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5月发表的文章（42）
【2015-09-29】
@tertio 大胆猜想一个：动物也有代代相传的meme
@tertio: 验证方法，在某一代抚养下一代的时候给予外界干预让其养成一种行为模式，会不会看到这个模式传播到下一代？
@whigzhou: 会，但动物的可教化性比人类差太远了，教化作用通常只是表现为：在极为有限的几种可能行为模式中，激活其中特定一种
@whigzhou: 比如对特定危险源的恐惧，有研究显示，幼猴很容易从长辈的反应中学会对某些危险源（比如蛇）的恐惧，但学不会对其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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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9】
@tertio 大胆猜想一个：动物也有代代相传的meme
@tertio: 验证方法，在某一代抚养下一代的时候给予外界干预让其养成一种行为模式，会不会看到这个模式传播到下一代？
@whigzhou: 会，但动物的可教化性比人类差太远了，教化作用通常只是表现为：在极为有限的几种可能行为模式中，激活其中特定一种
@whigzhou: 比如对特定危险源的恐惧，有研究显示，幼猴很容易从长辈的反应中学会对某些危险源（比如蛇）的恐惧，但学不会对其他的
@whigzhou: 再如日本猕猴洗土豆的故事，是meme传播的著名案例，起初研究者认为猕猴是通过观察模仿学会的，但更细致的研究发现，其实更像是因为新手被老手吸引到了恰当情境下，而一旦它进入这一情境，自己就能琢磨出该怎么做，不必模仿，所以说对待此类案例要小心，动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模式可能很有限
@whigzhou: 另一类常被谈论的meme传播现象是鸟鸣，鸣叫风格确实可以传播（所以养鸟的人也有“学脏嘴”一说），不过这事情可供发挥的余地不大，因为鸣叫风格没有太多功能性含义
@北方小米: 这种恐惧不是先天的么？我对蛇的厌恶无以言表，而父母没有这种感觉。
@whigzhou: 对某些危险源的恐惧是先天的，有些则只是有先天基础，很容易激活，另一些则需要特殊训练（比如巴甫洛夫式训练）才学得会，对于蛇，多数灵长类都属于第一或第二类
辉格
@ 2016-05-19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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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分类：微言大义
【2015-09-28】
@whigzhou: 安倍经济学应该算是新凯恩斯主义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实验了吧，几年后看结果吧，呵呵
@whigzhou: 不过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找出各种说辞来证明实验条件还是很不理想～
@证券狂人_GOP: 安倍不是努力地给企业减税、减少财政赤字吗？日元如此巨大贬值cpi依旧疲软，说明日元在安倍上台前的确有高估，这些不是都在证明安倍在做正确的事啊？
@whigzhou: 减税是对的，市场开放也有一些，但安倍的核心武器是用大规模公共开支向(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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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8】
@whigzhou: 安倍经济学应该算是新凯恩斯主义迄今为止最理想的实验了吧，几年后看结果吧，呵呵
@whigzhou: 不过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找出各种说辞来证明实验条件还是很不理想～
@证券狂人_GOP: 安倍不是努力地给企业减税、减少财政赤字吗？日元如此巨大贬值cpi依旧疲软，说明日元在安倍上台前的确有高估，这些不是都在证明安倍在做正确的事啊？
@whigzhou: 减税是对的，市场开放也有一些，但安倍的核心武器是用大规模公共开支向系统灌入大量货币，依我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whigzhou: 宽松货币我完全同意，但通过政府灌钱达到宽松效果，有害无益，无奈结构改革效果太慢，政客都喜欢任期内可以见效的方法
@证券狂人_GOP:果然真是大规模开飞机撒钞票的话，应该会有通胀啊，可目前cpi依旧在0附近徘徊，好像有些奇怪啊？
@whigzhou: 因为它会挤出私人开支啊，只要银行和个人仍然是财务负责的，并且看不到这些公共开支提升收入的前景，灌进去的钱就不会变成消费，反而扭曲银行的正常信贷机制
@whigzhou: 大规模公共开支不光扭曲信贷，还扭曲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抬高私人部门的要素成本，效果类似于4万亿对私人部门的挤压
【2016-05-18】
1）美国向来是个平民社会，阶层分化度低，中产比例高，
2）长久以来，这也是其文化与政治特性的基础，这一点在战后繁荣期尤为显著，
3）但并没有什么原理确保他永远会这样，这更可能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而原因在于：
A）移民不断涌入使其人口结构非常新，
B）移民筛选机制，
C）边疆直到一百多年前才消失，
4）一旦边疆消失，人口结构稳定下来，在常规的社会选择/分化机制持续作用下，古老社会中所常见的那种阶层结构便会重新浮现，
5）所以Charles Murray（比如在(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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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8】
1）美国向来是个平民社会，阶层分化度低，中产比例高，
2）长久以来，这也是其文化与政治特性的基础，这一点在战后繁荣期尤为显著，
3）但并没有什么原理确保他永远会这样，这更可能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而原因在于：
A）移民不断涌入使其人口结构非常新，
B）移民筛选机制，
C）边疆直到一百多年前才消失，
4）一旦边疆消失，人口结构稳定下来，在常规的社会选择/分化机制持续作用下，古老社会中所常见的那种阶层结构便会重新浮现，
5）所以[[Charles Murray]]（比如在[[Coming Apart]]里）所担忧的那种情况，其实在长期注定会是常态，
6）问题是，美国政治立基于平民化的时间或许太久了，当它消失时，前景难料，
【2016-05-18】
1）纳税额与投票权的分离是近代政治堕落的基础动力之一，
2）没有堕落的更彻底是因为庞大中产阶级的存在，
3）福利制度在不断放大食税阶层，
4）离开其社会结构基础，三权分立并不能自我维持，最高法院的刹车皮并非永远指望得上，
5）州权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坏，但效果也颇为有限，
6）未来政治对立将更多表现为州际差异，
7）所以问题之一是保守派是否能赢得足够多的州从而控制参议院，而这取决于人口分布，食税人口向大城市化聚集或许是好事，
8）总有一天众议院也会拿参院开刀，就像当初下院对上院动手一样，
9）未来保守州会更强硬的抗拒联邦权力，
10）当这种抗拒达到禁止联邦官员入境执法的程度时，分裂便开始了
11）宗教是抵抗国家权力越来越深介入私人生活的另一把保护伞，宗教自由也是近年来能够帮助个人避免政府管制/干预的少数几条还在起效的宪法原则之一，但自由派正在不遗余力地摧毁这把保护伞，
12）好消息是，这一对抗将让更多基督教派站到自由一边，或许libertarians也不得不创个教派才能在法庭赢得对抗国家干预的豁免权
13）从百年以上的长期看，保守派终将凭借生育率而取胜，问题是在此之前文明崩坏到何种程度，制度重建会有多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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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标签：制度 | 州权 | 投票制度 | 政治 | 福利制度 | 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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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8】
1）纳税额与投票权的分离是近代政治堕落的基础动力之一，
2）没有堕落的更彻底是因为庞大中产阶级的存在，
3）福利制度在不断放大食税阶层，
4）离开其社会结构基础，三权分立并不能自我维持，最高法院的刹车皮并非永远指望得上，
5）州权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坏，但效果也颇为有限，
6）未来政治对立将更多表现为州际差异，
7）所以问题之一是保守派是否能赢得足够多的州从而控制参议院，而这取决于人口分布，食税人口向大城市化聚集或许是好事，
8）总有一天众议院也会拿参院开刀，就像当初下院对上院动手一样，
9）未来保守州会更强硬的抗拒联邦权力，
10）当这种抗拒达到禁止联邦官员入境执法的程度时，分裂便开始了
11）宗教是抵抗国家权力越来越深介入私人生活的另一把保护伞，宗教自由也是近年来能够帮助个人避免政府管制/干预的少数几条还在起效的宪法原则之一，但自由派正在不遗余力地摧毁这把保护伞，
12）好消息是，这一对抗将让更多基督教派站到自由一边，或许libertarians也不得不创个教派才能在法庭赢得对抗国家干预的豁免权
13）从百年以上的长期看，保守派终将凭借生育率而取胜，问题是在此之前文明崩坏到何种程度，制度重建会有多艰难
14）另一个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文明世界还足够大，一处之崩坏会让其他几处觉醒，从人口/社会结构看，比如澳洲在被食税者彻底绑架之前觉醒的机会比较大
15）第三个好消息是，欧洲在不久之后便会经历一次大觉醒，至少其中一些国家会，最快可能会在下届选举中就会表现出来
16）福利制度是食税阶层的创造，而最低工资和智能机器将是其放大器，后两项都正在大跃进之中，未来福利负担的膨胀将非常惊人
17）随着州际差异扩大，财富创造者逃离福利州，福利州财政崩溃，福利负担大规模向联邦政府转移，联邦增税不可避免，此时州与联邦的对抗将迅速加剧，到时候假如保守派能够长期控制参院，自由派可能会推动一场分州运动，比如把加州分成两个，旧金山和洛杉矶各归一州，这样他们在参院就多出两席，无论如何，一场大型宪法对抗不可避免，分州之争也是一种可能方式
@黄章晋ster:如果洲际差异足够大，我想保守派的洲未必有足够大的动力去与联邦权力对抗，至少我目前想不出来，难道会为类似同性恋婚姻这样的事情发生冲突吗？如果不涉及到广泛的经济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
@whigzhou: 仅仅出于抗拒联邦税的理由也可以让这事情发生
@Helen干杯:第7条不是很明白。大城市多聚集福利人口多倾向所谓自由主义者, 从德州情况看,其城市增长快,流入人口多,我觉得有生之年会看到德州从红州变蓝州的。老师为什么说福利人口向城市聚集对保守派是好事?
@whigzhou: 我说的是只有少数一些州才有的超级大都市，向那里聚集占的州就少了嘛
@Helen干杯:目前, 有意加无意, 主动加被动, 北美欧洲都在进行各种风格的种族和文化的融合。福利制度不是这个社会大实验的产品,但其存在至少在欧洲减少了融合过程可能引起的不适症状。如果因"觉醒"而停止, 也会对融合过程有负面影响。甚为遗憾。
@whigzhou: 福利制度不可能有助于种族/文化融合
@whigzhou: 内战后美国的种族融合一直在加速，直到六十年代平权法案和福利大扩张才嘎然而止，参见索维尔的两篇书评：《
拜托，别再帮助我们了》 《
自由派带给黑人的福利》，还有这篇：《
为何伊朗移民成于美国却败于瑞典》
@卫东屯的Porco:纳税额和投票权挂钩不会催生新独裁吗？
@whigzhou: 从1295年模范国会直到1918年，选举权一直和纳税义务关联着，选出了几个独裁者？不负责任的选民才最喜欢独裁者，墨索里尼希特勒查韦斯无一不是在暴民无产者欢呼拥戴之下上台的
@書筆雅歌:糠港不就是如此，糠港不能有普选的理论依据找到了。
@whigzhou: 举香港为例实在是太恭维我了，当前香港迫切需要普选权是因为她正在一步步落入熊猫的魔爪，直选是抵抗熊猫的最后防线，不是因为原有的选举制不好，要不然她一个半世纪的自由繁荣是怎么来的？
@whigzhou: 【给大家支个招】支持普选权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军事动员能力，从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前半叶，随着选举权扩展，欧洲各国动员能力越来越强，到二战时已经能把一大半适龄男性拉上战场，所以一旦一个大国开始推行普选，其他只好跟进
@whigzhou: 这一点从德国近代史可以看得最清楚，从普鲁士到德意志帝国到魏玛共和国，普选权/福利制度/动员能力/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军国主义/全民战争，妖魔鬼怪相伴而生，普选权和福利制度是俾斯麦改革的两大重点
@whigzhou: 但这个理由现在已经不成立了，战争越来越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
@蚯蚓爱钩钩:问题是现在有什么办法剥夺一部分人的选举权呢？除了咱……
@whigzhou: 嗯嗯没办法，或许未来逃到火星上建新国家时可以考虑一下，反正这事情不归我管～
@蚯蚓爱钩钩:如果是为了防止民众的狂热无知，那么只能说没有根本解决方案。不可能有一个完全避免民众犯错而又不造成灾难的方案，如果民众必然犯错，在制度上能做到的只有设法拖延等待民众清醒。
@whigzhou: 对啊，没有什么根本解决方案，也不需要
【2016-05-17】
@黄章晋ster 你很难说，猫主席发动史无前例时，到底是因为有运动群众的偏好，还是不得已才如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始皇当年不能像东德苏联一样把所有人都纳入专政机关的监督视线之内，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 °城市化率与清洗模式的选择 http://t.cn/RqDaFh2
@whigzhou: 另一组数字也值得注意，1911年时俄罗斯帝国人口1.67亿，扣掉波兰部分大概1.55亿，此后经历各种杀戮，和1932-33大饥荒，到1936年斯大林开始大清洗时，苏联人口仍不足1.6亿，对比猫国，1948-1966年间，人口约增长50%。
@Liittma是我:说明了什么(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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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7】
@黄章晋ster 你很难说，猫主席发动史无前例时，到底是因为有运动群众的偏好，还是不得已才如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秦始皇当年不能像东德苏联一样把所有人都纳入专政机关的监督视线之内，不是他不想这么做，而是他没有足够的社会财富可以做到这一点。 °城市化率与清洗模式的选择 http://t.cn/RqDaFh2
@whigzhou: 另一组数字也值得注意，1911年时俄罗斯帝国人口1.67亿，扣掉波兰部分大概1.55亿，此后经历各种杀戮，和1932-33大饥荒，到1936年斯大林开始大清洗时，苏联人口仍不足1.6亿，对比猫国，1948-1966年间，人口约增长50%。
@Liittma是我:说明了什么？
@whigzhou: 说明那段时间苏联的
马尔萨斯弹簧压的更低，因而剩余率更高，能够供养更庞大的专政机器
@whigzhou: 实际上，苏联的强行集体化和工业化过程，（无论是否故意）就是通过系统性的消灭部分农业人口，提高剩余率，从而供养更多非农人口，这方面猫国的力度远远不及
@whigzhou: 1932-33年的饥饿疗法直接消灭了乌克兰1/5的农民，在马尔萨斯极限边缘，农民主要是吃饭的嘴而不是创造余粮的工具
@黄章晋ster: 如果主席一直活到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会跌到10%以下。
@whigzhou: 于是城市果真就被农村包围了～
@黄章晋ster: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官方的说法是，大饥荒消灭了他们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whigzhou: 嗯嗯，那可能还计入了几百万非直接饿死的受害者
【2016-05-15】
@whigzhou: 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势头逐渐消退…………除了其中最保守、生育率最高的那些教派，目前，加纳有6万多摩门教徒，肯尼亚有15万贵格派教徒，门诺派在埃塞俄比亚有47万信徒（其中26万已受洗），当然，对于主流媒体，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zeroclyy:去年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医生全家都是传教士，一边治病教书一边传教，感召上帝，奉献自己，传播福音。媒体不在乎，美国福音派和摩(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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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5】
@whigzhou: 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势头逐渐消退…………除了其中最保守、生育率最高的那些教派，目前，加纳有6万多摩门教徒，肯尼亚有15万贵格派教徒，门诺派在埃塞俄比亚有47万信徒（其中26万已受洗），当然，对于主流媒体，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发生。
@zeroclyy:去年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医生全家都是传教士，一边治病教书一边传教，感召上帝，奉献自己，传播福音。媒体不在乎，美国福音派和摩门教一直坚持在全球传教，而且都是自愿的，竟然有人说是强迫的!!!,你去强迫试一试？
@whigzhou: 非洲少有的一股积极力量
辉格
@ 2016-05-14 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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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若有所思
现在总算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衣冠之猿究竟与裸猿有何不同了。
首先，和其他生物一样，我们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漫长的适应过程产生了大量适应器，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存繁殖方案，叫作天性或本能，而其中人类所独有（且人类普遍拥有）的那些，则被称为人性；当然，人性并非永恒，自从智人物种确立，特别是其中一支走出非洲散布全球之后，又发生了许多适应和改变。
假如到此为止，那我们就仅仅是裸猿，但人类还获得了另一组适应器——诸如制造弓箭或渔网的方法——，它们并不存在于个体天性之中，表现为生理或心理特性（尽管它们依赖某些生理或心理机能），而是以口述传统或文字记载之类的形式，存在于群体文化之中，但和生理心理适应器一样，它们也是我们生存方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这些适应器存在于群体文化，个人必须成长于群体之中才能获得全套生存技能；但个人对群体和文化的依赖不止于此，尽管有些技能（比如制造弓箭）一旦习得便可离群单独使用，就像有些手机应用下载安装之后便可离线使用，但还(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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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总算可以回过头来，看看衣冠之猿究竟与裸猿有何不同了。
首先，和其他生物一样，我们也是适应环境的结果，漫长的适应过程产生了大量适应器，它们相互配合，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存繁殖方案，叫作天性或本能，而其中人类所独有（且人类普遍拥有）的那些，则被称为人性；当然，人性并非永恒，自从智人物种确立，特别是其中一支走出非洲散布全球之后，又发生了许多适应和改变。
假如到此为止，那我们就仅仅是裸猿，但人类还获得了另一组适应器——诸如制造弓箭或渔网的方法——，它们并不存在于个体天性之中，表现为生理或心理特性（尽管它们依赖某些生理或心理机能），而是以口述传统或文字记载之类的形式，存在于群体文化之中，但和生理心理适应器一样，它们也是我们生存方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由于这些适应器存在于群体文化，个人必须成长于群体之中才能获得全套生存技能；但个人对群体和文化的依赖不止于此，尽管有些技能（比如制造弓箭）一旦习得便可离群单独使用，就像有些手机应用下载安装之后便可离线使用，但还有大量被称为社会性技能的应用——诸如沟通、欺骗、说服、恐吓、劝诫、引诱、煽动、组织、指挥、合谋、圈套……——不仅需要在线安装，也只能在线使用。
这是人之社会性的第一层含义，还有第二层：上面提到的那些适应器，尽管须从社会获得，也必须在社会中实现其功能，但总归是服务于个体利益的，是个体的适应器，但并非所有文化元素都是如此，文化自有其传播途径和变异方式，其复制变异兴衰存灭更多系于群体而非个人，因而许多文化元素——诸如伦理规范、部落认同、战士荣誉、集体纪律、民族主义——可能更多服务于群体利益，或干脆只服务于个别模因的利益。
群体与个体的利益虽多有重合，但并不一致，而文化是成套习得而非随意挑选组合的，于是个人便处于本能和文化两股力量的牵引之下；甚而，组成这两股力量的各种成份，其牵引方向也不尽相同，因为人类在不同进化阶段所获得的适应器，在当前条件下的适应程度各有不同，比如对糖的嗜好在当代富裕社会就有点过头，部落认同在现代城市社会也已过时。
更一般而言，许多适应器（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正是通过对已有适应器进行抑制、修正和调控而起作用的；比如勇气是对恐惧和逃跑本能的抑制，拘谨是在社交场合抑制某些行为以免失态；还有对一阶抑制的二阶抑制：我们可以抑制拘谨而让自己“显得放松些”，或者“故作拘谨”以避免与人发展亲密关系，甚至“故作失态”以发出轻蔑或挑衅信号。
这样看来，个人的情感、价值、观念和行为，是我们在进化史上先后获得的种种本能，和在成长经历中依次习得的种种传统、习俗、知识和技能，所有这些力量共同牵引的结果，而所谓人性，便是所有这些元素的复合体。
如此描绘人性，难免会引来这样的质疑：难道我们只是被众多绳索拉扯的木偶？那我们的理性和自由意志又在哪里？
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们确实拥有自由意志，但这不是说，在上面罗列的元素之外，还有一颗独立于它们的心灵，一个不受推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而是说，这些元素相互组合、共同起作用的方式，形成了一种有序结构，被称为“意识”，它赋予我们对世界（包括自我）进行表征和模拟、并据此而对不同选项的后果作出预测和评估的能力，所谓自由意志，即是指这种能力，当我们充分运用这一能力时，便体会到自己是自由的。
也就是说，自由并不意味着超脱于因果关系之外，影响我们行动的诸因素，并不是在竞相说服我们的心灵——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笛卡尔式心灵，相反，这些因素相互竞争和调控的方式，恰恰构成了我们的心灵；它让我们能够斟酌权衡面临的各种选项，但不是因为我们的抉择过程独立于各种影响，而是影响抉择的各股力量偏爱不同选项，它们之间的较量过程恰恰构成了我们的斟酌。
【意识、自由意志、理性，都是复杂而困难的主题，上面这样充满象征和跳跃的简短表述，恐怕会让注重逻辑连贯性的细心读者感到不满，而它们在我对人性的解读中又处于相当关键的位置，所以我决定在本书附录中用一篇稍长的文章来说明这组概念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对人性意味着什么。】
尽管并无神秘之处，但自由意志在人性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堪称人性之王冠；预见后果并作出选择的能力，赋予我们承担道德责任的资格，让我们成为可以被赞美或谴责的对象（正因此，人类才被称为道德动物），离开这个前提，便谈不上善良、邪恶、荣誉或耻辱，许诺、希望、努力、成就、遗憾、懊悔等等词汇也将丧失其意义。
然而，自由意志的独特性和复杂难懂也造成了一种广泛流行的谬误，每当识别出一种元素（无论来自本能还是文化），它以某种因果链对行为产生影响，有人就会拒绝承认那是组成他的一部分，“那不是我的决定，那不是真正的我”，并声称他被本能控制了，被荷尔蒙操纵了，被传统或习俗奴役了，被时尚潮流裹挟了，被贫困状况或教育背景“锁定”了。
可是如此一来，最终他会发现，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用丹内特的话说，“只要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你几乎可以外部化任何东西”；这一谬误在伦理上表现为道德退化主义：随着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发展，对人性认识的加深，行为影响因素被不断识别出来，于是越来越多的行为被解释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不能对此负责”，道德责任也就一项项被撤销。
在生活态度上，该谬误表现为自寻烦恼式的自我排斥，即：对于自己身上任何被发现有着客观来源且并非自己有意识选择的元素，一概加以拒斥；诚然，适当的自我否定是有益的，排除某些元素可能会让剩下的更协调，但扫射式的自我攻击只能带来挫折和痛苦。
常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人按部就班随波逐流了几十年，突然有一天觉得不能这么浑浑噩噩度过一生，要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假如他果真去做了，并且过的很开心，便体会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觉自己掌握了命运，终于成为了“真正的自己”。
这当然很好。可是，首先，这样的念头不会凭空而来，或许他是被某部电影某篇文章某句歌词触动了，或许是一位亲友的离世让他意识到人生苦短，或者只是某次痛饮之后心理状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其次，使得他能够被这些事件激发出如此念头的心理基础，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这一念头之下，具体哪些事情会被他视为“真正想做的”，同样不是毫无缘由，就连说走就走的目的地——无非是西藏大理非洲塔希提之类——，往往也早被流行文化安排好了。
既然这些念头同样源自其意识控制以外的事件，念头的内容也同样由进化史、文化环境和个人经历所加之于他的种种特性和知识所决定（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何人们总是被极为相似的台词所打动，并作出极为相似的反应），那么，何以认为听从这些念头而生活才算是找回了真正的自我？为何这部分念头比其他念头更有资格代表“自我”？
实际上，这些念头的内容及引出的行为，本身并无特别之处，比如有些人的经历看起来刚好相反：起初怀抱鸿鹄大志，意气昂扬要做番事业，经过一番折腾并作出反思之后，觉得还是听从本能与传统的指引，安享平静生活与天伦之乐更加合意；也有人在反思之后，并未改变生活轨道，只是消除了原先的自卑或焦虑，坦然接受自己向来的秉性和状态。
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说走就走的那位就比他们更高明；真正重要的是，这些都证明了他们拥有被某些事件触发而对自我与生活进行审视和反思的能力，正是这一能力将人类和其他动物区分了开来，至于反思之后做了什么，倒在其次；而反思能力在人性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特殊，是因为它揭示了意识这一心理机能的独特与强大。
意识是一种基于语义表征的模拟系统，由于我们的语言原则上可以做到图灵完备，它可以用来表征任何东西，因而意识可以将其表征和模拟能力运用于任何对象，当它指向现实世界时，形成了世界图景（即波普第二世界），当它指向其本身（准确说是它的运行历史）时，形成了自我意识，当它指向其他个体的意识时，便产生了所谓的移情。
随着文化发展，知识系统不断积累膨胀，教育程度提高，意识的模拟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和拓展[1]，同时也将我们的观念世界从早先的蒙昧状态变成文明时代的丰富开放头脑；特别是在文字出现之后，借助书面语的抽象与构造能力，意识的表征和模拟能力也大幅提升了，此后科学方法和形式化程度更高的人工语言，为意识提供了更强大的外部辅助。
这些构成第三世界的知识和表征手段，让个体意识就像配备了一套强大的感知增强系统（谷歌眼镜和战斗机仪表盘是很贴切的类比），正是这一整套装备，让我们登上了灵性之巅，从那里傲视众生，内观自我，谈论我们身处的宇宙和把我们带到这儿的历史；若文明有幸得以延续，我们的子孙会继续堆高这座山峰，令人性变得更丰厚，生命变得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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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部分体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即智商测试的平均得分随社会发展和教育条件改善而提高的现象。
辉格
@ 2016-05-13 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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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微言大义
【2016-05-13】
@海德沙龙 《自由市场环保主义》 环境问题向来都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本身无法处理像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良好环境是一种“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以管制或庇古税的方式），可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能够处理环境问题
@whigzhou: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益的，像外部性、公共品、帕累托最优等概念，对不同税种之经济性质的分析，等等，但许多自以为是的福利经济学家总(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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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3】
@海德沙龙 《
自由市场环保主义》 环境问题向来都被视为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市场本身无法处理像环境污染这样的“外部性”问题，良好环境是一种“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提供（以管制或庇古税的方式），可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都告诉我们，自由市场能够处理环境问题
@whigzhou: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有益的，像外部性、公共品、帕累托最优等概念，对不同税种之经济性质的分析，等等，但许多自以为是的福利经济学家总是得出一些可笑的结论，然后就被现实打耳光，比如他们总是认为收益未能内化的产品不可能由私人企业提供，或至少是供给不足的，需要政府补贴，
@whigzhou: 可是谷歌服务的收益内化了百分之多少呢？开源社区呢？维基呢？所有这些产业需要多少政府补贴才算够？
@whigzhou: 还有，在书呆子福利经济学家看来，像基础研究这种不能带来短期利益即便带来了也不是一家独享的事情，私人企业是不可能去做的，事实上呢？贝尔实验室，IBM实验室，1960年代由石油企业引领的地质学革命，耳光piapia的～
@whigzhou: 更好笑的是，当私人企业在诸如此类看不到眼前利益的事情上表现过于热情时，另一批经济学家又会跳出来大叫：泡沫！泡沫！急杀太监了～
生物学家道金斯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文化的两种视角，从个体角度看，文化就像数量庞大的一组延伸表现型[1]，人类创造的服饰器具就像蚕茧和蛛网，建造的宫殿城堡就像蚁穴和蜂窝，农耕在地表留下的印迹就像河狸筑坝对河流的改造，驯养给动植物带来的改变，就像昆虫在宿主植物表面造成的瘿瘤，或者寄生虫对蚂蚁行为的操纵。
蜘蛛织网用来抓虫子，人类的各种创造物同样也是追求自身目标的手段，其成效同样影响我们生存繁衍的前景，因而同样接受自然选择的考验；不同的是，指导蜘蛛织网行为的指令，是以基因的形式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而指导人类创造活动的指令，则多半以观念的形式编码在我们头脑中，因而可以在个体生命期中获得和改变。
指导人类活动的观念，有些是从个人的观察和试探过程中获得的，正确有效的(more...)
标签：《沐猿而冠》 | 文化 | 模因 | 观念 |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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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家道金斯为我们提供了看待文化的两种视角，从个体角度看，文化就像数量庞大的一组延伸表现型[1]，人类创造的服饰器具就像蚕茧和蛛网，建造的宫殿城堡就像蚁穴和蜂窝，农耕在地表留下的印迹就像河狸筑坝对河流的改造，驯养给动植物带来的改变，就像昆虫在宿主植物表面造成的瘿瘤，或者寄生虫对蚂蚁行为的操纵。
蜘蛛织网用来抓虫子，人类的各种创造物同样也是追求自身目标的手段，其成效同样影响我们生存繁衍的前景，因而同样接受自然选择的考验；不同的是，指导蜘蛛织网行为的指令，是以基因的形式编码在遗传物质中，而指导人类创造活动的指令，则多半以观念的形式编码在我们头脑中，因而可以在个体生命期中获得和改变。
指导人类活动的观念，有些是从个人的观察和试探过程中获得的，正确有效的做法，在得到可意结果因而获得神经奖励之后，便固化成为经验；但观念更多的是从别人特别是父母兄长那里学来的，通过观察模仿他人做法，或听从他人指导而尝试，或仅仅倾听他人的陈述解说，皆可习得新观念。
因为观念可以如此在个体间传播，群体内会形成一些观念上共性，群体间则表现出差异，即所谓文化特性；语言的出现极大促进了观念传播，也使得观念世界变得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分离了符号和意义，从而彻底改变了观念的表征和传播方式：基于语言的观念习得，仅靠一对一的示范模仿已不再可行，必须借助一个社会化过程。
当你观察他人如何编织渔网时，可直接加以模仿并在头脑中形成指导编织行为的观念，而当别人向你讲解如何织网时，你得到的只是一串语音符号，其意义（即，就影响你的行为而言，那意味着什么）只能从其他途径获得，当然，讲解者可以为你解释一些陌生词汇，甚至交给你一本词典，但终究需要你预先掌握一组基本词汇和句法。
可是，给词汇（特别是基本词汇）下定义是非常困难的，严格说来，一个词的定义就是它曾被用于其中的全部场景和上下文，包括使用者在这些场景中的动机和意向，以及他们希望在听者头脑中唤起的观念，同类场景的同类表达需要，经由协调博弈而汇聚到某个词汇或句式，这些显然无法被一对一的传递，学习者只有被反复置于类似场景中才能习得。
实际上，人类儿童学习语言时，既不依靠词典，也无须别人为他讲解基本词汇和句法，甚至根本没人意识到句法的存在，对他来说，每个词汇的含义，每个句型的用法，便是他在听到它们时头脑中所唤起的全部场景和意向，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当文化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以语言为介质而被表征和传播时，语言便成了文化的主要载体，传播不再只是个体之间的点对点交流，文化逐渐变得更像是一个自我积累和扩散的系统：一个最初产生于个体的新观念，唯有经语言表征，并植入所在群体的口述传统，才可能长远流传，否则便当即挥发了，因为表征此一观念的语句，脱离该口述传统是没有意义的。
这样一个以语言为载体，独立于特定个体而自成体系、自我维系的知识系统，被卡尔·波普称为“第三世界”[2]；由于语义诞生于且始终关乎于现实场景，因而该知识系统总是具有某种客观性；文字的发明让第三世界变得越发非人格化，书面材料让知识可在极大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上传播，逻辑、数学、人工语言等形式系统的出现，也让第三世界变得更具客观性。
上述发展造就了人类一大独特性，假如我们将生命个体想象成机器人，指导其行为的是一组在受精卵形成之际被刷在遗传物质里的程序，那么对于像昆虫这样行为刻板的生物，这些代码终身不变，对行为较灵活的哺乳动物，部分代码会随个体经历而有所改变，而对人类，整套代码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仍刷在遗传物质里，另一部分则在成长过程中从文化系统中下载。
如此一来，（用信息业界的时髦术语）文化系统就像一项云服务，任何新生个体（就像新出厂的电脑裸机）只要插在上面，就会自动为自己下载一份操作系统和一组应用程序，并给自己装上；我们知道，电脑裸机是做不了多少事情的，同样，没安装任何文化的个人，算不上一个健全的人，表现不出人所应有的特性和行为，也无法在社会正常生活。
这项云服务是双向交互的，个人不仅从中获取特性与功能，也为其贡献内容，而且这一互动在个人整个生活史中始终持续着，个人之人格是否健全，禀赋是否优秀，生活是否成功，香火是否兴旺，皆有赖于其所安装的文化软件之功效；和电脑软件不同，文化软件的安装不是简单拷贝，更像是个体在一个特定序列的刺激之下自行编码的过程，其质量随天赋（即预装的那一半代码）和际遇而不同。
对于个人，这便是文化之意义所在；不过我们还可以从道金斯所提供的另一个角度看待文化：它是一种以人类头脑（或书面介质）为载体，通过口耳相传（或其他复制机制）而扩散的模因（meme）系统；模因就是寄生于人类头脑、参与行为调控过程的观念，就像基因参与生理过程一样。
头脑容纳某些模因，可能是因为它引出了有利行为，因而获得神经奖励而得以保存；但模因并非总是对容纳它的个体有利（请允许我暂且将个体利益等同于个体基因组的利益），因为基因组设计的神经奖励机制并非无懈可击，相反有许多可能被滥用的漏洞，正如有些药物可以让大脑错误的以为个体做成了某件好事（比如获得异性的亲睐），有些模因也可能让其宿主错误的以为自己获得了某种成就，赢得了赞许、社会支持，提升了社会地位和安全感。
所以，尽管文化对个人如此重要，让我们获得生命代码的另一半而成为完整健全的人，但并不能确保这一半代码的组成元素全部或总是忠实服务于个体利益；因为这些代码并不与基因组分享同一条复制通道，而平等共享复制通道乃复制因子之间团结一体精诚合作的前提，基因组正是在找到了确保这一点的适当细胞分裂机制之后，才实现了最终创造出我们的紧密合作。
可以想象，模因之间或许也可能达成某种合作并创造出类似于有机体的东西；假如一个孤立群体的文化元素之间密切配合而结成一体，跨越个体生死和世代更替而保持同质性（正如个体在细胞不断更替的同时保持同一），随群体分支裂变而增殖变异，或吞并其他群体而在文化上加以同化（就像动物个体吞食并消化其他个体），假如这样的文化有机体（即所谓第三世界）能够帮助其所寄生的群体增殖或征服其他群体，从而让自己（及其所包含的模因组）被更多的复制，那么它确实就有了一些有机体的特征，如此看待它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化。
像蚂蚁蜜蜂这样的真社会性动物，其巢群可以团结的像单一个体，便是因为除后虫之外都（至少暂时）失去了生育能力，因而整个巢群的基因复制通道只剩下一条；人类个体仍保有生育能力，基因复制通道仍在个体间分立，被集体化的，是模因复制通道，因而人类之社会性体现在文化层面上；于是个人有了双重角色：既是独立个体，又是社会细胞。
当然，模因和基因有着全然不同的复制、变异、交换和组织机制，因而上述有机体隐喻尽管能带来些启发，但也有其危险，在对模因的特性有更多了解之前，还不能走得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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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伸表现型（extended phenotype）是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1982年的《延伸表现型》（The Extended Phenotype）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遗传编码不仅表达为个体性状和行为模式，也表达在个体之创造物和对环境之改造上，甚至表达在其他生物个体的性状和行为模式上；作为有机体生存繁衍策略的组成部分，后两种表达（即延伸表现型）与前一种有着同等地位，同样由遗传编码所操纵。
[2]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将现实物理世界称为第一世界，将个人头脑中的观念世界称为第二世界，将编码在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中、独立于个体头脑的知识系统称为第三世界。
辉格
@ 2016-05-10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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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0】
@whigzhou: 纽约市政府出了名的替市民健康操心，香烟税全美最高，可乐要征税，饭馆餐桌上不许放盐瓶（不知后来实行没），就这么个慈爱政府，最近出了条规定，禁止酒吧酒保拒绝向孕妇售酒，说是喝酒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风险应该留给个人自己判断，哈哈，这耳光打得漂亮！我快爱上女权主义了～ http://t.cn/Rq3ncOi
@whigzhou: 【进步分子入门教程】当不同政治正确信条发生冲突时，请按如下原则决定哪个信条优先：
1）被指控性骚扰的男人必须有罪，但自称女人的男人进女厕(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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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0】
@whigzhou: 纽约市政府出了名的替市民健康操心，香烟税全美最高，可乐要征税，饭馆餐桌上不许放盐瓶（不知后来实行没），就这么个慈爱政府，最近出了条规定，禁止酒吧酒保拒绝向孕妇售酒，说是喝酒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风险应该留给个人自己判断，哈哈，这耳光打得漂亮！我快爱上女权主义了～ http://t.cn/Rq3ncOi
@whigzhou: 【进步分子入门教程】当不同政治正确信条发生冲突时，请按如下原则决定哪个信条优先：
1）被指控性骚扰的男人必须有罪，但自称女人的男人进女厕所不是性骚扰，
2）被指控性骚扰的男人必须有罪，但穆斯林不会强奸白女人，
3）打死黑人的警察不可能无辜，除非他是另一个黑人，而被打死的是个福音派基督徒。
4）少数群体在某个行业表现不佳或比例偏低一定是系统性歧视的结果，而不是禀赋差异的结果，除非这是个自由派占绝对多数的行业，比如学术界和好莱坞，
5）歧视同性恋这种事情绝不可容忍，除非发生在伊斯兰国家，
6）离开政府管制，个人无法为自己做出最有利的选择，除非这一选择只关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或者只涉及妇女，
6.5）当选择只关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时，连儿童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良好的判断力，感谢上帝
7）其他任何时候不得感谢上帝
辉格
@ 2016-05-08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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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8】
@吴军博士 发布了头条文章：里根可能是唯一一位能称得上是政治家的总统，1964年他在共和党大会上作了题为《抉择的时刻》，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从此一举成名。今天听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卓实远见。全文如下： °里根1964年著名的讲演《抉择的时刻》 http://t.cn/Rqn1cnZ
@whigzhou: 这篇演讲其他都很好，我唯一不同意的是开头有关赤字和债务的观点，幸好里根上台后抛弃了这个立(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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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8】
@吴军博士 发布了头条文章：里根可能是唯一一位能称得上是政治家的总统，1964年他在共和党大会上作了题为《抉择的时刻》，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从此一举成名。今天听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卓实远见。全文如下： °里根1964年著名的讲演《抉择的时刻》 http://t.cn/Rqn1cnZ
@whigzhou: 这篇演讲其他都很好，我唯一不同意的是开头有关赤字和债务的观点，幸好里根上台后抛弃了这个立场，实际上大规模财政赤字恰恰是里根经济政策的一大特色，在债务市场容许的限度内，减税加赤字是很好的组合
@whigzhou: 里根两届任期，国债规模扩大到了原先的3倍，联邦财政支出和税收占GDP比例分别降低了1.3个和1.5个百分点，美妙组合
辉格
@ 2016-05-08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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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8】
@whigzhou: 现代邮政兴起之前，收信方付费是西欧私人通信中的普遍做法，有趣的是，这一惯例也是上流社会在他们和其他人之间建立无形屏障的一种手段，如果你不够有钱，就不敢混进他们的社交圈，因为连收信都收不起，在19世纪初的荷兰，一封信的收件费大约7stuivers（1stuiver=1/20盾），差不多是中下阶层一顿饭钱。
@whigzhou: 所以，若发信人预付了邮费，等于是在告诉收信人：(more...)
标签：历史 | 文化 | 社会 | 通信 | 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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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8】
@whigzhou: 现代邮政兴起之前，收信方付费是西欧私人通信中的普遍做法，有趣的是，这一惯例也是上流社会在他们和其他人之间建立无形屏障的一种手段，如果你不够有钱，就不敢混进他们的社交圈，因为连收信都收不起，在19世纪初的荷兰，一封信的收件费大约7stuivers（1[[stuiver]]=1/20盾），差不多是中下阶层一顿饭钱。
@whigzhou: 所以，若发信人预付了邮费，等于是在告诉收信人：我知道你没钱，所以替你把邮费付了。而假如收信人自认为是圈内peer，便会将此视为严重羞辱，所以当荷兰国家邮政最初推行邮票制度时，遭到很多人抵制。
辉格
@ 2016-05-07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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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7】
@whigzhou: 从老弗里德曼那辈开始，libertarians总是宣称18/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有多么自由放任，许多追随者也人云亦云，他们的用意很好，但说法是错的，实际上，即便西方世界中最自由的部分，（除了少数袖珍国之外）距离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制度始终很遥远，只不过那时候国家干预经济和私人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
@whigzhou: 略举几点：1）自由贸易，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推动自由贸易的主要方式是破除非关税壁垒，而关税始终很高，各国财政对关税的依赖也比现在高得多，关税大幅下降到个位数水平是二战后的事(more...)
标签：制度 | 历史 | 市场 | 政府 | 管制 | 自由 |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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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7】
@whigzhou: 从老弗里德曼那辈开始，libertarians总是宣称18/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有多么自由放任，许多追随者也人云亦云，他们的用意很好，但说法是错的，实际上，即便西方世界中最自由的部分，（除了少数袖珍国之外）距离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制度始终很遥远，只不过那时候国家干预经济和私人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
@whigzhou: 略举几点：1）自由贸易，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推动自由贸易的主要方式是破除非关税壁垒，而关税始终很高，各国财政对关税的依赖也比现在高得多，关税大幅下降到个位数水平是二战后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早期的贸易自由化不重要，因为当时关税再高，和运费比还是很低，所以只要拆除壁垒，效果仍很显著。
@whigzhou: 2）管制，随便翻翻经济史就知道，18/19世纪的管制同样多如牛毛，但给人的印象很不一样，我猜这是因为，早先的管制主要以准入限制和特许垄断的方式进行，而较少以行为管控的方式进行，大量限制法规，但较少执行官僚，所以看到国家之手四处挥舞的景象不多见，究其因，当时政府的组织执行力还不行。
@whigzhou: 3）19世纪的美国联邦政府管的事情确实非常少，但州政府和市政府管的可不少，看看产业史，哪个新产业不是从一大堆政府限制法规里挣扎出来的，那时候联邦政府站在自由一边，多数州政府站在另一边，联邦主义者的努力拆除了很多壁垒，由此也可见在此之前的市场并没有那么自由。
@whigzhou: 当然后来局面颠倒了，铁路和电报把北美大陆连接成单一大市场，州政府管的太过分就把人逼跑了，只好偏向自由化，但此时联邦政府开始伸手了
@whigzhou: 4）政府规模，从财政开支和雇员数量看，那时候的政府确实小得多，但政府对市场和私人生活的干预强度不能仅从其有形规模看，也要从它所维护的壁垒、限制性法规和垄断特权看
@whigzhou: 5）福利制度，这是老弗里德曼叙事中唯一完全成立的一点，那时候基本上没有福利制度，济贫法的影响规模不大
@王弼正: 依稀记得宪法中，国会只有针对州际贸易有立法权也许就是这么来的吧。不过沿海州的国际贸易很繁荣啊。
@whigzhou: 没说不繁荣啊，仅仅清除海盗和运费降低这两项即可将潜在贸易量提升两个数量级，何况还有新世界的人口急速增长
@whigzhou: 从现世的污浊泥潭中赢得一点差强人意的自由空间从来都是艰难而侥幸的，所以不要相信什么自由天国，也无须为此一时彼一时的跌宕沦陷而悲观发愁。
辉格
@ 2016-05-06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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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6】
@小白：因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寿命之低，远远达不到食谱（慢性病）导致基因选择的程度。
@whigzhou: 1）旧石器时代人的寿命不是很短，许多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寿命可达45岁，明显比传统农业社会长
@whigzhou: 2）是否对慢性病构成选择压力，不能只看平均寿命，而要看活到较高年龄的人是否足够多，“平均寿命只有40岁”绝不意味着“活过40岁的人很少”，要考虑极高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比如100个人，50个全部8岁前死掉，平均寿命4岁，另外50个平均寿命76岁，那么这100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whigzhou: 3）所以慢性病是否构成选(more...)
标签：寿命 | 祖母假说 | 自然选择 | 食谱 | 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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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06】
@小白：因为旧石器时代人类寿命之低，远远达不到食谱（慢性病）导致基因选择的程度。
@whigzhou: 1）旧石器时代人的寿命不是很短，许多狩猎采集社会的平均寿命可达45岁，明显比传统农业社会长
@whigzhou: 2）是否对慢性病构成选择压力，不能只看平均寿命，而要看活到较高年龄的人是否足够多，“平均寿命只有40岁”绝不意味着“活过40岁的人很少”，要考虑极高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比如100个人，50个全部8岁前死掉，平均寿命4岁，另外50个平均寿命76岁，那么这100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
@whigzhou: 3）所以慢性病是否构成选择压力，要看活到生开始得慢性病年龄（A）的人是否足够多，并且在年龄A时的预期寿命是否足够长，我认为是够的
@whigzhou: 4）食谱所影响的不只是慢性病，至少按某些支持者的理论，其健康影响从转换食谱那一刻就开始了，这样的话，选择压力的存在就无须长寿命为前提，
@whigzhou: 这么说吧，若以寿命不足为由而认为旧石器食谱是扯蛋，那么祖母假说肯定也是扯蛋，因为祖母假说若要成立，相关的选择压力必须作用于停经后的女性，而旧石器时代女性平均最后一次生育年龄大约39岁，停经年龄40以上——事实是，许多人类学家都严肃对待祖母假说，并不认为是扯蛋。
@whigzhou: 前面几条只是为了回答一个理论质疑，至于对旧石器食谱的个人看法和态度，我能说的出来的，在
去年的旧帖里都说过了，不再重复。
历史上，城市曾扮演过许多角色；它首先是便于防卫的聚居地，而防卫是财富积累的前提，否则物质繁荣便受限于携带能力，所以当社会等级分化加深，巨额财富出现，生产和生活日益依赖昂贵设施与工具时，便有了对城市的需要；设防城邑也可为统治者提供一个可靠据点，据以控制周边领地，从中索取贡赋和搜罗物资。
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交通和贸易网络自发演化的结果，道路交汇的地方，自然会吸引更多商家来做生意，而商业繁荣反过来会强化其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正因地处要冲，城市也往往成为军事争夺的目标，被选为军事和行政中心，从那里可方便的对贸易征税，调度本方的军队和物资，保护自己的供应通道，必要时切断对方的供应。
一旦安全性和枢纽地位吸引来众多居民，城(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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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城市曾扮演过许多角色；它首先是便于防卫的聚居地，而防卫是财富积累的前提，否则物质繁荣便受限于携带能力，所以当社会等级分化加深，巨额财富出现，生产和生活日益依赖昂贵设施与工具时，便有了对城市的需要；设防城邑也可为统治者提供一个可靠据点，据以控制周边领地，从中索取贡赋和搜罗物资。
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交通和贸易网络自发演化的结果，道路交汇的地方，自然会吸引更多商家来做生意，而商业繁荣反过来会强化其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正因地处要冲，城市也往往成为军事争夺的目标，被选为军事和行政中心，从那里可方便的对贸易征税，调度本方的军队和物资，保护自己的供应通道，必要时切断对方的供应。
一旦安全性和枢纽地位吸引来众多居民，城市继而成为各种须以密集人口为前提的活动的聚集地：需要靠近消费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众多观众的大型表演和比赛，面向大批听众的传教布道者，希望赢得众多追随者的革命家，无不被城市所吸引。
尽管有这许多功能，但古代城市的规模十分有限，主要限制是运输成本，以成本高昂的古代运输手段，多数商品在离开产地几百公里后价格已翻了几倍，只有极少数商品值得被长途转运，多数商品有效流通半径不出百里，此半径内的总人口最多只能支撑数千人的小城市，更大规模城市只能由比例极低的大跨度贸易支撑。
从供应面看，一座大城市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和能源，也须来自其有效流通半径内的剩余产出，该半径同样受限于运输成本，加上古代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粮食生产自给之余的剩余率很低，因而城市规模很少能达到百万级，个别例外，都是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将流通成本强加于沿途民众而实现，所以这些古代超级都市一旦丧失首都地位，便迅速萎缩衰败。
在古代，只有百分之几或十几的人生活在城市，而今天，城市已成为多数人的家园，它越来越有资格作为社会的代名词，现代性之集大成者；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之区别于传统的大部分方面，在城市比在乡村都表现的更鲜明。
上千万人口的现代都市所带来的消费多样性和个人发展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涌往城市，即便在现代化的其他方面不太成功的那些地区，城市扩张也毫不落伍，而在早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仍在继续，从1980到2010年，美国城市化率又提高了7个百分点，前十大城市的总人口增长了18%。
驱动城市扩张的基本动力是密集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它支撑了更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和更复杂的合作、生产和组织形式；假如一种商品需要在十公里半径内存在一万消费者才可能被生产，那么在百万人口大城市里，只须1%的人需要它就够了，而即便在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也要绝大多数人需要它才行。
规模经济也体现在配套优势上，在大城市，你更容易为一种生产凑齐全部材料，为组建一家企业而雇到全套专业人才，为涉及上万种零配件的复杂制造就近找齐所有配套和外包厂商，并在法律、公关、广告等事务上随时找到专业服务者，而且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供应方任你挑选。
城市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那里，你每天都可能遇到说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信仰不同宗教，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人，有着你所难以理解或接受的喜好；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将减轻我们对陌生和差异的恐惧，对异己者变得更为宽容，也不再像乡村居民那样喜欢窥探他人生活，警惕和监视邻人的举动，这些变化，让人们享有了更多隐私和独立性。
但这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城市人更少关心和谈论邻人的观念和举止，相互间的道德压力和舆论约束大为削弱了，同时家族对其成员的自我约束也不复存在，因而失去了传统小社会赖以维持社会规范的主要力量，这就需要某种社区自治机制或者外部司法体系来确保社会秩序，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是轻易能够满足的。
实际上往往满足不了，所以城市犯罪率普遍高于乡村，许多街区甚至被黑帮所控制；由于城市居民之间缺乏传统的关系纽带和组织资源，更不容易由下而上实现自治，因而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秩序来源，也正因此，国家父爱主义和政府干预总是在大城市更受欢迎，在美国，大城市从来都是主张大政府和干预主义的左派政党的票仓。
这一点也是现代都市与古代城邦或中世纪商业城市的重要差别，在中古欧洲，城市是住民自治的典范，那时城市的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高，市民常世代居住在同一社区，保持家族纽带，从事与父辈相同的职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众多行会为市民自治提供组织基础，香港代议机构的功能界别模式，便是行会自治的孑遗，如今已是日薄西山了。
现代人在享受城市之丰富与便利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拥挤、污染、忙碌、焦虑，尤其是高昂的房价和各种不可避免的基础性开支，就像一张高价门票，迫使你必须努力挣钱才能继续留在那里，况且城市还有那么多诱惑，诱使你为出人头地而奋斗，而即便你安于朝九晚五，通勤负担也会剥夺你的大部分闲暇。
或许正是高价门票和渴望成功所造成的压力，让都市人对生儿育女心存畏惧；城市向来都是人口黑洞，需要不断吸引移民才能维持其人口；在古代，这是因为密集居住令传染病死亡率在城市远高于乡村，而在现代，则是因为城市居民生育率远低于乡村，因而城市化过程总是伴随着生育模式的变迁和人口走势的逆转。
因为有这种种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城市，总有些人把悠闲轻松、贴近自然、田园乐趣、邻里互助等等只有乡村才有的东西看得更重；上世纪正值欧美城市化高峰之际，一波波回归乡村的运动也连绵不绝，以新镇（new town）运动为代表，许多意趣相投者联合起来，按其理想中的社区环境和生活方式创建自治村镇。
这些新兴村镇，并非对传统乡村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对现代生活进行反思之后的主动建构，人们聚集到一起共同建设新家园，是基于对生活方式的共同偏好和对自治规范的认同，而不是因为恰好出生在那里，维系他们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共同兴趣、文化认同、社交倾向和自治组织，在城市中，通常也是这些因素将他们吸引到同一个沙龙、俱乐部和协会里。
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互联网服务和网络购物的发展，乡村生活的潜力已大幅提升，对于那些偶尔才需要用到城市资源的人，如今身在乡村也可享受现代生活的大部分精彩；未来或许会有更多人前往城市，但乡村看来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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