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还在进化吗？ 辉格 2013年2月19日 对于人类为何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问题，在达尔文之前，可以说的大概只有“上帝照他自己样子造了我们”之类，而从达尔文以来，我们已经能够从许多方面更有意思的谈论它了，为何我们的眼睛会有盲点？因为我们的眼睛和其他脊椎动物的一样，最初从感光表皮发展起来时，其感光细胞恰好位于神经细胞后面。 不过作为人类，人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将我们这个物种与其他动物、其他灵长类和其他大猿区分开来的那些特性，是从何而来的，这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侧重于生理与体质的进化人类学和专注于心理与心智的进化心理学，前者在莫里斯的《裸猿》和戴蒙德的《第三种黑猩猩》里都曾被介绍，后者近年来更已壮大为一门显学。 进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考虑到智人从其他大猿和人属近亲中分化出来，获得自身特性而成为新物种的过程发生在更新世的东非大草原上，因而上述两个学科都将此环境下的狩猎采集生活设定为其理论背景，许多学者进而断言，人性的生物学方面在人类走出非洲之前已基本定型，此后的变化主要发生在观念与文化层面上。 这一判断的理由首先是离开非洲的时间太短，五万年在进化史上只是一瞬间，其次是根据间断平衡理论，物种成型之后的微进化将是细微而缓慢的；更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自然，摆脱了自然选择的压力，因而进化过程也已终结；总之，过去几万年中，人性的变化即便有，也是细微而肤浅的。 然而随着近年来种群遗传学和分子技术的迅猛发展，上述判断正在接受挑战，犹他大学两位学者在2009年出版的《万年大爆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通过细致的理论分析和最新的遗传学证据指出，过去五万年的经历在塑造人性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 作者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完全符合预期；首先，人类走出非洲后很快遍布各大洲，从东非草原单一生态位分散到了迥然不同的各种生态位，形成了一种类似辐射进化的局面，各地域种群没理由不对其面临的全新环境作出进化适应，而只要选择压力足够大，五万年并不算短，正如狗的驯化史也只有几万年，但品系间以及它们与狼之间的差异却已如此之大。 其次，农业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而生物的特性总是与其所采用的生计模式相匹配的，这意味着向农业转变带来了巨大进化压力，人类改造和控制环境、组织社会的努力，实际上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全新生态位，进而推动自身向新的方向进化，这是一个自我驯化的过程。 最后，人类散布全球、继而转向定居农业的过程中，人口扩张了四个数量级，而种群规模扩大会提高进化速度，因为可供自然选择起作用的变异数量增加了；这样，进化的供需两侧——变异来源和选择压力——都大大提高了，作者据此结论：进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加速了，定居农业之后的进化史堪称大爆炸。 作者随后列举了许多证据来支持上述结论，比如印欧人与东非人各自进化出了成人乳糖耐受性以适应畜牧生活，欧洲人和东亚人各自发展出浅肤色以应对高纬度地区的缺钙问题，热带非洲和东南亚丛林的族群分别发展了应对疟疾的不同血细胞变异，拥有长期农耕史的族群，骨骼变得更薄更轻，更偏好糖类，更能抵御酒精伤害，性情也更为温顺、刻苦和有耐心。 与狩猎采集族群相比，农耕者在免疫系统、代谢机制、运动机能，甚至心智特征上，都已发生许多适应性变化，弄清这些变化能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己，反过来也能让我们更好的探索和理解这些变化发生于其中的那段历史，以及这段经历的不同如何导致了族群之间的差异。 当然，作为一部旨在彻底扭转固有陈见的开创性著作，该书的诸多创见还远不是学界共识，无论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还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无疑都将遭受众多质疑和考验，但仅就其在理论上的廓清，对已确立事实的重新评估，以及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阐释介绍，已足以令其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要著，帮助世人以全新的眼界和起点思考“我们从何而来”这一古老而永恒的问题。 【相关书目】 《[[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487184/ 副标题: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 作者: Gregory Cochran / Henry Harpending 出版社: Basic Books 出版年: 2010-10-19 页数: 304 定价: GBP 10.99 装帧: Paperback ISBN: 9780465020423

【2013-01-12】 @王志安 如果说在蔬菜定价方面存在所谓的“剥削”，不是中间商对农民存在盘剥，而是城里人借助制度的不平等对乡下人的压榨。许多人还把这种压榨看做是一种天经地义，他们把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不合理定价当做了“正常”。但其实，过去的那种“正常”并不正常。《中国的菜价被低估了》http://t.cn/zjBmQ71 @wenkino: @whigzhou 老师，和您以前有关蛛网效应和投资受限对农民收入影响比，觉着此文问题多多。首先，蔬菜价格并没有管制，应该说所谓绿色通道则给了农民特权而已，市民才是受害者 @whigzhou: 1）正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成立，但按语中的指责没什么意思，坏的制度总是损害交易双方，说交易方谁害谁就转移矛盾了 @whigzhou: 2）蛛网波动是短期现象，与此文主题没多大关系 @whigzhou: 3）绿色通道剥夺了谁、补贴了谁，要看各环节的供给弹性和消费者的需求弹性，不可武断定论 @whigzhou: 4）妨碍城乡流动的制度屏障，确实损害了农民，也压低了农产品价格 @whigzhou: 5）土地用途管制的效果则不太清楚，既可能应妨碍集约化农业发展而抬高菜价，也可能因将更多城郊土地束缚于农业而降低菜价 @wenkino:菜价是否被低估了呢？ @whigzhou: 不存在低估的问题，低估的意思是你去囤蔬菜会有钱赚，从正文看，他的意思是未来菜价仍有很大上涨空间，这是他用词不当 @wenkino:制度屏障会减少供给，造成价格上涨，怎么可能压低农产品价格？ @whigzhou: 这里的屏障是指妨碍城乡人员流动的制度屏障，比如户籍制度，如果你在别处出售劳动的机会被限制了，那么，在未被限制领域出售劳动的机会成本便降低了 @wenkino:回复@whigzhou:嗯，现在蔬菜许多地方明显过剩了，大白菜烂到地里。不知是否与补贴有关？就像压低汇率搞出口，因为蔬菜并不会像粮食国家可以收购囤积。 @whigzhou: 没关系，只要补贴额不高于成本，烂在地里肯定是预期落空的结果，是生产决策失误 @whigzhou: 而且肯定是当季生产决策失误，因为烂在地里说明地头价不仅低于总成本，还低于采摘＋包装成本 @wenkino:看来辉格老师是反对户籍制度的。但户籍制度本是自治的形式，虽然现在问题多多，比如计划生育，高考都给捆绑在了一起。反户籍制度剥夺体制外市民税后福利，而不反体制内，明显是打土豪分田地思维 @whigzhou: 放屁，户籍制度是土蚣套在所有被征服者脖子上锁链，自个屁治 @wenkino:美国各个州有比中国更严厉的户籍制度与之相关福利 @whigzhou: 1）户籍制度的哪方面是由当地居民决定的、因而体现了自治原则？2）美国公民在各州获得居民身份的条件是什么？  

【2012-11-01】 @trustno1v2 牛羊与小麦更为亲和,因小麦需要休耕而水稻不需要。休耕的荒地可以成为天然牧场这种农业适合欧美这类地广人稀的地区。即便如此在诺福克耕作法之前欧洲也无法获得更多食物产出。就中国来说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挤压在江南可能加速了这种农业的淘汰 @whigzhou: 休耕制那就差别大了，但这因素对中国不重要 @whigzhou: 是否休耕，或许土壤比作物关系更大些，中国农业好像早就没有休耕了，小麦在南方不仅不休耕，还和水稻复种，冲积平原和三角洲这种地方，上游不断有营养物质被搬运过来，足以维持连作，复种指数提高后才需要施肥，所以一旦开发就很快形成密集人口 【后记】 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的存在，或许是塑造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因素，它提供了一个大的东西海拔落差，大径流量，巨大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以及最重要的：与此相应的营养输送机制。

传统家庭农业即将消亡 辉格 2012年7月6日 随着一年比一年严重的用工荒，迅猛增长的劳动成本，人口逆转带给城市和工业的后果已展露无遗，现在，是时候将目光转向它的另一面：它带给农业的冲击波尚未到来，但已近在眼前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如今农村已很少见到40岁以下的青壮年还在种地，所以摆在眼前的问题便是：今后20多年当这些人逐渐老去时，还有没有人种地？他们会是谁？将以何种方式种地？ 今天，尽管还有五六亿人家在农村，但真正种地的人最多只有1.8亿，按18亿亩的总耕地面积，已接近传统家庭农业人均耕作能力的上限；而按目前趋势，未来十几年农业劳动力将以每年一千多万的速度减少，并且年龄结构日益老化、体能日益下降，也就是说，隐藏于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城市化吸干，此后将开始短缺。 实际上，这一短缺趋势之所以现在才开始表现出来，是因为70年代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人口高峰，它以单年龄段的庞大人口弥补了农业劳动力年龄轴上的狭窄分布，这代人现在已接近或超过40岁，这也意味着，接下去的短缺浪潮将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扑来。 假如目前趋势延续，二十几年后就没人种地了，但很明显，这样的趋势不会延续，果若13亿人的粮食自给率从目前的90%下降几十个百分点，全球粮食价格将成倍上涨，很难相信如此暴涨的价格仍不能吸引一些人去生产粮食，真正的问题是，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报酬涨到多高，才能吸引大批现在的年轻人重新回到农村、从事农业。 具体数字很难预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新农民的收入一定会大幅高出他们的城市同龄人，才会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大批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起初是为了寻找工作，但进入目前的城市化第二阶段后，动机已经改变，即便城市找不到理想工作，即便农村有足够的耕地，他们也不愿留在农村，因为此时农村已经空心化，传统社会结构瓦解，文化上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要将新生代吸引回农村，需要一个很高的溢价，作为对他们忍受文化低落感的补偿，而溢价的高低，取决于城乡文化吸引力的落差，空心化程度、发展事业和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获得成就感和建立声誉的机会、基于价值观和兴趣发展人际关系的机会、建设自治社区和重建乡村文化传统的机会，都将是决定文化落差的因素。 在美国，上述溢价超过30%，即农村家庭收入平均比城市高1/3，才为农业吸引到了一百多万个家庭，而且这些家庭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非农业领域，这意味着美国农民的生活和经营都非常丰富和多样化；相比之下，中国农村的前景要差得多，无论是生产经营方面，还是文化精神方面，重建乡村生活都面临更多障碍。 首先面临的是价值多样性的缺乏，中国社会历来没有容纳多元价值的传统，一旦城市文化所代表的价值占据主流，所有人都趋之若鹜；在美国，一方面城市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同时却有大量保守教派几百年来始终避开城市喧嚣，坚持古老简朴的农业生活传统，这种情况在中国实在难以想象。 其次是土地制度和营商环境，假如未来农业能以高额溢价吸引来新农民，它绝不会是传统家庭农业，这样的溢价必须以远高于目前水平的单位劳动产出率为基础，那就意味着更大的农场面积，更高的机械化水平，更复杂更有深度的经营模式，而所有这些，都将对涉及土地流通、用途变更、契约与交易形式创新、投资与经营活动的制度灵活性和市场自由度提出高要求，当前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尤其是土地制度，显然难以容纳未来的经营性农业。 最后，要让新生代农民感觉到新农村是一个值得在那里安身立命和长期生活的地方，不仅自己能发展人际关系和享受各种现代便利与文化产品，也能为他们的孩子找到好的学校，获得足以让他们融入现代社会的成长环境，制度就必须赋予他们建立学校、医院、图书馆、俱乐部等社区公共设施并从中获得公共产品的机会，只有当他们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组织和建设社区时，才会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

（按：此文是我为《理性乐观派》写的两篇书评的第二篇，为了顺便挣钱，也归入了读史笔记系列中；国家起源是个大而困难的题目，本文观点和用来支持它的一些论断都是试探性的，靠谱程度未知。） 乐观，但不至于这么乐观·之二·国家起源：定居农业 vs 商业 辉格 2012年5月20日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备受质疑，环境和暖化议题又额外增添了一层灰暗和悲观色调，在某些人眼里，80年代以来的繁荣与乐观似乎只是一场幻梦；在此背景下，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的《理性乐观派》不失为一副及时的清醒剂，他以直率而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清除了大量难以自圆的谬见和缺乏事实基础的悲观论调。 不过里德利在强调贸易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时，似乎有些矫枉过正，特别是其中两个观点比较惹眼：一是认为市场化的分工与交易在智人进化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二是认为在城市与国家起源中，贸易和商人扮演了核心和主动角色，而国家和国王们则是跟在他们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早期国家最终都因国家权力的肆虐而衰亡；第一点我在其他文章中已讨论过，本文谈谈第二点。 关于国家起源，传统的解释通常基于剩余和再分配：农业提高了生产率，带来剩余，而定居又让剩余积累成为可能，此时部落中的大人物便有机会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并利用所控制资源供养一个脱离食物生产的专业阶层，于是大型永久性建筑、复杂昂贵的工具和武器、文字、艺术等等需要高度分工和专业化的文明产物便涌现了。 但剩余假说有个根本漏洞：生产率提高未必带来剩余，更可能被人口增长所耗尽，历史上多次生产率跃进仅在起初推动了分工和专业化，随后又因人口扩张而再度去分工和去专业化（也即内卷化（involution））；而反过来，生产率不提高也未必不能创造剩余，一些技术原始的渔猎社会也有大量剩余产品，并促成了奢侈品消费和阶层分化。（我在《专业化的起源：剩余vs占有激励》中更仔细的分析过这一点，可参考） 其实，让控制剩余从而供养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行的，不是农业所带来的生产率，而是农业的定居和季节化特征，这两点为有组织的暴力掠夺活动提供了条件；在狩猎采集时代，食物生产的地点和时间皆高度分散和不确定，且收获与消费几乎同步，因而掠夺的收益率并不比自己去打猎高，而定居农业将产出集中到了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掠夺变得更有利了，而农业村落为了防卫也必须供养职业战士，于是便推动了掠夺团伙和村落争相发展自己的攻防和组织合作联盟的能力，或许最终推动了国家的起源。 可是，掠夺与防卫竞赛只能解释控制剩余和执行再分配的能力，却未能说明为何这些能力会被用来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用来生产各种文明产物？ 里德利则颇具启发性的将考察国家起源的视角转向了贸易：贸易推动地区间分工，进而推动专业化，让部分人脱离食物生产，而商业活动的记账和契约需要促成了文字的起源；这一转向很有意思，似乎可以避开许多困难。 实际上，有许多强烈迹象表明，国家起源很可能与贸易存在密切关系，出现于苏美尔的已知最早城邦，已被确认为一个由高度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所支撑的城市，而已知最早文字的主要用途，正是苏美尔人的商业和金融记账；阿兹特克帝国的经济基础直接建立在对地区间贸易的严密控制和垄断之上，中国第一个拥有文字的王朝殷商，也很可能以工商业而非农业为其权力基础，甚至“商人”这个词也源自该王朝的名号。（限于篇幅和专业能力，我直接陈述这些判断而没有罗列证据，反正不当作定论就是了，下同。） 以农业解释国家起源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农业未必与定居同步发展，早期农民由于缺乏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更可能是游耕的，黄河流域的农业可能直到春秋之前仍采用游耕模式，而城市和城邦则早已出现，这就给国家起源的商业解释留出了空间；实际上，假定早期城市的主要职能是手工业和商业，与既有考古证据也是相容的。 或许有点违背直觉，早期农业社会比后来更成熟的农业更依赖地区间贸易，因为对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控制和适应能力尚未成熟，农业村落的产品结构和产量稳定性都难以独立维持生存所需，需要与外界维持一个较大的贸易量；比如，在学会牧场与耕地恰当搭配轮作之前，可能需要进口肉食，再如石器工具远不如金属工具耐用，需要持续稳定的石器供给，而适合做石器的石料并非随处可得。 像欧洲中世纪早期那种自足程度很高、只须极小贸易量即可自我维持的庄园，其实需要大量农业知识的积累，以及技术与工具的长足进步，才能在谷物、肉食、饲料、纤维、建材、燃料、工具、水源等等资源和产品结构上实现完美搭配，在起源之初是难以做到的，或许，正是农业起源催生了贸易需求，为贸易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两者继而又共同推动了国家的诞生。 那么，这两种动力中，哪个更关键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最好将组织和创建国家视为一桩生意，看看何种商业模式更可行；前面提到，农业的定居化和季节性为掠夺和占有提供了激励，但以早期农业的人口密度，要供养一支上百人的队伍，需要控制数百平方公里的领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县，在当时的武器、交通、通讯和组织手段下，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之下，既然能组织起这样一支队伍，用它来控制若干原料产地、维持几条贸易线路、建立几个手工业和交易中心，倒可能容易一些，因为这些活动在中地理上呈相对集中的点线分布，果若如此，我们不妨设想，早期城邦的创建者，正是这样一些武装贸易组织；并且这一设想与农业解释可以并存：贸易带来的收益为组织提供控制和占有领地所需的人力和财力，令其不仅能够垄断领地内的大宗贸易，还能向农民征税。 国家的这一起源路径，似乎也得到一些事实的印证，各大文明的国家发展史中，城邦常先于农业领地而出现，而这些城邦的工商业规模，常大得与其人口和领地规模不相称，埃及或许是个例外，那大概是因为其农业因集中于狭长河谷而容易被控制；中古到近代航海殖民者的历史也是如此，他们首先建立的是卡法、果阿、澳门和香港这样的贸易据点，很久之后力量足够壮大时才寻求进入腹地，由华人武装海商在婆罗洲建立并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兰芳共和国}}，起初也只是个商业城邦。 话说回来，尽管从贸易角度考察国家起源是有益的，然而里德利看待商人与国家关系的方式却过于理想化了，他将商人视为分工与交易的推动者，而将国王视为跟在商人后面的掠夺者和寄生虫，而实际上，在国家建立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中，平民商人和武装劫掠者是难以截然区分的，当时的人也不会做这样截然分明的自我定位，这是久已习惯了生活于国家秩序之下的现代人的偏见。 在部落时代，人们对待自己人、与本部落有结盟关系的友邻部落成员、陌生或敌对部落成员的态度完全不同，原则上外人都是敌人，想获得陌生部落的产品时，是对等交易还是暴力抢夺，全看当时的风险、时机和力量对比，因而地区间跨部落的运输和贸易将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保护自己免遭抢劫、被交易对手公平对待、确保契约得到履行，都需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正如近古东南亚海上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下，商人都依靠自我武装并结成互助联盟，而这些武装组织一旦建立起来，便可能逐渐从具体的商业经营中脱离出来，而专以提供保护和秩序为其盈利基础，最终发展成为国家。 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商业组织先于暴力组织而发展，并因而认为和平交易是人类更古老更牢固的本性；更可能，他们原本就是一体的，武装组织与商业活动互为支撑、同步发展，直到国家成为一种以领地和税收为基础的普遍秩序提供者，商业才从中脱离而成为平民活动，这也意味着，在交易和掠夺之间，人性并不更偏爱其中任何一种，全看特定制度条件和博弈格局下怎么做更有利，对此过于乐观反倒是危险的。

铁鎝与秧马 辉格 2012年5月6日 在唐宋农民的眼里，铁鎝（dā）大概是一种古怪的农具，其形状介于钉耙和二齿镐之间，齿长且笨重，很难想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若是像钉耙那样用来耘地，除草、碎土和平整，齿无须如此厚长，若是用于干松旱地里浅耕或松土，那么锄头的宽刃比尖齿效率更高，若是用来对付坚硬的处女地，则寡齿重镐更好。 实际上，铁鎝是一种翻耕农具，其长齿是用来对付水田的粘湿土壤的，自清中期直至当代手扶拖拉机普及之前，它都是江南平原水稻区的必备农具；那么为何不用牛和犁呢？适合于水田的江东犁，不是在晚唐便已出现、宋代早已普及了吗？答案是用不起。 记得90年代旅游业兴起之初，江南孩子在浙南和江西农村初见耕牛时，都颇觉新奇和兴奋，而大人们常把这解释为落后的象征，他们错了，耕牛着实是丘陵与山地农民的骄傲，江南早已不见耕牛，不是因为他们买得起拖拉机，而是因为养不起耕牛，也因为人力比牛力更廉价。 饲养耕牛需要大量草料，在全部土地都已开垦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极高复种度完全排挤了休耕期、秸秆也都用作肥料和燃料的江南平原，养牛的代价已难以承受，而丘陵山地的非适耕土地则让那里的农民仍养得起耕牛。 耕牛成本在提高，人力却在贬值，随着人口密度不断提高，每家农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农民甘愿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来换取少得可怜的额外产出；明清以降，江南农户拥有的耕牛越来越少，到清中后期，铁鎝与人力已完全替代了江东犁与耕牛，成为水田翻耕的主流手段，历来都被视为农家命根子的耕牛，终于被舍弃了。 不仅是犁，诸如踏犁、风车、水力磨、大型水力纺车等宋代大量涌现并广为使用的节省劳动型工具和机械，在明清都逐渐消失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秧马了；如今，插秧已成为水稻耕作的象征性景象，其实水稻原本无须移栽，它是土地稀缺的产物，为了提高复种率，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高昂的，插秧不仅辛苦，而且严重损害健康，它生动体现了人力相对于土地资源的贬值。 初见于北宋的秧马，便是为拔秧和插秧而设计的农具，可像小船般滑行于水田之中，让劳作者坐在里面从而避免弯腰；宋元两代秧马曾广泛流行于水稻区，苏轼的《秧马歌》更令其美名远扬，然而到清代，秧马已很少见到[1. 注：我看到的几份材料都说秧马到清后期已很少使用，不过有朋友告诉我，据他所见在江汉平原秧马仍被广泛使用，这或许反映了江汉平原与江南在人口压力和农业内卷化程度上的差异。]，人们只能在农书上一窥其风采；秧马的消失，据说是因为水稻种植密度提高，但也可能只是因为人力越来越廉价，便和其它劳动节省型农具一样被遗弃了。 由汉至唐，中国的人口峰值始终被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五六千万，此后的两次农业革命将极限翻了几番，第一次发生在北宋，以引入占城稻为标志，并围绕水稻暴发了一系列创新，包括品种改良、周期缩短、复种率提高、适应性拓展，还有大量新型农具和机械的发明，第二次是在晚明到早清，以引入美洲旱地作物为标志，向丘陵山地大规模拓垦，同时，作物多样化也大幅提高了传统耕作区的抗灾能力。 两次革命初期，都经历了土地单产提高、可垦地增加、劳动力紧缺、农民状况改善的可喜局面，但不出百年，随着人口再次逼近新的极限，土地退化、人均耕地缩减、劳动边际产出递降等马尔萨斯周期后半段的种种特征逐渐浮现，最终当人均耕地减至仅一亩多时，一切昂贵的耕畜、机械和农具，便相继成为不堪负担的奢侈品。 山区的情况也好些，那里总会留下一些难以垦殖的土地可供养牛，同时，山区的单位土地产出率总是低于冲积平原，因而人口密度不会达到后者的高度，即便最肥沃的山谷土地也不如冲积平原的土地肥沃，因为水流总是不断将营养物质从上游往下游搬运，而且山地拓垦所导致的水土流失越是严重，营养搬运的速度越快。 这样，尽管旱地作物的引入也增加了山区人口密度，但那里人力相对于土地和工具贬值的程度不如平原严重，或许正因此，那里保留下来的耕畜和劳动节省型农具，也相对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