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受价与觅价 观察价格机制简单而容易的起点，是那些基于标准化产品和中央撮合机制的大型集中式市场，比如大宗商品和股票交易所，在那里，每个交易者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尽管每笔交易都在影响价格，但这种影响既细微，又难以被预见和掌控。 也正因此，交易者所面临的信息和所需做的决策也极为清晰明了，同一只股票的每一手都是毫无差别的，你既没有机会“制定”价格，也找不到人来讨价还价，你只能等待满意的价格出现。 然而绝大部分交易并非如此，买家和卖家都或多或少能找出些机会来谋求更有利的价格，而带来这种机会的，通常是商品之间的差异和信息条件的复杂性或不对等。 有些商品原本就很独特，比如茅台，或者，卖家会把它们变得很独特，或看上去很独特，比如iPhone，再或者，卖家会用种种伎俩让买家相信它们很独特，比如某某十年陈酿，所有这些，都可以增强卖家的议价地位。 而同时，买家也有许多手段让卖家相信给他们是明智的：我是善于鉴别品质的内行，我有许多其它选择，我并不急于购买，我是能带来长期生意的大主顾，我会影响别的买家，等等。 当然，在每笔交易中都占尽便宜未必是上佳策略，作为长期经营的企业，价格策略是其整体战略的组成部分，因而，随着资源禀赋、商业模式和竞争格局的不同，定价和议价机制也千差万别，精彩纷呈，本章所选的几个案例，或可助你窥其一斑。

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价格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发挥三个作用：首先，它们传递信息，其次，它们激励生产者为采用成本最低的方法，第三，它们决定谁从生产过程中获得多少。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1990

我们须将价格视为这样一种信息交换机制……，其最奇妙之处在于它处理信息的经济性：它让个体参与者可以知道的如此之少，却能够做出恰当的行动。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社会中的知识使用”，1945

是什么在指导着我们每日的行动？大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这取决于你的视角。 心理学家或许会说：是多巴胺[1]——每当你做对一件事情，比如在寒冷开始损害你的健康之前，适时穿上那件温暖的外套，身体就会分泌些多巴胺或其他神经递质，它让你感觉兴奋和愉悦，作为对你明智举动的奖赏，假如长期得不到多巴胺奖励，你会感觉痛苦和郁闷，正是这样的机制在推动你寻求恰当的行动，以便在这复杂而危险的世界生存下去。 从进化生物学家那里，你会得到另一个回答：是基因——你的行为，如同你的身体一样，都是基因们合作设计的复制机器的组成部分，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无论其效果何等复杂而迂回，指导你行动的终极原则，就是最大程度的散播这些基因的副本。 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生物学家指出了行为的终极目标，为判别“做对”和“做错”提供了标准，而心理学家则阐明了神经学的实现机制。 现在轮到经济学家了，他们的回答将同样干脆：是价格——正如哈耶克在前面的引言中所指出的，因为有了价格信号的指引和协调，如今这个高度依赖于精细分工和长距离贸易的大社会才成为可能。 价格理论历来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弄清价格机制如何运作，对我们理解市场、理解个人和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都至关重要。 一方面，作为价格接受者，市价极大简化了个人和企业的消费和生产决策，另一方面，作为价格创造者，在可能的时候，他们总是试图去影响市价，以获得最有利的交易条件。 本部分收录的若干文章，将进入多个领域观察企业在各种特定条件下选择如何其价格策略，考察一些常见的觅价手段，看看信息条件和规模经济如何影响价格波动，竞争和垄断格局又如何影响价格谈判，等等。 --------------------------- [1]见维基百科：多巴胺，或wikipedia: dopamine。

【2011-07-29】 @协和章蓉娅：发工资了，拿到工资单一看，欲哭无泪啊!到手工资才2500，一个博士相当于10个250啊!那有人说:你有回扣和别的收入吧？抱歉，我真木有啊!对不起豆豆，麻麻赚钱太少了，本打算给宝宝请月嫂的，还是省了吧! @whigzhou：价格管制让协和博士拿的比乡镇卫生院的乌花郎中少80%，本来协和门诊费涨10倍大概还会排队 @慕容飞宇gg：怪了，那为啥她不去乡镇卫生院干涅？ @whigzhou：答：全生命期收入曲线 @慕容飞宇gg: 是啊，所以这不能怪罪价格管制吧。 @whigzhou：为啥不能？本来可能一开始就可以比乌花郎中高了嘛 @慕容飞宇gg：不是啊，那只会转化为医院的利润罢了，到不了她手里啊。 @whigzhou：错，单一医院的盈利与工资水平无关，但价格管制压制了所有好医院的盈利能力，因而压低了这些医院潜在雇员的整体工资水平 @慕容飞宇gg: “价格管制压制了所有好医院的盈利能力”，这我同意。但是“因而压低了这些医院潜在雇员的整体工资水平”不太同意。医院的盈利未必会转化为提高工资（也不是绝对不会），毕竟愿意拿低工资去协和的博士太多 @whigzhou：医院之间在雇佣市场上不会竞争吗？其盈利前景对该竞争就没影响啊？ @慕容飞宇gg: 是啊，盈利前景长远来说当然对雇佣有影响，但是不见得会转化为工资啊。医院可以用盈利来做很多事，比如改进设备，增设项目，投入研发，引入牛人等等。这些也对雇佣新人有影响，但不见得提 @whigzhou：:就是说解除餐馆的价格上限不会激励餐馆雇佣更多好厨师咯，好吧。 @慕容飞宇gg: 是啊，盈利前景长远来说当然对雇佣有影响，但是不见得会转化为工资啊。医院可以用盈利来做很多事，比如改进设备，增设项目，投入研发，引入牛人等等。这些也对雇佣新人有影响 @whigzhou：不用“长远”，雇主无须等利润落袋才去雇好医生，盈利前景即是其动手的有效激励 @慕容飞宇gg: 问题是医学博士只相当于这个行业的普通厨师吧。 @whigzhou：协和/清华博士不是吧？况且大把不久前还是卫校的医学院每年还在生产大把医生…… 【后记】 其实事情比上述争论所表现出的更复杂，几个要点没有被涉及到，这里补充几点： 1）协和博士不去乡镇卫生院，不仅是全职业生涯总收入的缘故，还有非金钱收入方面的原因，比如：价值观、身份认同、生活方式偏好等等，可以用“体面”一词来概括； 2）核心问题是：价格管制是否会压低资源租金？（高水平医生的报酬是其医术的租金）这问题其实与医院盈利能力没关系，可以简单的这么考虑：医生可以通过缩短每位病人的门诊时间、提高接诊数量，来对抗价格管制，但单位时间内接诊数量是有上限的，因而当价格被压低到某个水平时，医生收入将低于均衡水平。 3）由于价格管制限制了门诊的单项价格，并增加了门诊资源稀缺性，医院将通过在这项变得更稀缺的资源上搭售更多其他收费项目（比如药品、器械、护理、床位等）来寻回因管制而耗散的租金，这一举措将改变医院的资源配置，医生的医术在资源配置结构中的份额将减少，所以，即便医院获得的总租金不变，医生分得的部分将减少。

按病种付费不应成为价格管制 辉格 2011年7月26日 北京市医保付费制度改革试点即将启动，从8月1日起，首批6家试点医院将被纳入“按病种分组”（DRG）付费模式；假如全面推开并严格实施，这将是近年来医疗体制最大的改变，将给医疗行业带来深远而幅度巨大的变化，不巧的是，这一事件被淹没在近日来接踵而至的连串爆炸性新闻中，而未得到足够的关注。 DRG模式最初由耶鲁的几位医疗管理专家所开发，其出发点是，为医疗市场重新确立“产出”的定义，即回答“在医疗市场上被交易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问题，显然，只有该问题得到了恰当回答，价格之高低、质量之优劣、生产率、资源效率，这些才有了观察和评价的基础，各参与方之间的议价乃至政府的价格控制才能基于共同的语言。 在DRG之前，医疗业普遍采用的是按资源计价的模式，医患之间直接交易的，并不是对疾病的治疗服务，而是治疗过程中所用到的各种资源：患者向医院购买药物和器材，按次或按时间租用设备、床位、护士和医生等等，保险公司的赔付也是如此；该模式因其导致大处方和过度医疗的倾向而广受诟病，而在DRG提出者看来，其根源便在于产品定义错误：患者“真正需要”的是治疗服务，而不是这些资源。 问题是，无论哪个行业，市场上被直接交易的产品，绝大多数都不是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买菜买肉，是为了满足食欲消除饥饿获得营养，不是为了欣赏把玩这些动植物尸体，同样，我买唱片是为了欣赏音乐，不是为了收藏这些塑料圆片；就医疗而言，患者真正需要的，也不是治疗过程，而是疾病被治愈、病痛被消除的结果。 一旦有了分工和交易，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信息高墙，生产者注定无法知晓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他们只能通过产品去满足后者变幻莫测的需求，而作为计价单位和交易对象的产品，与需求之间从来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好在市场的价格机制和质量信号机制能够对此作出协调，真实需求将在出价和选择中得到表达。 具体采用何种产品形式和计价单位，将取决于特定行业中供需双方所面临的信息格局和由此导致的交易费用分布；各国医疗市场不约而同采用按资源计价模式这一事实，或许表明了这是当前信息格局下唯一能找到的可行商业模式，假如信息条件不变，而仅仅改变计价方式，不仅会让商业模式变得无效率，也将导致另一个方向的激励扭曲。 按资源计价导致过度医疗，是因为患者缺乏知识来评估各种药物、器材和处置措施对治疗的价值，因而也无法评估和对比各医院的性价比和医疗适度性，市场也未发育出令人满意的质量信号机制来为他们提供这些信息，或帮助他们做出判断和选择，这是令人遗憾的。 然而，DRG的采用显然不会改变这一信息条件，于是激励向另一个方向扭曲：既然病种单价成为标准，医院便有足够的激励来降低检查、用药和设备标准以便降低单位成本，至于因此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治疗效果，患者仍将无从知晓；这样，过度医疗是有望解决了，医疗不足和劣化怎么办？既如此，何以认为不足和劣化比过度更值得忍受？ 当然，这并不是说DRG毫无价值，相反，它对于保险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商业创新；与医院相比，保险商所面临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市场，因而有理由寻求一种全新的产品识别方式，在现有模式下，他们必须针对每种医疗资源逐项控制承保范围和赔付额度，不仅工作繁琐费用高昂，其保险产品在消费者眼里也难以形成清晰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保险商的风险得到了更好的控制，毕竟，各种疾病的患病率是更容易获取的信息。 假如DRG仅仅由保险商采用，那将不具有强制性，只要患者愿意自掏腰包，医院仍可在定额之上提供服务，也就不存在导致医疗不足和劣化的激励扭曲，但是，正在试点的改革方案，则将原本作为限定保险商赔付责任的DRG价格定额，变成了对医院的价格管制，其负面效果将难以避免。  

许多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某些商品，特别是以份为单位的零售食品，其价格波动很有趣：当成本上升而不得不提价时，通常不是每份的价格上涨，而是份量减少，比如近年来通涨凶猛，每碗拉面的价格涨幅却较小，涨价频率也很低，结果是拉面里的牛肉明显的越来越少，让我这种爱吃肉的很不爽，现在几乎戒吃拉面了。 我把这种价格现象称为“名义价格刚性”，不过一直停留在直觉水平，没找过专门的研究，刚刚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里惊喜的读到一个定量案例：威尼斯1570s-1580s年代，面包重量与小麦价格成高度严格的反比关系，下图取自该书第一卷第二章（p.159）： 从消费者的便利性考虑，面包重量应该与其消费量成某种比例关系，比如一个大号面包差不多够一个成年人吃一天，而重量的随机变动显然会给消费者带来不便，所以只能认为，一定有某种顽固的心理机制，使得他们宁愿承担这种不便，而排斥那些固定重量而让价格浮动的面包厂商。 我还没想出其中道理。

（按：关于蛛网波动的详细解释，参见《芯片业的蛛网模型》）

大蒜疯狂并非市场操纵的结果
辉格
2010年5月12日

最近，大蒜价格的暴涨引起了舆论的一阵骚动，就像历次类似事件中那样，评论家们纷纷将矛头指向炒家：炒蒜团、资本做局、全方位操纵，等等惊心动魄的大手笔被描绘的活灵活现；不过，这些评论家显然都是没做过生意的书生，因为他们描绘的炒作故事，都没有重建出一条哪怕是虚构的赚钱路径，若当真按他们的说法去做，恐怕只能输个精光。

外行总是用“炒”这个语义含糊的词，去笼统的指称投机和操纵这两种十分不同的市场行为，所谓投机，是基于对未来价格曲线之形状的猜测而实施的套利交易，而操纵则不是猜测，而是试图去制造出一段他想要的曲线；投机行为无处不在，但操纵却很难成功，尤其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大规模市场上，要与市场较劲需要很大能量，才能获得影响价格走势所需的交易规模，并且还要防范你的对手；假如操纵意图果真那么容易被记者纷纷识破，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反向操作者打败。

此轮大蒜价格暴涨从去年下半年延续至上月下旬，在这样一个长期持续的价格上行段上，难免会有不少人会囤积套利，并进一步推动价格上涨；然而，当我们仔细考察影响大蒜价格的各种因素之后，暴涨的起因还是有迹可寻的，不必用对操纵的猜测来解释，毕竟，操纵很少有机会成功，只有当穷尽其他因素而无解时，才值得为此而费心。

大蒜和其他季节性农产品一样，由于生产决策接受过去价格的指导，而其产出所影响的却是未来的供给和价格，因而普遍存在涨跌交替的蛛网式波动；大蒜价格05-06年大涨，07-08年大跌，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和近来蔬菜价格普遍上涨的趋势，近期的价格比06年的高峰期，并不高很多；每吨一万多元的最高价只维持了很短时间，明显受恶劣的气候和交通条件影响。

过去十年大蒜价格的长期趋势是在快速上涨，因而虽有波动，但每个波峰都高过上一个；该长期趋势的原因，是消费者对大蒜及其提纯物之健康价值的认知变化；1995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大蒜素健康功效的论文：诸如抗动脉硬化、抗脂肪沉积、抗血栓、抗氧化、平衡脂蛋白、降血压等等，而这段时间，恰是大蒜价格的持续上扬期。

接着在2007年，NIH的一份临床报告未发现食用大蒜与降血脂之间存在关系，大蒜价格也于次年跌至谷底；2009年的一篇论文又显示了大蒜捕获自由基的强大能力，有关自由基与癌症和寿命关系的理论，尽管在医学界并未被广泛认可，但在保健品领域却早已被许多消费者接受；上述科学新闻的出现序列与价格波动的高度匹配，或许只是巧合，但消费者对大蒜认知的改变则是无可置疑的，近年来的禽流感和甲流疫情更为之推波助澜，毕竟，大蒜的抗菌作用早已是定论了。

另一个因素是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通，2001年加入WTO之后、04年与东盟启动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之后，农产品加速商品化和国际化，也使其价格更易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中国大蒜产量占全球78%，占国际贸易量的比例则更高，由于欧美国家所进口的中国大蒜大部分用作深加工原料，而相对于大蒜素等制成品，原料成本的比例极低，因而对价格极不敏感，同时，把大蒜视为抗菌药和保健品的消费者，也不会在意区区几元的价格变动，所以，国际化的结果使得大蒜的需求价格弹性变得很低，这意味着，当供给下降时，价格会上升的很快。

同时，商品化也改变了蔬菜的成本结构，在传统家庭农业中，蔬菜生产多利用田埂洼地河滩等闲置边角土地，和老弱劳动力的零星闲暇，这些土地和劳动的机会成本极低，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售机会；而商品化种植使用的是成片土地和全职劳力，因此，蔬菜对于肉类和主粮的相对价格上涨，是各国工业化过程的普遍现象，蒜比肉贵并不算稀奇事，比肉贵的蔬菜，已经不少，今后会更多。

大蒜价格的暴涨暴跌，受害最大的是那些全部生计依赖于此却没有任何避险手段的农户，从他们的利益考虑，人们应该欢迎炒家的进入；目前国内尚未出现规范成熟的大蒜期货市场，一度热闹的龙鼎已被证实是个骗局，而要建立良好的期货市场，须吸引到足够多的大宗收购商、批发商、原料需求者和造市商的加入，同时，也需要吸引大批投机者来交易，后者将从农户和下游企业那里接管风险；相反，若长期把投机炒家和金融资本排斥在大蒜市场之外，那么蒜农们将注定年复一年继续忍受蛛网波动的折磨，乃至丧失对规模化种植的信心。

三控成本未必能降低房价
辉格
2009年3月5日

近日，政协委员、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先生提出，针对目前高房价抑制购房需求的局面，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应共同行动，从控制地价、税费和利润三个方面入手，来降低当前高企的房价，以便提振需求，让房地产市场走出低迷。然而，这些建议是否可行呢？

首先，企业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而尽最大可能的获取利润便是创造股东价值的唯一途径，所以，要求企业主动控制利润，就是要求放弃它们的核心目标，背弃股东，任何负责任的企业大概都不会响应。况且，即使股东足够慷慨，舍弃利润目标对于企业的生存、效率和持续经营也是致命的；一个企业得以持续经营，依赖于其有效的组织结构、责任分配和激励机制，而所有这些能够运转起来，需要有一个外部力量来推动它，这个动力源就是利润；一旦利润目标解除，企业便成为一潭流不动的死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便是如此。

当前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为充分竞争的市场，每个企业必须为其生存发展而拼搏，尤其在眼下的危机条件下，许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放弃利润，等于放弃自我积累资本和寻求外部融资的能力，这无异于自杀。积极响应许先生号召的企业将首先被市场淘汰，而其他企业则可乘机扩张，所以这是注定无法持续的做法；当然，那些原本就陷于亏损的企业或许会免费摆个姿态，但这毫无意义。

控制利润不可行，那么降低地价是否能拉低房价呢？未必，这要看土地供给是否增加，如果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只能增加地产商的利润，不会降低房价。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可表述为：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价格与成本无关。公众通常不理解这一点，是因为在多数情形下，成本下降总是伴随着价格下降；但那是因为成本下降时，如果价格不变，会提高生产者利润，因而吸引来更多生产者，从而创造出更多供给，而这些多出的供给必须以更低的价格才能找到新的买家，结果均衡价格就被拉低了。但是如果供给被固定了，上述过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我们从拍卖会上看得最清楚，梵高的一幅画被卖到什么价格，完全取决于需方的购买意愿和能力，与当初梵高画这幅画时付出多大代价，毫无关系，原因便在于：梵高画作的供给是给定的。

许先生的基本观察是准确的，即目前高房价的首要原因是高地价，但这不是因为土地招拍的标价太高，而完全是因为土地供给量太小。明白这一点，也就知道降低税费的难度有多大了，实际上，正因为土地供给太小，政府原本可以把地价标得更高，也不愁卖不出去，但因为没标那么高，其余部分就用税费来代替了；这仅仅是一个政府收入如何在部门之间分配的财政问题。其实，收取税费的主体和对象与地价完全相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地价的一部分，所以按上述分析，降低税费同样不会降低房价。

话说回来，即使土地供给不增加，降低地价和税费也并非完全没用，因为土地供给给定的条件下，住房面积可以增加，如果开发商把节省下来的地价和税费，用于补偿因楼层增加而带来的额外成本，那就可以通过盖更多的高楼而增加住房供给，从而拉低房价。但这一空间并不很大，无法根本扭转目前的住房短缺状况。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增加土地供给。

关于石油库存，再推荐一篇Fortune的《石油投机再度兴起》。

这里有个误解，供方收入效应的作用，我说是“降低了供方的供给意愿”，准确的说是把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了，这意味着：当价格上涨时，如果没有收入效应（比如该项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微不足道，或者与此同时他意外损失了其他收入），它的供给会增加的更多。所以，收入效应并不等于“石油价格越高供给越少，价格越低供给越多”，这要看供给曲线向左移动的幅度，我认为，移到价越高供越少的程度比较罕见。

饭醉通讯社说“供给方永远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没错，准确的说，供方追求的是“未来收入流的折现值最大化”，而不是本期收入最大化。从这一条，并不能推出：油价上涨时，本期供给一定会增加，具体我在原文中做了解释。

收入效应只是影响供给的多个因素之一，指出它并不是否定其他因素。

比如，影响供方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应的另一个因素，我称之为“门槛效应”，持续的高油价会让其他潜在供给来源（比如海底石油、太阳能等）有机会跨越其早期的成本门槛，这是低成本产油国不愿意看到的，他们会设法阻止，这时候，寡头垄断地位和OPEC可以起关键作用。我会在另一篇文章说明这一效应。

吴大师取笑我说：既然我直接点了你G点，你何必在H之前还浪费20秒钟啰嗦一大堆。答：A片是演给大家看的，我们俩直接H完了别人啥也没看明白，岂不浪费荷尔蒙？

我先说“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几近同义反复，又说“我不信”而不是“逻辑上不通”，其中的奥妙就是需求曲线，如果你相信需求曲线具有稳定性，“投机抬价”和“存在囤积”就是同义反复，如果要我相信在人眼前晃几个数字就能把需求曲线挪上挪下，我不敢，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法对世界形成任何稳定的看法了，我会从此ED。

这不是说需求曲线任何时候不能移动，可以动，但要说出什么条件下怎么动，比如收入效应就是一种动法，而投机抬价说并未形成明确说法：数字要怎么晃才管用？

我的哲学告诉我，如果你还要在某个理论的框架下说话，就别去碰它的硬核，除非你已经准备好用另一套纲领去取代它，那样的话，继续使用旧框架说话的人就不再是你的谈话对象。对于经济学，需求曲线的稳定性是硬核。

我的原话是“只要没发生囤积，投机交易并不会抬高油价”，假定吴大师没看漏前半句，论证如下： 假设某个时刻，现货油价80美元，销量1亿桶。有人说投机行为把价格抬到这么高。他这么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有两种等价的含义： 1）如果没有投机，80美元这么高的价格下，不会有1亿桶这么大的销量； 2）如果没有投机，仅当价格低于80美元时，才可能有1亿桶这么大的销量； 无论哪种说法，都意味着：如果是投机行为把油价抬到了80美元，此时如果销量是1亿桶，其中必然包含了投机性囤积。——这几乎就是同义反复，不需要我去做几年交易员才能明白。 但事实上，对投机抬高油价的指责甚嚣尘上的那段时间里，石油库存并未增加，也就是没有囤积，在当时的价位下，现货市场是出清的。参见FT文章《谁在推高大宗商品价格？》，经济学人的《油价：莫怪投机者》，还有哈福德的《世界为什么需要投机者？》。 吴大师的意思是，边际上那个买家，原本不会在80美元的价格下买石油，但听说投机者把半年后油价炒到120了之后，改变了他的需求曲线，于是买了（注意，他不是炒家，而是“真实需求者”）。这种故事，如果偶尔发生在街头随机交易中，我或许会信，但要说发生在石油这种日复一日的大宗交易中，我可不信（当然，国企除外，国企干出任何事情我都不惊讶）。 对于投机者，期货行情的确可能改变他的需求曲线，那是因为，商品投机者所买卖的，其实并非商品本身，而是“区间价格走势”，一段预期中平缓的走势，和一段预期中陡峭的上行走势，是两种不同的商品，自然有不同的需求曲线。

垄断并非收入效应成立的必要条件，我的观点，收入效应成立的条件是该商品的销售收入占卖家总收入的比例足够高，实际上，我的原文中压根没有提及垄断和OPEC。 在商品价格问题上，索罗斯和罗杰斯持另一种观点，与我的恰好相反，或许他们是对的，或许未来的事实能证明谁对谁错。 最近，罗杰斯声称：

……美元今年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反弹，但促使其走强的原因是投资者进入到一个“强迫清算”的阶段，……“作为美国人，虽然我讨厌这样说，但我还得承认我准备在未来几天、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抛掉所有美元，”罗杰斯表示，“我将趁着美元这波涨势退出，美元今后的走势将重复英镑当初进入长期衰退的局面。”“美元在我们有生之年或许都将前景暗淡，”罗杰斯预测，美元或许在未来几年中将贬值90%。……

……既然不看好美元，罗杰斯对于美国股票的看法也比较负面。他举例说，“花旗、通用的基本面都已经被严重破坏了。”相比股票，罗杰斯一如既往地表示看好商品，因为“商品市场的基本面得以维护。”他指出农产品是最值得投资的领域，而黄金多头走势仍会持续数年。

几个月前，索罗斯曾作类似表示，当时我骂他索大骗子，之所以骂这么难听，是因为他在国会作伪证，说投机行为抬高了油价，胡扯，他是内行，不会不懂；鉴于他这种不诚实行为，我怀疑，他压根没有按他所声称的观点来投资。现在，罗杰斯看上去比索罗斯诚实一点，他似乎真要这么干，如果有事实能证明索罗斯也这么干了，我愿意收回说他是骗子的话，并打自己三个耳光。

至少经济学家Orn Bodvarsson这么认为，他说，

小费会鼓励特殊服务。因此，零售商和航空公司等提供统一服务的企业往往禁止或不鼓励收取小费的行为。他说，如果人们给更高的小费，它会使一些人比其他人享受到更好的服务。

好，我理解这一点。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给医生小费呢？要知道在医药这个领域，特殊服务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博德瓦森博士说，原因之一是因为人们只有在接受治疗一段时间后才知道医生当时的表现如何。

我赞同他的解释，但需要补充一点：小费制其实也是老板筛选出理想客户群的一种方式，服务生通过小费来甄别客户的慷慨程度和对服务质量的要求，并提供相对应的服务质量，这样就留下了需要优质服务并且足够慷慨的客户，而赶跑了那些不愿为高质量个性化服务付钱的家伙。

石油供给中的收入效应 辉格 2008年7月24日 面对居高不下的油价，美国的政治家们终于沉不住气了，近日共和党方面扩大国内石油生产的呼声很高，布什总统解除了近海石油开采的行政禁令，以此施压国会废除与此相应的法令，而民主党方面一些议员已经习惯性的操起他们得心应手的干预大棒，准备拿投机商开刀。 围绕油价问题的分析和讨论已经铺天盖地了，然而讨论的焦点多半集中在需求面和投机行为，而较少涉及供给面。在我看来，指责投机行为有点不着边际，任何将商品价格的长期高涨归因于投机行为的说法都显得很荒谬；而需求面的情况则太过简单明了，除非新兴国家发生衰退，需求的长期扩张趋势不会扭转；所以，我们不妨将视线转向供给面，看看为何长期高油价未能诱导出更多的供给。 石油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一种其经济价值在近现代才被发现的自然资源，其所有权多半为各产油国政府所掌握，而对于多数产油国，石油收入占其财政收入的比例极高，因而石油价格的变动对于这些政府有着显著的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油价越高，产油国政府就能以越少的石油产出满足其财政需求，从而越是降低其供给意愿。当然，收入效应只是影响产油国供给意愿的因素之一，但它的确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当油价在某一区间内上升时，并不一定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会推动产油国增加供给。 不妨将石油供给的这种负收入效应与“劣等品”（inferior good）做个对比，经济学的劣等品是指需求方收入效应为负的商品，即当人们收入下降时会消费得更多的那些商品，即越穷买的越多，而石油则俨然是供给方的inferior good，越穷卖的越多。需要指出，负收入效应（如果有的话）只能在其他影响供给的因素不再成为限制因素时才会表现出来。如果某产油国的供给受限于其开采或运输能力，那么高油价会让他有更多资金投入开采和运输能力的开发，从而增加供给量。 当产油国财政窘迫时，其决策的目标是近期收入最大化，当高油价塞满他的钱包，而产能也不再是瓶颈时，其所需做的决定已转变为：将财富更多的封存在地下，还是更多的抽出来换成现金或其他形式的资产？显然，影响这一决定的关键变量将是：一、未来把油抽出来时能卖到多高价钱？二、当前持有现金和其他资产的条件如何？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支持产油国多采油，那么上述负收入效应依然不会表现为石油供给的下降。 然而，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上述两个问题答案似乎都支持着产油国将石油更多的封存在地下。首先，只要新兴工业国继续其工业化进程，只要发达国家和环保组织继续阻止扩大核能应用，对石油的需求便找不到下降的理由；其次，当前动荡的宏观经济环境和前景不明的美元币值，使得产油国在如何配置其巨额资产存量上大伤脑筋，而他们的大笔石油美元涌入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可能宁愿将财富留在地下，等待货币和资本市场变得更稳定。 在古代，将大量已知财富埋在众所周知的地方，是一件极度危险的事，很可能为这一财富和土地的主人带来灭顶之灾。在那些年代，潜在的财富导致合作与勤奋，而已知的财富则往往导致战争和掠夺。多亏有了现代政治文明下的和平格局，如今各产油国能够如此怡然自得的坐拥庞大石油储量，不紧不慢的享受着高油价带来的丰厚收入，这样，当他们开支不虞，而又一时不知该如何恰当的处置巨额地上资产时，便可以方便的将财富暂时留在地下。而广大石油进口国们，则只能继续忍受因此而更被推高的石油价格。

PS3和吉列刀片的故事 辉格 2008年3月9日 据新浪科技8日报道，美国天体物理学家坎纳用16台索尼PS3游戏机、一个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和Linux操作系统，搭建了一个超级计算网格，用于模拟“两个黑洞碰撞时所产生的重力波的特性”，据称计算能力相当于400个IBM蓝基因节点。这是继斯坦福与索尼合作通过分布式计算软件利用游戏机闲置时间进行蛋白质折叠研究的Folding@Home项目之后，又一个将PS3用于科学计算的尝试。 科学家看上PS3是情理中事，因为PS3所用的Cell处理器正是针对高密度计算和大规模并行计算网格所设计，其每Gflops（十亿次浮点运算）成本仅为4美元，是常见超级计算机的一个零头。对于牵头开发Cell的IBM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佳的免费广告，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战略产品，Cell在游戏机的应用只是小试牛刀和跨越量产门槛的垫脚石，对高密度存在巨大需求的科研和商业应用才是Cell施展身手和赢取丰厚利润的地方，而坎纳的故事恰好展示了Cell在这方面的强大能力。 然而，对于PS3的制造商索尼来说，除了在媒体上赢得一次出风头的机会之外，恐怕没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实际上，索尼为这笔买卖至少赔上了五千美元，或者说，这位科学家钻了索尼和IBM定价策略的空子。据业内人士仔细估算，不计研发和营销费用，每台PS3仅制造成本约800美元，而零售价是399美元，其中的蓝光驱动器如果拆下来单卖至少可以卖到200多美元。同时，为了鼓励达到Cell量产的目的，IBM从Cell 给PS3的供货中也赚不到一分钱，很可能还会倒贴，因为每片Cell的成本大约150到230美元。 索尼之所以愿意如此贴本销售PS3，是为了尽快抢占市场，并指望着从此后的游戏软件销售中大笔赚钱。这种玩法，已经成为游戏机产业的通则，任天堂和微软也都这么玩。这种用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耐用品，然后通过大量销售必须与之搭配使用的消耗品来盈利的定价模式，并非游戏产业所首创，也不是惠普的发明（他在打印机上也用此手法），为管理学家所关注的最早案例是吉列刀片，吉列以55美分的价格销售成本2.5美元的刀架，而把成本1美分的刀片卖到5美分，这一商业创新曾创造了一个奇迹，帮助吉列几乎垄断剃须刀市场数十年。 需要指出的是，吉列式组合定价策略得以成立的前提是，这一组合中的耐用品和消耗品必须符合“只能搭配使用”的条件，这引出了两个含义：首先，该耐用品的价格不应低到足以诱使买家将其大量用于其它用途；其次，对该消耗品的仿制得到有效限制。 对于第二个条件，商家经常通过设计独特的接口并借助专利权加以保护，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常常在那些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遭遇困境。在国内，你可以买到与吉列刀架“兼容”的刀片，价格比吉列的1/3左右，我不知道这是否侵犯了吉列的专利权。更加明显的情况是在打印机市场，兼容硒鼓、墨盒的销售很大，这大概限制了惠普佳能等品牌打印机在中国市场无法把打印机价格降得很低。而吉列定价模式在中国大陆受阻的最显著例子就数游戏机了，因为游戏软件盗版横行，各大游戏机厂商索性都彻底放弃了这个巨大市场，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要为每年走私进入大陆的上百万台游戏机而损失巨额补贴。 吉列模式因上述第一个条件而受到打击的情况并不多见，可以说PS3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案例。当然，科学家的数量比游戏玩家少得多，这一点补贴大概还不足以引起索尼的担忧，而上媒体出风头的机会足以补偿区区几千美元，但假设一批发烧友买来PS3，拆下蓝光驱动器卖掉（此时他的成本已降到100多美元），然后用VMWare的虚拟软件虚拟成x86 PC，这样他只花了约1000元人民币就获得了一台拥有顶级CPU和显卡的高性能PC，对于这样的家伙，或许索尼会留点心，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