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6-16】 @whigzhou: 听一位连锁快餐业的业内说， 1）连锁快餐的成本结构大概是：30%食材，30%场地设备，30%工资， 2）基本款的汉堡/三明治的材料成本比例比平均高（可以到40-60%），所以不太赚钱，最赚钱的是饮料和薯条，如果所有顾客都（像我那样）从不点饮料薯条，很多店可能会亏， 3）连锁快餐的肉馅采购价格并不比你从超市买的价格低多少，这一点让人非常吃惊，该业内自己头一回了解到这一事实时也非常震惊，原因据说是这东西超市也都是不挣钱卖的，

【2022-06-15】 @whigzhou: 最近几个月逛超市的经历，让我更加相信名义价格刚性确实是存在的， 这轮通胀中，超市（如名义价格刚性理论所预料）似乎很不情愿直接提高既有商品的标价，许多同类中价格最低的商品直接从货架上消失了，我特意留心观察了其中几种，已经断货几个月了，包括几种雪糕和抽纸，同时出现了几种新品，价格明显高一大截， 这些超市是没法通过减料来维持名义价格不变的，他们的回旋余地只有：1）减少打折，2）换上新品，可是：1）同类中价格最低的那些本来就不太会打折，2）换新品需要时间，所以有些就只能断货了， 至于其他零售商的非包装商品，估计会有减料现象存在，不过我没有机会观察，

【2022-06-13】 @何不笑:辉总能否给这篇语境里的“语义界面”一个定义或者相近词的例举（比如 @whigzhou: 语义界面就是有关符号意义的一组约定，而意义是指符号与行动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未必是直接的或一对一的映射，可以经过若干次映射 @whigzhou: 这样的定义其实未必能帮助你理解，仔细读完全文应该更清楚其含义 @whigzhou: 好吧，让我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语义界面，看看空调遥控器，上面有若干按钮，按钮上有图标或字符， 设想你从未见过空调或任何遥控器，或任何电器，但你有足够的好奇心，拿到遥控器就忍不住一通摆弄，按来按去，你很快发现有些按钮一按就有反应，墙上那台机器动起来了，或者停下来了，或者呼呼声变大或变小了，从里面还吹出了风， 因为你足够好奇又机灵，只花了一个下午，你就完全弄明白了每个按钮的“含义”， 你如此玩了几天，直到玩腻了，就把这事忘了， 然后夏天来了，你想起那台机器曾经吹出冷风，于是你又去复习了一遍那些按钮的含义，最终成功享受到了冷风， 可是几天后，当你想再次享受冷风时，却发现有个按钮没有产生你预期中的效果，于是你说：它“坏”了——之所以你有资格说它“坏”了，是因为你认为你和它之间已经建立了某种约定，而现在它违背了契约承诺， 这就是语义界面，

【托女王老太太福，得了个长周末，闲着没事，在写个帖子，本来只想随便聊几句的，没想到，一不小心，眼看着就要写成（我想最好还是谦虚点）近十年来人工智能主题上最重要的哲学论文了，希望今天能完成】 松耦合，语义界面，及人工智能 辉格 2022年6月13日 上周我就AI的当前状况做了点小思考，昨天又花了不少时间想这事情，发现许多曾经想过的点好像都串起来了，值得写一写。 让我绕远一点，从传统软件开发说起。 在遗留系统上工作过的人可能都有体会，当一个系统变得日益庞大复杂时，它会慢慢的绞成一团乱麻，添加新特性，修改旧特性，都变得越来越难以下手，因为很多地方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改了这里，不知道哪里会冒出一堆bug。 因为意识到处处是地雷，新来的程序员轻易不敢动旧代码，每当要进行一项改动时，只敢小心翼翼的找到一处他认为最适宜的切入点，从那里开始插入他的新代码，结果就像在一个庞大身躯上又安装了一条新假肢，久而久之，这副躯体就变成了一头全身长满假肢的怪物，每条假肢上又接出若干条假肢，许多遥远假肢之间还常常连着一些电线，这些电线自然也是绞成一团…… 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倾向，只要没有系统性的手段加以阻止，持续强力一种贯彻某种结构方案和设计原则，就必定会发生。 广而言之，任何紧耦合系统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何软件工程界如此强调松耦合，每个谈论这一话题的人都是三句不离解耦。 一个典型的紧耦合系统是生物的基因组，每个变异常会影响数千个性状，每个性状常受数千个基因的影响，真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正因此，行为遗传学研究才如此困难，像亨廷顿舞蹈症这种单点突变性状太少了，不足以为该学科持续赢得声誉，大众更关心的那些性状，往往涉及上千基因，其中每个的贡献率都很低，需要使用高端统计工具才能从海量样本数据中捞出一点点线索，能捞出的往往也只是贡献率排名靠前的那几个因子。（参考Robert Plomin - Blueprint: How DNA Makes Us Who We Are） 基因组可能是迄今我们发现的耦合最紧的一套信息系统，绞的最乱的一团乱麻，原因当然是，它是盲眼钟表匠的作品，没有一位设计师来执行一套设计方案，贯彻一组设计原则，每项改动都是（掷飞镖+自然选择）的结果，毫无设计原则可言，而且它又那么古老，数十亿年来积累了无数补丁，不夸张的说，它就是一大包补丁组成的。 从任一时刻看，一套软件的开发似乎通常都有一位设计师在贯彻某种方案或原则，可是从长期看，设计师/程序员来来去去，换了一波又一波，其中大部分是庸人或懒人，不庸不懒的那些，也常常为了赶进度而将设计原则抛诸脑后，结果，在宏观效果上，其中每位的每项行动，最终也都不过是一支随机飞镖，测试、QA和客户则构成了他们的自然选择环境，最终系统还是会被绞乱，沦为一团乱麻。 依我看，任何紧耦合系统最终都会遭遇某种极限，在某个临界点之后，让系统在功能上变得更丰富更强大的任何努力都将是得不偿失的，系统仍然可能继续进化，但此后的进化会以一种（姑可称为）生态位漂移的方式进行，即，系统可能增加某些新特性，增强某些旧特性，但为此不得不牺牲另一些特性，在某处进行改进的同时，容忍另一些地方冒出一些难以修复的bug（因为其乱麻性质，避免或修复这些被新改动牵出的新问题成本太高了），有时候这些地方反正已经很少被用到了，所以也没人介意，久而久之，系统抛弃了某些特性，发展了另一些特性，从而适应了新的生态位。（可以想象，在很长时间内，那些被抛弃的特性的遗骸会像一条条阑尾那样继续挂在这副丑陋的庞大躯体上） 我想把紧耦合系统面临的这种发展极限称为科斯临界点，在他那篇经典论文《厂商的性质》中，科斯指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所在，取决于组织成本与交易成本之间的权衡，企业将一些原本通过市场交易分工协调起来的生产活动纳入企业内部集中管理，避免了一些交易成本，同时带来了组织成本。 不妨（过度简化的）将企业视为紧耦合系统，市场则是松耦合系统，当你将越来越多活动纳入企业内，到某个临界点，新增组织成本将超出新减交易成本，此时继续扩大企业将是得不偿失的，这是因为（如上述），当企业这种紧耦合系统庞大且古老到一定程度，将不可避免的变成一团乱麻，任何功能新增都会变得非常困难而昂贵，这也是为何我们总是需要市场（的理由之一），我在《群居的艺术》里专门用一章（秩序的解耦#7：创造复杂性的新途径）讨论了这个问题。 （枝节：这里的企业=紧耦合/市场=松耦合的二分当然是过度简化的，实际上耦合度是一个连续谱，财务上独立的企业之间的耦合度未必很低，有些承包商与其顾客之间的耦合度和企业部门间相差无几，这也是产业聚集效应的根源所在，而同时员工与企业的耦合度也可以很低（温州有些企业里每台机床都有独立电表），张五常的论文《厂商的合约性质》是理解这一连续谱的好起点。） 用系统论术语说，从孤立生产者到市场分工合作体系的发展，是一种元系统跃迁（metasystem transition），而元系统跃迁是突破紧耦合系统发展极限的一条常见途径：当丰富壮大一个紧耦合系统的努力变得日益得不偿失时，出路不是继续改进既有系统，而是另起一个层次，将既有系统纳入一个多系统共生合作体系中，从而创造出一个具有更多层次的系统，而在该体系中，各成员系统之间是松耦合的（或者更准确的说，它们之间的耦合是足够松的）。 那么，在元系统跃迁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条件的存在或出现，让各成员系统之间能在松耦合条件下建立合作共生关系的？ 如果你也是程序员，头脑里大概会很快冒出一个答案：关键条件是某种接口或曰界面（interface）的出现，界面的存在使得各成员之间能够发生交流和交易，同时又不必过度相互依赖与纠缠，在相当程度上能够继续各自发展自己的特性与功能，往往还能保持可替换性，即，一个成员常可以将某方面的既有合作者替换成另一个合作者，只要后者能对同一合作界面做出符合预期的响应，比如将电力供应商从一家更换成另一家，只要后者支持同样的接口标准（电压、频率、接线规范等）。 软件工程中，对付那些已经达到科斯临界点却又不愿丢弃的遗留系统时，一个常见办法就是为它创造出一套界面来，比如让它将某些数据输出到指定格式的文件中，或写入某个外部数据库里，或反过来，让它从此类来源读入数据，或将其中仍有价值的代码重新包装成支持新接口的库，或让它接受某种脚本命令并做出相应动作，甚至，可能的话，将整个系统包装成一个能对给定请求做出响应的服务，诸如此类，都是在创造界面，让它能与新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展开合作，同时不必过度触碰既有代码。 其他领域的元系统跃迁也必定涉及界面的创造（或适当界面恰好已经存在），比如在真核革命中，新创生的真核细胞体系中，被捕获而最终成为线粒体的细胞与其他细胞内共生体的交互界面就是ATP，这是线粒体作为细胞电池为其他细胞活动提供能量的标准界面，所有从线粒体输出的能量都以ATP形式存在，而细胞内的所有能量用户都知道怎么利用ATP；类似的，当蚂蚁蜜蜂等昆虫发展出真社会巢群时，它们的交互界面是一组外激素信号。 那么，这一切和AI有什么关系呢？不急，我很快就会说到。 现在让我们来看神经系统。初级神经元网络是基因组之外的又一个紧耦合系统，一团乱的不能再乱的乱麻；你可以训练一个神经元网络学会某种技能，但你无法解释训练得到的结果，如果有人问你它是怎么成功执行某项功能的，你唯一能做的是把整个网络中的突触连接（及其强度）描绘一遍——它们是如此这般连接的，所以它做到了——这根本不是解释，一个解释的信息量必须小于它所解释的东西的信息量，否则就只是描绘。 这一乱麻特性使得你无法直接改动一个神经元网络令其符合你的某种意图，要让它表现的有所不同，你只能给它设定新的训练环境，施加不同的激励反馈，给它喂不同的数据，希望它能学出点新模样，但你不能直接干预训练结果，因为这些结果是难以名状的、无从理解的，你无法预料一处改动会导致何种行为改变，这一不可能性比改动乱麻遗留系统的不可能性要高出一万倍。 所以不难理解，这种神经元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和其他紧耦合系统一样）碰到科斯临界点，而突破这一局限的出路同样是创造出交互界面，虽然具体实现方式和其他领域十分不同。 高级动物的神经系统朝分层和模块化的方向发展，在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皮层内，神经元被清晰严整的分入一个个层次，每个神经元的输入与输出范围都严格受限，而且扇入/扇出系数往往很小，通常都只接受来自前一层上紧邻少数几个神经元的输入，其输出也只投射到下一层的少数几个紧邻神经元。 比如在阅读过程中，从最简单的线条形状识别，到最终的字符和词汇识别，经历几个层次，其中每个神经元都只专注于一种形状，或一种线条组合，或一个独特字符，这些神经元的输出不会被随便越过几个层次或越出模块投射到其他遥远脑区，它们输出的信息在被其他脑区利用之前，通常要经过前额叶皮层中某些高级认知模块的中介，到达那里的信息已经是经过好几层加工的抽象表征，诸如“那里有朵红色的花”之类（参考：Stanislas Dehaene《脑的阅读》）。 （枝节：这种输入输出限制当然不是密不透风的，一个重要的例外是，知觉皮层的神经元会接受来自其服务对象前额叶的输入，这是一种非常关键的反馈机制，是高级认知中枢在告诉初级知觉皮层：你送来的信息是否足够有趣，就好比国家情报总监（DNI）在告诉其下属情报机构，对他们传来的某条情报有多感兴趣，这一反馈继而将影响后者的后续情报采集取向，比如，上级若对某类信息表现出高度兴趣，采集者可能会降低识别此类情形的阈值，导致更多假阳性，而在错失成本远高于误认成本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值得的。） 限制神经元投射范围，并且在进一步向其他脑区投射之前，把初级信号变成符号化的抽象表征，这一步极为关键，其实就是一种界面化，而这是大脑模块化，且模块之间实现松耦合的基础，来自各大感官的知觉系统与其他系统的交互只需通过高层符号界面进行，整个系统就不会纠缠为一团乱麻（虽然单一模块内仍然可以是一团乱麻）。 人类在认知系统界面化的方向上又跨出了一大步，人类不仅能产生符号化的知觉表征，还能对知觉行为本身进行表征，我不仅能认出一只兔子（一阶知觉），还会说（或在头脑中默想）：“我看到了一只兔子”（二阶知觉），还会对自己的知觉结果提出疑问：“我好像看到了一只兔子，我会不会看错了？”——这是三阶知觉，因为我首先需要对我的二阶知觉本身形成知觉——“我觉得“我看到了一只兔子”，我的这一知觉是否正确？”，而这一二阶知觉的正确性又取决于一阶知觉“那里有一只兔子”的正确性）。 我还能对他人说出我的一阶知觉：“这是一只兔子”，从而在听者的头脑中产生二阶知觉“他看到了一只兔子”，对方可能会（如果他足够信任我）也可能不会（如果他不够信任我）将这一二阶认知转换为自己的一阶认知“那里有只兔子”。 二阶知觉能力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种非常新颖高级的意识活动，动物或许也有意识（取决于定义），但它们显然没有我们这么高级的意识活动，比如斟酌与反思：“我上次在这个地方也见过一团白色东西跑过，当时我以为那是只兔子，后来的事情证明我弄错了，所以这次我得看仔细点，别再弄错了”，或“那好像只兔子，可是且慢，为何它的眼睛不是红色的？咦，它怎么发出了这种叫声？我可从来没听到兔子会叫”…… 据Stanislas Dehaene的理论（见《脑与意识》），意识是一种由前额叶皮层激发的全脑激活状态，前额叶就像DNI，当它从各知觉系统收到某些类型的情报时，会将其向全脑广播，在数百毫秒中、在分布广泛的众多脑区触发一波高度活跃的神经活动，假如Dehaene是对的，那么丹内特的多重草稿模型中的每个意识瞬间，就是来自不同知觉模块的多重草稿中成功抢到麦克风的那个，经由全脑广播而触发的一轮脑活动，这些意识瞬间继而在记忆中被组织为一套连贯的自我中心叙事，后者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体验。 就本文主题而言，重要的是，这种二阶知觉表征是符号化的，或者说是语义化的，经过了好几层抽象，早已远离了各知觉模块的初级表征，比如，当我们阅读时，经由前额叶向全脑广播的信息中，不会包括那些有关笔画线条的表征信息，甚至不会是字符表征，而是一些词汇/短语或（可能更经常的）是与这些词汇/短语有关的概念表征（除非某一时刻前额叶不知何故突然将关注点转向笔画线条本身，这种关注转向当然也是由来自其他模块的某种信号所触发）。 这就意味着，各种高级意识活动之间的互动，是通过一种语义界面进行的，因而也是松耦合的，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抢麦），这一情形很像国会中发生在议员之间的事情，他们或各自表达自己的看法，提出各自主张和立场，或针对其他议员的观点提出正面或反面的证据，或支持或反对的理由，他们相互争辩或支持，站队和拉帮结派……，最终，某种决议会从中产生，它就像动作信号输出到运动或内分泌中枢，变成行动。（我在《沐猿而冠》附录〈何为理性动物〉中详细展开了这个国会隐喻） 语义界面的存在使得高级意识功能在松耦合前提下实现模块化，其后果是，我们的各种认知技能与知识构件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并通过语义界面相互合作，如此一来，我们的理性能力和知识体系便有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积累性发展空间。 让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理性，并不是一个单一算法，而是由众多独立平行构件（算法）组成，比如，我们或许有一个类似三段论推理机的模块，或许有一部贝叶斯推断机，或有一个数数模块，一个四则运算模块，还有许多危险探测装置（恐高，幽闭恐惧，密集恐惧，蛇形恐惧，是最基础的几种），以及机会探测装置（有人看见美女就两眼放光，有人则对赚钱机会有着敏锐嗅觉），这些探测装置并不试图对观察对象整体建模，而只对某些特征线索敏感，但它们都是我们理性的组成部分，这些模块既相互竞争，也会相互合作与强化。 设想我们的头脑就是一部正在被生活经历所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它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囫囵学习的，各模块、各组件有着自己独立的学习进程，每个只专注输入信息中某个特定侧面或某些特征线索，每个也有着自己不同的模型骨架（比如这是部贝叶斯推断机，那是个加法装置，还有个是逻辑矛盾探测器……）。 这种模块专业化使得系统具有一种内在保守性，不会随训练数据的变化而过度摆动，因为每个模块的输入输出和反馈回路都被其“专业兴趣”局限住了，会自动忽略训练数据中的其他方面；这一点背后的原理是世界之可理解性假设：世界的某些局部与侧面一定比其整体更稳定、更一致、更少变，否则世界便是不可理解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专家与非专家的一个区别就是，前者的观点更少随近期事态变动而摇摆。 举个例子，虽然我不懂围棋，但我相信，假如我们修改围棋规则，把棋盘从19x19换成21x21，顶尖棋手们的专业经验可能很大部分报废了，但也会有很多仍然有用，可是对于一个只会囫囵学习的智能系统，其经验将完全报废，一切必须从头开始。 模块的内在保守性是可积累发展的前提，每个模块保持大致稳定，各自随训练继续而精炼（即框架稳定的同时在边际上改进），同时系统时不时添加一些新模块，令其认知能力随可用模块增长而不断升级增强，变得越来越全面、老练和精到。 再举个例子，某人若是对赚钱机会有着敏锐嗅觉，他有潜力成为一位好投资者，可是如果他懂一点基础会计知识，会一点财务精算，那就有望成为更好的投资者，如果他还受过一些风险控制训练，那就更好了，重要的是，机会嗅探，财务精算，风险控制，这三个模块最好是独立存在，这样的好处是：1）它们本身会更稳定持久，持续精炼，2）它们可以被分别传授和训练，因而在缺乏实景训练数据时也可能习得，3）它们可以实现跨系统分工与合作，比如人际分工。 让我一点点说。 假如风控模块不是独立的，而是以无从辨认的形态分散于系统各处，和其他东西纠缠在一起，它就无法稳定，在繁荣期的训练数据影响下，风控标准会迅速降低，因为更有纪律的风控倾向得不到多少正面反馈，反之，在萧条期，系统的风控倾向又会摆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大幅摇摆使得它无法实现可持续积累和精炼（现实中很多投资者头脑中的风控模块正是如此）。 （为了说明模块独立性为何会带来稳定持久性，我想再多说几句，一个输入输出和反馈回路被充分局限住的模块，常常能达到一种近乎于（但不完全是）自我激励的状态，它能为自己找事做，并从结果中得到满足，因而总是自得其乐的沉醉于其中，比如男人头脑里有一个腰臀曲线探测器，从实用功能上说，这是用来探测生育期女人的裸露躯体的，这个探测器可以在输入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持续自我训练和激励并乐在其中，这也是某些色情图片如此有吸引力的缘故所在，尽管在现代传播条件下该模块的这种表现其实根本得不到任何现实回报，如果系统是囫囵学习的，没有模块独立性，当代男人对色情图片的兴趣早就丧失殆尽了，所以，如果你希望系统里有一个忠实勤勉持久敏锐的风控模块，它最好像男人的腰臀曲线探测器那么自主存在和自我激励，每一次都会为自己能察觉任何风险线索而兴奋不已。） 假如风控模块不是独立的，或者不是通过语义界面与其他模块交互的，它也无法在系统间被传授，传授的好处是可以免去实景训练的高昂成本，哪怕效果差一些（因为当经验通过语义界面传输时，难免会丢失一些信息，所谓默会知识，就是那些无法穿透语义界面的知识），往往也是值得的，如果你读几本书或听一席话就能学到一些基本的风险识别技能，哪怕只是一点点，得失比也比在市场浪涛中亲身获取这些教训高多了。 假如风控模块不是独立的，或者不是通过语义界面与其他模块交互的，它也无法在系统间实现分工合作，一位投资者就无法将风控事务委托给他人完成，与此类似的任何松耦合分工合作都不可能发生，虽然仍会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合作，比如对默会知识的手把手传授，但这种合作注定只能以极小的规模发生，因为它是紧耦合的。 人类认知系统跨出的一大步，就是将语义界面向外开放了，并且通过人际协调博弈而形成共同接受的语义界面；自然语言的出现，使得语义界面不仅是系统内各模块间交互的界面，还成了系统间交互的界面，正是这一步促成了人类认知与知识系统的另一次元系统跃迁，它创造了大规模分工合作体系，大型复杂社会，以及文明。 依我的有限了解，当前深度学习派人工智能所走的路线，看起来和语义界面路线是背道而驰的，深度神经元网络（DNN）虽然是分层的，但每个层次的输出到底是什么，是说不清楚的，或者说，是没有语义化的，也正因此，这种系统的学习结果是无法被检查、解释和改动的，整个一黑箱，你没办法把它打开，看看其中那条逻辑不对劲，能不能改一改，不可能，天地一笼统。 （再多解释几句，语义化的意思是，至少在模块或层次间交互的那些地方，每个神经元的特定输入输出值，必须有稳定持久的含义，唯如此，其他模块/层次才能持久的知道该如何与它互动，如何利用它输出的值，在想给它施加某种影响或希望从它那里引出某种结果时，该如何给它喂输入值，这些不能说不清楚，哪怕你凭空发明一个概念也好，那也算说清楚了（正如许多知识领域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发明新概念），因为凭空发明的新概念只有在初次使用时才是不清楚的，随着它被反复使用，意思就清楚起来了——输出者在什么情况下会输出它，输入者在输入它后会做点什么——此后，只要交互各方保持对该语义约定的大致遵守，语义便稳定了下来。） 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机制让DNN能够自发形成自主独立持久的模块（这一点和上一点其实互为因果），它比完全不分层的囫囵联结主义当然好多了，但也只好那么多，所以我的感觉是，尽管它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耀眼突破，但很快会碰上极限。 话说回来，语义界面也不是没有代价，界面就是一种契约，语义界面是基于一套概念框架的一组契约，不仅契约本身是一种束缚，概念框架在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同时，也约束了我们的认知可能性，不妨称之为范式锁入，虽然一个足够灵活开放的系统会不时引入新概念和新模块（在很多情况下这是通过类比/隐喻从旧概念中衍生出来的），但至少在特定时期内，特定任务域中，这种约束会妨碍我们的认知潜力，让我们难以跳出框架思考。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不受概念框架约束的囫囵学习可能是有用的，它能帮助我们发现一些在现有概念框架中难以言喻名状的情况，或许是某种风险，或者某种机会，或某种门道机巧，说不清楚它是什么，但它确实在那里，或确实管用；然后，这种发现如果被证明足够有价值，可能继而在采用语义界面的系统中促发一轮观念更新运动，一套新的概念框架被创造出来，就像库恩式科学革命中的情形。 总之，深度学习派确实取得了不小成就，其应用潜力或许也不小，但无论如何，沿这条道路大概走不到类人智能的程度。 【2022-06-13】 @Hyde1998:那么有没有可能让现有的AI遵循人脑的交流方式，就是把不同针对性的，不同功能的模块封装到一起来实现类人智能？每个模块只针对特定训练敏感 @whigzhou: 我看到的一条出路是，要求AI系统将其获得的每项认知技能，以及基于此的行动策略，解释给人听，以人类可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的，才将其投入某些应用领域，比如将其作为合格成员纳入某个分工合作体系，做不到的，只能限于特定应用 在更远的未来，该条件可放松为：要求将其自身的概念体系、知识结构、行为准则和行动策略，解释给其他独立发展的AI系统听，做到的，方可纳入某一分工合作体系 这类似于一种公民资格考试 因为接受一种共同语义界面，一种共同语言，是获取信任，相信它有能力遵循某些行为准，并且可以被*理喻*的，不可理喻的人是显然不能被接受为公民的，而囫囵乱麻系统或逻辑黑箱是不可理喻的 所以囫囵乱麻系统或逻辑黑箱只能永远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在某个角落替人干活，不能被允许获得公民资格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讨论所谓动物权利的文章里提出了认定主体资格的标准，同样适合于AI系统或外星人 更多后续讨论 headsalon.org/archives/4305.html @whigzhou: 在许多社会，肉人的公民资格是自动认定的（除非因心理缺陷或重罪而被剥夺），这么做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我们对肉人可以持有两种信念： 1）基于血统的信念，即，我们相信，既然此物和我们有着如此近的亲缘，极可能也具备与我们相似的、成为公民所必须的那些本能与禀赋， 2）基于教化的信念：既然此物与我们经历了如此相似的社会化成长与文化习得过程，那就极可能也具备与我们相似的、成为公民所必须的那些习惯、信念、价值取向和自我行为标准， 事实上，这两种信念只是勉强靠得住， 历史上，并非总是如此，罗马公民资格通常不是自动获得的，是要靠服兵役挣来的， 许多部落的成员资格是通过严酷的成人礼而赢得的， @whigzhou: 有些美洲部落中，一等公民资格的赢取标准是，至少亲手杀死过一个敌人 @帕里克:认知层次的颗粒度大小恐怕很难规定，过小不胜其烦，过大足以藏奸。而且即使这些颗粒度刚诞生的时候是人畜无害的，但当它们的数量足够大，某些不可预料的特性会在新的层面上涌现，到时候也会失控 @whigzhou: 嗯，是的，或许我们需要某种血统认证来降低认定成本 @whigzhou: 还有，如果接口足够清晰，公民资格考官还可以把他插进某个自动测试系统去跑测试，跑上几十个小时，那就很难藏奸了

【2022-06-05】 @whigzhou: 有个问题开始上班后才意识到，就是找个合适的理发时间颇为不易，本市所有理发店周日都不营业，周六仅上午营业，平时一般也只营业到下午六点，如果你五点半去，几乎肯定轮不到了，所以也不难想象，周六上午都非常忙碌，我昨天去了一家，果然，等了两小时才轮上， 不只是理发店，大部分非连锁的零售/服务业都是如此， 这显然是安息日传统的惯性延续，我打听过，几十年前，守安息日远比现在更严格，一到周日什么都买不到，商业娱乐场所就更别提了，当今澳洲人的宗教意识已很淡薄，但这个传统看来依然牢固，至少在我们这种小城市是这样， 昨天我又打听了一下，想弄明白商家对这一传统的遵循是否完全是自愿的，还是有什么立法或行会管制在起作用，因为我的直觉是，如果没有管制，总会有一两个商家会捕捉其中的商机，需求显然是足够旺盛的， 打听到的结果是，没有管制，都是自愿的，实际上，确实有少数理发师会在周末提供服务，但都不是在街上开店的，而是在facebook上揽客，在自己家里营业的那种，他们被称为private trader，不过，他们的灵活性显然并未影响到理发店的营业习惯，估计是其规模不足以对后者的生意构成明显的冲击，

上帝的新牧场#2：权贵的上升 辉格 2018年11月9日 平等主义瓦解之后，为个体追逐成就重新打开了天地，作为生物，人类向来不乏自利动机，只是在一段时期，由于安全（包括食物和人身安全）成为压倒性的需要，个体利益只好通过小群体这个集体合伙企业来追求，而一旦安全条件改变，行为模式便开始向个人主义回归。 不过这并未让人类退回黑猩猩的状态，毕竟我们在社会性的进化道路上已走了那么远，已变得如此善于合作与联盟，也有了婚姻与亲属系统，而且，虽然个人已不再被迫分享一切，但互惠原则仍在很长时期内规范着社会行为，所以，重新开启的个体间竞争，将在全新的舞台上进行，其中的布景和道具，都是黑猩猩闻所未闻的，而表演之精彩纷呈，更是它们无从想象的。

土豪与渣男

首先登场的是一些“大人”（Big Man），或者叫土豪可能更贴切，他们并没有制度化的权力（authority），但拥有巨大的权势（power），即，凭其能力、财富与声望而在群体中取得较高地位和较大影响力，乃至吸引一批亲信和追随者，因而能够按其意愿主导公共事务。 土豪获得这一特殊地位的关键，是对互惠关系中对称性的破坏；施受平衡是互惠机制的核心原则，要么（个人主义版本中）在每对两两关系中实现平衡，要么（集体主义版本中）每个人给出和接受的帮助大致上相当，这种平衡未必是实际给出和接受的帮助在价值上完全相等，而是体现了一种社会预期，人们期待得到帮助的人在未来（当需要出现时或他有富余资源时）作出与所得相称的回报。 然而土豪打破了平衡，他们提供的帮助过于慷慨乃至接受者无以回报，或者他们对群体作出的贡献太大其他人无法与之相比，这可能表现为几种形式： 1）他特别富有，总是在穷困者一出现需要时就给予接济，而后者因为穷往往不能回报，于是便积累了大量人情债，这让他能够在未来某些重大事情上，比如在他所卷入的纠纷中，他所推动的公共事务中，或他竞争首领地位时，要求欠他人情者提供支持、配合或协助；很明显，这种情况只有当财富可大量积累，贫富已显著分化时才可能出现； 2）富有者也可能成为一些公共项目的主要捐助者，甚至独力负担者，比如公共祭祀或庆典，仪式用建筑，道路，水渠，防御设施，招待贵客的宴席等；这一能力很自然让他们成为公共事务的主导者，类似情形在当代的民间协会和俱乐部里也容易观察到，主要赞助者的意愿和取向总是会得到尊重，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撤回赞助来迫使群体顺从； 3）他是杰出的集体行动（围猎或战争）的组织者，若失去其领导，群体将生计堪忧，或战争失败（那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灭顶之灾），想象一群海难后孤岛求生的难民，其中有位受过野外生存训练的前海豹突击队员，他无疑会成为强有力的领袖；在前文明的霍布斯世界，无论食物还是安全境况，都或多或少和灾难求生相似，差别只是，在自然选择的严格约束下，简单社会中多数成年人在狩猎与战争技能上都大同小异，但随着武器技术和战争组织日益复杂化，个体间差异便会拉大，于是为豪杰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 在妇女是重要甚至主要生产者的社会，财富带来的权势可由多妻制而得以强化，此时，多妻实际上成了富人将剩余物资投资于婚姻而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以特罗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岛从事园艺农业的美拉尼西亚人为例，其村庄头人常拥有十几位妻子，其中特别夸张的一位曾拥有40位妻子，其大家庭的甘薯产量占全村30-50%，而绝大多数男性则只有一位或没有妻子，庞大的甘薯储备让他能够出资举办各种大型活动，由此拥有巨大权势。[1] 宗族是另一个权势放大器，假如一位土豪同时也是位大家长或族长，能成功的将宗族财富汇聚在一起，控制其使用权，或者能成功说服宗族成员参与他所组织的集体行动（例如盗牛袭击），支持他所推动的公共议题，财富或才能带给他的权威就会成倍放大；只要宗族组织既已存在，这一点不难做到，因为让他在群体中拥有权威的那些条件，同样可以让他在宗族内获得权威，而宗族成员会更乐意接受这一权威，毕竟一位来自本族的首领更可能让自己沾光。 不难看出，在土豪时代，平等虽已瓦解，但互惠规范（而不是强制性权力）仍主导着人际关系，土豪们只是在互惠中额外慷慨，努力胜人一筹，使之难以回报，只好以顺从、支持、协助和追随来恢复平衡；但是群体中有潜力这么做的常不止一个人，于是便会引发一种逐步升级的馈赠竞赛，这一现象在前部落的小型定居社会中十分普遍。[2] 新几内亚哈根山区（Mount Hagen）诸部落中流行的莫卡交换（Moka exchange）是一个著名例子；和许多文化一样，哈根人在婚礼、丧礼、出生礼等宴庆场合会向主人送礼，此时，一位土豪或有志成为土豪者可能会在常规礼物之外附加一份大礼，后者即为莫卡，受礼者被期待回礼，假如他甘于普通人地位，只须回赠等额礼物，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便从此沦为备受蔑视欺辱的渣男（Rubbish man），[3] 假如他想维持或争取土豪地位，则须加额回礼，然后最初送礼者再加额回礼，于是一次轮番升级的莫卡竞赛开始，直到其中一人落败蒙羞。 莫卡风俗中最有意思的是它和战争的关系，从中可看出土豪权势的性质；以往，哈根土豪取得权势的主要途径是充当战争领袖，由于近邻部落众多，[4] 彼此间存在复杂联盟关系，处理这些关系需要声望、技能和财富；哈根人将近邻群体归为三类：宿敌，铁杆盟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可敌可友者，第三种关系让情况变得十分微妙，他们之间时而发生冲突，但通常限于容易妥协媾和的有限战争，停战后会为给对方造成的伤亡支付赔偿金，同时，协助参战的友方战士阵亡时，主战一方也有义务支付抚恤金。 正是在这些复杂性中，土豪的资源派上了用场，首先，土豪更有能力动员盟友共同作战，因为联盟群体间在战争中相互支持并不是一种很强的集体义务，相反，基于家族、婚姻纽带和礼物交换关系所带来的个人义务则要强得多，所以当战争爆发时，盟友群体中首先来应召前来助战的，总是那些对主战方土豪负有个人义务的表兄弟、姻亲和朋友；有时土豪甚至直接花重金雇佣刺客诱杀重点敌人。 其次，由于他们有财力代表群体支付战争赔偿金和抚恤金，因而往往主导着结盟与媾和谈判，财力还可让他们以调解人身份介入其他群体的纠纷，比如当争议双方无法就偿命金数额达成一致时，主动掏钱补足差额以平息冲突，这无疑将带给他们超越群体的更高声望与权势。 或许是为了表达友好，偿命金的支付也以赠礼形式进行，于是便成了一种启动莫卡竞争的机会，实际上多数莫卡是由此发起的，所以研究者认为，莫卡之所以在当代变得那么流行和夸张，正是因为战争被禁止后，土豪们失去了竞争权势主要手段，但纠纷冲突仍会发生，于是竞相以大笔掏钱安抚的方式来平息纠纷，让莫卡成了新的竞争舞台。[5] 类似的赠礼竞赛也以夸富宴（potlatch）的形式广泛流行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中，土豪们竞相在宴席上向宾客大肆分发贵重礼物，差别在于，莫卡是一对一的决斗，而夸富宴则更像是由评委打分的体操比赛，并非巧合的是，同样是在欧洲殖民者压制了战争之后，夸富宴才变得盛行狂热起来，成为地位竞争的主要手段，最终发展到当众烧毁大堆值钱物品的地步。[6]

追逐声望

当土豪地位逐渐稳固，其角色便开始向头人（headman）和酋长（chief）转变，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动员战争资源和主导战争事务与结盟关系的能力，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选择战争的对象与时机，以及与谁为敌，与谁结盟，比如哈根土豪能在一位友邻被杀时按自己意愿认定是否值得为此发起一次报复行动；[7] 2）这一点构成了一种威慑，使得别人不敢挑战其地位，或侵犯其利益，也构成了一种强制力，迫使群体成员跟从他的选择并接受其后果； 3）对战争的支配权让他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资源优势，包括获取战利品和更多妻子； 这些转变的结果是，虽然他们仍时常大宴宾客，慷慨散财，但其动机不再是互惠，而是提高自己的声望（prestige），同时也是对群体内追随出力者支付报酬，只有在与群体外与他地位相当者的交往中，才仍然保持着传统互惠关系。 追逐声望是一种博弈策略，它基于权势争夺中的一种集体信念自我实现机制：如果你能设法让更多人相信你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大权势，那么你就会因此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结果真的拥有了更大权势，这继而让更多人相信你确实拥有更大权势，继而吸引到更多盟友和追随者……如此循环，最终你将以压倒性权势胜出，即便你和竞争对手之间起初并没有显著的实力差距。 这一机制能生效，是因为，当人们不得不选边站队时，会倾向于挑选他们相信会最终获胜的那一方；当然，他们这么做的前提是：不存在多方权力制衡与共存机制，因而合理的预期是必定有一方会最终胜出，成为霸主，而且届时他很可能秋后算账，打击那些曾拒绝支持他的人；从历史经验看，这是个容易满足的前提。 博取声望的手段很多，下面是政治功能较为显著的几种： 宴飨  将设宴聚餐变成一项经常性活动，可实现多项政治功能：展示财力；展示慷慨，这意味着为他提供支持与服务有望获得丰厚回报；将自家厅堂变成公共事务的集中处理场所，从而更好的加以掌控；通过差别化待遇来操纵群体内等级结构；迫使人们对是否接受主人通过席位安排所认定的等级秩序作出表态：假如你出席宴会并乐享酒肉，就表示至少默认了这一秩序，反之，若拒绝出席，或拒绝在主人安排的位置就坐，你的反对立场也就公开化了。 宴席也被用来招待来自其他群体的贵客，将主人厅堂变成超越本群体的地区社交中心，从而让主人能够主导外交事务，也将在更大范围内给他带来声望。 因为有着这些功能，宴飨广泛流行于前国家等级社会，[8] 和门客制（patronage）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早期政权的主要政治平台；对照另一项传统可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在许多政治组织已开始发育（以便协调集体行动）但仍维持着平等主义的小型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被人类学家称为男人屋（men’s house）的场所，通常只有已通过成人礼考验的合格战士才被允许进入，公共活动主要在那里展开，包括祭祀，成人礼和集体议事，然而随着等级分化和实权首领的产生，男人屋消失了，神庙成为主要仪式场所，而政治活动的重心则移到了首领的厅堂和宴席上。[9] 头领间为角逐声望而进行的豪宴攀比常发展到极度铺张奢侈的地步，现代婚礼上的巨型蛋糕和香槟塔颇具奢华感，但在毛利（Maoli）酋长眼里简直不名一文，他们在盛宴上常搭起30多米高的木塔，层层堆放食物和礼品，1862年在一位汤加（Tonga）酋长的豪宴上杀掉了7000多只猪；[10] 豪宴传统也延续到了早期国家，迈锡尼国王定期举办大型宴会，数千人聚集在王宫与海滩之间的坡地上，按地位高低排定座次，享用巨量酒肉。[11] 工程  组织大型工程项目可显示一位头领大规模动员人力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在互惠原则尚在的土豪时代，他可能选择惠及群体的道路、引水渠、拦水坝等基础设施，然而在等级地位确立，竞争焦点转向豪强寡头间权势较量之后，更受青睐的是那些高大醒目，引人仰视、赞叹和敬畏的东西，而且最好和某种神圣仪式联系在一起，诸如神庙，神像，高碑巨柱，或像中美洲的金字塔形大土台。 以工程博取声望的要点在于难度和工作量，复活节岛上的数百个摩艾石像（moai）中，最大的几个高10米，重80多吨（一个未完工石像更重达270吨），竖立之前须移动几英里，需要出动几百人搬运，差不多相当于整个部族的全体成年男性（复活节岛民以宗族组织社会），对照类似案例，这明显是岛上几大部族首领之间声望竞争的产物。[12] 搬运和树立巨石的活动在古代十分流行，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西欧，可能这是容易想到的大挑战，那里已发现了5万多个此类样本，[13] 布列塔尼的一块巨石高达20米，重330吨；[14] 威塞克斯的著名巨石阵（Stonehenge）每块重数十吨，多数从几十公里外运来，其中第三期的82块大青石更是从210公里外的威尔士运来，有些巨石作为横梁架在其他竖石上，难度又提高了一等；除了巨型竖石和巨石阵，还有巨石冢，流行范围相似。[15] 这些倾巢而动的艰巨工程显然没什么实用价值，有些甚至连审美和仪式上的考虑都没有，就像比特币挖矿一样，是纯粹的工作量证明；阿萨姆的安嘎米·那加族（Angami Naga）头领有多种途径赢得声誉，包括猎头袭击和摆设豪宴，但最高声誉却来自搬石头，发起人需要动员合族男性从数十公里外拖来数十吨重的巨石，为此他要花费12头公牛，8只猪和上千斤大米酿的米酒来设宴招待他们。[16] 战利品  将战争中获取的重要战利品展示在显眼场所，是提高声望的另一常见做法，在后来的国家间战争中，受欢迎的武功纪念品是敌人军旗、王冠、权杖等仪式性器物，例如爱德华一世征服苏格兰后将象征苏格兰王权的斯昆石（Stone of Scone）带回威斯敏斯特用作其御座座垫，然而在早期，更受青睐的纪念品是敌人的身体部位。 在猎头风俗盛行的地区，人们常将猎得的人头挂在村口显眼处，或仪式性场所，比如男人屋或公共长屋（longhouse），[17] 毛利战士则喜欢将最近赢得的敌人首级挂在独木舟两侧；[18] 当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战争规模扩大，人头多的挂不下，还可堆成骷髅山，砌成骷髅墙，或串成中美洲那种骷髅架（Tzompantli）；[19] 对于游动性群体，携带一堆骷髅就太累赘了，但可以像斯基泰人（Scythians）那样做成饮器；[20] 最便携的形式则是文身，伊戈洛特男人只有在成功猎获人头后才有资格在胸前纹上特定图样，[21] 和俄罗斯黑手党那一大套文身图样中的骷髅纹类似。[22] 在这方面最具创造力的是美洲人，割下敌人头皮或耳朵，鞣制后串在仪仗上，或用来装点战服和马鞍，[23] 用敌人牙齿、指节骨、或带指甲的末段指节、甚至熏干的整根手指做成项链，将连带整套牙齿的颚骨做成挂饰，将两块天灵盖缝合后做成响铃，还有将整个头部剔除骨头后用类似木乃伊的技术做成肉干。[24] 战利品收藏与展示的动机首先是夸耀武功，让人知道自己有多少次成功战斗记录，在缺乏公共传媒和历史学家的时代，这可能是唯一可信且能见度够高的广告手段，其次也有震慑潜在敌人的意思，旨在建立一种好战、凶狠、残忍、令人畏惧的声望，让别人轻易不敢招惹，也警告合作伙伴小心背叛的后果。 远交  头领要显示其地位与权势，便须广交远朋，不能整天只和本群体成员混在一起，拥有一群远朋可同时传达多个信息：我有一张覆盖广泛的关系网，必要时可从中寻求支持；假如这些远朋中不少也是土豪或头领，那么我与之称兄道弟的事实印证了我本人的高地位；这些远交将带给我灵通信息和贸易机会，因而增强我的权势。 基于这样的动机，早期等级社会的头领表现出几种倾向：1）慷慨好客，其大宅中常留出许多房间留宿客人，有些可能长期化而转变为门客；2）热情垂顾或赞助流浪艺人，吟游诗人，游动工匠，长途商贩等游动性职业者，这些人不仅带来消遣、服务和商品，还有更宝贵的知识和情报；3）对异域风情和舶来品兴趣盎然。 在婚姻上，头领更倾向于外婚（exogamy），因为按他们试图证明的自身地位，群内已经没有般配亲家了，只能在群外寻找地位相当者，而且地位越高结亲对象越远；雅诺马米人以父系宗族组织社会，从夫居，但并不严格外婚，堂兄妹结婚并不少见（尽管交表婚才是他们的理想模式），原因之一是女孩不愿外嫁，因为雅诺马米丈夫特别暴虐，只有当姻亲在场时才有所收敛，可是，雅诺马米头领却总是倾向于将女儿嫁给外村头领。[25] 通过安排政治婚姻而建立广泛的上层姻亲网络，其效果和广交远朋相似，但关系更牢固，相互协助义务更强，假如婚姻联盟长期持续，甚至可以强过宗族，因为血缘不可避免的随代际更替而逐渐疏远，而姻亲却可通过两个家族之间的持续交表婚而不断刷新。 上层关系网络的发展是阶层分化的关键一步，不同地位的人开始形成各自的通婚和交往圈子，并在各自圈子内发展出消费习惯，娱乐趣味，交往礼仪，行为规范，最终形成不同的亚文化，使得阶层之间的区分变得日益鲜明，等级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 珍异  奇珍异宝首先当然可展示主人的财力，但其声望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至少还可证明：他有着广泛而通达的远途贸易关系，因为奇珍往往是来自远方的舶来品，这种贸易关系对建立权势十分重要，因为不像现代成熟市场，早期商人出于安全和信任的考虑，只和少数长期顾客做交易，而且那时值得长途贩运的也都是贵重商品，买得起的人本来就有限，因而能够建立远途贸易关系本身就是权势的证明。 在许多案例中，从远途贸易中获取某些战略物资，构成了首领的重要权力基础，丹麦青铜时代的日耳曼土豪武士便因控制铜料贸易而上升为酋长，铜料来自不列颠、爱尔兰和中欧，用于制造青铜武器，替代燧石，而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琥珀，则是一种在远离波罗的海琥珀产区的地中海世界广受青睐的声望品（prestige goods）；[26] 类似的，玛雅贵族以控制黑曜石贸易增强其权势，他们进口的黑曜石多来自四五百公里之外，有些高产采石场更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墨西哥中部高地。[27] 珍异物品的另一项功能是用于见识竞赛，而见多识广则是上层关系网的一种佐证，设想一位土豪在宴席上夸口自己什么稀罕物没见过，什么珍馐没尝过，此时与之争风头的另一位土豪最有力的反击手段，莫过于掏出一件对方从未见过，说不出名字和来历，也不懂如何把玩欣赏，同时又足够有趣的东西了。 见识竞赛自然不限于有形物，异域风情，新奇娱乐，新式游戏，都可成为争锋焦点，在文化更复杂的社会，还要加上艺术和高雅知识；围绕声望品展开的竞争推动了早期的远途贸易、奢侈品消费和艺术繁荣，并且在所有等级社会始终延续着，花样虽不断翻新，基本动机却从未改变，当今世人对此当不会陌生。 傍大款  当周边存在一个无可置疑的优势文化时，与该文化的特殊关系是取得声望的另一条途径，因为从优势文化中获得帮助（无论是武力、财力还是技术）将大幅提升一位头领在权势竞争中胜出的可能性，这是上层关系网的非对称版本，有时其影响是压倒性的。 缅甸北部克钦族（Kachin）在高地以游耕为业，邻近低地居住着以水稻为生的掸族（Shan），后者是远更发达的定居社会，已形成一批小土邦，其君主称为召帕（Saopha）；[28] 克钦村庄的头人称为督瓦（duwa），拥有向其所辖山民索取贡奉的权力，比如每杀一头猪须贡上一条后腿，所以他们也被称为食腿督瓦。 但克钦督瓦们的地位很不稳固，常丧失权力而令社会退回平等无政府状态；不难想象，这些督瓦势必面临激烈的权势与声望竞争，而他们加强声望的一种办法就是与掸族召帕结亲，至少娶掸邦贵族女性为妻，事实表明，这个办法卓有成效，近代好几位强势督瓦都凭借与掸族贵族缔结婚姻联盟而确立地位。[29] 当年大英帝国如日中天之际，众多小型等级社会的头领们皆以沾上点英国气为荣，1810年夏威夷大酋长卡美哈梅哈一世（Kamehameha I）统一夏威夷建立王国之后，将一面大英红船旗（Red Ensign）用作国旗，至今米字旗（Union Jack）仍留在夏威夷州旗的左上角，就像澳洲和新西兰国旗一样，尽管夏威夷和英国从未有过任何从属关系。[30] 汤加大酋长乔治·图普一世（George Topou I）在1831年汤加统一战争正在进行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并仿效他所知道的英王乔治三世，自名为乔治，当时汤加与英国也没有从属关系（直到1900年汤加才成为英国保护国，但始终维持自治）。[31] 最激烈的声望竞争往往出现在土豪们竞相谋求垄断性权力而成为头人，相邻村庄的头人们试图控制对方而上升为酋长，进而酋长们角逐霸权而创建酋邦（chiefdom）的过程中，而一旦尘埃落定，强者胜出，权力巩固，竞赛热情便开始冷却，因为对于已建立起多级权力结构，其地位已难以撼动的首领，这种表演已没那么必要，它失去了多数目标观众，因为在普通大众的视野中，已不存在可供比较权势高低的对象，他们也不再有挑边站队的选择，声望竞赛仍将继续，但不再像以往那样以面向公众的狂欢形式进行，而更多发生在权贵圈子内和首领的私家厅堂上。 夏威夷酋长建立声望的方式之一，是建造一种名为海伊阿奥（heiau）的圣殿，其主体是一个由石块砌成的大型平台，非常耗费劳力，其中较大的需要数万个工日，通过分析这些工程的劳动时间分布，考古学家发现毛伊岛上的海伊阿奥建造活动在15世纪曾经历一次爆发性增长，每年投入的工日上升了两个数量级，而此时正是岛上各酋长为争夺全岛统治权而频繁征战的时期，而一旦胜负决出，酋邦建立，工程热潮便开始消退。[32]

继承性的诞生

地位分化和权势人物的崛起并未直接导致阶层的产生，阶层结构的持久存在需要权势与地位的可继承性，假如每代权贵大多来自普通家庭，文化就不会随地位高低而分异，土豪就永远是土豪而不会成为贵族。 然而继承并不容易实现，先看财富，虽然私人财产权通常从诞生之时起就伴随着某种程度的可继承性，但在互惠规范遗风尚存的时代，首领的财力很大部分是由他人因亲属或盟友关系而对他所承担的义务构成，这些是无法传承的，例如特罗布里恩德头人的财富，一部分由其众多妻子所生产，另一部分是由妻方家族按习俗在每季收成后赠送的甘薯，在此习俗下，一个人只要妻子数多于姐妹数，就会占便宜，但这一优势显然无法传给下一代。[33] 类似的，哈根土豪在参与莫卡竞赛时，大部分赠礼并非出自他家的预先囤货，而是从宗族成员中临时募集而来，后者依习俗负有鼎力襄助的义务，所以头人所在宗族人丁越旺就越有权势，当然，其子女可以继承这一优势，但分享该优势的是全体族人，而头人的子女未必仍是头人。[34] 而且早期权贵将大量财力花费在赠礼竞赛和声望角逐上，留不下太多财富给后代，加上他们往往因多妻而生育众多子女，分到每人头上的更少得多，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倾向于将权势直接迅速兑现成当期的遗传收益，而不太考虑如何将权势地位传给后代，假如成功传承的可能性高度不确定，那么选择这样的短期策略便是合理的。 再看地位，早期首领的领袖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个人禀赋，包括强壮体格，知识与经验，人格魅力，可信赖，慷慨大方，口才等等；[35] 尽管这些禀赋相当程度上是可遗传的，[36] 但疾病、感染、事故和早期经历等环境或偶然因素也有很大影响，而且若只考虑父亲一方，遗传影响就要大打折扣，所以，虽然首领的儿子们在竞逐首领地位上有不少优势（包括家族势力，亲属数量，父亲提携，继承自父亲的禀赋），但远非确定可靠。 这些妨碍权势继承的因素是相互强化的：财富越是难以传承，土豪就越热衷于赠礼竞赛和夸富宴，地位越难以传承，首领就越倾向于追求当期遗传收益的短期策略，越少为将权势长期保持在其家系内而努力，于是继承就越发难以实现。 然而继承权毕竟还是出现并稳固了下来，突破上述障碍的关键，是上层关系网的发育，当友邻权贵之间通过持续通婚而构建起一个姻亲同盟，便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博弈格局：其中各方都希望友方地位能在其家系中稳定传承，否则他们通过多代政治婚姻所积累的盟友资源可能毁于一旦。 如此一来，当一位首领去世时，他所选定的儿子继承权位的胜算便大幅提升，因为希望他继位的父亲会一早就帮他安排政治婚姻，以便在日后继位争夺中获得盟友首领的支持，以及必要时的强力干预，这些首领往往是继位者的岳父、妻兄、外公、舅舅、姑父、姐夫或表兄弟，他们不仅因亲属关系而对其负有义务，而且自身也可从其继位中获益，这也是为何习俗总是倾向于承认出身权贵家庭的正妻所生嫡子为优先继承人，因为正妻往往来自门当户对的权贵，她们的儿子有望从母方亲属得到更多支援。 相似但有所不同的情形也发生在群体内，首领为巩固其家系地位，常与群内权势较高的家庭结亲，或娶其女儿为庶妻，或为自己地位稍低的子女（例如次子或次女）安排与这些家庭之间的婚姻，或将禀赋优秀但出身较低的青年招为女婿或养子，这些人虽然未必支持他所选定的继承人，但至少都会倾向于将首领地位保留在他家庭中，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都拥有既得利益。 早期首领（特别是那些靠武力崛起者）常拥有一批亲信随从（retinue），以此增强和施展其权势，基于同样原理，这些随从也会倾向于权位在首领家系中延续，否则就要另找主人投奔，结果是好是坏全然未知。 总之，当一位首领将自身地位安置于一个网络化的权力结构之中，其中多数权贵的地位都依赖于该结构之存续，那么继承权就变得牢靠安全了，因为在多方博弈中要重新达成类似的均衡极为困难，所以该体系的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打破它，尽管他们仍有利益纷争，仍会勾心斗角，但轻易不会撕破脸皮掀翻桌子。 这就像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条约体系，一旦瓦解，各方须重新谈判妥协，重新寻找盟友，重新确立效忠关系，这些都并非易事，且结果难料；很多时候，甚至你的敌人也希望他将面临的是一群老对手，好让他继续在熟悉的框架下玩弄他早已捻熟的旧把戏；当然不时仍会出现一些篡位者，可是“篡位”一词的出现本身就表明，一种权位继承规范已悄然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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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Bronisllaw Malinowski (1922)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pp.55-60，作者将这些头人称为酋长，但从对其权力的具体描述看，他们更接近于Big Man而非严格意义上的酋长。 [2]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6. [3] 渣男不仅丧失了受尊重的资格，还时常在凶手不明的投毒案中被当作替罪羊杀死，见Brian Hayden (2014) The Power of Feasts, ch.7. [4] 部落（tribe）一词有宽窄两种用法，宽义指一个高度同质的语言/文化群，无论是否有任何政治结构将其连结在一起，而窄义需要存在这种（至少二级）政治结构，在本书中，我通常使用窄义，例如“前部落的”（pre-tribal）即指缺乏二级政治结构的状态，但本节是个例外，此类例外只会在引述材料时才会出现。 [5] Andrew Strathern (1971) The Rope of Moka, ch.4-10. [6] Wikipeida: potlatch;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pp.55-56. [7] Andrew Strathern (1971) ch.4. [8] Brian Hayden (2014) ch.7. [9]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7,8,12. [10] Martin Jones (2008) Feast, ch.8. [11] Brian Hayden (2014) pp.245-251. [12] Jared Diamond (2005) Collapse, ch.2; Wikipedia: Moai. [13] Wikipedia: Menhir. [14] Wikipedia: Locmariaquer megaliths. [15] Jane McIntosh (2006) 《探寻史前欧洲文明》，第7章；Wikipedia: Stonehenge. [16]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6. [17] Albert Jenks (1905) ch.3;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7. [18] Richard J. Chacon & David H. Dye (2007.ed) The Taking and Displaying of Human Body Parts as Trophies by Amerindians, p.17. [19] Wikipedia: Tzompantli. [20] Wikipedia: Skull cup. [21] Albert Jenks (1905) ch.6. [22] Wikipedia: Russian criminal tattoos. [23] George B. Grinnell (1915) [24] Richard J. Chacon & David H. Dye (2007ed). [25] Napoleon Chagnon (2013) ch.2,8. [26] Timothy K. Earle (1997) How Chiefs Come to Power, pp.18-33. [27] Bruce G. Trigger (2003) 第246-257页；Raymond Sidrys, "Mass Distance Measures for the Maya Obsidian Trade", in Timothy K. Earle & Jon Ericson (1977.ed) Exchange Systems in Prehistory. [28] Wikipedia: Shan States. [29] Edmund R. Leach (1954) 《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第5，7章；克钦族和掸族在中国境内的同族者分别被称为景颇族和傣族。 [30] Wikipedia: Flag of Hawaii. [31] Wikipedia: George Tupou I. [32] Timothy K. Earle (1997) pp.169-184. [33] Bronisllaw Malinowski (1922) 第2章。 [34] Andrew Strathern (1971) ch.9-10. [35] Christopher von Rueden et al., "Leadership in an Egalitarian Society," in Human Nature, Dec 2014, Volume 25, Issue 4, pp.538-566. [36] Robert Plomin (2018) Blueprint.

【2022-05-29】 @whigzhou: AI 的当前状况是，在它弄对的地方，可以对的很高级，而在它弄错的地方，往往错的很低级， 这其实是缺乏常识感的一种表现，类似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在人类中也可以看到，比如常有一些领域顶尖专家，当他越出自己专业领域谈论其他事情时，往往表现的极度无知和愚蠢， 这个困难不容易克服，像人类这样层次丰富、面相多元的常识感是很难建立的，不仅需要一个完整的成长经历，一套良好的通识教育，还需要健全的动机与激励系统，因为许多常识是无法被动习得的，需要主动探索和尝试，而探索尝试需要动机，而从探索尝试中习得有用经验需要恰当激励与反馈，为AI系统设定这样的学习情境很不容易，当前研究者可能还不知道如何下手，门都还没摸到， 而且这种探索性学习还需要某种元认知能力，就是能不断对自己的学习经历进行反思，时不时 jump out of box， 路还很长，

【2022-05-28】 @whigzhou: 我有一好一坏两个消息告诉大家， 先说坏消息， 我最近找了份工作，是需要动点脑子的全职工作，而我不是那种能同时在几件事情上动脑子的人，这就意味着，我的职业写作生涯暂告终结，未来十几年内不会有书或长文章发表了，原本计划中还有两本书，只能指望活得足够久了， 再说好消息， 我的最近一本书2020年4月就完成了，和我签约的出版商一直没有任何动静，现在我也不再指望他们会有任何动静了，同时，也因为有了那份工作，我也不再那么需要从书里挣钱了，所以我决定把它免费送给大家，从今天开始，我大约会每周贴出其中一章在我博客上，一共有20章， 相比前几本书，我个人对这本的质量和完成度远更满意，希望你也会喜欢， 我把目录附在这里，它会让你对该书主题有个粗略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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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1：平等的松动 辉格 2018年11月1日 阶层是大型社会中最为凸显的一个特征，^[1] 任何称得上文明的社会都存在阶层分化，有些人类学家甚至将它列为文明的定义性特征之一，^[2] 它如此普遍，盖因其乃支撑复杂社会的一个重要结构元素，均质而平等的状态只有在结构简单的小型社会中才能看到。 然而，阶层分化并非随群体规模扩大而水到渠成，其创生过程曾面临巨大阻力，人类在其历史的多数时期可能都生活在高度平等主义的社会中，并且出于合作互惠的需要而刻意维持群体内的平等状态，用人类学家迈克尔·古尔文（Michael Gurven）的话说，多数狩猎采集者都是强硬平等主义者（fierce egalitarians），会激烈抵制任何个体谋求特殊地位的企图。^[3] 只有当这种平等主义伦理被打破之后，阶层才得以浮现。

原始平等主义

狩猎采集者高度依赖于合作互惠，尤其强调食物分享，因为狩猎是一项收益极不稳定的高风险活动，即便一位好猎手也常连续几天甚至几周空手而归，只有通过肉食分享来集体分担这一风险，狩猎才成为一种可依靠的生计；同时，成功捕获一头大型猎物可带来数百甚至数千公斤肉食，个体家庭根本来不及吃（毕竟我们不像狮子那样可以一次吞下几十公斤肉然后一两周不吃东西），所以分享的机会成本很低。 根深蒂固的分享传统使得任何私人财富积累都难以发生，每当某人拥有超出其日常所需的物品时，就会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迫使他拿出来分享，不然就会招来嫉恨目光甚至公开羞辱，近乎强制性的分享也常表现为蹭讨（scrounging）或受容忍的偷窃（tolerated theft），匮乏者从宽裕者那里讨要甚至擅取东西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偷窃一词其实并不恰当），在采猎群体中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常为如何保存给养而大伤脑筋，而对于没有如此切身体验的我们，回忆一下小学年代同学之间的讨要行为或许有些帮助。^[4] 原始平等主义还表现为对出众者的压制，自我夸耀是不受鼓励的，居高临下更是不可容忍，人们拒绝给予成功者任何优越感，当一位好猎手将一头大猎物带回营地时，人们一边享用分得的好肉，一边却用轻蔑之词贬低其成就，“这么坨皮包骨你也好意思叫它鹿？”，“也就够塞个牙缝的”，“早知道就这么点肉我才不会来帮你搬呢”，诸如此类。^[5] 因为分享和索取是理所当然的，哈扎人（Hadza）在向人索要食物后不会表达谢意，他们的语言中可能根本没有“感谢”一词，因为感激会给施予者带来某种优越感，而这是不可接受的，相反，他们会毫不脸红的贬低所得礼物的价值，就像贬低他人成就一样。^[6] 为了遏制优秀猎手的优越感，昆桑人（!Kung San）将每次成功狩猎的荣誉归于首先射中猎物的那支箭的主人，而非射出箭的猎手，而每位猎手都会在自己箭筒里放上五六位伙伴所制作的箭，每个人制作的箭都有独特风格可供辨认，箭主将赢得主持切割分配猎物的荣耀，虽然他并不会因此得到更大份额；实际上，昆桑人完全明白谁是群体中的真正好猎手，这在他们的择偶和择友偏好中都有体现，可见上述习俗并非出于对箭之神秘力量的迷信，而只是为了压制优越感。^[7] 考虑到人类的自利本能，采猎群体能够奉行如此严厉的平等主义，也是因为，首先，游动性生活使得他们原本就不可能积累多少私人财富，绝大多数采猎者每年都会数次搬迁营地，温暖地带的群体平均每年迁移8.5次，寒冷地带次数相对较少；^[8] 搬迁时，每位成年人最多负重15-18公斤（包括婴儿），^[9] 超出这一携带局限的财富积累，对游动者显然是没意义的。 其次，数十人规模的小群体不太需要领袖或权威人物，因为没有多少公共事务需要处理，即便有也很容易集体协商，因为若只算各家庭的家长的话，总共没几个人需要参与决策，熟人小社会的秩序也很容易通过互惠关系和声誉机制而自发维持，纠纷可依习俗自行解决，当恩怨果真闹到不可收拾，通常的出路也只是其中一方出走，加入其他群体或自成一群，由于邻近群体间经由婚姻和亲属纽带有着广泛联系，对于个人和家庭，变换群体不存在太大障碍，也随时都在发生。 采猎者普遍奉行平等主义，是出于合作互惠的强烈需求，非如此难以生存，而不是因为他们地位竞争没有兴趣，或缺乏利用个人优势支配他人的倾向，相反，这种倾向从来都很强烈，而且有着古老渊源，至少可追溯到我们的大猿（great ape）祖先，大型灵长类很少是平等主义的，雄性黑猩猩热衷于争当老大和排定啄序（pecking order），首领们更以暴虐霸道而著称。[10] 实际上，原始平等主义是由人们对群体内出众冒尖者的持续约束和压制而勉力维持的，那些优秀个体以其狩猎能力，或战斗力，或智慧，而给群体带来好处，因而得到更多尊重，其意见也更有分量，人们也乐意让他们在诸如战争，对外交往，营地搬迁等重大事务上扮演领袖角色，但同时他们也要求这些显要人物表现出格外的慷慨，谦逊和低调，对他们的傲慢和支配他人的倾向随时保持警惕，稍有越界便施以惩罚，包括嘲讽，社会孤立，放逐，甚至处决；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博姆（Christopher Boehm）将这种关系称为“逆向支配等级制（Reverse Dominance Hierarchy）”，即，才能出众者被允许拥有较高地位，但群体其他人（至少成年男性）保留对其地位乃至命运的最终支配权。[11]

容忍卓越

事实上，并非所有狩猎采集社会都这么平等主义，两万多年前生活在东北欧苔原的格拉维特人（Gravettians）便有了明显的地位分化，^[12] 北美西北海岸印第安人贫富悬殊，不少富豪甚至蓄奴，^[13] 加州努米克人（Numic）发展出了私人财产权和货币经济，并形成巨大贫富差距，以随葬品价值计算的基尼系数常高达0.8-0.9，^[14] 大平原印第安人（Plains Indians）更建立了酋长和议事会等权力等级结构。^[15] 当上一节提到的促成平等主义的诸条件改变时，地位分化便出现了，打破平等主义的最初突破口，是对卓越的容忍，即容许一些社会成员因其能力、品行和成就而获得更多尊重，拥有更高权威，之所以愿意作出这一妥协，是因为人们需要一位（或几位）领袖，而这往往发生在集体行动的需要变得日益迫切之际。 一类集体行动是合作狩猎，哈扎人和昆桑人的狩猎都是分散行动，或单独，或两位猎手协作，因纽特人捕猎海豹时通常也单独行动，只有当猎物太大时才会喊人帮忙，缺乏合作狩猎可能是这些社会如此极端平等主义的一大原因，他们不需要领袖人物来谋划、协调和指挥大型集体狩猎。 但这并非普遍情形，有很多需要集体协作的捕猎形式，例如绝境驱赶、设陷围猎、兽群跟踪，还有捕鲸；鲸鱼显然不是一两个人能对付的，楚克奇半岛（Chukchi Peninsula）的亚洲爱斯基摩人（Asiatic Eskimos）的捕鲸团队通常由3-4条船组成，每条船上4-6位成年男性，外加几位少年学徒，每位团队成员的职责和地位预先都有明确规定，他们的群体规模因而也比一般的采猎游团大。^[16] 印尼隆巴塔岛（Lembata Island）的拉马勒拉人（Lamalerans）的捕鲸团队更大，每船8-14人，也经常几条船一起出动，每条船都有主人，成员全部来自船主所在的父系家族，不仅其职责地位有明确规定，捕猎成功后鲸肉如何分配也预先按习俗严格确定，很明显，这些船主和父系家族的家长将在群体中享有某种领袖地位，相应的，基于这种更为紧密的社会组织，拉马勒拉人的村庄规模高达两千多人，比邓巴数高出了一个数量级。^[17] 在末次冰期的欧亚大陆，绝境驱赶曾是许多群体的主流捕猎方式，绝境可以是天然的悬崖或山谷死胡同，也可以用石垒、砦栅、沟渠、火堆等设施在适宜地貌上人为构造；格拉维特人大幅推进了围猎技术，他们改进了投掷矛（throwing spear）和设陷技术，还发明了猎网，这是非常有用的围猎工具，它大大降低了围猎对地貌的要求。^[18] 猎网的发明可能得益于格拉维特人为缝制厚实衣物以应对严寒而发展的纤维处理、制绳和编织技术，所以并非巧合，他们也是带孔针的发明者，可能也是最早的编篮者；网猎技术的广泛采用也体现在猎物种类上，有些格拉维特遗址中，野兔、狐狸、鸟类等小型动物占了骨骼化石数的70%以上，这些小动物若没有猎网和弓箭是很难大量捕杀的（格拉维特人尚没有弓箭，那还要过几千年才出现），而用绊套索（snare）只能少量捕获。^[19] 另外，格拉维特人（特别是生活在东部苔原的群体）十分倚重猛犸象，而且善于跟踪成群迁徙的象群，这两点都对集体行动提出了很高要求，猛犸很难以传统的伏击方式捕杀，对遗骨的年龄统计也显示了它们要么是被天灾成群消灭的，要么是成群猎杀的，若是后者，无疑需要大规模集体行动。^[20] 或许正是因为其独特的狩猎方式，格拉维特人才有了显著的地位分化；重要的是，像格拉维特这种情况在前农业时代会比后来更普遍，冰期之后，大型动物大批消失，此后随着农牧业扩张，狩猎采集者逐渐被取代和吸纳，剩下的被排挤到少数边缘生态位，大型围猎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所以人类学家在现存采猎社会观察到的强硬平等主义，在以往（特别是高纬度地区）未必是主流。

战争领袖

另一类集体行动是战争，战争比围猎更需要领袖，因为它带来的组织协调问题更严重，平等主义群体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最大弱点就是缺乏战斗纪律和无法贯彻稍稍复杂的战术，例如战斗中一个常见问题是：战士们总是过早投掷武器，往往在刚刚到达有效射程的上限时便匆忙投掷，而不是等逼近到最佳距离时再投，这是因为在双方武器效力对等的条件下（在技术发展缓慢的前文明时代，这一条件通常都成立），到达最佳投掷位置也就意味着自己将暴露在对方的最佳杀伤范围内，克服这一弱点需要严格督战或事后严厉惩罚所确保的纪律，而在平等主义社会中，对个人的这种强制性是不可接受的。^[21] 所以平等主义群体很不擅长阵地战，而更多采用伏击和偷袭（特别是黎明偷袭）战术，这种偷袭往往是一次性打击，若偷袭得手，结果可能是一场大屠杀，反之则迅速逃离，没有多阶段战术，后者需要严密的策划、组织和指挥，并以纪律为执行保障，在无权威社会，这些组织条件都不存在。^[22] 当资源压力提升，领地排他性增强，领地竞争加剧时，战争频度和重要性便会提高，此时平等主义也将松动；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权力结构便是出于战争需要，这些印第安部落极为好战，相互间冲突不断，多半起于盗马突袭和领地竞争，和东非畜牧部落之间的争斗十分相似；大平原战争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第安人在16世纪从西班牙人那里引入了马匹，这极大提升了野牛捕猎效率，继而造成资源压力加大，而马匹也提高了其作战机动能力，后来又加上枪支，这一系列因素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社会政治结构，其中包括地位分化。^[23] 例如在基奥瓦（Kiowa）部落中，男性被分为四个等级，地位最高的是高级武士（Onde），比例不超过10%，部落的所有重大决定都由他们做出，其次是正在努力且有望成为Onde的新秀武士（Ondegupta），然后是普通男性，最底层是没有独立谋生能力的渣滓（Dapom），被武士们当作随意使唤的跟班。[24] 类似例子并不鲜见，澳洲土著也以好战闻名，激烈的领地竞争和掳掠女人的风气使得战争成为头号公共事务，对擅入领地的外人会毫不犹豫的武力相向；^[25] 与连绵冲突相应的，是对平等主义的偏离，虽然澳洲人没有酋长和部落结构，却有着独特的老人寡头专制（geronto­cracy），对年轻人实施高压，比如澳洲流行的极为严格的半偶群（moiety）和对偶婚制度，极大限制了年轻人的合法结婚对象，违反者会遭严厉惩罚；^[26] 背离平等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广泛且高程度的多妻，许多群体中40岁以上老人常拥有多至十几位妻子，几乎垄断了全部结婚机会，^[27] 这些压制性安排所需的规范执行力也为更多社会控制建立了基础。 更鲜明的例子是亚马逊丛林的雅诺马米人（Yanomami），极为凶悍好斗，其生活中充满暴力，迎接访客的通常是一排拉开的弓（就像安达曼人），争斗的主要动机也是领地和女人，他们以狩猎和园艺农业（horticulture）为生，定居于村庄，因而领地性更强，领地竞争更激烈，所有这些方面都和新几内亚高地部落很像，后者同样热衷于战争。 雅诺马米人很好的演示了战争是如何催生强势领袖的，他们的社会规模还很小，多数村庄只有数十人规模，由于缺乏多层政治结构，其领袖还只能算头人（headman），称不上酋长（chief），但是，有些雅诺马米头人却拥有了类似酋长的权威和权力，能指使他人做事，或强迫他人遵守他所认定的规则，必要时施加惩罚，这些在平等主义社会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些强势头人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在维持群体的战争优势上起了关键作用，这首先体现在他们自身强健勇敢善战，更有能力带领同伴取胜，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足够的威望和社会技能，能够在群体增长到较大规模时仍维持内部和谐而不分裂，我们知道，超出邓巴数规模的群体是很难维持和谐的，平等主义社会的规模通常只有三五十人，但雅诺马米的大村庄可达两三百人，在原始战争中，这样的规模优势是压倒性的。^[28] 值得注意的是，强势领袖的这两方面能力是相互强化的：一位勇敢善战的首领会给伙伴带来安全感，因而他们会更珍惜留在群体中的机会，并为此而克制纠纷，或在纠纷发生时更愿意服从首领的裁决，不再像以往那样以出走分裂来解决问题，这就加强了首领扩张群体规模的能力，而规模扩张继而又带来了更多安全感，如此循环。 二战后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常把生活在小型简单社会的原住民描绘为和平主义者，现实远非如此，这些浪漫化描绘既有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故意忽略不愉快事实的成分，也是时代错位所致，^[29] 这些群体的早期接触者记录的是一幅截然不同的面貌，从亚马逊丛林，波利尼西亚诸岛，安达曼群岛，到澳洲大陆，新几内亚高地，阿拉伯沙漠，广泛分布着好战多争的前部落社会（前部落意味着缺乏政治结构），在新几内亚低地，吕宋山区，台湾高地，缅甸高地，阿萨姆，还盛行着令人生畏的猎头风俗（headhunting）。^[30] 劳伦斯·基利（Lawrence H. Keeley）全面检查了有关前文明社会暴力与战争的人类学材料，发现90-95%的简单社会存在经常性战争活动，那些被记录为“很少或没有”战争活动的，通常是不久前被优势群体打败后逃避到边缘孤绝生态位的群体，比如被班图大扩张（Bantu expansion）^[31] 所排挤的桑人和姆布提俾格米人（Mbuti Pygmies），马来西亚塞芒人（Semang）和加拿大红铜因纽特人（Copper Iniut），战后人类学家所看到的相对和平景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殖民政府大力压制暴力活动的结果。^[32] 现代人类学家已没有机会直接观察霍布斯世界中的小社会，不过一些灾难幸存者在避难荒岛组成的临时小社会，提供了一种颇有参考价值的近似模拟，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研究了1500-1900年间的众多海难，挑出其中20多个符合“灾后求生小社会”特征的案例（挑选标准是至少19位遇难者幸存并找到临时避难地，且至少生存了两个月，并且通过笔记、事后回忆或考古遗存等方式留下了足够多记录可供分析），他们的最终命运十分不同，有些陷于分歧和争吵，争抢资源，甚至相互残杀并吃掉对方，但也有一些团结互助，精诚合作，分工组织有序，并最终脱险，克里斯塔基斯发现，那些在灾后求生自救上表现最好的遇难群体有个共同特点：都拥有一位出色的领袖，并且群体内存在程度适中的地位分化。^[33] 可以想象，霍布斯世界的小群体时刻处于险境求生的状态，而考虑到战争与权威的关系，人类社会恐怕从很早起（或许自他们爬到食物链顶端以来）就已经不那么平等了，哈扎人和昆桑人的极端平等主义只是特例。

财产

打破平等主义的另一个因素是食物保存技术，存储的可能性提高了分享的机会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因狩猎失败而挨饿的风险，因而从两方面削弱了人们依靠互惠关系来抵御风险的需要；努米克人之所以摆脱集体互惠，变得高度个人主义，甚至有了货币经济，便是因为他们的主食（松子）容易保存，同时弓箭的引入也大幅提高了狩猎成功率，于是不再那么需要互惠安全网了。^[34] 存储与分享的替代关系，也可从约拉人（Yora）和施维阿尔人（Shiwiar）的对比中看出，这是亚马逊丛林中两个以狩猎兼园艺农业为生的群体，他们在各方面都很相似，但有个重要差别：约拉人分享全部肉食，大型猎物全村分配，小猎物（包括鱼）在近亲家庭间分享，而施维阿尔人从不分享小型猎物，即便像美洲貘这样的大猎物（每头几百磅）也仅在近亲家庭间分享，这是因为施维阿尔人掌握了肉类烟熏技术，并且拥有枪支和毒箭吹射器，更多捕猎中小型动物，成功率也更高，因而从两方面降低了挨饿风险。^[35] 保存技术使得财富积累成为可能，而决定财富积累上限的，则是游动性，对于那些每隔几周或一两个月就要搬迁营地的高游动性群体，携带能力便是上限，高纬度地区的采猎者通常每年只作几次季节性搬迁，因而可以囤积整个冬季或旱季的食物储备，还有不少游动群体采用中心辐射式漫游，每次短暂外游后又很快回到中心营地，长期延续的中心营地可以积累起一些建筑物和沟渠石垒等设施；冰期欧洲广泛利用洞穴的克罗马侬人（Cro-Magnon），在苔原以猛犸象骨构筑半地下房屋的格拉维特人，在北极以石块、鲸骨、木材和草皮建造半地下房屋的爱斯基摩人，积累物质财富的潜力都远高于低纬度采猎者。^[36] 随着工具制造技术的进步，不少季节性搬迁者借助运输工具提升携带上限，因纽特人的狗拉雪橇，^[37] 西伯利亚涅涅茨人（Nenets）和汉特人（Khanty）的驯鹿雪橇，^[38] 大平原夏延人（Cheyennes）的马拉草撬，^[39] 都可将上限提至数百公斤；汉特人的独木舟，和西北海岸萨利希人（Coast Salish）的木板小舟（plank canoe），更可载运数吨物资。^[40] 以捕鱼兼采猎为生的海岸萨利希人生动演示了游动性与财富积累之间的矛盾，以及人们如何努力克服它，他们每年在主营地和夏季捕鱼营地之间作季节性迁移，主营地的木板房屋十分宽敞讲究，夏季营地则小而简陋，有意思的是，其豪华大木屋的墙体和房顶木板都不用榫接结构，而是用绳子绑在梁柱上，搬迁时，所有木板都被卸下，用板舟载至夏季营地搭成简易棚屋，只有空荡荡的梁柱框架留在主营地。 得益于较低的游动性，板舟的载运能力，和长期使用的主营地，萨利希家庭可积累起相当多财富，包括生产设施与工具，房屋家具，服饰被褥，各种红铜器皿，承认私人财产权的习俗也让他们对一些捕鱼采猎地盘划分了私人权利，而且产权可沿男性家系继承，结果是，萨利希人中出现了鲜明的贫富分化，以及富人对财富的大肆炫耀；同时也须看到，游动性仍限制了其积累能力，所以大量财富都在夸富宴（potlatch）中被挥霍掉了。^[41] 私人财产权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原始平等主义的伦理基础，这种伦理要求个人将任何超出当前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分享，这既让财富积累变得不可能，也消除了人们为长远收益而工作的激励，行为变得极为短视，只为眼前需求而努力，而人们之所以愿意遵循这样的规范，并非天生短视，只是为了留在平等主义所维持的那张互惠安全网中，一旦条件允许，个人就会打起自己的小算盘。

宗族

动摇上述伦理基础的另一个趋势，是宗族的兴起，宗族也是一种互惠安全网，亲属间相互接济，过继收养孤儿，在纠纷对抗中相互支持，相互承担复仇义务以保障人身安全，^[42] 等等；但族内互惠和熟人间一般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有着根本不同，它会随亲缘关系远近而区别对待，更贴近亲选择（kin selection）这一生物学法则，而一旦亲疏有别的交往原则流行起来，就会破坏一般互惠原则，类似于裙带主义（cronyism）对公共规范的破坏。 而且宗族组织有着制造不平等的内在倾向，表现在三个方面： 1）同一群体内各族的繁衍效率总会出现差异，其中一些变得更大，而一旦一般互惠原则被破坏，相互间竞争乃至冲突时，规模大的那些便有了天然优势，因而可能压服对方，将其置于从属地位，当竞争日益激烈，各宗族便努力扩大规模，这也是为何父系宗族发达的地区往往更重男轻女，更多选择性溺杀女婴（以及当代的选择性堕胎），因为高度对抗性局面中，男性成员将更有价值；^[43] 2）同样原理也适用于同一宗族的不同支系之间，香火旺盛俊杰辈出的支系，可能将欠旺支系置于从属地位； 3）宗族为领袖人物的诞生创造了更好的组织基础，因为长辈和家长天然的在族内拥有更多权威和影响力，实际上正是他们对这些能力的运用才建立和维持了宗族，假如一位足够长寿、辈份足够高的大家长恰好又是位杰出人物，便很可能脱颖而出成为领袖，同时，由于族内辈份越高亲缘越近，长辈们有很好的机会建立类似长老议事会的政治机构，获得在群体中执行规范和决定集体行动所需的强制力。 正是最后一点赋予了宗族组织在集体行动上的优势（反过来也可以说，宗族的兴起正是对集体行动的需要变得日益迫切的一种反应），这一优势将让强宗大族获得群体中的支配地位，如此一来，其他群体成员要么甘居从属地位，要么分裂出去，结果，原本较为松散而流动的各相邻群体将重组为若干单系群（unilineal group）。 相比传统游团，这些聚族而居的群体组织更紧密，更具排他性，以往像哈扎人那样在游团间随意跳槽的自由将不复存在，而这种自由曾是原始平等主义的重要基础，它使得群体很难强制其成员，强势人物也无法随意指使他人，互惠关系中若出现任何不对等的苗头，感觉被压制受委屈的一方便可出走另立门户，可是宗族化重组之后，这一选择越来越不可行了，无论跳槽还是另立门户，都会自陷于大族林立格局中的散户或弱势小族地位。 然而上述转变过程不会平滑顺畅，大族支配地位确立之前，必有一番激烈争斗，即便在此之后，各支系仍将就族内支配地位展开永不停息的争夺，一个有趣的例子可让我们对此类争夺的早期形式管窥一斑。 马楠布人（Manambu）是新几内亚东北沿岸低地的美拉尼西亚部落，其社会骨架由一个三级父系宗族构成，包含16个二级支系，政治首领从宗族长老中产生；各支系为谋取支配地位而激烈竞争，原本，竞争可通过财富积累和对外发动猎头袭击而展开，可是马楠布人太穷，哪个支系都积累不起可观财富，而猎头袭击则已被殖民政府禁止，于是竞争焦点便落在了人口与名分上。 那些人丁兴旺的支系自然会借此取得些优势，但这还不够，他们还要证明自己向来就是强枝大宗，所以祖上历代才俊辈出，为做到这一点，他们争相篡改谱系以便将那些在部落神话中留下大名的祖先说成是出自自己这一支，由于神话（连同谱系）都是口述的，因而篡改并非不可能，需要的是杰出的记忆力、口才和声势，常为名分而斗嘴的人需要记住上千个祖先名字及相应的事迹与关系。 当然，竞相篡改谱系难免会引发支系间的争议，实际上，这一名分之争在马楠布人中会以非常正式而隆重的方式进行，不妨称为仪式性斗嘴：双方各派出一组辩论者，面对面排成两列，各将一只独木舟倒扣在面前用作战鼓，女人们则在一旁舞蹈助威，一些其他支系的人也会在场围观。 斗嘴过程中，辩者每表达一个论点便将一片树叶扔在地上，每位被提及的祖先则由一根木签或一支箭代表；因为没有仲裁者，许多斗嘴不了了之，但也有些决出了胜负，一方被说的哑口无言只好认输，放弃对争议中的名号和相应巫术的权利，这通常意味着需要给孩子改名，因为马楠布人喜欢用这些名号为孩子取名。^[44] 这一习俗看似奇特，但类似的与家族血统相关的名分之争在有着宗族组织的社会中其实相当普遍，时常会闹到杀人甚至打仗的地步，萨摩亚族长们在名为福努（fono）的政治集会上会逐一吟诵每位到场族长的法阿鲁派加（fa’alupega），即记录其高贵身世的一套口诀，其中包含各种头衔及其来历，每位族长到达会场时，其他在场族长都要吟诵新到者的法阿鲁派加，然后新到者吟诵对方的，会议结束时该仪式又重复一遍，可见他们多么看重宗谱和名分。^[45]

几点概述

我们大致可以相信，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当人类还生活在缺乏紧密组织的小型采猎游团中时，社会规范是相当平等主义的，但我们无法确定这究竟从何时开始，毕竟，大猿社会是完全谈不上平等的。 同样无法确定的是，像战后人类学文献所描绘的昆桑人和哈扎人那样的极端平等主义在历史上有多普遍，有许多理由令人怀疑这两个群体的代表性，比如： 1）在政府权力覆盖到那里之前，昆桑人和邻近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和平，因而其社会也可能并不那么平等；^[46] 2）桑人和哈扎人都是孤立孑遗的古老分支，前者和其他人类已经分开至少二三十万年了，后者也已分离七万多年，从它们的情况推出普遍结论是很危险的；^[47] 3）这两个群体都缺乏大型围猎或其他集体行动，没有食物保存技术和运输工具，也没有长期营地，而历史上许多采猎群体显然并非如此。 无论原始平等主义在早期采猎者中有多普遍和极端，如我在前文所试图阐明的，它看来并不是一种十分鲁棒（robust）的均衡，当某些条件出现时，平等就很容易松动，考虑到人类在历史上所面临条件的多样性，包括生态差异和时代差异，狩猎模式和安全压力的不同，即便简单社会中，平等主义的程度也会千差万别。 大约从旧石器晚期（Upper Paleolithic）起，一系列生态与技术条件开始导向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伴随着定居倾向的日益增强和社会复杂度提升，等级分明的社会阶层开始涌现，这是朝向大型社会的组织进化过程的重要一环，也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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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我在本书中将不对阶层（stratum）和阶级（class）作严格区分，而一律使用前一个术语来涵盖其他学者用这两个术语所表达的意思。 ^[2] Bruce G. Trigger (2003) 《理解早期文明》，第3章。 ^[3] Nancy Howell (2010) Life Histories of the Dobe !Kung, p.193. ^[4] Frank Marlowe (2010) The Hadza, ch.9; Nancy Howell (2010) ch.8. ^[5]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The Creation of Inequality, ch.2. ^[6] Frank Marlowe (2010) p.250. ^[7] Nancy Howell (2010) ch.8;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2. ^[8] Frank Marlowe (2010) p.35,41,263. ^[9] Kristen J. Gremillion, “Central Place Foraging and Food Production on the Cumberland Plateau, Eastern Kentucky” in Douglas J. Kennett & Bruce Winterhalder (2006.ed) Behavioral Ecology and the Transition to Agriculture, pp.53-54. [10] Frans de Waal (2007) 《黑猩猩的政治》。 [11] Christopher Boehm (2001) Hierarchy in the Forest, ch.1,2,4. ^[12] Brian Fagan (2010) Cro-Magnon, ch.9. ^[13]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5. ^[14] Robert L. Bettinger (2015) Orderly Anarchy, ch.4,6,8. ^[15] George B. Grinnell (2008) The Cheyenne Indians, ch.6. ^[16] Igor Krupnik & Marcia Levenson (1989) Arctic Adaptations, pp.44-49. ^[17] Lee Cronk & Beth L. Leech (2012) Meeting at Grand Central, pp.141-143; NHK (1992) 人間は何を食べてきたか, S03E01. ^[18] Brian Fagan (2010) ch.10. ^[19] Sarunas Milisauskas (2011.ed) European Prehistory, pp.80-91. ^[20] Olga Soffer & N. D. Praslov (1993.ed) From Kostenki to Clovis, ch.4. ^[21] Lawrence H. Keeley (1996) War Before Civilization, ch.3. ^[22] Azar Gat (2006)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ch.6; Lawrence H. Keeley (1996) ch.3. ^[23] Jason Hook (1985) The American Plains Indians; George B. Grinnell (1915) The Fighting Cheyennes. [24] David D. Friedman, Peter T. Leeson & David Skarbek (2019) Legal Systems Very Different From Ours, ch.13. ^[25] Azar Gat (2006) ch.2. ^[26] Monty Minyjun Hale (2012) Kurlumarniny, ch.6; Wikipedia: Moity. ^[27] C.W.M. Hart & al. (1987) The Tiwi of North Australia, ch.2; Wikipedia: Tiwi people. ^[28] Napoleon Chagnon (2013) Noble Savages, ch.1,3,8,9,12,13. ^[29] Napoleon Chagnon (2013) ch.1. ^[30] 关于猎头风俗，参见：Wikipeida: headhunting; Albert Jenks (1905) The Bontoc Igorot, ch.6;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6,7,8,10. ^[31] Wikipedia: Bantu expansion; David Reich (2018)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ch.9. ^[32] Lawrence H. Keeley (1996) ch.2. ^[33] Nicholas A. Christakis (2019) Blueprint, ch.2. ^[34] Robert L. Bettinger (2015) Orderly Anarchy, ch.3,4,8,9. ^[35] Lawrence S. Sugiyama & Richard Chacon, “Effects of Illness and Injury on Foraging among the Yora and Shiwiar,” in Lee Cronk et al.(eds.) Adapta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0), pp.374-375. ^[36] Brian Fagan (2010) ch.7; Sarunas Milisauskas (2011) pp.87-89; Molly Lee & Gregory A. Reinhardt (2003) Eskimo Architecture. ^[37] Molly Lee & Gregory A. Reinhardt (2003) p.5; Igor Krupnik & Marcia Levenson (1989) p.51,244. ^[38] Robert McGhee (2005)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pp.59-60; Peter D. Jordan (2014) Technology as Human Social Tradition, ch.3. ^[39] George B. Grinnell (2008) pp.68-69. ^[40] Peter D. Jordan (2014) ch.3,4. ^[41] Peter D. Jordan (2014) ch.4. ^[42] 有关复仇作为一种共同安全机制的逻辑，见辉格（2017）第II部分第7章。 ^[43] Wikipeida: Infanticide, Sex-selective abortion; Siobhan M. Mattison et al., “Offspring sex preferences among patrilineal and matrilineal Mosuo in Southwest China revealed by differences in parity progression,” in R Soc Open Sci. 2016 Sep; 3(9): 160526. ^[44] Simon J. Harrison (2006) Stealing People’s Names, ch.6-8. ^[45] Derek Freeman (1983)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第8章。 ^[46] Lawrence H. Keeley (1996) p.29. ^[47] David Reich (2018) ch.9.

【2022-05-02】 @whigzhou: 读了个退役军官 Mark Hertling 讲美军组织模式和战术训练的帖子，其中一点印象很深，就是美军（其实也是整个北约推崇的）那种组织和作战模式，有两个基本前提（转述个大意，离原话很远）：1）训练过程中参与各方应努力寻找和暴露问题，而不是总想着在模拟考试中得高分，2）下级对上级的战术设计中不可行或难以执行的部分必须毫无顾忌的给出反馈，只有这样，战术才能变成基层作战单位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等着上面拿着课本的人手把手发命令才能执行的东西，正如此，基层单位才能在主官阵亡，或与上级失去联系，或上级无暇顾及时，仍然保持作战能力， 这种模式只有在特定文化与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施， 乌军在过去八年能够朝这种模式转变，也是因为她制度变了，组织文化也跟着变了，  

【2022-04-22】 @whigzhou: 假如你在1932年问几个欧洲人：你觉得未来几十年西方文明的前景如何？你得到一个乐观回答的机会是很小的，很多人甚至会疑惑你为何白痴到问这么一个答案如此明显的问题， 是啊，谁会料到25年后的西方世界会那么健康乐观，充满活力，朝气和希望，别的不用说，连生育率都大幅回升了， 所以有时候被几个疯子折腾一下，只要制度根基不垮，反而是一次更新气象的良机， 有生之年若再目睹一次意外复兴，幸之甚矣~ @UK-Liu: 在西方的左派病病入膏肓之际，普丁和他开出一记良方？ @whigzhou: 对，不光开了药方，还把自己剁成了药引子

【2022-03-30】 @whigzhou: 经济领域未来几年的一大主题将是供应链再配置，每个供应来源国将依其可依赖程度被归入从核心到外围的一层层圈带，企业将基于这样的层次划分重新评估其供应链的总体可靠性，这种评估可以是自我评估，也可以是投资者、债权人、评级者或监管者实行的外部评估，企业将被鼓励提供这方面的披露，监管者甚至可能强制规定这样的披露，评估的结果自然会引发再配置过程，不是主动调整，就是被动调整，最终结果将是基于上述层次划分重新组合的新全球化体系， 19世纪的全球化体系中，供应链可靠性是由英帝国武力保障的（包括直接的帝国统治和间接的所谓非正式帝国），所以不需要分层处理， 在刚刚终结的上一个全球化体系中，人们一度拥有幻觉，好像这种可靠性会自动自我维持，如今已经梦醒，原来还是要靠武力保障的，但美帝显然并没有意愿提供这样的无边界保障，所以结果只能是，将体系压缩进美帝负有明确义务的那个安全壳内，它仍然足够大，但边界更清晰了，小半个世界会被排除在外， 当然，这条边界并不会防水防漏，流动仍会继续，但人们会对边界之外的部分持一种*有最好没有也死不了的*机会主义态度，注重稳健的企业不会把身价性命押在上面，

【2022-03-27】 @whigzhou: 读到一篇报道，对这里地价之低有了更具体的感受， 本市最近卖掉一块工业用地，97公顷，售价AUD$15M，约等于人民币72M，卖给了一位私人开发商， 这块地紧贴着镇区，离镇中心2.5公里，边上是一条国道高速，隔一条马路就是另一个成熟工业区，土地已经平整清空了，市府和州府承诺投入AUD$10M做基础设施， 地块被分割成了大小不等的44个 lot，所以一个中等大小的 lot 将近2万平米，如果你打算买一个这样的 lot 来开工厂，假设开发商以成本价卖给你，价格只有35万澳元（因为基础设施是市府州府负担的，他不用掏钱），仅相当于本市一套中等偏上住房的价格，就算售价翻一番，也不到100万澳元， 这还是被认为卖的很好的一块，本地报纸是当大喜讯来报道的，本选区议员都急着赶来露脸拍照的那种， 撮合这笔交易的，就是本市常见的几家房地产中介之一， @whigzhou: 看了一下规划图，发现 lot 划分模式大致是，地块是矩形的，两条边临公路，越是紧临公路的 lot，形状越规整，但面积越小，越远离公路的，我的猜测是，这些 lot 的售价可能都差不多，所以，如果你不介意远离公路几百米，可以以同等价格得到一块大得多的lot，可以大到五六万平米，  

【2022-03-27】 @KIMKILLS 新英语运动 很难不支持 https://weibo.com/5455085147/LkVVfppYc @whigzhou: 那些无文字部落的语言首次被人类学家记录下来时，看起来就是这样的，难道你们希望英语也退化到这种水平？ @whigzhou: 追求音形一致的方案已经被提出过很多次了，其实他们没有理解：书面语的一个核心优势就是滞后于语音漂变 @whigzhou: 如果书面语总是紧跟着口语语音一起漂，英语（或其他任何语言）就会很快分化成大批子语种，决不会成为全球通用语 @whigzhou: 音形一致方案中，会出现大量同音同形异义词汇，而一旦丧失*以形分义*这一手段，书面语的表现力将大大削弱，吸收新词的能力也将极度受限 @whigzhou: 最有意思的是，书面语的这种稳定性，不仅惠及读写者，也惠及了口语听说者，因为它将词汇的发音锚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也使得不同口音者更容易猜到对方在说哪个词 @Shu20060273:没那么夸张，英文是一种多音节文字，又不像中文。再说历史上已经规范了很多次英语的拼写，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修改是在编撰韦氏词典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词的美式英语和英式的拼写不同 @whigzhou: 18/19世纪的编词典運动正是书面化过程的一部分，你不觉得自那以来英语词汇拼写有多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