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13】 最近一些经历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城市规模可能带来的差异，发现之前的小镇/大城市这种区分过于粗略，不足以揭示某些重要差异。 我目前所在城市人口2万5，高出邓巴数两个数量级，从个人交往的角度看，显然算不上熟人社会，任何人身处一个公共场所（俱乐部之类不算）时，恐怕视野中绝大部分都是陌生人，可是，有三个因素使得这样的小城市和大都市在某些方面有着根本不同： 1）所有居民都处于同一个消费圈中，因为本市只有一个CBD，加上一条沿公路延伸的商业带，其中每个商家的服务半径都足以覆盖全市（且有余），而即便不处于CBD或商业带中的商家，服务半径也覆盖了全市，因为对于消费者，几公里的路根本不构成障碍，唯一的例外是那些面向 neighbourhood 的 milk bar， 2）每个人的熟人圈中的一大半都同处于这个消费圈中， 3）该消费圈中，满足每一特定类别消费需求的商家，大多只有几家或十几家，这是由商圈内人口规模所限定的，比如餐馆，虽然有好几十家，可是如果给定大致消费倾向，比如想吃日餐或意餐，那就只有小几家了， 以上几点结合起来，就意味着： 4）当几个人聚在一起谈论到某个消费话题时，交谈过程很可能导向对有限几个商家的评价，并很快达成某种主流意见， 5）当某个类别出现一个新商家时，很可能成为谈论话题，特别是像餐馆，咖啡馆，球馆，健身房，肉铺，烘培店……之类消费者乐意尝新的那些类别， 6）当某人对某商家产生不满时，他的抱怨会在熟人圈内迅速传播，因为这些熟人和他同处一个消费圈，因而乐意倾听他的遭遇， 7）以上三点可能意味着，这些商家的生存和表现，经受着消费者第一手口碑的严格约束，这种强度的约束在大都市恐怕是不存在的，大都市的商家或许经受着其他形式的约束，但不是这种，因为， 8）在大都市，你的熟人圈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消费类别上，都和你处于不同的消费圈中，因为多数类别的商家的服务半径远不足以覆盖全城，和你住在不同地铁线路上的同事们，不会有兴趣听你谈论你家附近某个餐馆或某家面包房如何糟糕或如何出色，而这家餐馆或面包房的覆盖半径中，没有几个你的熟人， 对于大都市，这一点可能还存在阶层和职业差异，都市白领的熟人同处一个消费圈的几率，恐怕远低于居委会大妈。 这一原理适用的消费类别中甚至包括政治，在我极为有限的社交经历中，已经听到过对好几位本市 councilor 的风议了，这表明，小城市 councilor 将被迫更多关注本地居民的切身利益，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不像墨尔本的几个 city council，已被一群 Greener 和 Wokeist 占领。 由此想到，可以设计两个指标，第一个是每种消费行为的本地化程度（L），这里对消费的定义可以非常宽泛，只要是自行负担成本以寻求某种满足的行为，都算，该行为的发生地对他居住地的空间依赖性越强，L值越高，个人的所有消费行为随 L值从大到小排成一个序列（C）。 第二个指标是个人与其熟识者（或曰邓巴集合）之间在消费行为上的空间重合度（R），R = SUM( Ci * Oi )，其中 Ci 为第 i 种消费占他总消费额的比例，Oi 是他邓巴集合中在该项消费上与他空间重合的人的比例，同时，他的所有消费行为中 Oi 值高于某个阈值（比如0.05）的那些，构成一个子集（S）。 由前帖可见，对于具体的个人，他的 R 值越低，则 S 的元素越少，而且各项消费是沿着序列 C 的顺序依次被排除出 S 的，即，随着 R 值升高，L值最高的那些消费首先被剔除，接着是 L值次高的那些…… 也就是说，随着 R 值的提高，熟人间谈论话题中，涉及切身利益且由个人自行负担成本的那些事情所占份额将越来越低，而那些遥远的，抽象的，空泛的，表现性的（而非以交流信息或商讨实务为目的的）……的主题，所占份额将越来越高。 依我看，1）至少对于当今美国，R值是预测一个人政治立场的良好指标，2）R值差异或许能解释政治立场差异中的相当大一部分。 中小城市相比大都市还有个显著特点，你经常会在报纸电视上见到熟人，或听到你熟知底细甚至参与其中的事情，所以给人的感觉和大都市或全国性的媒体完全不一样。 比如我所住城市的地方报纸，覆盖区域包括周边7镇1郡，约12万人，我在本地认识的人数应该算是最低水平了，但也经常在报上看到熟人，比如某牌友为自家生意登的广告，一位州议员拜访某牌友作坊的新闻，一对老夫妻决定退休并关掉他们家已营业40年的老店的新闻（占了一个整版）……，甚至我自己的名字也常出现在这份报纸上，因为该报为我们俱乐部专门留了个栏目，至少每隔两三周会报一下动态，谁谁谁最近表现好之类，通常我只要没缺席名字都会出现，每逢重大赛事，还会有通栏报道，配大照片，我至少露过三次脸了，不难想象，一位久居于此的老市民，感觉肯定会比我更亲切。  

【2020-07-08】 这轮远程工作的热潮若是长期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先看雇员的居住地选择，目前美国大都市的平均通勤时间约45分钟，假如通勤频率从每周5次降至1次，很多人可能会愿意承受2-3小时的通勤时间，意味着他们（如果在西海岸）可以换个城市住，但不太会州际迁移，如果是在新英格兰，换个州也不是不可能。 假如通勤频率降至每月1次，那就完全可以飞机通勤了，居住地选择的半径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那就影响很大了，会改变整个文化/政治结构。 不太容易弄清楚的是公司对办公面积的需求会如何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将是结构性的，不仅是数量，办公室现场工作的内容组成，组织方式，已经相应的空间利用方式，都会为适应大比例的远程工作而改变，怎么个变法，无从预见，变完之后面积会缩减多少，或者在城市中的位置偏好会不会改变，都很难预料。  

【2017-01-03】 很明显，同性恋倾向于住在大城市，因为在小地方他们很难找到伙伴，假如总的同性恋比例为3%，一个1000人小镇成年男性250，处于性活跃期的不到200，其中6个男同，在很少出柜的年代，相互发现的机会很小。 ​​​​ 其次，同性恋会采用与其他人不同的社交模式，会更倾向于持续变换自己的邓巴圈组成，因为固定邓巴圈中存在另一个同性恋的几率只有0.2（假设邓巴数为150），必须不断轮换才有望找出潜在伙伴。 这一轮换搜索策略在大城市不仅空间更大，成本也更低，因为大城市不是熟人社会，解除旧关系的代价小。 这一倾向具有自我强化效果：当大城市吸引走一部分同性恋之后，剩下的更难找到伙伴了。 这是大城市可为小众消费带来规模优势的又一个例子。  

【2016-08-20】 @whigzhou: 对比两组数据挺有意思，左图是美国黑人比例最高的前10个城市（city），从84%到56%不等，右图是黑人比例最高的前10个都市区（metropolis），从48%到31%，左图蓝色数字是对应都市区的黑人比例，很明显，在这些城市，白人中产者基本上放弃了内城，这个趋势估计还会延续下去，最终产生一批黑人城市。 @whigzhou: 这些城市的共同特点是犯罪率极高，1/3-1/2的成年黑人男性被关在牢里，民主党长期垄断权力，福利计划一个接一个，政府开支和税率不断上涨，公立学校一团糟，大片街区沦为废墟，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whigzhou: 这是内城/郊区的分化，类似的分化也发生在城市之间，未来也会发生在州与州之间。 @whigzhou: 有些城市通过土地管制、建筑管制和分区规划把房价抬的极高，也起到了挤出贫穷黑人的效果，过去二十年湾区的黑人比例就在下降 @whigzhou: 相对于现代文明生活，黑人确实有些弱点，但要是没有民主党过去半个世纪不遗余力地残害，也不至于落得这个地步 @whigzhou: 残害政策从两个方向同时下手：压制他们人性中所有积极向善的倾向，纵容娇惯他们所有坏的那些方面：用最低工资法剥夺工作机会，用福利救济削弱工作激励和家庭责任，用禁毒法施饵下套，用平权法强化种族身份，总统和司法部长赤膊上阵煽动种族对立……所有你能想到的把他们往坏里带的办法，全用上了 @路人萨维:辉总的意思是太傻了政策形同残害，还是故意的？ @whigzhou: 一开始应该不是故意的，毕竟谁都没有这样的远见，只是民主党惯于玩族裔政治而已，但那么多年过去，效果这么明显，再变本加利的坚持玩，就有点故意了 @whigzhou: 动员少数群体，强化族裔身份，玩族裔政治和裙带政治，是民主党的看家本领，看看坦慕尼协会的历史就很清楚 @whigzhou: 有人可能对60年代民主党180度大转身感到困惑，其实一点不奇怪，他们的族裔/身份政治把戏是一贯的，改变的只是选择哪些族裔/身份群体建立票仓 @whigzhou: 所以无论站在哪一边，他们决不能让黑人这个身份标签消失 @whigzhou: 对黑人来说，不幸的是，他们被挑中时，正是福利主义大跃进之际，结果就被坑惨了 @whigzhou: 当然黑人自身的弱点也起了作用，自律性、延迟满足、责任心方面，比起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都差一些，因而福利主义和娇惯政策负面激励效果也更显著 @沉思之后：黑人自身的问题才是主因吧。即便没有民主党的政策，全世界哪个黑人主导的国家或地区繁荣了呢？反之，北欧以及荷兰福利主义和娇惯政策也不少，但是黑人少，也还在持续繁荣中 @whigzhou: 可是平权运动之前美国黑人的状况要好很多啊，非洲人自己未能建立好国家，不等于他们不能作为少数群体在已经建立的好国家中获得良好发展 @SenatusPopulusqueRomanus: 日耳曼人没有数千年文明史，埃及、巴比伦文明史最长。 @whigzhou: 日耳曼人的文明化进程少说也有一千五百年了吧 @whigzhou: 文明化不是全部（在何种文明中被文明化也很重要），但很关键，所有中东来源的移民群体中，波斯裔表现最好，不是没缘由的  

Real Reform for Detroit’s Kids 为底特律孩子做真正的改革 作者：Steven Malanga @ 2015-05-05 译者：babyface_claire（@许你疯不许你傻） 校对：hkustliqi 来源：http://city-journal.org/html/real-reform-detroits-kids-14433.html It’s time to break up the city’s dysfunctional school system. 是时候打破这座城市功能失调的学校系统了。 Even as it tries to revive itself after emerging from bankruptcy, Detroit faces a new crisis: it had to shut down many of its schools this week because of a sickout by teachers. The Detroit Federation of Teachers engineered the stoppage to pressure the Michigan legislature to agree to a $715 million aid package—without which, Detroit schools could run out of money by June. 即使底特律在摆脱破产之后试图重整，它还是面临着新的危机：由于教师的托病旷工，本周许多学校被迫关闭。底特律教师联合会策划了这次罢工，以便向密歇根州议会施压让它同意一个7.15亿美元的援助项目——没有它，底特律的学校在六月就会破产。 Michigan governor Rick Snyder wants to tie the aid to reforms that would bring new leadership to the troubled system, but some legislators are skeptical—with good reason. Snyder’s plan represents the fifth major reform agenda in the last 30 years for the Detroit Public Schools, which have been plagued by lousy leadership, a reform-resistant union, and a shortage of resources. Instead of a new plan for an old system, it’s time for Snyder and Michigan’s legislators to try something new. 密歇根州长Rick Snyder想把这个援助项目与一项改革挂钩，这项改革将把新领导班子引入这个陷于困境的系统，但是一些议员对此持怀疑态度——而且有很好的理由。Snyder的计划是过去30年里底特律公立学校的第五大改革议程，而底特律公立学校一直被糟糕的领导，抵抗改革的工会和资源短缺所困扰。 是时候让Snyder和密歇根立法委员会尝试一些新的方法，而不只是用个新瓶装旧酒。 Detroit’s public schools began their decline in the 1970s, as middle class residents fled the city. Even as the educational challenges increased, however, the system’s bureaucracy grew and grew. The board of education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financial mismanagement, fostering the impression that Detroit’s schools were being operated as a jobs program for adults, rather than to educate kids. 随着中产阶级逃离底特律，这座城市的公立学校从1970年代就开始衰退。尽管教育挑战加剧，这个系统的官僚主义却日积月累。教育委员会得到了财务管理不善的名声，造成了一种底特律的学校是以给成年人提供就业计划而运作，而不是教育孩子的印象。 By the late 1980s, the system ran a $180 million deficit, with a high school dropout rate of 50 percent and daily absenteeism averaging almost 20 percent of all students. The state brought in new management to stabilize the school system’s budget. 到1980年代末，教育系统有着1.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高中辍学率高达50%，平均每天的缺席人数几乎占所有学生的20%。州里曾引进新的管理办法来稳定学校系统的预算。 Education reforms followed. Some principals gained the freedom to select their own curriculum and staff. A bitter teachers’ strike undermined these reform efforts, shuttering schools for 26 days in September of 1992. As one school board member told the press: “[The strike] hit the reform effort upside the head like a two-by-four.” 教育改革随后也被实行了。有些校长获得了选择他们自己的课程和员工的自由。一次激烈的教师罢工破环了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学校在1992年9月不得已被关闭26天。一个学校董事会成员告诉媒体，“（这次罢工）给了改革努力当头一棒。” The school district continued to drift. Controversy erupted when the board mishandled $1.5 billion in borrowed money meant to renovate schools. In 1997, then-governor John Engler proposed dissolving the board of education and turning the system over to a new group appointed by Mayor Dennis Archer. 学区继续脱离正轨。由于学校董事会对借来用于修缮学校的15亿美元管理不当，争议再度触发。1997年，时任州长John Engler提议解散学校董事会，把这个机构变成由市长Dennis Archer掌管的一个新部门。 In September 1999, however, the teachers struck again, this time for nine days, in opposition to Archer’s reform proposals, which included a merit-pay system tied to classroom performance. Archer wound up dropping the idea. 然而，在1999年9月，教师再次罢工，这次为期9天，以此反对Archer的改革提议。罢工提议包括了一个与课堂表现相关联的绩效工资制度。Archer最终放弃了他的改革设想。 Five years later, with the system showing little progress in educating students, frustrated Detroit residents voted for yet another reform plan, this time giving management of the schools back to an elected school board. That decision proved disastrous; the district’s finances quickly deteriorated. 五年之后，随着该系统显示出在教育学生方面进展甚微，沮丧的底特律居民投票支持另一个改革计划，这次把管理学校的权力还给了一个选举产生的学校董事会。这一决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该地区的财政状况迅速恶化。 In September 2006, teachers went on strike yet again, this time over proposals to freeze pay and require greater health-care contributions. By 2009, the district faced a $259 million deficit, as the new board failed to cut costs to respond to a rapid enrollment decline. Governor Jennifer Granholm seized control of the Detroit school district in February 2009 and installed a financial manager to right the ship. 2006年9月，教师再次罢工，这次针对的是冻结薪水和要求更多的医保缴款。到2009年，由于新的学校董事会在入学率快速下降的同时却没能消减支出，该地区面临着一个2.59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2月，州长Jennifer Granholm控制了底特律的学区，并指定了一个财务经理来挽回局势。 An audit discovered hundreds of employees getting paid for no-show jobs and salaries allocated to dead people. Obama education secretary Arne Duncan called the district a “national disgrace.” The system’s graduation rate had plunged to 25 percent, and in 2009, its students registered the lowes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 tests since the exams have been given. 一个审计员发现有上百员工通过不用出勤的工作获得报酬，甚至有工资分配给死人。奥巴马的教育部长Arne Duncan称这个学区为“国家的耻辱”。这个学校系统的毕业率跌至25%。在2009年，它的学生得到了自从国家教育进展评估测试开展以来的最低分。 The state of Michigan has maintained control since 2009, but progress has been halting, in part because of the school system’s institutional dysfunction. The recalcitrant teachers’ union has successfully resisted many reforms. And Detroit’s bankruptcy, which left the city short of resources, hasn’t helped. Residents keep fleeing the city, and students keep leaving the school system. Enrollment is down to just 49,000, from 168,000 in 2000. 自从2009年来，密歇根州政府一直控制着学校系统，但是进展已经停滞，部分是由于学校系统的制度障碍。顽固的教师工会已成功抵制许多改革。底特律的破产，致使城市资源短缺，对此无所助益。居民一直在逃离这座城市，学生一直在离开学校系统。入学人数从2000年的16万8千跌落至仅有4万9千。 Facing these challenges, Snyder recently appointed the respected former bankruptcy judge Steven Rhodes to try and right the system’s finances. But Rhodes isn’t an educator, and Detroit’s kids desperately need better schools. Snyder should recognize by now that they won’t get them from the sclerotic and inept public system. 面临这些挑战，Snyder最近任命备受尊敬的前破产法官Steven Rhodes尝试修正学校系统的财政状况。然而Rhodes并不是教育家，底特律的孩子迫切需要更好的学校。Snyder现在应该意识到, 这些孩子不会从僵化且无能的公共学校系统得到良好的教育。 There is another way. In recent years, dozens of charter schoo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Detroit, attract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city students. In fact, charter schools now enroll more students in Detroit than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 does. Snyder should aim higher—toward the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traditional public schools in favor of an all-charter model. 还有另一种途径。近年来，底特律建立了许多特许学校，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事实上，在底特律，现在特许学校比公立学校系统招收的学生更多。Snyder应该追求更高的目标，支持用一个全特许学校模式来彻底取代传统的公立学校。 Too radical? Not for New Orleans, which took this path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transitioning from its 120-school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to one dominated by charter schools. To br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New Orleans turned to the Louisiana Recovery School District (RSD), a state body instituted to take over failing schools. 太过激进？对新奥尔良来说不是。在卡崔娜飓风之后，新奥尔良采取这种方式把120所公立学校系统转化为一个特许学校系统。为了完成这次转变，新奥尔良求助于路易斯安那州复苏学区（RSD） 这一接管失败学校的州立机构。 After Katrina, the RSD became the public school operator in New Orleans. By 2007, some 60 percent of the city’s kids were enrolled in charters. New Orleans phased out its last government schools in 2015, effectively completing the changeover to an all-choice system. Graduation rates and test scores have rallied impressively. And it’s all happened in a network of schools that educates nearly as many children as Detroit does. 在卡崔娜飓风之后，RSD成了新奥尔良公立学校的管理者。到2007年，大约60%的城市孩子进入了特许学校。在2015年，新奥尔良逐步淘汰了最后的公立学校，有效的完成了向一个完全自由择校系统的转换。毕业率和考试成绩的上涨令人印象深刻。这都是发生在一个教育着与底特律同样多孩子的教育网络内。 Not surprisingly, charter schools in Detroit have their opponents. In fact, some critics are using the latest crisis to undermine charters, proposing to limit their ability to expand. Michigan should be doing exactly the opposite—phasing out Detroit’s reform-impervious public school system, encouraging local groups and charter operators from around the country to open more schools, and giving all Detroit resi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escape the toxic grip of the city’s disastrous educational system. 不足为奇的是，特许学校在底特律有他们的反对者。事实上，一些批评家利用最新的危机来削弱特许学校并提议限制他们的扩张。密歇根州应该做的恰恰相反，逐步淘汰底特律无力改革的公立学校系统，鼓励地方团体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许经营者开放更多的学校，给所有底特律居民机会逃避这个城市有毒的灾难性的教育系统。 Steven Malanga is the senior editor of City Journal, a senior fellow at the Manhattan Institute, and the author of Shakedown: The Continuing Conspiracy Against the American Taxpayer. Steven Malanga是城市期刊的高级编辑，曼哈顿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著有《勒索:对美国纳税人的持续阴谋》。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America’s Opportunity City 美国的机会之城 作者：Joel Kotkin, Tory Gattis @ 2014-夏 译者：尼克基得慢（@尼克基得慢） 校对：babyface_claire（@许你疯不许你傻） 来源：City Journal，http://city-journal.org/html/america%E2%80%99s-opportunity-city-13662.html Lots of new jobs and a low cost of living make Houston a middle-class magnet. 许多的新工作和低廉的生活成本使得休斯敦成为一个对中产阶级有着强大吸引力的城市。 David Wolff and David Hightower are driving down the partially completed Grand Parkway around Houston. The vast road, when completed, will add a third freeway loop around this booming, 600-square-mile Texas metropolis. David Wolff和David Hightower正驱车行驶在部分完工的环休斯敦花园大道上。完工之后，这条宽阔道路会成为围绕这座蓬勃发展的600平方英里德州大城市的高速公路第三环。 Urban aesthetes on the ocean coasts tend to have a low opinion of the flat Texas landscape—and of Houston, in particular, which they see as a little slice of Hades: a hot, humid, and featureless expanse of flood-prone grassland, punctuated only by drab office towers and suburban tract houses. 住在海岸城市的唯美主义者通常不喜欢平坦的德州地貌——尤其是休斯敦的地貌，他们将之视为一小片地狱：一片炎热潮湿且毫无特点的广阔区域，有洪水泛滥的草地，点缀着单调的办公大楼和郊区风格的大片房屋。 But Wolff and Hightower, major land developers on Houston’s outskirts for four decades, have a different outlook. “We may not have all the scenery of a place like California,” notes the 73-year-old Wolff, who is also part owner of the San Francisco Giants. “But growth makes up for a lot of imperfections.” 但是作为从业四十年的休斯敦郊区主要土地开发商，Wolff和Hightower有着不同的观点。“我们或许没有像加州那样的全部景色，”同时也是旧金山巨人队的共有者的73岁的Wolff提到。“但是经济增长弥补了许多不完美之处。” A host of newcomers—immigrants and transplants from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ts low cost of living and high rate of job growth have made Houston and its surrounding metro region attractive to young families. According to Pitney Bowes, Houston will enjoy the highest growth in new households of any major city between 2014 and 2017. 许多新来者——外国移民和美国本土移居者——都同意Wolff的评价。低生活成本和高职位增长率使休斯敦和周围城区对年轻家庭很有吸引力。据Pitney Bowes公司预测，2014年到2017年期间，休斯敦将会享有所有大城市中最高的新住户增长率。 A recent U.S. Council of Mayors study predicted that the American urban order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Texan, with Houston and Dallas–Fort Worth both growing larger than Chicago by 2050. 最近一份美国市长委员会的研究预测，美国的城市秩序越来越德州化，休斯敦和达拉斯-沃思堡（Dallas–Fort Worth）的城市规模在2050年前都会超过芝加哥。 The Grand Parkway, Wolff points out, continues Houston’s pattern of outward development. The vast ExxonMobil campus being built in the far northern suburbs—and surrounded by its own master-planned community, Springwoods Village—will eventually be the nation’s second-largest office development, after Manhattan’s Freedom Tower. Houston is already home to numerous planned communities with bucolic-sounding names: Cinco Ranch, Bridgeland, Sienna Plantation, the Woodlands, and Sugar Land. Wolff 指出，花园大道延续了休斯敦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位于北部远郊正在修建的巨大的埃克森美孚校园最终将会成为仅次于曼哈顿自由塔的美国第二大办公楼, 周围环绕着埃克森美孚自己总体规划的社区，Springwoods Village。休斯敦已经拥有众多名字听起来田园风格的规划社区：Cinco Ranch, Bridgeland, Sienna Plantation, the Woodlands, 和Sugar Land。 “Open space is the most precious amenity,” says Wolff, a primary developer of the Energy Corridor, a Houston neighborhood boasting 22 million square feet of office space and housing the headquarters of such key energy firms as BP America, ConocoPhillips, and CITGO. “What we are creating here is a place where business can grow and people can afford to live. This is the key to Houston.” Indeed, the Houston model of development might be described as “opportunity urbanism.” “开放空间是最宝贵的生活设施”， 作为Energy Corridor——一个休斯敦社区，拥有2200万平方英尺办公空间并且容纳了诸多重要能源公司的总部，如BP美国、康菲和CITGO——主要开发商的Wolff 说道。“我们在这正在创造的是一个商业能发展、人们能有钱生活的地方。这是休斯敦的关键所在。”确实，休斯敦发展模式可以被描述为“都市化机会”。 Houston’s economic success over the past 20 years—and, more remarkably, since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weak national recovery—rivals the performance of any large metropolitan re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nearly a decade and a half, the city has been adding jobs at a furious pace—more than 600,000 since early 2000, and 263,000 since early 2008. 休斯敦过去20多年的经济成功——并且从大衰退和疲弱的全国性复苏以来越发明显——超过了美国任何其他大都市区的表现。在大约15年时间里，这座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创造着工作机会——2000年初以来超过60万，2008年初以来为26.3万。 The greater New York City area, by contrast, has added just 103,000 jobs since 2008, and Los Angeles, Chicago, Phoenix, Atlanta, and Philadelphia remain well below their 2008 levels in total jobs. In fact, Los Angeles and Chicago, like Detroit, have fewer jobs today than they did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对比之下，规模更大的纽约都市区自2008年以来仅创造了10.3万份工作机会，而且洛杉矶、芝加哥、凤凰城、亚特兰大和费城的总工作机会远低于它们2008年的水平。事实上，正如底特律那样，洛杉矶和芝加哥现在拥有的工作机会已经少于世纪之交那时了。 And many of Houston’s jobs pay well. Using Praxis Strategy Group calculations that factor in the cost of living as well as salaries, Houston now has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living of any large city in the U.S. and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Indeed, the average cost-of-living-adjusted salary in Houston is about $75,000, compared with around $50,000 in New York and $46,000 in Los Angeles. 而且很多休斯敦的工作薪水颇高。根据实践战略集团（Praxis Strategy Group）的推算，同时考虑生活成本和薪资，休斯敦目前拥有全美所有大城市中最高的生活标准，而且也是全世界最高的城市之一。事实上，休斯敦按生活成本调整后的薪水是大约7.5万美元，相比之下纽约为约5万美元，洛杉矶为4.6万美元。 Personal household income has risen 20 percent since 2005 in Houston, compared with 14 percent in New York, 11 percent in Los Angeles, and less than 9 percent in Chicago. Former Federal Reserve economist Bill Gilmer notes that, except during the energy bust of the mid-1980s, Houston’s per-capita income growth has outpaced the nation’s since the late 1960s. 从2005年以来，休斯敦的个人家庭收入已经上涨20%，相比之下纽约为14%，洛杉矶为11%，芝加哥为不到9%。前美联储经济学家Bill Gilmer提到，自1960年代末以来，除1980年代中期能源业危机期间【编注：原油价格在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升至顶峰，1982年开始下跌，1986年暴跌至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机前的水平，此后直到2005年之前始终未能回到历史最高点。】，休斯敦的人均收入增长已经超过了全美水平。 Not surprisingly, given Houston’s reputation as an oil town, much of the job growth in its metro region (known as Greater Houston) is tied to energy—particularly, to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now reshaping that industry. Once widely derided as a “colony” of California- and New York–based companies, Houst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location of choice for American energy firms. 不出所料，考虑到休斯敦作为石油城的名声，这一都市区（被称为大休斯敦区）相当部分的工作机会增长跟能源有关——特别是跟正在重塑该行业的技术革命【编注：即页岩革命】有关。虽然曾被广泛嘲笑为总部设在加州和纽约的公司的“殖民地”，休斯敦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美国能源公司的总部所在地。 In 1960, for example, Houston was home to only one of the nation’s top energy firms; by 2013, it was home to 22 from the Fortune 500, more than all other cities combined—and that doesn’t include major non-headquarter locations for ExxonMobil, Shell, Chevron, and BP. This past spring, Occidental Petroleum, Los Angeles’s last major energy firm, announced plans to move to Houston’s Uptown district, near the famed Galleria. 例如在1960年，仅有一家美国顶级能源公司的总部设在休斯敦；截至2013年，22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设在休斯敦，超过其他城市的总和——这还不包括作为埃克森美孚、壳牌、雪佛龙和BP的主要非总部所在地。今年春季，作为洛杉矶最后一个大能源公司，西方石油公司宣布了迁往休斯敦城郊区域的计划，靠近著名的Galleria商场。 Since 2001, the energy industry has been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an increase of 67,000 jobs in Houston, and it now employs more than 240,000 people in the area. These jobs include many technical positions, one reason that the region now boasts the highest concentration of engineers outside Silicon Valley. 从2001年开始，休斯敦的能源产业已经直接产生了6.7万份工作的增长，现在该区域的能源行业已经雇佣了超过24万人。这些工作包含了许多技术岗位，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区域的工程师密度现已成为硅谷之外最大的了。 Since 2001, Houston has seen a 24.1 percent growth in 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employment, compared with less than 5 percent growth in New York and San Francisco. The jobs should keep coming: Gilmer estimates that $25 billion to $40 billion in new petrochemical facilities is on its way to Greater Houston. 自从2001年以来，休斯敦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雇佣上经历了24.1%的增长，相比之下纽约和旧金山增长率不足5%。工作机会还会增长：Gilmer推测将有250亿到400亿美元的新建石化设施会在大休斯敦地区崛起。 “Oil and gas used to feel old, but that’s changing,” suggests Samina Farid, cofounder of Merrick Systems, a 25-year-old oil-services firm with 45 employees. “Younger people are coming into the business because they see opportunities to use new technologies that can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Farid’s firm is one of the thousands of smaller companies—including a group of new, tech-savvy start-ups—that serve the energy industry. “石油和天然气以前给人感觉很老气，但是它们正在改变，” Merrick Systems的联合创始人Samina Farid提到，Merrick Systems是一家拥有45名员工和25年历史的石油服务公司。“年轻人正加入能源行业，因为他们看见了应用能真正带来改变的新技术的机会。” Allison Lami Sawyer, the 29-year-old president of Rebellion Photonics, is part of a movement of younger professionals clustering in the area, many of them in the city’s inner ring. “I came here kicking and screaming,” said the British-educated Alabama native, whose nine-person company, mostly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provides image-sensing equipment to firms such as Exxon. “But this was the place to be—it works well to be in the oil and gas capital of the world if that’s who you are selling to.” Allison Lami Sawyer，29岁的Rebellion Photonics总裁，是往该区域聚集的年轻专家中的一员，大部分年轻专家住在城市内环。“我当初很不情愿地来到这里，”这位受英式教育的亚拉巴马州土著说道，他的九人公司主要由工程师和科学家构成，为埃克森之类的公司提供图像传感设备。“但这是休斯敦以前的情况——如果你想在石油天然气的资本世界中兜售产品，休顿斯是理想之地。” Houston has embraced not only the energy industry’s white-collar professional jobs but also its well-paying blue-collar industrial positions. The city has seen a surge in mid-skills jobs (usually requiring a certificate or a two-year degree) in fields such as manufacturing, logistics, and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energy. 休斯敦不仅拥有能源行业白领专家的工作机会，也拥有薪资不菲的蓝领产业工人职位。这座城市见证了诸如制造业、物流业、建筑业和能源业等领域内中等技能工作（通常要求一份执照或者两年的学位）的爆发性增长。 Many of these jobs pay more than $100,000 a year, and since 2007, according to calculations derived from 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y the Praxis Strategy Group’s Mark Schill, Houston led the 52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in creating them, at a rate of 6.6 percent annually. In contrast, these jobs have declined by more than 10 percent in New York, Los Angeles, Chicago, and San Francisco, which have not been friendly to such industries. 很多这类工作的年薪超过十万美元，而且根据实践战略集团（Praxis Strategy Group）的Mark Schill对劳工统计局数据的分析，休斯敦从2007年起就以每年6.6%的中等技能工作增长率领跑52个大都市区。相比之下，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旧金山的此类工作已经减少了超过10%，这几个地区一直对这些行业不友好。 Trade is robust. The Port of Houston, connected with the Gulf of Mexico by the 50-mile Houston Ship Channel, is now the nation’s Number One export hub, feeding off the energy revolution and expanding economic exchange with Latin America. Mexico and Brazil are by far the port’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s. 贸易正如火如荼。休斯敦港通过50英里的休斯敦航道与墨西哥湾相连，得益于能源革命和与拉美经济交流的扩大，现已成为美国的头号出口中心。墨西哥和巴西是目前休斯顿港的最大贸易伙伴。 Houston’s port business has grown almost fourfold since 2000—far faster than either New York’s or Los Angeles’s. Port officials estimate that the trade sector contributes $500 billion in economic activity and more than 1 million jobs to the state of Texas annually. 休斯敦的港口生意自2000年以来几乎已经增长四倍——远快于纽约和洛杉矶的港口。港口官员认为，港口贸易部门为经济活动贡献了5000亿美元的产值，而且每年为德州增加100万工作机会。 Houston is also home to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hospital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and, by itself, the metro region’s third-largest source of jobs—employing 106,000 people, including 20,000 physicians, scientis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休斯敦也是德州医学中心（TMC）——世界上最大的医院和研究机构综合体的所在地，此中心也是该都市区第三大工作来源——雇佣了包括2万名医生、科学家和其他专家在内的10.6万人。 Fifty-two separ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located on the campus, equal in size to Chicago’s Loop. It currently has over 28.3 million square feet of office space, more than the downtowns of both Houston and Los Angeles. By the end of 2014, TMC top officials predict, the area will be the nation’s seventh-largest business district. 52个单独的医疗机构位于与芝加哥环区同等规模的园区内。它目前拥有超过283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比休斯敦和洛杉矶的商业区都大。TMC的高级官员预测，这一区域将在2014年末成为美国第七大商业区。 Houston is neither the libertarian paradise imagined by many conservatives nor the antigovernment Wild West town conjured by liberals. The city is better understood as relentlessly pragmatic and pro-growth. 休斯敦既不是许多保守派想象中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天堂，也不是自由派臆想的反政府狂野西部城镇。这座城市更应被理解为是冰冷的实用主义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 Bob Lanier, the legendary three-time Democratic mayor who steered the city’s recovery from the 1980s oil bust, when the metro region bled more than 220,000 jobs in just five years, epitomized this can-do spirit. Bob Lanier 是这种充满干劲精神的典型代表，当1980年代的休斯敦地区在短短五年内减少了超过22万份工作时，这位连任三届传奇般的民主党市长带领这座城市从石油业危机中恢复过来。 Lanier was more interested in building infrastructure and promoting growth than in regulation and redistribution. That focus remains strong today. “Houston is getting very comfortable with itself and what it is,” says retired Harris County judge Robert Eckels. “We are a place that has a big idea—supporting and growing through private industry, and that’s something everyone pretty much accepts.” Lanier更喜欢修建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推动立法、实行再分配。这种偏向现在仍然很强烈。“休斯敦对于自身现状很满意，”退休的Harris县法官Robert Eckels说道。“我们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地方——通过支持私营企业来实现自身发展，这是这里每个人都深以为然的道理。” Low taxes are part of that idea. Texas has no income tax, as Governor Rick Perry frequently points out to businesses in other states, and its average state and local tax burden is 11th-lowest in the nation. New York, New Jersey, and California, by contrast, impose the three highest state tax burdens in the nation. 低税也是这理念的一部分。正如德州州长Rick Perry经常给其他州的生意人所说的那样，德州没有所得税，而且它的平均州税和本地税负担是全美第11低的。相比之下，纽约、新泽西和加州是全美州税负担前三名。 The friendly tax environment is one reason that Houston ranked as the most affordable city to do business in a recent survey of global metropolitan areas b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nd the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It means a lot more money in their employees’ pockets, too. A family of three making $150,000 moving from New York City to Houston would save upward of $8,000 in taxes, an analysis conducted by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found. 最近由普华永道（PricewaterhouseCoopers）和纽约合伙人（the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发起的全球都市区调查中，休斯敦被评为最容易做生意的城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友好的税收环境。这也意味着更多的钱落进雇员的口袋里。一份由哥伦比亚特区主持的分析报告发现，一个从纽约搬到休斯敦的收入15万美元的三口之家可以省下高达八千美元的税费。 An even bigger component of Houston’s growth, however, may be its planning regime, which allows development to follow the market instead of top-down government directives. The city and its unincorporated areas have no formal zoning, so land use is flexible and can readily meet demand. 然而，休斯敦的经济增长可能更多来自它的规划制度，遵从市场规律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指令来促进发展。休斯敦和周围未并入地区没有正式的边界，所以土地使用很灵活而且能很好地迎合需求。 Getting building permits is simple and quick, with no arbitrary approval boards making development an interminable process. Neighborhoods can protect themselves with voluntary, opt-in deed restrictions or minimum lot sizes. Architect and developer Tim Cisneros credits the flexible planning system for the city’s burgeoning apartment and town-home development. 获得建筑许可简单迅速，没有专横的审批委员会使得土地开发变成没完没了的恼人流程。社区可以通过自愿的可选的限制性契约或者最小批量方法来保护自己。建筑师兼开发商Tim Cisneros将这座城市迅速崛起的公寓和联排住宅的开发归功于灵活的规划系统。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come here for jobs but don’t want to live, at least not yet, in the Woodlands,” he notes. “We can respond to this demand fast because there’s no zoning, and approvals don’t take forever. You could not do this so fast in virtually any city in America. The lack of zoning allows us not only to do neat things—but do them quickly and for less money.” “有很多人为工作来到这里，但却不想住在伍德兰（Woodlands），至少现在还不想。”他提到。“我们可以迅速对这种要求做出回应，因为这里没有区域划分，审批也不会耗时太久。事实上，你在美国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获得审批。无区域划分让我们不仅做实事，而且做得迅速且省钱。” The flexible planning regime is also partly responsible for keeping Houston’s housing prices low compared with those of other major cities. On a square-foot basis, according to Knight Frank, a London-based real-estate consultancy, the same amount of money buys you almost seven times as much space in Houston as it does in San Francisco and more than four times as much as in New York. (See “Houston, New York Has a Problem,” Summer 2008.) Houston has built a new kind of “self-organizing” urban model, notes architect and author Lars Lerup, one that he calls “a creature of the market.” 相比其他大城市，灵活的规划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休斯敦房价较低。据位于伦敦的不动产咨询公司Knight Frank统计，以每平方英尺计，你花同样的钱在休斯敦能买的空间几乎七倍于旧金山，四倍于纽约。（参阅“休斯敦，纽约有一个问题”，2008年夏。）建筑师兼作者Lars Lerup表示，休斯敦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自组织”城市模式，他称之为“市场的产物”。 Some cities—such as Los Angeles—grow as a progression of larger communities around a relatively small core. Others—such as New York and Chicago—form dependent communities surrounding a dynamic central core. Houston is different: it revolves around a patchwork of centers, such as the aforementioned Woodlands, home to some 40,000 residences and more than 50,000 jobs. 一些城市——比如洛杉矶——发展成一系列围绕相对较小中心的较大社区。其它城市——比如纽约和芝加哥——则形成了依赖并围绕唯一动态核心的社区。休斯敦与两者都不同：它是围绕着一系列中心的拼图，比如说之前提到的拥有4万居民和超过5万份工作的伍德兰（Woodlands）。 Other centers exist within the city limits, but Houston also retains a strong core that never imploded, as did those of so many American cities. The city turns the whole debate that dominates urban thinking today—whether to grow the suburbs or downtown—on its head. Rather than advocate one kind of housing, Houston prides itself on providing choices. 城市边界内还有着其他中心，但是休斯顿也保留了一个从未衰退的强大核心区，正如许多美国城市那样。这座城市让左右今日城市思维的整个辩论——是发展郊区还是中心商业区——变得易如反掌。休斯敦自豪于提供各种住房选择，而不是大力推进任何一种住宅形式。 In fact, as the city’s outer suburban ring has grown—last year attracting roughly 80 percent of all new home buyers—the downtown has also boomed. The city’s vibrant inner ring, notes demographer Wendell Cox, grew 3 percent during the last decade—four times the average in the top 15 metropolitan areas and more than Chicago, Los Angeles, New York, and Philadelphia. 事实上，随着城外的郊区不断发展——去年吸引了约80%的新房买家——城区也在繁荣向前。人口统计学家Wendell Cox提到，这座城市生机勃勃的内环在过去十年增长了3%【编注：大概是指人口增长。】——4倍于15个大都市区的平均水平，也高于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和费城。 “Most cities would die for our in-fill,” says Jeff Taebel, director of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t the Houston-Galveston Area Council (HGAC). No one would mistake downtown Houston for midtown Manhattan, true; but it represents 6 percent of the region’s jobs—a proportion 2.5 to 4.5 times greater than one finds, say, in downtown Los Angeles or Phoenix. Houston’s experience refutes the popular notion that urban density and central city development require heavy regulation. “大部分城市都会渴望我们这种重建”休斯敦-加尔维斯顿地区议会（HGAC）中的社区与环境规划主任Jeff Taebel说到。没人会把休斯敦市中心误认为曼哈顿中心区，前者确实不如后者繁华；但是休斯敦市中心贡献了整个区域6%的工作机会——这一比例是洛杉矶或费城市区的2.5-4.5倍。休斯敦的经验驳斥了城区密度和中心城区发展需要严厉管制的流行观念。 Houston’s housing-market flexibility has also benefited some of the city’s historically neglected areas. The once-depopulating Fifth Ward has seen a surge of new housing—much of it for middle-income African-Americans, attracted by the area’s long-standing black cultural vibe and close access to downtown as well as the Texas Medical Center. 休斯敦房地产市场的灵活性也有益于部分历史上被忽略的地区。曾经人口负增长的第五区现在新房激增——很多新房都是为中等收入的非裔美国人所有，他们被该区长久的黑人文化氛围和靠近市区与德州医疗中心的位置所吸引。 Rather than worry about gentrification, many locals support the change in fortunes. “In Houston, we don’t like the idea of keeping an image of poverty for our neighborhood,” explained Rev. Harvey Clemons, chairman of the Fifth Ward Community Redevelopment Corporation. “We welcome renewal.” 许多当地人都支持这种财富转变，而不是去担心衰败社区的中产化升级会排挤贫穷居民。“在休斯敦，我们不喜欢那种保持自己社区贫穷形象的想法，”第五区社区重建局的主席，牧师Harvey Clemons解释道， “我们欢迎事物更新。” By allowing and encouraging development in the inner ring and on the fringe, the city increases its attractiveness to younger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close to the urban core, while also providing affordable suburban housing. “Houston thrives because it has someplace for young people to stay inside the city but also offers an alternative when they get older. Just because you grow up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leave the region,” notes Gilmer, now head of the Institute for Regional Forecas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通过允许、鼓励内环和外围的发展，这座城市提高了对于那些想住在市中心附近的年轻人的吸引力，同时也为提供了其他人负担得起的郊区住房。“休斯敦之所以繁荣发展是因为它既提供了年轻人在城里生活的地方，也提供了当他们变老时的去处。你变老了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要离开这城市，”休斯敦大学的区域预测学会会长Gilmer说到。 Houston’s explosive economic growth has engendered another kind of boom: a human one. Between 2000 and 2013, Greater Houston’s population expanded by 35 percent. In contrast, New York, Los Angeles, Boston, Philadelphia, and Chicago grew by 4 percent to 7 percent. 休斯敦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已经产生了另一种形式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增长。2000年到2013年期间，大休斯敦地区的人口增加了35%。相比之下，纽约、洛杉矶、波士顿、费城和芝加哥仅增长了4-7%。 These figures reflect emerging migration patterns. Texas once sent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to California and the East Coast, but now, considerable numbers of New Yorkers, San Franciscans, and Los Angelenos are picking up stakes and heading for Houston, Dallas, Austin, and San Antonio. 这些数字反映了正在浮现的移居模式。德州曾有很多人去往加州和东海岸，但是现在，相当数量的纽约人，旧金山人和洛杉矶人正带着财产向休斯敦、达拉斯、奥斯丁和圣安东尼奥进发。 As it grows, Houston’s ethnic demography is shifting. Two decades ago, Houston struggled to attract foreign-born immigrants, as did Texas generally. But since the 1990s, Texas’s immigration rates have surpassed the national average. 随着休斯敦的发展，它的少数种族人口也在转变。二十年前，休斯敦很难吸引到外国移民，整个德州也普遍如此。但是自从1990年代以来，德州的移民率已经超过全国平均值。 Over the past decade, Houston added 440,000 foreign-born residents, the second-most in the country, while New York, with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population, added 660,000. In a dramatic sign of changing trends, Houston attracted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many foreign-born immigrants as did Los Angeles, which is more than double its size. 在过去十年里，休斯敦增加了44万外国出生的居民，数量全国第二，而有着超过三倍人口的纽约增加了66万。这种变化趋势的重要信号就是，休斯敦吸引了超过洛杉矶三倍的外国移民，而洛杉矶的规模是休斯敦的两倍。 “This is the big deal for immigrants,” suggests HGAC’s Taebel. “We are a very attractive place for working-class people to settle.” The immigrant surge has turned what was once a conventional Southern city into a multiracial melting pot. “这对移民来说是件大事，” HGAC的Taebel表示。“我们是一个非常吸引工薪阶层人们前来定居的地方。”激增的移民已经把一座曾经保守的南方城市转变为多种族熔炉。 Indeed, a 2012 Rice University study claimed that Greater Houston is now the most ethnically diverse metro region in America, as measured by the balance between four major groups: African-American, white, Asian, and Hispanic. Hispanics alone constitute nearly half the core city’s population, while the Asian population has surged almost fourfold; whites constitute barely a quarter of the total. The entire Greater Houston metro region—roughly 6.3 million people—is now 60 percent nonwhite, up from 42 percent in 1990. 事实上， 2012年莱斯大学的一份研究声称，通过衡量四个主要族群之间的平衡：非裔美国人、白人、亚裔和拉丁裔，大休斯敦区现已成为美国种族多样性程度最高的都市区。仅拉丁裔就贡献了核心城区人口的近一半，同时亚裔人口激增了几乎四倍；白人仅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整个大休斯敦都市区——大约630万人——在1990年有42%是非白人种族，如今增长到了60%。 Houston’s new diversity is not confined to one neighborhood or district. Suburban Sugarland is over 35 percent Asian and home to one of the nation’s largest and most elaborate Hindu temples. “This place is as diverse as California,” notes David Yi, a Korean-American energy trader who moved to the city from Los Angeles in 2013 and lives in the suburb of Katy, west of the central core. 休斯敦如今的种族多样性并不局限在一个社区或者区域。郊区的糖城超过35%都是亚裔，还拥有美国最大最精美的印度寺庙之一。“这地方跟加州一样多元化，”韩裔美国能源交易商David Yi提到，他于2013年从洛杉矶搬到休斯敦并住在中心区西侧的凯蒂城（Katy）郊区。 “But it is affordable, with good schools. Our kids, who are learning Spanish, can afford to stay and have a house, which is not the case in California.” Pearland, located 17 miles south of downtown, has also become a draw for upwardly mobile minorities and immigrants. “但是这边房子是能支付得起的，而且有着很好的学校。我们正学习西班牙语的孩子也有能力留在这里并买套房子，而加州情况就不一样了。”位于市中心以南17英里的梨城也成为了吸引向上流动的少数族裔和移民的地方。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Dallas, where I grew up, which was very segregated,” notes African-American entrepreneur Carla Lane, president of Lane Staffing, which works with energy, construction, and other local firms. “My daughter has a totally different experience—many of her friends are white, Hispanic, or Asian. Living out in Pearland, you can have that experience, and then you cross Highway 6 and you see people with big hats, boots, and straw in the mouth. That’s Houston to a tee.” “这里与我从小长大的达拉斯很不同，达拉斯是各自独立的，”非裔美国企业家、Lane Staffing公司主席Carla Lane说到，Lane Staffing与能源、建筑和其他当地公司都有合作。“我女儿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她的很多朋友是白人、拉丁裔或者亚裔。在梨城生活，你会有这样的体验，当你越过6号高速公路，你会看到戴着大帽子、穿着大靴子、嘴上还有稻草的人们。这恰恰就是休斯敦。” Immigration is driving growth but also creating new challenges. Though skilled immigrants are beginning to flock to Houston, observes former state demographer Steven Murdock, Texas’s immigrants also include many lower-skilled workers,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state’s proximity to Mexico. 移民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如前联邦人口统计学家Steven Murdock观察的那样，技术移民正开始蜂拥向休斯敦，但是德州的移民里也包括很多低技能工作者，主要因为德州靠近墨西哥。 Leaders in the petrochemical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complain about looming shortages in the skilled trades. A dearth of plumbers and electricians is already affecting construction of new housing, offices, and industrial facilities, impinging on developers’ ability to expand, despite a thriving housing market. 石化和建筑行业的领导者抱怨即将到来的技术行业人才短缺。尽管房地产市场火爆，但管道工和电工的短缺已经影响了新房子、办公室和工业设施的建设，限制了开发商扩大生产的能力。 “We have all these jobs but not the people in the pipelines,” says Marshall Schott, associate vice chancellor at Lone Star community college. “Sure, we have need for more geologists and engineers; but by an order of magnitude, we need skilled workers such as welders and machinists. These jobs pay $80,000 a year, a lot better than being a barista at Starbucks.” “我们有这些工作机会却没有可用之人，”孤星社区大学的助理副校长Marshall Schott说。“我们确实需要更多地质学家和工程师；但是我们更需要十倍数量的技术工人，如焊工和机械工。这些工作年薪8万美元，比在星巴克当一个咖啡师要好多了。” To address these shortfalls, many companies have invested in workforce training programs, some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high schools as part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where students go to school part-time and work part-time. “This is a typically Houston solution—very pragmatic,” Mike Temple, director of the Gulf Coast Workforce Board, points out. “We are trying to tell kids that it’s not only what you know but also what you can do.” 为了解决这些短缺问题，许多公司已经投资了劳动力培训项目，一些与当地高校合作作为“共同教育”的一部分，这些项目的学生半工半读。“这是很典型的休斯敦式解决方法——很务实，”墨西哥湾沿岸劳动力委员会主管Mike Temple指出。“我们正尽力告诉孩子，你不仅要懂得知识，也要运用。” Enrollment at Houston’s largest community college, Lone Star, has exploded 58 percent, to 78,000 students, in just the past five years, and the college expects it to reach 100,000 students by 2018. 休斯敦最大社区大学，孤星社区大学的注册人数在过去5年暴涨了58%，达到了7.8万名学生，而且它预期2018年会达到10万名学生。 Often attacked for under-investing in education, Houston has actually shown encouraging educational progress. Many of the schools in the outer rings, often predominantly white and Asian, perform well in state performance rankings.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he largest district in Texas and seventh-largest in the country, has won the Broad Prize for urban education twice. 虽然常被批评对教育缺乏投资，但休斯敦事实上已经显示出了在鼓励教育上的进展。外环的很多以白人和亚裔为主的学校在联邦成就排名中表现不错。作为德州最大、全国第七大的学区，休斯敦独立学区已经两次赢得城区教育大奖了。 Houston has also been called “the Silicon Valley of education reform,” with several highly successful charter school networks such as KIPP, Harmony, and YES Prep setting up shop in the city. 休斯敦也被称为“教育改革的硅谷”，有一些十分成功的特许学校网络在城里了设立办事处，如KIPP、 Harmony和 YES Prep。 These schools and others within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will have much to do with Houston’s future success, which, in Murdock’s view, will come down to “how well minorities are going to do.” Murdock is optimistic, in part, because Houston’s minorities share the city’s basic culture of faith in hard work as a means of upward mobility. 这些学校和其他休斯敦独立学区内的学校跟休斯敦未来的成功息息相关，在Murdock看来，这也会影响到“少数族裔未来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Murdock对此持乐观态度，因为休斯敦的少数族裔继承了这座城市的基本文化，相信向上层流动的方法就是努力工作。 According to Rice University’s Houston Area Survey, 85 percent of Houstonians—including 79 percent of blacks and 89 percent of Hispanics—agreed with the statement “if you work hard in this city, eventually you will succeed.” Nationwide, this sentiment is shared by only 60 percent of those surveyed. 根据莱斯大学的休斯敦地区调查，85%的休斯敦人——包括79%的黑人和89%的拉丁裔——同意“如果你在这座城市努力工作，最终你会成功”的说法。而全国范围内，这种观点只有60%的被调查者认同。 Not everyone is impressed by Houston’s growth and prospects. Critics dismiss the city’s development model as a disaster for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of life, and civic culture. For the most part, they regard Houston as a cultural desert—a throwback to the sprawling postwar model of many American cities. “When one asks to see the social center of Houston,” scoffs architect Andrés Duany, “one is taken to the mall.” 休斯敦的发展和前景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印象深刻。批评者将这座城市的发展模型斥为一场环境、生活质量和城市文化的灾难。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将休斯敦视为文化沙漠——倒退回了许多美国城市战后那种无计划模型。“当有人想要看休斯敦的社会中心，”建筑师Andrés Duany嘲弄道，“他就会被带去商场。” But such statements don’t reflect a city where opportunity urbanism is shaping an impressively vibrant cultural landscape. A 2012 survey by Economic Modeling Specialists International (EMSI) of the city’s creative economy found 146,000 jobs, generating an annual economic impact of $9.1 billion. 但是这些说法并不能反映这座城市的真实情况，注重机会的城市化正塑造一种其勃勃生机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地貌。一份2012年由国际经济建模专家（EMSI）对城市创新经济的调查发现了14.6万份工作，每年产生了91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Houston is projected to have the largest gain in arts-related jobs by 2016 of any city in the study. Arts and culture expenditures totaled almost $1 billion per year in 2010, with total event attendance topping 16 million—numbers sure to grow, with almost 150,000 people per year moving into Greater Houston. 研究预测，到2016年休斯敦在艺术相关工作上的收益会超过所有被调研城市。2012年全年的艺术和文化支出总计约10亿美元，活动参与总人数以1600万高居榜首——随着每年大约15万人移居大休斯敦地区，这个数目肯定还会增加。 The city boasts permanent professional resident companies in all of the major performing arts, including opera, ballet, symphony, and theater, and its theater district has more seats than any rival in the country, except for New York’s. Houston’s 18 museums attract 8.7 million visitors a year. This is no cultural backwater. 这座城市在所有主要的表演艺术领域都涌现了大批常驻专业公司，包括歌剧、芭蕾、交响乐和戏剧，并且它的剧院区拥有的座位比除纽约外的任何城市都要多。休斯敦的18个博物馆每年吸引870万游客。这才不是文化的倒退。 With their higher real incomes and lower taxes, Houstonians dine out substantially more than residents of any other major American city—and they’ve got lots of options. “You used to go to New Orleans for food and music,” notes Chris Williams of Lucille’s, a cutting-edge Houston restaurant that serves sophisticated Southern food. “Now you go down the block.” 因为有更高的收入和更低的税费，休斯敦人外出用餐的次数明显多于其他任何美国城市的居民——而且他们有多样的选择。“你过去习惯去新奥尔良寻访美食和音乐，”Lucille’s餐厅的Chris Williams说到，Lucille’s是休斯敦一家提供精致南方食物的高端餐厅。 Taylor Francis, a 24-year-old advertising executive who moved recently from the Bay Area, points to restaurants like Underbelly, a popular Beard Prize–winning restaurant in the fashionable Montrose district. “My friends in the Bay Area rarely go out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he said. “All their money goes to rent—but here, I can live in a roomy place and go out. There’s something attractive about that.” Taylor Francis是一位24岁的广告经理，刚从湾区搬到休斯敦，他指着类似Underbelly（一家很受欢迎的位于时髦的蒙特罗斯区的餐厅，曾获Beard奖）的餐厅说，“现在你只需走过街区就能找到美食。”他说：“我在湾区的朋友很少外出娱乐，因为太贵了。所有的钱都用来付房租了——但是在这里，我可以住在宽敞的地方，也可以外出娱乐。这点很吸引人。” Houston’s leaders hope to lure more young people like Francis away from coastal cities such as Portland, Boston,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The city is building one of the nation’s most extensive bike systems and constructing a $215 million park system along its long-disdained bayous. 休斯敦的领导人希望吸引更多的像Francis这样的年轻人远离像波特兰、波士顿、纽约和洛杉矶这样的沿海城市。这座城市正在打造全国最大规模之一的自行车系统，而且沿着长时间被鄙弃的长沼建设着价值2.15亿美元的停车系统。 Marcus Davis, who grew up in the hardscrabble Fifth Ward, says that growth is simply part of the Houstonian ethos. “This place is pure opportunity, including for African-Americans,” he said at his successful and usually crowded restaurant, the Breakfast Klub, just outside downtown. 在贫瘠的第五区长大的Marcus Davis说，追求增长已是休斯敦人精神特质的一部分。“这地方是真正的机会之城，即使对非裔美国人来说也是，”他在自己位于市中心外的餐厅Breakfast Klub里如是说，该餐厅很成功且常常人满为患。 Davis’s customer base includes young professionals and middle-class families. “This is a place where everyone wants to figure out how to do business. And since Houstonians like to do things over food, having a restaurant can be very lucrative.” Davis的顾客组成中包括年轻专家和中产之家。“这是一个人人都想搞清如何做生意的地方。因为休斯敦人喜欢做跟食品相关的事情，所以开家餐厅是十分有利可图的。” The growth-friendly attitude is what holds everything together in Houston, and it will be crucial whenever the next slowdown comes—when oil prices could drop, say, to below $100 a barrel.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a large influx of newcomers to Greater Houston from the ocean coasts will clamor, as they have elsewhere—notably, in Colorado—for a more controlled, high-regulation urban environment. 增长友好的态度将休斯敦的一切凝聚在一起，无论下次的增速减缓发生在何时，这态度至关重要——比如说，当油价降至低于100美元一桶时。从沿海城市移居到大休斯敦地区的大批新来者是否会像别的地方一样，特别是科罗拉多，引发对城市环境更多管控的呼吁？尚不得而知。 For now, though, most Houstonians see the city as a place that works—for minorities and immigrants, for suburbanites and city dwellers—and few want to fix what isn’t broken. “The key to Houston’s future is to keep thinking about how to be a greater city,” notes David Wolff as he passes a new set of towers off the Grand Parkway. “This road, it wouldn’t be built in many places. People might talk about these things, but in most places, they don’t get done. In Houston, we don’t just talk about the future—we’re building it.” 然而就现在而言，大多数休斯敦人都认为这城市运转正常——对于少数族裔和移民，对于郊区居民和城市居民来说都是如此——无人想去修复那未坏的东西。“休斯敦的未来关键在于要不断思考如何成为一座更伟大的城市，” 当David Wolff在花园大道上经过一幢幢新大楼时说道。“在许多地方，这条路根本不会建成。人们或许会谈论这些事情，但是大多数地方都不会真正实施。在休斯敦，我们不仅仅谈论未来——我们正在创造未来。” Joel Kotkin is a City Journal contributing editor and the R. C. Hobbs Fellow in Urban Studies at Chapman University. Tory Gattis writes the Houston Strategies blog, which covers topics including transit, economy, quality of life, city identity, and development and land-use regulations. Joel Kotkin是《城市杂志》的特约编辑，同时也是查普曼大学城市研究R. C. Hobbs研究员。Tory Gattis撰写了《休斯敦策略》博客，主题涵盖了运输、经济、生活质量、城市身份和发展与土地使用规则。 （编辑：辉格@whigzhou） *注：本译文未经原作者授权，本站对原文不持有也不主张任何权利，如果你恰好对原文拥有权益并希望我们移除相关内容，请私信联系，我们会立即作出响应。

——海德沙龙·翻译组，致力于将英文世界的好文章搬进中文世界——

【2016-07-12】 @whigzhou: 日本封建系统区别于西欧封建系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缺乏教会和自由市镇这两类契约主体，相应的，后来的宪政结构中也缺少这两条腿，日本的产业界多半由贵族和武士阶层转变而来，并且转变过程很短，保留了许多封建特性，这对日本社会影响深远，政治结构，产业模式，财阀体系，企业文化中，皆可看出痕迹。 @琉璃魄新年要认真: 近代以来上级武士从政居多，下级武士“创业”也是成功者寥寥，居于财阀顶点的三井和住友都是商业世家，三菱创始人来自地下浪人，安田是从两替店小伙计干起的足轻之子，谁都算不到封建传统上去。 @whigzhou: 嗯嗯，原po说『贵族直接转变成财阀』不太对，说『财阀克隆了封建结构』可能更准确 @琉璃魄新年要认真: 这要看怎么定义这两种主体了，就组织形态和实际效果来说，日本从来就不缺少宗教和商业性质自治体，即使近世统一时期也有门前町，檀家体系以及城下町，只不过近似于英国存在着统合自治体的“王权”。 @whigzhou: 谢指教～我的意思是宗教和工商业者没有像西欧那样被纳入封建结构 @whigzhou: 比如在英格兰，起初修道院长/主教以封臣身份领有土地，在与土地相关的封建权利/义务方面，其地位与其他封臣一样，市镇以特许状取得自治地位，也成为封建结构的一个常规主体，后来，两者分别通过在上院的席位和下院的代表而在宪政结构中取得地位 @whigzhou: 相比之下，日本的宗教团体和工商业者似乎没有类似的政治组织资源，他们或许也有组织，但并未进入封建结构，因而只能以非制度性的关系依靠某位领主，比如三菱之于土佐，三井之于幕府，其组织模式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克隆了土地贵族，而不像自由市镇那样自有一套。  

历史上，城市曾扮演过许多角色；它首先是便于防卫的聚居地，而防卫是财富积累的前提，否则物质繁荣便受限于携带能力，所以当社会等级分化加深，巨额财富出现，生产和生活日益依赖昂贵设施与工具时，便有了对城市的需要；设防城邑也可为统治者提供一个可靠据点，据以控制周边领地，从中索取贡赋和搜罗物资。 另一方面，城市也是交通和贸易网络自发演化的结果，道路交汇的地方，自然会吸引更多商家来做生意，而商业繁荣反过来会强化其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正因地处要冲，城市也往往成为军事争夺的目标，被选为军事和行政中心，从那里可方便的对贸易征税，调度本方的军队和物资，保护自己的供应通道，必要时切断对方的供应。 一旦安全性和枢纽地位吸引来众多居民，城市继而成为各种须以密集人口为前提的活动的聚集地：需要靠近消费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众多观众的大型表演和比赛，面向大批听众的传教布道者，希望赢得众多追随者的革命家，无不被城市所吸引。 尽管有这许多功能，但古代城市的规模十分有限，主要限制是运输成本，以成本高昂的古代运输手段，多数商品在离开产地几百公里后价格已翻了几倍，只有极少数商品值得被长途转运，多数商品有效流通半径不出百里，此半径内的总人口最多只能支撑数千人的小城市，更大规模城市只能由比例极低的大跨度贸易支撑。 从供应面看，一座大城市的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粮食和能源，也须来自其有效流通半径内的剩余产出，该半径同样受限于运输成本，加上古代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下粮食生产自给之余的剩余率很低，因而城市规模很少能达到百万级，个别例外，都是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将流通成本强加于沿途民众而实现，所以这些古代超级都市一旦丧失首都地位，便迅速萎缩衰败。 在古代，只有百分之几或十几的人生活在城市，而今天，城市已成为多数人的家园，它越来越有资格作为社会的代名词，现代性之集大成者；城市化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现代之区别于传统的大部分方面，在城市比在乡村都表现的更鲜明。 上千万人口的现代都市所带来的消费多样性和个人发展机会是前所未有的，它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涌往城市，即便在现代化的其他方面不太成功的那些地区，城市扩张也毫不落伍，而在早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也仍在继续，从1980到2010年，美国城市化率又提高了7个百分点，前十大城市的总人口增长了18%。 驱动城市扩张的基本动力是密集人口带来的规模经济，它支撑了更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和更复杂的合作、生产和组织形式；假如一种商品需要在十公里半径内存在一万消费者才可能被生产，那么在百万人口大城市里，只须1%的人需要它就够了，而即便在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也要绝大多数人需要它才行。 规模经济也体现在配套优势上，在大城市，你更容易为一种生产凑齐全部材料，为组建一家企业而雇到全套专业人才，为涉及上万种零配件的复杂制造就近找齐所有配套和外包厂商，并在法律、公关、广告等事务上随时找到专业服务者，而且所有这些方面都存在众多相互竞争的供应方任你挑选。 城市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那里，你每天都可能遇到说不同语言，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信仰不同宗教，持有不同价值观和政治立场的人，有着你所难以理解或接受的喜好；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将减轻我们对陌生和差异的恐惧，对异己者变得更为宽容，也不再像乡村居民那样喜欢窥探他人生活，警惕和监视邻人的举动，这些变化，让人们享有了更多隐私和独立性。 但这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城市人更少关心和谈论邻人的观念和举止，相互间的道德压力和舆论约束大为削弱了，同时家族对其成员的自我约束也不复存在，因而失去了传统小社会赖以维持社会规范的主要力量，这就需要某种社区自治机制或者外部司法体系来确保社会秩序，但这两个条件都不是轻易能够满足的。 实际上往往满足不了，所以城市犯罪率普遍高于乡村，许多街区甚至被黑帮所控制；由于城市居民之间缺乏传统的关系纽带和组织资源，更不容易由下而上实现自治，因而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秩序来源，也正因此，国家父爱主义和政府干预总是在大城市更受欢迎，在美国，大城市从来都是主张大政府和干预主义的左派政党的票仓。 这一点也是现代都市与古代城邦或中世纪商业城市的重要差别，在中古欧洲，城市是住民自治的典范，那时城市的流动性不像现在这么高，市民常世代居住在同一社区，保持家族纽带，从事与父辈相同的职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会；众多行会为市民自治提供组织基础，香港代议机构的功能界别模式，便是行会自治的孑遗，如今已是日薄西山了。 现代人在享受城市之丰富与便利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不少代价，拥挤、污染、忙碌、焦虑，尤其是高昂的房价和各种不可避免的基础性开支，就像一张高价门票，迫使你必须努力挣钱才能继续留在那里，况且城市还有那么多诱惑，诱使你为出人头地而奋斗，而即便你安于朝九晚五，通勤负担也会剥夺你的大部分闲暇。 或许正是高价门票和渴望成功所造成的压力，让都市人对生儿育女心存畏惧；城市向来都是人口黑洞，需要不断吸引移民才能维持其人口；在古代，这是因为密集居住令传染病死亡率在城市远高于乡村，而在现代，则是因为城市居民生育率远低于乡村，因而城市化过程总是伴随着生育模式的变迁和人口走势的逆转。 因为有这种种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城市，总有些人把悠闲轻松、贴近自然、田园乐趣、邻里互助等等只有乡村才有的东西看得更重；上世纪正值欧美城市化高峰之际，一波波回归乡村的运动也连绵不绝，以新镇（new town）运动为代表，许多意趣相投者联合起来，按其理想中的社区环境和生活方式创建自治村镇。 这些新兴村镇，并非对传统乡村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对现代生活进行反思之后的主动建构，人们聚集到一起共同建设新家园，是基于对生活方式的共同偏好和对自治规范的认同，而不是因为恰好出生在那里，维系他们的纽带，不是血缘，而是共同兴趣、文化认同、社交倾向和自治组织，在城市中，通常也是这些因素将他们吸引到同一个沙龙、俱乐部和协会里。 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互联网服务和网络购物的发展，乡村生活的潜力已大幅提升，对于那些偶尔才需要用到城市资源的人，如今身在乡村也可享受现代生活的大部分精彩；未来或许会有更多人前往城市，但乡村看来不会消失。

【2015-12-10】 @baidu冷兵器吧 依靠以自豪感为目的的历史教育和许多义和团知识分子们，总是强调老欧洲粪便垃圾满地污水横流，街道如何狭窄等等，以此制造一种印象——虽然近现代我们是不行了，可是我们祖宗可比西方祖宗阔的多啦，不用去学什么鸟西方！但，中国真能嘲笑古代欧洲脏乱差吗？ http://t.cn/RUsEyYH 中国能嘲笑古代欧洲脏乱差吗？ @战争史研究WHS:汉长安城至北周时“水皆咸卤,不甚宜人”，这个水指的是地下水。八百年间城市粪尿渗入地表，影响地下水质。所以隋朝才放弃汉长安城，在其南边营建大兴城 @whigzhou: 对佛山、汉口等商业城市和都城做个比较研究可能会有点意思，我毫无根据的猜，当行会在城市管理中起较大作用时，卫生条件会更好 @whigzhou: 另外，城市面积越大，屎尿处理越难，因为古代运输条件下，屎尿的市场价格随距离递减得极快，当有效供应半径内农民对屎尿的需求量超出城市生产量时，屎尿收购价格便是正的，无需额外激励，城镇和小城市大概可以满足这一条件，而上百万人的大都市就不好说了。 @whigzhou: 所以，同等人口规模下，居住密度越高，屎尿处理越容易，这可能和一般人都直觉相反  

落脚之后 辉格 2013年11月11日 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后半段，在经历了前半段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扩张之后，后半段将更多的表现为结构性变化：农业在失去了大多数劳动力并放弃大量低价值土地之后，将如何向新模式转移？城市将如何对其全新的人口结构作出反应？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为自己建立何种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十年的社会面貌，而其结果又将高度依赖于制度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有关城市化的诸多争论，多半是站在城市规划者的立场上，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很少有人关心和了解推动着这一进程的移民对城市的需求和他们从城市中得到的机会。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为我们讲述了贫民窟如何成为新移民进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的跳板，贫民窟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模式，为尚未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移民提供了关系、信息和信用资源，以及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和经营机会、积累财富和经验、适应城市文化，最终争得晋升中产阶级的能力。 而在《另一条道路》中，另一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则进一步指出，贫民窟要发挥如此作用，需要满足一些制度条件：移民必须有机会对他们事实上占据的土地和房屋取得合法、正式、明确且可转让的财产权，必须有机会方便的进入就业市场、从事交易和经营生意，这意味着全面解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土地产权和流通的限制和对小生意的种种管制。 索维尔和德·索托的书都出版于1980年代，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全球经济繁荣中，许多新兴国家都经历了一轮势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这提供了一个检验他们观点的很好机会；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2010年出版的《落脚城市》便是这样一次实证考察，该书基于一项为期三年的对全球二十多个贫民窟的实地调查，其结果完全可以用作前面两本书的注脚。 当然，桑德斯的工作不只是个注脚，他为我们理解移民社区（即桑德斯所称的落脚城市）如何发挥跳板作用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比如居住密度的重要性，许多政府规划的改造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规划者将移民社区设计得过于宽敞和稀疏，过于强调私密性，从而打破了原有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格局。 穷人的一个特征是活动半径小，尽管他们可能走很远的路去上班，但因为缺乏闲暇和交通工具，其消费和社交范围都比中产阶级小得多，因而落脚城市的一大功能——维持原有的社交网络和关系资源——只有在高度密集的居住环境下才能起作用，而在优雅宁静的低密度小区，在邻居很少见面的带电梯高层公寓楼里，都是难以维系的。 另一个常被规划者忽视的因素是商铺比例，这往往是出于一种陈见，认为移民进城就是来打工的，而对他们经营生意的潜力不屑一顾，甚至将这些小生意视为混乱和肮脏的来源而加以压制，殊不知，落脚城市的企业规模虽小，却构成了其经济规模的很大部分，也是这些社区得以良好运转、移民获得生活便利的主要依靠。 实际上，落脚城市的经营机会非常丰富，因为移民的消费半径小，居住密集，而且保留了大量原有的消费习惯，还有许多该阶层所特有的消费需求，因而他们的多数消费只能在社区内得到满足，而这些消费要得以实现，密集居住和高比例的商铺空间是必要前提，因为对于活动半径很小的穷人，只有高度密集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规模，才能促成分工。 更重要的是，经营小生意也是移民提升社会地位、晋升中产阶级的主要渠道，假如这一渠道被切断，落脚城市这部社会流动性引擎就丧失了其主要功能，假如移民没有机会通过小本经营来提升其社会地位，就会从其它方向寻求出路，而那通常是政治出路，然而和市场出路相比，政治博弈未必是双赢的，常常是零和的甚至双输的。 从桑德斯所列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移民有机会自发建设自己的落脚社区时，他们总是能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密度和结构；这些自发性社区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足，因为往往当基础设施问题浮现时，居住密度已经太高而难以改动了，这也常给政府提供了“脏乱差”的借口实施干预和改造，然而除了极少数案例，这种改造的结果总是破坏性的，即便其初衷是友善的；而另一方面，假如移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机会，事实上总是会想出办法通过小修小补的渐进方式来改善基础设施。  

从底特律看城市治理 辉格 2013年8月6日 底特律市政府宣布破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政府破产案）的消息，又引来世人对这个城市日渐衰败的命运的关注，这一命运似乎在半个世纪前那场暴乱中便早已注定，破产案只是其持续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城市的生死兴衰并不少见，有些是国家强行实施的低效率开发建设的结果，比如苏联解体后西伯利亚许多城市变成废墟，这是对资源无效配置的纠正，更多的则是因为地理经济学上的变化，比如河流改道、矿产枯竭、产业变迁等等，导致一些城市丧失原有地理或资源优势。 然而，底特律的衰败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它完美例证了一种城市治理的失败；总有些人将底特律的命运归咎于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变迁，但实际上美国整个制造业都在变迁，也有许多城市曾高度依赖制造业，但没有一个大城市曾经历底特律式的完败：160万白人逃离，人口流失60%，失业率、贫困率和犯罪率等负面指标皆居美国大城市首位，大批地产价值降至零。 这一案例或许可以对我们观察城市制度有所启发；从长期看（不需要很长），一个城市无论对于居民、企业还是游客的吸引力，都将影响土地价值；而因为地方政府不像国家，没有一条国境线可以阻止人口和资本流动，因而这种关系更为紧密，其制度和政策的好坏，都将直接体现在地价上。 这样，一个城市的各种居民中，土地主的利益是与城市长期发展前景最为一致的，因为他们拥有的，是所有生产要素中唯一无法移动的，因而其利益被迫与城市命运绑在了一起；所以理想情况下，城市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应由这些人主导，因为所有其他人都比他们更可能拥有与城市发展冲突的利益，也更可能持机会主义态度。 但现实政治中选票是按人头分配的，因而选出的政府未必能将城市长期前景放在很高的优先级上考虑，而这种利益不一致的程度，将高度相关于在该城市拥有不动产的人在选民中所占的比例，假如这一比例低到微不足道，不足以形成政治上的制衡力量，那么选出的政府很可能不惜牺牲土地价值而为特殊利益群体谋求短期利益。 不难看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大城市人口流动性更高，中心城区的居住密度也更高，同时也能吸引更多尚没有能力买房的年轻人和新移民，因而有更多的人租住公寓而不是购买房产，这样房产主在选民中的比例就可能很低，相比之下，一个小城市的选民可能大部分都是房产主。 在大城市，即便房产主之间也会因人数多且分散，而面临搭便车和组织障碍的问题，因而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一旦他们丧失政策影响力，城市当局就会推出各种压榨其利益而取悦其他选民的政策，诸如房租管制，禁止驱逐房客，征收日益沉重的房产税去补贴各种福利开支，还有对土地用途的种种管制，等等。 其中福利政策影响尤为深远，因为它为被补贴者提供了一个留在这个城市的额外理由，而假如没有这个理由，他们原本会因为在这里缺乏经济机会或生活成本过高而搬到更适合他们的地方，现在福利补贴吸引和帮助他们留了下来，并且手握选票。 通常情况下，用脚投票多少会对上述过程有所制约，如果政府做得太过分，不堪重压的中产阶级就大批搬往郊区和小城市，税基削弱，财政出麻烦，于是政策会有所收敛；但在底特律，上述过程以非常极端的方式发生，67年的暴乱在短时间内吓走了大批房产主，而且这个阶层的流失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持续。 留下和新来的人口中，越来越大的比例，是那些不拥有当地不动产、多半靠福利生活的人，他们没有理由关心城市发展前途，他们在城市经济系统中的作用不是生产性的，而是寄生性的，但同时，由于他们在选民中占了多数且比例不断提高，因而长期主导了城市政治。 这种寄生性在它的最终破产结局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其无力偿还的债务中，大部分是公务员的养老和医保开支，实际上，公务员的薪酬和福利开支此前已经占到市政收入的76%，而同时，虽然底特律拥有美国大城市中最高的财产税率，但将近一半的房产主已拒绝为他们的房产缴纳财产税。  

贫民窟与城中村 辉格 2013年1月15日 提起贫民窟（[[slum]]），许多人会心生反感，国内官媒更惯用“脏乱差”一词描绘它，同情者为其居民的糟糕处境得不到救助而鸣不平，而城市当局则更多的为其人员混杂、卫生恶劣和犯罪率高企而头疼，甚而斥之为城市毒瘤，每欲除之而后快；无论哪种立场，都认为那是异常的、不幸的、需要改变的状况。 然而，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在《美国种族简史》（Ethnic America: A History）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十分不同的故事，贫穷、拥挤、肮脏，只是贫民窟的表面特征，并未告诉我们它为何会存在，实际上，如索维尔所观察到的，美国东海岸大城市的典型贫民窟，都是新移民进入主流社会的跳板，在他们适应新来到的社会的缓冲期中，提供了一个他们能够负担得起，也能够从中得到文化支持避难所。 支持这一判断的有力证据是，这些贫民窟的人口组成始终在有规律的变化更替，比如曼哈顿东南的“五角地”（[[Five Points, Manhattan|Five Points]]），19世纪中期因爱尔兰移民大批涌入而成为贫民窟，后来爱尔兰人在立稳脚跟、处境改善之后，陆续迁出，从房客变成房东，新来的东欧犹太人成了房客，这种模式反复持续，接着是意大利人接替犹太人，然后是来自南方的黑人，再后来是加勒比黑人和波多黎各人。 既已适应现代都市生活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太需要这样一块跳板了，生活的所有方面，从语言、生活习惯、待人处事的方式，到价值观、遵循的伦理规范、评价个人品质和能力的标准，传统乡村社会都与都市截然不同，新来者若得不到熟人的支持和帮助，既难找到工作，也难与当地人融洽相处。 所以如我们所见，移民在新到达的城市都喜欢投亲靠友、聚族而居，无论在租房子、找工作还是处理人际纠纷时，都依靠先来者的支持，这样，他们实际上把原先所习惯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结构部分的搬到了城市，在这块传统社会的飞地上，他们能使用熟悉的语言，买到熟悉的商品，借到钱，结识朋友，找到配偶，还有属于自己的教会。 更重要的是能找到工作，由于最初很难适应城市职业的技能、作息和管理要求，也缺乏信息，更难以获得雇主与客户的信任，因而贫民窟常有老移民为他们充当包工头和中介人，或代替雇主管理这些工人，或把活儿揽过来分给他们，或开办兜揽外包业务的小作坊，这些包工头和作坊主常被不明就里的扒粪记者丑化为血汗压榨者，殊不知，他们是引导提携新移民进入都市社会的向导。 在许多方面，国内大城市的城中村都与索维尔介绍的美国贫民窟很像，尽管进城者不是海外移民，但以中国地域之辽阔，文化差异之大，城乡隔阂之深，城市移民所面临的融入障碍并不亚于美国移民，初来乍到之际，他们同样依靠老乡亲友同学而获得落脚点，结伴而居以相互支持。 不过，还有一种城中村有所不同，比如温州人在北京南郊建立的浙江村，是由家族和同乡纽带结成的商人群体聚居地，以家族等传统社会关系为纽带来建立人脉、筹集资本、扩展商业网络，也是温州商人的传统特色，这很像过去的犹太商人集团，与贫民窟相同之处是，它们都是借助传统社会关系资源来克服进入现代市场时所面临的障碍。 现代市场是高度流动性的，因而无论做生意还是找工作，所凭借的资源都需要满足非人格化的要求，而不能依赖于特定的人际关系，比如大学毕业证、注册会计师、医生开业执照、房产证明、银行信用记录、业内知名度、品牌信誉，拿到哪里都会被认可，但这些资源往往是新进城者所缺少的。 相反在传统社会，他们所拥有的资源往往只在特定关系中才被认可，比如家族声誉、师徒关系、邻里口碑、江湖义气等等，这些资源在流动性社会中不受认可，这就恶化了新来者的处境；解决办法，是将他们在其中建立这些资源的那个传统社会扩展延伸到城市而建立飞地，直到在那里站稳脚跟，才逐渐摆脱对这些传统资源的依赖。 通常这个过程会持续两代人，而良好教育条件和就业机会将是推动和加速融入的重要因素，但这一过程也可能被制度障碍所打断，假如适合于流动性社会的市场制度始终不能建立或千疮百孔，或者城市总是为新移民设置各种准入障碍，或者政府用福利主义政策将暂时处于困境的移民包养起来，从而令其困境长期化，那么，贫民窟倒真可能从跳板和桥梁，变成一个丧失活力和没有希望的死水坑。 五角地的黑人社区似乎已经历过这样的悲剧，黑人在贫民窟滞留的时间远远长于之前的爱尔兰、犹太和意大利移民，而这一情形恰与罗斯福新政、民权法案和战后美国福利制度的大幅扩张同步，但愿这样的故事不会在国内重演。  

城市排外情绪不可助长 辉格 2012年12月11日 半年多来在微博上主张异地考试和入学权利的占海特，因为全家与观点相异者约辩而突遭横祸，先是父亲被警方拘捕，接着房东又在警方和居委会压力下要求收房，不仅学没上成，眼看着全家要被逐出上海；警方对此事的处理颇不明智，硬把一场民间和平争议变成了官民冲突，而且惩罚约辩双方中的一方，是对另一方的鼓励，是在助长后者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和极具攻击性的排外情绪。 近年来，在几大都市中，一股排斥甚至仇视外地移居者的情绪正在悄然生长，尽管还算不上主流，但已颇成气候，而且看来正在获得政策影响力，这是个不祥的信号；那些叫嚣“外地蝗虫滚出上海”的户口本迷恋者，忘记了一个道理，若没有过去几十年的地区间市场开放和人口自由流动，就不会有这些大都市今天的繁荣，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一繁荣的受益者。 上述繁荣大幅提升了各种地方性资源的市场价值，包括土地、就业机会、人脉资源、信息资源和语言优势，当然，确实可能有一些人，恰好不拥有或未能恰当利用上述任何一种资源，而同时却承受了更高的消费价格和生活成本，但那是极个别的，而且多半是因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挥霍或错失了曾经拥有的机会。 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失败者，但即便是失败者，大都市失败者的处境也要比乡村和城镇失败者的好得多，这也是为何最贫困者大都宁愿挤在大城市贫民窟而不是流落到乡镇和小城市的缘故；不过，可以相信，那些鼓吹排外的人，多半倒并非失败者，他们只是习惯性的作出了错误归因，把改善都归因于自己的禀赋、努力、明智和好运气，而把承受的代价都归因于他所不喜欢的变化和新事物。 一种为排外主张辩护的理由是，一个地区的居民有权阻止外人进入他们的领地，正如国家可以建立边境管制而阻止外国人进入；假如城市是由居民基于业主权利通过订立契约而建立的自治社区组织，它这么做确实有其正当性，但国内城市的制度背景与之风马牛不相及，那里既没有业主自治组织，也没有排他性的业主契约，实际上那里的居民根本没有完整的业主资格，这些城市只是些政府所划分的行政区域而已。 至于引起纷争的外来移居者对当地公共资源的挤占，同样不能成为排外的理由，这些资源是由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而不是由业主按其产权份额缴纳的物业费所建立和维持的，而外来居民同样是当地的纳税人，而且税负是依收入和经营规模而分摊，并非依户口本按人头征收，因而外来者有着完全正当的理由，要求获得使用这些资源的同等机会。 当然，假如国内城市曾拥有另一种制度背景，或者未来获得另一种制度发展的机会，那或许会出现一些具有强烈排外倾向的文化保守型城市，比如在业主契约里规定业主不得向不符合某些条件的外人出售或出租房屋，学校不得接受社区外学生，企业不得雇佣社区外雇员，等等，此类规定虽限制了居民的选择机会，但这种限制是他们在订立契约时自愿接受的，因而不失其正当性。 但很明显，选择此种制度的城市注定是小型的，不可能发展为拥有数百上千万人口的繁荣都市，而一旦城市已经发展到这样的规模，它再也没有机会退回到封闭排外状态了，因为众多受益于其繁荣开放的居民不会答应；封闭保守社区有其价值，也是多元开放社会的一部分，它可以为那些因宗教或价值观的理由而对居住环境有着特殊偏好的人们提供一个文化避难所。 实际上，尽管我们听到许多对外地人挤占教育资源的抱怨，却从未听到有人抱怨外人挤占餐馆座位，这是因为办学机会的不开放，教育资源的供给因制度障碍而未能对需求的迅猛增长做出反应，也是因为教育资源由政府所垄断和支配，因而无端制造了不必要的排外情绪，假如教育资源像餐馆座位一样由市场机制创造和分配，人们也就同样找不到抱怨的理由。  

【2012-08-06】 @南宁人那些事 【城市排名再现 南宁竟然是三线城市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的南宁不是超一线、一线就算了，二线都排不上...居然是三线城市！！！杯具啊！！ http://ww3.sinaimg.cn/bmiddle/8f8d5949jw1dvmshkin9rj.jpg @张发财: 我还以为南宁是七线，大腰子城的奇葩们！攻击吧！ @tertio: 武汉不是镇么？居然排上一线城市了 @whigzhou: 人家明明说武汉是三线、南宁是五线... @whigzhou: 所谓一线二线三线应以人口引力半径衡量，能在全国范围吸引移民的就是一线，吸引到邻近省份的就是二线，吸引到省内的就是三线，能维持人口不降的四线，人口萎缩的五线，这么分简单些 @whigzhou: 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对比2010年普查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我比较过昆明比长沙，结果与我预感一样：昆明的人口引力强于长沙 @halchen 敢不敢以房价分咯 @whigzhou: 不能以房价分，各地土地供给不同，若按房价，把广州放进浙江只能算二线 @whigzhou: 真正的超一线城市是丽江和大理！他们能从北上广吸引到移民，哈哈

（按：我会再用两个同样篇幅来继续这个话题。）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辉格
2009年12月21日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的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的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