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5-25】 @暖夕酱 这些年出国留学的女生比男生要多很多，回国探亲的却要少，最愚蠢的就是家庭并不富裕，却把媚外女儿送出国留学，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断绝关系 ​​​ @UK-Liu: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女生较少需要为买房买车这些养家糊口的长期事务操心吧，花60万去英国镀个金增加待嫁时的筹码，未见得不是明智的选择 @whigzhou: 族群间的通婚（以及与通婚相关的人口流动）向来都是性别不对称的——弱势群体女性向优势群体流动，男性则相反 @whigzhou: 比如殖民时代美洲的族间通婚，95%以上是欧洲男配美洲女 @whigzhou: 类似的，历史上伴随征服与拓殖的基因取代过程中，男系基因的取代率远远高于女系基因 @whigzhou: 回复@日日用功有常:很多并没有坚持住，殖民者在新世界养小妾的比比皆是，比如两大美洲征服者，皮萨罗收了末代印加的妹妹和老婆之一作妾，科尔特斯的土著小妾更多，其中留下孩子的就至少有5个，包括两位阿兹特克公主

【2021-04-21】 肤色演变的历史还蛮曲折的，图中的 Si 是*选择强度指数*，正值代表朝向浅肤色的选择压力， 目前最黑的是西非人，但从图中数字可见，以前他们也没那么黑， 其他分支与西非人分开后，起初是变白的，然后东非分支又变黑了， 类似的，离开非洲那支，起初是变白的，然后到达大洋洲那支，又变黑了， 去往欧亚大陆北方的，全都变白了，但程度十分不同，欧洲人经历的肤色选择强度比北亚人高4倍， 纬度很关键，但显然不是唯一的重要因素， 注：图中未包括更早分开的两个分支：桑人和俾格米人  

【2021-02-18】 写上一个帖子时，想起一件往事，几年前，一位老友喝酒时曾提出一个善意忠告：你能不能略微收敛一下你的种族主义？我明白，他的意图是，无论我是不是真的种族主义者，不要让这些东西为我招惹是非，或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我这人口拙，反应迟钝，所以自知这种事情酒桌上说不清楚，也就没多说，今天既然提起，不妨说一说， 按当今 liberals 甚或 wokeism 的PC标准（to which I give zero fucks），我当然是种族主义者，这毫无疑问，我不打算为避免这顶帽子做任何改变，不止如此，我不打算为满足他们的其他PC标准做任何改变， 当然，我相信，避免招惹是非，或避免让人觉得我就是个是非，或许会有助于扩大读者群，带来多一点收入，问题是，当初我改行以写作为生，纯粹是因为有话要说，而且要按自己觉得最舒畅的方式说，压根就不是出于收入上的考虑，而且我完全清楚靠写作挣大钱是纯属做梦的，所以，为了能继续写作而改变说话方式，这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以挣钱论，写作充其量只是糊个口而已，为了这点钱在自己最在乎的事情上受委屈？No way. 倒不是说我有多清高，而是根本不值，我要是有份年薪百万的工作，或市值十亿的公司，而不遵守PC会让我丢掉这饭碗，或让公司破产，那我倒是真有可能会考虑把嘴巴管紧一点， 所以，虽然我完全清楚那位老友是古道热肠的好意，可是…… 以上这通啰嗦，都是基于这一前提：我这顶种族主义帽子是根据当前PC标准制作的，但我不确定我的朋友（包括那位老友）是不是都是在此前提下谈论这顶帽子的，会不会有人觉得我是*真·种族主义*？所以再多说几句， 按这个术语的传统含义，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说，我不是种族主义者，因为种族主义是一种集体主义，而我是*强个人主义者*，与任何集体主义都水火不容， 当然，我不是原子式个人主义，多年来，我一直强调共同体的价值，但是，我选择加入并万分珍爱的那个共同体，正是建立在包括个人主义在内的一套价值传统之上的，在这个共同体的社会契约下，个体价值和个人自由得到了充分保护，因而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我可以舒适的立身于其中， 所以，种族主义首先在价值上与我不容，但这并非我鄙弃它的唯一理由，依我看，种族主义者看待历史和世界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具体而言： 1）和其他集体主义者一样，他们看待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方法，建立在一种朴素的群选择（group selection）理论之上（所谓朴素，是说他们的理论不像进化生物学家的那么形式化，但大意差不多），在他们看来，群体才是竞争舞台上的主要参与者，是自然选择作用于其上的主要对象，因而群选择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 这个想法是错的，群选择面临两个困难：A）群的繁殖与淘汰的节奏比个体慢的多，数量级上的差别，B）正如道金斯所指出，若缺乏严格的组织控制机制来抑制搭便车行为，群选择效应就很容易就被个体自私行为抵销掉，（我在一个旧帖中对此有更仔细的讨论，见 headsalon:5625） 所以群选择充其量只是推动历史的一股次要力量，只在满足一些严格条件时才起作用，而主要力量是作用于个体的经典自然选择（及其衍生选择机制，比如性选择和亲选择）， 2）人类历史上，确实可能有一些组织结构，发展出了某种程度上抑制搭便车行为的机制，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选择力量的作用对象，成为生物-文化协同进化的单位，比如狩猎游团，部落，宗族，公司……等等，具体某类组织在何种程度上扮演这种角色，随其组织严密程度而异，大体上，规模越小，越可能接近于真正的进化单元，或竞争参与者，但是即便其中最接近的那些，相比个体，还是差的很远，也正因此，人类才没有变成像蚂蚁蜜蜂那样的真社会性动物， 3）无论群选择的作用是大是小，都跟种族没有一根毛的关系，因为任何肿族都从未被组织成一个协调行动的共同体，哪怕在最微弱的意义上，也完全没有，所以，把种族视为竞争舞台上的参与者，或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都是极为不得要领的，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持，也正因此，而那些以此假设前提看待世界的肿族主义者，他们的看法往往错得离谱， 4）自定居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日益大型化和复杂化，而随着它的扩大，共同体变得越来越不像竞争参与者，而越来越像竞争在其中展开的舞台，这一过程也伴随着群体对个体控制的削弱和个人主义的复兴（见《群居的艺术》第III-5章〈共同体的松动〉）， 也就是说，除了价值观，种族主义在方法论上也和我不容， 我对别人给我戴什么帽子完全没兴趣，只是道理得讲清楚， 【2021-02-19】 【评论中有人问：“把种族视为竞争舞台上的参与者，或自然选择的作用对象，都是极为不得要领的，没有任何经验证据的支持”——那如何看待尼安德特人？】 在末次冰期欧洲的生存竞技场上，尼安德特人表现不如HSS（Homo sapiens sapiens），最终灭绝了，这没错， 说尼安德特人被HSS从他们原本占据的生态位上排挤掉了，这么说也不算错，但这是从上帝视角在事后所看到的宏观表现，你不能真的把尼安德特人和HSS看作两个竞争参与者，因为这两个群体从未被组织起来，成为（哪怕最弱意义上的）共同体， 发生在那个竞技场上的，是无数小群体之间的竞争，既有尼安德特群体和HSS群体之间的竞争，也有尼安德特群体之间的，以及HSS群体之间的竞争，很可能，一些HSS群体还会联合尼安德特群体以共同对抗其他HSS群体或尼安德特群体， 而且，我怀疑，发生在同种群体之间的竞争远比异种群体之间更频繁更激烈，因为无论在生理禀赋，生计模式，还是文化特性上，同种群体都更为相似，因而其所适应的生态位重合度更高，因而竞争更激烈， 这些作为竞争参与者的群体，规模通常只有几十上百人，即便当若干群体联合起来时，联盟规模也不过几百几千人，在这些竞争者的头脑中，绝不会闪现*我是在为HSS的生存壮大而战*之类的念头，他们首先是在为自己和家人而战，其次是在为小团体而战，在相当弱的程度上，也是在为盟友而战，不会有比这更宏大的念头， 确实，不少人就喜欢构造这样的宏大叙事，更多人喜欢倾听这样的故事，比如《权力的游戏》里的异鬼就是一个例子：异鬼大军踏着整齐的步调，向着同一个方向挺进，彼此间毫无间隙，其攻击对象一律指向他族…… 在真实的竞技场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异鬼之间当然也会结帮互斗，人类各群体有些会跟他们勾结，有些则与之对抗，历史向来如此， @askerlee:人本能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倾向。虽然尼人和智人很像，仍然有明显特征可以区分开的，所以一致对付他们也完全说的过 @whigzhou: 共同的族源背景有助于达成群体间的合作与联盟，但远不能阻止同族群体间的互斗 @whigzhou: 这里的关键因素其实是文化，共同文化背景可以方便讨价还价，并让合作双方预期对方的行为动向，因而有助于达成合作，共同族源提高了文化相通性的几率，因而间接的提升了合作可能性 @whigzhou: 然而，在个别两两关系中提升合作可能性，距离*把整个种族联合成一个共同体*，差的太远了，影响合作的众多其他因素足以消除达成这种大联合的可能性 @whigzhou: 实际上，在丝毫没有阐明组织与协同机制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分类标签而把人类划分为若干群体，并宣称他们是社会竞技场上的实际参与者，是合格的行动主体，这种做法岂止限于种族主义？阶级斗争，当代女泉，身份政治……全是一路货 ​​​​ @慕容飞宇gg:很多时候是不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出现了身份认同和组织协同？有点民族发明学的味道。。。 @whigzhou: 那就不是认识论，而是*导师学*问题了，错误叙事的自我实现，倒不是不可能，要看它所引发的组织协同过程会有多成功，很难说 @whigzhou: 常见的情况是，这种叙事确实引发或助推了某个组织过程，但结果并非让该叙事成真了，而是成就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whigzhou: 比如阶级斗争理论所助推的运动，不是真把芜产街鸡组织起来了，而是成就了住别墅喝洋酒的芜产街鸡先锋队 @whigzhou: 所以*导师学*通常很快就变成了*一人一个女学生*学  

【2021-02-18】 今天又拉黑了一个在评论中叫嚣*黑人是劣等人种*的人，之前凡见到这种情况，也是一律拉黑，这首先是出于本能的厌恶，其次也是觉得这么说的人非常愚蠢无知， 熟悉我的朋友应该会了解，这跟 Political Correctness 毫无关系， 问题是，Giving Zero Shit to Political Correctness, 并不意味着我要变成他们的互补物，因为反对某种东西而变成它的互补物，那你就被它牵着鼻子走了， *劣等人种*是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词组，我想这大概就是引起我强烈反感的地方，对一个庞大群体做出笼统宽泛（而并非针对特定个体特定行为）的道德评判，这种做法，是我这样的个人主义者难以容忍的， 而且，即便去除这层道德意味，把劣等解读为某种适应性上的*劣势*，*劣等人种*也仍然是一种低级拙劣的说法，肿族差异当然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相当显著，但适应性上的优劣比较只有放在特定环境中才有意义，狩猎者在精细农耕社会是有许多劣势，游动群体在定居社会也是如此，反之亦然，同理，如我曾多次谈到过的，在现代工业社会，在当代知识经济中，某些族群确有其劣势， 但同时也要认识到： 1）这些相对优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进化始终在持续，每个数千万上亿人口的大群体，其基因池都有着足够的多样性，导致某群体某方面劣势的遗传基础，通常并不是他们的基因池里缺乏某些等位体，而是这些等位体的相对频率不同，在选择压力持续作用下，那些对当代环境条件敏感的等位体，其频率会迅速改变，这种改变可以非常快，比如从西非移居到美洲的黑人，因为脱离了恶性疟疾高发环境，镰刀状贫血相关基因的频率在过去几百年里已大幅下降， 更何况，当代高流动社会根本不存在值得一提的生殖隔离，即便某群体的基因池缺乏某些变异，也非常容易从其他群体获得，所以需要的只是频率选择，而频率选择可以非常快的，快到一个人在有生之年便可看到统计上的显著变化， 当然，现实并不那么如意，当前米国黑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道德状况都非常糟糕，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被福利政策和奶妈国家害的，他们的状况在内战后近一个世纪中曾经历了迅速而巨大的进步，直到伟大社会中断了这一进程， 2）现代社会的市场分工体系庞大而精细，为个人提供了极为多样的生态位，而每个生态位都会偏爱不同禀赋组合，黑人在其中许多生态位都表现出色，最明显的是体育和演艺，当然，这些生态位的容量可能不够大，所以，在统计上，他们的优势还是差一些，当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只是***统计上***，把一个孕育了那么多体育明星和演艺天才还有伟大的索维尔和托马斯大法官的群体，一股脑说成*劣等人种*，是非常愚蠢可笑的， 那些经受了定居文明长期考验的群体，或许在符号认知方面有些优势，但这些新技能很可能排挤了许多旧的认知能力，比如音乐感，还有我以前谈到过的空间定位和导航能力，跟游动群体（包括游猎者，游耕者，游牧者）相比，定居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白痴， 考虑到市场仍在源源不断的创造新生态位，也改造着旧生态位，我们无法预知，这些一度被定居文明的特有选择压力所排挤的禀赋，会不会在未来某些生态位上重新大放异彩， 所以，最好还是收起你的轻妄，  

【2020-09-08】 斯文赫定游记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点，随便记一下： 1）除了其他，语言天赋是他成功的很大帮助， 2）当时欧洲对他可能获取的地理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既有列强出于军政外交考虑的需求，也有知识界和大众的需求，所以（A）他的考察报告出版商抢着要，而且篇幅巨大，每次动辄十几卷，（B）很容易获得赞助和支持，而且都来自列强最高层，（C）每次回去都被各国地理学会请去巡回演讲，从这些可以看出驱动其冒险事业的激励所在， 3）所以他的旅行一次比一次财力雄厚（其中很大笔资助来自大财主诺贝尔），名气也一次比一次大，后几次所到之处都是帝王级待遇， 4）他从别处带进Tibet高原的牲口显然都很难适应高原气候，每次都在两三个月内几乎死光，简直就像易耗品，所以一有机会就尽快替换成牦牛， 5）瑞典人身份或许是个有利条件，因为当时瑞典在英俄之间中保持中立，且与两者都颇为友善，而他穿越的地区正好是英俄Great Game的赛场， 6）他前几次旅行还没提到相机，第三次带了相机，不过视觉记录主要还是靠画画，可能当时的相机用起来还太麻烦，他画速写的水平很高，我在他另一部游记The Wandering Lake里看了很多，感觉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记录手段，这是我没料到的， 7）铁路和电报真不愧是杀手级应用，他每次旅行，俄国的铁路/电报线都比上一次又延长了一大截，有一次他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穿越广袤大草原的旅行，是一路数着电线杆走的，也让我吃了一惊， 8）Tibet 当局对其疆域内事务的控制能力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其阻止欧洲人进入的政策得到了相当有效而严格的执行，赫定的行踪每次都被牧民迅速上报，地方官履行职责也非常认真， 9）赫定用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装扮成Tibetan或Mongolian（而且他还有个有利条件：身材不高），可是每次都很快就被识破了，而同时，他的队伍中那些来自中亚和克什米尔的各种民族的人，却没有引起怀疑，可见种族纯属文化建构，毫无生物学基础， 哦还有件事也蛮有意思，他第二次去罗布泊是沿叶尔羌-塔里木河走的水路，半途在岸上设立了大本营，结果很快吸引很多人去那里做买卖，于是很快发展成一个繁荣小镇，甚至有人闹了纠纷跑到那里去找他仲裁。  

【2018-03-29】 种族概念到底有没有生物学基础？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判定性实验即可回答这个问题：让持肯定意见的人列出一份种族清单，然后交给他们一组只包含生物学信息的个体样本，看他们在相互信息隔绝的条件下各自独立辨别这些个体的种族身份，最后看这些辨别结果是否一致，一致程度有多高。 ​​​​ 事实上否定派当然不会发起这个挑战，他们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因为类似的实验过去一百多年来其实一直在做——就在法医的实验室里，根本无需DNA测序，颅骨测量即可得到准确性相当高的辨别。 【2020-04-18】 翻旧帖翻到这条时，想到一个判别标准，可以用来测试一个人智识上是否诚实，就是问他：当出现何种情况时你会放弃你的这个观点？（当然，这只适用于经验性观点而非道德立场）

【2019-10-21】 好吧，我就随便说几句，1）很多人一听到群体间禀赋差异话题，就反射式的跳到美国种族问题的框架中，把它变成黑人/白人话题，其实美国的种族划分对于了解这个主题是个很糟糕的起点，来源混杂，极度多样的混血，概念边界宽泛而模糊，筛选机制的多样化，都会让你迅速陷入浑水泥沼， 2）把『黑人』当作一个群体来谈论就很危险，下撒哈拉非洲的遗传多样性远高于除它之外整个人类的多样性总和，俾格米人、哈扎人、桑人之间的遗传距离，比其他任何两个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都大得多， 3）不同移民途径的筛选机制差异当然会造成很大不同，但来源地同样重要，在后一点上，美国黑奴的来源群体在智力上是非洲偏高的，因为他们主要来自西非的班图语农耕区，特别是其中占很大比重的约鲁巴人（Yoruba）和伊博人（Igbo），约鲁巴人有相当长的定居文明历史，众多繁荣而持久的城邦，伊博人则更胜一筹，是西非鹤立鸡群的商业民族，两千多年前就有了青铜文明，被称为西非的犹太人，在英国大学中，伊博学生的表现甚至超过印度和中国学生， 4）奴隶贸易很大程度上是由伊博人经营的，奴隶来源也很多是其本族人，还有约鲁巴人，以及豪萨人，所以，虽然奴隶贸易这一移民途径看似对智力没有正面筛选效果，但美国黑奴的智力在下撒哈拉非洲人中是偏高的， 5）考虑移民筛选机制，大致区分出如下几种情况：A）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自由移民，B）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奴隶/契约劳工/流放犯人，C）轮船铁路时代的自由移民，D）轮船铁路时代之前的契约劳工，E）边境管制时代的投资/商业/技术移民，F）边境管制时代的非法移民/团聚移民/难民，这些途径的筛选倾向皆十分不同，  

【2018-03-29】 @whigzhou: 种族概念到底有没有生物学基础？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判定性实验即可回答这个问题：让持肯定意见的人列出一份种族清单，然后交给他们一组只包含生物学信息的个体样本，看他们在相互信息隔绝的条件下各自独立辨别这些个体的种族身份，最后看这些辨别结果是否一致，一致程度有多高。 ​​​​ @whigzhou: 事实上否定派当然不会发起这个挑战，他们很清楚结果会是什么，因为类似的实验过去一百多年来其实一直在做——就在法医的实验室里，根本无需DNA测序，颅骨测量即可得到准确性相当高的辨别。  

【2016-05-18】 @Helen干杯:关于保守派以高生育率取胜, 恐怕难。现在生育率高的时移民,且移民多为民主党所虏。 @whigzhou: 亚裔移民生育率很低，比白人低，第二代更低，拉丁移民第一代生育率很高（但也没摩门教徒高），第二代就高得不多了 @whigzhou: 不同种族背景移民前三代生育率：http://t.cn/RqFqmHV @whigzhou: 当前亚裔移民年度增量已超过拉丁裔，墨西哥移民已开始净流出，若边境控制收紧，还会继续降低，所以移民生育率高这个判断已不再成立 @whigzhou: 半只烤鸭下肚，再说说刚才那个生育率的问题。 1）要区分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前者是行为倾向，后者是行为表现， 2）所谓行为倾向就是将外部条件映射为实际行为的函数， 3）两个在某件事上有着不同行为倾向的人，对应两个行为函数， 4）这两个函数在某个区间可以是重合的， 5）这意味着，拥有不同生育意愿的人，在区间A有着相同生育率，在区间B则不同 6）决定生育率的行为函数有着众多参数，姑且只考虑其中三个：A）收入，B）迫使个人生儿育女的社会压力，C）与生养儿女竞争时间（特别是女性时间）和金钱的各种其他活动的机会（或曰诱惑）， 7）现代化和城市化尽管提高了收入，但也大幅降低了不生育带来的成本B，并大幅提高了生育带来的成本C， 8）与自由派相比，保守派对成本B更敏感，对成本C更不敏感， 9）所以，即便两种生育函数在传统条件下接近重合，可是当B和C大幅改变时，其行为表现上的差距就拉开了 10）同性恋的情况与之相似（可能表现得更纯粹更极端），在传统社会的巨大社会压力下，同性恋尽管缺乏意愿，实际上多数也会结婚生子，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函数和其他人的函数在传统区间取值很接近甚至大致重合，但在现代区间就形同天壤了， 11）那些不肯生或生的很少的人，绝大多数并非不喜欢孩子，而是因为一方面促使其生育的社会压力消失了，同时自己又经不住各种与孩子抢时间的现代诱惑，结果她们便转向各种帮助其释放母爱的廉价替代品，于是便有了猫狗党和圣母婊。 【2018-2-15】 昨天发现这一逻辑在经济学里已经有了名字，叫动机挤出（[[motivation crowding]]）或过度正当化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只是还没人将它运用于生育率问题，目前的应用场景也都不涉及遗传改变，实际上，这是考察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很好切入点。 鲍德温效应和动机挤出是文化-基因协同进化的两种很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的效应，前者由文化条件对遗传特征作同向拉动，后者作替代。

【2017-10-14】 Richerson&Boyd模型的另一个相对外围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群体间遗传差异很小且对文化进化不构成什么影响，他们用来支持该判断的仅有证据来自跨文化收养研究，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 确实，跨文化/跨种族被收养者（稍低程度上也包括二代以上移民）都能顺利习得当地文化并正常生活于其中，但这并不表明：1）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被大部分或全部替换成另一个种族或文化不同的群体成员时，其原有文化仍可保持，2）当外部条件适宜时，任何群体都能采纳某种特定文化。 这里的要害是：一种文化结构（包括制度）得以产生和维持，可能取决于某些特定个人禀赋，拥有这些禀赋的个体在群体中的比例可能很低（比如1%），但不能没有，也不能低于某个下限（比如0.1%），假如这些禀赋的分布曲线只要向左移动一个标准差，该文化便难以为继。 假设群体A的这组禀赋比群体B高一个标准差，那么，即便来自群体B的移民都可顺利习得A的文化且正常生活于其中，可一旦群体A的人口被来自B的移民替换掉一半，原有文化即可能瓦解 容易想到的此类禀赋有：道德感，尽责性，实施惩罚的意愿，亲社会性，智力，延迟满足，自我克制…… 假如盎格鲁文化需要80%的群体成员具有亲社会性，70%中等以上延迟满足，60%中等以上尽责性，10%强惩罚意愿，1%120以上智商……任何几条的大幅改变可能都是颠覆性的 很明显，这组条件与少量移民顺利融入和正常生活的可能性完全不矛盾 比如，道德规范，一个社区中，可能只要60%的人具有中等以上道德感，规范即可产生，再加上5%的人有强道德感和强惩罚意愿，规范便可稳定持续，但只要分布曲线偏离一个标准差，局面完全不同 极端情形下（其实我觉得很可能），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可能仅仅由群体0.1%精英成员的禀赋所决定，此时分布曲线的轻微移动即可让这0.1%变得不合格 回复@慕容飞宇gg:嗯，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正在论证的是：即便最完美融入条件下也不行//@慕容飞宇gg:外来移民不是随机或均匀发布，而是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移民小社区，而在这些区域内移民比例远高于宿主，所以一开始就不会被同化。  

【2017-10-06】 第一第二代进化论者通常也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第三第四代进化论者里却冒出了大批进步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强制优生论者，这是怎么回事？奥秘在于福利制度，作为进化论者，他们很容易看出福利制度逆转选择压力的效果，这是对的，错误在于他们自负且狂妄到想要扮演上帝的角色。 在我们达尔萨斯主义者看来，通过育种计划来改进人类的想法是幼稚可笑的，消除福利制度，让自然选择在和平条件下继续起作用，才是正道。 类似的错误也发生在种族和民族问题上，常有人将我们的特殊主义和alt-right中的孤立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者相混淆，其实两者之间只有肤浅的相似性。 我们达尔萨斯主义者相信，存在种族、民族和文化差异，就现代文明的存在条件而言，一些种族比另一些优秀，一些民族比另一些优秀，一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优秀，一些共同体比另一些优秀…… 但我们不会像某些alt-right那样主张孤立主义、民族主义乃至种族隔离，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试图阻断自然选择和进化过程，而优秀群体的优秀正是选择和进化的结果，他们才是最不需要把自己圈闭起来的群体，他们唯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开放自愿条件下继续展开竞争的制度条件。 诸如『不能让我们优秀民族的血统被劣等民族污染了』这种念头，只有极度自卑者才会冒出来，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的性质完全一样。  

【2016-11-07】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亚裔细分，无非暴露了平权法的种族主义实质，所谓平权本来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嘛，只不过没平到自己头上就体会不到，如今不光要歧视，还要细细的歧视。 ​​​​  

The sobering evidence of social science 来自社会科学的证据发人深省 作者:George F. Will @ 2016-07 译者:鳗鱼禅(@鳗鱼禅) 校对:龙泉(@L_Stellar) 来源:The Washington Post,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sobering-evidence-of-social-science/2016/07/06/4a3831f8-42dd-11e6-bc99-7d269f8719b1_story.html The report was so “seismic” — Daniel Patrick Moynihan’s word — that Lyndon B. Johnson’s administration released it on Fourth of July weekend, 1966, hoping it would not be noticed. But the Coleman Report did disturb various dogmatic slumbers and vested interests. And 50 years on, it is pertinent to today’s political debates about class and social mobility. So, let us now praise an insufficiently famous man, sociologist James Coleman, author of the study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这份报告如此‘有震撼力’，用Daniel Patrick Moynihan的话来说，以至Lyndon B. Johnson政府选择在1966年独立日前的周末发布这份报告，冀望无人留意【编注：7月4日为美国独立日，乃公共假日，Fourth of July weekend就是恰好与独立日连上的那个周末，1966年7月4日为星期一，故此周末为独立日前之周末】。但“Coleman报告”确实惊扰了教条主义者的昏睡和既得利益团体的算盘。50年后，这份报告和眼下关于阶层和社会流动性的政治辩论仍息息相关。那么，让我们赞誉一位名气还不够大的男士，研究著作《教育机会的平等》的作者，社会学家James Coleman。 In 1966, postwar liberalism’s confidence reached its apogee. From 1938, when the electorate rebuked Franklin Roosevelt for his plan to “pack” the Supreme Court, through 1964,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and conservative Democrats prevented a liberal legislating majority. But Johnson’s 44-state victory that year gave Democrats 68 Senate seats and a majority of 155 in the House. 1966年，战后自由主义者的自信心膨胀到最高峰。1938年，选民严厉抨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填充最高法院”的计划。自那时至1964年，多亏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和保守派民主党议员，自由主义者未能掌握立法机构多数议席。然而，1966年，约翰逊拿下来44个联邦州，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占有68席，在众议院以155席拿下多数席位。 Effortless and uninterrupted prosperity seemed assured as the economy grew in 1965 and 1966 by 10.7 percent and 7.99 percent, respectively. So, a gusher of tax revenue coincided with liberalism’s pent-up demand for large projects. It hoped to meld two American traits — egalitarian aspirations and faith in education’s transformative power. 1965年和196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7%和7.99%，唾手可得且无间断的繁荣看似已不在话下。于是，井喷式的税入增长恰逢自由派对大项目压抑已久的热情，如同干柴烈火。自由派希望将两大美国特色融为一体——追求人人平等的志向和教育推动变革的信念。 The consensus then was that the best predictor of a school’s performance was the amount of money spent on it: Increase financial inputs, and cognitive outputs would increase proportionately. As the postwar baby boom moved through public schools like a pig through a python, almost everything improved — school buildings, teachers’ salaries, class sizes, per-pupil expenditures — except outcomes measured by standardized tests. 那时的共识是，学校经费数目是预测该校学生表现的最佳指标：增加经费投入，学生的认知水平会成比例地上升。二战后婴儿潮横扫公立学校，如同一头猪通过巨蟒体内，公立学校的任一方面几乎都比以往更上一层楼——校舍、教师薪资、班级规模、平均每个学生的经费投入——唯一的例外是由标准化考试衡量的学生表现。 Enter Coleman, and the colleagues he directed, to puncture complacency with the dagger of evidence — data from more than 3,000 schools and 600,000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is report vindicated the axiom that social science cannot tell us what to do, it can tell us the results of what we are doing. He found that the best predictor of a school’s outcomes was the quality of the children’s families. And students’ achievements are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capital (habits, mores, educational ambitions) their classmates bring to school: 让Coleman和受其指导的同僚上台，用证据之匕首——从3000所学校和60万名小学、初中生处收集的数据 —— 刺破自满的气球吧。Coleman的报告印证了一个公理：社会科学无法指导我们行事，它能告诉我们的是行动的后果。Coleman发现，预测某校学生表现的最佳指标是学生家庭的素质。学生的学业表现受其同学带到学校的社会资本（习惯、规矩、教育方面的进取心）的影响： “One implication stands out above all: That schools bring little influence to bear on a child’s achievement that is independent of his background and general social context; and that this very lack of an independent effect means that the inequalities imposed on children by their home, neighborhood, and peer environment are carried along to become the inequalities with which they confront adult life at the end of school.” “一个暗含推论尤为突出：将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交圈子的影响排除后，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学业成就影响极小；这意味着由家庭、社区和同侪环境带来的水平不均等，将一路伴随他们毕业，成为他们开启成人生活时面临的不均等。” Coleman’s report came exactly one year after — and as an explosive coda to — what is known as the Moynihan Report, which was leaked in July 1965. Moynihan, then a 37-year-old social scientist in Johnson’s Labor Department, presented in “The Negro Family: 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 what then counted as shocking news: 23.6 percent of African American births were to unmarried women. Coleman的报告恰好于“Moynihan报告” 发表一年后面世，为后者燃起之火添柴加薪。 Moynihan在1965年7月被人泄露于众。当年Moynihan 37岁，是约翰逊执政下劳工部的一名社会学者,他的研究《黑人家庭：国家行动的案例》，成为令时人震惊的新闻：23.6%的非裔美籍婴儿由未婚女性所生。 Today 71 percent are. Almost 47 percent of all first births are to unmarried women, and a majority of all mothers under 30 are not living with the fathers of their children. 如今这个数字为71%。将近47%的头胎新生儿由未婚女性所生，大多数30岁以下的母亲和孩子的父亲分居。 The causes of family disintegration remain unclear, but 51 years ago Moynihan and then Coleman foresaw the consequences. Moynihan said the “tangle” of pathologies associated with the absence of fathers produces a continually renewed cohort of inadequately socialized adolescent males. Socializing them is society’s urgent business if it is to avoid chaotic neighborhoods and schools where maintaining discipline displaces teaching. Coleman documented how schools are reflections of, rather than cures for, the failure of families to function as the primary transmitters of social capital. 家庭解体的原因尚未明朗，但51年前Moynihan和Coleman先后预见到家庭解体的后果。Moynihan称，父亲缺位造成的种种困扰，源源不断地产生了一代社会化不充足的青春期男性。使他们充分社会化是社会的当务之急，否则难以避免产生混乱的社区和学校，在那里维持纪律取代了正常教学。学校本应是首要的社会资本传递途径，现在却成了家庭溃败的倒影，而非家庭溃败的解药，这一切都被Coleman记在笔下。 The extraordinary synergy between Moynihan and Coleman was serendipitous. Today, their baton of brave and useful sociology has passed to Charles Murray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is “Losing Ground” (1984) was an autopsy of 1960s aspirations. His “Coming Apart” (2012) explor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 we are wallowing i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 of a bifurcated society in which many do very well while many others are unable to reach even the lowest rungs on the ladder of upward mobility. Moynihan和Coleman两项研究的协同增强效应，纯属意外。如今，他们勇敢、实用的社会学接力棒，传到了美国企业研究所的Charles Murray手上。Murray《站不住脚》（1984年出版）一书解剖了1960年代那场失败的壮举。他的《四分五裂》（2012年出版）一书探索了社会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后果。社会两极分化的表现是，许多人非常出色，而另外的很多人甚至连社会爬升阶梯的最低梯级都够不着，我们正在两极分化的政治后果中打滚。 Coleman’s evidence that cultural rather than financial variables matter most was not welcomed by education bureaucracies and unions. Similarly, we now have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awkward, and often ignored, evidence about the mostly small and evanescent effects of early-childhood education. Today’s Democratic Party fancies itself “the party of science”; Barack Obama pledged, in hi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to “restore science to its rightful place.” Social science, however, is respected by Democrats only when it validates policies congenial to the interests of favored factions. 比起经费投入，文化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变量，教育官僚机构和工会并不青睐Coleman提出的证据。与此情况相仿，早期儿童教育效果微弱，转瞬即逝，这方面令人尴尬、常被忽略的证据，我们已经积累了50多年了。如今民主党幻想自身为“科学之党”；贝拉克·奥巴马在他首个总统任期的就职演讲中，誓言“恢复科学理应占有的地位。”然而，仅在社会科学论证支持的政策有利于民主党所偏袒的利益团体时，民主党人才会尊重社会科学。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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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bar High School After 100 Years 百年后的Dunbar 高中 作者:Thomas Sowell @ 2016-10-04 译者:鳗鱼禅(@鳗鱼禅) 校对:龙泉(@L_Stellar) 来源:RealClearPolitics,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16/10/04/dunbar_high_school_after_100_years_131956.html One hundred years ago, on October 2, 1916, a new public high school building for black youngsters was opened in Washington, D.C. and named for black poet Paul Laurence Dunbar. Its history is a story inspiring in many ways and appalling in many other ways. 一百年前，1916年10月2日，一座为年轻黑人而设的公立高中教学楼在华盛顿特区投入使用。这座教学楼以非洲诗人 Paul Laurence Dunbar 的姓氏命名，它的历史是个令人既振奋又惊骇的故事。 Prior to 1916, the same high school had existed under other names, housed in other buildings -- and with a remarkable academic record. 在1916年前，这所高中以其它名字运营，在另外的建筑中教学，教学成果显著。 In 1899, when it was called "the M Street School," a test was given in Washington's four academic public high schools, three white and one black. The black high school scored higher than two of the three white high schools. Today, it would be considered Utopian even to set that as a goal, much less expect to see it happen. 1899年，当时学校还叫“ M 街学校”，华盛顿特区四所公立高中进行学业测试，三所白人高中，一所黑人高中。黑人高中的成绩高于其中两所白人高中。如今，人们会认为设立这样的目标本身就是做白日梦，更别说指望其变为现实。 The M Street School had neither of two so-called "prerequisites" for quality education. There was no "diversity." It was an all-black school from its beginning, and on through its life as a high quality institution under the name Dunbar High School. 优质教育所需的两项所谓“前提条件”，M街学校通通没有。没有“多样性”。一开始就是全黑人学校，直到保持高质量教学水平的Dunbar高中时期，依然如此。 But its days as a high quality institution ended abruptly in the middle of the 1950s. After that, it became just another failing ghetto school. 然而，这首优质教学之歌在1950年代中期戛然而止。之后，Dunbar 高中沦为又一所溃败的贫民窟学校。 The other so-called "prerequisite" that the M Street School lacked was an adequate building. Its student body was 50 percent larger than the building's capacity, a fact that led eventually to the new Dunbar High School building. But its students excelled even in their overcrowded building. 另一项所谓的“前提条件”——一座适宜教学的大楼——M街学校也没有。全校学生数量超过建筑物设计容纳人数50%，因此才兴建新的Dunbar高中教学楼。尽管如此，学生成绩依然优秀。 Some students at the M Street School began going to some of the leading colleges in the countr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e first of its graduates to go to Harvard did so in 1903. Over the years from 1892 to 1954, thirty-four of the graduates from the M Street School and Dunbar went on to Amherst. 在19世纪晚期，M街学校开始有学生考上国内顶尖大学。1903年，该校首次有学生考入哈佛大学。1892至1954年间，M街学校和Dunbar高中合共有34名毕业生考入 Amherst 学院【译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一所精英男校】 Of these, 74 percent graduated from Amherst and 28 percent of these graduates were Phi Beta Kappas. Other graduates from M Street High School and Dunbar became Phi Beta Kappas at Harvard, Yale, Dartmouth and other elite institutions. 这些学生中，74%顺利从Amherst 学院毕业，其中28%毕业生为最高荣誉优等生。其他M街学校和Dunbar 高中的一些毕业生，在哈佛、耶鲁、达特茅斯和其它精英院校成为最高荣誉优等生。 Graduates of this same high school pioneered as the first black in many places. These included the first black man to graduate from Annapolis, the first black woman to receive a Ph.D. from an American institution, the first black federal judge, the first black general, the first black Cabinet member and, among other notables, a doctor who becam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for his pioneering work in developing the use of blood plasma. 这一所高中的毕业生在多个领域都是首次取得杰出成就的黑人。包括第一名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的黑人男生，第一名从美国高等院校获得博士学位的黑人女性，第一名黑人联邦法官，第一名黑人将军，第一名黑人内阁成员。在众多取得不凡成就的黑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保存血浆以供使用方面做出开拓性工作的一名享誉全球的黑人医生【译注：Charles Drew】 How could all of this come to an abrupt end in the 1950s? Like many other disasters, it began with good intentions and arbitrary assumptions. 这一切怎么会在1950年代突然完结？跟很多灾难一样，一切以善意和武断的假设前提开始。 When Chief Justice Earl Warren declared in the landmark 1954 case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that racially separate schools were "inherently unequal," Dunbar High School was a living refutation of that assumption. And it wa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the Supreme Court. 1954年里程碑式的“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 一案宣判，Earl Warren大法官代表的多数判词称种族隔离的学校‘ 在本性上就是不平等的’，Dunbar高中是对这一假设前提活生生的反驳。学校就位于最高法院的步行距离之内。 A higher percentage of Dunbar graduates went on to college than the percentage at any white public high school in Washington. But what do facts matter when there is heady rhetoric and crusading zeal? Dunbar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的比例高于华盛顿特区内任何一所白人公立高中。但在令人头脑发热的修辞和运动式的热情面前，事实又有什么用呢？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racially segregated schools in the South provided an inadequate education for blacks. But the assumption that racial "integration" was the answer led to years of racial polarization and turmoil over busing, with little, if any, educational improvement. 毋庸置疑，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学校未能为黑人提供足够的教育。但种族“融合”才是解决之道的假设导致连年的种族极化和骚乱，用几近于无的教育成果提升来代替种族隔离的校巴。 For Washington, the end of racial segregation led to a political compromise, in which all schools became neighborhood schools. Dunbar, which had been accepting outstanding black students from anywhere in the city, could now accept only students from the rough ghetto neighborhood in which it was located. 对华盛顿特区而言，种族隔离的结束导致一项政治让步。所有学校都转为就近入学的学区学校。Dunbar 高中此前一直在全市范围内招收学业突出的黑人学生，现在只能从学校周边的贫民窟社区招收学生。 Virtually overnight, Dunbar became a typical ghetto school. As unmotivated, unruly and disruptive students flooded in, Dunbar teachers began moving out and many retired. More than 80 years of academic excellence simply vanished into thin air. 几乎一夜之间，Dunbar高中变为一所典型的贫民窟学校。没有学习动力、没有规矩和爱捣蛋的学生涌入学校后，原先的教师开始离开、退休。80多年的教学成果随风飘逝。 Nobody, black or white, mounted any serious opposition. "Integration" was the cry of the moment, and it drowned out everything else. That is what happens in politics. 不论黑人或白人，没有人提出任何严肃的反对意见。“融合”是当红的口号，让其它都沉没于海底。这就是政治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 Today, there is a new Dunbar High School building, costing more than $100 million. But its graduates go on to college at only about half the rate of Dunbar graduates in earlier and poorer times. Politics can deliver costly "favors," even when it cannot deliver quality education. 如今，Dunbar新高中教学楼耗资超过1亿美元。但学校毕业生的大学入学率仅为早期贫穷世代的一半。哪怕政治无法提供优质的教育，一样可以提供昂贵的“惠泽”。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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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0】 @whigzhou: 对比两组数据挺有意思，左图是美国黑人比例最高的前10个城市（city），从84%到56%不等，右图是黑人比例最高的前10个都市区（metropolis），从48%到31%，左图蓝色数字是对应都市区的黑人比例，很明显，在这些城市，白人中产者基本上放弃了内城，这个趋势估计还会延续下去，最终产生一批黑人城市。 @whigzhou: 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犯罪率极高，1/3-1/2的成年黑人男性被关在牢里，民主党长期垄断权力，福利计划一个接一个，政府开支和税率不断上涨，公立学校一团糟，大片街区沦为废墟，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whigzhou: 这是内城/郊区的分化，类似的分化也发生在城市之间，未来也会发生在州与州之间。 @whigzhou: 有些城市通过土地管制、建筑管制和分区规划把房价抬的极高，也起到了挤出贫穷黑人的效果，过去二十年湾区的黑人比例就在下降 @whigzhou: 相对于现代文明生活，黑人确实有些弱点，但要是没有民主党过去半个世纪不遗余力地残害，也不至于落得这个地步 @whigzhou: 残害政策从两个方向同时下手：压制他们人性中所有积极向善的倾向，纵容娇惯他们所有坏的那些方面：用最低工资法剥夺工作机会，用福利救济削弱工作激励和家庭责任，用禁毒法施饵下套，用平权法强化种族身份，总统和司法部长赤膊上阵煽动种族对立……所有你能想到的把他们往坏里带的办法，全用上了 @路人萨维:辉总的意思是太傻了政策形同残害，还是故意的？ @whigzhou: 一开始应该不是故意的，毕竟谁都没有这样的远见，只是民主党惯于玩族裔政治而已，但那么多年过去，效果这么明显，再变本加利的坚持玩，就有点故意了 @whigzhou: 动员少数群体，强化族裔身份，玩族裔政治和裙带政治，是民主党的看家本领，看看坦慕尼协会的历史就很清楚 @whigzhou: 有人可能对60年代民主党180度大转身感到困惑，其实一点不奇怪，他们的族裔/身份政治把戏是一贯的，改变的只是选择哪些族裔/身份群体建立票仓 @whigzhou: 所以无论站在哪一边，他们决不能让黑人这个身份标签消失 @whigzhou: 对黑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挑中时，正是福利主义大跃进之际，结果就被坑惨了 @whigzhou: 当然黑人自身的弱点也起了作用，自律性、延迟满足、责任心方面，比起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都差一些，因而福利主义和娇惯政策负面激励效果也更显著 @沉思之后：黑人自身的问题才是主因吧。即便没有民主党的政策，全世界哪个黑人主导的国家或地区繁荣了呢？反之，北欧以及荷兰福利主义和娇惯政策也不少，但是黑人少，也还在持续繁荣中 @whigzhou: 可是平权运动之前美国黑人的状况要好很多啊，非洲人自己未能建立好国家，不等于他们不能作为少数群体在已经建立的好国家中获得良好发展 @SenatusPopulusqueRomanus: 日耳曼人没有数千年文明史，埃及、巴比伦文明史最长。 @whigzhou: 日耳曼人的文明化进程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年了吧 @whigzhou: 文明化不是全部（在何种文明中被文明化也很重要），但很关键，所有中东来源的移民群体中，波斯裔表现最好，不是没缘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