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01】 @whigzhou: 美国校园似乎进入了一种末日狂欢般的景象，左派正声嘶力竭的向世人证明自己的蛮横和疯狂～ http://t.cn/RUeppl7 @whigzhou: 最近这些闹剧有意思的地方是，挨揍的大多也是白左，估计平时PC也没少讲，只是没想到革命小将闹得这么疯，火烧到自己身上了，结果抵抗起来也是毫无底气，真正有力的回应都来自校园外面，这就好比文革里被批斗也都不是什么好鸟，好人早就逃跑或者黑五类了，顶多只有陪斗的份～  

过感恩节，“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话题又冒了出来，大伯我也说两句。 1）所谓种族灭绝当然是胡扯，极左分子新近编造的“人民历史”，不值一驳； 2）殖民者与土著确实有不少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定居者与非定居者对土地权利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3）殖民早期这个问题并不太严重，因为相对于北美的广阔地域，殖民者人数极少，他们与土著所偏爱的生态位也十分不同； 4）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因美国独立而大幅恶化，后来的西进运动（特别是铁路开始向西延伸后）更加剧了冲突，时而发展成战争； 5）这一转折的原因之一是人口增长，第二个原因也很重要：殖民者不再受英国政府的约束，在此之前，帝国的北美政策是，保障殖民者福祉的同时，尽可能拉拢印第安人，将其视为对抗法国和西班牙的盟友，所以需要约束殖民者过度向阿巴拉契亚以西扩张，至少扩张势头不要那么猛烈； 6）独立之后，在对待土著的态度上也分成两派，大致上，越是偏向精英主义的，越倾向温和友善政策，越是平民主义的，越倾向强硬敌对扩张政策，后者的代表是民主党之父安德鲁·杰克逊，其主要名声、成就和政治资本，就是打印第安人（顺便一提，联邦政府的系统性腐败也是从他开始的）； 7）这两派的分歧让人想起罗马故事，格拉古兄弟也是民粹主义者，哥哥提比略想用土地改革（没收大地产分给失业穷人）讨好贫民，结果被打死了，十年后，弟弟想出了更好的办法：去掠夺新近归附小亚细亚属国的财富来给穷人发福利，这样既讨好了穷人，也不得罪贵族； 8）一般来说，一个强国，若民粹分子得势或上台，其邻国、友邦、属国的平民往往没好果子吃，希特勒和查韦斯就不说了，美国工会得势的年代，亚洲工人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多工作机会，美国工会的残余势力至今还在喊着要把就业机会夺回来；    

【2015-11-29】 @研二公知苗: 不是法国变了，法国一直是强制文化同化政策实施最彻底的国家，所有“强制世俗化”论者想过的招法国都对移民用过，德国不给土耳其劳工（甚至在德国出生的后代）公民权也保守诟病。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骂左派解决。 @whigzhou: 对价值认同的要求和强制同化是两码事，虽然有时候听起来有点像 @whigzhou: 一种态度是：我们现有的共同体有赖于一些基本的价值认同，假如你不接受这些价值，我们就把你拒绝在共同体之外，假如你威胁到共同体，我们就要设法削弱、压制或消灭你，但我们未必有兴趣改造或同化你 @whigzhou: 假如你们像Amish那样表明自己是无害的，那么尽管你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和我们格格不入，也不妨碍我们容忍你存在，总之，这种态度是共同体自我中心的，而非普世主义的，共同体内外适用不同行为规范，对改造和同化他人没有兴趣，当然，假如他人主动追随和归化，那也是好的。 @whigzhou: 另一种态度是：人类拥有一组共同价值，它代表着文明和进步，是普世的，是公共之“善”，国家经由社会契约而具有了推行这些价值的当然合法性，它有义务将这些善推及于全人类，将每个人改造成合格公民 @whigzhou: 法左、马左、进步主义、五四青年，都是后一种倾向，当年的种族改良计划和优生学运动，都是左翼进步主义推动的，直到60年代之前，在美国推动种族主义政策最起劲的，也向来是进步左派 @whigzhou: 归结起来，两种态度的共同点是：都认识到社会制度需要一些价值共识，而根本的分歧点在于普世性，普世主义者认为，这些共同价值是基于共同人性的自然价值，生活在这些价值得到尊重的社会，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因而保护这些权利的规范是普适的自然法，不存在共同体内外之分。 @whigzhou: 回到法国的同化政策，最初，法左的普世主义要求他们去改造殖民地文化，结果只不过是破坏了当地传统，当北非移民大批涌入时，普世主义又让他们无法拒绝，结果只好用国家权力强行同化，当同化政策看起来也不管用时，多元化政策就被提了出来。 @whigzhou: 但欧式多元化其实并非多元文化共存，而是修正原有的价值共识，令其容纳新元素（伊斯兰），排挤旧元素（基督教），最终形成的文化仍是高度单一和排他性的，只是受排挤压制的少数派换了人 @谢小姜:移民难民来的时候有谁会说“我不接受你们的价值”？ @whigzhou: 如果来自某个群体或某种文化的移民（统计上）总是违背入籍誓言并危及共同体，可以停止接纳这一来源的移民啊，共同体不是一定要接纳任何来源的移民  

#1：规模局限的含义 #2：扩张的动力 #3：祖先的记忆 #4：婚姻粘结剂 #5：青春的躁动 #6：武人的兴起 #7：暴力的垄断

超越邓巴数#6：武人的兴起 辉格 2015年10月20日 农业出现之前，所有适龄男性都是战士，但没人将打仗作为谋生之道，因为战争或暴力攻击虽可能带来各种利益——战利品、个人声誉、女人、消灭资源竞争对手，等等——，却无法为个人提供经常性收入或可靠生活保障，所以当时并不存在一个职业武人阶层，社会分工充其量只是在性别与年龄段之间发生。 但农业改变了这一状况，畜群和粮食成了可供持续劫掠的资源，有望为劫掠者提供持久生活来源，从而使得战争成为一种有可能赖以为生的职业；可以说，农耕和畜牧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态位，吸引一些人逐渐将生计建立在此之上；对于有着长久狩猎历史的人类，这一生态位并不太陌生，农牧群体的生活资料只是另一种猎物而已。 不过，该生态位起初并不十分诱人，因为人类毕竟是最可怕的动物，几万年前便已占据了食物链顶端，从他们口中夺食太危险了，而且人类有着强烈的复仇倾向，被攻击、特别是亲友被杀之后，无论是个人情感还是社会规范，都要求人们实施报复，实际上，血仇循环也是传统小型社会之间暴力冲突的头号起因。 但劫掠机会的持续存在，激励着一代代劫掠和反劫掠者不断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同时，凭借地位分化和财富积累所带来的比较优势，最终将战争变成了一种可持续的生计模式；首先是武器的发展，早先的武器十分简陋，而且制作材料都是分布广泛、容易获得的石料、竹木、骨料、皮革和贝壳，尽管有些材料（比如黑曜石）需要从远处交换而来，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每个人都有能力为自己制作和装备与别人质量效力相当的武器。 据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介绍，丹麦日德兰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古日耳曼遗存中，最常见的武器是一种石制匕首，数量极多，几乎每个墓葬和房屋遗址中都有几把，当地农民在犁地时还经常翻到；然而在进入青铜时代早期之后，主要武器变成了青铜剑，它们仅见于小部分墓葬，而且这些墓葬的位置、形式和随葬内容，皆与其他墓葬有着显著区别。 【图1】北欧新石器时代的燧石匕首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铜剑多数安装的是朴素剑柄，且剑刃上可观察到较多砍削所留下的痕迹，但有少数安装了采用失蜡工艺铸造的豪华剑柄，且较少使用痕迹；很明显，拥有青铜剑的武士已有别于普通人，而豪华剑的主人则是地位显赫的权势人物；这一变化的原因不难理解：制造石匕首的燧石材料唾手可得，而青铜剑所需材料则是从数百公里外的南方经由长途贸易而来，其制造工艺也并非人人都能掌握。 【图2】北欧青铜时代早期的青铜剑，有些装有豪华剑柄 我们不妨从投资者或企业家的角度来考虑，武器和战争技术的发展是如何改变战争形态的：武器成本的提高，使得战争从一个重人力轻资产行业向重资产方向转变，让富裕者拥有了额外优势，他们的财力不仅让自己获得更强大的武器，还可以保障材料来源和武器制造能力，为那些贫穷但又渴望获取战利品的人提供装备，换取他们听从自己指挥，展开协调行动，从而组织起一支效忠于自己的队伍。 由于首领拥有分配战利品的权力，让他有了足够的激励采用更多重资产的战争手段，投资建造更为昂贵的战争器具，组织更大规模的劫掠行动；早期维京人在欧洲海岸河口发动的袭击都规模不大，通常只有几十条小船、一两百人，参与者地位也较平等，行动很少受头领节制，但随着易受攻击的沿岸村镇纷纷开始设防，成功袭击所需队伍日益庞大，船只也变得更大更昂贵，到十世纪时，袭击队伍常达到上百条船、数千人的规模。 【图5】维京海盗船 夏威夷群岛各酋邦的大酋长们建造的战船丝毫不逊色于维京海盗船，它基于波利尼西亚传统独木舟改造而成，将平衡浮木换成了第二独木船体，并添加了三角帆；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旗舰上，装载了20位桨手和40位战士，另一位大酋长Peleioholani拥有的一艘战舰，据说可装载160位战士，这样的大型战争装备，显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负担，而传统独木舟却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制造的。 【图6-7】波利尼西亚传统独木舟，有些带三角帆 【图3】夏威夷群岛的双体独木战船 【图4】1779年Kaleiopuu大酋长出迎库克船长的船队 盔甲、马匹、马具和战车同样昂贵，实际上，和早期农业社会的多数创新一样，这些新技术都是战争向重资产方向发展的结果，直到变得足够普及和廉价之后，才被用于容器和农具等和平用途；这些创新离不开有组织私人武装的崛起，试想，假如战争仍像前农业社会那样，以分散自发无组织的方式进行，战利品谁拿到归谁，那就没人会愿意在重资产型的新技术上进行高风险投资。 对战争从事者来说，财力优势也体现在风险抵御能力上，和农业生产相比，劫掠的机会来得更随机，成败也更难预料，万一身亡家人也可能失去依靠，由富裕者出面组织，便提供了一种保险机制，平时由首领保障食宿，作战时提供武器装备，战死后还可抚恤家人，这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穷人非常有吸引力，这一风险差异，和当代自由职业者与受薪雇员之间的差异一样。 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恰好创造了对此类机会的旺盛需求，基于经营效率上的考虑，土地财产常有着抗分割倾向，因而较多采用长子继承制，得不到土地的幼子们的一条常见出路，便是投靠一位首领，成为职业武士，首领族内的穷亲戚、孤儿、还不起债的债务人、有特殊技能却无处施展者，都可能选择这条出路。 如此一来，这些权势人物便逐渐将具备战争所需技能的各种人才聚集在其身边，包括战士，武器和车船工匠，厨师伙夫，水手马夫，学者谋士，采购关键物资的行商，还有兼任历史学家、宣传部长和情报收集者的说书艺人和吟游诗人，通过为他们提供食宿、赞助和庇护，在战争中共同行动，分享战利品和保护费，首领与其追随者之间便建立起了一种稳固的恩主-门客关系（[[patronage]]）。 这是早期农业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发展的关键一步，它开启了社会进化的一个全新阶段，社会结构与秩序不再仅仅通过自发协调而产生，权势人物开始主动创建组织，实施集中式控制，这一转折，类似于管理学家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所指出的现代规模化企业取代传统个体商人的过程，企业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局部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组织生产、协调供应链，将这些战争团队的首领称为第一批钱德勒式企业家，也并不过分。 门客制广泛存在于各大文明的黎明期，在酋邦形态的社会中，统治阶层由一群通过宗族或姻亲纽带联合起来的恩主（酋长）组成，其中权势最显赫而取得霸主地位的大恩主便是酋邦首领；北欧萨迦史诗传颂的英雄，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所谓国王（[[basileus]]）们，都是拥有众多门客的大恩主，随从或侍卫亲兵组成了其军队，相互间征战不休，争夺霸主地位。 恩主-门客关系也是早期罗马的重要社会纽带和基础政治结构，罗马城创建者罗穆鲁斯本人便是位大恩主，早先的恩主（patronus）后来成了罗马王国的贵族（[[patricius]]），他们同时也是元老（[[senator]]）的来源；在王国早期，称呼元老的词是patres，意思是父亲或族长，与“恩主”和“贵族”同源，与此同时，那些追随效忠恩主的门客（pietas），变成了罗马的平民阶层（[[plebeian]]），这一词义演变揭示了从部落到酋邦的发展过程：权势家族通过收容大批门客而变成政治组织，其族长作为恩主而成为该组织的首领，这些首领继而联合成为罗马国家。 历史学家阿扎尔·加特（[[Azar Gat]]）在对照分析了希腊罗马文献后发现，类似的演变也发生在凯尔特和日耳曼社会，在波利比乌斯（[[Polybius]]）所描绘的公元前二世纪北意大利凯尔特人社会中，已经有了拥有大批门客的显赫恩主，但此时这些大人物与其随从之间的关系仍较为平等，每日聚宴畅饮，同吃同住，分享战利品和奢侈品，早期称呼门客随从的词汇也多与“朋友”同源，大人物只是众多战士和战争首领中最富有、最成功、最声誉卓著的那些，社会结构也仍由亲属关系所主导。 然而一个多世纪后，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描绘情况已迥然不同，门客们对恩主唯命是从，且已转变为常年作战的职业武士，最显赫恩主的私人武装扩张到上万人规模，居住在新近兴起的城镇里，恩主们俨然已成为高高在上的贵族统治阶层，早先的部落平等主义已不复存在。 基于门客制的新型组织一方面充分利用传统的宗族结构和姻亲网络，同时又大加改造；首领们突出强调自己所在家系，并将其直系祖先加以神化，强加给其他支系和氏族，成为社区共同祀奉的神祗，希腊诸神连同其谱系便如此被创造了出来，夏威夷酋长们甚至阻止平民记诵家谱，结果平民往往只记得祖父辈是谁，罗马的门客则常以收养的名义被并入恩主的氏族，采用其姓氏，收养传统在罗马贵族中一直盛行到帝国时代。 恩主们在网罗门客时，也突破了宗族结构和部落边界，在选择与谁合作的问题上，亲缘关系退居其次，专业素养、忠诚勇武、个人友情成为更优先的考虑，更直接的物质报酬和利益算计取代传统互惠关系而成为主要激励来源，亲属义务则被效忠盟誓等契约性义务所取代，战友情谊代替血缘亲情，基于职位的权力代替家长和长老权威……所有这些改变，都是走向专业化所必需，类似于家族企业在去家族化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 这些武装组织最初是为了对外发动劫掠，获取战利品，可一旦建立，便成为一股改变社会政治结构的力量；那些频遭劫掠却无力自保的群体，可能会向劫掠者定期缴纳贡赋以换取安宁，或者向其他同类组织纳贡以寻求庇护；同时，存在此类组织的群体，会因其对外劫掠行动而惹来报复，而报复通常会无差别的落在整个群体头上，这样，即便那些并未依附于武装首领的社会成员，也不得不与之建立关系，以免躺枪。 此时事情可能朝两个方向发展，假如部落长老们的影响力足够强大，便可将这些武装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建立起某种军事民主制，相反，假如武装首领更强大，便可能篡夺原本由长老会议所拥有的部落政治权力而成为僭主，全面接管部落的公共事务，而其门客就成了他的统治团队。 重要的是，那些在竞争中胜出的武装组织，必定是有能力慑服了周边若干群体因而得以从中勒索贡赋的组织，所以他们基于纳贡与庇护关系而建立的政治结构，必定是跨部落的，结果便是酋邦的建立；尽管此前也存在跨部落联盟，但联盟是一种类似于商会的松散组织，而酋邦则是真正的企业，它将推动社会以更紧密的方式走向大型化。 武装首领一旦建立起酋邦，便可凭借姻亲网络进一步强化对各部落的控制，常见做法是从各部落娶妻，并将女儿嫁给各酋长，正如祖鲁王国诞生前的情况；假如首领实力足够强大，还可将其宗族近亲安插进各部落，在夏威夷酋邦中，部落酋长都是大酋长的父系近亲，亲缘通常不远于一级堂兄弟，更低级的社区酋长则是大酋长的亲兵随从，他们都直接听从其指挥，平时照管农务、组织人力修缮灌溉系统，定期收缴贡赋，必要时有义务参与大酋长的作战行动。 在夏威夷的案例中，一个层级化的官僚系统已呼之欲出，随着武装组织之间的竞争推动武器和组织技术持续改进，酋邦的统治范围和控制能力日益扩展，由此所开启的组织和制度发展进程，将最终导致国家的诞生。 门客制所创造的武装组织，也留下了一种不可逆的遗产，在此后历史上，每当国家崩溃、社会失序之际，凡已经历过这一阶段的社会，都不会再退回到部落状态，而会在各种类似恩主-门客关系的模式下实现政治权力重组，并重建地方秩序，罗马衰亡后西欧封建体系的兴起，汉帝国崩溃后士族门阀收纳部曲荫客、拥家兵而自保的做法，皆属此类。  

恐怖主义土壤肥沃，众多落后国家制度建设鲜有成就，甚至沦为失败国家，社会失序，这些问题其实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这些国家的精英或潜在精英失去了吸引力，或者，即便仍有吸引力，以往那个以西方价值为灯塔的、并且可供这些落后国家精英分子或有志青年向上爬升的社会阶梯，已经断裂了。 这一情景与维多利亚时代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所有已经接触西方的传统社会，无不仰慕西方文化，这些社会中禀赋优秀、志向高远、不安现状的青年，都清楚的知道，通往西方价值的阶梯在哪里，可以如何通过自身努力而一级级爬升，从而获得个人成就。 在晚清最后三十年，有点志向的青年都知道，学英语、接受西式教育、在铁路局、电报局、工厂等西式产业谋得一份差事、留学，都是令人艳羡的社会晋身之途，按西方模式创办现代企业、组织自治社区，甚至改革政治制度，这些成就可以为个人带来新的荣耀，赢得西方式的尊严和体面，甚至被女王封爵。 这就像之前科举阶梯，即便对不识字的人也是一目了然。 即便禀赋较差、地位较低的青年，无望获得这样的成就，也同样会受这一价值阶梯的影响，因为他身边总会有一些成功者、高地位者，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他：什么才是更值得追求的价值，如何行事才显得更体面；这就好比，尽管科举体系仅仅容纳了社会极小部分成员（最多几十万），但其价值吸引力却影响了所有人的观念和行为。 上述价值阶梯之所以那么清晰可见，是因为西方元素的现场存在，其优势亲眼可见，不容否认，并且对个人可以伸手触及，而不像如今许多落后国家，可以在电视和互联网上看到，却遥不可及。 优势文化的现场存在所带来的价值引导作用，被社会学家称为橱窗效应，研究发现，晚清大量商业和政治制度创新，比如新式企业、商业行会、慈善机构的组织模式，都是橱窗效应的表现，许多都是照抄香港同类。 可是现如今，西方橱窗里只剩下商品和娱乐，制度元素都不见了。 这部价值阶梯的断裂，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从殖民地和保护国全面撤离；与此同时，一战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自我否定运动，也在六七十年代达到高峰；九十年代，这一趋势因苏联崩溃而有所回潮，但很快又重新掀起，特别是在08年之后。 这一撤离之所以导致阶梯断裂，是因为，价值阶梯要起作用，必须和权力结构相对应，否则即便还有大批传教士、慈善组织、教师、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现场，橱窗效应也会大大削弱，因为在价值吸引和文化仿效方面，多数人尤其是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人，都是很势利很低俗的，谁发财谁有权势，就仰慕和效仿谁，村里首富开奔驰，就觉得奔驰是天下最好的车，当地土豪军阀以砍头剁手展示权力，大家就都觉得这才是赢得尊严和体面的可行方式，无论外人觉得金三胖多丑陋，在朝鲜那都是时尚先锋。 细说起来话就太长…… 总之，只要西方不在文化和价值观重建其自信心，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些问题，就不会有出路，更糟糕的是，西方世界本身也会因此而继续颓废下去，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当前中东乱局，看来只有大强度——二战以来的最大强度——干预才足以解决，但以我对美国干预方式的观感，恐怕既不会有好效果，也难以长期坚持。 美式干预的固有缺陷，让他在越南、阿富汗、伊拉克一次次陷入泥潭。 所谓美式干预，简单说有这样几个要点：

1. 推翻坏政权；
2. 扶持政治伦理上可接受的、战略上愿意配合的友好政权；
3. 干预费用由美国买单，包括大把军事和经济援助；
4. 好不容易扶持起来的友好政权，为了让它维持下去，不得不很大限度上容忍其违反规则和协议的鸡贼小动作（比如巴基斯坦、埃及和海外各国）；
5. 尊重主权（否则伊拉克早就该一拆三了）；

这一模式的问题是：

1. 推翻旧政权容易，但扶持新政权困难，往往很脆弱，依赖性很强，结果美军被长期拖在那里，越卷越深，无法脱身；
2. 军费开支膨胀乃至失控，加上伤亡数积累，过不了几年就丧失国内支持；
3. 有些问题不破坏主权根本解决不了，比如南斯拉夫。

越战以来，这个模式只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这种情况单纯的迷你国家才成功过，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失败的很惨，但看不出有改弦更张的迹象。 美国人执着于这种模式，原因有几个：

1. 殖民地历史和独立建国经历，使得美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殖民反帝倾向，远离旧大陆的和平环境又造成了孤立主义倾向，所以总是希望外科手术式的尽快解决问题，不愿将干预经常化和长期化；
2. 反殖民反帝倾向也导致他们特别愿意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3. 战后对德国日本的占领和改造异常成功，这可能让他们对该模式抱有过度信心。

有关干预和秩序重建的困难，有各种分析，很多也都言之成理，可问题是，为何当年大英帝国以规模小得多的军队、少得多的军费、薄弱得多的财政基础，却能在那么广阔的世界维持相当水平的秩序？ 不妨看看一下英式干预有何不同：

1. 尽量不更换旧政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政权既然能够建立并自我维持，必定已经找到了足够的存在基础和可行的组织方式，而这些是很难从头建立的；
2. 向既有政权施加规范，不遵守就狠狠打，打到肉痛，但别推翻；
3. 抓住既有政权最心疼的利益要害（俗话叫捏住卵子）；
4. 干预费用主要由当地承担（有人可能会说落后国家怎么承担得起发达国家标准的军费开支？错了，秩序可以带来巨额红利，没有秩序，伊拉克石油可能一桶都运不出波斯湾，马关条约带来的FDI和工业增长，远远足以抵偿赔款额）；
5. 别拿主权太当回事，从伦理上说，非契约性国家的主权根本不值得尊重，扶谁灭谁，全看哪个对建立秩序有利，等到他们宪政发育成熟，转变成契约性国家，再尊重不迟；

很明显，这一模式是很帝国主义的，有人会说，当前政治环境下不可能，确实，不过部分的往这方向靠拢还是可能的，比如：

1. 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主权就没尊重，不是也挺好？伊拉克为啥不能拆？
2. 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军费就摊了，后来的没摊，是因为美国让埃米尔们感觉太安全了，不像之前被萨达姆吓尿了裤子，要改变这一点，必须将干预经常化，也就是让他们时不时尿一次裤子；
3. 为此，就需要建立地区性的条约体系，类似冷战期间的东盟，实际上第一次海湾战争是建立此类体系千载难逢的良机，当时就该乘他们裤子未干把条约义务施加上去；
4. 有了条约体系，像卡塔尔给哈马斯一箱箱拎钱这种事情，一旦发现就得狠狠打；
5. 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前其实有望成为一个英式干预的案例，可惜半途而废；
6. 在中东这样的乱局中，出现危机的政权从来不少，美国应该抓住每次这样的机会，迫使危机中的政权接受条约义务，便可为后续干预提供合法性；

我对“该怎么办”这种问题向来兴趣不大，说这些，主要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可能的质疑：你的政治哲学究竟有何操作性含义？在现实政治问题上究竟对应何种做法？确实，这是一个合理质疑，所以，为了表明自己说的不是空话，就需要给出一个操作性的演示，但也仅仅是个演示（比方说，可以如此这般），并不打算仔细展开。

Nevada’s Voucher Breakout 内华达州的教育券突围 作者：WSJ @ 2015-9-01 译者：淡蓝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WSJ，http://www.wsj.com/articles/nevadas-voucher-breakout-1441150012 Unions and the ACLU fight universal statewide school choice. 工会正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起反对全州普适择校 The hullabaloo over Common Core is obscuring some major school choice flashpoints in the states. Consider Nevada, where the union for the public school status quo is suing to block revolutionary 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s. 围绕“公共核心”的喧闹，盖住了各州主要的择校热点问题。看看内华达州，为公立学校现状发声的工会，正在通过起诉来到达封锁革命性的教育储蓄账户的目的。 Earlier this summer Nevada Republicans established universal education savings accounts (ESAs), which allow all parents who withdraw their kids from public schools to spend state funds on private school tuition, textbooks, tutoring fees and special services. Jeb Bush last month praised Nevada’s ESAs as a model for “total voucherization,” which is scaring the unions silly. 今年夏初，内华达州的共和党人建立了普适教育储蓄账户（ESAs)， 允许所有家长，在把孩子从公立学校退学之后，可以用州立基金来给孩子交私立学校的学费、书本费、家教费和特殊教育服务费。上个月，Jeb Bush称赞这是个"教育券全面化"的典范，这可把工会吓傻了。 Starting next year, parents who opt out of public schools can receive between 90% and 100% of the statewide average per-pupil allotment ($5,100 to $5,700) depending on their income. Unused funds can be rolled over for future expenses including college. According to the Friedman Foundation, ESAs will cover between 60% and 80% of the median tuition at private schools, many of which provide additional financial assistance. 自明年始，选择让自己的孩子退出公立学校的家长们，根据收入不同，可以拿到全州学生平均拨款的90%到100%（即5100 至5700美元）。未用完的资金可以结转为将来使用，包括上大学的费用。据Friedman基金会说，教育储蓄账户可以覆盖私立学校中位学费的60%到80%，且这种私立学校大多会提供额外的助学金。 Twenty-three states have enacted 48 private-school choice programs, but nearly all include income and eligibility caps. Four states other than Nevada—Arizona, Florida, Tennessee and Mississippi—offer ESAs that are limited to special needs or low-income students. 有23个州已经立法实施了48个私立学校择校方案，只是几近所有的方案都包含有收入和资格限制。与内华达州不同，有四个州——亚利桑那，佛罗里达，田纳西和密西西比——要求教育储蓄账户限用于特殊需求或低收入家庭学生。 Unions are desperate to prevent Nevada’s model from spreading. They argue that giving all parents these educational options will destroy public schools, but the real point is to break up the union monopoly. Universal ESAs give all low and middle-income students the ability to escape failing schools, while providing enough funding to seed alternatives. 为阻止内华达州模式的蔓延，工会已不顾一切。他们认为，赋予所有家长以教育选择，这对公立学校将是毁灭性的，但真正的要点是它会打破工会的垄断。在提供足够资金扶植替代选择的同时，普适教育储蓄账户会使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有能力避开不合格的学校。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last week took up the union water cannon. It argued in a lawsuit that ESAs violate the Nevada constitution’s ban on “public funds of any kind or character whatever, State, County or Municipal” being used for a “sectarian purpose” and undermine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that the State is constitutionally required to support.”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上周拿起了工会的水枪。在一起诉讼中，它辩称，教育储蓄账户违反了内华达州宪法禁止"任何种类或性质的公共基金，无论是州立、县立或市立"被用于"宗派目的"的规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宪法规定州必须支持的公立学校系统"。 This is a legal Hail Mary. Dozens of state constitutions include these so-called Blaine amendments, which are a legacy of the anti-Catholic bigotry of the 19th century. Most state courts and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its landmark 2011 ruling, Arizona Christian School Tuition Organization v. Winn, have interpreted these prohibitions narrowly. The High Court ruled that tax credits to nonprofits that fund private school scholarships aren’t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这真是个法律上的孤注一掷。数十个州的宪法包含有这类所谓的布莱恩修正案，这是19世纪反天主教偏执狂的一份遗产。在2011年亚利桑那州基督教学校学费组织诉Winn案中，绝大多数州法院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定中，都已狭义地解释过这些禁令。高等法院裁定，给予旨在资助私立学校奖学金的非营利组织的那些税收优惠，不属于政府支出。 Last year the Arizona Supreme Court upheld an appellate decision that ESAs are constitutional because they are “neutral in all respects toward religion” and direct “aid to a broad class of individuals without reference to religion.” What’s more, “the specified object of the ESA is the beneficiary families, not private or sectarian schools.” 去年，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维持了一项上诉判决，认为教育储蓄账户符合宪法，因为它们是"在各方面对于宗教均属中立"，并且“直接帮助了大量与宗教无关的个体"。更重要的是，"教育储蓄账户指定的对象是受益家庭，不是私人或者宗派学校"。 The Institute for Justice, which helped defend Arizona’s ESAs and craft Nevada’s, notes that it is “the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by parents that severs any link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ESAs give “parents a genuine choice as to how to spend the money.” If ESAs are unconstitutional, then so are state Medicaid reimbursements to religiously affiliated hospitals. 帮助保卫亚利桑那州教育储蓄账户并帮助精心构建内华达州教育储蓄账户的“正义协会"指出，教育储蓄账户是"家长们的独立决策，切断了所有政教关连"。它给了"家长们一个真正的选择机会来决定如何花这些钱"。如果教育储蓄账户是违宪的，那各州给宗教附属医院报销的国家医疗补助也同样是。 It’s both a shame and reflection of modern liberal politics that the ACLU is teaming up with the teachers union to squash educational freedom.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与教师工会结盟，一起压制教育自由，这不仅是一种耻辱，也是对现代自由派政治面目的一个真实写照。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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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4】 @朱海就 “恐怖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为敌人：前段时间看到有文章说秘鲁政府通过产权改革、推动市场化，成功地消除了反政府武组织“光辉道路”的威胁。确实，如能通过商业改变自己命运，那总比搞恐怖强。恐怖组织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光未照耀到的地方更容易出现，而恐怕分子可能更多的是寄生虫。 @高贤林l:德索托强调：正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秘鲁所证明的（就是他的《另一条道路》打败了“光辉道路”），只有合理的经济授权和对企业家精神的鼓励才是根治全球恐怖主义顽疾的良药。 @朱萧木: 天天为生计和发财梦打拼，谁搞恐怖袭击 @whigzhou: 德索托的书很好，但光辉道路的溃败不需要用他的理由来解释 @whigzhou: 苏联解体后全球倒了无数马列毛党，但发生藤森式改革的地方没几个 @whigzhou: 贫穷能提供恐怖分子，但造不出恐怖主义，假如战后美国托管中东全部油田，收入转交听话的地方政府，今天就不会有这些烂事了 @战争史研究WHS: 伊朗的巴列维国王和利比亚的伊德里斯国王都表示这条路走不通。 @whigzhou: 根本没走过，美国从来没形成过这样的政治意愿 @whigzhou: 假如你家附近来了群整天喊打喊杀的邻居，又不肯坐下来跟你谈，你的选择：1）控制其行为——成本可能很高，难度可能超出你能力，2）削弱其加害能力，定期打断他的腿，让他爬不进你家篱笆——可能相对容易做到，3）等死——容易倒是容易，就看你愿不愿意。 @PlusKing2022:假设美国不是70年代至今对瓦哈比教派的扩张睁只眼闭只眼，事态也不致于如此。穆斯林几十年，在某些地区是几百年的世俗化进程完全逆转了 @whigzhou: 与其叫瓦哈比派不如叫石油土豪金派，没被文明驯服的人就不能让他有钱，就好比我家猫没学会收好自己爪子，我就只能把它们都剪了～

【2015-10-21】 @熊也餐厅:我有些搞不懂，这么多年香港的经济自由程度一直排全世界第一但是我真心不觉得是这样。 @whigzhou: 我觉得差不多啊，你感觉哪里不对呢？ @whigzhou: 其实城邦与大国不太好比，香港在许多方面占了特殊便宜：自由港，无军队，只有一级政府，夕阳产业容易移出因而工会很难维持……所以得分高是可以预料的 @whigzhou: 香港也没几个农民，而农民是许多国家阻挠自由贸易的重要势力和吃政府补贴的大头 @熊也餐厅:香港马路上整天有食品署的查询，警察也驱赶小贩。在我大袋鼠国从来没有看到过。 @whigzhou: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但驱赶小贩未必是自由的扣分项，要看理由是什么，如果警察是应附近居民或商铺的扰民投诉而行动，就可能是在保护既有权利，如果警察是自作主张或依行政法条行事，才算负分 @whigzhou: 从居住密集度看，香港小贩引起扰民投诉的可能性显然比澳洲大 @熊也餐厅:[哈哈] 說實話我在我大袋鼠國就沒有見到過有什麼小販。down town 有時有賣鞋帶的其實就是乞丐 @whigzhou: 香港地铁是界限明确的私人空间，所以除非小贩已经长期占领其中某块特定地盘，驱赶是没问题的  

【2015-10-21】 @研二公知苗 想请教一下大家，关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没有比经济自由度指数更加直观的指标？ @whigzhou: 商业新闻中提到政府的新闻的比例，这个指标现在应该已经有条件获得了 @whigzhou: 其他许多直观指标也有价值，但都不够全面，比如首都规模，只适用于美国澳洲巴西等另建新都的国家，财政供养人口不能充分反映管制繁苛度，受贿普遍度则有很大文化差异且很难控制 @whigzhou: 不过这个也有缺陷，比如朝鲜就用不上，因为朝鲜没有商业新闻:( @研二公知苗: 像是阿根廷的梅内姆，为了减少私有化的压政治压力，增加了社会福利开支，这就使得梅内姆政府开支占GDP比重甚至比经济改革之前还高。 @whigzhou: 嗯，从北欧经验看，比起特权/管制/干预，高税收/高政府开支对经济的干扰其实要小很多 @研二公知苗:那请教辉格老师，华尔街日报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一个综合指标怎么样？有一点缺陷是，这个指标覆盖的年份太少了。 @whigzhou: 我觉得挺好的，类似指标里可能是最好的，不过离我的期望还是有很大距离，主要问题是缺乏前瞻性  

【2015-10-18】 @研二公知苗 保守主义定义本来就很难嘛，有人将其定义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出现于法国大革命之后，以柏克为始祖，这基本就是你姨采纳的说法。但是根据另一种的“情境化定义”，认为保守主义就是一种在相似情境下反复出现的普遍性的思潮。 @whigzhou: 其实我更喜欢心理学家的定义，保守性是一组伦理/政治方面的心理特质，这组特质的聚合度很高，拥有这组特质的人很大可能成为保守派，但具有保守特质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经历下，生成了不同的政治/伦理主张，进而，这些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聚合为特定的保守主义，相互间完全可能对立。 @whigzhou: 沿这条脉络可以把问题看得更清楚，甚至可以预测一个人在特定认知环境下会形成何种政治倾向，以及，基于人口统计学数据而推测，特定社会条件下，会出现何种政治潮流 @熊也餐厅:是不是要保守的内容和价值观不一样，才形成不同的立场？ @whigzhou: 对，保守派必定是维护某种既有秩序的，但具体维护的是哪个秩序，每个保守派有可以不同选择 @whigzhou: 所以和保守派对立的，其实是激进派（或叛逆派），从心理机制上看，最根本区别可能是，前者重原则，后则重计算 @whigzhou: 复古派（比如新儒家和塔利班）不是保守派，相反，往往是激进派，因为他们要复的那个古，只是一套理想，根本不是一种现实中存在秩序或传统 @PlusKing2022:那么复封建主义呢 @whigzhou: 都铎朝的封建主义是保守派，腓特烈大帝所面对的封建主义也是保守派，今天的就不是  

Illinois' Population And AGI Continue To Plummet Under Democratic Legislature 在民主党州议会治下，伊利诺伊州人口和总收入直线下跌 作者：Rex Sinquefield @ 2015-08-07 译者：Luis Rightcon（@Rightcon） 校对：沈沉（@你在何地-sxy） 来源：Forbes，http://www.forbes.com/sites/rexsinquefield/2015/08/07/illinois-population-and-agi-continue-to-plummet-under-democratic-legislature/ 【插图文字说明】Illinois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are still suffering from the 67 percent state income tax hike former Governor Quinn enacted in 2011. 伊利诺伊州居民和企业仍在遭受前任州长Pat Quinn 2011签署的所得税提升67%法令所导致的痛苦。 The sweet smell of success won’t waft through Deerfield, Illinois, much longer. Mondelez International, maker of beloved cookie brands Chips Ahoy and Oreo, recently announced plans to lay off 600 workers at its Illinois headquarters. Plus, Mondelez is shutting down nine manufacturing lines on Chicago’s South Side and spending $130 million to install new lines in Salinas, Mexico. 成功的甜蜜气息不会在伊利诺伊州的迪尔菲尔德上空继续飘荡太久。旗下拥有深受喜爱的饼干品牌Chips Ahoy和Oreo 的Mondelez International公司最近宣布将从其伊州总部裁员600人。另外，Mondelez还会关闭位于芝加哥南区的9条生产线，并将花费约一亿三千万美元在墨西哥的Salinas市配置新生产线。 This, of course, is just the latest in a long line of blows dealt to Illinois. Thanks to years of unwise fiscal decisions and short-sighted tax increases, people (and their incomes) leave the state in droves. 这当然只是伊利诺伊州所受一长串打击中的最新一条而已。由于不明智的财政决策和短视的增税持续多年，人们（和他们的收入）成群结队地离开该州。 Where are all these disenchanted Illinoisans going? Well . . . anywhere except Illinois. Taxpayer-migration data released by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on July 31 show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in recorded IRS history (stretching back to 1990), Illinois lost residents to every other state in the Midwest. 这些希望破灭的伊州人民去哪了呢？嗯……任何地方，除了伊利诺伊。美国国税局于7月31日发布的纳税人迁移数据表明，自该局有记录以来（早至1990年），首次出现所有中西部州均接纳了伊利诺伊州流失居民的现象。 Such is the legacy left by former Governor Pat Quinn, who in 2011 enacted a 67 percent hike in Illinois’ state income tax. This historic tax hike hit hard, causing harm to working families, small businesses, and entrepreneurs alike. Illinois voters were so disappointed by their state’s decline that, last November, they ousted the Democrat governor in favor of business-savvy, reform-minded Bruce Rauner. 这就是前任州长Pat Quinn的遗产，他于2011年签署法令，将伊利诺伊州的州所得税拉高了67%。这一历史性的加税打击沉重，对工薪家庭、小企业和企业家们都带来了伤害。伊州选民对该州如此衰微非常不满，于是去年11月他们将原民主党州长赶下台，选出了精于商业、具有改革思维的Bruce Rauner。 Understanding what a mess Illinois is in, Rauner quickly proposed a series of strong reforms aimed at solving the state’s massive unfunded-pension problem as well as curbing union power. He also advocated for policy reform that would help manufacturers, in particular, including lawsuit reform, workers’ compensation reform, and a freeze on property taxes. Bruce Rauner完全明白伊州陷入了怎样的混乱，他迅速提出了一系列针对养老金亏空问题和遏制工会力量的强力改革措施。他同时也提倡那些有利于制造商的政策改革，特别是诉讼改革、工人薪酬改革和财产税冻结。 Unfortunately and rather unsurprisingly, Governor Rauner is facing pushback from dyed-in-the-wool Democrats in the Illinois General Assembly (particularly Senate President John Cullerton and House Speaker Mike Madigan). Legislative leadership’s wrong-headed handling of the state’s economy is driving Illinoisans away. 不幸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Rauner州长面临着伊利诺伊州议会中铁杆民主党人的反抗（特别是州参院议长John Cullerton和州众院议长Mike Madigan）。立法机构领导人在州经济事务上的执迷不悟正在驱走该州民众。 In 2011 alone, Illinois lost 24,000 taxpayers and their 26,000 documented dependents, for a net loss of 50,000 people. These former Land of Lincoln residents took their adjusted gross incomes with them, of course – the AGI loss for the state of Illinois was $2.5 billion in 2011 alone. (That’s a $600 million increase from 2010, when Illinois saw $1.9 billion in net AGI leave.) 仅2011年一年内，伊利诺伊州就失去了24000位纳税人和他们的26000位登记家属，净损失达到了五万人口。这些前“林肯之乡”的居民当然还把他们的“调整后总收入”一并带走——伊州总收入2011年单年就损失了25亿美元。（这一损失比2010年增加了6亿美元，当年的总收入流失是19亿美元）。 Significantly, people and incomes aren’t just going to the typical low-tax paradises, like Florida and Texas. They’re also going to every other state in the Midwest. And the House and Senate Democrats who refuse to call a vote on Rauner’s bills have offered nothing in the way of viable alternative plans.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和他们的收入并不仅仅是流向了那些典型的低税天堂，像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他们也去向了中西部的其他各州。州众院和参院的民主党人拒绝为州长Rauner的提案提起表决，而他们自己却拿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The problem is perhaps most pronounced in Chicago, where Mayor Rahm Emanuel seeks solutions for the enormous hole in the city budge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budget debacle – unfunded pension liabilities and an increased minimum wage among them – but one of the biggest factors is the erosion of the Cook County tax base. 芝加哥的问题可能最为明显，该市市长Rahm Emanuel正在想办法解决市预算的巨额缺口。这一预算灾难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拨付不足的养老金负债和最低工资的上涨——但一个最大的因素是Cook县税基的缩水。 The out-migration of taxpayers during 2011 will cost Chicago more than $9 billion in taxable income over the next ten years,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released IRS data. During 2011 (again, the first year of Illinois’ 67 percent income-tax hike), Cook County lost nearly 28,000 more people than it gained; along with these residents went more than $900 million in net AGI for the year, with $700 million leaving the state entirely. At the time of writing, each and every Chicago household is on the line for more than $63,000 in local-government debt. 根据最近披露的美国国税局数据，2011年纳税人的外流将会使得芝加哥市在未来十年内流失超过90亿美元的应税收入。在2011年（又是伊利诺伊州所得税提升67%的第一年），Cook县净流失人口约达28000人之多，这些居民所带走的当年总收入数值超过9亿美元，其中有7亿美元彻底流出伊州。在本文写作时，每一个芝加哥家庭平均都背负着超过63000美元的地方政府债务。 To break it down even further: Even before cookie giant Mondelez International decided to pull up stakes, Illinois was losing 40 manufacturing jobs every single day. In the first half of 2015 (January through June), Illinois suffered a net loss of 7,300 factory jobs – while neighboring Indiana is up 7,600 factory jobs, and Michigan is up 12,800 jobs. 更深入地讲，甚至在饼干巨头Mondelez International决定打包走人之前，伊利诺伊州每天都会损失40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在2015年上半年（1-6月），伊州损失了至少7300个工厂岗位——而邻居印第安纳州增长了7300个，密歇根州增长了12800个。 Illinois legislators should feel a moral imperative to keep factory jobs in the Land of Lincoln, considering how many families depend on this work. The time is far past due for the General Assembly to make smart decisions that keep jobs, families, and incomes in Illinois.  If they do not, one Illinoisans should think back on the fiercely competitive boxing match between Muhammad Ali and Joe Frazier, which prompted Howard Cosell to call out, “Down goes Frazier! Down goes Frazier!” 考虑到太多家庭依赖于此，伊利诺伊州的立法者们应该怀有一种道德上的紧迫感，来把制造业工作留在“林肯之乡”。州议会早就应该做出一些聪明的决定，将工作、家庭和收入留在本州之内。如果他们不这么干，一个伊利诺伊人应该回想一下拳王阿里和弗雷泽的激烈拳击比赛，Howard Cosell曾在那场比赛中高呼“打倒弗雷泽！打倒弗雷泽！”【译注：作者似乎记错了，所提及的比赛似应为弗雷泽vs福尔曼。在此次比赛中，福尔曼多次击倒弗雷泽，著名解说员Cosell连续高呼打倒弗雷泽。】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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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09】 @海德沙龙 今年7月，路易斯安那发生影院枪击案之后，市场研究公司C4对影院常客做了一次调查，结果很有意思，3/4受访者认为，影院仍是非常安全的地方，85%受访者说，枪击案不会改变他们的观影习惯，但同时，35%受访者认为，影院应在前厅配备武装保安和金属探测器…… °你愿意为安全而多付两块钱吗？ @海德沙龙: 这个35%和前面两个数字（3/4和85%）显然难以协调起来，不过，紧接着另一个数字很快回答了可能的疑惑：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额外的安全措施而多付3美元门票时，只有13%的受访者说愿意。 @whigzhou: 这个案例很典型，它提醒我们在解读各种意愿表达时需要警惕的地方 @whigzhou: 隐瞒成本是问卷调查以及其他意见表达机制的常见陷阱，在不考虑成本的条件下，最琐碎的意愿、最不关切的事情，也会被无限放大，这些扭曲的意愿表达，继而被权责不对称的票决机制变成政策  

Peace for Our Time? 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 作者：Azar Gat @ 2012-09-20 发表于奥斯陆 译者：@Ghostmarine     校对：林翠、@Drunkplane-zny 来源：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https://www.prio.org/Peace-Address/download/PAPA%20Programme%202012.pdf 这次活动组织者建议，用“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问号——这样一个多少有些古怪的问句为题进行演讲，我欣然同意。 你们都知道，1938年9月慕尼黑会议，与希特勒达成和平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冲突的共识后，手握和平协议志得意满的张伯伦，向迎接他凯旋的人们所作的，正是这句承诺。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希特勒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一年不到，欧洲，继而全世界，沦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之中，五千五百万人丧生。 张伯伦，连同他那把标志性的雨伞，成了一个永恒的小丑形象。而张伯伦的和平预言，就像其他类似断语一样——比如说一战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讲冷战之后建立起一个“新世界秩序”——足以引作对任何宣称战争业已消亡高论的警示。此类宣言总是难免失于幼稚，正如马克·吐温妙评报道自己死亡的新闻【编注：这句妙评是：“有关我死亡的报道过于夸张了。”】。 因此，我不会试图预言未来，未来是开放的，是遍布种种可能性的疆域。相反，我将聚焦历史趋势，通过或远或近的历史，告诉大家战争的确正在减少，和平与日俱增。我会力图阐释其中的原因，并且说明，是什么滋生了张伯伦以及上述其他人的宣言，而在现代社会之前，掌握实际权柄的政治家可不会像先知或者道德家一样信誓旦旦地下各种断语。毕竟，张伯伦之流并非完全被形势所误导。 过去十几二十年里，一些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纵观整个历史，战争分阶段减少，例如最近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畅销书《人性中更好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的论述。人类战争第一次大幅减少，是因为大约五千年前，利维坦国家崛起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一些地区。 就拿挪威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晚近才被开发的地区，现在看来与北欧和西欧其他地方没什么两样，可挪威的战争减少现象仅仅从一千年前才开始——当然，虽然你们挪威人有着黑暗的历史，但从那往后做得还不错。 针对此课题的几项综合研究，的的确确从人类学和考古学层面，证明霍布斯对无政府自然状态的描述基本正确。而卢梭主义者的想象，即和平的原始人因为学会了农业，划分私产，建立国家，由此遭到腐蚀，这种在二十世纪中期人类学和流行文化中占主流的观点，已经被证实是无凭无据的。 卢梭主义者的观点基于这样一种假设，认定人烟稀少就不大可能有太多战争好打。然而，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证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澳洲是狩猎采集社会最佳实验室，1788年欧洲人抵达之前，那片辽阔大陆曾经遍布狩猎采集者的身影，一直未被农民、牧民，或者国家之类的概念“污染”。有证据显示，澳大利亚部族之间战争频繁。 即便在人口密度低至每35平方英里一人的中澳沙漠（Central  Australian  Desert），冲突和致命战斗也是家常便饭。很多战争的焦点是水源，后者对该地区的人生死攸关。澳洲土著手提之盾可不是用来狩猎袋鼠的。绝大部分其他地区，狩猎领地被垄断，受到狩猎采集者凶猛的保护，因为区域资源很容易就会被耗尽。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和平著称的卡拉哈里布希曼人（Kalahari Bushmen）是卢梭主义者的研究焦点。然而，真相很快水落石出，在国家权力介入之前，该族的暴力死亡率四倍于1990年的美国，而那时美国的这项数据就已经是全球发达国家中最高且遥遥领先的了。 对加拿大北极圈内的因纽特人来说，人口稀少到不知道什么叫资源竞争，可即使这样，绑架女性的战斗也异常普遍，暴力死亡率十倍于1990年的美国。新几内亚高地和亚马逊流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初级农业社会的大型缩微世界，两个地区都包含数以百计的部落，以及数以百计的语种，这些社会确实都揭示了类似情况：永不停息的战争和非常高的暴力死亡率。 进一步来说，人类的自然状态和生物界的一般自然状态没什么区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普遍看法是，同一个物种的动物不会自相残杀，这就让人类成为一种凶残的例外，并且滋生了这样的猜想：战争完全伴随文明的出现而产生。可是，从那时起，人们发现物种内部的动物之间存在大量的相互杀戮现象，现在每个坐在电视机前看自然纪录片的观众都能对此耳熟能详。也就是说，就这方面而言，人类的行为也不足为奇。 根据几十个前国家社会的数据，前国家社会平均暴力死亡率高达总人口的15%，男性人口的25%，活着的男人统统伤痕累累，而历史上国家社会平均暴力死亡率在1%至5%之间。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利维坦国家强制推行的内部和平所致。霍布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引发暴力死亡的最重要因素，他是对的。另一方面，在绝大多数历史阶段，国家权力不仅仅具有强制性，还具有极强的压迫性，所以社会经济压迫和更加安全的生活常常相伴而行，虽然这种结合并非始终如此。这就是利维坦崛起所带来的代价。 伴随国家的出现，战争死亡率大幅下降的第二点原因相对不那么明显，较少被人提及。和之前的部落群体相比，国家及其军队的规模都更庞大，往往要大得多，从而形成了一种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宏大印象。国家战争看似很大，论绝对规模的确不小。然而，主要的问题并非是绝对死亡数，而是相对死亡率，即死于暴力的人口百分比。国家状态下，恰恰由于国家庞大，相对死亡率其实是下降的。与部落群体相比，大型国家面对战争，只需要更低的动员强度，从而令更多的平民免于战争的袭扰。 以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和帝国之一埃及为例。公元前十三世纪，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军在叙利亚北部与赫梯帝国爆发卡迭石战役，麾下士兵两万至两万五千人。在那个时代，这是一只规模庞大的军队。然而，当时埃及总人口约为两百至三百万，因此，这支军队最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纵观历史，对于大型国家和帝国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比例，因为长期维持一支远离本土的大规模部队，涉及各种繁杂的财政与后勤问题。因此，对比小规模部落社会的全民皆兵，大型国家部队的参军率以及战争伤亡要低得多。此外，小型部落的战争和冲突中，最容易遭受损失的是女性和儿童，而埃及的平民则远离战争的喧嚣，通常也不会直面战争的恐惧。 这种相对安全，是国家出现后社会人口大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在发生大规模入侵时才会被破坏。这也正是为什么内战——国家内部肆虐的战火——往往会成为最具杀伤力的战争形式，这点也曾被霍布斯清楚地认识到。因此，国家的崛起，意味着规模更大、更加恢弘的战争，然而就整体而言，相对于总人口的伤亡更低。 继利维坦国家崛起之后，战争减少的第二大阶段伴随着过去两个多世纪现代工业化时代而出现。自从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战争数量和战争总体死亡率锐减，发达国家尤甚，乍听这种观点，很多人往往惊讶莫名。1945年后列强间的所谓长期和平则更多地得到承认，这其中当然应该肯定核武器这个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核武器成功地吸引了所有玩家的注意，成为他们脖子上的绞索。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然而，早在核子时代之前，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战争便已经非常显著地减少。1815年之后的一个世纪，经济发达国家的战争频率降至此前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变化幅度空前。我必须强调：降至三分之一，而非下降三分之一。事实上，自1945年至今2012年，现代强权之间已共享长期和平长达六十七年之久，史上第二长的和平期则历时四十三年，从1871年普法战争至1914年一战，第三长和平期跨越三十九年，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终结至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可见，迄今为止，现代强权体系中三段长期和平全部都出现在1815年之后，前两段均早于核子时代。这种引人注目的现象绝非偶然。显而易见，如果要解释自1815年之后，战争状态整体上的减少，那么同时也需要说明，这一大潮中两段刺眼的逆流：两次世界大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过去两个世纪里，战争频率之所以开始下降，是因为战争变得太过致命、太过具有毁灭性，太过昂贵。然而这一假说很难成立，因为战争所造成的相对伤亡、所消耗的相对财富并不比以前的历史阶段更惊人或者更高昂。十九世纪作为欧洲史上最宁静的世纪，其战争程度相对而言格外温和。的确，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在伤亡方面绝对位列前茅。然而，不同于我们的直观认识，两次世界大战远非史上惨烈之最。再一次，我们需要审视相对伤亡，战争中的总体死亡率，而不是因为参战的国家多，就把数字一个个加起来。 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前现代战争的伤亡率和毁灭性并不比现代战争来得小。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216年）的头三年，罗马损失了约五万17至46岁之间的男性公民，而帝国全境该年龄段的男子一共才二十万人。仅仅三年时间，损失兵役人口的四分之一，与二战期间苏联军事死亡率相当，高于德军的军事死亡率。 与之类似，十三世纪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所造成的伤亡和毁灭性在历史上名列前茅。据估计，中国、俄罗斯人口大幅下降，尽管估算数据颇有浮动。然而，即使按照最低值计算，也与苏联二战时期高达15%的恐怖人口损失数据相当，而中国地区的人口损失率几乎肯定远超该数据。最后一个例子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德国人口损失在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无论哪个数字都比德国一战、二战死亡率之和还高。 人们通常也认定，现代更发达的军事技术意味着更高的杀伤力和毁灭性。然而，更发达的军事技术其实也意味着更好的防护力，例如机械化装甲、摩托化机动，以及防御性电子手段。攻防的先进性通常交替上升，此消彼长。此外，我们太容易忘记，无论是犹太人、苏联战俘，还是苏联平民，二战期间被德国杀害的数以百万计非战斗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他们忍饥挨饿，暴尸荒野，被大量处决，而非死于什么精密的军事技术。 二十世纪发生的几次种族灭绝，与历史上更为古老的屠杀一样，都是利用最简单的技术加以实现，卢旺达种族灭绝者手中的弯刀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这一点。是啊，核武器是终极武器，其杀伤力和毁灭性的确空前。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远在核子时代之前，战争就开始减少，该趋势同样适用于核子时代的无核国家。因此，尽管二战之后，核武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军事技术也很难被视作1815年之后战争减少的原因。 说在过去二百年里，战争比以前更花钱，这也不是真的，因为还是要考虑相对于整体财富这个因素。战争总会牵扯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也是最昂贵的单项国家开支。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十八世纪法国的经济都被战争以及高昂的战争赔款所摧毁，法国甚至因此爆发革命。还有，前现代战争普遍会引发饥荒，这同样会导致死亡。因此，与现代战争相比，前现代战争既不少死人，也不少花钱，或更少毁灭性。 另一种对近代战争行为减少的解释颇有点一厢情愿，认为这是社会对于战争“态度转变”使然。也没人解释为什么这一态度转变，以及民众乐于“戒掉战争瘾”的意愿，会出现在这个历史时间点，而不是更早。毕竟，绝大多数类似佛教、基督教这样的强势道德主义都在谴责战争，千百年下来也没什么成效。这种理论是在说，人民突然就意识到战争就算不疯狂，也是很愚蠢，毫无理性可言。 对于战争的这种看法，在当今现代而又富足的世界里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想想成吉思汗，他的子孙后代盘踞东亚和中亚长达几个世纪，基因研究表明，他们加班加点，制造出占这些地区全部男性总数8%的子孙，这是何等令人瞠目的性机遇。 不要以为只有独裁者和军事贵族才能从战争中获益，我们应当谨记，古典时代靠战争发家的两大城邦国家分别是民主的雅典和共和的罗马。这两大文明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恰恰是这些政治体系中的人民能够从战争和帝国扩张中获益，所以人们拥护战争，积极投身其中。此外，纵观历史，人民常常会恐惧战争，哀悼战争，正如他们经常热情洋溢地歌颂战争的荣光，传扬英雄的伟业一样。 为了达到目的，人们会采用合作、和平竞争，或者暴力冲突等手段。每种行为策略都是精心设计的工具，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和对成功的预期交替使用。暴力并非是一种盲目的生物本能，而是一种为了达到目的，精心选择的策略。这是我们行为工具箱的一把重锤，曾经总是那么趁手自如；其必要性和优越性常常能得到证明。因此，为了理解人类的选择和规范，从暴力冲突转向合作及和平竞争这样的非暴力选项，就必须理解在过去两个世纪以及最近几十年中，环境以及效费比计算方式发生了何种改变。 的确，如果过去两个世纪，战争没有变得更花钱，更具毁灭性，人们对战争态度的改变也不是从空气中蹦出来的，那为什么战争减少了，尤其在发达国家之间？甚至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类似圣西门、奥古斯特·孔德、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以及曼彻斯特学派的思想家们便很快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意识到这是由工商业革命的兴起所引发，这一革命是自新石器时代人类学会农业之后，最为深远的人类社会转型。 首先，在世界上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地区，从工业革命伊始到现在，人均财富翻了三十到五十倍，由于人均财富呈现爆炸性增长，马尔萨斯陷阱得以克服。财富总量再也不会成为基本限制，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对财富进行分配，因此，对财富的追求渐渐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 其次，各国的经济活动不再完全自给自足，通过专业化、规模化，以及交易，国际互联性与日俱增。因此，外国的灾难有可能令整个经济系统变得萧条，从而损害本国自己的利益。（这种现象，最早被密尔所注意，在一战后得到完全证实，凯恩斯在1920年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批评向德国索取战争赔款时，便已经预计到了相应的后果。） 第三，更大程度的经济开放，将经济活动与政治主权剥离开来，从而减少了战争爆发的可能。从某个地区获利，不再需要对其进行政治统治。所有这些因素之中，商业上的相互依赖吸引了学术界最多的关注。然而，其他两项因素的重要性也毫不承让。 因此，竞争性经济活动的收益越大，冲突发生的阻力越大，吸引力越小。并非是广为认可的“战争更加费钱”，其实是“和平更加有利可图”。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为什么过去二百年里，战争还是在发生，尽管频率低得多？首先，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张力常常盖过新兴的经济逻辑，这足以解释1815年至1945年之间欧洲绝大部分战争。直到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在全球不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此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经济逻辑出现倒退，起因是列强重拾保护主义政策，并随着新帝国主义将保护主义扩展至不发达地区。保护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扩张相结合，意味着新兴全球经济被分割成不同的帝国区域，每个帝国领域都会对外变得封闭，而不是更加开放。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也的确演变成为这种格局。 雪球效应由此产生，列强竞相争夺帝国殖民地。对于领土受限的德国和日本，“帝国生存空间”或“共荣圈”的需求变得极为紧迫。两次大战的种子由此埋下。进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经济自由主义的衰退，导致反自由、反民主的政治理念和政权的崛起，而这种反自由、反民主势头的崛起，又反过来使经济自由主义更加衰退。二者的相互作用，便催生出一种暴力信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1945年之后，大战出现的概率进一步减少。在此期间，核武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由贸易的制度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快速且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自由民主的传播同样功不可没。的确，尽管在工业时代，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一样不怎么打仗，但自由民主政体才更符合和平的主旋律。 由于国内专制高压，非民主国家对外用兵更加自然。相反，自由民主社会内部以和平、法律仲裁关系为主导，因此人民往往希望将同样的范式应用于国际事务。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宽容的社会中，人民也就越来越容易包容别人的观点。尽管民主国家最初也是庞大的帝国，然而随着提倡自由、法律平等、以及国内政治参与等理念的深入人心，自由民主国家便会发现，在没有得到外国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统治，合理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由于珍视生命、自由，倡导人权，当试图推行压迫统治时，自由民主国家变会陷入被动。进而，在自由民主社会，个人生命和追求幸福的价值被认为远高于集体价值，在战争中牺牲生命正在越来越多地丧失其合法性。只有在极少数正式而实用的情况下，战争才具有合法性。同时战争被广泛地厌恶，不受大众欢迎。 这种不断深化的潮流和共识简直就是奇迹。其最耀眼而广受世人所认可的成就便是民主国家间的和平。随着自由化、民主化，以及经济发展的深入，富裕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降至零点，它们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就可能发生的军事纠纷而对另一个民主国家进行军事准备。历史上第一次，曾经是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之内在特性的邻国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编注：安全困境也叫霍布斯陷阱，是指这样一种局面：当你附近出现一个有能力对你进行打击的邻居，而你又无法确信其善意，就不得不采取预防措施，要么增强防御，要么先发制人，同样的逻辑在对方也成立，结果要么是直接导致战争，要么引发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而后者在力量失衡时同样导致战争。这一困境提示了，即便各方最初都无意攻击对方而只是想自保，霍布斯状态下战争也难以避免】不复存在，尤其是在北美、西欧这样世界上最现代化、最自由民主的地区，和平得到实现。 随着苏维埃帝国的崩溃，前社会主义政权汇入全球资本经济的大潮之中，东欧、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的经济快速增长与民主化结伴而行，发达国家爆发大战的前景变得愈加遥远。战争的地缘中心从根本上发生了转移。世界上现代化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变成了“和平区”。战争现在主要限定在不发达地区，即世界的“战争区”，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在了后面，其相应的副产品就是时不时地打来打去，有时还会和发达国家开战。 1945年后，国家间战争大幅减少的同时，国内战争有所增加，所以有人就信誓旦旦，说战争并未减少，只不过形式有所转变。就好像说有个什么暴力守恒定律，规定暴力总数为一个定值。然而，这是一种误解，源于对材料的无差别诠释，就像有句谚语里说，平均两寸深的湖水也能淹死人。 现实中，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所以，国内战争同样出现了国家间战争所表现出的下降趋势。由于具有更强的共识性、多数代表性、包容度，以及在和平分离方面更大的合法性，现代化的、经济发达、自由民主的国家，实际上已不会发生内战。 相反，不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发生内战。这样的国家，往往民族四分五裂，中央政府软弱无力，于二战后去殖民地化并独立建国，从而造成全球范围的内战数量增长。因此，无论是国家间战争还是内战，均主要出现在世界上不发达或者发展中地区。如果考虑到这些地区终将实现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未来尚且光明。 说了这么多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战争大幅减少，和平播撒人间之后，应当强调，这些巨大的改善或者说正在改善的条件，并非完全确凿无疑，不足以确保人类免于大规模战争的阴影。随着世界新秩序被世界新无序威胁，冷战后的欣快时光恐怕会转瞬即逝。发达国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很低。然而，1989柏林墙崩塌后，基于资本主义和民主胜利的那种深刻的变革感，已备受侵蚀。 或许，最重要的改变就是非民主资本主义强权的回归，这种政体自1945年德国、日本被击败之后就长期缺席于国际社会。前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经历了大发展和工业化，已经演变为专制资本主义，这将成为改变全球平衡的最重要因素。还有俄罗斯，褪去后共产自由主义之后，正逐渐成为一个独裁国家。这些国家是否能够随发展而最终实现民主化，大概是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问题。 早在当前这轮经济大衰退开始之前，我就曾经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历史的教训并不明朗，并非进步主义者——例如最近，也是最有名的福山——所深信的那样具有必然性。此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专制强权更加自信。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资本主义民主的失败而导致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极权的崛起之后，全球霸主和民主资本主义遭受无与伦比的一记重拳。 有人希望，当前的经济危机不会演变成一场灾难。然而，国家驱动和民族资本主义专制的诱惑的的确确增加了。与此同时，二十世纪民主胜利的支柱——虽然世人一贯对此有所低估——美国势力正在经历相对衰退，尽管或许不会像某些人预想的那么严重。 新资本主义专制势力分享了“发展、开放、贸易、资本”的和平，深深地整合进了世界经济之中，但却没有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因此，在该系统中，避免任何贸易保护主义就显得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损害经济，还因为避免保护主义可以防止出现抢夺市场和原材料的风潮，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十年中，正是这些行为，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帝国保护主义和国际纷争。 即使前景并非如此暗淡，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加专断跋扈的势力，就算不会变得具有十足的侵略性，也会像超级强权那样四处秀肌肉。民主和非民主势力或许多少可以和平地共存，出于相互的恐惧和疑虑彼此戒备。然而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前景，更具对抗性的关系、意识形态方面增强竞争、潜在和现实的摩擦、军备竞赛加剧，甚至启动新一轮的冷战。中国和俄罗斯对于全球专制政权的支持——最明显的就是叙利亚和伊朗——或许只是将来局面的牛刀小试。 战争减少的第二个明显反例是，过去二十多年里局部战争不断上演，这些战争大部分由美国连同其北约或其他盟友发动，但对手却十分落后，跟现代化民主化几乎沾不上边。反叛乱战争格外吸引到大量关注和批评，而且确实构成了一个难解之谜。超级强国能够轻而易举地碾压最为强大的敌对国家，然而却在世界上最贫穷积弱的地区面对武力孱弱的对手一筹莫展。 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这种困难并非普遍难题，而一边倒的出现在很多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之所以遇上这样的问题，恰恰因为他们是自由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行为招致了大量的批评非议，其中有些并非无理取闹，这或许可以看作民主的荣誉而非包袱。 历史经验表明，粉碎叛乱就需要无情地压迫平民，这令自由民主国家越来越难以接受。前现代国家，以及现代独裁国家和极权国家，就不会为使用这些手段而感到困扰，而且总的来说，他们的压迫行动相当成功。 压迫，是帝国统治不可或缺之基石。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低的成本维持统治，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毫无忌惮地推行无情压迫，就拿英国来说，直到1857年还在镇压印度叛变。然而，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自由主义观点深入人心，尽管表面上风头无两，民主帝国其实已时日无多。 转入二十世纪，大英举步维艰，最终在南非达成和解，从爱尔兰撤军，这对于其他自由民主帝国也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几乎被世人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二战后，去殖民化大潮仅仅发生在自由民主帝国之中（以英国和法国为甚）。根本谈不上什么民意压力的非民主帝国，要么像德国和日本一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摧毁，要么在独裁统治土崩瓦解之际和平解体，例如苏联。 质疑者或许会说，当年纳粹德国面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游击队同样一筹莫展。但是，如果德国赢了二战，就能向各种争议地区派遣更多军队，其种族清洗手段也能大展神威。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是另一个鲜明的反例，但阿富汗是个例外，位于苏维埃帝国统治系统之外。 车臣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而且前因后果一目了然：运用大规模放逐手段的斯大林苏维埃铁腕统治是最残忍也是有效的，九十年代的自由俄罗斯最为温情脉脉，也最无效，而普京制下的独裁俄罗斯介于二者之间。 值得留意的是，在苏联和东欧内部压制反对声音确实更加容易。实际上，我们所能看到的成功叛乱样本，在遭受严重的选择偏差之后，完全被扭曲了，有点像福尔摩斯说的，“一条不叫的狗”——独裁的铁腕下，帝国内部万马齐喑——我们看到的只是最突出的、最具故事性的案例。同样的情况适用于中国，那里成功地对藏人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进行长期压制，只要中国一日不民主，这些镇压就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人们指责阿萨德在叙利亚的统治残暴，平叛无功。叙利亚的悲剧至2012年的今天已经持续一年半有余，据估计两万多人因此丧命。然而，1982年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哈马城起义时，老阿萨德在三天时间就制造出数量与此相当的尸体。由于害怕外国势力介入，小阿萨德不能像他的父亲那样肆无忌惮。而普京的俄罗斯也没能全盘承袭其前任苏联的那种超级力量，那种东西已经怅然消失了。 并不是说民主国家的所作所为就神圣得无可挑剔。无论是由政治军事当局实施的暴力，还是军队的恣意妄为，都会无差别地针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自由民主国家严格限制针对平民的暴力，这构成其法律规范标准。尽管很多——或许是绝大部分——违反这条标准的暴力行为都未经报道，但那些已经被自由媒体捅出来的案子，还是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根据历史纵向比较和国家间横向比较可知，所有这些措施，极大限制了自由民主国家的压迫能力。 要想取得反叛乱战争的胜利就非得残忍无情的观点，其对立面正是近代自由民主宣传中所认定的 “赢得民心”。诚然，施以恩惠、与之合作，展现出令人愉悦的“软实力”，至少赢得被征服社会精英阶层的民心，是帝国“绥靖”政策的中心环节。然而，天鹅绒手套总是罩着一只铁拳，当机立断粉碎本地抵抗，毫无疑问依然是异国统治的终极手段。“赢得民心”确实已成为维持外国社会和平的脆弱而昂贵的指导方针，但那只是因为，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武力碾压这些社会的能力。 尽管存在无可辩驳的残忍行为以及政策错误，民主国家的反叛乱战争史依然可以算作其高贵品行的明证。对别国的人道主义干涉同样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上述棘手问题，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阻挠了这些干涉。而且，对外干涉逐渐增多，也是为了应对笼罩在战争减少大势上的另一团阴影——非传统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大规模恐怖袭击，这起事件成为划时代的界标，并非由于恐怖活动本身，而是一个可怕的征兆，预示着一个晦暗的未来。那就是非传统恐怖主义采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来的威胁：核武器、生物武器，以及化学武器。其中，化学武器威胁最小，再成功不过的化学武器顶多杀伤数千人。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要大几个数量级。 基因解码和生物技术方面革命性的突破，大大提升了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和易用性。实验室培育的一株剧毒的细菌或病毒就能够造成与核弹相当的伤亡，更不用说经过特殊选育、尚未出现免疫的超级细菌了，而恐怖分子要搞到这些生物武器远比核弹容易。幸运的是，相对于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恐怖分子无法生产核武器。当然，他们可能从那些能够生产核武器的国家获得。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原本属于国家级别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和原料向下流动。核技术流入低安全标准、高度腐败的国家带来的最严峻风险就是与日俱增的泄密危机。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阿卜杜勒·卡迪尔·汗（Abdul Qadeer Khan），这位掌舵巴基斯坦核弹项目的负责人把核武器秘密卖给了大概十多个国家。 而且，世界上不发达不稳定的地区也有可能陷入分裂和无政府状态。一旦国家政府崩溃，无政府状态取而代之，谁能确保这个国家的核武库安全无虞？这方面，巴基斯坦再次成为一个值得再三讨论的案例。其实，前核武器超级大国苏联的崩溃就是未来威胁的典型模式。出于上述诸多原因，恐怖分子购买、偷窃、抢劫，甚至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已经大幅增加了。 007这种类型小说里老生常谈的威胁世界的个人和组织，突然一下子变成了现实。今天这个时代，无需变得强大就可以给世界重重一击。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就是基于确保相互摧毁，而这对恐怖分子而言毫无意义，正是他们，而非国家政权，更乐于使用终极武器。与超级大国在冷战中形成的规范不同，恐怖分子所获得的非传统能力非常实用。一旦存在可能，就很难看到什么东西会制止这种事在某时某地变成实实在在的威胁，尤其对于生物技术，潜力确实存在，并且正在逐渐扩大。 这是一个盘根错节的问题，不存在简洁明快的解决方案。防止核扩张，追剿恐怖分子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但是很多国家要么主动抵制，要么作壁上观。外界军事干预极具争议，充满种种困难。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编注：从上下文看，似乎是指核扩散这件事】，对核武装的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就成了以色列或美国手中可以打出的一张牌，进而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涉及世界主要力量的战争。 防御策略基本与先发制人一样问题丛生，对民主国家尤甚。对嫌疑犯的超期羁押意味着异乎寻常的法律程序，繁杂善后处理方法，对民众的监视监听，和其他侵犯隐私的行为，这正是民主国家舆论热火朝天讨论的、法庭上唇枪舌战的话题。涉及反恐战争的进攻和防御两方面议题时，讨论便带有了苦涩的意识形态和义愤色彩。然而，非传统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也将长期存在，此事绝难善罢甘休。 我们无疑正在经历史上最和平的时代，这是充满喜悦且有着深厚基础的和平大潮。然而，至少自1945年以来，现在是最危险的时代，因为人类第一次具有彻底摧毁自身的能力，即使个人和小团体也能够制造大规模的伤亡，毫无疑问。 众所周知，只要不和未来进行对照，预测就很准。即使最为基础的历史趋势，也会随时间改变方向，产生不同寻常的相互作用。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我们只能希望，尽管小有起伏，整体趋势依然是确保并且深化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虽然海里的鲸鱼们可能会反对，我们还是希望整个世界都能更像挪威一样。 （编辑：@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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