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25】 @黑哥在日本 2020年日本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海外资产金额1146万亿日元（10.6万亿美元，相当于2.3年份的日本国内GDP），连续9年创出历史新高。这个数字减去海外对日本的投资，日本对外净资产3.3万亿美元，连续30年世界第一。（参考：德国对外净资产2.99万亿、中国2.07万亿，美国-13.52万亿美元） @西峯:和大部分人的理解不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必然是净流出，但是美国是一个资本净流入国。 @学总2021: 美元流出≈资本流入≈商品流入（贸易逆差 @whigzhou: 资本净流入是贸易逆差存在的算术前提 @whigzhou: 持续的资本与人口流入其实是盎格鲁第二帝国与盎格鲁第一帝国的关键区别，英帝始终是资本人员持续净流出的，美帝则相反，前者是扩散型帝国，后者则是虹吸型帝国， 更一般而言，可以19-20世纪之交的人口转型为分界，之前的帝国都是扩散型的，之后变成了虹吸型， 很明显，后发国家受益于虹吸型帝国的程度，远远不如扩散型帝国，后者向你输送资本，派送精英，建立制度，前者吸走你的资本和精英，而且也不是真的非常关心你的制度（除非你惹到他） @whigzhou: 美帝的虹吸性质有两小段时间是例外，一是美西战争到一战之间，二是二战后二十年，这两个阶段他是扩散的，资本和人员都在输出，但国内政界精英对这种扩散始终是不情愿的，很勉强，可见未来也不会有另一轮扩散， @叶子疏:也并非纯然如此....日台韩都是吃了全套制度输出和技术资本的..... @whigzhou: 日本是惹了人家，台韩占了冷战前线的便宜，美帝不得不关心一下 @newzeon-0093:惹了就能被输出？ @whigzhou: 当然，只要有本事惹大发就行，Kim胖要是有本事往夏威夷扔几颗导弹，20年后北高丽青年平均身高至少比现在高10厘米，信不信？  

【2020-07-12】 遗传证据显示，波利尼西亚人在前哥伦布时代曾多次造访美洲海岸，Cochran大叔问道：是什么吸引他们去那儿的？他猜大概是某种贸易机会，然后他考虑了波利尼西亚人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卖的，最后想到了猪，可是问题来了，猪很容易在美洲繁殖，要是真有贸易，为啥西班牙人没在那儿看到猪？考古学家也没挖到猪骨头？大叔的解释是：卖的一定是公猪。 我对大叔的这个想法不太感冒，考虑到波利尼西亚人曾经征服了那么多极其遥远的岛屿，或许根本不需要为他们的远航寻找特别理由，当人口压力升高，冲突加剧，就会一批批的往外探索，寻找新领地，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惯常做法。 不过，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叔帖子里有一段话还是非常精彩的，值得单独分享：

But they had pigs, and the Amerindians did not. Imagine that sharp Polynesians traded pigs for various valuata ( cornmeal, manioc, sweet potatoes, chocolate, maybe decorative metal objects) .

Male pigs. The Polynesians, being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contemporary Ivy League graduates, understood that generating piglets requires both boars and sows. Actual, biological, males and females: identification is not enough.

@罂粟花上宝塔山:即使公猪为什么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猪骨头，难道也被熬汤吃次奥肚子里了 @whigzhou: 动物骨骼变成化石并被挖到的几率很小，所以零星贸易没留下化石记录并不奇怪，但规模化种群也没留下化石记录就有点说明问题了，大数定律 【2020-07-15】 @黄章晋ster:波利尼西亚人跨越南太平洋至少要要花三个月，如果随船还装有猪的话，大概率装运的是猪的遗体，而不会是活猪。 @钮钴禄_铁哥: 信风自东往西，波利尼西亚人朝美洲是逆风，不知如何驶往？ @whigzhou: 夏威夷人若先往北再折向东，便是顺风，即当年马尼拉-Acapulco航线的最后一段 @whigzhou: 大帆船从马尼拉到Acapulco需要4个月，从夏威夷出发应该不需要三个月那么久 @whigzhou: 首先，我觉得Cochran大叔公猪贸易的说法很不认真，不值得我为他辩护，其次，逆风和航程过久的反对理由依我看不成立，除了我已经说明的两点，更重要的是：波利尼西亚远航者在出发之前是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的，船上带活猪而不是带猪肉的理由是为了在新定居点饲养，而不只是储备粮或贸易品。 @whigzhou: 当你离开世代居住的那个岛屿，开始一次极不可能找到归途的远航，去探索你全然无知的遥远海域时，你船上装的东西不可能是为贸易而准备的，而只能是为途中生存和在新定居点开始新生活而准备的，贸易只是其偶遇副产品。  

【2017-02-26】 @whigzhou: 越想越觉得border-adjustment是个好东西，最好的地方是它可能会把川普糊弄过去（或者帮川普把他的支持者糊弄过去？），以他（和他的支持者）对经济问题的理解能力，这很可能。 ​​​​ @史搞特:这个border adjustment tax跟关税有啥不同 @whigzhou: 差别是：关税是对跨境交易额外征了一笔税，因而会提高税负，降低贸易额，而BA只是改变了跨境交易的税负分布，后者对贸易的影响会被汇率杠杆重新撬回来，最终效果只是提高了美元币值，总体上的贸易均衡位置不会改变。 @whigzhou: BA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会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其实不会，因为贸易逆差只跟境外对美元资产的投资需求有关，和其他因素统统无关，只要这一需求不变，逆差仍会延续，所有其他因素造成的影响都会被汇率杠杆撬回来。  

说说川普吧。平时懒得说这些事情，过年集中说几句。 先说好的。 【亮点】 从已报道的人事安排看，川普的国内政策看起来不错，至少会比希拉里好很多，特别是教育部、劳工部、环保局、卫生部的人选，是其中几大亮点。 从这些人选，加上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有几项前景比较肯定： 1）联邦最低工资不会提高，大好事； 2）势头正盛的特许学校不会受阻挠； 3）暖球党在联邦政府内将全面失势，气候与环境相关的管制会有松动，甚至许多预算和职位会被取消； 4）页岩革命的势头将不会在联邦层面受阻挠，此事的国际后果比国内后果意义更大； 【医保】 川普说要废[[Obamacare]]，但具体怎么弄不太明确，不过他挑了个重量级共和党国会大佬掌管卫生部，此人有医生背景，且此前在医保案上投入很多，提了个替代方案，貌似这事情会是川普的一个政策重点。 废Obamacare自然是好事，不过替代方案会怎么样很难说，推不推得动也大为可疑。 医保是个大坑，消耗政治资源极多，收获却很渺茫，弄不好的话，川普的势头和共和党团结很可能都被它拖垮。 【移民】 边境控制会加强，难民配额会减少甚至取消，这是好事。 不过，对于造成问题的拉丁移民，移民动力比司法控制的影响重要得多，而实际上，拉丁移民的动力近些年正在削弱，所以这件事情上川普其实没有多大发挥余地。 同时，他可能去削减技术移民，那是坏事，而且不像非法移民难控制，削减合法移民配额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两类移民有着完全不同的选择机制，限制后一类属于自残。 【大法官】 稍乐观，川普提名的大法官肯定比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好，但也不必期望太高，我稍稍乐观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对这事情不太感兴趣，所以会听从共和党主流意见。 【金融管制】 相比环境方面的管制，金融管制的后果严重的多，比如Sarbanes-Oxley和Dodd-Frank，但从川普的民粹倾向和他对待企业的态度看，不太能指望他在放松金融管制方面有多大作为。 【政治正确】 川普带来的最好前景可能是政治正确紧箍咒的打破，许多人们敢怒不敢言的烂事将得到遏制，一些蒙尘已久的常识正义得以恢复，西方传统价值观有机会再次扬眉吐气。   再说坏的。 【宪政传统】 川普不是个尊重宪法和宪政传统的人，远远不是，在这一点上，除罗斯福外，我想不出比他表现更差的美国总统，其他政客藐视宪法还会偷偷摸摸遮遮掩掩，他连遮掩都不会，这是他最令我反感的地方。 我曾反复说过，宪法≠《宪法》，复制宪法文本、议事程序、政府结构很容易，但达致宪政均衡却很难，既有的均衡依靠参与各方对传统的尊重以及对违背传统之后果的预期。均衡一旦打破很难恢复，川普很可能是个破坏者。 以候选人身份公然威胁媒体，勒令制造企业回迁，暗示不接受选举结果……，有些恶劣做法（第三项尤其恶劣）虽不会有短期后果，但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原来这么没下限的事情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啊？ 【经济政策】 川普人选中最烂的一个就是[[Peter Navarro]]，此人要么是蠢蛋，要么是哗众取宠的投机分子，对Navarro的青睐最清楚的展示了川普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力。 【基础设施建设】 蠢。暴露了骨子里的国家干预主义。 【跨国公司】 现在还不清楚川普会如何拿跨国公司下手，如果贸易保护法案通不过或者不起作用，会不会从其他方面下阴招？比如海外利润，避税问题，EB5配额，其他管制陷阱？如果川普果真把制造业回归当成重点，跨国公司估计没好日子过。 【贸易保护】 从专门为Navarro设立新机构（National Trade Council）这个动作看，川普的保护主义看来不会是空话了。 废[[NAFTA]]的后果之一将是正在退潮的墨西哥移民猛增，这我之前说过。 假如贸易保护是专门用来打击中国的，那倒还说得过去，但必须明白这是为打击中国而付出的代价，不是收益，判断他是否明白这一点，可以看他是否为此而从其他方面寻求弥补，比如向盟友和潜在盟友提供更好的贸易条件，从川普对待TPP的态度看，不太可能。 乐观点是，国会大概不会同意将关税提至两位数，大概也不会废NAFTA和WTO，而川普能做的主要是停止推动更多自由贸易协定，在行政分支的权限内展开贸易战，设置一个个双边壁垒，推动贸易相关的管制，果若如此，其伤害将小于Smoot-Hawley法案。 【西方联盟】 川普可能做出的最坏事情将在外交方面，具体说就是：挫伤盟友，毁掉联盟。 美国总统在内政上推动能力有限，尤其是那些利益牵扯广泛的事情（比如税收、医保和最低工资），但在国际事务上行动能力要强得多，而这恰恰是川普最危险的地方。 打击中国，强挺以色列，踢开联合国，这些都很好，问题是，毁掉西方联盟这一件事，足以抵消其他全部好处百倍不止。 停掉TPP的前景已经挫伤了不少亚太盟友，未来假如在南海问题上甩手，西方联盟的这条腿就折了。 从川普对待普京的态度看，他很可能抛弃东欧和GUAM的盟友（后者实际上已经破裂了）。 最重要也最令人痛惜的被挫伤者或许将是英国，本来，英国退欧是强化盎格鲁联盟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世界秩序的一次良机，但川普极可能毁掉这个机会，在这一点上他比希拉里更指望不上。 【总结】 从截止目前的表现看，川普将带来许多好东西，但不幸的是，他在最重要问题上极可能犯的错误，将让这些好处全部黯然失色。 当然，也可能我看错了，他或许不会犯下我所预料的错误，他过去的姿态或许只是一种姿态，果若如此，将是美国之幸，文明之幸。 所以我在此设定一个开关：假如未来的进展证明他的贸易保护政策仅仅用来打击文明的敌人，假如他积极拥抱退欧后的英国，不抛弃盟友，不牺牲其利益，不将他们推向敌人怀抱，我会立即黑转粉，并满心喜悦的承认自己看错了。  

【2016-06-26】 @高寒老师和考官:Brexit三大诉求：控制欧盟移民，不给EU预算，废除EU法规。您觉得谈判结果对英国有利吗？我感到悲观。1现在EFTA四个国家都接受人口自由流动，瑞士14年公投反对暂未实施；2挪威瑞士都缴纳EU预算，比英国少缴17%和58%；3均部分接受欧盟法规。 @whigzhou: 那要看下届英国政府打算往哪个方向走 @whigzhou: 以及他们得到反应是否积极。A）假如下届政府打算朝封闭方向走，总归是死路，B）若想朝自由与开放的方向走，那么，B1）谈EFTA，那么，B1.1）未遭排斥，结果不会比留欧差，B1.2）遭排斥，转B2，B2）到欧洲外面找出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澳新恢复自由贸易，印度缅甸新加坡，等等， @whigzhou: 总之，离开欧盟单一壁垒，很多大门开放了，只要真愿意往自由方向走，机会多的是 @whigzhou: 下任美国总统的态度也很重要，这一点不是很乐观 @whigzhou: 无论哪条路，谈判和立法过程都要好多年，这期间说不定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已经被欧盟开除了，到时候英国拉一个新欧洲同盟也不是没可能 @高寒老师和考官:唉，这下只剩信念了。我觉得商人和投资者最怕uncertainty，英国估计得皮软几年，国家不会崩盘吧 @whigzhou: 大的转向哪有不吃几年苦的？当年新西兰被哐嘡一记关在英国市场外面，几近崩溃，现在怎么样？苏格兰是会离，不脱欧也会离，也不算什么坏事 @whigzhou: 基本的判断是欧盟这条船正在沉，没有这个共识，当然想不到一起，余下都是废话了。 @剪刀手霍德华:周老师对这次公投表现出来的老年人决定年轻人命运的情形怎么看？ @whigzhou: 老人相对懂事一点，幸亏有他们拉着，不然科宾就是下任首相桑德斯就是下届总统了 【2016-06-30】 @whigzhou: 从最新情况看，我能想到的最可能前景是：欧元资产贬值/劣化→希腊彻底崩盘→其他南欧国家告急→德国出于迫切需要的欧洲团结决定出大血救助→德国选民不高兴，换上疏欧政府→英国带着庆幸和一丝窃喜加速逃跑→欧元资产外逃，伦敦是主要避难地→欧元区实施资本流动管制→欧元区大萧条→南欧退出…… @whigzhou: 现有制度结构下，希腊问题（乃至整个南欧问题）不可能解决，1870年代英国为了解决埃及债务问题，把埃及变成了保护国，而德国显然没办法把希腊变成自己的保护国，就算人家连选18个无赖上来你也没辙。  

【2016-05-07】 @whigzhou: 从老弗里德曼那辈开始，libertarians总是宣称18/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有多么自由放任，许多追随者也人云亦云，他们的用意很好，但说法是错的，实际上，即便西方世界中最自由的部分，（除了少数袖珍国之外）距离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制度始终很遥远，只不过那时候国家干预经济和私人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已。 @whigzhou: 略举几点：1）自由贸易，古典自由主义时代推动自由贸易的主要方式是破除非关税壁垒，而关税始终很高，各国财政对关税的依赖也比现在高得多，关税大幅下降到个位数水平是二战后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早期的贸易自由化不重要，因为当时关税再高，和运费比还是很低，所以只要拆除壁垒，效果仍很显著。 @whigzhou: 2）管制，随便翻翻经济史就知道，18/19世纪的管制同样多如牛毛，但给人的印象很不一样，我猜这是因为，早先的管制主要以准入限制和特许垄断的方式进行，而较少以行为管控的方式进行，大量限制法规，但较少执行官僚，所以看到国家之手四处挥舞的景象不多见，究其因，当时政府的组织执行力还不行。 @whigzhou: 3）19世纪的美国联邦政府管的事情确实非常少，但州政府和市政府管的可不少，看看产业史，哪个新产业不是从一大堆政府限制法规里挣扎出来的，那时候联邦政府站在自由一边，多数州政府站在另一边，联邦主义者的努力拆除了很多壁垒，由此也可见在此之前的市场并没有那么自由。 @whigzhou: 当然后来局面颠倒了，铁路和电报把北美大陆连接成单一大市场，州政府管的太过分就把人逼跑了，只好偏向自由化，但此时联邦政府开始伸手了 @whigzhou: 4）政府规模，从财政开支和雇员数量看，那时候的政府确实小得多，但政府对市场和私人生活的干预强度不能仅从其有形规模看，也要从它所维护的壁垒、限制性法规和垄断特权看 @whigzhou: 5）福利制度，这是老弗里德曼叙事中唯一完全成立的一点，那时候基本上没有福利制度，济贫法的影响规模不大 @王弼正: 依稀记得宪法中，国会只有针对州际贸易有立法权也许就是这么来的吧。不过沿海州的国际贸易很繁荣啊。 @whigzhou: 没说不繁荣啊，仅仅清除海盗和运费降低这两项即可将潜在贸易量提升两个数量级，何况还有新世界的人口急速增长 @whigzhou: 从现世的污浊泥潭中赢得一点差强人意的自由空间从来都是艰难而侥幸的，所以不要相信什么自由天国，也无须为此一时彼一时的跌宕沦陷而悲观发愁。  

The Myth of Free-Trade Britain 自由贸易英国的神话 作者：John V.C. Nye @ 2003-3-03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慕白（@李凤阳他说） 来源：Library of Economics and Liberty，http://www.econlib.org/library/Columns/y2003/Nyefreetrade.html In the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since Adam Smith first articulated the basic case for free trade, no event has been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British conversion to open marke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fable that is now conventional wisdom,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turned its back on protection and chose to open its markets to the world. 在亚当·斯密首次清晰阐述了自由贸易基本原理后的两个半世纪里，没有比十九世纪英国转为开放市场更为重要的事件了。在如今已成传统智慧的寓言里，十九世纪的英国放弃了市场保护政策，转而选择向世界开放其市场。 A reform-minded British leadership, preaching the new gospel of free trade pushed their European confreres to open up their own markets, eventually ushering in an age of expansive commerce the likes of which the world had never seen—a precursor of late twentieth century globalization that was in many ways more open than anything before or since. 富有改革思想的英国领导人鼓吹自由贸易的新福音，推动了欧洲同仁们开放市场，最终开启了全世界前所未见的商业扩张时代——这是二十世纪晚期全球化的发端，许多方面比此前此后任何时期都要更加开放。 Yet this story has one big flaw: it'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acts. 然而这个故事有个巨大的缺陷：与事实不符。 As the story is usually told, British free trade came in the 1840s after a bitter political struggle to repeal the Corn Laws—a name given to a series of agricultural tariffs and quotas designed to keep farm prices high. This was quickly followed by rapid and dramatic reductions in duties on hundreds of imports. By the 1850s, all but a handful of commodities were admitted to Britain free of all duties. 这故事常说，在寻求废除《谷物法》——一系列旨在维持农产品高价的农业关税和配额政策的总称——的艰苦政治斗争后，英国的自由贸易在1840年代来临了。紧接着便是几百种进口物关税的迅速急剧减少。到1850年代，除少数例外，几乎所有商品都获准完全免税进入英国。 Sounds good, until you look closely at what products remained subject to high duties: those handful of items were the most contentious and some of the most highly taxed items that historically had been at the core of the mercantile debate in British history. In previous centuries they formed a large and significant fraction of British trade. 这听起来很好，但待你看清关税仍然高启的产品到底是什么之后，就不会这么想了：那少数商品是英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而且属于赋税负担最高的商品之列，它们一直都处于商业争论的核心。在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商品构成了英国贸易的重要部分。 Free trade should mean just that: free trade, with all goods admitted without duties, quotas, or restrictions. That was not British policy. They removed most tariffs but mostly on items in which they had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other words, they mostly removed tariffs on items for which Britain had little to fear in terms of competition or which were of trivial importance in overall trade. 自由贸易的内涵应该是：所有商品无关税、无限额、无限制的自由贸易。这可不是英国的政策。他们取消了大部分关税，但大部分都在他们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换句话说，英国人主要取消了他们不惧任何竞争的产品的关税，或者在整体贸易中无足轻重的产品的关税。 Britain in the early 1800s had just passed throug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was the world's leading producer of cotton textiles and other industrial products. It took little courage to lower tariffs on British manufactures. It would be like Japan promoting free trade in the 1980s by arguing for lower tariffs on compact cars imported from America. Since Japan already made some of the world's best and most economical small cars, such a policy would have had very limited economic impact. Japan's lowering trade barriers in agriculture would have been substantially more important and would have run up against enormous political resistance. 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刚经历工业革命，是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世界领先生产者。降低英国制造品的关税并不需要多大勇气。这就像1980年代的日本，通过主张降低从美国进口的紧凑型汽车的关税来促进自由贸易。因为日本已经制造出世界上最好、最经济的小型汽车，这样的政策对经济的冲击非常有限。如果日本降低农业方面的贸易壁垒，其重要性会大大加强，也会遇到极大的政治阻力。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had no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gricultural and foodstuffs. That is why the Corn Laws were initially so controversial. Consumers had a lot to gain from the state's permitting the import of grain, because the British were not the cheapest producers of grain, while British farmers had much to lose. Unfortunately, the British did little to modify the tariffs on other contentious items, goods which had made for the commercial equivalent of war. Of these good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troublesome was wine. 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农业和食品上没有比较优势。这就是为何《谷物法》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英国的消费者能从国家允许进口粮食中受益良多，因为英国人生产的粮食并不是最便宜的，而同时，英国农民则损失惨重。遗憾的是，英国人对其他有争议商品的关税少有改动，这些商品曾导致商战。在这些商品中，最重要且最棘手的就是葡萄酒。 But how important is wine? To answer that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1600s. Britain in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 was a prodigious importer of wine, mostly French. 但是葡萄酒有多重要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追溯到十七世纪。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是葡萄酒的重要进口国，主要是法国葡萄酒。 So much so, in fact, that her trade balance was in the red, mostly because of trade with France and mostly because of French wine, spirits and a number of luxury goods. Attempts to limit these imports by restricting trade had mostly failed. Tariffs were levied but never so high as to reduce the imports drastically. But then came the wars. 如此这般，事实上，英国的贸易收支是呈赤字的，主要是源于跟法国的贸易，也就是法国葡萄酒、烈酒和诸多奢侈品导致的。通过限制贸易来减少这些商品进口的企图都失败了。关税一直在征收，但是从未高到能明显减少进口的程度。但是接着战争开始了。 Two major conflicts spanning a quarter century kept French wine—indeed, all French imports—out of the British market from 1689 to 1713. The Nine Years' War and the 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 led to hostilities between Britain and France and a complete breakdown in trade for this quarter century. 绵延1/4世纪的两场大型冲突让法国葡萄酒——实际上，所有的法国进口产品——在1689年到1713年间退出了英国市场。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了英法之间的敌对和长达1/4世纪的彻底贸易中断。 During this grape-challenged period, three interest groups derived enormous benefit from the embargo on France—the British brewing industry, British distillers (gin, etc.) and British interests in foreign producers of alcohol—most notably the shippers of Portuguese wine. Prior to the late 1600s, the British drank plenty of wine, mostly French, a little Spanish, but virtually nothing from Portugal. The wars of 1689-1713 gave the Portuguese allies the opportunity of ten lifetimes. 在这葡萄酒缺乏的时期，三个利益集团从对法禁运中获得巨额利益——英国发酵酒工业、英国蒸馏酒商（杜松子酒等）、外国酒商中的英国利益集团——最明显的就是葡萄牙葡萄酒的运货商。在十七世纪晚期之前，英国人饮葡萄酒颇多，大部分是法国进口的，加上一点西班牙进口的，但是几乎没有葡萄牙进口的。1689-1713年的战争让葡萄牙盟友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Beginning in 1703 a treaty was signed granting Portugal access to British markets for their wines—generally of a much lower quality than those of France, and often needing to be fortified with brandy or spirits in order to keep from going bad. The Methuen Treaty (as it was known) promised that Portuguese tariffs would always be at least a third lower than those of other nations, most especially France. 从1703年开始，一个允许葡萄牙人的葡萄酒进入英国市场的条约就签订了——这些葡萄酒质量普遍不及法国葡萄酒，并且经常需要添加白兰地或者烈酒来防止其变质。这个被称为《梅图恩条约》的协定，承诺葡萄牙人的关税会一直比其他国家低至少1/3，尤其是法国。 Of course, most of the Portuguese wine trade was dominated by British ships, merchants, and even vintners working in Iberia. The end of hostilities between Britain and France was seen as a grave threat to all these British interests, and vigorous lobbying by brewers, distillers, and the Anglo-Portuguese merchants stopped attempts to return to the period of open trade with the French. A bill to revive trade on prewar conditions between Britain and France was defeated in Parliament. 当然，大多数葡萄牙葡萄酒贸易都被英国船只、英国商人乃至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英国酿酒商所控制。英法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被视为是对所有这些英国利益集团的巨大威胁，啤酒商、蒸馏酒商和英葡商人的大力游说阻止了重回英法开放贸易时代的企图。一项旨在恢复英法战前贸易状态的提案在议会被否决。 Even worse, tariffs were raised even higher throughou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result was that French exports of wine to Britain in the 1700s fell to less than 5% of the levels (measured by volume) that had prevailed in the 1600s. A twenty-fold decrease! The high taxes kept out all but the finest French products. 更糟的是，整个十八世纪的关税甚至更高了。结果就是十八世纪法国出口到英国的葡萄酒降到不足之前十七世纪水平的5%（以体积计）。减少了二十倍！高关税驱逐了所有法国产品，除了最好的那些。 Indeed, the French were kept out of the British market for most of the perio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n the middle classes emerged and middle class tastes developed. Only the rich had access to the very finest clarets of Bordeaux. Cheap wine was simply not worth importing. And the British brewers, distillers, and merchant shippers never had it better. One historian has remarked that absent war and protection, the Gin Age1 might never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事实上，在工业革命的大多数时期，当中产阶级出现并且中产品味得到发展时，法国产品都是被挡在英国市场之外的。只有富人才能找到最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便宜的葡萄酒根本不值得进口。英国啤酒商、蒸馏酒商和运货商从未提高这些劣质葡萄酒的品质。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若没有战争和保护政策，杜松子酒时代（脚注1）可能根本就不会出现。 These assorted tariffs on wine and other consumables—which Adam Smith had condemned for their inefficien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remained at the core of British protection in the nineteenth, when trade was supposedly made free. Though claiming to have moved to open markets, the British hung on to tariffs that were of long standing, and that moreover, prevented much progress from being made in bilateral treaty negotiations. France was not about to sign a bilateral commercial treaty if Britain was unwilling to compromise on wine and spirits. 十九世纪，在这个人们认为贸易已变得自由的时期，这一系列对葡萄酒和其他消费品的关税——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就谴责过其低效——仍然是英国保护政策的核心。虽然声称已转变为开放市场，英国人还是坚持长期存在的关税，而且此举还阻止了双边条约谈判的进展。如果英国在葡萄酒和烈酒上不愿意妥协，法国就不会签署双边商务协定。 Figure 1. Average Tariffs in the U.K. and France, 1820–1913 图1.英国和法国的平均关税，1820-1913 [From: A. Imlah, 1958 Economic Elements of the PaxBritannica, New York; and M. Levy-Leboyerand F. Bourguignon, 1985L'Economie Francaise au XIXesiecle,Paris.] [来源：A. Imlah，1958，“不列颠治世”中的经济元素，纽约；M. Levy-Leboyer和F. Bourguignon，1985，十九世纪的法国经济，巴黎] Britain preached the gospel of free trade and France was cast in the role of the sinner, but there was little truth in this stereotype. France did have more protected products than England did but the average level of French tariffs (measured as total value of duties divided by total value of imports, cf. Figure 1) was actuallylower than in Britain for three-quarte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2 In other words, tariffs had a smaller impact on French trade than British duties had on Britain's trade. 英国是自由贸易新福音的布道者，而法国则被铸为罪人的角色，但是这种刻板偏见里并没有多少事实。法国确实比英格兰有更多的受保护产品，但是法国关税的平均水平（以关税总值除以进口总值衡量，如图1）在十九世纪3/4的时间里实际上比英国要低（脚注2）。换句话说，关税对法国贸易的影响要比英国关税对于英国贸易的影响小。【编注：这一比较方法存在严重问题：它体现不出那些因税率过高乃至无利可图的贸易，或者被非关税壁垒禁止了的贸易，因而无法准确反映贸易自由度，比如在极端情况下，某国以零关税开放一项小规模贸易，同时禁止其他所有贸易，此时该指标为零，但贸易显然极度不自由，所以它必须结合其他指标才有意义。不过，它确实揭示了当时英国的关税率是非常高的。】 The French, while eschewing free trade, and openly rejecting the Anglo doctrine of open markets, actually succeeded in making their trade more liberal and more open than that of the more vocal British. The master of this was Napoleon III—Bonaparte's nephew—who throughout the 1850s promoted the most radical liberalizing reforms of the French economy, all the while insisting that France was only interested in moderate reform. 法国人虽然避开自由贸易并且公开拒绝英国人的开放市场学说，但是它实际上却成功使其贸易比鼓噪发声的英国人更加自由和开放。这过程的主导是拿破仑三世——波拿巴的侄子——他在整个1850年代都在推动对法国经济最激进的自由化改革，却一直坚称法国只对温和改革有兴趣。 Indeed, it was not British unilateral tariff reduction that moved the world to freer trade. Despite the belief that is still common today that British exhortation opened the doors to European free trad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t was the 1860 Treaty of Commerce, promoted by the Napoleon III and concluded between Britain and France, that really ushered in the age of nineteenth century "globalization". British demands for unilateral tariff reduction usually fell on deaf ears. 事实上，并不是英国的单方面关税削减使得世界贸易更加自由。尽管认为十九世纪末英国的呼吁打开了欧洲自由贸易之门的观点现在仍很普遍，但其实是1860年《商贸条约》才真正开启了十九世纪的“全球化”时代，该条约由拿破仑三世推动，在英法之间缔结。英国提出的单方面降低关税要求通常无人理睬。 Doctrinaire free traders and economic theorists opposed the use of commercial treaties since they felt that unilateral reductions were the most efficient policies for all countries. While correct in the abstract, such claims did little to overcome political resistance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most countries. On the other hand, unwillingness on the part of the British to lower wine tariffs killed early trade negotiations with both France and Spain. 教条主义的自由贸易者和经济理论家反对使用商业条约，因为他们认为单方面降低关税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最有效的政策。尽管理论上是正确的，但这种主张在大多数国家却很少能克服政治阻力，实现贸易自由。另一方面，部分英国人不情愿降低葡萄酒关税的态度已经早早地扼杀了该国与法国及西班牙的贸易协商。 When the British finally decided to moderate their wine tariffs, Britain and France successfully concluded a treaty in 1860 which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European commerce. Politicians throughout Europe—who had till then resisted all pressure to liberalize trade—suddenly became fearful of being left out of a trade pact that united the two great European powers.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other major European powers quickly signed bilateral treaties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as well. 当英国最终决定将葡萄酒关税调整到适度水平时，英法才在1860年成功缔结了条约，这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商业的形势。全欧洲的政治人物——不久前还抗拒贸易自由化的压力——突然开始担心被遗落在连接欧洲两大势力的贸易协定之外。结果就是，其他欧洲大国也迅速地与英法签署了双边条约。 Since these treaties were all Most Favored Nation treaties—whereby concessions to one party meant extending such concessions to all the others—not just France and Britain, but by 1870 nearly all of Europe including the German states, Spain, Russia, the Netherlands, Denmark, Sweden, and so on were integrated into a highly open trading market. 由于这些条约都是最惠国待遇条约——给予一方特权就意味着要给所有相关方特权——所以不仅法国和英国，到1870年几乎全欧洲，包括日耳曼各邦、西班牙、俄罗斯、荷兰、丹麦和瑞典等，都被整合进了一个高度开放的贸易市场里。 In many ways, Europe was freer than today, partly because the gold standard made capital extremely mobile, and because limitations in border control made immigration and the free movement of labor easy in practice despite differing rules across the continent. 在很多方面，那时欧洲都比现在更加自由，部分原因是金本位让资本极具流动性，还有边境控制有限使得移民和劳工的自由活动实际上比较容易，尽管欧洲大陆有各种不同的规定。 What politicians do and say are often quite different. That hasn't changed. Indeed, though there is much talk about globalization and unfettered trade, there is no country in existence today whose policies come anywhere near the ideal of free trade. 政治人物的言行往往不相一致。这一点从未改变。确实，虽然现在有很多关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讨论，今天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策在任何方面能接近自由贸易的理想状态。 Goods and services do flow vigorously throughout the globe, but most countries suffer from a mix of import dutie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such as quotas, unnecessary inspection rules and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regulations that make it impossible for any of us to benefit fully from the specialization possible in a truly open world economy. 虽然产品和服务在全球频繁流通，但是大多数国家都承受一系列的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比如配额、不必要的检查规则和诸多令人困惑的条例，这些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从真正开放的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专业化中充分受益。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example of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1800s challenges us to rethink and re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policy and growth. The story of Britain and France shows how easy it is to be misled by the fables of conventional wisdom. The fact that Britain was not as free trade as it claimed doesn't make the case for protectionism. The British did lower their tariffs, and in the last thir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did fully liberalize trade and benefited from the change. 但更重要是，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例子能让我们重新思考和重新分析贸易政策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英法的故事说明了我们是多么容易被传统智慧的寓言所误导。英国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贸易自由，但这一事实并不证明贸易保护主义有足够的理由。英国人确实降低了本国的关税，而且在十九世纪最后1/3的时间里完全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并从中受益。 But the interesting and unexamined story is Franc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doesn't fit our preconceptions. France was in fact, closer to the free trade ideal than the British for much of the century, and did in fact do well, raising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average worker from the 1850s onward. 但有关法国的有趣故事却经不起检验。十九世纪的法国并不符合我们的偏见。事实上，法国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都比英国更接近自由贸易的理想境界，而且确实做的不错，从1850年代起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 Footnotes 脚注 1.The Gin Age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early to middle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en the consumption of hard liquor grew substantiall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gin, especially among the poor, was seen to be a national problem. 1.“杜松子酒时代”经常被用来描述十八世纪早期到中期的时间，这段时期烈酒的消费量大增，而杜松子酒的消费，尤其是在穷人之中，被认为是全国性的问题。 2.Readers interested in a more technical discussion of the problem of tariff level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ay consult Nye, 1991, "The Myth of Free Trade Britain and Fortress Fr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and S. Dakhlia and J.V.C. Nye, "Tax Britannica: Nineteenth Century Tariffs and British National Income,"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2114. 2.对十九世纪关税水平问题的更多技术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Nye于1991年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自由贸易英国和堡垒法国的神话”和S. Dakhlia与 J.V.C. Nye的论文“‘不列颠治税’：十九世纪关税和英国国家收入”，获取论文的网址为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2114。 * John Ny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History at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This piece is adapted from a book in progress to be released under the title, War, Wine, and Taxes. John Nye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经济学和历史学副教授。这篇文章摘编自《战争，葡萄酒和税收》，该书即将要出版。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之前没关心这事儿，刚才看了一下，明显是反对派在耍无赖嘛。 说几点我的看法： 1）除非是为了换取或维护更重要的自由，开放贸易总是好事，而服贸协议并未以牺牲其他自由为代价； 2）既然服贸协议每年都可以暂停，反对派为何要拼死反对？因为一旦协议开始实施，受益者尝到甜头，再反对就难了，到时候民进党自己也得支持； 3）逐条表决没什么道理，既不是一条普遍确立的宪政原则，也不是自贸协议的通行做法， 4）当然，作为一种在特定事项上的临时安排，如果双方愿意，试一下逐条表决也没什么不可以； 5）有关逐条表决的所谓“朝野协商”其实没什么代表性，只有少数议员参与和签署，并未得到两党决策机构或议会党团的认可； 6）此类议员之间就某一立法事项达成的协议或联盟，只有政治博弈策略上的意义，没有法律或道义上的约束力，参与者背弃协议只是损害了他在今后政治博弈中的可信度，这跟法律或宪政规则没关系； 7）实际上反对派已经得到了逐条审议表决的机会，但他们没有也根本无意使用这个机会，他们所做的只是拖延和笼统的表达反对姿态； 8）如果少数方认为多数方违反了法律或宪政规则，恰当的反应是寻求司法矫正，如果你有诚意推进和维护宪政体制，就应该将司法途径作为解决纠纷的优先选择，只有当司法程序不存在，或司法途径受阻时，才考虑其他途径； 9）是台湾不是没有法律可讲的地方，从近年来做出的一些重要裁决看，司法院正在变成具有独立性的最高法院； 10）有表决机制不服，有协商审查机会不用，有司法途径不走，偏偏把民众和学生叫上街，这是耍无赖； 11）有人把这事情跟内地反PX运动类比，说关键是马英九政府已经丧失公信，你说得再好听我们也不信，我就是反对。这个类比太离谱，艹，你把马主席当毛主席了？把今天的国民党当布尔什维克了？  

重新审视重商主义 辉格 2012年10月28日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流行于16到18世纪殖民时代的一套经济观念与政策，它将贸易和国家权力扩张捆绑在一起，主张排他性贸易机会，追求贸易顺差和金银囤积，并以扶持国内幼稚工业为由抬高关税壁垒，在理念上，它倾向于将贸易这种让双方受益的合作互惠解读为零和博弈。 今天，重商主义早已被视为过时而错误的政策，并且带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冲突，其当代遗迹贸易保护主义也是各国只敢做而不敢说的事情；重商主义原本就缺乏系统化的理论支持，而在亚当斯密建立起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之后，它在理论界更没有了地位。 不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麦卡斯科（[[John McCusker]]）在为《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所撰写的专章中，以英国为例重新考察了重商主义，他发现，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重商主义政策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事实上也推动了贸易和经济的巨大发展，并导致了第一轮全球化浪潮。 在现代国际秩序建立之前，对外贸易和投资是一项极度危险的事业，贸易航线上充斥着海盗，陆路也遍布大小领主所设置的重重关卡，许多与拦路强盗无异，许多海盗还得到了君主的支持，甚至有些国家的海军平时就以海盗为业；在各贸易据点和港口，当地政府也时不时对商人采取机会主义的掠夺政策，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根本不存在政府。 这种情况下，在海外做生意的商人，人身和货物安全没有保障，交易和合约纠纷得不到司法救济，随时可能被勒以重税，甚至遭遇没收、驱逐和屠杀的厄运；正是因为缺乏对契约和财产权的可靠制度保障，尽管意大利城邦和东南亚一度都出现过商业繁荣，但也都好景不长，城邦一旦繁荣起来，当地权贵就经不住诱惑开始压榨商人，然后被另一个更友好的城邦所取代。 在麦卡斯科看来，重商主义是运用国家力量将国内制度向外延伸，以拓展受制度保护的贸易范围的一种手段；制度保护是有成本的，尤其在当时恶劣环境下，成本相当高昂，而与现代大国相比，近代早期的民族国家还非常弱小，财政和军事基础都很薄弱，远远没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提供普遍保护，况且一国政府也没有义务为他国商人提供保护，所以提供排他性保护是很自然的选择。 早期民族国家缺乏保护海外殖民和贸易所需的财政基础，当时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土地和人头税，其承担者是地主和农民，而贸易的直接受益者却是商人和殖民者，对此，重商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让政府成为海外贸易的直接受益人，具体做法是，由政府授予特许公司以贸易垄断权，并从红利、特许费和关税中获得财政收入，战争时还可向其借钱，而政府凭借军事实力确保其垄断贸易不受海盗、敌对国家和当地居民威胁。 这样，支持海外贸易的政府只须盯住少数几个港口和垄断贸易公司、几十种商品的大宗贸易，即可获得提供制度保护所需的财政收入，相反，在自由贸易原则下，它可能需要向众多中小商人征税，当时的行政体系尚没有成本合理的方法做到这一点，而且许多受益于其制度保护的交易都将发生在其税收范围之外。 所以，像今天这样的全球自由贸易，只有当主要贸易国家都已建立了起码的契约和财产权保障，且主要大国之间能够达成合作以维持一个支持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才成为普遍可行的，实际上，英国也是在赢得拿破仑战争并成为国际秩序主导者之后，才放弃重商主义而转向自由贸易，此时，它对自己及其盟友维持一个亲市场的国际秩序的能力已经有了足够的自信，正如二战之后的美国。 今天，新一轮全球化所取得的成就已让自由贸易深得人心，然而，对自由贸易的支持通常仍停留在原则上，当面对诸如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底特律衰败这种具体问题时，种种贸易保护论调仍然很有煽惑力，在最近奥巴马和罗姆尼的竞选辩论中，双方也竞相针对中国大放厥词以讨好选民，因而弄清最初导致重商主义的制度原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贸易保护政策背后的政治机制。  

（按：在此话题上，薛兆丰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与张五常相同的观点，昨天翻阅他的评论集《经济学通识》时偶然发现。）

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
辉格
2009年8月12日

四月下旬，美国钢铁工会（USW）以保护国内相关行业就业机会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贸易保护措施申请；六月底，经过调查和听证，USITC针对轮胎特保案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正式提交了建议方案；上周，USTR就此案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并将于下月初向总统提交最终建议；轮胎特保案的前景正处于第二个关键期，于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于近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制建议，旨在通过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来迫使美方放弃特保案。由于小布什在两届任期中否决了全部四件到达USTR的特保案，如果轮胎特保案最终通过，那将是奥巴马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强烈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回来了。

对于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的危害，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证，那些曾为贸易保护辩解的崇高口号，如今已少有人信，贸易保护在今天已沦为赤裸裸的借国家主权牟取集团利益的手段；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在反对贸易保护上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对付贸易保护、如何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在国内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条件单方面开放贸易政策：尽量争取全面开放贸易，但即使对方不肯开放，我们仍应主动开放市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会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使各方都受益；该演绎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上述主张运用于贸易争端的结论便是，即便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本方也不应以对等措施予以报复，否则将加大损害。

这一分析简单直白且完全正确，以报复性制裁反制贸易保护的确会导致双输，问题是，两国贸易政策的互动并非单次博弈，而是长期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最初导致一种互惠局面得以出现的那些单次行动策略，不必都是互惠的，而在互惠局面遭破坏时，那些恢复该局面的单次行动策略，也不必是互惠的；实际上，在博弈实践中，那些被用来建立、维持或恢复互惠双赢局面的那些行动策略，常常是双输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我认识一个替人向企业讨债的家伙，每次去讨债都带把刀，我问他扎过几个人，他说一个也没有，这刀是用来扎自己的，如果第一轮催讨无果，他会撸起袖子把刀扎进自己的胳膊，当然，他胳膊上的刀疤远远少于他成功讨债的次数。

大致上，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环境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人类历史和阿克塞尔罗德等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秩序可以经由重复博弈中达致的合作互惠局面，而先于政府得以建立；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在面临具体的贸易纠纷时，应选择上述两种机制中的哪一种来维护互惠局面和本方利益，取决于长期策略和案例特性；首先，最大程度的拓展本方所及的自由贸易空间，应确定为长期策略；其次，对于WTO仲裁机制是否有利于上述长期策略，应有一个判断，如果仲裁机制确能公正有效的保护和推动自由贸易，那么，即使在个案上可能得到不利判决，也应加以尊重和依循，而不要绕开仲裁而直接实施报复。

相反，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