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12】 有研究显示，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extraversion）和祖先的迁移经历有关，越是在晚近历史中经历过迁移的，越可能偏于外向，游牧民族比定居民族更外向，这一点好像和一般大众印象吻合，美国人就比较外向，而中西部比东北更外向，新英格兰最内向，中国各省中，据说四川人和东北人都比较外向，这一流行刻板印象或许是对的。 有关研究见David M. Buss & Patricia H. Hawley (2011) ch.1----

Interestingly, Chen, Burton, Greenberger, & Dmitrieva (1999) showed that ‘long’ alleles of the D4DR gene in humans are more common in populations that are nomadic or have historically completed long migrations than in populations that have been sedentary for a long time. The D4DR long alleles are also associated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extraversion (Ebstein, 2006). This suggests that nomadism and social fluidity select for increasing extraversion.

 

【2019-06-06】 John Hancock公司的这个寿险产品是我见过最好的健康生活方式督促器，可是有人就不高兴了，说嘎呋闷特该管管了，同是这批人，若是换作没啥鸟用的可乐税或餐桌盐瓶禁止令，大概会拍手叫好，好笑的是，这个博客的名字叫ProMarket，Pro你个头

On September 19, 2018, John Hancock, one of the oldest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the US, made a radical change: it stopped offering life insurance priced by traditional demographics like age, health history, gender, and employment history.

Instead, John Hancock began offering coverage priced according to interactions with policyholders through wearable health devices, smartphone apps, and website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 these interactive policies track activity levels, diet, and behaviors like smoking and excessive drinking. Policyholders that engage in healthy behaviors like exercise or prove that they have purchased healthy food receive discounts on their life insurance premiums, gift cards to major retailers, and other perks; those who do not presumably get higher rates and no rewards. According to John Hancock these incentives, along with daily tracking, will encourage policyholders to live longer and have lower hospitalization-related costs.

保险商信息获取和风险甄别的革命性提升，无疑会深刻改变保险业态，但说那会摧毁保险业的存在基础，就有点杞人忧天了，常见的一种担忧是，假如保险商都抢着刮蛋糕上的奶油，剩下的劣质客户的保费就会高到没销路的程度，可问题是，要刮掉多少奶油才会出现这种局面？保险商若是全知上帝，保险业就不复存在，这大概没错，但他们远非全知，他们采集信息的能力确实在迅速提高，但消费者的一种可能反应是提前买，在风险相关信息变得可采集之前就买，有何理由认为这种需求不会有供应商来满足呢？ 还有一种可能性，被刮剩下的蛋糕渣或许单独无法成为有价值的保险开发对象，但仍可能和其他产品组合起来而变得市场可行，比如抽烟喝酒胡吃海喝的没人愿意保，可是早死也有早死的好处啊，和年金结合起来就是个办法，若是再放弃几种续命治疗，好像还挺有吸引力的吧。

【2019-05-19】 Liberals-(Turnbull+Bishop)=Conservatives, 从大势看，这个向Conservatives的转变迟早要发生，问题是，Conservatives目前在澳洲还赢不了选举，这局面有点像从Goldwater到里根之间的那十几年，区别是，澳洲是议会制，内斗起来更麻烦。 ​​​​ 我错了，不过很高兴，居然赢了，赢得干净利落。

【2019-03-30】 发完上一个帖子突然想到个问题，我写过许多有关人口的文章，其中涉及的逻辑远比前面提到的各种错误所涉及的更复杂，意识到这一点让我菊花一紧，既然那些错误如此常见，我的观点肯定被误解的更多，包括对自洽性的怀疑，特别是有关人口压力的论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口理论是我整个达尔萨斯主义的基石，它要是不自洽那就全垮了，所以我还是花点力气澄清一下： 1）人口压力是所有生物与文化适应性的终极来源，也是全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存续前提， 2）在人口压力作用下，处于生存线附近的边际人口（或曰赤贫人口）的处境会很糟糕， 3）不同制度与社会结构下，人口压力产生的效果十分不同，其中一大差异是边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4）在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没有可靠保障的体制中，中上阶层难以长期维持其地位，难以持续积累资本（和其他文明元素），其规模也较小，因而边际人口比例更大，这意味着在这些社会可观察到更多人口压力作用下的糟糕处境， 5）当我谈论上述糟糕处境，或者使用『马尔萨斯陷阱』之类术语时，所表达的负面评价针对的是某些体制下人口压力造成的结果比其他体制更糟糕，而不是在说『人口压力本身是坏事』，当然不是， 6）现代人口转型是个大题目，我不认为自己已经有了清晰的看法，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个短期现象，大概只会持续几代人时间， 7）人口转型在其持续期中会大幅减少甚至消除边际人口，但并非消除人口压力，多数人仍然在为挣得一份生活而努力拼争，这正是人口压力的关键效果，改变的是，这些人如今为自己设定的最低可接受生活标准远高于生存线，通俗的说就是，对中产地位的渴望已变得如此普遍以至将生育率拉到了这样的低水平，而不是：人们不再为挣得生活而奋斗了， 8）然而只要偏好多样性仍然存在，这一状况必定会改变，因为地位期许没那么高的人（比如阿米绪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持续提高，最终重新拉高生育率， 9）假如这情况最终没发生（虽然我看不出何以如此的任何理由），文明将逐渐瓦解， 10）相对于普遍人口转型，东亚的极低生育率其实更容易理解一点，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极高，而一旦如此庞大的人口突然将理想生活标准调高到美加澳新中产水平时，怎么可能不把生育率压到极低水平？这是盎格鲁价值观全球化的自然结果。

【2018-10-21】 https://voxeu.org/article/top-firms-and-decline-local-product-market-concentration 随着排名前几位的大型连锁零售商规模扩张，市场份额提高，零售市场的集中度当然也提高了，但这里提高的是全局市场的集中度，而该指标对于个体消费者是没意义的，消费者真正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有效购物半径内有多少选择，因而对他们有意义的指标是各局部市场的集中度，研究发现，大型连锁厂商的扩张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局部市场的集中度 原理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结构高度扁平化的大型连锁企业，其每家门店的管理成本远远低于独立企业，因而只须在每个局部市场分到一小块即可实现盈亏平衡，而独立企业需要割到一大块才能生存，因而每个局部市场容纳的门店数增加了。 【2019-03-23】 John Cochrane的解读，和我想法差不多  

食物与人类#11：素食主义 辉格 2018年8月30日 从7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中，一股素食主义浪潮风靡西方，最初它只是嬉皮运动的一支，另类而小众，然而到世纪末，尽管当初的运动热情早已消退，嬉皮士们都已为人父母，克林顿也已在白宫享受上了掌权中年男的古老乐趣，但素食主义却生根发芽了，到90年代，已经有上千万美国人宣称自己是素食者，占成年人比例的3-6%（不同来源的数字差异很大），许多西方国家的素食者比例都已超过5%，虽然仍是少数，却已远非另类。 与此同时，迎合素食需求的食品产业也迅速增长，最具代表性的是豆腐和豆浆，70年代绝大多数西方人从未见过它们，如今却已摆上多数食品超市的货架，在大城市，素食者已无需再为寻找餐馆而发愁，而且素食风潮的影响越出了素食群体，许多人虽称不上素食者，但也受其裹挟而减少了吃肉量，特别是红肉的消费量。 这不是近代西方的首次素食运动，此前至少有过三波素食风潮，分别出现在启蒙时代，维多利亚早期和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这些运动主要由观念而非经济因素所驱动，参与者也仅限于上层精英，虽然提出的理由五花八门，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改变对待动物与生态系统的方式，提升人类的道德或生理状况。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许多研究素食现象的学者都将重点放在观念史上，从哲学、宗教和医学等方面追究其思想渊源，结果他们都找到了印度这个源头，印度确实堪称素食主义发祥地，起源于印度的四大宗教，耆那教，佛教，印度教和锡克教，三个奉行素食，而源于印度以外的宗教，没有一个要求信徒素食，除了某些宗教的斋戒期，而斋戒期最长的基督教，斋期内奉行的也只是鱼素食。 直到今天，印度仍然是素食主义大本营，25-30%人口是素食者，比世界其他地方的素食者加起来还多，即便非素食者的吃肉量也极低，其人均肉类消费量只有美国的1/27，全球垫底。 如此看来，宗教信仰果真是驱动人们转向素食的主要力量？ 信仰与素食 乍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仔细推敲一下你会发现，两者的关系并非这么清晰直接。 让我从耆那教开始，该教派所奉行的素食和不杀生戒律是所有宗教中最严格的，也是最早将业报（karma），轮回（samsara），不害（ahimsa）这几个核心概念引入印度系宗教的教派，实际上，该教的信条和实践几乎完全围绕着如何正确的吃，如何在一举一动中避免杀生这一核心关切而建立，这与近代西方素食运动的观念基础十分契合。 然而，和现代理解不同，在作为耆那教和佛教先驱的早期印度哲学中，不杀生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恰好相反，是出于反生命的理由，这种哲学认为生命是一切痛苦与罪恶的根源，只有摆脱它才能进入终极的快乐幸福美好状态——那为何不自杀了事呢？这是因为轮回的存在，使得自杀解决不了问题。 轮回观念是早期哲学家对食物链和生态循环的一种朴素理解，而业报则是该循环中的守恒量，一种构成生命本质的元气，它不会随生物个体死亡而消失，而是随食物链持续传递循环，生物在食物链上所处位置越高，体内积聚的元气就越浓，你之所以会在来世变成另一个生物体，是因为你在今世通过饮食（以及与生物的其他互动）摄入了足够多元气，要想摆脱这个循环，就必须尽可能少摄入元气。 基于这种哲学，耆那教是承认植物的生命性质的，因而不害原则也适用于植物，实际上耆那教徒也忌吃许多植物，比如像番石榴，猕猴桃，西红柿，茄子这样包含大量小颗粒种子并难以将其与果肉分离的水果蔬菜，因为他们相信植物的元气存在于种子之中，他们更忌讳肉食只是因为其元气浓度更高。 很明显，这样的教义在实践中是很难真正奉行的，而任何妥协都会让体系丧失自洽性，比如耆那教未加解释就放过了谷物，谷物可都是元气满满的种子啊（从经济上考虑，这当然不难理解，那个时代既要素食又不吃谷物，就只能饿死了），另一方面，既然去核的桃子可以吃，那为何割掉睾丸或卵巢的牛羊就不能吃呢？或许耆那教宗师们还没掌握那么多生理学？ 因为这种困难，后来的大师们逐渐改变了素食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一改变在耆那教中便已出现，但主要由佛教完成，不害，即不伤害，不杀生，非暴力的跨物种和平主义，成了素食的主要理由，轮回从生态循环变成了因果循环或生命循环，其中的食物链被替换成了『动机-意图-行动-后果』这样的因果链，循环中的守恒量不再是元气，而是意志力。 这样一来，脱离轮回的关键就不再是避免摄入元气，而是避免让自己的意志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从而成为任何因果链的一环，这一思想构成了佛教僧侣出家与苦行的理论基础，食物必须是被施舍的，荤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主动获取也不能提要求，施主给什么吃什么，这样就避免了意志表达，即便吃的是牛肉，那头牛也不是因为我的意图而被杀死的，故而不会将我牵扯进业报循环之中。 所以印度本土的佛教僧侣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吃素的，但并不特别忌讳肉食，唐代僧人义净在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待了十年，详细记录了当地饮食习俗，总体上，当时的北印度人较少吃肉，可是在佛教寺院的常规食谱中，却包含了肉食，实际上，素食在佛教中只是受鼓励，从未成为正式的成文戒律，尽管它后来在大乘佛教中成了事实上的戒律。 再看印度教，当前的印度教强烈鼓励素食，特别是婆罗门，半数以上严守素食戒律，但这一做法从教义中其实找不出多少理论基础，婆罗门向素食主义的转变颇具戏剧性，吠陀时代的婆罗门以祭司和经师为业，相当于凯尔特人的德鲁伊，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仪式，该仪式的核心内容是宰杀牺牲，主要是牛，仪式结束后他们得到一部分牛肉作为工作报酬，所以，虽然牛在雅利安传统中确实拥有某种神圣地位，但无论从吠陀经文还是婆罗门的历史渊源中，都不可能找到素食依据，宰牛吃肉是婆罗门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的五六百年中，佛教在印度盛极一时，不仅赢得大批信众，更得到王权的大力赞助，婆罗门的地位则大幅跌落，与此同时，大众饮食的素食化日益加深，社区祭祀活动中已很少将牛用作牺牲，有时会用面团做成假牛充数，在此背景下，婆罗门阶层于笈多王朝后期发动了一场改革复兴运动，从耆那教和佛教那里挪用了大量元素，将祭祀供品换成奶制品和素食，自己也开始奉行素食主义，并将此视为保持自身洁净的一种手段，以此证明自己是合格的祭祀主持者。 经济背景 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虽然素食主义伴随着耆那教和佛教的兴起而出现，但它和教义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耆那教义在逻辑上和素食的关系相对紧密一些，但并不自洽，而且耆那教始终是个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小教派，从未像佛教和印度教那样成为大众宗教，古典时代结束之后，佛教衰微，印度教兴起，此后又经历两轮伊斯兰教入侵，千年之间印度的宗教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可是素食倾向却始终在持续强化。 另一条线索也让人怀疑教义究竟对饮食结构有多大影响，佛教和印度教对酒的反对远比对肉食更强烈而明确，可是这两大宗教的兴盛却从未削弱印度人对酒的热情，印度酿酒技术花样之繁多，其他文明都无法与之相比，酒类消费量也非常大，印度也是当今第一大酒类进口国，虽然酒类关税高达150%，还有各邦的高额销售税。 印度在两千多年间持续强化的素食倾向，恐怕只能从经济方面来解释，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当时西孟加拉的铁矿被开发，铁器大规模普及，此后数百年间，恒河流域农业密集化迅速推进，大量森林沼泽被清除，人口成倍增长，随后便迎来了轴心时代的哲学繁荣和两大宗教的兴起。 自古典时代以来，印度便以其超高人口密度鹤立于各大文明之中，不仅远超欧洲，也高于中国，孔雀帝国时期人口已达五六千万，约两倍于同期（战国时代）华夏人口，公元前后印度人口达到7500万，并大致在此水平上维持了上千年，而中国人口在西汉末达到第一个高峰时，也不足6000万，而且直到南宋之前的一千多年里，除了盛唐时曾一度超过8000万之外，多数时期都低于汉代高峰，有时低非常多（这一点体现了中国式社会总崩溃消灭人口的极高效率）。 独特的人口特征推动了印度饮食的素食化，同时，雅利安人带来的畜牧传统让奶制品在印度得到广泛而充分的利用，这让素食变得更加可行。 圣徒的诞生 话说回来，尽管素食化的基础动力是人口压力而非宗教信仰，但不可否认，宗教确实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只是这一作用的性质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其中逻辑颇为曲折，须细细拆解方能看清。 在印度系宗教诞生前夕，出现了一些林中隐士，他们避世索居，过着禁欲苦行生活，靠捡拾和施舍为生，这种举动看起来很特别，但其实每个大型社会都不乏这样的怪人，他们的古怪行为或许只是源自某种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比如亚斯伯格综合症，重度抑郁症，或自我挫败型人格障碍，假如他们来自穷人家庭（在那个时代这也意味着他们是文盲），就只会成为同情或取笑的对象，而不会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痕迹。 可是假如他们来自显贵家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能随口诵出大段诗篇或经文，不时援引古老人物和典故，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一整套抽象词汇，能以高深莫测的哲学说辞来合理化自己的古怪行为，而且亚斯伯格患者里还时常会出现一些天赋异禀的奇才，这让笼罩在他们头顶的神奇光环显得更加耀眼。 一个穷人若过上苦行生活，在旁人眼里就只是更加落魄潦倒了而已，可是一个富家子弟主动弃绝世人苦苦追求的荣华享乐和种种世俗成就，而其举止谈吐又如此不俗，虽然我听不太懂他的深奥哲学，也难免会觉得他肯定是有道理的，这背后定有某种我所不能理解的神秘力量在推动，如果我恰好也有着相似的心理倾向和社会背景，只是还没强烈到果真弃绝尘世，他就会成为我仰慕追随的心灵导师，我的哲学明灯，文化英雄。 经历了铁器时代的数百年农业繁荣和人口增长之后，印度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日益走向大型化和复杂化，到公元前六世纪，北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出现了16个强盛邦国，城市生活也自印度河文明崩溃以来首度复兴，这一社会背景为隐士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释迦牟尼和耆那教祖师摩诃毘罗（Mahavira）都是该时代出身王族的离世苦行者。 苦行者的涌现和他们受到的尊崇，在各阶层引发了不同反应，那些与之有着相似心理状况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原本被同情嘲讽的举动如今却受到仰慕尊崇，这一转变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效果，将那些原本隐藏在各个角落的另类个体聚到了一起，而其中没有跨出离世这一步的那些，则成为热情的赞助者或积极宣扬其观念的在家弟子。 至于普通大众，从这股风潮中，从这些圣徒身上，他们看到的是一股神秘力量，于是崇拜和供奉便是自然的反应，除了将供品换作施舍之外，和他们以往对待任何被认定为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没什么两样，在底层大众那里，宗教永远是功利性的。 然后是君主，一方面，他们可能和普通信众一样相信苦行者的超自然力，而即便不信，既然这些苦行者的圣徒地位已确立，教派组织已成气候，再听任其游离于权力结构之外，是很危险的，最好还是包养起来（另一个选项是镇压翦灭，但在列国林立的条件下，这不太可能做到，反倒是给敌人奉送礼物）。 资助禁欲主义教派的一个好处是，它较少跟王权发生冲突，因为争权夺利的主要动机是积累财富，生儿育女，并将财富权力传承下去，而独身禁欲消除了这一动机。 文化修饰 一旦获得国家赞助，财富便源源不断流入教团，于是宗教开始走向其成熟状态，庄严恢弘的建筑与佛像将超自然力烘托的更具震慑力，更不容置疑，大批怀抱功利动机的人开始涌入教团，以分享其不断扩张的财富与权势，教团内部开始等级化，圣徒实践被制订为戒律，寺院成为崇拜和仪式中心，并为王权拢聚合法性资源。 结果之一是，作为苦行实践的一部分，素食主义进入了主流意识形态，而这恰好迎合了大众饮食正日益加深的素食化过程，这一改变无疑会受到越来越吃不起肉的贫穷大众的欢迎，因为这将他们从一个社会心理窘境中解救了出来，吃不起肉原本是件令人沮丧甚至丢脸的事情，特别是在节庆婚娶聚宴上，没有荤腥的酒席不仅遭人鄙视，还会拉低主人的社会地位，可是打肿脸充胖子继续宰牛杀猪又实在不堪重负。 新宗教替穷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如今，不吃肉成了一桩虔诚的，洁净的，有高深哲学理由的，良心与道德所要求的，广受推崇的，理直气壮的事情。 通过文化修饰对所处困境进行合理化的需求，在高种姓穷人尤为强烈，种姓制这种僵硬的社会地位划分体系，使得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经济状况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对称，到中世纪时，多数婆罗门都已是贫穷农民，因为随着其人口增殖（在古代，高地位者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下层），社会不可能为那么多人提供祭司，经师，教师，君主顾问，行政官员等符合婆罗门传统角色的职位，日益贫困化的婆罗门必须为他们再也吃不起肉这一事实寻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 美德展示 素食主义还有一项功能：可用作美德展示（virtue signalling）工具，由于素食原则总是倾向于和非暴力、和平主义、节俭朴素、自我克制等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通过恪守素食，你可以传达出一连串信号：1）我富有同情心，连动物都不愿伤害，何况是人呢，2）我是个真诚的和平主义者，你可以放心与我交往，不必担心我会伤害你，3）我对物质财富和世俗享乐没有那么强烈的需求，因而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出于贪欲而欺骗坑害你，4）我有能力为信仰和原则而克制欲望，因而你有理由相信我做出的承诺，自我克制能力也意味着我更有可能排除各种内外干扰而把事情办好。 很明显，在大家相互知根知底的熟人小社会，美德展示工具很少派得上用场，人们从以往经历中早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最需要这一工具的，是居住在流动性大社会或从事流动性职业的人群，即商人，工匠，职员，教师，文人等城市中产者，最严格遵守素食主义和不杀生原则的耆那教徒，正是由中产阶级构成（耆那教义不许其教徒务农），直到今天，耆那教徒仍然是印度教育程度最高，收入最高，中产者比例最高的教派。 在席卷西方的最新一轮素食浪潮中，美德展示已上升为主要动机，并时常与反战，环保，瑜伽，动物福利，反核，反枪支，反死刑，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反殖民，反阶级压迫等元素密切相连，素食主义终于从一个小众运动进入主流（尽管仍是少数派），也得益于中产阶级的壮大。 虽然许多素食者以营养和健康理由解释其选择，但深层动机恐怕并非如此，人们用来支持其决定的所谓科学证据，往往是在预设倾向引导下摘取过滤材料的结果，对此，当事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 阴柔化 素食流行的一个很少被人注意的原因是老龄化，美国的数字显示，吃肉最多的年龄段是20-49岁，比70岁以上者多吃一半，另一个更惹眼的原因是过去几十年西方文化的全面阴柔化，女性气质（特别是表现在男性身上的女性气质）大受欢迎，男子气概得到的欣赏与赞美日益稀少，乃至近年来被戴上了“有毒男子气（toxic masculinity）”的帽子。 阴柔化趋势从影视娱乐业的流行趋势中不难得到直观感受，一个或许有关的佐证是，西方男性的精子量在过去40年降低了50%，我们知道，女性历来比男性更倾向素食，在美国，素食者中68%是女性，女性平均吃肉量仅为男性的67%，其中红肉消费量为男性的60%。 文化的阴柔化反过来也提高了素食主义作为美德展示工具的使用率，因为女性（和拥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天然的更倾向于用它来展示美德。 结论 素食主义粗看上去是由宗教信仰（在东方）或类宗教意识形态（在西方）所推动的饮食变革，这一看法在最初倡导它的上层精英中大致可以成立，但那从来都只是一小撮，只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在历史记录和传播媒介中曝光率很高，因而吸引研究素食问题的学者给予了不成比例的关注。 对于普通大众，转向素食的理由十分平凡：随着人口压力渐增，他们越来越吃不起肉了，诚然，宗教确实在其中起了作用：它将很少吃肉的事实状态变成了规范性的素食主义，这是对既已存在的困境的事后合理化，对于一种无望摆脱的困境，人类总是有着将其合理化的倾向，而种姓制度让高种姓穷人对此类合理化的需求尤为强烈。 中产阶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中产素食者不是吃不起肉，而是将素食主义用作美德展示符号，这一符号往往和一组特定的消费偏好，审美情趣，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捆绑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身份形象，用来告知观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近一轮素食运动主要由这一流派所推动，当然，美德展示工具种类繁多，选择素食主义的只是少数，所以尽管这轮运动声势不小，对西方人总体食肉量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最后让我回到印度，自从90年代初的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经济增长强劲，按美元不变价计算的人均GDP提高了三倍多，同时人口增长大幅放缓，年增长率从70年代的2.3%降至目前的1.4%，总和生育率从5.3降至2.2，伴随这些变化，印度的肉食消费量正在迅速膨胀，特别是鸡肉（这是印度最主要的肉食），过去二十多年每年都以15-20%的惊人速度增长，长期以来被西方素食主义者尊奉为素食圣地的印度，正在褪去其神秘面纱，和其他新兴地区一起享受食谱反弹的盛宴。 参考资料 Donna Maurer - Vegetarianism (2002) Colleen Taylor Sen - Feasts and Fasts (2015) Tristram Stuart -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2007) 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2005） 葛剑雄：《中国人口史》（2002）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and religion Wikipadia: Vegetarianism by country Wikipadia: Demographics of India Wikipadia: Mahajanapadas The Far Out History Of How Hippie Food Spread Across America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salt/2018/01/23/579186110/the-far-out-history-of-how-hippie-food-spread-across-america India's meat industry growing rapidly, but depleting a third of world's fresh water reserves https://www.firstpost.com/india/indias-meat-industry-growing-rapidly-but-depleting-a-third-of-worlds-fresh-water-reserves-4360065.html A new study argues that asceticism has its origins in autism.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au/blog/the-imprinted-brain/201804/the-autism-asceticism-and-the-genius-the-monasteries Trends in meat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045642/

【2018-07-26】 最近metoo丑闻铺天盖地，虽然有些细节让人震惊，但仔细想想，也不算太意外，特别是行业分布，完全在意料之中，那些特别偏爱长相俊俏，亲和度高，社会技能强，之类禀赋的行业，自然是metoo高发区，因为这些禀赋与黄喉策略更搭配，我预期，双性恋和同性恋群体中发生率会更高。 就是，那些把实名揭发跟无罪推定扯到一起的都是纯傻哔，你被人持刀攻击想要自卫时要不要先喊三遍『未经判决定罪者都是无辜的』？ 道德评价这事情，你一旦偏离个体主义立场，就完蛋了，结果肯定一锅粥了，像metoo这种无人组织策划的自发运动，当然不能成为道德评判的对象，只有其中的个体行动才是合格对象，至于这一运动会不会导致某种你不希望（或希望）看到的结果，那是乐见与否的问题，此处没有道德评判的余地，个人只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基于可合理预见的后果），这么多实名揭发者，里面肯定有耍流氓的，比如哥伦比亚那个床垫女，但其他揭发者不能仅仅因为和她共用一个推特标签就承担连带责任吧，BTW，知识分子最容易脱离个体主义立场，因为他们喜欢从上帝视角看问题。 有关无罪推定，我再多说几句，我说把这原则扯进来的人蠢，倒不是质疑将该刑事审判原则移用于道德审判是否合适，而是他们根本弄错了适用环节，无罪推定是用来规范陪审团判决的，不是用来约束当事人的自卫、自我救济和控诉行动的，所以即便你想把该原则引入这件事情，也和指控者毫无关系，而只跟有意作出判断的旁观者有关，即，旁观者在看过控诉材料之后，开骂『大流氓、人渣』之前，是不是应该先穷尽一切可接受的辩解理由？或暂缓判断并等待被告提出某种可接受的辩解理由？这倒确实可以讨论。 依我看，这取决于你作出判断之后打算采取何种行动，假如你只是想得到个判断，从而调整自己对当事人的看法，那么证据平衡原则就够了，如果你判断完还要像黄老师那样去抽个耳光，那么标准就该向无罪推定方向靠拢一点，如果只是想骂两句，大概介于两者之间吧……

【2018-07-19】 常有人将保守主义想象成一味守旧、僵化、抵制创新，这是缺乏进化论思维的表现，且以绘画为例，假如每一代画家都完全抛弃前辈遗产，他们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子？看看厕所里的涂鸦就知道了，或者儿童画，岩洞壁画也类似，但比它们好得多，因为石器时代的岩洞画家多少也有点遗产可以保守，如果头脑里装着进化论，这就很好理解：保存积累足够多旧元素/旧结构是创造新元素/新结构的必要条件，如果每一代都清零，重启，得到的结果看起来都和前一代差不多，当然具体特征会有很多不同，但这些差异通常都是琐碎无趣的，真正有意思的东西总是随结构复杂化而涌现，简单说：反复革命只会让你永远停留在古老而陈旧的状态。——在不懂进化论的人听来，这句话当然显得十分矛盾。

食物与人类#0：专栏说明 辉格 2018年6月23日 生物学家研究一种动物的生理与习性时，考察它们吃什么和怎么吃，总是首选的切入点，这是因为，食性作为一个枢纽因素，决定着其他许多事情，诸如生理构造，代谢特征，行为模式，认知能力，群居还是独居，乃至交配模式，而社会结构与交配模式继而又决定着物种更多方面的特性。 人类也不例外，甚至更进一步，因为我们有着远比其他生物更复杂丰厚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而人类群体间食谱差异之大更是绝无仅有，所以，从食性出发，沿着上述由生物学家开辟的思路，就人类有望讲出更多有趣的故事，最终，当我们走完这段考察之旅时，或许对人类文化，对社会，对历史，以及对我们自身，都会有一个更深入了理解。 两百多年前，当萨瓦兰说出他那句千古名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时，他根本没有能力领会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以及它的千钧分量，而如今，得益于达尔文以来的见识增长，我们终于可以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个中奥义了。 我正在写的本系列文章，便是这样一次尝试，不过和生物学家不同，我的考察重点将放在人类身上，因为多年来，理解人类及其创造的文化与社会，始终是我阅读与写作的兴趣所在。 另外，写这系列文章，也是为了还一笔陈年旧债，那是我在2014年写作《沐猿而冠》时欠下的，当年我也曾将饮食作为谈论人类文化的一个起点，可因为那时我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态度还比较轻率随性，加之知识储备不足，结果只是起了个头，用一篇导言和几篇旧文章敷衍了事（有趣的是，那是我卖的最好的一本书），希望这次表现会好一点。 有关参考资料的一点说明 在我以往的写作中，很少列出参考资料，对此不少读者提出过批评，他们是对的，我在这点上做的不好，是因为：1）我从不以学术标准要求自己，2）我太懒，没有做笔记的习惯，3）我的藏书在过去十几年的多次搬家中几乎全部扔掉或送人了，多数记忆已无力查找或核对。 今后我会努力改进，至于怎么做到，还在探索中，就目前而言，我能给出的参考资料，要么是我现写现查的，要么恰好出现在我最近刚读过因而记忆尚且新鲜的某本书里，可想而知，结果无疑离完整会很远，不过总比没有好一点。

食物与人类#2：吃还是不吃 辉格 2018年6月18日 常有人感叹人类食谱之广泛，简直能把什么东西都弄上餐桌，从某些角度看，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几件容易混淆的事情，首先，人类食谱之广泛，主要归功于人类文化的巨大多样性，群体间的饮食习俗差异，以及个体间的口味嗜好差异，假如分解到单个群体或个人，其广度就远不如一本《食材大全》所显示的那么值得惊叹了。 其次，假如我们随便挑几个食俗不像因纽特人那么极端的群体，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这是经济学家度量供方离散度的标准方法——来测量食物来源离散度，那么人类得分确实不低，毕竟我们是杂食动物，可是，假如我们把衡量标准换成『有能力消化因而有可能吃多少种食物并从中获取营养』的话，那么得分最高的脊椎动物远不是人类，而是——你或许会吃惊——食草动物（注：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谈论的动物仅限于脊椎动物）。 食草动物也吃肉 因为凡食肉动物和杂食动物吃的东西，食草动物几乎也都能吃，鹿经常被观察到在啃动物尸体，甚至同类的内脏，牛在吃草叶时也常有开点小荤的机会：草丛里的蜗牛，树上掉下来的雏鸟或鸟蛋，死老鼠……河马上岸吃草时甚至偶尔会主动猎杀动物，畜牧业者也早就懂得往牛羊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 反过来却不行，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和对付植物毒素的能力太强大了，以至很多被它们当作主食的植物其他动物都吃不了，而食草动物很少吃其主食之外的东西，特别是肉食，并不是因为消化吸收上存在任何障碍，而是一种策略选择：基于它们在生理和技能上的相对优势，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寻找、争夺和获取肉食上，几乎总是不划算的。 比如一头鹿，在一天中可用于觅食的那几个小时里，若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专心吃树叶（并时刻警惕着随时出没的老虎），要么漫游林中寻找尚未过度腐烂的动物尸体，动物尸体能量密度高，消化成本低，一只野兔或许顶得上啃两天树叶的净收益，可同时，大张旗鼓的搜索尸体，扩大了活动范围，提高了自己的活跃度和曝光率，因而更可能被老虎吃掉，也增加了与食腐动物（比如狼）发生冲突的机会。 更要命的是，搜索尸体的结果远不如啃树叶那么确定，很可能连续几天一无所获，况且鹿又不像食腐动物那样具备远距离发现尸体所需要的灵敏嗅觉，也不像老虎那样能够大块吞肉，一次吃下一周所需，相比之下，树叶虽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高，但收益十分确定，因其难消化，竞争者也少，而且竞争者都是无威胁的食草动物。 只有当尸体是沿途偶遇的，并且附近没有危险的竞争者，因而无须承担上述种种风险时，鹿才会去吃，这就好比偷窃，食肉动物是职业小偷，将生计建立在偷窃之上，并为此而发展了高度特化于偷窃的生理机制、行为模式和后天技能，食草动物没有这些优势，但若是有顺手牵羊的便宜机会出现，它们也不会漠然放过。 草饲与谷饲 所以，尽管食草动物拥有强大的纤维素消化和毒素处理能力，但只要在成本与风险无差异的条件下给它们选择，它们还是会偏爱高能量密度、低消化成本和低毒性的食物，野生条件下，成本风险无差异这个条件只是偶尔会满足，而在人工饲养时，由于这些成本和风险转移给了饲养者，而后者拥有的技术又将它们降至极低水平，因而可以轻松满足。 于是我们有了谷饲牛，与草饲相比，谷饲牛长肉快，产肉多，脂肪含量高，容易出雪花，同等产肉量所需土地面积仅为草饲的1/3，这些优点对于谷物充裕而草场相对稀缺（相对于加拿大、澳洲和阿根廷）的美国尤为显著，西欧谷物和草场都稀缺，所以更倾向于往饲料里添加屠宰下脚料，这也是为何疯牛病首先在西欧爆发的缘故。 有些情况下，谷饲不仅有好处，而且不可或缺，比如军马；若是只吃草，马一天至少要花八小时咀嚼草料（这是人工饲喂干草的情况，若自己在草场吃，需十几个小时），每公斤嚼3500-4500下，约需40分钟，而且吃完后三四小时内消化负担极重，其长达20米的小肠在此期间将分泌100多升消化液，随后50多升食糜进入一米多长的盲肠并在那里开始发酵。 这样，每天能用于行军（牵引或骑乘）和作战的时间就十分有限，最多四五个小时，这还得益于马的睡眠很短，每天不到三小时，外加两三个小时的伏坐休息，所以它们能在夜晚继续进食；但若能将部分草料换作谷物，比如燕麦，每公斤咀嚼次数便降至850次，只需十分钟，替换一半即可省下三小时进食时间，并大幅减轻消化负担。 正是谷饲，让优良役马在轻负荷条件下每天能工作多至8-10小时，从而让一些骑兵部队能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行军（如果能沿路获得补给的话），勉强超出罗马步兵自带给养的行军速度，至少马不再是行军速度的瓶颈。 最优觅食理论 关于特定动物吃什么，不吃什么，偏爱哪些食物，优先寻找哪些食物，当条件改变时食谱会如何改变，以及有关动物食性的其他种种问题，生物学家发展了一套被称为最优觅食理论（optimal foraging theory, OFT）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寻找解释，该理论考虑的因素主要有：觅食的时间成本，失败的几率和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各种食源的竞争强度和自身的竞争优势，在消化能力和消化成本上的相对优势，因暴露在觅食环境中而被捕食的风险，中毒风险，等等。 理解该理论的一个要点是，某种动物花最多时间和努力去寻找，因而事实上也吃得最多的，未必是（且常常不是）它最喜爱的食物，反之，它很少或根本不花精力去寻找某些食物，未必是它消化不了、不爱吃、或没能力获取，而常常是因为，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它“发现”，把时间精力投入在寻觅该食物上并不合算，要么失败风险高的难以承受，要么边际净收益低于将这份时间精力投入于其他食源的收益。 沿着这条思路，不同动物的食性差异，觅食相关的种种行为模式，以及人类饮食习俗的形成与变迁，都将得到更为深入也更系统化的理解。 食草与食肉 这是最鲜明的一组对比，但这对名称本身并未揭示出这一对比的要点所在，关键区别其实并不在于食物来自植物还是动物，而在于对待风险的策略差异：食草动物代表了策略光谱的稳妥保守一端，而像猫科这样的顶级食肉动物则代表了冒险激进一端。 捕猎是高风险活动，专以捕猎为生更是高风险生存策略；捕猎成功率往往很低，而且越是大型猎食者越倾向于大型猎物，而猎物越大，成功率越低，猫科之王老虎的成功率只有5-10%，北极熊10%，狼14%，非洲狮18%，体型苗条的猎豹成功率高的出奇，40-50%，但猎物经常被抢走；对于大型猎食者，连续几天空手而归的情况很平常，他们就像赌场里喜欢博大输赢的赌客，赢上一把够吃上一阵，但经常输个精光。 相比之下，草虽然营养密度低，摄食时间长，消化负担重，但分布广泛，供给充分，收益非常确定，一份付出一份回报，是勤恳吃苦耐劳者可以依靠的生计来源；但具备这些特征的食物未必来自植物，在海滩捡拾贝类，在蚁穴舔食蚂蚁或白蚁，在河流入海口捕捞洄游鱼群，都更像是采集而非捕猎，那些以此为生的动物，在生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上更靠近食草动物。 比如在食蚁兽身上，你看不到食肉动物的典型特征：大脑发达，认知能力强，活跃好动，好奇心强，爱探索，爱玩耍，反倒有许多食草动物的特征：安静，不好动，重防御，以及高度特化的摄食与消化系统：能快速伸缩的超长舌头，高粘度的唾液，胃内用于碾碎昆虫的搓板状结构（类似鸟类的嗉囊），分泌的胃酸是甲酸而非常见的盐酸；类似的，以洄游鱼群为主食的人类族群，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各方面都更像农耕者而非狩猎者。 风险策略上的分化，起初可能只是因为所处环境不同，比如在空旷平坦的大草原上捕猎，比在温带森林中困难的多，因为最普遍的捕猎方式是偷偷靠近然后突然袭击，老虎和豹在扑袭之前通常会贴近猎物到十几米甚至几米以内，这一战术需要有足够多的掩蔽物，树丛、土丘、岩石、沟壑，或特别高的草，只有像猎豹这样速度优势极为显著的猎手才会在百米之外就发动进攻，或者像非洲野狗这样的团队捕猎者，能靠合作与耐力长途追逐猎物将其拖垮；总之，在那些捕猎难度过高的生态位（另一个例子是热带雨林的树冠层）中，动物更可能向保守稳妥的食草、食果或食虫发展，反之亦然。 然而一旦策略分化出现并长期持续，进化机制便会将这一差异扩大并固化下来，选择压力作用之下，主吃低营养密度食物的动物，重点发展消化和防御，而食肉动物则重点发展搜索、追踪、潜行、擒杀等捕猎技能，这些特征，相信大家都已耳熟能详，这里我仅以视觉为例略加说明。 同样是两只眼睛，食草动物更注重视野广度，以便全方位探知正在靠近的捕猎者，所以双眼分别朝向头部两侧，视野重叠少，比如牛的视野广度330度，重叠部分仅20-50度，马的视野350度，重叠65度，而食肉动物则高度依赖立体视觉和景深感知，因而两眼向前，形成双眼视觉，视野广度小，但重叠度大，比如猫的视野200度，重叠140度，这一差别，在食肉猛禽和其他鸟类的对比中也可看到。 随着时间推移，选择了不同觅食策略的动物逐渐被自然选择朝着不同方向改造，从生理构造，行为模式，到生存技能，都发生了与其主要食物对应的特化适应；这些改造是全方位和成套出现的，因为生理结构受着基本生化规律和长期积累的进化包袱的严格局限，其设计空间有限，要强化某方面性能，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比如发达的消化系统往往对应着较小的大脑和较低的认知能力。 而且很多生理/行为特性是连锁的，一个改动将引发一系列相应改动，而食性改变往往是触发连串改动的初始启动因素，因而它总是我们认识一种动物生理、习性和行为模式——以及，对于人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最佳起点；比如在开阔草原吃草的动物都成群出没，这不是因为它们友爱互助，恰好相反，它们需要同类替它们挡子弹：在开阔地躲避捕食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往同类群里扎；成群出没的习性极大提升了雄性间的性竞争强度，和交配关系中的雌雄比，继而导致雄性发达的第二性征和巨大的性器官。 重要的是，特化适应是个不断加速的正反馈过程，策略选择与生理/技能改变轮番相互加强：消化能力越提升，食草策略越受青睐，爪牙越锐利，立体视觉越好，捕猎越有优势，食肉策略越受青睐，反之，草叶在食谱中比例越高，对消化系统的选择压力越强，肉类比例越高，对爪牙和双眼视觉选择压力越强，如此循环，走上一条特化的不归路。 专食与杂食 物种（及更大类元）在特化道路上可能会走得很远，考拉几乎只吃桉树叶，而桉叶以营养低、难消化和毒性强而著称，桉叶精油是强效杀虫杀菌剂，只有考拉和一些负鼠有能力对付；对付桉叶的独特能力让考拉占据了一个极少竞争的生态位，但也失去了很多：考拉代谢率非常低，行动迟缓，反应迟钝，活动范围小，每天睡20个小时，清醒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嚼桉叶……幸好澳洲没有擅长爬树的大型食肉动物（比如豹）。 猫科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们将捕猎禀赋发展到了极致，但由于几乎专吃肉食，其消化系统处理植物的能力严重退化，比如味觉系统丧失了甜味感受器，而后者是辨别植物营养价值的重要手段；无论朝哪个方向，高度特化都降低了物种的适应灵活性，当食物来源随环境条件而改变，或出现新的天敌或竞争者时，很难转向或掉头。 然而并非所有动物都沿食性特化道路走的很远，熊科和猪科都是高度杂食的，犬科和人科的食谱也相当广泛；杂食让这些动物保持了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灵活性，所以熊科里才会既有专吃肉食的北极熊，也有吃素——而且几乎只吃极难消化的竹子——的大熊猫，大熊猫从杂食向素食的转变只有两三百万年的历史（和人类转向肉食的时间差不多），这很好的展示了熊科的灵活性。 当然，大熊猫要是在这个特殊生态位下继续进化几百上千万年，或许也会像考拉一样走上高度特化的不归路，反过来说，杂食性可能恰恰体现了这些动物的祖先所走过的进化道路上，环境条件的摆动更频繁，幅度更大，从未提供充足时间让它们完成食性特化。 机会主义者 杂食性代表了一种觅食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在素食-肉食这一光谱上，它显然处于中间位置，不过，这个维度对我们理解该策略并没有多大帮助，我们最好从时间分配的角度看待它，即，在面临各种潜在的觅食机会时，将多少时间分配给自己熟悉且擅长处理的食物源，而多少分配给较为陌生的，新颖的，充满未知因素的，价值不明确的食物源。 让我用一个有点类似的生活问题来说明我的意思：我发现自己在超市买食品时经常面临一个两难：日复一日的买同样的食品，难免让人厌倦，感觉自己错过了太多美味，可是尝试新鲜事物的风险也很高，以我个人经验，其中大部分会让我失望，很多最后进了垃圾桶，所以必须作出权衡：将多少预算分配给新食品？多年前我还不会做饭时，在选择餐馆上也面临同样权衡：每十顿饭里几顿留给熟悉的饭馆，几顿用来探索新饭馆？ 一旦我们转换到守旧-探索这一维度上，便发现，原来杂食动物才是策略上的激进分子，它们随时准备捕捉任何出现在面前的新机会，而不是一心专注于自己最熟悉擅长的食物源上；所谓机会主义，就是对特定食物源较少持有内在偏好或固有习惯，对新食源总是持开放态度，某一时刻作何选择，全看哪个机会在此时此刻的有着最高预期收益。 这听起来简单，实则对动物的某些禀赋极具挑战，诚然，杂食性对特定捕食技能——诸如鹰的锐眼，猫的柔韧性，鳄鱼的咬合力——没有那么强的选择压力，可是对综合感官和一般认知能力的要求却很高，因为它要求动物在不断面临新情境、新食源的条件下能够良好辨别物体种类与数量，评估其可食性、营养价值和中毒风险，以及面对不同竞争者时的获胜可能性，正因此，猪、熊、狗普遍有着较高的智力，鸟类中的杂食冠军乌鸦也以高智力出名，更别提人科了。 不妨再以人类职业倾向作类比，许多人偏爱一份稳定职业，有着相对固定的收入，就像食草动物，也有些人是命中注定的连续创业者，朝九晚五这种事情对他们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是食肉动物，但还有另一些人，他们对职业类型没有任何内在偏好，没有好机会时，也能朝九晚五安心打一份工，可一旦机会出现，比如诱人的跳槽机会，激动人心的创业念头，捞笔外快的良机，则决不会轻易放过，他们是杂食动物——一个并不像其名称所显示的那么中庸的类型。   参考资料 Richard Wrangham: Catching Fire (2009) Wikipadia: Optimal foraging theory Wikipadia: Cattle feeding Wikipadia: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Wikipadia: Binocular vision Wikipadia: Koala Wikipadia: Eucalyptus Wikipadia: Cat senses Wikipadia: Giant panda How Horses Digest Feed https://aaep.org/horsehealth/how-horses-digest-feed Sleep Requirements of Horses https://ker.com/equinews/sleep-requirements-horses/ Grazing Management for Horses http://agriculture.vic.gov.au/agriculture/livestock/horses/feed-requirements-of-horses/grazing-and-feeding/grazing-management-for-horses Hunting success rates: how predators compare http://www.discoverwildlife.com/animals/hunting-success-rates-how-predators-compare Anteater Facts http://facts.net/anteater/ Lori Marino & Christina M. Colvin: Thinking Pigs https://animalstudiesrepository.org/cgi/viewcontent.cgi?referer=https://www.google.com.au/&httpsredir=1&article=1042&context=acwp_asie The Average Bear Is Smarter Than You Thought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thoughtful-animal/the-average-bear-is-smarter-than-you-thought/

食物与人类#1：卡路里迷信 辉格 2018年6月11日 如今，焦虑于自己体重的人们在谈及一种食物时，最普遍关心的指标，恐怕就是卡路里了。包装食物的卡路里标签，常见食材的公认卡路里值，以及营养专家们为各种流行菜谱所做的卡路里估测，已成为人们估算和控制自己每日能量摄入的主要依据。 这么做当然不无道理，毕竟能量过剩是肥胖的主要原因，问题是，单单一个卡路里指标，对于我们把握人体的能量均衡状况究竟有多大帮助？我对这问题感兴趣，并准备在此花费大量篇幅谈论，并非想要提供一份减肥指南（我既不是营养专家，也不是健康顾问），而是因为，和所有生物一样，能量均衡向来处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核心位置——尽管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焦虑的方向通常是相反的。 众多文化元素和技术传统，正是在试图解决能量均衡问题的长期努力中发展和积累起来，它们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很大一块，而且只有将它们围绕能量均衡问题组织在一起时，其意义才凸显出来，才变得易于理解。 让我从卡路里的测量开始说起。 阿特沃特法 就其本意而言，食物热量值所要测量的，是食物带给人体的能量净摄入，即食物包含的化学自由能，减去消化过程所耗能量，再减去残留在排泄物中的自由能，剩下的就是离开消化系统进入其他人体组织，最后要么以糖原或脂肪形式存储起来，要么在细胞呼吸作用中消耗掉的能量。 可是，要准确测量这一数值是非常麻烦的，而且个体差异和随身体状况而出现的波动也非常大，在一些精细的个体研究中，会采用诸如用同位素示踪剂对食物成分走向进行全程跟踪的方法，考虑到有待测量的食物种类如此繁多，精细测量的成本难以负担，只有偷懒的做法才是可行的。 业界通行的各种测量法，都是阿特沃特法（Atwater system）的某种改良版本，后者由化学家威尔伯·阿特沃特（Wilbur O. Atwater）于1890年代开发：首先用炸弹式热量计（bomb calorimetry）以燃烧法测定各宏营养素（碳水化合物、脂肪和蛋白质）的单位重量热值，然后测量特定食物的各宏营养素含量，得到总热值，最后按某一固定比例（比如10%）扣除排泄物中的能量残余，得到净热值。 我们每天在卡路里标签上看到的数字，大致就是这么来的；一百多年来，这套方法基本没变，主要改进是食物成分测量变得更精确了，同时对碳水作出了更细致的分类，比如酒精的热值远高于其他碳水而更接近脂肪，因而被单独列为一类，单糖和多糖被区别对待，不可溶纤维素的热值被剔除。 很明显，阿特沃特法的致命缺陷是：首先，它完全没考虑摄食与消化过程本身的能量开销，其次，它假定食物消化吸收率是恒定的，而现实远非如此；假如你吃的全都是极易消化的深度加工或充分烹饪的食品，这一缺陷或许还可以接受，至少其间差异比较恒定因而易于做出调整，可是，当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漫长的人类历史以及千差万别的饮食习俗时，消化开支和吸收率差异就难以忽略了。 实际上，消化过程的能量开销可以非常高。 嘴 黑猩猩平均每天花6个小时咀嚼食物，每小时耗能300卡，所以仅咀嚼一项的开销便超出了人类成年男性的基础代谢率（我的基础代谢率大约1600卡）；当然，人类花在咀嚼上的时间没那么多，除了口香糖或五香豆爱好者之外，每天不到一小时（儿童稍长），能耗也没那么高，因为我们的牙齿、颚骨和咀嚼肌都远不如猿类发达。 人类咀嚼负担低，是因为相比其他大猿，我们的食物富含淀粉和脂肪，纤维量低，而且大多经过加工和烹饪，因而较少需要咀嚼，咀嚼时也不太费力；我们的咀嚼负担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菜刀、杵臼、磨盘、绞肉机、榨油机、榨汁机、炖肉锅……它们同样需要能量，但能效高得多，而且可以利用外部能源，比如让驴替我们拉磨。 2006年BBC曾组织了一次为期12天的实验（并拍成了纪录片），9位志愿者被关在一个公园里，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几乎囊括了超市里常见的水果、蔬菜和坚果，共50种，包括高热量的椰枣、核桃和香蕉，不限量，敞开吃，但条件是只能原样生吃。 结果是，这些人整天在吃，每天吃掉5公斤食物，若按标签数字计算，他们每天摄入的热量高达2000卡（女）或2300卡（男），远超基础代谢率，而且他们除了吃睡也没其他活动，可仍然总觉得饿，而事实也表明他们的感觉是对的：实验结束时，所有人的体重都大幅降低，平均减重4.4公斤。 可见，若果真按猩猩的吃法吃，人类是活不下去的，无论食物多么丰富且唾手可得，实际上，BBC实验里的食物已比猿类的大幅改进，它们都来自超市，经过人类长期选育，相比野生种，纤维量和毒性更低，糖类与脂肪含量更高，黑猩猩在野外吃的水果，大部分都是人类难以下咽甚至容易中毒的。 胃 第二阶段消化开支发生在肠胃里，体现为饭后数小时内人体代谢率的上升，上升幅度随食物类型而异，油脂最容易消化，饭后代谢率仅上升6%，碳水其次，15%，蛋白质最难消化，30%。（注：这些数字都是指饭后代谢率波动曲线的峰值） 除了峰值水平高低之外，决定肠胃能耗的关键因素是饭后代谢高峰的维持时间，而这取决于食物在肠胃特别是胃里的停留时间；同样是肉，在猫科动物胃里会停留5-6个小时，狗2-4小时，而人类只有1-2小时，肉在猫胃里停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它们更倾向于大块吞食，擅长囫囵吞的蟒蛇更夸张，饱餐之后的消化过程有时长达一周。 实际上，进化已将人类的胃改造的无法将食物容留更长时间，无论消化程度如何，胃都会在饭后数小时内将自己排空（2小时内会排空一半，再过2-3小时完全排空），那些来不及消化的食物就会成为排泄物而浪费掉；这就构成了一个消化瓶颈，当食物过于粗劣（即易消化部分的营养密度过低），未经起码的加工和烹饪时，人体的能量净摄入就会被该瓶颈卡住，而与有多少食物可吃不再相关，当食物粗劣到一定程度时，该瓶颈的通过量将小于人体所需，吃得再多也减肥。 最容易被这瓶颈卡住的，是瘦肉，特别是未经充分加工的大块骨骼肌，每块骨骼肌都由坚韧的三级筋膜结构将肌纤维层层包裹而成，极难分解，有医生曾观察过，条块状生牛肉在离开胃时几乎保持原样，所以如果我们像猫科动物那样大块吞食瘦肉，绝大部分会浪费掉，考虑到它们耗掉的消化液和肠胃蠕动开销，净摄入将是负的。 但只须一些简单处理即可大幅提升上述瓶颈的通过率，比如用棍子敲打肉块，将肉剁成末或捣成糜，加热到60度以上并维持几分钟，把肉在常温下放几天让细菌完成部分分解工作，或像蒙古骑兵那样把肉块垫在马鞍下面跑上几个小时（这曾被认为是神话，但如今已得到人类学家证实），等等，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模拟胃的功能，继咀嚼之后，人类将另一项消化任务外部化了。 肠 肠道也十分耗能，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消化瓶颈，因为人类肠道很短，整副肠胃也很小，即便在肠胃普遍较小的灵长类里，人类也甘居末位，肠胃占体重的比例只有灵长类均值的60%；肠胃小，肠道短，意味着加工能力有限。 小肠是营养吸收的关键窗口，食物在小肠的停留时间和胃差不多，而一旦离开小肠进入大肠，其吸收率便大幅下降，这是因为，尽管食物在大肠停留很久（30-40小时），但大肠阶段的消化主要靠肠道菌群完成，很大部分营养被它们分走了，特别是蛋白质，在大肠内的吸收率为零。 展示小肠瓶颈的最佳例子是鸡蛋，虽然都富含蛋白质，但鸡蛋和肌肉十分不同，它的蛋白质未被严密包裹，在机械强度上不构成消化障碍，因而不会被胃瓶颈卡住，所以很多营养专家曾推荐生吃鸡蛋，可实验表明，生吃鸡蛋的蛋白质吸收率只有51-65%，而熟吃可以达到91-94%，障碍显然在小肠的处理能力。 小肠瓶颈也会卡住淀粉，充分发酵烘培的面包，煮熟的土豆，淀粉吸收率可高达95%，但生面粉只有71%，生土豆51%，芸豆和大麦片甚至在煮熟后吸收率也84%。 肝 肝脏是人体能耗最大的器官，占基础代谢27%，虽然并非全部用于消化，但也十分可观；它是酒精和脂肪代谢的关键器官，所以其处理能力对这两类食物的消化也构成了瓶颈，但更容易卡住的瓶颈，是它的解毒能力，人类对付毒素的能力远远不如猿类近亲，这就是为何那些黑猩猩甘之如饴的野果嫩叶大多让我们难以下咽。 毒素是植物对付天敌的主要武器，除了某些植物的果实是它们希望被动物吃掉（以便散布其种子）的之外，植物的其余部位都可能含有毒素，当食物中毒素含量超出肝脏的处理能力时，消化道就会以呕吐和腹泻的方式尽快将所有内容物一概排出。 尽管长期的甄选、驯化和选育降低了我们食谱中植物的毒性，但并未完全消除，许多人仍对茄科和十字花科蔬菜中的毒素十分敏感，作为八亿人主食的木薯（cassava）毒性很强，只有仔细处理之后才勉强可食，但也只是把急性中毒变成慢性中毒而已，近几年委内瑞拉的饥荒中已有数十人死于木薯，因为他们不懂如何处理。 最常见的植物毒素是单宁，是涩味和遢口感的主要来源，微量摄入无妨（有时甚至是受青睐的，比如用橡木桶装红酒的主要效果就是增加单宁含量），大量摄入会中毒；橡实和板栗都富含单宁，若作为零食，生吃也没问题，但一些加州的印第安部落曾以橡实为主食，为了解毒，他们投入大量劳动对橡实进行杵捣、浸泡、淘洗和烘烤，可我们知道，猪大量生吃橡实也不会中毒。 饮食变迁的主线 与黑猩猩分开之后的数百万年里，我们祖先对待食物的方式经历了极大改变，开发了众多技术和习俗来处理食物，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越来越多的消化任务被外部化以降低人体的代谢负担：以切割、捶打、杵捣代替咀嚼，以研磨、揉擀、熟成、浸泡、发酵代替胃活动，以腌制、发酵、烹饪代替肠道功能，以浸泡、淘洗、加热代替肝脏解毒功能。 随着代谢负担减轻，相关的组织器官便在选择压力之下趋于缩减和退化：牙口缩小、咀嚼肌退化、嘴唇变薄、肠胃缩短变小、肝脏解毒功能削弱……因这些器官缩小退化和工作强度降低而节省下的能量，供养了我们那颗数倍于猿类近亲的、高能耗的大脑（占基础代谢19%）。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运动系统上，我们的肌肉明显不如黑猩猩发达，也不如尼安德特人，因为工具和武器的大量使用也将部分运动机能外部化了，而这同样省下了很多能量，骨骼肌的能量开销不低，其静息状态下的能耗占基础代谢的18%，仅次于肝脏和大脑，正因此，其他条件（包括体重）都一样时，体脂率越高，肌肉量越小，基础代谢率越低。 能量均衡之大图景 假如我们将视野拓宽到代谢过程之外的整个能量均衡系统，就会发现更多文化元素在改变着人类的能量均衡等式。 保温 人体正常体温是37℃，但因为皮肤和皮下脂肪的保温作用，以及基础代谢的加热效果，所以理想环境温度低于37℃；所谓理想，是指在此温度下人体无须额外代谢即可维持体温恒定，在静息且裸体的情况下，理想气温是30℃左右（准确数字须按性别、体重、湿度和风速调整），过冷或过热都会带来额外代谢开销，冷到剧烈颤抖时，代谢率最高可升至基础值的5倍，中等程度的寒冷（低于理想气温十几度）也可将代谢率提高30%。 所以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维持均衡所需食物摄入量显著不同，这问题在高纬度地区尤为突出，那里的气温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远远低于理想值；增加摄入，同时维持较高代谢率，当然也是个办法，但受生理系统工作潜力的局限，即便食物充沛，调节余地也并不很大，像剧烈颤抖时的超高代谢率，最多维持几分钟，只能用作临时性保护机制，接近冰点的低温下若没有像奔跑这样的剧烈运动来平衡，人体很快会陷入低温症（hypothermia），数小时内即可导致死亡。 但我们不可能时刻在奔跑，即便运动系统吃得消，上述消化瓶颈也不允许我们摄入持续高代谢率所需能量；某些恒温动物发展出了冬眠机制，像土拨鼠，或者半冬眠，像棕熊，因而变得不那么恒温了，而像人类这样的绝对恒温动物要在温带和寒带生存，必须找出一些保温措施，要么是生理上的，像北极狐的厚实皮毛，或像海狮厚达10厘米的皮下脂肪，要么是外部措施，构筑巢穴，挖掘地洞，或寻找自然洞穴（山洞或树洞）。 人类也有一些应对寒冷的生理改变，高加索人种的窄长鼻道和浅肤色，蒙古人种的内眦赘皮、细眼缝、扁平脸庞、较厚的面部脂肪，以及高纬度族群普遍偏高的体脂率，但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更多依靠非生理方案。 首先是衣服，热力工程学家开发了一套用于测量衣服、被褥、建筑物等装备设施之保温效果的指标，其中衣着指数（clo）用于衣服，只须穿上0.5clo衣服（短袖T恤+七分裤+拖鞋），理想气温即可降至27℃，穿上1.0clo（衬衫+夹克+长裤+鞋袜，皆为单层）时，理想气温24℃，1.5clo大致相当于秋衣，对应理想气温21℃。 四万多年前智人向北深入欧亚腹地时，正值冰期，此后三万年他们都生活在靠近冰川线或冻原的极寒地带，若非开发出了像因纽特人那样保暖效果极佳的厚实衣服，他们是熬不过两万多年前的末次盛冰期（Last Glacial Maximum）的，尼安德特人恰灭绝于此时，而我们祖先不仅熬过了末次盛冰期，还取得了扩张。 兴盛于该时期的格拉维特人（Gravettians）甚至进入了喀尔巴阡以北的波兰平原，不像比利牛斯或阿尔卑斯两麓，那里是没有众多洞穴可供藏身的，他们依靠的是另一项保温技术：房屋；通过挖掘地穴，以猛犸象肋骨做梁柱，搭成屋顶，盖上兽皮和草皮，可建成保温效果极好的半地下房屋，就像因纽特人在北极地区所为。 房屋若配以炉灶则效果更好，户外篝火只有靠得很近时才管点用，而密封良好的小屋内只须一炉小火（因纽特人仅用一盏油灯）即可将室内加热至理想温度附近；直至今天，建筑、外部热源、衣服这保温三件套仍是我们赖以对付寒冷的主要手段。 寄生虫 头虱、阴虱、跳蚤、螨虫，已伴随人类数百万年，不仅传播疾病，也窃取着我们好不容易摄入的大量营养，除了体外寄生虫，还有体内的蛔虫、绦虫、钩虫、线虫、锥虫、血吸虫……以及千百种有害菌，除了被窃取的营养，免疫系统与之作战也带来了巨大能量开销，感染寄生虫可让代谢率上升数十个百分点。 定居农业导致的人口高密度和人畜共居大幅加重了寄生虫施于人体的代谢负担，然而近代卫生医疗状况的改善，又在短短数十年内（至少在富裕人群中）大规模清除了人体寄生虫，这一迅疾改变对能量均衡等式的影响或许不亚于精细食物、厚实衣服，以及家务负担的减轻。 生育 怀孕期间女性每天额外消耗465卡能量，哺乳更高，每天625-700卡，狩猎采集者通常哺乳三到四年，农牧业者借助牛奶等替代品常将哺乳期缩短至半年以内，而当代配方奶粉则让母亲们有机会完全解除哺乳负担。 这一改变不算大，然而和前文所述的种种改变一样，全都指向一个方向：尽管人类个体依然强壮有力，甚至比以前更有能力进行各种大功率高能耗活动，但人体本身需要摄入和实际消耗的能量，都越来越少了。   参考资料 Richard Wrangham: Catching Fire (2009) Nancy Howell: Life Histories of the Dobe !Kung (2010) Robert L. Bettinger: Orderly Anarchy (2015) Ann E. Caldwell: Human Physical Fitness and Activity (2016) Robert McGhee: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2005) Brian Fagan: Cro-Magnon (2010) Wikipedia: Basal metabolic rate Wikipedia: Food energy Wikipedia: Atwater system Wikipedia: Clothing insulation Wikipedia: Thermal comfort VIVO Pathophysiology: Gastrointestinal Transit: How Long Does It Take? http://www.vivo.colostate.edu/hbooks/pathphys/digestion/basics/transit.html Engineering ToolBox: Clothing, Activity and Human Metabolism https://www.engineeringtoolbox.com/metabolism-clothing-activity-d_117.html      

【2018-05-12】 最近有个心得，不知对不对，克服英语口语障碍的一个办法是尽量主动说，掌握对话主导权，把对方可能问的自己先说了，把对方可能说的主动问了，这么做的好处是整个对话的context由自己主导，就不容易发生听不懂对方话的情况，因为我发现，听不懂往往是对某句话的主旨或内容缺乏适当预期，而主导对话进程可大幅改善预期。 说到因为缺乏适当预期而听不懂，我最好笑的一次经历是，雅思口语考试时，考官上来就问：what's your 'forename'?，我一愣，咦，怎么单单问forename，而且居然用这么个古旧的词，而不是用first name？楞完后我赶紧报上自己的first name，她又问了一遍，我又报了一遍，直到第三遍，她把fuuuuuull name的u拖长N倍后我才恍然大悟，两人都大笑不止…… 另一个心得是，我最听不懂的那些，在native眼里反倒可能是最稀松平常的日常习语，因为越是高频习语，语速越快，吃音越多，当年我刚到北京时经常困惑不已的听到有人说『麻雀啊？』，后来才知道是『（干）嘛去啊？』，不过这一点可能是我的特例，因为我学英语主要靠阅读，影视也大多是历史剧和纪录片，生活类材料太少 其实我对自己英语听力不好一点也不吃惊，因为我的汉语和吴语听力也不好，经常听不懂，然后要求对方重复，有时重复了也不行，于是只好改用我问你答的办法解决，究其因，可能是我有一种『弱预期』的倾向，即倾向于对正在发生的状况持内容最少的预期，这个倾向有坏处，也有好处。 说到弱预期，我见过一些流传中所谓IQ测试题（不知真假，据说正式的IQ测试都是收费的，我没做过），我觉得大部分题我都做不出，如果这些是真题，我的IQ应该在30以下，我认为大多数题都有无限个可能答案，除非你持一种先入为主的强预期…… ​​​​ 弱预期的后果之一是，第一反应非常差（俗话说就是迟钝），远远差于第二反应，所以我很不喜欢用实时同步通信方式（当面交谈、电话、IM）和人商量事情或讨论问题，而喜欢异步方式，比如电邮，好像只有一个例外：当我向他人请求帮助时，打电话就很顺畅，因为对话进程完全是自己主导的，内容全在预期之中。 第二个后果是不喜欢人多热闹场合，因为这种场合的杂乱对话让我很头疼，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什么意图，什么来路，而要稍稍了解一点都会很费劲，费完劲往往又发现自己没兴趣，结果是交往圈子很小，只跟特别熟的人聊得来，因为预期充分，不需要费劲。  

【2018-04-01】 男人比女人更爱冒险，这个地球人都知道，而且男人还会运用他们的智慧去发现和利用各种冒险机会，下面两张图摘自Richard J. Haier: The Neuroscience of Intelligence, p57，图中两条曲线分别是童年智商在top1/4和bottom1/4的个体随年龄增长的存活率，上图是女性，下图是男性， 可以看出，聪明男人倾向于用他们的智慧去追逐风险（注意下图中高智商组存活率低于低智商组的年龄段，30-50岁，恰好是男性的事业巅峰期），而聪明女人的智慧主要用在规避风险上了（废话：当然是统计意义上）。  

【2018-03-29】 @whigzhou: 面对内塔尼亚胡的成就，不知道左派绥靖分子还有什么可说，经济繁荣了，恐怖袭击减少了，外交处境改善了（如今连沙特都成了以色列盟友），而政策则几乎在所有重要方面都与他们向来的建议背道而驰，闭上眼睛扭过头显然是他们保存脸面的唯一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