelrod获颁国家科学奖章 作者：Eric Michael Johnson @ 2014-12-30 译者：沈沉（@你在何地-sxy） 校对：混乱阈值（@混乱阈值） 来源：The Evolution Institute，https://evolution-institute.org/article/20003131/ Why do we choose to cooperate and how can we promote greater cooperation in world affairs?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at Robert Axelrod has pursue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His career has been an interdisciplinary exploration that has encompassed mathemat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 Now, his signature achievements in the areas of game theory and complex systems have earned him the highest scientific hono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stow: the 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 我们为何选择合作？我们如何在世界事务中推进更大程度的合作？这些都是Robert Axelrod追问了40多年的问题。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涉及数学、政治科学与进化生物学。如今，他在博弈论和复杂系统领域的标志性成就使他获得了美国可授予的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奖章。 I first encountered Axelrod’s work during my graduate studies working with great apes. His suggestion that cooperation could evolve as an adaptive strategy was an inspiration for me in a field still dominated by the view that selfish interests were the primary driver of evolution. After several years of watching bonobos – one of our closest evolutionary relatives – as they peacefully shared their resources with groupmates and avoided violence at all costs, I was eager for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我第一次接触Axelrod的著作，还是在研究生阶段研究类人猿的时候。他提出，合作有可能发展为一种适应策略。当时我所在的领域仍被自利乃进化的基本驱动这一观点所主导，而他的观点对我深有启发。我那时已对人类的进化近亲之一倭黑猩猩进行了好几年观察，发现它们与群体成员和平共享资源，不惜代价避免暴力，所以我特别渴望看到一种替代解释。 Axelrod’s publications with the celebrated evolutionary biologist William Hamilton had put the study of cooperation on a new foundation. What’s more, his application of this work to political science offered the potential for an evolutionary framework that could help reduce violence and encourage mutual aid between nations and peoples. Axelrod和知名进化生物学家William Hamilton的共同作品已为研究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不仅如此，在将这一成果应用于政治科学之后，他还提出了一种进化论框架的潜在可能，该框架将有助于在国家与民族之间减少暴力、鼓励合作。 Axelrod first pursued a degree in mathematics before receiving his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69. After brief stints working in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d on Senator Eugene McCarthy’s failed presidential campaign that pledged to end the Vietnam War, Axelrod taught at UC Berkeley before becoming a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xelrod先获得了数学学位，1969年又获得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国防部长办公室以及参议员尤金·麦卡锡誓将结束越战的失败的总统竞选中短暂工作。此后，Axelrod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来成为密歇根大学的政治科学与公共政策教授。 It was Axelrod’s work with computer simulations involving 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that launched his scientific career. In the game, two people who committed a crime are arrested and each is place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for interrogation. If one betrays the other, the first goes free while the second i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in prison. If they both betray one another, they each receive two years. But if they both keep silent, they receive the minimum penalty of one year each. Under this scenario, the best individual strategy would be to betray the other. However, in actual trials, people were much more likely to cooperate than would be expected under the assumption of rational self-interest. Cooperation and altruism seem to be innat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 species. Axelrod对“囚徒困境”博弈的计算机模拟工作开启了他的科学事业。在此类博弈中，两个被捕的罪犯被分别单独拘禁，接受审问。如果其中一个出卖另一个，那么前者就能得到自由，而后者将被处以3年牢狱。如果两人都出卖彼此，那么将各获2年牢狱。但是，如果两人都保持沉默，他们得到的就都是最轻惩罚，即1年牢狱。在这种情形中，最佳的个人策略是背叛同伙。但是，在现实审判中，较之依据理性自私假设得出的预期，人们合作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合作和利他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天性。 Axelrod has been able to extend his model of cooperation from animals in nature, down to cancer cells, and up to conflicts involving rival superpowers. His books include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nd Harnessing Complexity. He has been published in Science, Natur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World Politics, and th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During his extensive career, his work on cooperation has been cited more than 9,000 times by researchers across academic disciplines. Axelrod已将其合作模型大为拓展，从自然界的动物向下延伸至癌细胞，向上延伸至对立强权之间的冲突。其著作包括《合作的进化》、《合作的复杂性》和《驾驭复杂性》，并曾在《科学》、《自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世界政治》与《和平研究杂志》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他关于合作的研究已被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引用过9000多次。 It was my distinct honor to talk with Professor Axelrod last week from his current position in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 our discussion, he reflected on his work with evolutionary biologist William Hamilton, how cooperation can be promoted within groups, and what this ultimately means for a planet caught in the thrall of competing national powers. 上周，我无比荣幸地与目前在美国国务院就职的Axelrod教授进行了交谈。在谈话中，他回顾了他与进化生物学家William Hamilton的著作，并思考了团体内部如何促进合作以及这对一个深受国际竞争困扰的星球最终意味着什么。

【“复杂系统研究中心” 的创始成员，摄于1980年代。 从左至右：Michael D. Cohen, Robert Axelrod, William Hamilton, Arthur Burks, John Holland, Rick Riolo, Michael Savageau, and Carl Simon. 图片蒙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惠赐。】

Eric Michael Johnson: To begin with, I would like to talk with you about your work with the evolutionary biologist William Hamilton. In my opinion, this was a model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that enriched both fields. How did you end up working with him? Eric Michael Johnson（以下简称J）：首先，我想和你谈谈你与进化生物学家William Hamilton合著的著作。我认为，这是本跨学科合作的典范，对两个领域均很有促进。你是如何同他建立合作的？ Robert Axelrod: I approached him because I thought that my work on the Prisoner’s Dilemma would have applications to biology. First I got in touch with Richard Dawkins and it was he who suggested Bill Hamilton who, at the time, was visiting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where I was. I didn’t even know he was there. Robert Axelrod（以下简称A）：我去找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对囚徒困境的研究可能在生物学上得以应用。首先我是跟Richard Dawkins接触，是他推荐的Bill Hamilton。Hamilton当时正访问我所在的密歇根大学。那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就在那儿。 When I looked him up and told him about my basic idea, he thought it was quite interesting. As you know, before he died of course, he was a world-class evolutionary biologist most noted for showing that animals often cooperate when 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But my suggestion was a different idea: that cooperation could also be based on reciprocity. 当我找到他，把我的基本想法跟他一说，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当然知道，他生前曾是世界级的进化生物学家，特别是以指出亲缘关系密切的动物之间经常进行合作这一点而出名。不过我提出的是个不同的想法：合作也可能基于互惠。 To my delight, Bill immediately saw the value of this approach and he thought we could develop some useful applications for biology. He had already used game theory in some of his work, although he didn’t regard himself as a game theorist. We decided to write an article for Science, which is probably the world’s leading scientific journal. 令我高兴的是，Bill立马看出这一方法的价值，并且认为我们可以在生物学上提出一些有益的应用。他此前已在自己的一些研究中用过博弈论，尽管他并不自视为一个博弈理论家。我们决定给《自然》写篇文章，那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科学杂志。 Bill was able to bring the relevance to biology and speak directly to evolutionary biologists in a way that I could not and I brought the original theory. Then we worked out some of the elaborations together. We were really fortunate in that, not only was the article accepted, it was chosen as the best article of the year in Science magazine. It certainly gave my later work a mark of scientific credibility. Bill把生物学引入进来，并且以一种我做不到的方式直接与进化生物学家对话，而我提供的则是原创理论。然后我们共同把某些细节阐述部分解决了。我们运气很好，文章不仅被采用了，还被选为《科学》杂志的年度最佳论文。这当然给我以后的工作提供了科学可信性。 Johnson: What is one of your fondest memories of working with Hamilton? Can you paint a scene of how one of your collaboration sessions played out? J：关于你和Hamilton的合作，你最愉快的记忆是什么？你能描绘一下你们进行合作的场景吗？ Axelrod: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I remember about him is that when we were talking about an idea he might suddenly stop and think very deeply about it. I learned to keep quiet and let him ponder. Many times he would come up with a really interesting next step. Of course, sometimes he would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because he had given up pondering the topic at hand and his mind had gone off in some other direction. I could never tell which it would be. It was a lot of fun. A：我记得他有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在讨论一个想法时，他可能会突然停下来，陷入深思。我后来学会在这时候保持安静，让他沉思。好多时候，他会想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下一步措施。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想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他已没在思考我们手头的事，思想早已离题到别的方向去了。我永远没法预知到底会如何。这很有意思。 Johnson: You were both so generous with one another in how you described your work together. For example, Hamilton wrote in his autobiography that your collaboration added to his own biological insights. Would you say that it also added to your own perspective on political science? J：在描述你们之间的合作时，你们俩对彼此都非常慷慨大度。比如，Hamilton在他的自传中就说，你们的合作增加了他自己对生物学的理解。你觉得这一合作也拓宽了你自己对政治科学的视角吗？ Axelrod: It certainly gave me a deeper sense of the fundamentals that we were studying. It wasn’t something specific like trench warfare, which was one of my examples. I saw that this model could be applied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For example, as you may know, I later developed another application related to this work as it had to do with cooperation among cancer cells.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for him and, several years later, he came up with another idea that he wanted to try out on me related to parasites. A：这当然让我对我们当时正研究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是堑壕战这么具体的东西，堑壕战是我那时使用的案例之一。我领会到，这个模型能应用于许多不同的地方。比如，如你所知的，我后来论述了与该项研究有关的另外一个应用，涉及癌细胞之间的合作。对他而言，事情也是如此。数年之后，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与寄生物有关的想法，想要征求我的看法。 Johnson: This would have been your joint paper on the origin of sex. J：这应该就是你们关于性别起源的合作论文了。 Axelrod: Yes, his idea was quite amazing. You see, at the time we did not have a good explanation for the fact that almost all large animals and plants reproduce sexually. This was a serious puzzle because it meant that only half of adults – the females – could reproduce. This is a huge cost in evolutionary terms, so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very valuable about it. The fact that sex is so universal means it must be something that large animals and plants have in common. A：对，他的想法确实神奇。你知道，对于几乎所有大型动植物都采用有性繁殖一事，我们当时并没有一个好的解释。这是个很重要的谜题，因为它意味着只有半数的成年个体，即雌性，能进行繁殖。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巨大的代价，所以必定对应特别大的价值。而由于性别的存在是那么普遍，这种价值必定是大型动植物所共有的。 Bill’s idea for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was the need to resist parasites. Parasites evolved to mimic our cells so that our immune system wouldn’t attack them. As a result, they can evolve around thirty times faster than we can since their generation time is so short. If you were to reproduce asexually it would mean you’d have an offspring that was almost identical to you, so the parasites that are adapted to you would also be adapted to your offspring. However, by reproducing sexually our offspring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us. Therefore, the parasites have to start all over. Bill’s idea was that sexual reproduction is an adaptation to resist parasites. It is just a brilliant idea. Bill认为这是为了抵抗寄生物。寄生物进化得能够模拟我们的细胞，使自己不受免疫系统的攻击。结果是，它们的进化速度比我们快30倍，因为它们的世代时长特别短。如果你进行无性繁殖，那就意味着你的后代将跟你几乎一模一样，那么适应了你的寄生物将同样适应你的后代。而有性繁殖使后代与我们大为不同。因此，寄生物得从头开始进化适应。Bill的看法就是，有性繁殖是为抵抗寄生物而产生的一种适应。这真是个绝妙的想法。 Johnson: How did you end up coauthoring the paper with him? J：你是如何跟他合写这篇论文的？ Axelrod: He said to me that he didn’t have a way of modeling this concept because it inherently involved many genes and, in the formal model, you could only add two or three different genes before the whole thing got too complicated with all of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I used a technique that John Holland a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ad developed called the genetic algorithm. This was a computer simulation of the genetics and allowed us to handle dozens of genes in one simulation. A：他告诉我他找不到方法为这个概念建模，因为它本身涉及许多基因。而在正式的模型中你只能加入两到三个不同的基因，再多就会由于交互作用变得过于复杂。我使用了一种叫做遗传算法的技术，是由密歇根大学的John Holland开发的。这是对基因的一种计算机模拟，一次模拟能处理好几十个基因。 This was just what we needed and we developed a simulation to demonstrate that this idea, at least in principle, was viable. It was a lot of fun to first have one idea of mine that I took to Bill only to have him come back with an idea of his own that I helped do simulations on. 我们就需要这个。我们建模展示了这一想法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这事确实很有意思，之前是我拿着一个想法去找Bill，结果促使他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又来找我帮忙对这个想法进行模拟。 Johnson: So it was a meeting of complementary minds. You would build on one another’s ideas and inspiration. J：这就是头脑的互补。你们互相发展对方的观点和灵感。 Axelrod: Right. I remember he said in his memoirs that we were both quite serious about aesthetics. We like simple theories and want to get to the fundamentals of things. We both had a background in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game theory so, even though we cam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we had some important things in common. A：对。我记得他在回忆录里说我们俩都非常看重美感。我们都喜欢简单的理论，渴望获得事物的基本原理。我们都曾接受过数学建模和博弈论的训练，所以尽管我们属于不同的学科，但在许多重要方面有共同点。 In addition, I had been fascinated with evolution ever since high school and had taken it quite seriously. I thought a lot about evolutionary biology although I certainly was not a professional. But it meant that he and I could communicate well together because I knew many of the basics in a way that political scientists wouldn’t normally be expected to. 除此之外，自高中时起我就一直对进化很是着迷，也很重视。我经常思考进化生物学的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意味着我和他之间能够很好地交流，因为我知道很多政治科学家通常不会知道的基础知识。 Another thing that he mentioned in his memoirs is that neither one of us had any need to one up the other or establish who had made the biggest contribution. There was never any need to be overly modest just out of the sake of politeness, which I think is common in Britain and something Bill was used to from his time at Oxford. He was simply a delight to work with. 他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都没想要压过对方或者要论谁的功劳大。我们也从未觉得有必要出于礼貌的考虑而表现的过分谦虚，这一点我想在英国很普遍，而Bill自其牛津时代起就已习惯如此。与他合作真的非常愉快。 Johnson: You have also taken on other evolutionary questions over the years. One of the debates I ha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is that you have been critical of some evolutionary psychologists, such as Joseph Henrich at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where I am based, who argue that there are specific genes for prosocial traits. Instead you advocate for more general-purpose capabilities such as language and foresight.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 overreliance among some evolutionary researchers on genetic mechanisms for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cooperation and altruism? J：多年以来，你也曾研究过其它进化问题。我历来很感兴趣的争论之一是，你一直对一些进化心理学家，比如我所在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Joseph Henrich，持批评态度。Henrich认为存在能够导致亲社会特性的特定基因。而你则主张（亲社会特性来自于）用途更为一般化的能力，如语言和预见能力。你是否认为某些进化学研究者在试图对合作和利他的本质进行理解时过分依赖基因机制？ Axelrod: I think that genetics certainly plays a role. But I am kind of agnostic about just how big the role of genetics is in human behavior. For example,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n important genetic basis exists in both 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s for cooperation with kin. What I was addressing was how specific those genetic components have to be. A：我认为基因确实发挥了作用。但是对于基因在塑造人类行为中的作用有多大这一问题，我有点倾向于不可知论。比方说，人类以及动物的亲缘间合作，毫无疑问存在非常重要的基因基础。我那时候要搞清楚的是，这些基因成分要具体独特到何种程度。 Henrich was moving towards the side where they are highly specific and identifiable. My collaborator and I were saying that it could be explained by much more general capacities that were evoked for this purpose. It wasn’t a major difference. Genes are important but I’m not a purist who believes they drive everything. Obviously culture is important too. Henrich倾向于认为它们十分特定且可识别。我和我的合作者则认为亲缘间合作可以由更一般化的能力来解释，这些能力就是为此目的而产生的。这并不是大分歧。基因很重要，但我不是个纯粹主义者。我不认为一切都由基因推动。显然文化也很重要。 Johnson: When Darwin was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of morality in The Descent of Man he adopted a group selection model where those individuals that displayed selfish tendencies would be punished whereas those that displayed traits benefitting the group would be rewarded. Christopher Boehm followed up on this idea in his book Moral Origins that came out a few years ago. Do you find that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has come full circle back to where Darwin originally was? J：当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试图理解道德的起源时，他使用了一种群体选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表现出自私倾向的个体会被惩罚，而表现出有益于群体的特征的个体会得到奖励。Christopher Boehm在几年前出版的著作《道德起源》中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你是否认为合作的进化论兜了一整个大圈子，回到了达尔文所在的起点？ Axelrod: I think that Darwin’s speculation is quite plausible. At the time he couldn’t really establish it by studying large numbers of societies and identifying those that thrived and those that didn’t. A：我认为达尔文的猜想似乎相当合理。那时候他不可能研究大量的社会，并确认哪些兴盛，哪些没有，然后真正证实他的猜想。 The idea of group selection, until recently, has had a pretty bad reputation in biology because some non-scientists wildly misused it, saying that if the British were so successful it must be because they were genetically better. But in the last ten years or so biologists have come to agree tha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one can get group selection. 在生物学中，群体选择这一观点直至最近名声都很差，因为它曾被一些非科学家滥用，他们宣称英国人如此成功必然是由于他们在基因上更为优秀。但在过去约十年间，生物学家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在特定条件下确实存在群体选择。 If one small band of humans are better at cooperating than some other band whom they are competing with, the first may well be able to outperform the second either through getting more food or maybe even by fighting and killing them. I think it is a common principle that cooperation is invoked in the service of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with insiders serves competition with outsiders. 如果一伙人比正与他们竞争的另外一伙人更善于合作，那么第一伙人或许能够远胜第二伙人，这或者是由于他们能获取更多食物，或者由于他们可能干脆将第二伙人打败并消灭。合作之产生是为了竞争，我认为这是一条一般性原则。与内部人合作是为了与外人竞争。 Johnson: You modeled this very process in the journal Nature with what you refer to as tags. You show that cooperation could increase even without reciprocity or high levels of relatedness. If enough individuals with the same tag were in a group they might cooperate simply because they shared these tags. Could you expand on that? J：你在《自然》杂志上为你刚说的这一过程建立了模型，用的是你所谓的“标记”。你指出，即使没有互惠性或程度很高的亲缘关系，合作也可能增进。如果一个群体中具有相同“标记”的个体足够多，他们也可能纯粹因为共享同一种“标记”就相互合作。你能对此加以阐释吗？ Axelrod: The idea of tags was actually developed by John Holland. Tags are completely arbitrary pieces of information that other people can observe, such as your accent or your skin color or the color shirt you wear. These are signals as to what group a person is a member of and this can lead to ethnocentrism or cooperating with others that are similar to you. A：“标记”这个想法实际上是由John Holland提出的。“标记”就是别人能够观察到的任意信息，比如你的口音或肤色或你所穿的有色衬衫。这是一种信号，表明某人所属的群体，而它会引发本族中心主义或相似的人们之间的合作。 Even if those things are completely arbitrary initially, they can come to take on meaning. They become correlated with traits that include reciprocity. Of course, the question gets tricky and interesting in that somebody else can have this trait or be part of the in-group but then abuse that and not cooperate. 即使这些标记最初是完全任意的，它们也能逐渐承载意义。它们开始与某些特质相关，其中包括互惠性。当然，某人也可能具有某种特质或是这个内部团体的一份子而滥用了这一点，不与他人合作。这时候问题就变得更棘手也更有趣。 I remember Groucho Marx once said that, “The secret of success is honesty and fair dealing. If you can fake those, you’ve got it made.” One of the purposes of our simulation is to study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defectors are not able to take over a population even though, in the short run, they can do well. 我记得Groucho Marx曾经说过，“成功的秘诀就是诚实和公平交易。如果能假装如此，你已然成功。”我们所做模拟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什么条件下背叛者即使能短期得利也无法骗过整个群体。 Johnson: Do these models suggest that there is room for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order to promote cooperation in world affairs? For example, you wrote an articl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long with Scott Atran about how we should talk to terrorists. J：这些模型是否表明，世界事务中存在通过文化和制度变革来推动合作的空间？比方说，你曾和Scott Atran一道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我们应该如何跟恐怖分子对话。 Axelrod: That’s right. As an interesting side note, you may know that this year I am working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on a fellowship. I was a little worried that I might not get a security clearance because I actually have talked to terrorists. But I have been up front about this so it turned out not to be a problem. I was still able to get my clearance. A：对。顺便说个有趣的事。你可能也知道我今年正在国务院做研究员。我起先还有点担心通不过安全审查，因为我真地跟恐怖分子交谈过。不过我对此一直都很坦率，所以最后也没什么事。我还是通过了审查。 Johnson: So is thi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could be utilized? By employing various tags and emphasizing shared cultural traits we might enter into closer dialogue that would promote cooperation. J：那么我们能对标记加以利用对吗？通过调用多种多样的标记，通过强调共享的文化特征，我们有可能更为深入地对话，从而可能推动合作。 Axelrod: That is the aspiration. But there are some groups, and perhaps ISIL is one of them, where there is not a lot to talk to them about. A：这是我们的期望。但是对于某些群体，可能跟他们就没多少可谈的，ISIL可能是这种情况吧。 Johnson: You noted in one of your autobiographical papers that your father was a painter and that he represented what was important on a given day by what he left out. In your early work you emphasized the Prisoner’s Dilemma because, at the time, the world was in a conflict between rival superpowers. How has the changing world situation altered what you find important and how has that influenced what you include, or don’t include, in your models? J：在你的一篇自传文章中，你曾提到你的父亲是个画家，他会通过留白来表现某个特定日子里的重要事物。你在早期著作中强调的是囚徒困境，因为当时世界正处于超级大国的对立冲突之中。世界情势的变化是如何改变你对何者重要这一问题的认识的？这又如何对你的模型包括或不包括哪些东西产生影响呢？ Axelrod: Obviously we’re not in a strict bipolar situation today li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were in the dominant confront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Now there are a number of power centers and, you might say, a two-sided game is only part of the issue. A：很显然，我们现在面临的并非严格的两极态势，这跟冷战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那时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主导了局面。现在有很多权力中心，你可以说，双边游戏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bilateral issues such as between Russia and its neighbor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lso have a complex relationship that has elements of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erms of the U.S.-Chinese relationship,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eature is that it represents an established power relating to a rising power. 不过，现在也仍然存在大量的双边问题，比如俄罗斯与其邻国乌克兰之间。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就中美关系而言，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在于，它代表的是一个既存大国与一个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 Those situations have often led to war in the past. That has been a difficult relationship to manage.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recognize and promote the cooperative aspects and possibilities, just as President Obama did with the President of China on their agreement over climate change. We should build a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here we both have a common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历史上这种情形通常会导致战争。这一直是一种难以处理的关系。我认为，认识到并推进利于合作的各种方面和可能性，就像奥巴马总统和中国主席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一致那样，是很重要的。在共同利益所在之处，我们应该建立合作关系。 Johnson: So this would still fall into the Prisoner’s Dilemma model. But it seems that there would be a high potential for noise, something that you wrote you wish you had considered more in your earlier work. J：那么这仍然会陷入囚徒困境。不过似乎出现噪音的可能性会很高，关于这个事，你曾写道，你颇为遗憾没能在早期著作中加以更多考虑。 Axelrod: That’s right. For our purposes, instead of using the term noise it’s misunderstanding. One side may think it is perfectly reasonable and the other side might think it is breaking the norms that they should be following. An example of this is cyberspace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gets quite angry that the Chinese are stealing industrial secrets and the Chinese don’t regard that as necessarily any different from normal espionage which everybody accepts that other countries do. A：对。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使用“噪音”这个词汇，不如使用“误解”。一方认为极为合理的，另一方则认为破坏了彼此应当遵守的规则。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人在互联网上偷窃产业机密，美国对此非常恼怒，而中国人并不觉得这一定跟被普遍接受的别国所进行的常规间谍活动有什么区别。 Johnson: This would tie in with Elinor Ostrom’s work as it relates to the digital commons and how to manage that. J：这就跟Elinor Ostrom关于数字公地及如何对之进行管理的文章有关了。 Axelrod: Right. You have clearly done a thorough job of looking at my vitae. (Laughs) A：对。你显然认真细致地检查过我的履历表。（笑） Johnson: I’ve been reading your work for quite a while. J：我读你的作品可有一段时间了。 Axelrod: But you’re right.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ustain the tremendous value of the Internet as a common resource that helps all economies to thrive and helps individuals, businesses, and countries. It is under challenge now because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Germany, are promoting the idea that the data generated in their country should stay in their country. This sounds reasonable but it also risks the Balkan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undermining the collective good. A：你是对的。因特网有助于所有经济体的繁荣，有助于所有的个体、企业和国家。我认为，维持它作为这种公共资源的巨大价值非常重要。这一点现在正受到挑战，因为有些国家，比如德国，正在宣扬一种观点，认为本国产生的数据就应该留在国内。这种说法听起来合理，但同时也有将网络割据化、破坏集体利益的危险。 Johnson: You are the first political scientist to be awarded the National Science Medal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While this award may represent the pinnacle of your career, it certainly is not the end. Where do you plan to go next? J：你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获得国家科学奖章的政治科学家。尽管这一奖励可能代表着你的学术生涯的顶峰，但它显然不会是终点。你下一步打算朝哪走？ Axelrod: (Laughs) Two things, I have a serious interest in cyber conflict and what we can do to avoid or manage conflict in cyberspace. This could get very serious if one country causes blackouts in another or interferes with the financial system as a way to pressure the other instead of bombing them. A：（笑）两件事，一是，对于网络冲突以及我们避免及处理网络空间冲突的可能措施，我十分感兴趣。这个问题可能变得非常严重，比如一个国家在另外一个国家制造出信号中断，或者干扰他国的金融系统，以这种方式，而不是轰炸，来向他国施压。 Because we don’t have established norms of what counts as armed conflict there could be a good deal of misunderstanding. One side could think they didn’t escalate very much and the other side could take action that is very serious. We understand the escalation ladder for conventional warfare, for example, but we really don’t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for the various types of cyber conflict. I think it has a serious potential for misunderstanding so I’m interested in those issues and have an article i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bout the timing of cyber conflict. 因为对于什么算作武装冲突，我们并没有确定的规范，因此就可能存在大量的误解。一方可能认为其措施并没有剧烈升级，而另一方则可能采取非常严肃的行动。对于常规战争之类的危机升级阶梯，我们是熟悉的，但对于各种各样的网络冲突，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共识。我认为这里存在引发误解的极为严重的可能性，所以我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网络冲突的时机掌握。 The other thing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is learning about the State Department, about how organizations make decisions, and how policies develop using this opportunity to see policy formation from the inside. 我一直感兴趣的另一件事，是想了解国务院，想通过这次机会从内部观察政策形成的过程，了解组织如何做决策以及政策是如何形成的。 Johnson: Looking inside the sausage factory. J：深入肉肠工厂里面去看个究竟。 Axelrod: Right. A：对的。 Johnson: One final question I have for you is that, despite all of the crises in the world today and a seemingly gridlocked political system at home, what continues to give you hope? J：我想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今世界上有如此多的冲突，而国内政治体系则似乎陷入僵局，面对这种情况，是什么让你继续存有希望？ Axelrod: One important fact is that we have not had great power wars for a long time. I suppose the last time would have b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fighting in the Korean War from 1950-53. That was sixty years ago. We have not had a great power confrontation in all that time and even the Korean War was quite limited. A：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很久没见过大国之间的战争了。我觉得最后一次可能是1950-53年中美之间的朝鲜战争。那都是60年前的事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发生过大国冲突，而且即便是朝鲜战争，那也是相当有限的。 I think it is possible, and it’s certainly hopeful, that major powers can find non-violent ways of dealing with each other and making their interests known to the other side. But it is not guaranteed. The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s a serious danger and major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this area. And, of course, jihadism is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world. 大国之间能够找到非暴力的方式来打交道，以让对方知晓自己的利益，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必定很有希望。但这一点没有保证。核武器的扩散是个严重的危险，而美俄两国在这个领域存在重大分歧。此外，圣战运动当然也是对世界的严重威胁。 But none of these are as serious as World War I or World War II or as dangerous as the Cold War. We could have ha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dead in a single day if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didn’t go well, for example, or if some of the Berlin confrontations had escalated. So I am hopeful that the world is not as dangerous as it was then and that great powers can continue to deal with each other without periodic wars that seemed to be so common in the past. 不过，所有这些都不如一站或二战那么严重，也不如冷战那么危险。比如，如果古巴导弹危机没处理好，或者如果某次柏林对峙得以升级，我们一天就可能死掉几亿人。所以，世界不再像从前那样危险，大国之间能够继续与彼此打交道而不走向在过去似乎极为常见的周期性战争，对于这一点，我是抱有希望的。 Johnson: Thank you for taking this time to talk with me. I personally have gained a lot from reading your work over the years and I can’t tell you how thrilled I am that you have received this honor. J：谢谢你花时间与我交谈。过去多年间，我本人从阅读你的作品中收获良多。你获得这一荣誉，我的激动无以言表。 Axelrod: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I appreciate that. I enjoyed talking with you as well. A：啊，特别感谢你。我很感激。与你交谈我也很享受。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符号的魔力·之八：脸谱 辉格 2006年9月9日 小镇上那种家长里短式的议论是十分耗费时间的，在现代城市人看来，真是极为奢侈，而且一旦交往的范围稍有扩大，这样事无巨细的唠叨便难以为继。 如果你打算为你那宝贝千金招个上门女婿，你当然会不厌其烦地仔细倾听媒婆对你细诉关于这个小伙子的一切，不止如此，还要让你的姐妹们亲自出门去打听个究竟。 但如果你是县城某个钱庄的掌柜，一位新近开业的杂货店主来借一小笔钱，那么你就会希望你那消息灵通的伙计简明扼要的说明一下此人的来历、性情和名声，他要是太罗嗦你就会很烦。 在一个多边交流网络中，提供、接受、辨别信息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随着群体的扩大呈指数增长，因而自然的，信息交易的各方都渴望获得某种降低信息交流费用的手段。 试想，当我试图向你描述某人的品行时，可能不得不从头细说几桩有代表性的事件，这或许要花上几个小时；这时，如果恰好有一个你我都熟知的人（张三），与这个我正要描述的人具有相似的品行，那我就省事多了，我只要说，他和张三差不多。虽然这样的简化处理可能会损失一些信息，但和所节约的费用比起来，可能是值得的，况且就当下的交流目的而言，这样的精确度可能已经足够了。 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幸运的情况，现实中，我们并非总是能找到恰当的“共同熟识的代表性人物”，来简化我们对他人的评价，而且这种机会随着交往对象的生疏而越发降低。然而，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现实生活中分散的智慧总是能找到一些出人意料的好办法。 在一个社区里，总有一些人，或者因为他们的职业和地位，或者因为某个重大事件，而成为社区中人所共知的人物。这些知名人物中，有些常会被人挑出来用作评价他人时所参照的“典型”，在这样做的时候，评价人还常常有意无意地对该典型的特性作出简化和修改，以便使之更加典型化，从而在套用到被评价人头上时更加顺手。 起初，这种简化和典型化的工作是分散进行的，但一个名人之典型价值正在于其在社区成员的头脑中具有一致的形象，因而才能有助于人们在相互评价时降低交流费用，于是，分散的典型化工作最终将塑造出一个统一的典型形象，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便被制作成了一张张简单分明的脸谱。 最初产生于一地的脸谱，通过口耳相传，特别是通过艺术家的作品和表演——说书人，行吟诗人，戏班子，相声家，剧作家，小说家，等等——传播到其他社区。不断有各种脸谱流入传播系统中，那些不够典型或用起来不够顺手的将被淘汰，而那些典型好用的脸谱产品将广泛流传，遍及整个语言区。 这一发展最终将导致在一个语言区内，形成一套完整的脸谱系统：英雄、暴君、忠臣、信士、侠客、良师、益友、慈母、节妇、奸商、吝啬鬼、莽汉、市侩、清官、迂儒、登徒子，可谓妇孺皆知，耳熟能详，信手拈来，应有尽有。考察一下各民族的艺术和文学，就会发现其中充斥了类似的脸谱系统。 除了语言本身之外，一个遍及全境的脸谱系统大概是构成一个民族之文化的最重要的成分了。两个上海人，如果在国外相遇，将发现最让他们欣慰的，除了互相能听懂对方的话之外，就是诸如“小瘪三”这样简单的词汇，能在他们头脑里唤起诸多只可意会的共同联想了。 一旦某个脸谱确立了其在社区或文化中的地位，便会反过来影响人的行为。有些人可能故事和艺术的影响较深，会有意无意地按某个脸谱的特征调整自己的行为，而更多的人则使用各种外在的符号工具，让自己戴上某个脸谱，以此标榜自己具备这个脸谱所携带的那些特性：他们穿起破了洞的牛仔裤，摆弄军人用的Zippo打火机，甚至收藏军用水壶和伞兵刀，大声朗诵赞美勇士的诗句，给自己或儿子取个英雄的名字，把英雄的石膏像摆在书桌上，在胳膊甚至胸膛上刺上格瓦拉的头像。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给自己戴上英雄脸谱，乐意装扮成花花公子的人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在人们不再杀死或遗弃私生子，而单身母亲养活孩子的能力也大为提高的当今社会，登徒子策略日益受欢迎，大有挤占上风之势。 【下面没有了……当初开写时拟了好几十个主题，后来写累了就没了】

符号的魔力·之七：舌头 辉格 2006年9月8日 在上一篇里，我谈论了街谈巷议如何为社区中共同生活的人们提供关于第三者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如何帮助他们在今后可能的遭遇中作出有利的选择。但是我并未阐明：为什么人们会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议论他们的邻居？这样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正如我先前批评功能主义时所指出的，一项功能描述并不自动构成对它的发生问题的一个回答，而要不违背方法论个人主义，这样的回答是必须的，从个人选择到文化结构的鸿沟必须填平。 显然，议论是对获取评价信息的需求的一种供给，但那些在茶馆路边竖着耳朵的信息消费者，并没有向唾沫横飞的供应商付钱，虽然他们也会提供一些自有的信息作为回报，但很明显，有些人特别愿意充当免费的信息提供者。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能从潜在的被评价者那里获取好处。 近些年，稍有影响的媒体的记者们去企业采访时，大多会受到慷慨的招待；一位在晚报上开专栏的美食家，若是不小心被某个高档餐厅认出来，这顿饭一定没的说，临走或许还被塞个红包。 古代帝王对那些或义正辞严或鼓唇摇舌的谤者无不恨之入骨，时常抓起来砍头，即使这种看起来风险极大的评价工作，也并非无利可图，聪明的皇帝会在动杀机之前先试着招安，官高禄厚，视其影响力而定。 无疑，此种盈利模式会影响评价信息的质量，不过，在一个开放的信息供给市场上，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有利可图，起码的信息质量还是会有保证的，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回到那个充斥着是非曲直的小镇。在儿时那些漫长而炎热的暑假里，我曾把许多个无聊的下午消耗在若干小店的板凳上。时常有顾客来调换不满意的商品，其中有个说话很脆的女人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她来得比别人多并且其要求总是迅速获得满足，掌柜在她走远后常会嘀咕一句：“这女人惹不起”。 是的，长舌妇常常因众人对其嘴巴杀伤力的忌惮而获益，在时而发生的长短之争中，别人会对她退让三分，甚至故意让她得些便宜，而那些爱耍点花招占别人便宜的家伙，在与她遭遇时也不免有所收敛。 现实中，长舌妇们的名声似乎不怎么好（即使在传统社会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因为她们中的一部分过度利用其评价者的地位，经常发布有利于自己的不准确评价信息，同时，她们说得太多本身也降低了其信息的单项价值，而那些慎于出言的评价者，他的评价也比较被别人看重。 看来，不同的信息供应者会采用不同的产品策略，那些臭名昭著的长舌妇，采用的是尽可能多占领鼓膜的数量策略；那些“热心的老太太”，虽然也爱东长西短指手划脚，但很少乱说瞎说；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采用的是劳斯莱斯策略，慎于言，言必信，一句恶评可以让一个小伙子名声扫地，从此抬不起头。  

符号的魔力·之六：名字 辉格 2006年9月4日 迄今为止我所介绍的个人识别符号，都属于第一人称符号，个体借助这些符号向他人表达出“我是谁”的信息。这种信息所涉及的，是我在第一篇中所列出的影响群体中博弈策略分布状况的诸多变量中的第一、第二、第六和第七个变量。第一人称符号帮助人们识别他们所直接遭遇到的个体，并记忆对方在这些遭遇中的作为。 但是，如果一个群体的规模比较大，而每个个体的直接遭遇经历是有限的，他们从这些直接遭遇中获得的信息常常不足以帮助他们有效的应对时而会遇到的陌生人，这时候，如果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事先获得对周围人的评价，那么他们在实际遭遇中可资利用的信息将大大增加。从这里，我们便开始涉及到第9、第10和第11个变量。 在传统小城镇上生活过的人们可能都会记得，那里充斥着街谈巷议，人们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邻居们的家长里短，议论着新近发生的事情，对他人的行为举止评头品足，诉说着各自的遭遇，倾吐他们的不满或感激。种种这些，在一个现代城市人的眼里，可能显得古怪而遥远，甚至庸俗而讨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样的街谈巷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功能。 在这些议论中，出现最多的是对他人行为和品行的评价，一个男人是否勤奋、勇敢、忠诚、诚实、重义气，一个女人是否贞洁、勤快、顾家、孝敬，都是最常见的话题。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些话题实际上都涉及个人在相互遭遇中的行动策略，人们通过这些交流尽可能多的获取信息，以便帮助他们在今后的遭遇中采取适当的策略。 假如我在茶馆里听到别人在抱怨他如何在最近的生意中上了某甲的当，而我自己和甲又没打过什么交道，那么日后某天甲到我店里买了东西提出要赊帐时，我自然会多留个心眼。 但是，当人们试图议论他人时，便立即面临一个技术问题：如何在一个人不在场时提及他？这个看似简单得不值一提的问题实际上并不简单，研究表明，人以外的动物虽然能彼此识别，但它们没有任何手段来交换关于第三者的信息，而人类也是花了不少工夫才开发出了这样的手段。 在各种用于指称第三者的第三人称符号中，名字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其他符号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名字的衍生或替代物。 当我们在谈话中试图指称一个第三者时，如果后者就在交谈双方的视野里，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瞟一下眼角，或努一下嘴唇，或抬手指一下，就可以将对方的注意力引向那个第三者。但更多的时候，被评论的第三者并不在谈话双方的视野内，此时，评论者必须用一个专有名词来指称他。 如今，每个人出生时都会由他父母或祖父母取一个名字，然而在古代，名字的来源则复杂得多，现代人名字的明晰性和来源的单一性是在近代以来的一系列档案系统长期推动的结果，其中包括：教会洗礼记录，学校花名册，户籍档案，兵役档案，税收簿，等等。 据我猜测，最早的名字可能是父母在呼叫其多个子女之一时，所用的排行序数，如大郎二郎三郎，或某伯某仲某叔，或更早的甲乙丙丁等，这是名字的第二人称起源。 在议论场合的第三方指称中，则没有这样的便利，人们更多的使用易于辨识的个性化特征，特别是身体特征，其中包括我在前几篇中谈及的那些身体符号。 瞎子、瘸子、麻子，秃头、卷毛、独眼、哑巴、结巴，这些都是我们熟悉的将身体特征用作指称第三者的常用手段。在我们儿时的玩伴之间，在密切交往的小圈子里，在古代和如今尚存的传统部落社会中，给别人去绰号的习惯十分普遍，人们都喜欢以绰号相称，给人取绰号甚至是一种无法遏止的冲动。 在今天，绰号成了名字在非正式场合的替代物，而在近代规范化名字系统成熟之前，绰号就是名字，而且是很多人唯一的名字。而在我看来，绰号正是名字的第三人称起源，相对于第二人称起源，是更主要的起源。 中世纪的欧洲，以身体符号作名字显然还很流行，矮子丕平、秃头查理、胖子查理、结巴路易、傻子查理、美男子菲利普、红毛威廉、长腿爱德华，都是读中古史的人所熟悉的。维京时代的丹麦人也是乐此不疲：金发哈拉尔、蓝牙哈罗德、八字胡斯万、赤脚马格努斯。 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越往上追溯这样的例子就越多：晋成公黑臀、鲁成公黑肱、齐桓公小白、晋文公重耳，魏有黑卵、齐有田骈。仲尼弟子中，有曾点、公西点（“点”就是麻子），有公西赤、壤驷赤，有罕父黑（又作宰父黑）、狄黑，有樊须，还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以呼吸道疾病为名：颜哙（大概是哮喘）、乐咳。比较有趣的是以“黑”、“点”为名的人常常以“皙”为字，按周礼，字是成年时所取，大概代表了一种愿望吧。 古代中国肉刑普遍，那些曾遭受肉刑的人，其身体上所留下的残缺常被用作名字，而造成这种符号化结果本身也是施罚者采用这一肉刑的用意之一。孙膑、黥布、淳于髡是三个比较著名的例子。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具有足够鲜明的、足以用作个人符号的身体特征。于是人们便使用各种与某人密切相关的物品或场景，借以在说话对象头脑中唤起对此人的联想。这可以是此人最爱穿的衣服，比如英格兰的短斗篷亨利，丹麦的灰斗篷哈拉尔；对于猎人和战士，常常是他最擅用的武器，如丹麦的血斧埃里克，法兰克的铁锤查理。 非洲努尔人的取名法十分奇特而富有想象力，也给我们对名字起源的探索以十分有益的启发。努尔人以牧牛为生，因而与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知道，奶牛体表的颜色块分布十分随机多样，在一般人眼里可能除了好看或难看之外毫无意义，而努尔人居然把这些变化无穷的色块分布样式给符号化了。他们发明了12个词汇对应12种基本的分布类型，而通过这些词汇的组合，可以描述每个类型的各种变化，从而获得数百种式样的名称，对具体的一头奶牛就用其中一个作为它的名字，所以，努尔人的每头牛都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个人活动所及的小圈子里，重复的概率不高。公牛的名字则是在沿用奶牛的色块样式名的同时，再加上一个描述牛角形状的词汇，因而变化更多。 每个努尔男孩在举行成人礼时，他父亲会送给他一头公牛，于是这头公牛的名字就成了这个男人的第一个名字。此后，如果他乐意，可以从他所放牧的公牛中选出一头他最喜欢的，用它的名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在上面的描述中，努尔人的公牛命名法已经仪式化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在仪式化之前，借用公牛指称它的主人，只是人们为满足第三方指称的需求而琢磨出的一种便利手段，就像我们给人取绰号一样。  

符号的魔力·之五：伤疤 辉格 2006年8月30日 到现在为止，我所列举的被用作个人识别符号的那些身体特征，它们本身与个体所采用的博弈策略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它们只是因为最初偶然的和策略共享一个载体（生物个体），而后共同通过一个遗传谱系，最后在群体中表现为统计上的相伴性，这种缺乏因果关系的统计相伴性是符号系统的普遍特征。 假设成吉思汗是个秃顶，他在权力争夺和征服战争中采用“非降即死”策略，这一策略给他带来了成功和众多的后代，假设这些后代同时继承了他的策略和他的秃顶，那么，秃顶很可能成为人们辨认这种策略的符号，而这一符号和策略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像战争策略这样的高级策略，通常只能通过文化而不是基因得到传播。 但也有一些被用作符号的特征，与被标示的策略存在因果关系，由于这些特征能在观察者的头脑里直接唤起对策略的联想，因而其符号化的过程变得更自然更简便。伤疤便是这样一种特征。 狩猎时代，男人们经常结伙出去打猎，也经常结伙争斗，无论是捕猎大型动物还是战斗，都需要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于是，合作策略的发展对用于识别一个成员是否愿意合作的符号产生了需求。男人们的长期共处、相互熟识，以及他们从孩童时期便一起玩的那些模仿狩猎和战斗的游戏，都为这种识别提供了机会。 但是，如果社区规模扩大，捕猎和战斗团队的成员经常变动和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便需要一种新的符号，来帮助人们识别一个陌生成员的可能策略。 试想，有两个陌生人打算加入我的狩猎团队，在没有其它任何有价值信息的情况下，如果我发现其中一人的手臂上有一道被野牛角刮破留下的伤疤，我很可能会据此判断，此人看来不像是那种在团队行动中畏缩不前、坐享其成的家伙。当然，这不是一个有完全把握的判断，但有信息总比没有好。 的确，伤疤经常被男人们用来炫耀自己的冒险经历和勇敢品质，它在很多场合中已经成为一个标示勇敢的符号。老兵常常会脱下衣服向新兵展示他身上的累累伤疤，斗狠的黑道大哥也会故意把伤疤露在衬衫袖子外面让对手看到，仿佛在说——“我不是好惹的！”小说家和电影导演深谙此道，他们时常利用伤疤来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经历。 当伤疤成为一种符号时，它的代用品也就出现了。上肢外侧、手部和面额部是人体比较容易在狩猎和战斗中受伤并留下伤疤的地方，因而，男人们常常在这些部位制造出某种伤疤的替代物。 在第三篇中谈论文身时，曾提到原始部落深刻的皮肤切割，这种切割或许就包含了模仿战斗伤疤的功能，后来才演变成一种形式化的符号。 臂环、上臂饰带和额部饰带在世界各地原始部落的男人中十分流行，在某些部落中甚至是男人仅有的装饰物。这些伤疤替代物经过某些变形后，一直流传到近现代文化中。 臂环和上臂饰带最初模仿的大概是手臂受伤后的包扎带，它后来在近代军队里变成一块缠在手臂上的毛巾，常被用作某种行动信号或职责符号，再后来它变成了袖章和臂章，而且常常是红色的，用以模仿受伤后流出的鲜血。这一符号的最近例子是纳粹党卫军和红卫兵所戴的袖章，其符号作用相信曾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许多运动员喜欢配戴护腕和额部饰带（从卡尼吉亚那种细带子到麦肯罗那种宽松紧带），护腕是否有保护手腕的作用，我很怀疑，而额部饰带显然没有保护作用，考虑到运动员职业的猎人和战士渊源，我把这两种都归入伤疤符号。 在所有这一类符号中，日本式的额部饰带是最强烈的一种，观者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对伤口包扎物赤裸裸的模仿，连伤口所在处的那个红点也很逼真。与手臂处的伤疤相比，额部的伤疤包含了一个额外的策略信号：一个在战斗中采用进攻重于防守策略的人，更可能在额部受伤，相反，侧重防守的人更容易在阻挡对方进攻时使手臂受伤。因此，额部的包扎模仿物所标示的信息，除了一般的勇敢之外，还有一种不顾一切舍命进攻的意涵，被各种“敢死队”用作他们的符号。  

符号的魔力·之四：头发 辉格 2006年8月27日 尽管裸露是人区别于其他灵长类的明显特征，有趣的是，人的头发和眉毛显然比其他灵长类发达得多，不施加干预的话，人的头发通常可以长至腰臀处，这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都是极为突出的。 一种比较虚弱的解释是，在失去了其他体毛之后，长发可以便于怀抱中的婴儿攀附母亲，证据是婴儿非常喜欢抓母亲的头发（猿猴的幼崽依靠强劲的手指力量抓握母亲体毛，常常无需搂抱，人类婴儿的抓握力虽也不小，但已无毛可攀）。这一说法比较牵强，一方面，没有观察上的证据表明婴儿靠抓住母亲的发辫而免除或减轻了对搂抱的依赖，另一方面，这一解释也难以说明为何男性头发的自然长度不亚于女性。 我的解释看起来更好：长发是一种供个人制造识别标记的材料。是的，在发明服装之前，文身和发式是人类装饰自己身体的主要手段。发式作为一种标示手段的优点在于，它是立体的。与表面装饰相比，立体装饰更容易在光线昏暗或距离遥远的条件下被识别。 人类自古以来便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设计和维护自己的发型。 非洲人千变万化、无奇不有的发型给旅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世界杯上的非洲球迷展示给我们的只是冰山一角，近年来在全球各地层出不穷的新潮发型中，很大部分都来源于非洲。 非洲人发型多样性的程度显然已经不能仅仅用部落习俗来解释了，据那些非洲传统村落的访问者说，在同一个村子里常常能看到几十种不同的发型，至于细节上，则可以说是人人不同。这样看来，发型在那里被用作一种类似于胎记和姓名的个人识别标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应该说是确凿的事实。 非洲人发型的多样性一方面可以归因于其文化更接近于人类的早期形态，但另一方面，据我猜想，也许和他们的深肤色有关。作为天然识别标记的胎记和色素痣斑在黝黑的皮肤上不容易被辨认，因而他们比浅肤色的民族更依赖于其他的标示手段，而头发恰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作为识别标记，发型的优点是立体性和强可塑性，但也有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它的防伪性较差，胎记和永久性文身不容易伪造，而发型则比较容易伪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非洲人把他们的发型搞得越来越复杂，试图通过抬高技术和成本的门槛来加强防伪性能，一个普通的非洲发型的制作过程往往需要四五个小时，对于没有经验的模仿者，可以预计所需时间不少于两倍。 在早期狩猎－采集社会中，个人之间，尤其是男人之间的社会接触、交往、合作的机会很多，几乎随时随刻都在发生，因而，相应的，个人——对于那些已经采用条件合作策略的个人而言——标示自己的需要也非常强烈。对于后起的农耕社会，虽然不能肯定，但直觉上，社会交往的频度降低了。（当然，我并不赞同把传统农耕社会描述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所谓个体小农社会的那种理论） 尽管如此，早期农民仍然热衷于各种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的标示手段，其中就包括发型。已经出土的秦兵马俑表明，古人发型的个体差异极大，风格式样之丰富远超过文献的记载和历史学家原先的想象。 在上一篇里，我已经说明了，一种文身，从最初作为某个条件合作者的个人标示，发展到一个亚群体的策略认同标示，存在着可行的发展路径。这一发展路径同样适用于发型，以及我们将会发现的其他标示手段。因此，当我们观察到某种发型（或其他标识）被用作身份、地位、宗教、职业符号时，不应简单地假定它们与个体标示无关，很有可能的是，它最初起源于个体标识，后来随着博弈策略扩张而扩散，最终成为一种身份标示，直到此时，它才为人们所注意，才被历史学家所记录，或被人类学家观察到并写进他的民族志笔记，而他的个体起源却被永远地忘却了。 光头造型曾被各种宗教的僧侣广泛用作他们的身份符号，这一符号的独特性在于，它排除了使用发型标示个人和其他身份符号的任何可能性，因而强烈的宣示了：僧侣决意割断自己与家族、部落、世俗地位和职业的一切联系，也不准备在他们之间作个体区分。 割断世俗联系的代价降低了俗人伪造僧侣符号的意愿，但伪造的风险仍然存在，尤其对于那些极端卑贱和贫困的人，上述代价可以忽略。因此，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者盗用僧侣符号，元代的志德和尚发明了新的受戒仪式，剃度之后，并用燃香灼烧头顶和手指，制造“戒疤”（俗称“香眼”）。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废止了烧戒疤的受戒程序，可以预料，今后坑蒙拐骗的花和尚会越来越多。 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僧侣也和佛教徒一样行削发式，最初只是简单的剃成光头，后来教会组织发展到西欧，那里的农民也剃短发，这样教士的光头就失去了符号作用，于是发明了花冠状的所谓“圣彼得发式”（也叫冠状发式），成为一个鲜明的身份符号，这一符号在整个中世纪都沿用不废；与此相对，东部教会保留了光头符号，被称为“圣保罗发式”。 在英国革命中，保皇党人拥有贵族和骑士所惯有的长发型，而国会支持者多采用农民和清教徒的短发型，以彰显其平民立场，被他们的对手讥称为“圆颅党”，这是历史上较早的一次把发型作为政治立场符号的事例。 后来，拥立威廉和玛丽复辟王政的辉格党人，（据我揣度）为了撇清和共和主义的关系，表明其对君主制的态度，十分夸张的齐刷刷戴上了假发套。尽管假发套前已有之，但如此大面积一窝蜂流行却是从光荣革命开始的，而且，这一戴就戴了三百多年，至今在英国法庭里还能看到。  

符号的魔力·之三：文身 辉格 2006年8月26日 胎记和痣斑之类的皮肤特征，作为个体识别标记的缺点是：它们出现的位置过于随机，不一定在特别显眼的地方。博弈者不可能在每次遭遇时都去仔细查看那些长在隐秘部位的皮肤痕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人们常常有意识的在身体上制作出各种便于他人识别的标记。 文身是一项古老而广泛流行的艺术，原始人的文身是货真价实的皮肤雕刻，一旦刻上，终身无法抹去，不像时下流行的可以洗去的人体彩绘。 东非的游牧努尔人在行成年礼时要在额部刻出六道深及颅骨的切口，从一耳到另一耳；敲落门牙作为成年礼的一部分，曾广泛流行与澳洲和非洲；割除男性包皮的做法也很流行（女性割礼的功能更加复杂，留待以后再分析）；至于在耳垂、鼻孔等身体突出部位打洞并镶上某件物品的风俗，更是遍及各民族。 有人会质疑道：这些身体手术既然是部落或民族的风俗，在其所在群体中是通行做法，怎么会被用作个体识别标志？在技术上好像说不通。实际上这不难理解：假设当初有一个条件合作者，恰好在一次偶然的事故中失去了他的门牙，从而无意中具备了一种比他人更好的标示自己的手段，因为这个有利条件，他在长期博弈中获得了更大的合作收益。 可以想象，当他的合作者们（也是条件合作者）意识到这一点后，决定敲掉自己的门牙——这对他们是一种理性的做法——，从而将“缺失门牙”这一特征扩展为他们这一合作圈子的标志性特征。随后，由于这一合作圈所具有的巨大优势，敲落门牙的做法便随博弈策略的扩散而遍及整个群体，最终成了一种部落习俗。上述发展过程尽管是想象的，但并非不可能，也足够合理，并不比一般历史学研究中的想象填充更不合理。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的质疑和回答都非常重要，它们既暴露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软肋，也预示了它复兴的希望。功能主义人类学在解释人类文化和社会现象方面取得了诸多令人信服的成果，但随着最近几十年生物学和行为学的发展，功能主义却日益受到冷落，各种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都不再关注它的发展，或从中吸取营养。 究其因，这一学派的基本分析方法中存在致命的逻辑缺陷，它在分析一项文化元素时，把该元素在其所在社会或群体中的正在或曾经起作用的功能等同于其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比如，一项仪式可能起到了维护部落秩序的作用，或者加强部落战斗力的作用，但是功能主义分析很少甚至从不进一步追问：在仪式的地位尚未确立之际，最初倡导、参与或执行这项仪式的个人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好处超出其成本的纯收益是否在当时足以激励那些倡导者去推动、参与者去继续这一仪式？ 相信群体选择的分析者会争辩说，一项对群体有利的元素会因为帮助该群体战胜并取代其他群体而得以存续和扩散。可惜群体选择理论已经被多数分析者所抛弃，因为它缺乏微观基础：行为的主体毕竟是个体，那些从事利于群体之行为的成员，如果该行为不利于个体，即不利于他的长期繁殖成果，那么这种行为便会随着其从事者的被淘汰而消亡。当然，基于Meme范式的文化传播理论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解释，但毕竟功能主义者没有这么做。 在上面对质疑的回答中，我展示了一种用博弈论的方法重建功能主义分析之逻辑基础的可能途径，但愿，沿着这一途径，我们能重新清理功能主义所积累的大量成果，甚至有新的发现。前路茫茫，边走边看吧。 （注：本节后半段有关功能主义的评论，直接受罗伯特·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一书启发，并部分引用了他的说法。）  

符号的魔力·之二：胎记 辉格 2006年8月25日 研究表明，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当某些条件成立时，一些有条件的合作策略——比如“以牙还牙策略”和“排斥异己策略”——会占上风。所谓“占上风”，是指某种策略在群体内的博弈行为中比其他策略占更高的比例。 在进化博弈模型中，通常假设：一个策略如果比其他策略为博弈者带来更高的收益，将导致更多的个体采用该策略。在实际的生物群体中，这一因果关系，可通过两种机制得以保证：1）更高的收益意味着个体更高的生存机会和预期繁殖数量，而按照遗传规律，个体所繁殖的后代有极大的机会继承其亲代的策略；2）一个为采用它的个体带来更大收益的策略会被其他个体所模仿。 上一篇曾提到，合作策略的被采用的机会，受制于诸多变量，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博弈者相互识别的能力。比如，以牙还牙策略的采用者只有当它遇到另一个采用同样策略的博弈者时，才可能获得合作收益，而这一策略实施的前提便是：博弈者在每次遭遇中能认出其对手，并记得对方先前的作为。 反过来，一个采用条件合作策略的博弈者（以下简称“条件合作者”），让别人认出他是有好处的，这会使其他条件合作者在与他遭遇时，采取正确的行动，从而增加了双方获取合作收益的机会。 按照进化原理，只要存在适当的进化路径，对个体有利的变化迟早会出现。个体一旦获得了提高其识别和被识别能力的特征，那么上面提到的导致优势策略在群体中扩散的机制，也会同时导致这些特征伴随着博弈策略而扩散。具体而言，假如一个条件合作者头上长了一只角，因而更容易被识别，那么他所繁殖的后代除了继承了他的条件合作策略，也继承了他头上那只角，而如果他的策略在群体内属优势策略，那么群体内头上长角的个体数量将会扩张。 生物个体识别其他个体的能力久已有之，并随物种而不同。大致来说，生物体越复杂，个体表现出的差异就越大，而个体感知这种差异的手段也越丰富。拥有发达感觉器官的高等动物，常常可以借助视觉、嗅觉、听觉和触觉等手段来辨别他所生活的群体中不同的个体。即使那些在我们看来一模一样的吸血蝙蝠们，也能记住某个邻居在最近是否曾将吸到的多余血液与它分享，它们便是靠这种识别能力来组织起蝙蝠社会的食物调剂合作的。 人类在改进自身的可识别性上可谓下足了功夫。与其他灵长类相比，人类抛弃了绝大部分的体毛，而让皮肤裸露在外。对这一变化，生物学家曾给出各种解释，比较有力的一种是：皮肤裸露（及随之而来的触觉发展）是人类性快感系统的一部分，而后者是强化夫妻和家庭关系的重要手段。 我支持这一解释，但有一个保留：发展性快感系统的要求似乎不需要把体毛抛弃的这么彻底。人体表面有很多性敏感区，但也有很多非敏感区，为什么那里的皮肤也都裸露了？对这一质疑的回答可能是：彻底裸露的变异更容易获得，选择性裸露的变异则比较复杂，出现概率也低得多。可是问题又来了，人体的裸露毕竟还是选择性的：头顶、阴部、眉框、男性的下颌，被选择性的遮盖了，这对上述回答是个打击。 对于人体绝大部分的裸露和个别地方选择性的遮盖这一现象，我的解释是：除了性快感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提高人体的可识别性。裸露之后，皮肤上的胎记、痣斑、疤痕便显露出来，这些痕迹的个体差异极大，可以被用作良好的个体识别特征。即使同卵双胞胎，也可能因在母亲子宫中的不同境遇而获得不同的胎记，从而为他人提供宝贵的识别标记。但如果保留非性感区的体毛，那些胎记正好长在这个位置的个体，便失去了这种标记手段。  

【按： 这是我2006年学习博弈论时所写的系列笔记，当时我尚未开始职业写作，主要读者是自己，加上少数几位朋友，所以写法非常随意飘忽，所有事实材料皆凭记忆随机抓取，未经任何查证，观点也想到就写，未经深思熟虑，那时候的文字完全是随思绪飘荡而留下的思考足迹，其中许多今天看起来那是相当幼稚，不过有些念头还是挺有意思，刚才构思一个新主题时突然想起这个系列，才发现还没在博客贴过，补上。】 符号的魔力·之一：引子 辉格 2006年8月24日 自从博弈论被用于人类行为的研究以来，“囚徒困境”这个题目已被无数次地提及，它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态：尽管个体之间面临通过合作增进各自利益的机会，但从个体的角度看，合作却不是最优选择，因而当参与博弈的个体都按其最优选择行动时，合作无法达成，潜在的合作增益也就无法实现。 比如，甲有几个金币，有真的有假的，乙有几盒雪茄，有些是用正宗古巴烟叶卷的，有些则用的是劣质廉价烟叶，金币的真假和雪茄的优劣只有甲乙自己知道，当面无法分辨；现在，甲和乙在街上相遇，他们面临一个机会：如果甲用真金币换乙的上等雪茄，各自的利益将获得很大增进，但显然，对于甲，最优选择是用假币支付（无论他将从乙那里得到上等雪茄还是劣质货），对于乙，最优选择是给对方劣质雪茄（无论他将从甲那里得到真币还是假币），这样一来，博弈的结果将是：甲用假币从乙那里换得了劣质雪茄。虽然这一结果可能对双方也略有增益，但潜在的更大交换增益却没有实现。 囚徒困境对于人类社会通过个体间合作而改进的可能性，提示了一个悲观的前景。然而，尽管人类社会不尽完美，我们却看到合作无处不在，自古就有。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这一反差，有些人欢呼人性之善——人并非生物学家所指出或经济学家所假设的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人具有合作和利他的本性；另一些人则声称，人类社会之所以没有陷入囚徒困境所预示的那种充满背叛和欺诈的、相互为敌的状态，是因为存在像国家这样拥有压倒性力量的利维坦，来提供秩序和公正，惩恶扬善，基于合作的改进才得以实现。 科学研究遭遇困境时，便到系统之外去物色甚或制造一块万能膏药，来贴补理论的缺口，这种做法我们已经看得很多了。搞不懂埃及初民如何建造金字塔，就找个外星人，解不透细胞化学机制之精妙，就想出智能设计者，进化过程重建困难，就要去找上帝了。种种这些，我称之为“因无知而称更有知”，或者更简化一下，叫“因惑称知”。 扯远了，回到囚徒困境的问题。研究者很快发现，实际上，囚徒困境所预示的悲观后果仅仅在单次博弈中才表现得那么纯粹，而在多次重复博弈中，个体之间或多或少会达成合作。研究者并且发现，达成合作的几率与如下几个变量密切相关：

1）博弈者相互识别的能力； 2）博弈者记忆先前遭遇的能力； 3）博弈者之间先前遭遇的次数； 4）博弈者之间先前达成合作的次数； 5）博弈各方再次遭遇的几率； 6）博弈者标示自己策略的能力； 7）博弈者识别对方策略的能力； 8）博弈者判别对方策略标示之真伪的能力； 9）博弈者之间交流的可能性； 10）群体内交换对他人评价的机会； 11）一个评价在群体内传播的预期广度和可能受众与被评价者的遭遇几率； 12）预期未来博弈次数； ……

请注意，上述研究中并未引入任何除个体利益之外的影响个体选择的因素，也未引入任何集中控制者和外部强加的规则，作为合作达成之前提的这些变量，全都是关于信息表达和识别的。也就是说，博弈论研究预示了，一个由仅受自我利益驱动的众多个体所组成的群体内，有条件的合作策略不仅有存在的可能，而且将占上风。换句话说，以霍布斯的丛林模型作为逻辑起点的博弈论演绎，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一个霍布斯所想象的丛林社会。 于是，在一个戴着博弈论眼镜观察人类社会演化进程的观察者眼里，自然而然的，信息便占据了核心地位。好奇心将驱使他去探索，人类个体们究竟如何发展了他们的信息表达和识别手段，这些手段又如何促成了个体间的合作。 带着上面这副眼镜，我所看到的是人类所创造的一个复杂精妙的符号系统，这一系统渗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时刻影响着人的行为。尽管它屡屡遭受机会主义行为的破坏，但仍在不断发展，并时刻显示着它的强大力量。在以后的各篇中，我将尝试着描绘出从我的眼镜所看到的一幅幅景象。  

【2012-05-18】 @徐轶青 规范到个体的价值观之间比较难过渡，现在基本上用博弈论的信念和多重均衡来处理。把规范设想成状态变量也比较容易操作，不过问题是谁在选那个状态 @whigzhou: 这种方案我完全同意，我在“从博弈论角度理解法律”  中也表达过，不过形式上的过渡还没想清楚，比如如何避免成为万能膏药 @whigzhou: 从聚点/策略向价值观的过渡中，存在一个策略和规范内化为个人价值的过程，它类似于鲍德温效应（[[Baldwin effect]]），当在某种博弈格局中采用某种策略总是具有优势，那么个体预先便持有倾向该策略的偏好、或预先持有导出该策略的信念，便是有优势的，由此内化便发生了。 @whigzhou: 比如：若博弈环境足够稳定，因而遵循某条规则总是有利的，那么鲍德温效应便倾向于让个体本能的偏爱这条规则，就像遵守它本身就能带来价值一样 @whigzhou: 教育或文化驯化中存在更强的鲍德温效应：父母或社会向孩子灌输规范时，不会用博弈论计算结果来说服它，而是直接将规范塑造成他的价值观 @whigzhou: 因为人类头脑里没有博弈论运算器，其价值函数只能以本能和文化价值的形式在特定的文化结构（或曰范式）中表达 @whigzhou: 表达的结果是将遗传收益这一终极性价值分解成了一组工具性价值，把单目标决策变成了多目标决策，这尽管导致了价值冲突的问题，却让算法可以在大脑上实现了，大脑的大规模并行特征和达尔文机制让它善于同时实现N多个小而简单算法，而不善于实现单个大而复杂的算法

【2012-02-15】 @whigzhou: 刚才坐在马桶上想了一下劝酒和拼酒的问题，略有所得，这种习俗可能是亦敌亦友关系的多方交往中达成的一种均衡，起源可能跟握手礼类似：确保各方都丧失战斗力；其次，有了这个基础之后，酒量便成为一种优势，因为酒量最高者在上述博弈中可保留最多残余战斗力，类似于徒手搏斗高手在握手礼习俗中的优势 @whigzhou: 酒量成为优势之后，酒局便成了一个混合博弈：1）让各方都丧失战斗力，2）各方都试图炫耀自己的酒量（这里可以存在多种策略，有些人倾向于隐藏酒量）；再然后，当酒量炫耀成为一种独立价值之后，导致其起源的第一种价值（剥夺各方战斗力）即便丧失，习俗仍可持续。 @whigzhou: 再然后，该习俗在商业交往中又找回了与第一种价值类似的价值：确保各方都暂时丧失精明、理智、审慎、诡诈、伪装、圆滑……等等商场中那些常用武器，于是，古老的习俗复活了 @whigzhou: 推论：在各方都不需要戒备这些东西的场合，就不容易出现劝酒拼酒的场面 @黄斌: 这应该是类似signaling的一种，潜在的合作者们通过主动喝多表达合作的意愿，通过劝酒让对方喝多来测试对方的credibility。这一过程降低了搜寻合作者的成本。如同job market上求职者通过读一个高学历来发出求职信号是一样的。尽管喝酒本身对合作并无大用，而硕士学位对工作能力也往往帮助不大。 @whigzhou: 嗯，更具体说是放弃戒备的意愿或姿态 @鲥鱼回来了: 哪里啊，狐朋狗友和亲戚们（绝对关系好无利益冲突）劝酒拼酒可厉害了。 @whigzhou: 我觉得那可能是一群爱闹酒的人凑一块儿了，在我解释中的第二阶段，这种爱好可以独立存在；但在商业酒局中，很可能所有参与者其实都没这偏好，却照样劝照样拼，这需要另行解释 @whigzhou: “其实都没这偏好”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他们在其它场合的表现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