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新牧场#19：断裂的阶梯 辉格 2019年12月7日 如前几章所述，人口转型削弱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截断了向下流动的瀑布，而福利制度则为地位竞争的败落者或弃赛者提供了一个安全港湾，让他们避免被命运的无情浪水冲刷而去，由此积滞而成一潭势渐漫漾的福利沼泽，这样一个奇特的，或许也是史无前例的进化局面，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锋芒向内

转变的第一个后果是，上层文化失去了外向张力，以往，由于中上阶层繁殖率高而容量又有限，因而总是有着强烈的扩张倾向，在不同的制度与地缘政治条件下，这一张力可能表现为地理上的拓殖与征服（见第7章），也可能表现为对事业发展空间的探索与开拓。 与外向张力相对应的，是一种自信而富有进攻性的上层文化，因为成功保持上层地位的人，往往也是（领地或事业空间的）成功开拓者，而成功将赋予他们自信，相信自身文化优越于他种，有资格取而代之，或至少取得支配地位；当然，也有些社会的上层缺乏开拓倾向，主要通过内斗释放张力（见第8章）。 人口转型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向张力，然而人们相互争锋一拼高下的本能却并未改变，结果是，攻击的矛头转向了社会内部，不过，这种相互攻击的性质不同于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内斗，后者是指向明确的：争夺资源、权力和地位，而前者攻击的方向和目标却是漂移不定的，它很像自体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中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器官的攻击，类似攻击也发生在各种过敏症（allergic diseases）中，差别只是后者需要某种外来过敏原的刺激，而前者不需要。 有意思的是，自体免疫和过敏（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患者接触外来抗原的机会太少，免疫系统被过度闲置因而敏感度提得太高，[1] 这和一个群体对外扩张停止后内斗蜂起，在发生原理上十分相似：精英阶层中那些仍然好斗且富有进取心的成员，因为没有明显的外敌可以攻击，其战斗才能无处施展，于是开始内斗，诱发这种内斗的理由可以十分琐碎、无稽和任意，参与者也未必有明确而实际的目标或诉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化卷入了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挫败的内塌漩涡，文化精英竞相攻击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攻击出发点和理由五花八门，反基督教，反战，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消费主义，反科学，反全球化，反大公司，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女权主义，环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身份重叠主义（intersectionalism）……，不一而足，往往相互间也是斗的不亦乐乎，只有在反西方反美帝这个核心问题上，才找到共同点，携起手来占领华尔街。 诚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建制的文化异类，而且总是有小部分不得志的上层精英会将批判主流价值观用作与当权建制派展开地位竞争的手段，为此，有时他们会虚构一个其实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或者将某个众人知之甚少的遥远社会描绘为桃源胜境；第二种做法背后还有个微妙动机：显示自己懂得欣赏异域文化，向来是上层博取声望的一种方式，因为这证明了他们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多接触外来事物的机会，这些都与高地位联系在一起（见第2章），相反，下层在文化上总是更加狭隘和排外。 可是，即便考虑到这些动机，一大半有地位有声望生活优裕的文化精英都在痛斥支撑着他们所在社会的繁荣，让他们享受着无论以往或别处都从未有过的富足与自由的那套价值体系，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些精英的立场总是能得到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热烈追捧，而这些追捧者也都是该体系的受益者，绝非来自边缘或下层。 而且这些攻击者内心其实明白自己受益于该体系，他们足够诚实的身体暴露了这一点：那些免受其攻击甚至常得到其赞美的社会，并未吸引他们争相移居，虽然没人拦着他们。 要理解这一奇观，还须回到人类地位竞争的历史背景中。 在早期社会，一位有志青年若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有分量的地位，就得“做出点事情”来证明自己，这可以是对敌对群体的一次清晨伏击（例如在安达曼人中），[2] 或一次猎头（伊隆戈人），[3] 或贞操掠夺性强奸（萨摩亚人），[4] 或盗牛突袭（东非牧民），或盗马突袭（大平原印第安人），那些做不出什么事情的人会遭受同侪鄙视，在群体内人微言轻，抬不起头，甚至不被视为资格完备的成年人。 在这些社会，地位竞争的关键期是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此时，各种未经尝试的可能性还都开放着，你的许多重要社会关系（姻亲、工作伙伴、师傅和师兄弟、追随对象等等）都尚未绑定，他人也还没有对你抱定成见，因而正是放手一搏的时候，若是等到这些事情都已尘埃落定，再想争锋出头，改头换面，希望就太渺茫了；所以青春期躁动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暴涨的雄性荷尔蒙作用下，该年龄段的男性表现的极为狂躁不安，争勇好斗，因为这短短几年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一生的社会位置。[5] 可是在等级结构已牢固确立的大型社会，释放躁动的传统途径大多行不通了（除了在一些边境地带），地位竞争转向了更和平的事业：学门好手艺，找份好工作，组织一项工程，修条水渠，建座神庙，创造一部作品，考得功名，做上官……，虽然这些事业同样得益于野心、冲劲和争强好胜心（它们也跟荷尔蒙有关），但更需要耐心、克制和自律。 和早先平等小社会不同的是，大型等级社会中，只有少数幸运儿能以某种事业而功成名就，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平庸乃至卑下的地位，他们并非没有憧憬过，躁动过，可是激烈严酷的竞争，资源的局限，等级樊篱的森严，对既得利益的武力捍卫，以及（在有些社会）对既有权利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迫使他们不得不收起锋芒，屈居于较为低下但至少还可立足的地位。 最近几代人中，这些条件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因生育率下降而弱化，竞争仍然激烈，但不再那么严酷，失败者（或并未全力投入竞争者）有充足机会得到一个仍不失优裕自在的次优结果，从好的一面看，这鼓励一些人采取更大胆进取的策略，勇于探索、创新和挑战权威，但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它让一些人肆无忌惮的寻找攻击对象，因为竞争虽已削弱，青春躁动本能却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而同时，由于对外扩张已经停止，攻击往往指向内部目标。 不同于以往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常规竞争，这更像是一种游戏式竞争，如同体育竞赛一样，虽然参与者也不乏对权力快感和成就荣耀的追求，但脱离了现实功利性标准，正因为这种游戏性质，其目标飘忽不定，可以指向任何地方，只要足够刺激。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疯狂革命年代中，那些热衷于颠覆现有秩序的激进分子大多来自上层精英，其中不乏贵族子弟，鲜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若是在早先的严酷地位竞争局面下，如此胡闹的毛孩子会被其兄长们迅速而无情的镇压，可是如今却不同了，宽松的资源条件和社会的长期和平化提升了上层的地位安全感，因而变得更愿意容忍此类躁动行为，在更晚近的年代，这种容忍又因精英对待年轻人态度的奶妈化而愈加升级。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游戏规则仍和过去大同小异，中产阶级仍在汲汲营营的维持体面生活，努力往上爬，而成功所需要的禀赋和行为准则也和过去一样，可是，每一代成功爬到上层的人，其子女中都会有相当一部分叛离那些当初帮助其父辈取得成就因而带给他们优越地位的价值与道德规范，成为一股攻击道德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尽管这些叛道者的人口比例并不很高，但是其财富，地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艺术品位，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们占据了学校，传媒，文艺，影视等最重要的传播节点，因而对文化潮流和意识形态走向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

叛逆英雄

上述趋势还得到了另一个因素的强化，现代的开放等级系统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创造了一些火箭般的高速地位蹿升通道，和过去的白手起家者走过的发家之路相比，这些高速通道对成功者禀赋组合的要求十分不同，变得更狭窄单一了，因为有了精细分工的市场，你只要有一项过人之处，并且其市场价值被投资者相中，他们就会帮你配齐所有你不具备的优势，打通所有你自己无法闯过的荆棘之路，无论对于发明家，商业模式创新者，演员，运动员，模特，都是如此（见第14章）。 这本身是件大好事，许多原本会被埋没的才华得以施展，许多原本挺不过艰难发育期的创新被发扬光大，可是它附带的文化后果却未必都是正面的，它让一些轻佻狂妄，漠视道德规范，甚至人格不健全，有着严重反社会倾向的天才，也有了功成名就的机会，而假如没有深度分工，没有律师、职业经理和投资者为他们铺路，自己穿越荆棘丛丛的事业发展道路，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处理各种合作与交易关系，他们几乎注定会在某个环节上栽跟头，被淘汰出局。 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文学艺术界，然后是影视演艺界，接着是体育界，在当代，随着风险投资业的兴起，又扩展到了科技创新产业，两个显著例子是约翰·迈克菲（John McAfee）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此类反派明星在成功者中所占比例未必很高，但已足以为叛逆青年提供源源不断的效仿楷模，以及助长其革命声势的文化英雄。

精英气泡

竞争压力的减弱和对外扩张的停止，引出了另一个后果：文化日趋阴柔化（feminize），中上层子弟变得日益娇嫩柔弱，这一点甚至从他们的躁动与叛逆行为中也可以看出，1936-38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来自数十个西方国家的五六万革命青年涌向伊比利亚，赴汤蹈火，15000多人死在那里，[6] 70年代的愤怒青年虽然早已不那么爱打仗，却仍能零星的组织起一些像红色旅（Red Brigades）和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这样的暴力恐怖团伙，而当今的叛逆青年只会穿一身名牌坐在大街上自拍。 同时，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那片舒适小天地，去陌生世界探索闯荡，一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两千多万英国人离开本土移居世界各地，其中70%的目的地处于英帝国之外，[7] 众多名校毕业生将海外工作作为其职业生涯的起点，胸怀世界，四海为家，一时蔚然成风，然而二战后，这一传统迅速消退，精英和中产子弟日益龟缩到自己的安乐窝中，对外部世界既茫然无知，也缺乏兴趣。 这一退缩不仅发生在国际层面上，即西方精英对第三世界丧失兴趣，也发生在西方社会内部，阶层间的文化隔阂不断加深，中上层搬进高度排他性的社区，组建自己的市镇和学区，去自己的教堂，下层的生活在他们视野中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许多中上层对下层中最受欢迎的明星，最热爱的运动，最喜欢的车型，最普遍的娱乐消遣，最流行的电视剧、啤酒品牌、连锁快餐店，都茫然无知，闻所未闻，用查尔斯·穆瑞的话说，他们躲进了为自己构造的“精英气泡”（elite bubble）里。[8] 诚然，阶层间居住空间分化向来就有，不同的是，以往这种分化表现为一个相当连续的梯度，没有特别陡峭的断层，任何特定个体所生活的社区中，都存在一个局部的小阶梯，一位乡村自耕农的邻居中，既有比他地位高的乡绅和律师，也有低于他的雇农和铁匠，城市社区的地位梯度甚至更丰厚，虽然也能粗略识别出富人区和贫民区，但远不如20世纪的郊区化运动所产生的那种井然分明的阶层隔离。 有几个因素加深了居住空间上的阶层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一是交通条件的改变（见第10章），二是产业模式变迁，连锁零售/服务业的兴起，大批消灭了店主这一传统下层社区中非常重要的中产生态位，制造业的规模化也有类似效果，许多就近利用劳动力的作坊和小工厂不复存在，它们原先的老板也就没必要住在下层社区了。 第三个因素是福利制度，如我之前已解释的（第17章），福利制度让下层社区中的中上层个体丧失了社区领袖地位，而它带来的治安与道德问题则加重了他们留在那里的成本，因而加速其逃离。 第四个因素是平等主义文化，这可能有悖许多人的直觉，但其中道理并不玄奥：在一个社会经济状况注定不会平等的世界里，要想生活在一种高度平等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就只能设法与自己状况近似的人住到一起，假如你相信每个人都着相近的天赋与潜力，享受着同样的上帝恩宠，配得上同样的富足与荣耀，有着不分高下的生活情趣和艺术鉴赏力，奉行着同样的道德标准……，因而谁也没有资格怜悯、鄙夷、斥责或教诲他的邻人，或以屈尊俯就的姿态表达友善，或在公共生活中拥有高于他人的支配力，那么，生活在一个状况差异巨大的社区就会让你很不舒服，因为你目睹的现实每天都在冲击着你的信念，让你忍不住冒出一些你向来讨厌的念头：他怎么就像个永远扶不起的阿斗？有些人怎么教都学不会，可能就是太笨？为何如此粗俗的东西竟然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些孩子也太可怜了，他们的父母难道不能更努力更用心一点？他连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简直禽兽不如！他们的头脑如此顽固封闭，总是被一些愚昧陈腐的念头占据，我看公共事务他们最好还是别瞎掺和了，可是他们竟然有投票权！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一旦同类聚居的倾向出现，居住隔离是很容易经由个体分散选择而自发实现的，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分析所显示，只要经济状况（或其他任何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分布在社区间存在初始差异（这可以只是随机出现而无需任何理由），并且有一些人不满意所在社区的分布，比如他觉得穷人太多，或者有艺术品位的人太少，就可能迁往该指标更符合其心意的社区，可是他们的迁出更降低了该社区的这一指标值，于是剩下的人中有着类似倾向但不如他们强烈的那些，发现自己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也跟着搬走，如此循环加速，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9] 躲进精英气泡的一个后果是，上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由于对第三世界和本国中下层生活状态和真正困境所在极度无知，他们开出的旨在帮助中下层的药方往往散发着一股“何不食肉糜”的味道，最好情况是不得要领，无济于事，最坏情况则是严重恶化其处境。 例如，他们以为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便可改善下层生活，可是在当今西方，下层最大的问题是失业，长期失业是一个穷人滑入贫困陷阱的主要通道，但凡有稳定工作者，即便薪水不高，也可过上体面生活，而最低工资法恰恰会将一些低技能工人赶出就业市场，推进贫困陷阱；类似的，他们在第三世界发动围剿血汗工厂和反对童工雇佣的战斗，却不知道离开工厂的孟加拉女孩并未进入学校，而是上街做了妓女。[10] 他们将传统婚姻视为陈腐过时之物，努力为单身母亲“去污名化”（destigmatizing），也就是消除对婚前怀孕和婚外生育的道德压力，以为那会将女性从男权压迫中解放出来，这对他们自己或许是真的，可是对于下层女孩和她们的孩子，这是滑入贫困陷阱的另一条快速通道；[11] 他们反对学校整肃课堂纪律，[12] 以为下层孩子会和精英子弟一样聪明好学，自律上进，一样远离堕落、罪恶和街头帮派的诱惑。 他们推动政府对商品和服务质量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管制，推动司法系统对生产者施加不断升级的无过错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13] 而不会在乎生产者因此负担的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价格里，而穷人是最经受不起涨价的，所以这些管制的实际效果就是，以提高穷人生活成本为代价，减轻中上层对质量风险的甄别与警惕负担。 他们推崇有机食品，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超市有机货架的价格标签让穷人只能绕着走，那些将麦当劳肯德基斥为垃圾食品的人，恐怕没想过第三世界穷人不仅吃不起肉，牛奶鸡蛋都还是奢侈品，最急迫的问题是满足基本卡路里摄入，[14] 为此几亿人还在冒着中毒风险以木薯（cassava）为主食，[15] 还有数亿人因过度依赖稻米而缺乏维生素A，导致每年数十万儿童死亡，更多人失明，而且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案——转基因黄金大米（Golden Rice）——在1990年代便已开发成功，却因绿色有机运动的竭力阻挠而至今得不到推广。[16] 最近受到热烈追捧的反暖化斗士格雷塔·滕伯格（Greta Thunberg）堪当这一何不食肉糜文化的最佳形象代言人，这位来自瑞典精英家庭的16岁女孩竟然相信，配备卫星通信与导航设备的无动力帆船这种当代富豪的奢侈玩具，[17] 是商业客机作为越洋旅行工具的可行替代物，考虑到她家客厅里随便两把椅子就要花费18140欧元（不含运费），[18] 这种魔幻念头或许并非那么不可思议。 与现实脱节的精英文化日益收缩为一种自娱自乐的封闭游戏，和圈外的世界变得不相干，因而失去了向下渗透的能力，因为忙于柴米油盐的大众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看不懂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追随与效仿更是无从谈起，毕竟，又有多少人有兴趣弄清楚cultural appropriation或intersectionality是什么意思，或LGBTTQQIAAP这一大串字母里的每个代表什么呢，纽约长岛市的穷人大概也很难想明白，把亚马逊轰走[19] 会以何种方式给他们带来好处。

牛仔帝国

文化断裂的同时，维系全球价值阶梯的另一根支柱也开始圮泐倾颓，实际上，这根支柱在一战中已被毁坏过一次，直到二战后美国部分接替了英帝国曾扮演过的角色（见第15章）之后，才重新树起，可是，两个帝国的性质和效果皆十分不同。 美国有着长久的孤立主义传统，对美洲以外的事务既不感兴趣也避免卷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扩张动力，而是因为北美大陆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扩张空间，事实上，很少有国家曾像美国那样稳固而迅猛的扩张，从1791到1912年，美国平均每三年半就建立一个新州，以面积论，其中每个放在欧洲都是大国。[20] 无论是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还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都显示着美国精英对此扩张有着充分自觉，甚至独立革命的一大动因也是伦敦当局竭力限制殖民者向阿巴拉契亚以西开拓而引发的不满；甚至在19世纪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的那些年代中，吞并加拿大的呼声也始终不绝于耳。[21] 所以美国并不缺帝国潜质，只是环境条件未能让它发育成一个机能健全的帝国，它在北美的扩张阻力太小，对手太弱，获得的领土也太空旷，不足以迫使它像英国那样发展出一套维系一个文化极其多样，内部结构极为复杂的庞大帝国所需的制度框架和统治机器，和应付众多强大而老练的竞争对手所需要的外交手腕和条约体系，以及对帝国事业将会带来的高昂成本（包括金钱与献血）的心理准备。 这一局限原本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已有所突破，当时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已接近尾声（1912年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建州可视为这一扩张进程的终结标志），加勒比和太平洋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兴趣，美国的重要海外领地（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关塔纳摩，巴拿马运河区）都是在美西战争和一战之间的十几年中获得的，决定参加一战本身也是她已准备好抛弃孤立主义的一个迹象，然而恰在此时，人口转型却已悄然开始，生育率正在急速下跌，同时19世纪后期的移民高潮也早已回落，随后又是大萧条的重击，结果，刚刚开始向外挥舞的帝国鹰爪很快又缩了回来。 妨碍美帝国发育的另一个因素是其深厚的平等主义传统，构成美国文化底基的四大源流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特拉华河谷的贵格派，都是强烈的平等主义者，阿巴拉契亚的苏格兰-爱尔兰裔边民，其文化气质也是高度平等主义的，只是没那么意识形态化，只有以弗吉尼亚绅士为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有着贵族传统，是精英主义者。[22] 如上一节所分析，要想过上平等主义生活，就得建立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与各方面都很相似的人结成共同体，地方社区如此，国家也是，正因此，高度多元异质的帝国和平等主义是天然不兼容的；实际上，异质性和平等主义这对矛盾在美国历史上多次浮现，最终都以平等派胜出而告终。 首先是蓄奴问题，北方人反对蓄奴虽不乏道德上的动机，但害怕黑人大量引入将破坏文化同质性也是重要理由，所以许多废奴主义者希望将黑人送回非洲，但弗吉尼亚贵族却不会介意和黑人同处一个社会，因为他们并不要求平等，也不会给黑人投票权。 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在伦敦的当权精英眼中，印第安人和印度与非洲的土著一样，都是潜在的帝国子民，虽然其地位暂且低于英国人，但最终将作为一个成员民族被纳入帝国的多元结构之中，所以他们希望殖民者尽可能与之和睦相处，而在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是他们向西开拓的挡路石，务必加以清除，因为作为平等主义者，他们容不得异类成为其共同体伙伴，所以不难理解，美国政治领袖中平等倾向越强烈的，在印第安问题上的态度也越强硬，例如杰弗逊和杰克逊。 帝国和同质性的矛盾同样表现在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美墨战争（1846-48年）前后，美国曾有过一场主张吞并整个墨西哥的运动，但这一呼声不久便因得不到积极响应而销声匿迹，战后美国也只向墨西哥索取了一块最靠北，人口最稀疏的领土，反对者的理由是，将数百万西班牙裔、印第安土著和天主教徒接纳为公民，将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23] 同一理由也让波多黎各的建州努力长期受阻，也曾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在大门外关了很久，它们最终都是在白人比例提升到足够高之后才被接纳进联邦，20世纪前40年，阿拉斯加的白人比例始终徘徊在一半左右，1940-50年大增至72%，建州前超过3/4，[24] 夏威夷在建州时白人虽未成为多数，但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已和日裔并列为最大族群，十年后便以38%的优势超出日裔。[25] 正因为文化和政治上都与帝国角色格格不入，当美国在二战后被迫承担起帝国责任时，是很不情愿也缺乏准备的，只是几个急迫的理由促使它必须挑起这个重担：1）付出巨大代价赢得的战果若轻易丢弃，无法向国民交代，2）当欧洲看来已无力保护自己时，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诞生于其中的西方文明老家遭毁灭，3）若听任世界陷入无秩序状态，下一场战争很快会到来，届时对美国的冲击将远非珍珠港所能比，4）洲际导弹，核弹，远程轰炸机，导弹潜艇等新型武器，令美洲不再孤悬于旧世界之外，孤立主义不再是可行战略。 随着冷战的迅速升级，美国很快适应了其新角色，积极组建条约同盟，布设军事基地网，帮助欧洲重建，牵头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以和平队（Peace Corps）形式将数万青年送往世界各地从事志愿服务；当地区局势出现不利转变时，也不惮于使用武力加以阻止，从柏林，土耳其，希腊，朝鲜，印度支那，到危地马拉，古巴，智利，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全方位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为此还打了两场代价惨重的战争。 然而，虽然足够积极努力，迄今为止美国的帝国事业却只能算勉强及格，算及格是因为它至少打赢了冷战，保全了欧洲，扩张了势力范围，维系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全球市场，可是，在构建一部价值阶梯，推行市场秩序，尤其是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促成可持久的文化与制度转变上，却乏善可陈，甚至往往是一败涂地且屡试屡败，以至于避免背上政体扶建（state-building）的责任包袱，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精英中少有的一项共识。 造成这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它试图影响的地区缺乏长期承诺，每次出兵海外干预地区事务时，政治家们总是迫不及待的向选民许诺，一旦完成任务便迅速抽身，“绝不多留一天”，结果，美国人离开没多久，苦心建立的新秩序往往又很快崩溃，地区再度陷入混乱，甚至变得比干预前更糟糕，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话说，美国总是创建一个又一个“用完即弃的一次性帝国”（disposable empire）。[26] 现代市场秩序是经由一条极为独特的文化/制度进化路径而产生的，[27] 在其原生地之外，需要外力的持续作用才能落地生根，外力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本地当权者的命运须被捆绑在市场秩序这条大船上，即，只要这条船不沉没，他们就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甚至比以前更富贵（就像海得拉巴王公），而一旦他们另有所图，就会立即遭受惩罚，其次，该社会有才华有野心的人须有机会在市场秩序中出人头地，向上爬升，唯如此，社会各领域的精英才有充足的动机去维护该秩序，去效仿和推行支撑该秩序的价值体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帝国，正是施加于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这样一种外力（见第15章）。 很明显，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从属关系，而这恰恰是有着根深蒂固平等主义传统的美国人最不愿意进入的一种关系；作为平等主义者，他们宁愿相信所有民族都有着同样的倾向、意愿和能力建立各自的良善社会，那些没有做到的，要么（像好莱坞热衷于表现的那样）是因为一小撮恶棍的阻挠，要么（如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家常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被贫穷落后束缚了手脚。 在此观念指导下，干预者只须除掉恶棍，帮助制定新宪法，安排公正选举，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一切便可向好；可事实上，这条路线却一再失败，而且其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既然各方势力都确信你很快就会撤离，就必须基于你不存在这一前提出发来盘算自己的未来，按他们早已谙熟的当地古老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会认真对待任何你在场时强加的方案、协议和制度安排，那么做只会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流沙之上，随时会被抛弃（就像库尔德人一次次被抛弃那样）。[28] 经济援助同样不会奏效，甚至适得其反，因为首先，生活状况的改善未必带来制度改进，特别是当这一改善是因天上掉馅饼而发生的，就更不会，这一点从石油国家的经历中便可看出，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援助者根本没有能力（往往也不被允许）将财物直接分发到他们旨在帮助的民众手里，只能依赖当地掌权者完成分发，这就给后者凭空带来了一份可以用来收买效忠或安抚不满的资源，而原本此类资源只能通过征税获得，这就削弱了掌权者对税收的依赖，在许多政体中，正是这一财政约束让统治者在剥夺私人部门时还有所顾忌，避免过度破坏税基，当这一顾忌解除后，他们就变得更为肆无忌惮。[29] 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顺利改造或许曾助长了人们对美式帝国主义的信心，可是这两个案例与美国的其他干预行动并不可比，因为德日在滑向军国主义之前都曾是繁荣而成功的社会，而且美国在那里的承诺是长期的，对日本的占领持续了7年（琉球持续了27年），[30] 对德国的占领1949年结束（萨尔延至1957年），1955年才全面归还治理权，而主权完全恢复要等到1990年四大占领国批准德国统一，[31] 此外，德日迄今在军事上仍对美国负有条约义务，那里也有着美国最大规模的海外驻军和众多军事基地。[32] 实际上，战后少数几个在美国影响下完成制度转型的国家，皆处于冷战前哨，面临巨大外部威胁，离开美国保护便难以自存，因而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这样一来，美国施加的行为准则便对这些政权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外部的宪法性约束，成为当地掌权者或权力竞争者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33] 冷战结束后，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转型欢快期，以至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天真的宣告历史正在走向其完满终点，[34] 其实那只是因为另一部平行阶梯的垮塌而造成的一轮回涌，从更长时段看，阵营对抗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只会更加削弱美帝国原本就先天不足的秩序推行力；911后，重振帝国的呼声一度高涨，可是因为一次性帝国的本性未改，一时热情和高昂代价换来的又是一连串失败与放弃。

歧路滋蔓

人类固有的地位竞争本能让他们在每个局部小生态中都要争出个强弱高下，假如已经有一部社会大阶梯从外部世界延伸进了这个小生态，那么竞争的焦点就会聚集于如何沿着这部大阶梯往上爬，当地社会的价值标准也会沿该阶梯的引力梯度而被重塑，假如不存在这部大阶梯，那么一部独立的小阶梯便会从本地竞争中浮现，并且创造出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见第13章）。 不过，现实情况大多介于这两种纯粹状态之间，即，虽然有一部大阶梯伸进了当地，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望沿着它往上爬，或甘愿接受较低的位置，于是那些有能力也有野心却无望挤进主路的人，便在体系之外另辟竞技场，在等级结构上形成一条分支岔路，对主流价值构成一股离心力量。 对于特定社会局部，哪股力量占上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支配性力量，取决于哪条道路对那些力争上进但尚未选定奋斗方向的年轻人更具吸引力，在古代，妨碍人们踏上主路的，往往是主路本身的狭窄拥堵，且路障重重，现代社会的等级开放将主路变得极为畅通，造就了几轮社会大流动，也吸干了许多岔路支流，可是好景不长，最近几代人中，朝向主路的流动再次受阻，但这次的原因却和以往全然不同，并非因为主路变得更拥挤，而是上层的退缩令阶梯下部因失于维护而朽坏，不再能帮助年轻人踏足上攀。 这一朽坏表现在几个方面：1）当中上层退缩进他们的舒适气泡之后，下层失去了引导他们进入主路的效仿楷模，也没有了迫使他们走在阳光大道上的道德约束，2）上层精英整天用高音喇叭告诉他们，主流中产价值是坏的，甚至是邪恶的，根本不值得效仿，而那些仍然奉行着这套价值的中产多数，已乖乖闭上了嘴，3）几乎所有本可帮助下层中有潜力者向上爬升的文化与制度元素（例如婚姻伦理和学校纪律），都遭受着上层精英的无情批判，其中许多已被消灭殆尽（见第18章）。 当通往主路的匝道堵塞，地位竞争便很自然的转移到其他方向，在西方下层，最常见的岔路是街头帮派，在帮派世界中，自文明起源以来所确立的美德都变得一文不值，竞争将依循古老的丛林法则展开，暴力、凶狠、狡诈和残忍将帮助你赢得老大地位；阿列克斯·科特洛维茨（Alex Kotlowitz）描绘了居住在芝加哥贫民区是何种感觉：整个生活被笼罩在无休止帮派战争的恐怖阴影之下，母亲们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会传来儿子的死讯，活生生就像前文明时代的丛林社会。[35] 和古代丛林社会一样，当代城市丛林中，随老大地位而来的是权力和财富，以及更重要的——性伙伴与后代数量，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显示，下层社会中，犯罪倾向与性伙伴及后代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帮派地位同样如此：老大最多，帮派成员其次，非帮派成员最少，一份英国的同龄组研究发现，反社会倾向最高的10%男性，其后代在下一代中的比例高达27%，这一繁殖优势，比第11章的极简模型中假设的数字，要高得多。[36] 因阶梯断裂而滋生的岔路不仅出现在西方社会内部，也表现在国际层面上，随着帝国力量的收缩和西方的自我文化否定，通往旧引力中心的道路渐次淤塞，强弱不一的诸多局部引力中心纷纷滋长，全球价值阶梯随之而脱臼垮塌。 脱臼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殖民化，市场秩序的扩张被截断在众多新兴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外；在英帝国势力所及的维多利亚秩序中，各国政府不仅被要求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帝国推行的游戏规则，也须在处理国内事务和对待自己国民的方式上符合一些最起码的标准，这是因为，假如在一个国家，外国商人的生意伙伴随时可能被诛杀，监禁，抄没家产，其税收和管制有着高度任意性，司法系统缺乏起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执行，那就很难成为一块对帝国有价值的市场空间。 在帝国的正式部分（即殖民地），规范直接从顶层向下推行，其主干是一个普通法司法系统，而在非正式部分，则以条约、治外法权和必要时的军事干预（即炮舰政策）来推行，这样，至少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关的现代经济部门将首先被纳入新秩序，而随着贸易和工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社会局部被卷入现代体系，投身现代部门的那些人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由此完成新秩序的扩张。 一战后，这一秩序开始被威尔逊体系取代，美国式平等主义被从个人层面类推比附到了国际关系上，国家主权和对等关系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经历两战之间的过渡期，到二战后，威尔逊体系得到全面落实，这一新体系仍然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但维护它的大国，已不能将干预之手伸进主权边界之内。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可视为新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当时纳赛尔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封锁提兰海峡（Straits of Tiran），英法随即联合以色列出兵干预，却被美国以抛售英镑债券和配合海湾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相威胁而强力阻止。[37] 威尔逊体系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发现，他们可以不必在国内推进市场制度，同时却又能享受全球市场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垄断性的国际市场参与者，比如建立一家垄断性进出口公司，包揽对外贸易，这样自己就成了国外商人在该国的唯一交易对手，因而外商的经营风险便和该国其他人的死活与财产安全完全无关，他们也无需关心当地的制度质量，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当权者本身的信用状况，而这一风险是可以通过恰当的交易安排得到控制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海湾石油国，现代市场秩序所造就的能源消费市场，石油工业体系，安全的国际航路，和低廉的交易费用，让这些国家的一小撮当权家族富的流油，因为财富来的如此容易且看起来永无止境，他们毫无动力推进国内变革，外商也满足于一个熟悉的生意伙伴，尽管对方的垄断地位会削弱他们的议价能力，但总比局势动荡导致无生意可做要好。 石油只是一个例子，更多国家的情况没那么纯粹，但原理类似，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若要成为市场秩序的原生地，或让它落地生根，成为其积极维护者，就需要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文化与制度条件，相反，若只是成为市场秩序的受益者，条件就远没有那么严格。 即便我们撇开宪政，法治，个人主义等深层根基不论，在相对浅表的层次上也不难看出原生地与受益者的差别：培育出一个能够源源不断涌出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产业体系很难，但模仿或利用既有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则容易的多，建立一个繁荣健康的证券或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很难，但没有这种市场的国家同样可得益于它们，清除海盗，保障远洋航路安全畅通，曾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而如今世界各国皆受益于此，无论是否对此做出过贡献。 这些全球市场秩序的非建设性受益者，构成了一种局部的价值引力中心，他们的巨大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来的煊赫权势，吸引着当地年轻人的敬畏目光和他们的奋斗攀爬方向，他们从中习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都是和市场秩序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因为决定谁能从上述垄断利益中分得一杯羹的权力争夺，遵循着与市场竞争全然不同的游戏规则。 表面上看，在现代传媒的助推之下，西方文化的渗透力似乎空前强大，但实际上，传播渗透的内容十分肤浅，往往局限于消费品，影视娱乐，流行时尚，稍微深入一点的，还会效仿西方的技术，企业组织和生活方式，这些对于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根基是远远不够的，那些渗透所及的社会中，人们或许会笼统的意识到西方社会总是在冒出一些好东西，人民看似也过上了好日子，可是对于这些好处是在何种价值传统和制度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哪些禀赋和习性帮助个人参与这些创造并分享其成果，他们是懵然无知的，好莱坞不会告诉他们真相，反倒会向他们灌输相反的价值观，拜访当地的记者，背包客，人类学家，NGO社工，和平队成员，也多半会赞美那些让他们长期陷于困境之中的本地传统，以展示自己友善宽容的美德，和懂得欣赏他乡异俗的品味，以及敢于反叛自身传统的勇气和洒脱。 深层次的渗透只能通过近距离现场亲身示范而实现，因为效仿身边成功人士的举止是人类最惯熟的调整自身行为的方式，在新近富裕起来的农村，最流行的汽车品牌和房屋装修风格，往往由村里最早发达的那个人决定，可是在那些被强权垄断隔绝于全球市场之外的社会，有为上进青年能在身边找到的腾达者，都是善于在权力竞技场和裙带网中钻营的人，而不是依靠勤勉，审慎，虔诚，对专业、品质和效率的执着，对知识、技术和商业问题的专注等等帮助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取得成就的那些价值。 从这个竞技场中胜出的人，自然会对自己长期浸润其中的当地传统备感骄傲，他们还会利用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来复兴光大这些传统，以强化当地社会与全球秩序的隔离，同时将自己塑造成该传统的捍卫者以提升体制的合法性，假如他们控制的财富足够庞大，还可将该传统向外输出。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不仅让沙特王族所属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还推动这一原教旨主义教派蔓延于全球，仅法赫德（King Fahd）在位期间（1982-2005年），沙特政府至少投入了750亿美元推行瓦哈比，[38] 在世界各地资助伊斯兰组织，兴办宗教机构，其中仅在非伊斯兰国家就兴办了200所伊斯兰学院，210个伊斯兰中心，1500座清真寺，2000所伊斯兰中小学，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海湾石油王子通过私人基金提供的资助；这些努力不仅逆转了此前一个多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也造就了众多酝酿极端主义的温床。[39] 局部引力中心的存在，轻则给全球秩序带来离心倾向，重则滋生挑战该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可是，受制于主权原则，霸权者无法以武力威胁和政权更换来维护秩序，而只能以援助和制裁等和平手段笼络和扶助相对良性的政权，例如美国在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后为了稳住埃及，防止它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或倒向苏联阵营，1979至2003年间共提供了19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亿美元经济援助。[40] 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有些政权为了避免美国对地区稳定过于安心，会故意暗中鼓动、培养或收容一些反秩序力量，让他们时不时惹出些麻烦，迫使美国更急切的寻找合作者以稳定局面，从而抬高自己在对美关系中的身价，只要不做的太过分，让美国人相信找不到比自己更好的替代者即可，例如，巴基斯坦军方长期庇护和支持塔利班等极端组织，即便在911后美国强力施压下也未停止，不久后更变本加厉，同时却享受着丰厚的美国援助。[41] 还有些走得更远，直接成为秩序对抗者，他们或者周边没有重大威胁因而不需要美国的援助与保护，或者有其他大国撑腰；甚至这种直接对抗也不会断绝当权者从全球市场中继续受益的机会，除非他们将美国激怒到实施严厉禁运的程度，甚至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禁运也常因各种缝隙漏洞而无法将其慑服；在如今这个孤立主义再度回潮，主干联盟日渐松解的年代，已没有什么力量阻止人们走回各自熟悉的老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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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Wikipedia: Hygiene hypothesis. [2] Alfred Radcliffe-Brown (1922) 《安达曼岛人》。 [3] Renato Rosaldo (1980) 《伊隆戈人的猎头》。 [4] 辉格(HS:5131)；Derek Freeman (1983)《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第16章。 [5] 辉格（2017）第I-5章。 [6] Wikipedia: International Brigades. [7] John Gallagher (1982) ch.1. [8] Charles Murray (2012) ch.3,4. [9] Thomas C. Schelling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ch.4,5. [10] Benjamin Powell, "A Case against Child Labor Prohibi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lletin, No. 21, July 29, 2014, Cato Institute. [11] Douglas E. Schoen & Jessica Tarlov (2017) America in the Age of Trump, ch.4. [12] Max Eden, "When Disruptive Students Are Coddled, the Whole Class Suffers", Quillette, December 1, 2019. [13] 又称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 [14] Derek Headey & Harold Alderman, "Why living in a poor country means you have bad food choices",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29, 2019. [15] Hipólito Nzwalo & Julie Cliff, "Konzo: From Poverty, Cassava, and Cyanogen Intake to Toxico-Nutritional Neurological Disease", PLoS Negl Trop Dis, 5(6):e1051, 2011 Jun. [16] Matt Ridley, "GM Crops Like Golden Rice Will Save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Quillette, December 1, 2019. [17] Wikipedia: Voyage of Greta Thunberg. [18] marioalonso187, "Greta Starter Pack", reddit.com, Dec 4, 2019. [19] Wikipedia: Amazon HQ2#Long Island City. [20] Wikipedia: List of U.S. states by date of admission to the Union. [21] Wikipedia: Annexation movements of Canada; Annexation Bill of 1866. [22] David H. Fischer (1989). [23] Wikipedia: All of Mexico Movement. [24] Eric Sandberg (2013) A History of Alaska Population Settlement, Figure 3. [25] Robert C. Schmitt (1977)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Hawaii, Table 1.12. [26] Niall Ferguson (2005) ch.4,6. [27] 辉格（2017）第III部分。 [28] 更多分析见辉格(HS:6267)。 [29] Angus Deaton (2015) The Great Escape, ch.7. [30] Wikipedia: Occupation of Japan. [31] Wikipedia: Allied-occupied Germany. [32] Wikipedia: List of United States Army installations in Germany; United States Forces Japan. [33] 更多分析见辉格(HS:653)。 [34]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35] Alex Kotlowitz (2019) An American Summer. [36] Anthony Walsh (2010) ch.3. [37] Wikipedia: Suez Crisis. [38] Wikipedia: International propagation of Salafism and Wahhabism. [39] Dore Gold (2012) Hatred´s Kingdom, ch.8. [40] Wikipedia: Egypt–United States relations. [41] Sahar Khan, "Double Game: Why Pakistan Supports Militants and Resists U.S. Pressure to Stop", Policy Analysis, No.849,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20, 2018; Vanda Felbab-BrownFriday, "Why Pakistan supports terrorist groups, and why the US finds it so hard to induce change", Order From Chao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5, 2018.

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辉格 2018年12月24日 设想你正在一块上亿像素分辨率的大屏幕前观看这样一部动画：背景是整个地球表面，其上散布着一些小点，每个点代表一个数十上百人的小群体，点与点的不同颜色显示了其文化差异，每一秒的画面代表了现实中的一年，时长72小时的动画将演示人类最近26万年的历史（这相当于或略长于现代智人的全部历史）。 前68个小时会无聊到让你发疯，画面几乎是静止的，你必须凑的很近才能看出多数小点在小幅抖动，你也必须长时间紧盯着特定小点，才能察觉到，间或有些点消失了，有些移动了一段距离，另一些则分作两个，在来回凝视不同区域后，你或许发现其中某些区域似乎较为活跃，点的增殖较快，并且随着新生点的向外移动，逐渐而缓慢的，形成了一些纤细而断续的线条和树状分支，不同颜色的线条之间偶尔会有些交叉，但大致上它们是各自生长，自生自灭的，不过，所有这些洞见都是长时间耐心细致观察得到的事后之明，要真正获得直观的运动/生长感，你必须将播放速度调高至32倍或64倍。 直到第69小时，也就是气温正在回暖，冰川正在消退之际，画面才变得稍稍有趣起来，你发现，点的分布越来越密，以往的大块空白如今也都被点缀的五彩斑斓，在许多区域，密集分布的点不再抖动，而是开始相互挤撞；接着，在第70小时，令人惊奇的景象出现了，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小红点已变得如此密集，成了一块缓慢扩张的色斑，然后，逐渐的，这块鲜红色斑如同火山口涌出的灼热岩浆，开始向四处流动，向南流入尼罗河谷，向东流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谷，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沿岸低地并顺河谷向内渗透，它甚至漂过海洋，向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伊比利亚跳跃前进；十几分钟后，两种不同颜色的灼热岩浆也开始在黄河河谷和长江河谷流动。 第71小时之初，你从教科书上了解的那些古文明区域，都已被成片的大块岩浆覆盖，呈现出你已熟知的格局，然而半小时后，景象再次改观，黑海北岸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的一团蓝色岩浆似乎被突然加热，开始猛烈的向外泼溅，此前70个半小时里那一慢吞吞的进程就像被一阵激扬的鼓点猛然惊醒，突然喧闹起来。 最后90分钟的场面大致可如此描绘：世界就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主要空间都被大块大块挤在一起的单色浓厚粘稠油状物所占据，因为足够粘稠，各团块之间虽有推挤渗透，却不会交融混合，又因为加热极不均匀，每隔几分钟其中一块就会沸腾爆炸，喷涌泼溅成一大片单色块，淹没、打乱或融化周边众多团块，当然，单色性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团块的各局部会形成色差，但同源性依然清晰可辨，一次次的喷涌逐渐将一些古老团块的残余碎片推挤到高山丛林等边缘夹缝地带，形成若干像高加索、比利牛斯、喜马拉雅、赞米亚这样文化极为混杂的马赛克区，而多数地区则被近乎单色的大板块所占据。 对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后几小时的世界与此前历史最大不同在于：四周都已住满了人，任何迁移扩张都须穿越他人的地盘，而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粘稠，人类流动的主要障碍不再是生态，而是其他人类，流动仍将继续，但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发生，一些群体凭借武力优势侵入其他群体的地盘，成了文化屏障被打破的最常见形式，不过，这些同被“征服”一词所涵盖的活动，其实性质迥异，其社会与文化后果也截然不同。

拓殖

定居农业大幅提升了单位土地可能供养的人口，据测算，最初转向农业的那些群体，对农作物的依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即可扩大一半，[1] 这意味着当一个地区完成向农耕的转变之后，其人口密度可提高两个数量级，这还只是早期粗放农业的效果，此后，当灌溉，重犁，施肥，轮作，复种，育种等农业技术陆续发展后，人口密度还可再提高一两个数量级。[2] 而且定居者更有能力建立大型组织，从而将人口规模转变成战斗力，因为：1）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有效联络范围内（比如一天步行距离内）有更多人可供组织动员，2）定居者有着更长期稳定的相邻关系，因而更容易维持联盟，3）定居者更有可能通过财富积累而拉开权势差距，而后者是形成支配-从属结构的重要条件，4）在定居社会，从属者更不可能逃离支配者，因而支配结构一旦建立，会更牢固，更有效组织起集体行动。 基于这些优势，当定居农耕者因人口增长而侵入狩猎采集者的地盘时，后者是很难抵挡的，他们要么退向非宜耕地带，但那会加剧与当地原有采猎者的冲突，而且随着土地开垦的加深，可供退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要么效仿入侵者，向定居农耕转变，并像他们一样努力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以增强其抵抗入侵的能力。 可是通过模仿完成转变并不容易，农耕涉及大量显性和默会知识，不是通过口耳相传或外部观察就能学会的，农耕生产还需要一些初始资本，耕牛，犁具，容器，驼畜，脱粒和研磨设备，以及熬过第一个生产周期和初垦低产期所需食物储备，越是成熟的农业，知识和资本门槛越高，因而越难模仿。 不过，这些障碍多少还可通过劫掠和抓捕俘虏等办法加以克服，更难跨越的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农耕是一种延迟回报型生产，当农民在田地里辛苦耕耘时，其劳动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享受到，其间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不像狩猎采集，成果当天即可享用，对于初垦土地，劳动投入的回报周期会更长，为遥远而不确定的回报而愿意在当下投入资源和付出汗水，是一种人类并非向来就有的独特心理素质，在人类此前的漫长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像农业这样的长周期生产。[3] 然后是文化障碍，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质，需要生产者在两个收获季之间保存粮食储备，并仔细控制其消耗速度以免在下次收获之前挨饿，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对采猎者却是个大挑战，首先，他很可能不会数数，更不会加减乘除，实际上多数采猎者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比三更大的数字，[4] 其次，在一个有着强烈食物分享传统的社会，保存任何食物储备都近乎不可能，甚至维持生产所必需的种子、种牛和奶牛都难以保存。[5] 为这些困难雪上添霜的是，留给采猎者完成转变的时间不多，当早期农民从其近东发源地向外扩张时，在平原地带的推进速度约为每年2-3公里，褶皱地带为每年0.4公里，[6] 这意味着，采猎者从感受到威胁，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农耕生活，到其地盘被侵入之间，只有少则一两代多则三四代人的时间。 基于这些因素，那些未被农耕入侵者驱逐或消灭，而确实采纳了定居农业的采猎者，往往是在与入侵者建立的某种非对等关系中完成这一转型的，例如受雇替他们干活，建立依附性交换关系，或整个群体臣服于入侵者，甚至沦为奴隶，非洲班图农民向狩猎采集地区的扩张发生的较晚（若非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中断，会延续至今），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的观察机会（见第3章）。 此类征服活动是小规模分散自发进行的，当一个农业社区土地日益紧缺时，某位富有进取心的人物便会出面招募一群开拓者，响应者往往是那些无望分得土地的年轻人，他们带上必需物资，去建立新据点，拓殖群体起初多半由男性组成，有了起色之后才从来源社区中娶来妻子，但也会从拓殖点周边获得女性。[7] 农业的初次扩张只是历史上许多次拓殖浪潮中的一波，此后每一轮重大技术或组织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拓殖运动，并将波及之处的人口密度推上一个新台阶，五六千年前以食奶畜牧替代食肉畜牧为代表的次生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8] 铁器时代掌握重犁深耕技术的农民对欧洲黑土带的拓垦，[9] 掌握梯田灌溉技术的集约水稻种植者向山地游耕区或园艺农业区的推进，拥有湿地疏浚和地貌改造所需社会组织基础的农民对三角洲的开发，[10] 还有哥伦布大交换后玉米土豆种植者向此前非宜耕区的推进，[11] 等等。 越后面的波浪，进入地区的既有人口密度越大，所以要么推进更缓慢，要么过程更为暴烈；有些拓殖是由国家权力支持或国家直接组织的，例如金雀花朝对爱尔兰的殖民，[12] 汉代在河西走廊的屯垦，[13] 明代对西南部的开发；[14] 但更多的是自发开拓者，他们多以家族、同乡、战友、主客关系等纽带结成紧密组织，以武力为自己取得立足之地，不过，他们若来自一个有国家社会，这个国家的统治机器往往会尾随其拓殖脚步接踵而至。 一轮轮的扩张浪潮给人类社会与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次成功的开拓就像一个迷你版的新大陆发现，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奖赏，作为新社区的奠基者，他们不仅拥有充裕的未开发资源，也有机会留下比密集腹地居民多很多倍的后代，虽不至于像最初跨越白令地峡的几小撮美洲殖民者那样留下数千万后代，但也都是遗传上的暴发户，当今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位或远或近的暴发户的后代。 此起彼伏的人口扩张与替代，也正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之一，战后许多人类学家一厢情愿的认为文化扩张主要是以传播与模仿而非人口替代的方式发生的，但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证据表明，多数大扩张都伴随着高比例的人口替代，男性的替代尤为彻底，所以，这些扩张不仅传播了文化元素，也散布了拓殖者所携带的遗传特性，而且，如我即将说明的，拓殖群体并非其来源社会的随机子集，因而上述散布过程同时也是个选择过程。 开拓者通常来自人口已足够密集的成熟社区，但又不是远离拓殖前线的腹地，因为腹地已变得过于粘稠而难以穿越，这一点使得农耕区扩展前沿地带的文化变得与腹地十分不同，例如，拓殖社区组织更紧密，更有内聚力，因为他们身处陌生危险世界，更需要抱团以求安全，而且他们也更少会因人口压力资源紧张而产生内斗，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开拓来应对人口压力，不像被困在腹地的社区，人口压力只能导致竞争升级。[15] 新石器时代拓殖欧洲的第一批农民中，流行着一种公共长屋（long­house），几座长屋组成一个易于防守的形状，[16] 显示了社区的内聚力，或许并非巧合，18-19世纪在婆罗洲活跃拓殖的水稻种植者伊班人（Iban）也以公共长屋组织社区，[17] 汉族农民在华南的拓殖前锋客家人，也有着著名的大型围屋。[18] 前沿地带的文化也更为积极进取，成功开拓带来的巨大奖赏不仅直接激励了更多开拓冒险行动，也提升了与冒险进取个性有关的基因频率，相比之下，在密集腹地，具有此类禀赋的个体更可能被严酷命运所惩罚，因而，在统计上，一个群体与冒险进取有关的文化气质与遗传组成，将和它距离上一次扩张浪潮的时间长度相关。 前沿与腹地之间在社会结构上也会形成差异，边疆地带的宗族组织更发达，解决冲突纠纷时更多依靠私人复仇等自我执行机制，而较少求助司法系统和政府权威，那里的等级结构也不如腹地森严牢固，因为个人通过开拓而发达的机会更多，但种族或民族身份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鲜明，这些特点，在华南边地和英格兰北方边境地带都有着清晰的表现。

劫掠与扫荡

拓殖运动不仅替换了其波及地区的人口，也散播了自身所携带的，包括生产模式、语言、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整个文化套装，但并非所有征服活动都是如此，游牧者对定居农耕社会的征服，效果就十分不同，他们并不会把农耕区改造成牧场（虽然据说蒙古征服者一度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毕竟没有实行，而且该说法的严肃性也十分可疑）。 这不仅是技术或生产效率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更是因为那会让征服者丧失征服带来的最大好处——从农耕社会汲取财富，以后者的单位土地产出率和财富积累潜力，只须汲取一小份便远超出将其用作牧场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也是为何农耕社会总是不断从游牧者中招引来劫掠、入侵乃至征服者。 游牧入侵者不会推行其生计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改变所侵入的社会，相反，游牧者的威胁是影响相邻农耕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化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力量，而这一影响的性质，可以随具体的互动情境而迥然不同。 它可能导致定居社会的秩序崩溃，这并不是入侵者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那会让大量可供汲取的财富消失，那些以大笔勒索贡奉为主要汲取手段的掠夺者损失尤其惨重，因为秩序崩溃之后，可供勒索的大金主要么消失了，要么强化了自我武装才得以幸存，甚至可能也加入了劫掠者行列。 然而，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仍可能出现，因为假如没有任何劫掠/勒索者有能力对劫掠机会建立排他性控制，那么所有人都会倾向于不顾后果的竭泽而渔，最终（如果定居者缺乏自卫能力的话）演变成灾难性后果，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青铜时代末期各支所谓“海上民族”（Sea Peoples）对地中海文明的打击，[19] 西晋后期的五胡乱华，罗马晚期游牧者匈人和阿兰人侵入东欧，造成日耳曼世界大乱，迫使各日耳曼部落横扫罗马疆域的过程，[20] 皆可归为此类。 但有些游牧首领成功避免了公地悲剧，他们在各部落中树立了足够权威，或多或少能对他们的劫掠行动有所羁勒，以免过度破坏财源或引起定居社会的过度反应，他们寻求更稳定的贡奉，尽量将劫掠留作威慑和谈判工具，有时还充当定居国家的雇佣军，和亲时期的匈奴人，唐代的部分突厥部落（例如沙陀部），六世纪东罗马边境上的阿拉伯部落，是几个较显著的例子。[21] 不过这种关系往往脆弱而不稳定，多数时期，游牧者对于定居社会都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他们的冲击与扫荡带来了两方面后果，首先是游牧成分持续渗透进定居文明，包括文化元素和遗传成分，其次（可能影响更大的）是，一些定居文明的社会结构反复被打碎，原本已形成丰富梯级的高大等级阶梯破碎成众多小阶梯，有时这一破裂状态长期持续，有时则很快又被重组成新阶梯（游牧征服者还时常扮演重组者的角色），有关这一点对于社会进化的更多含义，后文将会更深入讨论。

精英替换

还有一类征服既不伴随着生产模式的替代，也未大幅改变被征服者的社会结构，征服者只是将目标社会的最高阶层从等级阶梯上踢走，自己取而代之，虽然难免会引入一些新的文化与制度成分，但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人类学家将此过程称为精英替换（elite transfer），以此方式发生的征服，是各类征服活动中破坏性较小的一种。 精英替换型征服的最经典案例是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大约7000-10000名战士跟随威廉跨越海峡，其中包括两三千位骑士，最终，威廉的5000多名追随者瓜分了英格兰95%的土地，由大约9500个庄园组成，绝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被剥夺地产和教会职位，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替换，与此同时，构成英格兰经济体系之基础的庄园结构基本原封未动，只是换了主人。[22] 不过，正如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所指出，像诺曼征服这么纯粹的精英替换可能只是特例，大规模征服通常伴随着相当比例的大众人口替代，因而会给社会结构施加更大强度的冲击。 诺曼征服有诸多特别之处，首先，海峡两岸有着相似的封建系统，因而诺曼武士接管英格兰庄园毫无障碍，而庄园结构下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度很高，被替换的精英层规模很小，其次，诺曼征服是典型的封建贵族战争，尽管以贵族战争标准，威廉已倾尽全公国之力，但相比倚重步兵的集权帝国，其军队规模很小，因而征服后需要安置的人口也很少，第三，征服过程极为迅捷，黑斯廷斯一役而竟全功，若战事延宕多年，入侵者可能会从本土招募移民以巩固据点，征服就会变得更像传统的武力拓殖，就像9世纪维京人在丹麦法区（Danelaw）的征服活动那样。 精英取代常会留下一个容易辨别的特征——征服者最终采纳了当地语言，因为除非他们在武力优势之外同时也拥有巨大文化优势，否则一小撮精英是很难将其语言强加给被征服社会的；[23] 诺曼法语在英格兰的官方地位维持了近三个世纪，终究还是让位于英语。 罗马崩溃后法兰克人对西欧的征服则展示了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两种模式的梯度分布：越是远离莱茵河旧前线，征服就越接近于精英替换，反之则越像武力拓殖，两种模式大致以卢瓦尔河为界，这条界线也粗略对应着法语的奥依语（langue d'oïl）和奥克语（langue d'oc）两大方言区的分野。[24] 卢瓦尔河两岸的差异也源自征服者自身的社会变化，征服初期的法兰克社会更像个酋邦，而到墨洛温王朝盛期，封建系统已趋成熟，战争与征服事业已为武士贵族所垄断，王权也已足够强大，征服不再是分散自发的武力拓殖，而是高层对高层的权力竞赛，在卢瓦尔以南，征服者满足于上层领主地位，而保留了多数小地产主的土地权。 满清对中国的征服所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冲击比诺曼征服更小，等级阶梯确实断裂又重组了，但那是由于明王朝自身的崩溃解体，并非征服的结果，而重组之后，除了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截之外，甚至连精英替换都很难说得上。 精英替换未能在明清改朝中大规模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近古中国的土地产权极为分散，大约一半农民是自耕农，70%土地是自耕地，非自耕地中也有许多佃户拥有永佃权，多数农户只有几亩十几亩地，而且往往还是不连片的，地产交易记录中的注册地块平均只有一亩多；很明显，如此分散局面下，征服者不可能像诺曼人接管英格兰庄园那样顺利接管土地，易于接管的，只有数百个官庄，三四万顷地，事实上，满清征服者放弃了这些官庄（送给了原佃户），而在京师附近和关外另外圈占了一批“旗地”用于奖赏。[25]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特殊性，该结构完全围绕官僚系统而构造，个人地位取决于他（或其父祖）在官僚层级中的位置，而（唐以后）爬升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自宋代起，该系统又通过缙绅阶层向下延伸至乡村和宗族，所谓缙绅就是退休或因养病或守孝而停职在家的官员，和取得科举功名但未能出仕者，他们既是所在宗族的领袖，又是地方事务主导者和地方秩序维护者，同时，因其地位完全来自与朝廷的关系（担任官员或参加科举），因而有足够动机效忠朝廷。 这一机制正是明清两代能以极小规模的政府统治庞大人口的奥秘所在，也让宋明两朝在政权已经全面崩溃之后，其流亡小朝廷仍能吸引一批忠实追随者，其稳固帝国统治的作用在晚清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组织团练，稳定地方，对抗太平天国的，都是缙绅，叛乱过后，中央政府在兵权已经旁落的情况下，仍支撑了半个世纪，唯一的依靠便是缙绅的效忠。[26] 或许正是认识到上述机制的重要性，满清非常明智的及时（在明朝遗儒死绝之前）恢复了科举体制，但这样也就限制了征服者对原有社会精英的替换。 除了上述较易识别的模式之外，更多的征服活动混杂着劫掠扫荡、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例如罗马末期日耳曼各部对帝国疆域的大举进犯，这些入侵者并非小股武装团伙，而是一个个拖家带口的完整社会，每一支都有着数千武士和上万人口，有时在某位强力首领之下更可聚起十几万人，一路赶着牲口，牛车里装着全部家当。[27] 起初他们更像因匈人打击而逃离家园的难民，实际上最初越过多瑙河的几支哥特人也是被帝国当作难民安置的（同时也有意将其用作雇佣军），但为了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在巴尔干四处流窜劫掠，同时逐渐发觉帝国防备的虚弱，其首领们的野心也随之而膨胀，从最初只想获取一块立足之地，到以武力换取优厚报酬（或战利品），到取其雇主而代之，最终创建新王国。[28] 在此过程中，这些部落的结构并非原封不动，逃难和迁移本身就会剧烈冲击社会结构，安全需要将大幅提升武装首领的地位和强制力，而劫掠和充当雇佣军带来的财富，以及从迁移向军事征服的转变，将逐渐改变社会组织，令其向军事逻辑靠拢，部分过于累赘的成员可能被抛下，领袖间的战略分歧可能造成群体分裂，共同战略利益将导致联合，规模太小的群体会并入更强大者，有些部落甚至可能是在此类重组中从无到有创建的。 所以，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辗转万里分别到达阿基坦（Aquitaine）、西班牙和北非时，其社会已和最初跨越莱茵河前线时十分不同，其征服也变得更像精英替换，也正因此，这些征服在当今语言分布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秩序扩展

满清的例子已展示了，征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被征服社会原有的人口成分、社会结构和精英组成，而无损于自身的征服收益，在另一些案例中，征服者甚至宁愿保留原有的最高统治者，而满足于以宗主身份实行间接统治，因为统治是有成本的，而宗主权可为征服者带来多数好处：政治上的顺从，战争中的配合，汲取资源的机会，将秩序推行至更大范围……，与直接统治相比，主要代价是放弃了用该国土地与职位奖励追随者的机会，征服者的选择将取决于他更在乎哪些好处，而距离远近，交通与通信条件，丰饶程度，战略重要性，文化差异带来的额外统治成本，笼络支持者的迫切性，都是影响其得失权衡的因素。 奥斯曼在欧洲的扩张明显分成了性质不同的几个阶段，征服初期（14世纪中叶）在色雷斯（特别是东色雷斯，即现代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执行的是武装拓殖政策，当地人大部分遭驱逐，突厥族移民取而代之，这一政策选择有两个背景：首先，该地区控制着连接欧亚和出入黑海的双重交通要道，需要最忠实的居民以便实施最牢固的控制，其次，当时大批突厥人在蒙古人的压力之下涌入安纳托利亚，他们为奥斯曼提供了充足兵源，但也亟需得到安置，以免制造麻烦。[29] 奥斯曼对南斯拉夫地区的征服更像罗马对高卢的征服，控制重要城镇，建立军事基地，任命地方长官，为士兵分配一些土地，但未大规模替代原住民；再后来对多瑙河以北地区的征服，则更倾向于控制附庸国而非建立新的行省，这和罗马在色雷斯、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征服早期的不列颠所执行的政策类似。[30] 上述转变既和距离有关，也是因为帝国内部的变化：突厥难民潮已经消退，苏丹的专制权力在加强，贵族地位被削弱，奥斯曼正从一个封建贵族社会转变成中央集权帝国，例如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任命了一批自己的奴隶取代突厥贵族担任行政长官甚至行省总督，如此一来，以新封地来奖励支持者的需求显然不再迫切。[31] 无论征服者的动机是什么，像罗马、秦汉、波斯、奥斯曼这样的大型帝国，都在广大地域内建立了一种秩序，在最弱意义上，它提供了一个让长距离贸易和人口流动更容易发生的和平环境，但只要它存在的足够长久，就会带来更多社会与文化后果，首先，它创造了一部结构更庞大，层次更丰富的社会阶梯，因而提供了更多向上爬升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很自然的会更青睐那些靠近权力中心的人，而那往往意味着在文化、族源和社会关系更接近最初发动帝国创建进程的那个核心集团，例如罗马城邦的贵族，刘邦的家族和同乡集团，奥斯曼酋邦的权贵。 对于这些群体，帝国仿佛突然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机会之门，催生一股向上流动的热潮；大英帝国鼎盛期，大批牛津剑桥毕业的精英子弟涌往各海外殖民地，担任公务员，军官，传教士，医生和公司职员，也带动更多阶层的子弟去海外寻找机会，闯荡世界，力争在帝国提供的广阔舞台上成就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一时蔚然成风。[32] 这些人将为所到之处带去他们在母国习得的整套文化元素，语言，价值观，行为准则，习俗风尚，法律观念，组织模式，重要的是，这些会得到当地精英的热情效仿，因为他们向当地那些有志于向上爬升的青年亲身示范了，若要取得地位与成就，须将自己变成何种模样，由此，这部通达帝国顶层的社会阶梯，成为文化传播与同化的强力引擎。 当这部引擎有效运转时，它同时也将为起初由武力征服所扩展的帝国秩序浇筑更扎实的基础，因为多数富有进取心，能力出众，成功向上爬的人，都接纳了构成该秩序之基础的规范与价值，并成为秩序的受益者，因而有足够动机去维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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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Peter Bellwood (2013) First Migrants, pp.129-133. [2] David Christian (2005) Maps of Time, ch.9. [3] 有关农业生产对延迟满足能力的要求，我在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有更多讨论。 [4] Caleb Everett (2017) Numbers and the Making of Us. [5] 有关食物分享传统对采纳农业构成的障碍，见Nancy Howell (2010) ch.8；我在本书第1章和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也有讨论。 [6] Peter Bellwood (2004) First Farmers, Table 12.1. [7] 有关拓殖者的性别构成，见Peter Bellwood (2013) ch.1. [8] Wikipeid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David Christian (2005) ch.9. [9] Peter Heather (2009) ch.1. [10] 有关江南水田系统开发过程，见斯波义信(1988)序章第1章，前篇第2章，后篇第3章；有关宗族组织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中的作用，见David Faure (2007)《皇帝和祖宗》第11,16,18,20章。 [11] 赵冈 (1996)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4章；Robert Marks (1998) 《虎、米、丝、泥》，第9章。 [12] Brendan Smith (1999) Colonisation and Conquest in Medieval Ireland. [13]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2卷》第5章。 [14] 曹树基 (1997) 《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7章。 [15] 当然不乏例外，在文明中心的秩序崩溃时，许多逃难者成为逃往地区的开拓者，其来源更为混杂，所以腹地的秩序越稳定，这里说的效应会越显著。 [16] Wikipeida: Neolithic long house; Jane McIntosh (2006) 第4章。 [17] Peter Bellwood (2013) ch.1. [18] 维基百科：围龙屋。 [19] Eric H. Cline (2014)《文明的崩塌》，序，第4章；海上民族的族源背景至今未明，他们可能不是游牧者，但显然也是高度分散的游动性袭击者，因而与游牧者的侵袭原理类似。 [20] Peter Heather (2007). [21]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1992）中对此类较稳定关系的形成机制和存在条件有很好的分析。 [22] Peter Heather (2009) ch.6; Wikipeida: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23] 讽刺的是，elite transfer这一术语最初正是语言学家用来指称因一小撮精英的采用而改变整个群体之语言的现象，但其实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发生，例如法语在俄罗斯精英中流行了很久也未对大众语言产生什么影响，更多分析可见Nicholas Ostler (2005)，特别是第1,2,7,11,12章。希望这一说明可让我摆脱该术语的历史包袱。 [24] Peter Heather (2009) ch.6. [25] 赵冈 & 陈仲毅 (2006) 《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4，7章。 [26] 有关缙绅在晚清平叛中的作用，见Philip A. Kuhn (1970)《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7] Peter Heather (2007) ch.5. [28] Peter Heather (2007) ch.4. [29] Peter F. Sugar (2014)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ch.1,3,6. [30] 罗马在这些地区保留的附庸国，见Wikipeida: List of Roman client rulers, Roman client kingdoms in Britain. [31] Norman Itzkowitz (1973)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 ch.1; Peter F. Sugar (2014) ch.1. [32] Niall Ferguson (2004) Colossus, ch.6.

【2021-11-08】 @柿油dang人文集 《告别施舍》里有段资料，提供了新思路：工业革命的几个领头羊几乎都没赚到大钱。按照地位贡献，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应该跟比尔盖茨这样的IT巨子、互联网革命创新者旗鼓相当，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 @whigzhou: 没有暴富不等于没有致富，第一代工业革命家的财富激励虽不如后来那么耀眼，也是足够强的，成功者的社会阶层至少跨上了一两级，从穷人或中产变成绅士或贵族的水平，瓦特遗产4万英镑，相当于土地绅士，博尔顿和斯蒂芬森父子都是六位数，小贵族水平，阿克莱特可能有七位数，大贵族水平 @whigzhou: 未能从其发明中得到太多好处的更好例子其实是纽科门，因为他的蒸汽机没有实现工厂化生产，每台都是现场组装的（所以每台都不一样），他只能从由他现场指导安装的那些机器得到报酬，数量自然有限 @tertio:应该是因为那时候能在市场上流通的财富并不多，大部分财富还是土地 @whigzhou: 这是一，同时也是因为缺乏规模化生产模式来内化创新收益，比如18世纪前半叶纺织业创新大量涌现，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增长也非常巨大，但创新者本人得到的收益并不多，直到阿克莱特实现工厂化生产 @whigzhou: 设想，如果当年盖茨不得不派工程师上门为每台用户电脑亲手安装DOS，会怎么样？ 【2021-11-10】 @何不笑: 暴力死亡率那个似乎没包括战争、政变之类，只是世俗社会的刑事案件。验尸制度的起源也并非脑补（至少是动因之一）：国王与领主、领主与小领主、佃农的土地契约是无限期的且永久可继承，但要是绝了户/失去继承，就归国王了 @whigzhou: 土地保有期限有终身的，有三世的，还有无限可继承的 @whigzhou: 保有者是否绝嗣对国王的利益出入其实并不你想的那么大，继承要交继承税，男继承人未成年或女继承人未嫁人之前，领主从监护权中可以得益，嫁人时，还可以凭否决权而敲一笔，绝嗣复归后，除非不再重新封授，收益也多不了太多 //@whigzhou: 土地保有期限有终身的，有三世的，还有无限可继承的 @whigzhou: 在早期封建制中，所谓继承并不是自动的，而是先复归，再重新封授，只不过通常仍旧会封给继承人而已，至少形式上，封建契约是每代重新签订的

【2021-08-27】 记一下我听过的 podcasts，按时间顺序， 1）BBC：The English We Speak，偶尔听几段，还不错，短小精悍，4星， 2）10 Blocks，是 City Journal 的官方podcast，主题是美国都市的公共事务，3.5星， 3）Quillette，内容不如他们的文章好，而且后来植入的广告越来越长，放弃了，3星， 4）Tides of History，比较主流的历史主题，念诵而非访谈型，4星， 5）Economics Detective Radio，经济学为主，但不限于经济学，5星，可惜播主今年读完博士生娃找工作，基本上停了， 6）EconTalk，经济学，优点是播主 Russell Roberts 不光自己讲话很清楚，而且很擅长通过提问诱导嘉宾把话讲清楚，缺点是视野略狭窄，这是因为他的奥派立场给他施加的限制，4星， 7）Dictators，念诵型，是专业配音念的，男女声交叉，男主的声音好像在历史频道的某部纪录片里听到过，内容一般，优点是念的特别清楚，是我听懂率最高的一个，而且抗背景噪音的能力很强，所以我一般在烧水的时候听它，只有它能扛住水壶的噪音，3星， 8）Razib Khan 的 Unsupervised Learning，最近开始听，内容以他的专业遗传人类学为焦点，发散度很大，非常好，随便举几个露脸嘉宾的名字即可看出分量：Charles Murray, Gregory Clark，David Anthony，Eric Cline，Samo Burja，John Hawks，Matt Ridley，当然5星，唯一的缺点是播主讲话腔调有点痞，不过听多就习惯了， 收藏夹里还有很多，我的习惯是深度优先遍历，发现喜欢的就从头听到底，再换别的， 【2021-10-23】 9）ChinaTalk，全名 ChinaEconTalk，播主 Jordan Schneider 大概也是 EconTalk 的爱好者，所以取了这名字，已经听到2019年10月，也就是一百多集了，很不错，访谈对象挑的都挺好，主题也十分广泛，拿掉名字中的 Econ 很恰当，4.5星  

【2021-10-02】 拥有最多忠实粉丝的英国君主，不是维多利亚，也不是亨利八世，或爱德华三世，而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大恶人，末代金雀花理查三世！ 他的粉丝被称为 [[Ricardians]]，忠实而且活跃，建立了不少组织，包括理查三世学会和理查三世基金会，前者还出版了一份期刊 Ricardians， 可见悲剧的影响总是比喜剧更长远，  

【2021-09-19】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发展弄清楚了很多以前不太可能弄清楚的事情，现代日本的种群遗传结构，大约由更新世的狩猎采集土著和此后的两波移民所塑造， 绳文时代（Jomon）只有土著，1000BC左右第一波移民，来自东北亚，开始了弥生时代（Yayoi），300AD左右第二波，来自中国，遗传成分大致和汉族相当，开始了古坟时代（Kofun），此后除了中原汉人成分比例有所上升之外，没有大变化， 参见：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tripartite origins of Japanese populations  

【2021-08-30】 身价上百万美元的小提琴，总共也就小几十把，全都制作于1690-1740年代，往前推半个世纪，就是小冰期最寒冷的年代（也是第二次黑死病的年代），就是说，用来制作这些名琴的树木，都生长于小冰期最低谷，气温低，生长慢，木纹致密，比如名琴中最多的 Stradivarius 琴，用的是阿尔卑斯云杉，通常选择北坡的树，树龄几十年，加上十几年的木料陈化期，差不多就是半个世纪，  

【2021-08-29】 发廊外面那个螺旋灯箱（图1）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叫 [[barber's pole]]，很古老，中世纪时就是理发店的标志， 叫 pole 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根木杆子，改成旋转灯箱是晚近的事情，图2这家伦敦理发店用的还是旧式 pole， 而且这根杆子以前更细（像图3），因为它本来是给顾客抓握的，可是为啥理发店顾客需要握住根杆子呢？ 因为他们是来放血的！ 以前理发师和外科医生的职业是合一的，而放血是外科的头号业务，所以这根杆子最后就变成了理发店的标志， 据说本来这杆子的顶部和底部还各有一个盘子，上面的放工具（包括水蛭），下面的盛血，

【2021-08-25】 Razib Khan 又一篇好文章，讲的是匈牙利人的奇特历史， 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乌戈尔语族，该语族的另外两个群体是汉特人和曼西人，远在匈牙利平原几千公里之外的西伯利亚， 可奇怪的是，当今匈牙利人在遗传特征标记上和他们的西伯利亚表亲毫无关系，而和他们目前的东欧邻居几乎看不出区别， 一个群体怎么会在保持其语言的同时丢失了全部遗传特征？ 最近十几年古DNA测序技术发展神速，所以有人就从10世纪的马扎尔人墓葬中提取了DNA，发现其中上层精英的DNA确实有显著的东亚成分，而同地区的平民遗骸则没有， 所以当初侵入匈牙利平原的马扎尔人确实来自东方，问题是他们的遗传特征跑哪儿去了？ 一种解释是当初的征服者群体规模非常小，所以东方成分被稀释了，统计上看不出差异， 问题是，历史上许多案例证明，小规模征服群体很难保持其母语，特别是没有教育传统也没有成文经典的蛮族，比如侵入伊比利亚和北非的汪达尔人，语言上一丝痕迹也没留下， 所以，保留了其母语的马扎尔人当初必定是个大群体，而且女性比例得足够高，如果娶的都是当地女子，母语难免丢失，因为在没有教育系统的情况下，婴儿主要跟母亲学母语， Razib Khan 认为，这可能因为，自从马扎尔贵族皈依基督教后，匈牙利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东方门户，而匈牙利平原又是东方入侵者的天然指向（因为它是欧亚草原带的西端），所以长期承受着军事上的重压，特别是在蒙古和奥斯曼的入侵中，其贵族阶层屡次被大比例消灭，最终从遗传统计上消失， 一般而论，武士贵族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态位，通常相对于平民都有着较大遗传优势，但也有不幸赌输了的，马扎尔贵族算是一例，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  

【2021-07-14】 我发现[[Ken Follett]]在中国好像也很热门，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去年9月的新作今年3月就有了中译本，很少见的待遇， 我没读过他的书，不过我看过根据他小说 World Without End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对中世纪的理解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当然，很多人喜欢他可能只是基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个我没读过没资格评论，我只是想友情提醒一句，你要是靠他的作品来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话，那会错的很离谱， 我觉得值得这么提醒一下，是因为从改编的电视剧看，他作品的细部描绘看起来特别写实和质感，所以尤其具有欺骗性，让你感觉好像很真实的样子，  

【2021-07-05】 古代温带地区的战争多数是在春夏两季发动的，若是打到仲秋还未决出胜负，多半也只能收场，打不下去了， 导致这种季节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比较容易想到，如果士兵大多是农民，春耕秋收期间打仗损失就很大，士气也大受影响， 另一个原因不太受关注，在火车轮船之前，陆上的补给运输主要靠牛马，假如这些牛马沿路无草可吃，它们就要用掉很大一部分载荷来运输饲料，这一比例取决于两个补给点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大到某个极限时，有效载荷降至零，牲口再多也没用了， 这个运输瓶颈意味着，哪怕军队全部由无须务农的职业士兵组成，战争的季节性仍无可避免， 沿路若是有一些河道或海港可用，瓶颈会得到缓解，而越是深入内陆且远离通航河道的地方，这个问题越突出， 当然，这里说的是至少几千几万人的大仗，几十数百人的袭扰和劫掠则另当别论，  

【2021-05-11】 @whigzhou: 客家人就是中国的边民，在许多方面都跟英国的 Scotch-Irish 很像：占据的是贫瘠的边缘生态位，民间秩序发达，反官方，好斗，出战士，一有仗打出头机会就来了，太平天国和国共之争就不说了，在东南亚的表现就很鲜明，南洋华人经商挣钱都没问题，可是一起风波就全是砧上鱼肉，唯有客家人是例外，楞打出了个兰芳共和国， @whigzhou: 客家人的崛起其实源自于玉米土豆的引入，他们凭借这些旱地作物向山区大规模扩张，挤占了原本由畲瑶占据的生态位，将后者消灭或同化，同时在新生态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实现规模扩张 @wwwwww_wwwwwww:好奇这么能打为什么没有占领平原地区的田地，还是很多待在山区呢？ @whigzhou: 这恰好说明，个体或小团伙的战斗力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抗国家机器，若要冒头，他们要么为机器效力，要么机器本身崩坏，要么冒出一位组织天才 @whigzhou: 游牧者同理 @季路一言围脖:哥萨克也同理吗？ @whigzhou: 是 @鲁大郎:国共之争？求解释 @whigzhou: 孙文的兴中会几乎清一色客家人，同盟会也是客家为主力，黄花岗72士一半客家，民国境内曾有过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中华共和国，两者皆以客家区为基本盘 【2021-05-16】 @渔父_:李辉的《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说：“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大伯觉得这种猜想靠谱吗？ @whigzhou: 同意第一句 @whigzhou: 其实不只是客家，整个南方汉族都有相当高的旧土著成分，南方的旧土著大致分侗傣和苗瑶两系，侗傣倾向于占据平原河谷低地生态位，苗瑶（包括畲族）倾向于高地，所以客家吸纳苗瑶成分更多，当在情理之中， 不过『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1）区分哪个是核心好像没什么意义，2）把这些旧土著称为荆蛮族是过强的判断，是对古代含糊概念的不恰当复活，3）加入的汉族成分不仅是中原移民，久已定居当地的汉人也会因人口压力而持续向高地渗透， 『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我看没什么根据，苗瑶在整个南方都有分布， 『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客家话的主干恐怕还是汉语，依我看，其苗瑶成分是汉语主干吸纳进去的，而不是苗瑶语内核裹上了汉语成分，当然，我不打算为这种区分赋予某种本质主义意味， @whigzhou: 强势群体扩张吸纳当地土著群体的过程中，普遍规律是，吸纳的女系成分会远远高于男系成分，这一点在南方汉族中应该不会例外，虽然我还没看过数据， @辣目海伦:北方汉人南下时都是落魄的，不是战争被赶过来避难就是被罚来南边，哪来优越感？ @whigzhou: 且不论是否都是『被赶过来避难』的，就算是，也照样可以优越，扫荡罗马的匈人，称雄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都是被其他游牧者从东边赶过来避难的 @whigzhou: 永嘉南渡的士族，唐末南迁的汉人，都是颇具规模的武装组织，虽然大秩序瓦解，但这些局部组织对付南方的土著群体还是绰绰有余 @离群索居bj:从东边赶过去的都挺勇猛啊，是不是说明赶他们过去的东方人比西方人要厉害呢？至少在武力上 @whigzhou: 不可作此推论，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不可，游牧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兴衰勃忽无常，一旦组织起来了，就很厉害，平时散沙状态，也就小打小闹，或给人当雇佣兵，所以，被赶走的，未必是弱者 @whigzhou: 青铜时代伊朗语族游牧者从西往东是大趋势，秦汉之后阿尔泰语系游牧者从东往西是大趋势，理由在组织层面而非个体/团伙战斗力差异 @日日用功有常:《世界简史》认为游牧者从东向西的潮流的根源是南俄草原，或者说亚欧大草原西端水草丰美。 @whigzhou: 这解释完全站不住，果若如此，1）匈人到了南俄就该歇了，怎么还继续往西，2）阿兰人本来就在南俄，为啥往外跑，3）若西迁动力是吸而非推，那么匈人应该比突厥先动，事实相反 @whigzhou: 这种说法和诸如*温州徽州人擅经商是被山区人多地少给逼的*之类是同样的无稽之谈，既没有经验证据，也经不起理论推敲 @kingsmill:哈哈哈按同类逻辑甘肃人也应该善于经商[允悲] @whigzhou: 说这种话的人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均衡的概念（或者用经济学黑话叫无差异原则），山地土地贫瘠，承载能力低，人口自然稀疏，平原谷底承载能力高，人口密度就上去了，若其他条件相同，边际上无差别 @whigzhou: 以华南的经验，肥沃河谷三角洲的人均耕地低至1-2亩，山地则十几甚至几十亩，资本/技能相当时，边际上无差异，也就是往外寻出路的动力是一样的，表现特异者必定有其他缘故 @公馆森田忍1_O::我们家就是粤东的客家人，家族里有本流传下的族谱，里面记载的先祖是商王朝时期人，祖地在今河南南阳 @whigzhou: 除非有其他史料佐证，家谱上提到的任何早于南宋的东西都默认视为美丽传说  

【2021-05-09】 和澳洲相比，西伯利亚流放系统在推动殖民上的效果很差，流犯逃亡比例极高，很少定居下来，而作为劳动力，他们也不受当地农民欢迎（相比之下，澳洲农场主对流犯劳力的需求非常旺盛），更糟糕的是，当局对流犯的约束、影响和引导能力很弱，结果西伯利亚简直成了个大型练蛊盆（练出的最大两只蛊就是俄罗斯黑手党和布尔什维克）， 想了想，造成这个差异的各因素中，有几点好像比较突出： 1）西伯利亚其实没有那么孤绝，至少孤绝程度跟澳洲比差远了，而且流犯很清楚该从哪条路线、向哪里逃——只要沿着被送过来的那条路朝相反方向走即可，沿路虽人口稀疏，但还是有足够多的村庄可供乞讨勒索抢劫以获取给养，结果是，流犯逃亡率超过1/3，而且成功率也不算低，大概有一小半能逃回乌拉尔以西， 因为逃亡者足够多，沿路很容易几十个人凑成一伙，就更提高了给养获取能力和逃亡成功率，所以，任何时候西伯利亚道路沿线都有一群群的逃亡者在从东往西跑，被戏称为西伯利亚永动机， 由于不受当地农民欢迎，他们在农业拓殖没多少贡献，对殖民事业的作用仅限于在各种公共工程上做苦力，但那其实也是很没效率的，远不如直接花钱雇人合算， 2）发配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很多，越到后期越多，这些镇痔犯很多是贵族，或至少中上层知识分子，家里有钱，每年几千几万卢布往那儿寄，这么多钱花下去，足以把整个看守团队变成他们的仆人，加上制度上的贵族特权待遇，这些人在流放地的活动相当自由，阅读、写作和通信毫无障碍（除了几个月的延迟之外），甚至还能办报刊，总之，官方很少能影响这群人的活动，反倒他们对流犯群体和当地社会影响很大， 3）发配西伯利亚的重罪犯很多，包括谋杀抢劫者，这些人很难管束，加上俄国官僚机器的腐败低效，结果流犯群体就像黑社会那样发展出了自己的秩序和组织体系，官方对其走向的引导控制能力很差， 暴力重犯多可能也是他们不受农民欢迎的原因之一， 那么为何俄国流犯的重犯比例比澳洲高呢？依我看，是因为俄国很少用死刑，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废除死刑，后来虽然恢复，但很少用，像杀人抢劫这种重罪犯，在英国可能就吊死了，不会送去澳洲，送去的多数是偷窃伪造之类， 俄国死刑少到什么程度，有个例子可以说明，1846年一群四个逃犯把一整个金矿勘探队十几号人杀了个精光，结果居然没人因此判死刑，只是夹道鞭笞和终身苦役，  

【2021-04-13】 之前读了 Robert Hughes《致命的海滩》，把澳洲流放史讲的非常细，流放制度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复杂，是个层次丰厚而且十分动态的系统， 流放时代，澳洲居民按社会地位高低大致分这样几类： 1）组成殖民地治理团队的军官， 2）自由移居者， 3）刑满释放的前流犯， 4）刑期未满的流犯， 刑期分7年，14年，终身（极少数）三档，不过在释放之前，刑期始终可能随表现而增减， 最有意思的是，服刑流犯的状态本身就非常多样，随自由度高低不同而构成一部层次丰富的阶梯，大致有这么几级： 1）最自由的，是拿到了假释证的那些，他们除了不能离开澳洲之外，和自由人无异， 2）其次是配给劳工，就是由当局分配给某位农场主，给他做工，状况类似于契约劳工，对于早期自由移民，有机会获得配给劳工是一个主要的吸引点，因为自由雇工几乎找不到，找到也价格极高，因为自由移民很容易从当局获得几百几千英亩的赠地，不会甘愿替人打工， 不过在最初，获得配给劳工的农场主不一定是自由移民，因为在处女地开拓农场非常困难，任何人只要能这能力，都会得到机会，包括流犯，而流犯里面会种地的人极少， 3）然后是那些在殖民当局直接控制下干活的人，其中比较自由的是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比如石匠木匠造船匠，还有能读会写的，后者主要来自伪造文件者，这些人会被当局挑出来，放到与其技能相配的岗位上，处境比配给劳工更好， 4）这一级是新到达流犯的默认起点，他们在当局工头（通常是一位低级军官）的监督下为公共工程干活，主要是盖房修路，所以也叫公路帮， 5）前面几级中，表现不好的，会被发配到铁链帮，他们的工作内容和（4）差不多，但是处于更严格的监禁条件下，通常白天干活时带着脚链，晚上会被关在牢房里，而且为防止逃跑，往往会选择一个极为孤立蛮荒的新拓居点， 6）流犯中最冥顽不化的那些，比如反复逃跑者，会被发配到离大陆一千多公里的诺福克岛，那里被刻意安排成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也叫垃圾场的垃圾场，常会把暴虐出名的军官派去负责， 这样一部层次丰厚的阶梯，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流犯好好表现，养成劳动习惯，然后顺着阶梯往上爬，尽快重获自由身， 不过，实际执行中，这种激励效果是否充分体现，取决于执行者是否公正，所以各地各时也参差不齐，执行最到位的是 George Arthur 治理下的塔斯马尼亚，他给每位流犯建立了完整档案，并采用一种非常细致的打分系统，打满多少分就自动往上升，反之往下掉， 与个体流犯在其上升降的阶梯相映成趣的，是各拓殖点也依次构成了一条渐变光谱， 每个拓殖点一旦开拓成功（表现为农业取得收益），基础设施建立，就会吸引更多自由移民，刑满或假释流犯也会定居下来，老移民会生下孩子，于是自由民就提高了，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不想再看到一群群带着脚镣的流犯四处晃荡，认为这有损于社区的形象、声誉和治安，于是当局便面临压力寻找新的拓殖点， 况且，即便没有自由民的压力，当局自己也有这需要，因为当拓殖点变得更像一个正常成熟社会之后，对流犯就没那么可怕了，也容易逃脱了（不像在孤绝蛮荒之地，逃出去基本上也是死）， 所以，为了安置上面（4）（5）两级的流犯，当局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拓殖点，并且由若干新旧拓殖点构成一个从最成熟到最蛮荒最艰苦的光谱，提供不同的惩罚强度，用来安置不同级别的流犯（在此意义上，第5级其实可以随地点不同而细分成多级）， 这一为满足流放功能需要而开拓的历史，贯穿着澳洲的早期殖民史，从悉尼开始，霍巴特，亚瑟港，菲利普港（不久后放弃），纽卡斯尔，麦夸里港，布里斯班，最后是Fremantle（当今Perth的一部分），这个拓殖进程，也对应着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昆士兰和西澳的建立，只有维多利亚和南澳的历史不在这条主线上，维多利亚基本上是由自由移民建立的（又因淘金热而壮大），而南澳最初是由渔民和捕鲸者所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