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离开鹰潭的最初几十公里之外，这段线路比较乏味，当然，山景和绿色是不缺的，路上也比较清静，虽是国道，车却不多，只是没有给人印象深刻的景致，加上国道挺宽（尽管也是单车道），所以跑得很快，三点半才出发，还是在天黑前就赶到了。

我之所以总是挑小路走，一是省钱（省道的收费站确实都撤了，国道也撤了一半以上，视省份不同），但更重要的是车少，清静，沿路风光好，走着不厌烦，心情舒畅，第三，小地方吃饭住宿也都便宜。

另外，如果你喜欢品尝各地土酒，只有这些小地方才能找到，说到喝酒，在其他消费品上，我对工业化批量生产都没什么偏见，酒却是个例外，就我所知，好酒只能是未量产的土酒。

每去一个新县城时，我通常把GPS的目的地设为县政府，一进广昌，就发现县府在一个简陋陈旧的大院里，这在中国已很少能见到了，表扬了一句，没想到第二天醒来，朝窗外一望，江对岸（一路上我住的除了农家乐全都是江景房，呵呵）赫然一个新大楼快竣工的样子，一搜，果然，白表扬了。

不过广昌的市政花销看来还不算离谱，至少前几年重点修建的沿江路是挺实用的（许多穷县城都修了沿江路，但多数除了给车子跑和浪费路灯电费，几无用处，既没啥店铺，市民也很少来散步），晚饭后来散步冷饮宵夜唱歌的市民很多，我就在江边吃了晚饭。

这顿晚饭是此行首次尝到美食，鸭杂粉皮，味道惊艳，第二天中午忍不住又来吃了一份，这东西不仅可以当下酒菜，也可作主食，不知是否本地菜。

路线图 by Google Maps.

里程：196km

住宿：70元，德福商务宾馆，沿江路清音路口，这么便宜的超大豪华江景房在别处大概找不到了，呵呵，其弧形大玻璃窗宽达八米，房间大的有点过分，一角居然还摆着电动麻将桌。

晚饭：鸭杂粉皮，豆干肉片，啤酒，沿江路。

纽约时报做了个好决定
辉格
2010年9月15日

上周，《[[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老板[[Arthur Ochs Sulzberger, Jr.|苏兹伯格]]公开确认了未来将停止印刷版发行的传闻，只是对传闻中2015年这个截止时间未置可否；这一消息引起了新闻界强烈反应，有人惊呼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有人担忧，新闻的专业品质在网络时代是否还能延续，而更多的人则在猜测，未来《纽约时报》将采用何种收费模式，无论它如何选择，其标杆性的地位必将影响整个新闻产业的商业模式。

苏兹伯格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变革已无可避免，不如早下决心以取得主动，免得等到发行量和财务状况恶化到不得不改时，却发现已陷入读者离弃、团队涣散和财务自由度丧尽的四面楚歌之境；决定既已作出，早早宣布也是对的，可以向管理层和编辑团队施加足够的压力来推进转型，通常，编辑团队都会对如此彻底的转型持抵制态度；及早宣布，也可以让广告商、内容运营商、搜索引擎等产业合作者消除狐疑，从而提高合作意愿。

很可能，正是电子阅读器和平板电脑的市场成功，让苏兹伯格最终下定了决心；在桌面时代，从纸媒向网络化的转型，在传统媒体眼里曾像洪水猛兽，是一场暴烈的革命，一切全都要推倒重来，但手持移动终端让他们看到了实现平缓过渡的一线希望；确实，手持终端的用户更能够接受用小额支付来购买一个打包的信息产品，这一点从手机SP、彩铃、iTunes和AppStore的成功中，已展露无遗。

有了这个前提，传统媒体的一些基础元素便可能移植到网络数字平台上了：周期性的打包发行、年度订阅、小额付费下载、广告植入，这些都是媒体运营者耳熟能详的概念，保留这些元素的转型是他们乐于推进的，而相应的成本结构和盈利模式也是他们得心应手的事情，所以，Kindle和iPad自然会被媒体界视为大救星。

以目前的扩张速度，五年后手持阅读器的普及率，应该足以支撑报纸杂志的无纸化转型；未来彩色、柔性和更加轻薄的电子纸产品上市之后，携带性和阅读体验上的障碍就进一步消除；如果转型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媒体所遭受的冲击将远不如此前所想象的那么恐怖；问题是，这场数字化变革会仅仅限于无纸化吗？

或者我们可以问，未来的主流媒体，将是全新的模式？还是仅仅无纸化或App化的报纸杂志？其中的关键差别在于开放性；这里说的开放性，并不非得是免费的、无版权的、可任意复杂的，但它至少应具备这样几点：它应是搜索引擎友好的，否则信息就难以被第三方所发现、组织和挖掘，其内容应是标准格式和语义化的，从而其阅读应是平台和终端无关的，其授权模式应适合于在各种应用中被引用、剪裁和重现的；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不过是无纸化的旧媒体而已。

默多克看来是希望保留旧模式的，苏兹伯格的动向还有待观察，但更重要的是，作者们怎么想？有些作者并不在乎自己的文章有多少人看、传播的多广、是否被广泛讨论，以及自己和读者能否充分互动，但多数作者确实看重这些；写作的收入不高，而表达的冲动和对交往互动的需要，构成了对写作者的大部分激励；一旦网络这个传播和互动通道打开，再要把写作封闭起来，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是否有机会得到广泛充分的检查和评论，本身就是读者认定文章质量的证据，只有愚蠢的皇帝们才喜欢整天看蜡封密奏；从这一观察出发，我认为新型媒体将是大势所趋，简单的无纸化只是一个过渡形式，或许可以为媒体提供一段缓冲时间，但把整个商业模式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是靠不住的；不过，未来媒体将是何种形态，眼下仍无法断言。

但一些尝试已值得引起关注，一个早期的案例是《纵横周刊》，它是由一群不同领域的记者组成的业余松散团队，在发行周期性电子刊物的同时，也作为一个品牌供稿团队向一些传统媒体供稿，可能是因为过于松散，定位也不够明确，这个一度令人耳目一新的形式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另一个案例是科学松鼠会，在我看来，这是国内唯一已经获得成功的新型媒体，它建立在博客群的基础上，同时，从论坛、微博、社交网和大型博客网站，到书籍、电视和线下论坛讲座，覆盖了几乎所有形式的传播渠道；严格的作者招募门槛和清晰周全的规章制度，已使它成为颇有凝聚力的组织，而清晰的内容定位和对品质的有效控制，也帮助它成功的树立了品牌；现在，它不仅本身已是个初具规模的媒体，也成了受许多媒体欢迎的内容来源，这是个很有前途的模式。

松鼠会的成就理应让新媒体的拥护者们看到希望所在，它证明了网络化和开放性未必意味着质量和品牌的丧失，和阅读深度的降低；相信，未来在其他领域，也将涌现类似的品牌供稿团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型媒体。

今天遭遇了此行第一段魔鬼路，主要在德兴境内，最差的部分只能走25到40码，而且分两种，德兴城以北的S308和S312是路面严重损坏，整个几十公里就在不断躲避坑洼中捱过，而德兴城以南的S203则是路基严重起伏，必须把速度限制在50码左右或更低，否则不断加剧的共振会把车子抛起来。

原因我猜有两个，德兴有铜矿，沿路还有许多铁路和高速工程部；不过，S312进入德兴的那十几公里（叫铜都大道），却又是我见过质量最好的省道，除了没完全封闭之外，与高速无异，真是冰火两重天啊。

鹰潭我十年前来过，变化不大，依然是平静且平淡的小城一个；那次是来游龙虎山的，这一带的山确实有股仙气，道士们还真会挑地方，一是山的形状与桂林的颇为神似，二是雾较多，常在不高的地方看到薄薄的山雾飘过。

鹰潭的环城路比较雷人，如果你事先对该城毫无概念，且方向感不佳，那么这条路会让你在方向和城市规模上产生双重幻觉：首先，鹰潭的环城东路长达7公里，起码把城市规模夸大了两倍（按面积就夸大了八倍），其次，这条环城东路差不多是东西向的，而更有趣的是，环城西路差不多也是东西向的，实际上，它与环城东路的最西段是一顺的，第三，这条所谓的环城路压根就没环起来，因为环城北路和南路是不存在的，它不过就是一条东西向贯穿城市的道路而已，只是在中间折过了一个40度角。

路线图 by Google Maps.

里程：192km

住宿：80元，东湖宾馆，环城东路。

吃饭：这里的菜很难吃，又咸又辣，厨师离开辣椒不会做菜，典型的江西风格。

记得张五常说过，婺源是风光摄影师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决定也附庸一次风雅，走沿江省道（S220和S307），一路慢慢逛过去；走前研究线路，发现这地方确实有潜力，半路穿过的皖赣界五龙山，是分隔新安江、衢江和鄱江三大水系的分水岭，整条路线都是沿江而行，婺源境内江湾河那段，更是一路都是景区。

从地图所显示的道路弯曲度，预感到今天的行程有点艰巨，但实际情况却比我预料的好得多，没有出现魔鬼路段，沿路风景也确实不错，入婺源境内是下午三四点钟，西斜太阳的逆光恰好造成了一种美妙的迷离效果；在江湾一带，在一些村口见到若干硕大无比的梓树，树上多半有乌鸦。

此前误以为婺源乃金华婺江之源，其实源自婺源的婺江是另一条，与金华无关，乃乐安江上游；不过，金华江的姐妹支流衢江的上游齐溪，其源头倒也是在五龙山分水岭。

婺源老县城的道路着实把我雷到了，这里只有两条半路可以走车，环城路、蚺城路和半条星江路，另半条星江路改成了步行街；如果你离开环城路往城内走，你唯一可以走的就是星江路，而你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县政府和它的招待所（即婺源宾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马上有了瓮中之鳖的感觉，呵呵。

路线图 by Google Maps.

里程：159km，今天穿越的皖赣界，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没有收费站的公路省界，表扬一下。

住宿：100元，婺源小院子国际青年旅舍，这个旅舍挺有意思，全木结构，房间也是传统中式布置，居然配了张雕花老床，大厅里放了三台电脑供客人上网，不过网速较慢，周边环境也还行，临江。

吃饭：和道路同样雷人的是，老县城里居然找不出一家可以吃饭的馆子，仅有的几家快餐店都在忙着炒快餐准备外送，没工夫搭理我，只好走出几十公里到海口镇上填了肚子。

 

（按：本打算在每篇中直接插入路线图，无奈牛博依然不支持iframe标签，只好用链接了）

仁里村据说是徽州村落与建筑的典范，规模不小，堪比江南一个小镇；同为大家族紧密聚居型，与粤北客家村落相比，仁里的防御性没那么突出，宅院规划也没那么整齐划一，密度也较低，可见其安全感比粤北客家要好多了，有一点可为证：几乎每家都有个很大的菜园子，有些还养着几头牛和猪；不过基本的防御功能还是有的：有四门，有围墙，一面临江。

绩溪应该算是徽语区的核心位置了，好像也是徽州胡氏的大本营，说到徽语区，除了徽州，江西婺源、浙江淳安和建德、甚至金华和长兴的一部分，大概都应算在里面，这样一看，给我的印象是，该地区貌似宋以后文化保守运动的一块重地。

这场运动可说是“礼失求诸野”的一次大规模实践，家族组织、程朱理学、私学传统、私人出版业等，都可视为建立非国家的、自治的儒家生活方式的一种努力，其影响至今依稀可见，徽商的成就也与此不无关系。

路线图 by Google Maps.

里程：210km，这段路线两个亮点：

1）宣广高速浙皖界至广德段，是我走过的唯一收费低于10元的一段高速，18.7km只收5元，单价是差不多，但别处通常会以10元甚至20元为最低消费；

2）从绩溪县城到仁里的X086县道，是我见过路面质量最好的县道，后来我知道原因了：从仁里沿该县道再往前7km就是龙川镇，乃胡河蟹之老家，听说祠堂已修过，如今算一大景点。

住宿：60元，方氏家庭旅馆，我擅自取的名字，他们自称农家乐，其实更像家庭旅馆，只有两间客房，共六个床位；房东是个养蜂人，曾浪迹天涯三十多年，远至新疆塔城和大兴安岭，如今在家养老，虽没读过多少书，但谈吐温雅，条理清晰。

吃饭：晚饭早饭与房东一家一起吃，一共收我10块钱，次日午饭在县城吃，除了少许辣椒之外，口味与江南无大异，做菜好像爱用火腿，依我看，这里的火腿比金华的好。

（按：这个类别纯属个人记录，除非你对标题中提到的地名有特别兴趣，否则就不必浪费时间了。）

长兴的八都岕以银杏闻名，这条13公里的山谷风景确实不错，我以30-40码的速度观赏了两个来回。

此处适合小住，但不宜久居，吃饭购物皆不便，虽有许多农家乐，但多数不愿接待散客，我找了几家都没吃到晚饭，只好以干粮充饥，山谷外的小浦镇很是简陋，连个网吧都没有。

路线图 by Google Maps.

里程：161km

住宿：60元，云飞山庄，大岕口柏家村，有6间客房的农家乐，不提供饭食。此家位处公路尽头，沿陡峭小路上山另有一家，环境更佳，但回绝了我这个散客。

慈善不是道德武器
辉格
2010年9月13日

盖茨巴菲特中国劝捐之行已敲定行程，正在媒体纷纷猜测国内各大富豪将如何反应之际，素有中国首善之称的{{陈光标}}率先行动，在写过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宣布将在身后捐出全部财产；同时他还在信中透露，近些年来，他的企业每年都将一半以上的利润捐作善款；报道此事的媒体因而将她称为“道德模范”。

然而，在公开信发表之后的访谈中，我却听到了一些离奇高论，陈光标说，未来十几年中，多数富豪将向富二代移交财产，而这些富二代多数是只知享乐的败家子，是国家的“高消费品”，他似乎在暗示，鼓励富豪们慷慨捐献，就是为了避免财富被这些败家子所糟蹋，进而他又主张，如果富豪们不肯捐，国家就应征收遗产税和高消费税。

慈善热情和慷慨捐赠是值得赞赏和尊重的，但它们不应被用作道德挞伐的武器，更不应被用来支持国家通过高额赋税没收私人财产的主张；不向慈善事业捐款的富豪未必就是守财奴，和慈善活动一样，盈利性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同样可以惠及他人，只是途径的不同，就效果而言，盈利性活动对惠及他人的程度未必低于慈善活动，考虑到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前者的效果更容易被证实。

因此，通过盈利性企业还是慈善机构来增进人类福祉，这纯粹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高下之分，而把私人财富交给国家来经营，则更谈不上高明，只能带来浪费、低效和腐败；所以，富豪是否参与慈善事业，是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与道德无涉，道德是旨在避免人际冲突的行为规范，而拒绝捐献并不会带来冲突。

如果我们回到传统社会，或许确能在慈善和道德之间扯上关系；在古代，许多社会的习惯法中，家族成员负有接济孤寡的责任，这是慈善传统的渊源，这实际上是一种家族内部的保险机制，有些家族还为此设立公共基金；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将这一传统上溯至部落时代近亲男性的合作狩猎团队，接济孤寡的责任显然可以加强团队的互惠合作关系。

中古之后，慈善传统开始向两个方向分化，一方面，城市行会组织模仿家族为其成员提供保险性质的慈善救济，这可以强化行会的内聚力，另一方面，教会越来越多的向公众提供开放性的慈善救济服务，作为其树立价值感召力和吸引教众的一种方式；最后，随着市场化变迁和现代流动性大社会的发展，行会组织瓦解，同时原本附属于教会的慈善组织日益世俗化，两种慈善形式逐渐合流为现代慈善事业。

所以，在现代社会，慈善行为已不再是个人作为家族成员所背负的习惯法责任，或作为行会成员而履行的组织义务，通常也不是作为宗教信徒而被其所上帝赋予的使命，它已成为个人基于其价值观而做出的选择，也是他对运用财富达到同样目的的不同途径的效果做出评估后所做出的个人判断，因而，旁人对它的评判也只能基于个人价值取向而非作为社会共同规范的道德标准。

盖茨巴菲特中国之行，若将重点放在介绍他们多年从事慈善活动的经验，并分享他们从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很有价值的，但如果把它变成一次劝捐大会，就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力量薄弱、地位憋屈，民间投资严重不足，而慈善组织又缺乏发育，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存在的情况下，大规模捐献恐怕不会有好的效果，私人资本留在实业领域或许更有机会增进国民福祉。

有朋友问我对确保“基本农田”的政策怎么看，我恰好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想法在纸媒上肯定是发不出来的，就在这里简单说几句。

耕地红线政策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组前提：

1）中国未来可能面临国际粮食禁运；

2）敌对国有能力为决定和实施禁运而建立有效联盟；

3）在如此邪恶的禁运开始之后，中国不会向他们宣战，尽管中国每年会花掉几千亿军费来建立作战能力；

4）或者，会宣战但仍无法突破禁运；

5）在即便开战也无法突破禁运的条件下，中国不会投降而宁愿听任大量国民饿死。

只须略加追问，就不难发现，离开这组前提耕地红线是无法成立的。

至于政策本身，我就不评价了。

自从我先在墙内后在墙外发出翻墙卡裆哀嚎之后，已得到许多朋友的关心、建议和指导，有几位朋友还提供了具体的工具和账户，这里一并谢过。

因为这些帮助，现在我手头已经有两个可以用的翻墙手段，虽然并不总是能用，但我会尽可能继续在牛博国际的更新。据墙外朋友反映，从外面访问嫣牛并不顺利，看来这墙还是双向的。

不过，在翻墙活动稳定下来之前，此前关于改订嫣牛RSS的建议继续有效。

再次感谢各位！

财政刺激可以休矣 辉格 2010年9月9日 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经济复苏的前景却越来越渺茫，失业率依然高企，企业界投资热情低落，银行也惜贷如故，甚至对二次沉底的担忧也开始扩散；曾经做出美好许诺的[[Obama_administration|奥巴马政府]]看来已无计可施，只好再次祭出财政刺激的法宝，但显然没有了当初[[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7870亿计划]]的底气，近日提出的500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不仅规模甚小，连民主党内都热情不高，而企业研发投入抵免税收的计划，也只是延续了此前的减税政策。 或许是感觉到形势不妙，或许是在配合奥巴马造势，[[伯南克]]近日也频频发声，申言在必要时会推出更多刺激措施；其实，[[Fed|美联储]]此前已经从刚刚启动的退出进程中缩了回来，这一动作表明他们已经确认了经济的低迷前景；问题是，继续注入流动性是否能够推动复苏呢？ 7870亿计划称得上是财政刺激派的一个近乎完美的败例，尽管它的规模大得连最热情的支持者都不好意思说不够，结果却打了个水漂，其拥护者当初信誓旦旦承诺的新增就业机会压根没有出现，那条被有板有眼精心计算的失业率下降曲线更是渺无踪影，而这一年多时间里，并未发生任何重大外部事件可以为他们预言的彻底落空而开脱。 事后看来，财政刺激的效果，无非是把原本会在一两个季度后花的钱，提前花了；这一点在汽车市场表现的最清楚，补贴所带来的一个季度的热销，很快就被下一季度的低迷所抵消，在同样实施了购车补贴的中国，表现惊人相似；这种刺激的唯一后果是把一大笔钱分给了恰好近期打算买车的人，这在中国显得尤其荒谬，在这里，买得起车的可不会是穷人。 把复苏的希望放在美联储身上，恐怕同样会落空；在危机之初的恐慌阶段，美联储表现出色，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动用了所有可能的手段，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了灾难性的通货紧缩；但联储不是魔术师，不可能凭空创造增长和就业，避免货币动荡是它能做到最好的事情了，所以在现阶段，它的动作已不是重点，关注经济走势的人们，不必再整天盯着伯南克了。 目光应投向市场和企业，唯有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才是复苏和增长最终依靠；企业家创新和创业活动是否在增加？老企业是否热衷于技术和业务流程的升级改造？新创企业获得的早期融资是否增加？扩张型的并购活动是否活跃？所有这些活动是否得到足够的银行支持？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是否对制度和政策环境有所担忧？对于判断复苏前景而言，这些问题才是重要的，至于财政刺激，已被证明对复苏不会有什么贡献，只有那些被它影响到饭碗的人才需要关心。 然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情况并不乐观；一度热闹的新能源看来是被寄予了过高期望，电动车则更像是空中楼阁，生物和制药产业不乏风声雷声，但短期内似乎还盼不到大雨点落下来，唯一还保持着前进动力的，好像只有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了，但是要指望这一部引擎来推动复苏，恐怕是靠不住的；未来几年经济持续低迷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明朗了。 18个月来的作为，已表明奥巴马团队一味信奉和倚赖财政扩张主义和干预主义，对市场和企业并不友好，从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到[[U.S._Securities_and_Exchange_Commission|SEC]]咄咄逼人的四面出击，到旨在打压衍生品市场的严厉金融监管法案，无一不在打击企业的创新活力和投资信心；而与此同时，对赤字的无限制纵容加深了市场对未来货币稳定性的担忧，这种担忧将投资者的注意力从生产和创造性活动引向了意在规避风险的囤积性活动。 与贸易保护、财政扩张、高管制、强干预等政策相比，旨在提高资本充足率的[[Basel III|巴塞尔III]]协议，算是比较合理的改革，在学界也获得较多的共识；但它的推出时机却很不妙，尽管协议还在讨论之中，但各大银行已经开始收缩信贷，这对于眼下惜贷氛围浓厚的企业融资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别指望用科学全面指导生活 辉格 2010年9月6日 近些年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在生活中面临各种问题时变得无所适从，如何鉴别和评估食品的安全性，如何安排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起居，如何让孩子获得适当的教育并顺利融入社会，在各种相互矛盾的意见中，常陷于茫然和困惑，不知如何取舍。 与困惑者的解惑需求一起繁荣增长的，是作为供给的各种“意见”，科普作家、心理辅导师、情感专栏、成功学、养生大师，乃至宗教，都在蓬勃发展，一派供需两旺的景象；这其中难免鱼龙混杂，自然也会有江湖骗子乘机浑水摸鱼。 就个人而言，我更青睐来自科学的意见，和来自生活、交流和学习的个人经验，其他种种意见供方从未打动过我；但是，在同样推崇科学的人群之中，我却感觉到一种令我不安的倾向正在变得日益强烈，在一些人眼里，科学似乎已成为有价值的经验知识的唯一来源，而那些未在科学规范下经受检查，未被纳入科学体系的传统经验和个人知识，都是没有价值的，即便不是该被清除，也不应在指导人们生活的知识体系中为它们保留地位。 进而，更有人认为，那些为人们提供意见和指导的供方，若无法为他们的说辞提供科学依据，就都是骗子，都应被取缔；这种看法不仅荒谬，而且有害；现代标准的科学最多只有几百年历史，而人类已生活了几十万年，而有了科学之后，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世界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否定前科学的经验知识的价值，等于是说，在缺乏科学指导的那几十万年中，人类生活得很失败。 当你下楼买瓶饮料时，是否计算过乘电梯的时间节省和爬楼梯的健康效果？当你跨过马路走向便利店时，是否依据车流车速统计数据计算过被撞倒的几率和期望损失？当你面对五个饮料品牌时，是否计算了卡路里和维生素摄入量并和你的需要作比较？ 当然，在许多诸如此类的生活环节中，科学都可以提供有益的知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科学远远无法为生活提供一个全面完整的指导框架，它充其量只能在零散个别的环节上提供意见；而即便科学有了足够好的理论框架和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个人的认知结构和计算能力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全面运用这些知识到每个生活细节，成为一部完全基于科学知识的决策机。 所以，即便我将科学视为最佳知识来源，即便我努力在最大程度上运用我的理性，但我完全清楚，我日常的种种行为和选择，远远说不上是理性的，在指导每日生活的各种知识来源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进化所加于我的认知局限，我成长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我那充满了偶然性的个人生活和交往史，以及我沉浸于其中的传播环境，在我看来，拒绝承认这一现实是非理性的。 可以相信，日益进步的科学将进入更多的生活领域，但迄今为止，多数传统经验的作用机理尚未被分析过，事实上，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不断发现原本被进步人士视为荒诞无稽的传统习俗，确有其实用价值；因此，轻易摧毁和抛弃那些未经科学理解、也没有科学替代物的传统，非但不会增进理性和进步，反而会让那些失去依凭的人们倒向更具煽惑性也更机会主义的新潮大师。 一旦与之争夺意见消费者的竞争对手，从传统和习俗，转向新潮大师，科学是绝无胜算的，科学的怀疑精神、试错态度和对竞争观点的开放性、逻辑上的审慎、对支持证据的质量要求，都大大降低了科学家获得传播力和成为意见领袖乃至心灵大师的可能性，大师们所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断然、当头棒喝的气势和简洁明了的信条，将注定让他们在这场争夺中所向披靡。

SEC委托参与新规冲击市场秩序 辉格 2010年8月27日 周三，[[U.S._Securities_and_Exchange_Commission|SEC]]以3：2表决通过了一项关于委托参与（proxy access）的新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在为股东年会准备议程和表决清单时，将那些持有3%以上股份且持有期超过3年的股东的提名动议，直接加入待决的董事候选人名单中；这项看似细微的改变，实则影响巨大，大批股权结构分散、被大小各类基金选入资产组合的公司，都要准备好迎接一场基金干预的浪潮，正如《[[WSJ|华尔街日报]]》一位专栏作家所说：欢迎来到不确定世界。 支持者将此视为股东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而质疑者认为，SEC在维权者推动立法进程失败之后，直接用行政手段达到其目的，超越了国会对SEC的授权；这次表决与高盛案同样以党派划界，是对SEC一致决定传统的又一次突破，也暴露了监管层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共识。 在此之前，年会表决事项和董事候选名单，都由在任董事会拟定，某位股东如果想提名其他候选人，或将某个董事踢出去，要么他和他的同盟者拥有足够股份来影响单独表决结果，要么只能发起“委托之战”（[[proxy fight]]），就像卡尔·伊坎（[[Carl Icahn]]）经常做的那样，说服小股东们签署一份特别的委托书以使其动议进入议程，就像独立候选人为获得候选资格而征集签名一样；显然，这么做的代价很高，而成功的几率又很低，所以，除了极少数像伊坎这样的激进投资者，很少股东会去尝试以这条途径。 对于股东在资本市场中的角色，有两种说法，一种基于同股同权的原则，认为股东无论大小都是企业的主人，另一种则认为，由于上市公司股票具有高度流动性，很容易脱手，所以并不存在约束和激励机制使得股东尤其是小股东关心企业的长期利益，因此对企业来说，那些将自己的职业前途、社会声望和价值取向全都与企业紧紧绑在一起、长期与企业共荣共损的核心经营者，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股东只是其融资对象。 这两个视角都是有益的，但都过于简化了；由股市、债市、风投和各类基金组成的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多样化的资源组织生态，其最终的产出是拥有各种资本结构的企业组织，不同的资本结构对应着不同的风险配置方案和控制激励机制，适合于不同的企业建构与发展路径，从最积极的赌身家创业者到最消极的用脚投票股民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形态。 一个极端是创业团队保留绝对控制权，后续投资者只能用脚投票，比如谷歌和伯克希尔-哈萨维，通过A/B类股票的差异投票权这种公司章程安排，确保了核心经营团队的绝对控制力；这有点像英国国会的上下院结构：大贵族一人一票，平民几万人一票，只要大贵族之间团结一致，下院就无法独自通过法案；团队控制力对于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企业文化和使命感，都是必须的。 理论上，经营者自由发挥、投资者用脚投票，是一种有效的淘汰-进化机制，但是，淘汰过程也会造成大量浪费：一具具死尸其实原本都有副好身胚，只因一个缺陷或一次错误而丧命，听凭它们烂掉实在可惜，于是就有了专以寻找和挽救犯错者为业的投资者，如果错误纠正必须动大手术，需要的工具就是杠杆并购，如果只需要小手术，比如踢走某个高管，一场委托之战或许就能搞定。 显然，这种纠错机制对于市场的健康繁荣是很有益的，可是，经营团队是否正在犯错，挽救手术能否奏效，都是高度主观的判断，看走眼的机会很大，历史上杠杆并购的表现也一般；而同时，保持核心团队的稳定性对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建构商业模式、贯彻经营理念、营造使命感、秉持核心价值，都要求团队保持控制力，特别是那些其商业模式和经营理念尚未获得广泛认可的新兴企业。 所以，在创业和经营者那边，总是希望经营战略免受打扰，特别是来自小股东的难以预期的打扰；事实上，公司章程的设计和公司法的规定，都有助于团队保持控制，除此之外，公司还精心设计了几十种毒丸来对付潜在的敌意并购。 然而，团队控制和股东干预的界线究竟该划在哪里？这个问题只有市场能回答；股东维权运动中，有一派是主张私序演进的，即应由公司章程和交易所规则的创新来推动委托参与，最终由投资者的选择和市场淘汰机制来决定界线所在。 在自由市场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创业和经营者会不断设计出新的章程，投资者和银行家会创造出新的干预工具，各交易所会设置不同的上市门槛、识别信号，而不同风格的基金会建立相应的筛选标准和隔离屏障，帮助股民实现表决权的各种代理和咨询机构也在发展，界线将随进化过程而浮现，并随创新而不断移动，无法相信，SEC一拍脑袋就能找出一条最恰当的界线。 从法律上说，重要的是，投资者在进入之前，有权知晓他所买的股票对应着何种程度的表决和干预权，这就要求，交易所应将上市公司的章程标准化为少数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作显著区分，比如A/B类股票就是一种清晰的区分，是否埋了毒丸也应该清晰显示，这方面改进的空间还很大；然而，SEC的一纸规定却打断了私序演进过程，由于它适用于已经上市的股票，因而打破了经营者和股东双方对干预权界线的预期，使经营者们原本为企业设计的稳定机制不再有效。

李敖，斗争哲学的牺牲品 辉格 2010年8月25日 04年当选立委之后在政坛的夸张表演、05年的“{{李敖神州文化之旅|神州文化之旅}}”，一度使{{李敖}}成为众媒体追捧的天王巨星；稍稍平静几年之后，最近他又高调亮相，看世博、游西湖、送儿子上北大，同时也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阳痿美国》造势；据说，这本洋洋洒洒四十万字的书，把44任美国总统中的43任挨个骂了一遍，可谓的李敖式编史又一典型成果。 很巧，另一张著名大嘴[[Chomsky|乔姆斯基]]，最近也巡游中港台，拿了几所名校的荣誉博士后，也在北大演讲，继续着他对美国政府和西方政治不知疲倦的攻击；这两位，一个语言学的顶级大师，一个青年时代才华出众的历史学者，如今却沦落到八卦小丑的地步，其言论虽时而能哗众取宠、惊世骇俗，却少有人认真对待，更谈不上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实属可悲。 他们都是斗争哲学的牺牲品。做学问的人总是会遭遇各种势力的干扰、诱惑乃至裹挟，特别是来自权力的那些；取悦或依附于这些势力，会让你失去思想和学术的独立性，这是对的，但人们通常也认为，与这些势力相抗争，始终站在他们对面，永远持批评者的立场，就是学者之独立性的最佳体现，{{村上春树}}的名言生动的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墙与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哲学。一条曲线的相似形和互补形，与该曲线同样高度相关，也就是同样不独立，类似的，与干预势力做斗争不能给你带来独立，只有漠视和不理睬它是真正的独立；学问是求真或求美的游戏，而斗争则是求胜的游戏，一旦你进入抗争、反驳、批判、揭露、嘲讽、责骂的斗争路线，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一条日益狭窄的死胡同，实际上，你的概念体系、想象空间和思想轨迹，都被这一争论的语境所限定了，而创造力却被关在了胡同外面。 李敖在被国民党迫害，坐了两次牢之后，就悲剧性的陷入了这条死胡同，在无休止的斗争中断送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学术生涯，他后期的历史著作，活生生就像文革期间批斗用的“某某十大罪状”“某某某罪恶可耻的一生”之类凌乱拼凑用来支持其单薄苍白的口号式观点的史料片语摘抄汇编集，很难相信几十年后还有人会有兴趣看这些垃圾。 无论是求真的科学学派还是求美的艺术流派，都不是靠对其它学派的批判而赢得其地位的，而是依靠自身所展示出的解释力、表现力、启发性和创造性而赢得认同与追随，这不是一场面对面的战斗，而是肩并肩争夺客户的竞赛。 或许人类的战斗意识被进化培育的过于发达了，人们常把平行竞争错误的识别为面对面对抗，新闻和文学作品中，商人总是被描绘成时刻想着如何弄死对手，其实成功的商人更关注客户而非同行，用谷歌CEO的话说，我们不关心竞争对手在做什么，我们只关心用户需要什么。 好的学者很少参与辩论，更不会热衷于大规模论战，那些所谓历史性的大辩论从未决出胜负，也没能推动知识进步，反而把双方推向自我辩护不断强化的死胡同，恶化学术气氛；真正有效的学术争论，只能发生在那些遵循共同科学范式、接受同一组基础假定、采用相似方法论的学者之间，他们往往处于同一学派，而争论的主题也限于尝试性的外围假说和事实细节的判断。 如果在方法论和基础假定上缺乏共同点，争论是无益的，明智的选择是相互漠视，各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等待人类知识积累体系的内在发展逻辑最终做出评判；至于学术以外各种力量的干预和斗争，就更应予以彻底漠视和屏蔽，因为后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一旦把“这是鸡蛋还是墙？”“你站在哪一边？”“你的动机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引入，学术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当然，学者作为个人，会有其价值观，作为社区成员，会有其道德准则，作为公民，会有其政治立场，但这些被应被屏蔽在其知识工作之外；对于自然科学家，这容易做到，因为其间有着清晰可辨的自然边界，所以乔姆斯基的政治批判热情并未影响他成为杰出的语言学家，但社会科学家就不同了，他们的工作所针对的事实和问题域，经常与道德和政治争议的问题域相重叠，此时，避免将立场之争带入理论建构、科学解释和事实判断，是非常困难的。 李敖的错乱是个极端的案例，他始终以学者自居，却热情投身政治，一边怀抱政治倾诉欲写书，留下一堆垃圾，一边用学者的姿态从政，没有推进任何政治进程，两样都做得很糟糕；尽管在生物学意义上，他算得上是成功人士：有金钱、有美女，还有两个孩子，但在我眼里，却是个十足的失败者。

Web没死，它只是被2.0了 辉格 2010年8月23日 上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网络杂志《连线》的主编[[Chris Anderson (writer)|Chris Anderson]]发表长文，宣称“Web已死，Internet永生”，大意是，传统基于开放协议（HTTP）、统一内容表达语言（HTML）和单一访问手段（浏览器）的万维网，正在被定制应用程序和封闭式服务所取代。 此言一出，立即引来许多争议和嘲讽，有人为他所指出的封闭化倾向而担忧，但更多的人则认为他是在用耸人听闻的标题哗众取宠，其判断所依据的也只是些片面而肤浅的统计数字；考虑到每隔几个月都会有人跳出来宣布“某某已死”，而《连线》在这方面也是劣迹斑斑（比如早在97年他就曾宣布过“浏览器已死”），这些质疑和嘲讽也在情理之中。 更糟糕的是，文章开篇引用来支持其观点的数字更是缺乏说服力：网络流量中视频的比例大增，而Web的比例大减——这除了表明视频文件很庞大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对于作者观点而言，更有意义的数字是：流向专用程序而非浏览器的流量，和封闭式服务中的流量，以及相应的点击数和用户逗留时间，变化趋势如何？ 不过，抛开举证的蹩脚和标题的哗众取宠这些砂子，Anderson的文章还是提出了值得关注的现象和趋势；其实，与Anderson的文章同时，《连线》也发表了他与[[Tim O'Reilly]]和[[John Battelle]]这两位2004年[[Web 2.0]]大会创办者的长篇对话，对话的内容比原文更深入也更直指问题实质。 归结起来，我们面临三个问题：1）专有化和封闭化的趋势是否真的存在？2）如果是，它只是先前已经被广泛谈论的潮流的延续，还是一种迄今未被意识到的新动向？3）如果是未来几年网络生态系统的图景与人们预期的大为不同，那它是什么样的？而谁将从中获益？ 这些问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抽象和飘渺，如果我们沉浸到争论双方的语境之中，它的现实意义很明确：如果Anderson是对的，[[Apple Inc.|苹果]]和[[Facebook]]将前途无量，而谷歌的光芒将会迅速黯淡；在他看来，Facebook们正在营造一个个精彩却封闭的专属空间，照此下去，少数大型网站将占据绝大部分的内容和访问量，而一旦搜索爬虫和广告投送机制被它们挡在门外，谷歌的核心业务便成了无米之炊。 封闭化趋势的确存在，苹果和Facebook的巨大成功是最好的证据，前十大网站流量份额从01年的31%上升到现在的75%，也显示了明确的趋势；但正如O’Reilly所说，在开放和封闭之间来回摆动，在历史上重演过多次，甚至在许多其他产业中也能看到，我们不必为短暂的封闭化趋势而过分担忧。 这种摇摆源自应用技术创新与标准和平台进化之间的不同步，厂商在推出产品和服务时因此而面临着矛盾：一方面，他希望用最新的技术和最好的特性来满足用户需求，取得先机，而同时他们又背负着沉重的平台包袱：要遵循各种标准、提供各式接口、确保互通性等等，这是为了产品能适合各种各样的应用场合，以便获得最大的目标市场和规模效益。 如果平台进化过度滞后，而用户对新特性的呼声又很高，一些厂商就迫不及待的按自己的方式推出产品，如果这样的尝试屡屡得手，原有平台便瓦解了；当前，HTML标准的长期停滞、手机界面的无标准状态、身份识别机制的各自为政、开放网络支付平台的缺失，都为营造专有封闭系统创造了条件。 混乱过后，幸存下来的厂商或许会开始制订新的标准，构建新的开放平台；但更可能的是，一两家特别成功的厂商获得了像[[Wintel]]那样的垄断力，从而将其专有系统树立为事实上的标准；由于垄断者将逐步吞噬行业中的大部分利润，而垄断也使得行业生态越来越封闭僵化，其他厂商只好在系统之外寻求突破，而新一轮创新浪潮将给他们提供机会，于是平台之争再次上演。 判断目前局面的关键是：Anderson所指出的那些变化，究竟是Web2.0和云计算这两大浪潮的自然延续？还是封闭系统纷纷涌现已成大势？在我看来，并没有确定的答案或必然的趋势，结果将取决于支持Web2.0和云计算的开放派能跑得多快，能否赶在封闭系统一统天下之前，让[[HTML5]]、[[Cloud computing|云计算]]标准和开放式手机操作系统获得迅速进步，既能包容最新技术和最酷特性，又能维持足够的开放性。 如果前十大网站都是开放系统，其帐户是可以通行的，其服务是[[Interoperability|可互操作的]]，其内容是可搜索、[[Mashup (web application hybrid)|可聚合和可重现的]]，那么即便它们占据了全部流量份额，网络世界也仍将是开放的；在Web2.0或者云计算时代，个人甚至企业都不再需要从头建立自己的网站，他们只需要构建自己的应用和服务，并创建自己的内容即可；对此，我和O’Reilly一样，持稍稍乐观的看法。

又一条底线被突破 辉格 2010年8月13日 在中期选举之前，看来已没有什么能阻挡奥巴马的经济政策了，国会顺利通过了动用260亿联邦资金援助各州政府的法案；这不仅是联邦预算的约束防堤彻底溃决之后的又一次开支泛滥，更是对联邦政府又一条行为底线的恣意践越。 尽管共和党议员一致抵制，但这次不像医保和金融法案，对于这样一次通常会引起高度警惕的历史性突破，反对派的抵抗甚至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在媒体和学界也鲜有评论；从投票结果看，民主党蓝狗们显然也将党派立场置于其财政保守原则之上，没有表现出任何约束力。 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州陷入了财务困境，其中严重如加州者，已其行政和公共服务系统已陷入部分瘫痪状态，许多部门关门停业、裁员或靠打白条勉强维持；陷入困境的原因听起来很老调，在经济繁荣期，这些州政府税收丰厚，于是大肆扩张公共部门，不仅把增加的收入花个干净，还利用繁荣期宽松的信贷条件大发债券，等衰退到来，税入骤减，银行信贷紧缩，无以为继了。 加上州级财政的税源更多的建立在一些波动性较大的基础上，受景气影响很大，更恶化了它们在衰退期的处境；同时，州政府在美国联邦体系中的角色，又使得它在处理财政危机时面临诸多掣肘；首先，它是个无限责任的主权实体，而不像城市和地方政府那样，是有限责任实体，因而无法通过破产清算或债务重组来摆脱困境；其次，它与联邦之间不存在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它既不对联邦负财政责任，也无权要求联邦的财政支持，但与主权国家不同的是，它不能发行货币，不能要求美联储购买它的债券。 最后，由于企业跨州搬迁远比跨国搬迁更容易、成本更低，因而州政府比联邦更不敢加税，换句话说，州政府受各州间制度竞争的约束，而联邦政府只在国际上面临类似竞争，后者的强度显然低得多，税负比美国低的国家不少，可要么市场规模太小，要么法治和营商环境太差，近年来欧美对离岸中心和避税天堂的联手打击，使这一制度竞争压力更趋削弱。 加诸州政府头上的这些约束，迫使它们财政自律，否则很快会遭受严酷惩罚，正如现在的加州；然而奥巴马的260亿援助法案，却给这个约束机制打开了一个后门，树立了糟糕的先例，一旦联邦援助成为可预期的最后保障，今后各州便更可能放松财政自律。 更危险的是，这一做法将削弱各州的财政独立性，从而最终动摇联邦制这一美国宪政的一大基石；由于国会的首要职责便是检查纳税人的每一分钱是否花得值得，所以，一旦联邦需要开始为填补各州财务漏洞的可能性而担忧，国会必将干预各州的财政支出结构和去向。 实际上不久前，州财政独立已经从另一个方向遭受了打击：医保改革是国会的法案，各州事先既未参与讨论事后也未授权和批准，但该法案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很大部分却将由各州负担，所以当时法案通过后几分钟，13个州检察长立即发起违宪诉讼；国会立法将一种社会福利义务和相应的财政负担直接加在州政府头上，这确实违背了美国联邦制的分权传统。 报道此事的媒体普遍认为，该补贴法案是奥巴马在中期选举前收买选票的一个大号猪油桶，不过收买的效果是令人怀疑的，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公务员、公立学校教师和他们的工会组织，原本就是民主党的票仓，收买的边际收益不会很高，而代价却很显著，它直接自证了共和党和草根茶党对对奥巴马和在任民主党议员缺乏财政自律、放纵赤字政策的批评。 如果赤字和税负果真如奥巴马所承诺的，带来了复苏和就业，选民或许不会计较这些代价，但实际上没有，景气依然低迷，失业率依然高企；年初一度令人振奋的复苏苗头，如今看来已是昙花一现，美联储停止退出进程的决定，表明他们也已确认这一点；虽然还看不到第二轮危机的迹象，但持续多年低迷的前景却越来越清晰了。 人们对州财政援助案所表现出的不详的安静，究竟意味着他们已坦然接受奥巴马干预主义给美国制度传统所带来的巨大改变？还是他们宁愿默默等待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懒得多费口舌？我们无从知晓，这一秘密会一直埋藏在沉默多数的肚子里，我们只能静待三个月后答案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