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房东太太给我送来一罐荔枝蜜，说是养蜂人送的，作为对获许在她家荔枝园放蜂的报答。

我立刻想到张五常的名字，几十年前，他曾对此类交易做过实证研究，从而清除了一个曾广泛流传于经济学界、并往往不假思索的被接受的传言——由于果园主人无法阻止蜜蜂飞进果园，因而无法向养蜂人收取采蜜许可费，同时，因为存在野蜂等免费替代品，养蜂人也无法向果园主收取花粉传播服务费——张五常的研究表明，实际上这两种收费都真实的存在，在不同生态条件下，有时候采蜜许可费大于花粉传播服务费，因而养蜂人向果园主支付，有时则相反。

这个传言是福利派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用以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由于无法收取采蜜许可费，果园的产出部分的外部化了——即果园主无法所其创造的全部“社会价值”获取收益，而养蜂人则获取收益而无需付出代价，结果是，果园生产由于得不到其“应有的”激励而产量不足，而养蜂人被免费资源过度激励而导致生产过剩。这就是福利派著名的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理论，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政府向养蜂人征税，并补贴给果园主，或者相反（如果花粉传播外部性高于采蜜外部性）。

由于福利派为大量干预政策提供理论基础，长期受到政府恩宠，占据主流。然而，他们的理论从一开始就遭受大量质疑；奥地利派学者指出：没有价格信号的指引，政府无法利用分散在个体日常行为中的海量信息，既无法度量外部性，也无法得知多数税收和补贴才能“纠正”激励，而政府干预只会扭曲市场信号，破坏交易正常进行。

与坐而论道的奥地利派不同，芝加哥派更关注真实世界里实际发生的事情，他们用大量实证研究，说明了几乎全部干预政策的无效性，同时，也揭露了许多福利派作为论述前提的“现象”根本不存在于真实世界；作为芝加哥派一员大将，张五常在这方面贡献颇多，除了蜜蜂的故事，他的《卖桔者言》里汇集了许多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灯塔。

所以，我决定将这罐荔枝蜜命名为张五常牌，唯有他值得起这份小小的荣誉，呵呵。

看到许多朋友在说泰国的事儿，不靠谱的居多，包括安替老弟。

1）06年政变的祸害不在政变本身，而在于它是对黄衫军街头政治的奖励，泰国乱局始于此，如果只有政变，没有黄衫军，问题不大。

2）街头政治是远比票决民主更坏的东西。

3）1932至1991年，泰国发生19次政变，其中13次成功，但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离法治国家的距离，并不更远，反而在最近的几个之列。

4）对于泰国，虚君不够虚，将军常常搞政变，这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变条件是否明确，如果是能给各方以明确预期的、当且仅当满足某些条件即会发生的政变，就是宪法性政变，是宪政的可行架构——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5）共和<>民主，共和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在多种结构下实现，比如英格兰的君主+贵族共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

6）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中的君主是实君，就像美国总统。

7）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假共和

8）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人头票决=多数暴政。

9）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街头政治=少数暴政。

10）民主（特指人头票决民主）本身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只要宪政结构得到保障，也坏不到哪里去。

 

该项权利保障了你的承诺和契约的可信度，Steven Pinker写道：

Paradoxical tactics also enter into the logic of promises. A promise can secure a favor only when the beneficiary of the promise has good reason to believe it will be carried out. The promiser is thus in a better position when the beneficiary knows that the promiser is bound by his promise. The law gives companies the right to sue and the right to be sued. The right to be sued? What kind of "right" is that? It is a right that confers the power to make a promise: to enter into contracts, borrow money, and engage in business with someone who might be harmed as a result. Similarly, the law that empowers banks to foreclose on a mortgage makes it worth the bank's while to grant the mortgage, and so, paradoxically, benefits the borrower. In some societies, Schelling notes, eunuchs got the best jobs because of what they could not do. How does a hostage persuade his kidnapper not to kill him to prevent him from identifying the kidnapper in court? One option is to deliberately blind himself. A better one is to confess to a shameful secret that the kidnapper can use as blackmail. If he has no'shameful secret, he can create one by having the kidnapper photograph him in some unspeakably degrading act.

其中太监的例子太有想象力了——太监的机会建立在其不能做某些事的基础上，呵呵，说得妙。

那些号称要保护购房者免遭贪婪的银行家抢走房子的政治家们，正是利用公众经常在这一点上犯糊涂，而大肆忽悠，赢取政治收益。

对于寻求信用支持的人来说，最坏的情况就是，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让别人相信他的抵押方法，赌天咒、发毒誓，远远比不上强大的外部约束。

摆脱这种困境的一种方法是：将自己置于死地，然后向对方说：瞧，我根本没有退路，所以你可以相信我。有些男人求爱的时候好像喜欢用这一招，因为男人可以用来抵押的东西毕竟不多，而女人，极度稀缺的卵子本身就是很好的抵押品。

关于承诺或威胁的可信度在博弈中的重要性，Pinker还举了一个漂亮的例子：

Protesters attempt to block the construction of a nuclear power plant by lying down on the railroad tracks leading to the site. The engineer, being reasonable, has no choice but to stop the train. The railroad company counters by telling the engineer to set the throttle so that the train moves very slowly and then to jump out of the train and walk beside it. The protesters must scramble. Next time the protesters handcuff themselves to the tracks; the engineer does not dare leave the train. But the protesters must be certain the engineer sees them in enough time to stop. The company assigns the next train to a nearsighted engineer.

像Robert Trivers这样的牛人，在如今这个时代已经很难见到了。他是七十年代那场进化生物学革命的几大先驱之一（关于这场革命，我在另一个帖子里曾简单介绍，并擅自将其命名为“汉密尔顿-史密斯革命”），其颠覆性影响遍及生物学、心理学、行为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然而这样的学术大拿只写过6篇论文，没有一本专著，在大学混了二十几年也没得到教授职位，也开不了自己的讲座，只能到Steven Pinker的讲座上客串客串混饭吃。

Trivers喜欢打架——请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我指的不是教授们之间的口水仗，而是动拳头动刀子的真家伙，这家伙上中学的时候就为了打好架去图书馆研究拳击，近年又研习了一种菲律宾传统武术，

Trivers是个疯子，双料疯子——再次，请从字面上理解这个词，首先，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因为神经病发作耽误了学业、也破灭了当律师的梦想，其次，他总是神神叨叨、疯疯癫癫，到处骂人，惹是生非，以下是他的部分光辉事迹：

* 他上哈佛本来是要学数学，进去之后，心血来潮要做律师，但因为有过神经疾病史，断了做律师的路
* 为了做律师，他接触了历史，很快迷上了美国历史研究，最后以历史学学士从哈佛毕业，
* 律师梦破灭之后，闲极无聊之际参加了给儿童编写社会科学读本的工作，其间突然迷上了生物学和进化论，
* 四年后，在从未听过一堂生物学课的情况下，他拿到了哈佛生物学博士学位，
* 从71年到76年，他以每年一篇的速度发表了五篇论文，然后突然从学术界消失，从此渺无音讯，直到90年代重新露面，
* 当记者把他从牙买加找出来的时候，发现值得报道的事情只有打架：一次是在酒吧参加群殴，一次在酒店为账单纠纷跟人打起来……
* 他在那场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可从一个事实看出：Dawkins请他为The Selfish Gene初版作序。
* 他自认为最重要的观点不是发表于学术期刊或专著，而是上面提到那篇序文，以至于当The Selfish Gene的后续版本拿掉这篇序文时，Trivers大怒，说Dawkins是在篡改思想史，
* 最最NB的是，他还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1978年他在给监狱犯人上文化补习班时认识了正在服刑的黑豹党（美国诸多共产党之一，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领袖Newton（不知道是不是那位著名造币局长的曾曾曾孙），并成为密友，还让女儿认了他当干爹，次年，他成为黑豹党党员。

现在来说说他的学术成就吧，简单的说，Trivers的贡献在于，在汉密尔顿的文章发表后不久，Trivers作为一个刚刚接触生物学的毛头小子，凭借他惊人的洞察力，迅速抓住了汉密尔顿法则的意义所在，领悟到它的巨大而广泛的解释力，然后猛然跳将起来，拍着桌子大叫五声：我靠！

这五声分别是：

我靠！那岂不是互惠利他行为都很好解释啦？（1971年）
我靠！那岂不是亲代投资和性选择机制都很好解释啦？（1972年）
我靠！那岂不是抚养策略和性别比都很好解释啦？（1973年）
我靠！那岂不是亲代-子代冲突也很好解释了啦？（1974年）
我靠！那岂不是昆虫的x倍体和社会化都很好解释了啦？（1976年）

Trivers喊完五声，立马走人，留下大批严谨踏实的科学家几十年来在他的我靠所指的方向上苦苦探索，小心求证，当然，也收获无数。

许多人为Trivers没有创造更多科学成就而惋惜，我倒不觉得，他这样的人所能创造的最大的成就，也就是在恰当的时候喊出这几声我靠了，不用再指望更多了，已经够多了，他的活力需要另一次革命到来，而且来了也未必管用，毕竟他已经不是毛头小子了。

他说的很好，非常好，听了之后，我感觉我的题目很无聊，非常无聊，呵呵。

我时常不由自主的滑入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跟埃德蒙·伯克和他的朋友们同坐在某个客厅里，抽着雪茄高谈阔论……，而实际上，我既没客厅，也不会抽雪茄，更没见过埃德蒙·伯克……

看来经常交谈还是很必要，可以把你从幻觉中拉回来……

我的回答是：

迄今为止，我的女性家庭成员都保持着贞洁，她们是在没有受到我们男性家庭成员强迫和威胁的条件下，轻松自然的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之所以能如此确信，是因为我们从未试图向她们施加这种强迫和威胁，我们拒绝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一旦这么做了，我们便无法辨明，她们的贞洁是出于自爱还是恐惧。而你，主张用强制来确保女性的贞洁，我相信你也果真这么做了，这样，毫无疑问，你就不能拥有我这样的信心了。

我对这个回答很满意，不仅因为它可以给对手痛击，而且它抓住了自由的要点——免于强制，并且仅仅是免于强制，自由不需要你放弃原有的价值观（除了极少例外），你所珍视的东西可以继续珍视，你所鄙弃的东西可以继续鄙弃，你所淡然的东西可以继续淡然。

更重要的是，这个回答抓住了自由主义道德哲学的核心——道德评判的前提是免于强制，对奴隶是不可能做道德评判的。如果你珍爱某种价值，并且你希望身边的人也珍爱这些价值，那么，你就不能用强迫和威胁把这些价值硬塞给他们，因为一旦开始“塞”，价值就不再是价值了。

当然，对于原本就不认为贞洁是一种值得珍视的价值的人来说，禁娼派杀手锏本来就不难回答，然而，我确实注意到，对那些珍视这种价值的人们，表现出了困难和踌躇，这就引起了我的困惑：自由理应不会带来这样的困惑啊？——是的，现在他们有了这个回答，应该感到困惑的便是禁娼派了。

至于我本人究竟持有何种价值观，保密。

许多人反对禁娼，当然我也反对，多年前曾经跟人在网上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个家伙搬出了在围绕此话题的争论中常用的杀手锏：“如果你的母亲或妹妹去卖淫，你赞同或默认吗？”（大意如此）

记得当时我给出了回答，但现在想起来不够干脆和响亮，最近偶然又听到有人在争论这个话题，那一刻一个答案立刻涌了出来，干脆、响亮、简洁、而且清晰的表达了我的立场背后的价值理念，符合一个漂亮回答的所有特点，呵呵。

现在请你也试一试，看看谁的回答更好。

我多次向朋友宣扬：平均来说，牛博读者的水平比牛博作者高，而且高不少。看来此言不虚——咦？貌似这句话不适合用在自己头上？呵呵，偶尔犯一下戒。

牛友们很少简单的回答0.95，这已经大大超出哈佛水平啦，而我个人认为，答得最好的是foo，他不仅给出了正确的解法和答案，还正确的指出了假阴性率也是个相关变量，我在看到他的答复之前就没意识到这一点，惭愧。（不过就本题而言，假阴性率的高低对计算结果影响极微。）

在屏蔽交流机会的闭卷考试中，大部分错误答案都是0.95，得出这个错误的原因是，答题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意中错误地把假阳性率理解为“得到阳性结果的样本中实际无病样本的比例”（定义A），而不是它的正确定义“得到阳性结果且实际无病的样本占总无病样本数的比例”（定义B）。

对于我这个认定，有朋友可能会问：既然你没有给出假阳性率的定义，凭什么我不能这么理解？对此我的回答是：如果采用定义A，那么假阳性率这个概念就不可能具有任何统计学意义。试想：假如我用一个已知全部无病的样本集去做这个测试，得到一个阳性样本子集，那么，无论这个测试的误差程度如何，按定义A的假阳性率都将是100%。显然，这样定义的概念是无意义的，这很像罗素的理发师悖论里给出的那种定义。

基于此，我认为不需要流行病学知识，只需要统计学知识，就可以排除定义A，并且得到正确答案。

正如laoyao所说，这个例子表明，在概率问题上，我们的直觉往往会犯错，我记得另一个更有趣的例子是关于三扇门的后面的羊和车的题目，曾经骗倒大批聪明人，包括数学教授。

【花絮】：据说，即使在美国，许多医生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搞清楚，因而常常给病人传达错误信息，导致一些不必要的过度恐慌甚至自杀。

（按：我讨厌三位数，但不幸已背上了十进制的历史包袱，只好决定采用“10/36交替混合进位制”这一怪胎了，好在进化史上有很多怪胎，多一个不算多，哈哈！） 美国枪声再起 辉格 2009年4月8日 上周美国接连发生多起公共场所重大枪击案，纽约州宾厄姆顿一个移民援助中心的枪案造成14死4伤，是2007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巨案之后的美国最大枪击案；就在五天之前，北卡罗来纳迦太基镇一所养老院的枪案造成8死3伤；3月21日在加州奥克兰、4月5日在宾夕法尼亚匹兹堡，分别发生蓄意攻击警察案，多名警察被射杀；近几个月来，美国还发生多起男性家长杀死全部家庭成员后自杀的惨案；所有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杀人工具都是枪；这很容易再次引起人们对美国普遍持枪现象的关注，以及对它与谋杀率高企之间关系的思考。 美国人对自由持枪权利的执着是出了名的，这与它的殖民拓荒历史有密切关系，与欧亚旧大陆国家相比，拥有类似殖民历史的拉美和南非对私人持枪都比较宽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过去也是如此，只是近年来有所收紧，这可能是因为澳新的政治风气受英国影响始终很大，而英国的枪支管制是发达国家中最严厉的。对于人身、财产和公民权利的保护，欧美有着共同的价值传统，但在保护的实施上，欧洲人更期待政府的作用，而美国人更相信个人和社区的自卫能力，尤其在远离行政中心的农村和小城镇，这一传统更加浓厚。 每次恶性枪击案都会引起舆论对持枪问题的关注和强化枪支管制的呼声，许多人认为，正是枪支泛滥导致了美国暴力犯罪和谋杀案的发生率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有2.4亿私人枪支，1/4成年人拥有枪支，半数以上人生活在有枪家庭，每年3万多人死于枪下，同时，美国杀人案发生率为每10万人5.6起，约三倍于英国；这些经常被引用的数字的确比较惊人，然而同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实是：每年死于枪下的3万多人中，约57%是自杀，约3%是执行公务或正当防卫时的合法射杀；美国凶杀率的确比欧洲发达国家高许多，但总的暴力犯罪率却大致相同，相比之下，针对财产的暴力犯罪（偷盗、拦路抢劫、入室行窃和抢劫等）发生率，美国比欧洲低得多。 对于自由持枪与凶杀案发生率之间关系的直觉判断，未必靠得住；刑事学家加里·克莱克用统计模型分析了枪支与他杀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拿美国的数字与欧洲相比，忽略了文化、种族和地理差异；实际上，与欧洲限枪国家最恰当的对照国家是瑞士，瑞士是全世界持枪率最高的国家，在瑞士，不仅私人可以合法持枪，作为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政府还规定成年人必须拥有至少一支自动步枪；然而瑞士却以低犯罪率著称，凶杀案发率也很低。另一个类似的国家是以色列，也是全民皆兵，人人有枪，但犯罪和凶杀率都远低于美国。 美国的高犯罪率看来更多的归因于其种族复杂性和移民国家特性，这一点，可以从凶杀案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美国的凶杀案绝大部分发生在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巴尔的摩等种族混杂的大城市，和新墨西哥、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等拥有大量新移民的边境州；讽刺的是，高犯罪率的大城市恰恰是枪支管制最严格的，而管制宽松的中西部地区的凶杀率却与欧洲持平，甚至更低。相比之下，同为移民和多种族国家的南非、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凶杀率都比美国高一个数量级。 移民社会所特有的融入障碍、文化排斥、和新来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经济状况的强烈反差，都是酝酿犯罪的温床，美国的高犯罪率和高凶杀率看来是这一背景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持枪所导致；相反，不利的安全条件提高了美国人持枪自卫的需要；在一个恶劣的冲突环境下，枪支可以帮助弱者弥补体能劣势，从而威慑潜在的施害者；主张自由持枪者认为，禁枪或者严厉的枪支管制，只能削弱守法公民的自卫能力，却很少能限制罪犯，因为良民会为避免触犯法律而放弃枪支，而歹徒原本连杀人抢劫都无所顾忌，根本不会担心触犯禁枪法，而事实上即使在禁枪最严厉的国家，罪犯们总是能设法获得枪支。 这一主张也得到了耶鲁法学教授约翰·洛特的研究结果的支持，他通过对大量犯罪数据的分析，发现枪支管制的严厉程度，与犯罪者使用枪支加害守法公民的可能性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实际上，如果我们留意近年来众多枪击案的发生场合，也可以领悟到这一点。最近两桩枪击案发生在移民中心和养老院，而发生枪击案最多的地方是校园，这些场所的共同点是：那里的人都是缺乏防卫能力的弱者，他们面临攻击毫无反抗能力，只能听凭屠戮。校园是美国禁枪最严格的场所，学校对持枪行为普遍实行“零容忍”政策，一旦发现立即开除，所以无论教师、校工和学生，都不敢带枪进学校——除了那些孤注一掷的亡命歹徒。 校园面对暴徒的脆弱地位，已经引起一些学校和教师的担忧，2007年俄勒冈州女教师卡茨不顾校区禁令，坚持带枪上班，虽然她后来输掉了官司，但同样的努力在得克萨斯一个校区却取得了成功，去年8月，休斯敦郊区的哈罗德学区允许教师佩枪上班，该决定并且得到了州长里克·巴里的支持。的确，校园严厉的禁枪规定和它们并不严密的出入检查和安全保卫，是极不协调的，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最坏的结果：把师生变成了脆弱的羔羊，暴露在亡命歹徒的威胁之下。

马尔萨斯的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

1）对穷人的救济虽然能提高他们对必需品（主要指食物）的购买力，从而吸引更多资源进入食物生产，从而提高食物产量，但随着投入不断增加，相应的新增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就是马尔萨斯著名的边际产出递减律；对此，我的看法是，尽管边际产出并非总是递减——比如在创新扩展期，边际产出可以是递增的——，但在系统边界上，边际产出必定是递减的，实际上，任何稳定系统在边界上都有一个或多个类似于边际产出递减这样的负反馈机制，否则系统就是不稳定的，而对于人口系统，它的边界就是人口极限（或者叫马尔萨斯极限）。

2）只要存在人口极限，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生活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上——暂且称他们为赤贫阶层——，通过转移支付的救济，在长期不可能消除赤贫阶层，而只能将更大比例的人口拉入赤贫阶层。我同意这一观点。

我的更多关于马尔萨斯的观点，可参见<多彩的瓶腹：马尔萨斯模型的扩展>一文。

据说只有18%的人答对：

If a test [to detect a disease whose prevalence is 1/1000] has a false positive rate of 5%, what is the chance that a person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result actually has the disease, assuming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e person's symptoms or signs?

注：1）方括号是我加的，避免断句错误，2）false positive=假阳性。

硅谷双娇香消玉殒
辉格
2009年4月2日

就在Sun即将被IBM收购的消息传出不久，前天，另一个Unix系统厂商、图形工作站先驱SGI，第二次宣布破产重组，并接受一家默默无名的群集计算厂商路克博2500万美元的收购，这或许标志着，专有Unix系统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已不复存在。Sun和SGI这一对同于1982年创立的硅谷双胞胎，斯坦福的一代双娇，同时以Unix工作站起家，同样曾在该领域创造辉煌成就，同样的工程师背景和技术主导的企业文化，同为视微软为恶魔的开放旗手，同样的人才济济、创新叠出、却始终找不到好的生财之道，如今，她们又双双相继陨落。

SGI从90年代的辉煌迅速走向衰弱的故事，可以被商学院用作经典的反面教材，演示一群技术天才如何糟蹋他们手上的珍贵资源，如何一次次错过对于其压倒性优势而言唾手可得的发展良机，如何犯下众多幼稚可笑的自杀性错误，又如何在挫折面前手脚慌乱、举措失当。

SGI的看家本领是图形计算，即需要图形化展示和处理数据的应用，其潜在应用领域极广，一方面，许多应用本身与图形直接有关，比如工程与建筑设计、医学影像、动画、游戏等，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认知特性偏爱图形化的直观表达，而难以应付大量抽象枯燥的数字，因而图形化在科学研究、商业分析、数据展示等各种领域都有强烈需求。早期的图形工作站非常昂贵，动辄几十万美元，只有那些石油、航空航天、工程设计、科学研究等财力雄厚或高度依赖图形化的企业愿意负担，因而SGI的目标客户自然就锁定在这些企业上，在这方面很长时间内她都是毋庸置疑的老大。

随着工作站价格下降和性能迅速提升，图形应用的领域也随之大大扩展，按理说SGI凭借其优势至少可以水涨船高，但事实上她错过了太多机会；最初的高端用户锁定不幸成为惯性，让他们忽视了新兴领域的机会；首先错失的机会是动画制作，这原本可以被SGI圈为自留地的领域，他最初也的确凭《侏罗纪公园》和《指环王》大出风头，最后却没赚到多少钱；梦工厂用的是惠普工作站和服务器，而特效大片的油水被IBM拿走大半，甚至小屁孩戴尔也从《黑客帝国》制作中分走一杯羹；95年SGI收购了Alias和Wavefront，原本这可以让她确保在动画界的领导地位，但她在推进该战略上显然心不在焉，后来甚至以5700万的低价把Alias/Wavefront卖给了KKR，后者很快以三倍多价格转手卖给Autodesk。

90年代后期信息产业的两大趋势，一是发展瓶颈向软件转移，二是硬件的规模向下优化，所有企业都对此作出反应——除了SGI，她仍把重点放在把机器做大做强，为此她收购了巨型机厂商Cray（和她的所有收购一样，最终还是转手卖掉），来发展她的非对称并行运算；同时，她却听任CAD领域的迅猛发展，眼看着Autodesk们大口吞噬着原本就在她嘴边的肥肉。PC性能的提升和随之而来的规模向下优化，让图形应用进入了桌面，对此，SGI既没有向软件转型，也没有将产品延伸到Wintel平台，更没有为PC制造他们拿手的图形芯片和板卡，而对PC的忽视也让SGI丢失了整个游戏业；这方面的迟钝和守旧的结果是，大批从SGI出走的工程师造就了ATI和nVidia在PC图形产业的巨大成功，后者如今已俨然成为GPU的领袖。

然而这些还不是最愚蠢的错误，尽管SGI专注高端应用，坚守Unix平台，忽视PC，却居然经不住Wintel双头之一Intel的勾引，十分鲁莽的宣布放弃MIPS平台和RISC阵营，转向当时还在初始开发阶段的Itanium，后者是Intel和惠普用来在服务器领域对抗RISC的芯片架构；然而谁都知道Intel和惠普是Wintel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的Itanium战略是三心两意的，一旦与Wintel有所冲突就得让路，这一点从惠普自己将PA-RISC一直保留到2008年就不难看出；事实证明果然如此，Itanium一拖再拖，SGI被迫在她早已宣布放弃的MIPS平台上一直挣扎到2006年，她被狠狠地耍了一把，这一愚蠢决定直接导致了她的灭亡。

工程师经常能创造优秀的技术、产品和企业，但企业长期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好的商业眼光、市场战略和管理能力，然而工程师背景和技术主导的企业文化，经常会排斥商人和管理专家，而看不到提升机会的商界高手不愿进入这些企业，这常常是技术企业在短暂辉煌后走向衰弱的重要原因。

（按：关于工具价值向终极价值演变的机制，可参考我的<人性：策略的遗骸？>一文。企业文化是组织文化的一种，通常被归入亚文化一类；组织文化的自主发展，受到财务约束和市场淘汰机制的约束，当这种约束放松时，便可能走得很远，日益根深蒂固；财务约束的放松，或许源自长期稳固的垄断地位，或许源自无条件的政府资助或慈善资助，对于后一种，詹姆斯·威尔逊在《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中作了精彩而详尽的论述。）

瓦格纳：忠诚者的悲剧
辉格
2009年3月31日

里克·瓦格纳终于被奥巴马的汽车沙皇踢下了台，有评论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历史上对企业最直接的一次干预；这是通用咎由自取，谁让你伸手向国会要钱了，拿人钱就手软，天经地义。瓦格纳被迫下台的直接原因是，在政府为财政援助所规定的期限之前，迟迟未能与工会和债权人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也未能拿出可信的重组和整顿计划，使得奥巴马无法为下一步援助行动找出足以向国会和选民交代的理由；然而如果我们纵观多年来的事态发展，便可发现，更根本的原因是，瓦格纳过于热爱通用汽车，以至于始终下不了手，对这个早已陈旧落伍的企业动大手术。

自从92年临危受命担任CFO、98年就任COO、2000年升任CEO这十几年来，瓦格纳在复兴通用的努力中可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在通用的每一个环节上压缩了成本，他接管并整合了长期独立于集团的北美业务，把通用改造成了适应全球化运营的跨国集团，也抓住了新兴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市场机会；甚至在最困难的退休金和医保负担问题上，也与工会达成了具有转折性的协议，通过VEBA信托和自愿买断协议，把原先的无限责任有限化，并削减了将近一半负担。

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着眼于提升能力和压缩成本上，而从未考虑过裁减它那八大品牌组成的漫长而古老的产品线。分析者屡屡指出，以通用这样庞大而陈旧的产品组合，它所带来的设计和运营复杂度、高昂的库存负担和营销费用，即使它解决了劳动成本问题，也未必能抗得住类似这次的信贷收缩和深度衰退。尽管美国汽车业调整产品组合的努力受到各州特许经销法的束缚，但如果通用真有决心削减品牌，它还是可以通过逐步降低产量来饿死经销商或迫使他们转向其他品牌的办法来做到的，但实际上通用压根没有尝试过。

瓦格纳无疑是优秀的，高中的全优模范生、篮球队员，拿到杜克大学经济学学士和哈佛商学院MBA后，直接进通用一干32年；不难想象，对于瓦格纳这样的老通用人，让他拿自己的品牌开刀，就像让外科医生给自己的儿子做截肢手术一样，在一个老通用人眼里，每个品牌都包含着他和他的战友们无数心血、汗水和荣耀，而不仅仅是台生钱的机器；同样，尽管瓦格纳上任以来已多次裁员，却很少更换手下高管，即使他们表现不佳，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战友和兄弟；瓦格纳对通用的忠诚和自豪，在他向政府求援的国会听证会上表露无遗，在这个最需要谦逊和恳切的场合，他却难以抑制的诉说着对其品牌的自豪和自信，以及通用对美国人的不容置疑的重要性，顽固的拒绝任何破产重组的可能性。

这是一齣经典的悲剧。建立企业的最初目标是赢利，但是和其他组织一样，企业一旦建立，一种组织和运营模式一旦长期存在，便会发展出其特有的文化和价值观，原本用于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逐渐获得了独立价值，长期参与其中的人们会将这些价值与工资和红利同样视为总报酬的一部分；历史越是悠久，经历的辉煌越多，这种价值的份量就越重。多年来，企业文化已引起了管理界的重视，并被视为企业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的基础，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的核心地位越来越突出的当代，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可以吸引来原本需要高得多的薪水才能吸引到的人才。

然而企业文化是把双刃剑，它在吸引人才、提高凝聚力和组织效率、甚至节省费用的同时，也可能让企业背上价值观包袱；文化和价值观有其自身的发展路径，它常常会偏离赢利目标，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偏离企业生存所需的财务目标；这就要求经常有外部力量的干预，来抑制价值体系的失控；市场淘汰机制是最后的抑制力量，股东和管理者自然不愿等着市场来淘汰，所以当这种偏离构成严重威胁时，企业便需要主动革新。一个在需要被革新的文化里浸泡了30多年，并从中取得无数成功和荣耀的人，显然不是领导这一革新的恰当人选。

16年前IBM请外行郭士纳来拯救这条垂死的恐龙，结果大获成功；相比之下，雅虎则是企业文化的受害者，杨致远视雅虎为亲生儿子，为保持其独立性甘愿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放弃微软的巨额收购要约；可惜，通用没有找到他们的郭士纳，现在只能听任政府工作组和破产法院这些外部力量来完成这场延误已久的革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