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03】 比利时有个小城叫Baarle-Hertog，总共7.48平方公里，2700人，不仅整个处于荷兰境内，而且碎作24块，镇上人随便散个步就出国回国好几趟，喝酒喝到一半，去上个厕所，又出了两次 @何不笑:有意思。不知这个局面是怎么形成的。某个时刻按民族/语言/传统啥的自决？ @whigzhou: 几位领主之间土地零星转让的结果，德国统一之前西北部那些小邦的领土也都非常碎，也是长期零星交易积累下来的结果，只是碎片程度没这么极端 @whigzhou: 再比如列支敦士登，现在领土只有160平方公里，以前在捷克和波兰有很多领地和城堡，总面积比老巢大十几倍，二战后都被没收了  

【2021-03-29】 塔斯马尼亚（当时还叫 Van Diemen's Land ）副总督 George Arthur 在1830年向当地土著发出的告示，画在木板上，制作了很多份，悬挂于各地，是殖民者与无文字土著沟通的一个有趣案例 ​​​​ @蘸盐: 然而塔斯马尼亚人最后还是被澳大利亚白人给杀光了。连20世纪的希特勒都没实现的、对一个种族的彻底的灭绝，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做到了[思考]武装白人组成阵列线横扫全岛，搜山括海捕猎塔斯马尼亚人，总督还设立了名为“Black catching”的奖金， @whigzhou: 将白人视为同质群体，得到的就是这种叙事 @whigzhou: 杀土著的主要是逃亡流犯，他们逃到野外只能靠打袋鼠生存，与土著形成同生态位竞争，其次是拓殖前线的农场主，与土著频繁冲突，而殖民当局花了很大力气遏制这些冲突，避免土著被消灭 @whigzhou: 塔斯马尼亚适合拓殖的其实只有南北走向的那条中央谷地，面积不到全岛的1/3，剩下的2/3本来足够人口只有几千的土著过日子，而且当局也有意将这2/3留作他们的保留地，问题是这事情没法落实，因为塔斯马尼亚土著（和整个澳洲的土著一样，而不像北美土著）没有比游团更大的社会结构，你既找不到人谈判，也没有政治领袖能约束土著行为，当局也曾试图将土著从中央谷地驱赶到拟议中的保留地，但很难有成效，因为牧场对土著的吸引力太大，这也不难理解，毕竟抓羊比打袋鼠容易多了，而且羊肉也比袋鼠肉肥的多， 塔斯马尼亚土著的灭绝是不是当局政策的后果，对比一下新西兰毛利人的情况就容易理解，毛利人（和其他波利尼西亚人一样）是有复杂社会结构的，时而还能建立起酋邦这样的大型政体，所以毛利人的土地权得到了相当完整的认可，拓殖者都是通过正式条约和买卖契约来获得土地的，毛利人和殖民者的关系相当不错，一战二战时都主动要求组建毛利军团参战 @蒋培锋:难道不是因为有一定的武力吗？ @whigzhou: 1）欧洲殖民者中有没有罪恶或不义行为？ 当然有，而且不少， 2）那么，基于何种伦理标准，说这些行为是不义的？ 基于过去几百年中逐渐确立并取得主流地位的西方伦理，特别是盎格鲁伦理， 在这套价值观未被接受的社会，灭个异族根本不算事儿， 3）所以，当你大声谴责（1）中那些不义之举时，最好先想想清楚，你是不是准备大力弘扬西方价值观？ 如果你回答*是*，那我们倒可以讨论一下这些不义究竟有多普遍多严重  

【2021-03-14】 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威斯康辛，伊利诺伊，密苏里，这些州有个共同点：它们的最大城市都紧贴着其东部边界，这并非巧合，都体现了西进运动中开拓者的前瞻性， 另外，堪萨斯和明尼苏达也勉强可以归入其中，堪萨斯城的堪萨斯部分若是单算，也是堪萨斯州的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离明尼苏达的东部边界有点距离，但也不远，目前已经贴上了  

【2021-02-04】 13世纪西多会修道士（Cistercians）设计的数字符号系统，用字符的四个象限分别表示一个十进制位，因而每个字符可表示1-9999之间的任何数值，非常紧凑的设计方案，图中最后一行是几个应用示例 ​​​​ @R档狂飙2021:看似精妙但使用起来较阿拉伯数字有何优势呢。 @whigzhou: 比（其替代对象）罗马数字有优势就行了 @殆知喵：仓廪实然后好玩耍[可爱]//@重生字幕组:修道院里吃饱撑着的[允悲][允悲][二哈] @whigzhou: 修士可不是闲人，修道院是中古欧洲规模化企业的先驱，农工商经营都很活跃，许多产业都是他们开创的，许多技术创新（比如水动力系统）也来自那里，这也是为何他们无法忍受罗马数字系统  

【2021-01-23】 历史学家为了从有限史料中榨出一点点信息真是绞尽脑汁，前现代英格兰保存最完整的史料是洗礼、婚姻和遗嘱记录，所以各路史家都拼命从中淘数据，Kussmaul 注意到，以谷物耕种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收获后的八月，而以畜牧为主的地区，结婚高峰在春季产仔高峰之后，基于这一特征，他发现，17世纪英格兰农业的地区专业化程度明显高于16世纪，非常聪明的方法（引文摘自：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p.103）  

【2020-10-18】 @whigzhou: 从1580年代到1710年代，耶稣会从里斯本向中国教区派送了几百位传教士，其中大约50%死在海上，他们的航程通常分为两段：里斯本-果阿，果阿-澳门，看起来每段的死亡率将近30%，考虑到新派出的传教士大多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死于酗酒/打斗/事故的也极少，普通船员/乘客的死亡率只会更高。 ​​​​ @野人闲谈历史:托马斯•索维尔的《美国种族简史》中说，18和19世纪，从非洲运往美洲的黑奴，路途中的死亡率估计是9%到16% @whigzhou: 不奇怪，西非到加勒比/南美的航线比里斯本-果阿要短且顺的多 @whigzhou: 葡萄牙航海探索的第一项重大发现就是：非洲西海岸的南半段不能贴着海岸走，必须先向西南，到靠近西风带时再折向东，所以西非-南美航线差不多相当于里斯本-果阿的第2个1/4 @winxpymaoo:谁给的勇气？金钱？ @whigzhou: 信仰，物质利益肯定是不可期的，他们留着欧洲的生活要好得多，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日本开始迫骇，众多教士被杀的消息传到欧洲之后，报名去日本者激增，许多耶稣会士都希望抓住难得的殉教机会 @tgyhr: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普通船员/乘客也应该是三十多岁的健康壮年人居多吧 @whigzhou: 有不少大男孩和青年，而对于多数流行病，三四十岁的壮年人免疫力是最强的  

【2020-09-27】 读了Rob Iliffe的《牛顿新传》，篇幅很小的一本书，却完全颠覆了我对牛顿的印象，简单记录一下我的观感： 1）牛顿极度热衷于从纷乱世界中寻找出各种模式，这一点上，他非常勤奋，且兴趣广泛，也可以说目光十分敏锐， 2）可是有个毛病：他辨别和认定一种模式的阈值特别低，所以无论他将目光投向何处，总是能（自认为）发现一大堆模式，成堆成捆的，所以，假如你不限于公开出版物而检查其私人笔记和信件的话，会发现他头脑里充斥着一堆堆杂乱的想法，其中大部分质量很低，或者说非常草率随意，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这些东西也会让他显得非常神棍， 3）依我看，他的这一思维特征和他的精神状况很有关系，可以说，他时常处于一种妄想症边缘的状态，所谓妄想就是模式识别阈值低，总是能从捕风捉影中发现各种预兆、计划、阴谋……支持这一猜测的线索是，他确实在1690年代经历过短期的精神崩溃， 4）而同时，毋庸多言，他当然是个罕见的天才，特别是数学天赋， 5）牛顿在有着上述毛病，却最终能够成就伟业，是因为：当时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而且共同体内已经有了一套规范，这套规范，以及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最终将他引上了正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6）共同体对什么东西适合发表，并且值得被讨论和接纳，已经有了一些粗略的标准，这起了一个过滤器的作用，牛顿的那些乱糟糟的念头里只有极小一部分通过了这个滤网，进入讨论圈，为了发表，牛顿被迫把一些念头以可接受的清晰性和严格性表述出来，而被迫这么做时，他的数学天赋恰好派上了用场， 7）共同体内的互动机制，时不时会将牛顿的注意力强行拉到适当的轨道上来，也就是那些得到众多科学家关注，已经有了许多尝试和推进，已被界定和描述的比较清除，已经开发了许多实验手段，收集了大量原始材料的问题， 8）上一点最突出的例子是力学，力学原本在牛顿涉猎极广的研究中只是个小课题，而且他的路子完全走歪了，最初是胡克把他拉上了正轨，实际上万有引力定律的雏形就是胡克提出并透露给牛顿的，胡克和牛顿是老对头，关系很差，可是胡克自己数学不行，自知没能力从引力定律推导出开普勒定律，他知道牛顿数学厉害，所以压下积怨，希望牛顿能解决这问题，后来哈雷又拉了一把，需要求解的问题类似，只是用于彗星而非行星（和胡克相反，哈雷是牛顿的脑残粉），牛顿正是在解决这组别人找上门让他求解的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体系，同时抛弃了他原本在歪路上形成的那些念头， 9）由此可见，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科学活动的组织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让我想起比牛顿早一百年的另一位天才，John Dee，同样才华横溢，牛顿要是早出生一百年，大概会成为另一个John Dee。 @whigzhou: 以数学论，牛顿在当时可谓傲视群雄，可是若以自然哲学或思辨能力论，我觉得伽利略远在牛顿之上  

【2020-09-14】 既然割命割到他老人家头上了，今天就多说几句，休谟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太早熟了，而且超前时代也太多了，他10岁或12岁上爱丁堡大学（当时上大学年龄一般是14岁），一头扎进书堆，他说从教授那里根本听不到书上没有的东西，看书就行了，所以最后也没毕业。 休谟25岁开始写《人性论》，28岁完成，这迄今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包含了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依我看唯一没包含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那些），可是此书出版后得到反应却十分冷淡，他失望之余反省了一下，是不是写的太难了？于是匿名给自己的书写了几篇书评，没用，于是他又从该书中抽出一些容易理解的点，写了两本较薄的书：《人类理解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这下反应好多了，可是也没好到那里去，至少没让他挣到钱，最后他只好放弃了，干脆说《人性论》是他年幼无知时的草率之作，不必认真对待。 休谟超前于时代的程度，可以这么说，一旦走出哲学圈之外，你就会发现，当代大部分学者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前休谟时代，包括像道金斯这样脑瓜还算灵光的，也不例外。 这也就难怪，真正让休谟在知识界赢得声望的，是他的社会/镇痔评论（这一点和当代作家的出名轨迹并无不同），而真正让他挣到钱的，则是六卷本《英格兰史》，前两卷反响就很好，所以写第三卷时出版商愿意预支1700镑稿费，当时一位体面白领的年薪也就200-300镑，长期困扰休谟的财务问题总算解决了，此时他已48岁高龄。 休谟长期陷于财务困境，是因为他被视为无神论者而无法获得大学教职，他三十多岁时声望已经很高，也多次被提名教职，可是都因为这个问题而被否了，甚至亚当斯密都在反对者之列，要知道，休谟在将斯密引介到学术圈的事情上出了大力，斯密给巴克勒公爵做游学导师（报酬是300镑终身年金）也是休谟推荐的，斯密因为做这导师而腾出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哲学讲席，很多人希望休谟接这个讲席，斯密却畏于镇痔正确压力而只能反对，但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休谟对斯密的友情和继续帮助，其随和大度可见一斑。 休谟是史上排名第一的哲学家，这一点在圈内已有公论，不过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是，他其实也是一位重要镇痔学家，联邦挡人的一些核心思想便来自于他，随便举个例子，休谟认为共同体规模不能太小，因为太小往往意味着高度同质化，易于达成强共识，使得权力结构失去制衡，于是国家权力膨胀，个人自油被压制（当然，休谟本人并没有用这套词汇来表达这一思想，这是我的解读）。  

【2020-09-08】 斯文赫定游记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点，随便记一下： 1）除了其他，语言天赋是他成功的很大帮助， 2）当时欧洲对他可能获取的地理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既有列强出于军政外交考虑的需求，也有知识界和大众的需求，所以（A）他的考察报告出版商抢着要，而且篇幅巨大，每次动辄十几卷，（B）很容易获得赞助和支持，而且都来自列强最高层，（C）每次回去都被各国地理学会请去巡回演讲，从这些可以看出驱动其冒险事业的激励所在， 3）所以他的旅行一次比一次财力雄厚（其中很大笔资助来自大财主诺贝尔），名气也一次比一次大，后几次所到之处都是帝王级待遇， 4）他从别处带进Tibet高原的牲口显然都很难适应高原气候，每次都在两三个月内几乎死光，简直就像易耗品，所以一有机会就尽快替换成牦牛， 5）瑞典人身份或许是个有利条件，因为当时瑞典在英俄之间中保持中立，且与两者都颇为友善，而他穿越的地区正好是英俄Great Game的赛场， 6）他前几次旅行还没提到相机，第三次带了相机，不过视觉记录主要还是靠画画，可能当时的相机用起来还太麻烦，他画速写的水平很高，我在他另一部游记The Wandering Lake里看了很多，感觉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记录手段，这是我没料到的， 7）铁路和电报真不愧是杀手级应用，他每次旅行，俄国的铁路/电报线都比上一次又延长了一大截，有一次他从奥伦堡到塔什干穿越广袤大草原的旅行，是一路数着电线杆走的，也让我吃了一惊， 8）Tibet 当局对其疆域内事务的控制能力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其阻止欧洲人进入的政策得到了相当有效而严格的执行，赫定的行踪每次都被牧民迅速上报，地方官履行职责也非常认真， 9）赫定用尽一切办法把自己装扮成Tibetan或Mongolian（而且他还有个有利条件：身材不高），可是每次都很快就被识破了，而同时，他的队伍中那些来自中亚和克什米尔的各种民族的人，却没有引起怀疑，可见种族纯属文化建构，毫无生物学基础， 哦还有件事也蛮有意思，他第二次去罗布泊是沿叶尔羌-塔里木河走的水路，半途在岸上设立了大本营，结果很快吸引很多人去那里做买卖，于是很快发展成一个繁荣小镇，甚至有人闹了纠纷跑到那里去找他仲裁。  

【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r greatest conce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1812. On 16 June 1812, two day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Lord Castlereag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nounced in Parliament that the Order in Council would be suspended.[2]

On the very day that the Minister took his formal lea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larification needed], 23 June 1812, a new British Government headed by Lord Liverpool provisionally repealed the Order in Council.[3]

Forty-one day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eclared war, the news reached London on 29 July 1812. Two days later, the Ministry ordered its first counter-measures. It forbade British ships to sail except in convoys, and restrained American ships in British ports. The Orders in Council had been repealed on 23 June 1812, but the ministers did not intend to take additional measures until they could learn the American reaction. Word of the repeal of the Orders did not reach President James Madison until 12 August 1812, some fifty days later. Even then he refused to halt hostilities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Britain had react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war.[4]

我在一篇旧文中也曾讲过，1879年的祖鲁战争也是因为通信迟缓才打起来的，殖民部根本不想打，可是以当时的通信节奏，殖民部无法从伦敦有效的指挥驻地长官的行动，更有趣的是，这一状况其实很快就要改变了，当时电报线已经铺到德班，只是还没铺到开普敦。  

【2020-07-12】 遗传证据显示，波利尼西亚人在前哥伦布时代曾多次造访美洲海岸，Cochran大叔问道：是什么吸引他们去那儿的？他猜大概是某种贸易机会，然后他考虑了波利尼西亚人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卖的，最后想到了猪，可是问题来了，猪很容易在美洲繁殖，要是真有贸易，为啥西班牙人没在那儿看到猪？考古学家也没挖到猪骨头？大叔的解释是：卖的一定是公猪。 我对大叔的这个想法不太感冒，考虑到波利尼西亚人曾经征服了那么多极其遥远的岛屿，或许根本不需要为他们的远航寻找特别理由，当人口压力升高，冲突加剧，就会一批批的往外探索，寻找新领地，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惯常做法。 不过，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叔帖子里有一段话还是非常精彩的，值得单独分享：

But they had pigs, and the Amerindians did not. Imagine that sharp Polynesians traded pigs for various valuata ( cornmeal, manioc, sweet potatoes, chocolate, maybe decorative metal objects) .

Male pigs. The Polynesians, being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contemporary Ivy League graduates, understood that generating piglets requires both boars and sows. Actual, biological, males and females: identification is not enough.

@罂粟花上宝塔山:即使公猪为什么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猪骨头，难道也被熬汤吃次奥肚子里了 @whigzhou: 动物骨骼变成化石并被挖到的几率很小，所以零星贸易没留下化石记录并不奇怪，但规模化种群也没留下化石记录就有点说明问题了，大数定律 【2020-07-15】 @黄章晋ster:波利尼西亚人跨越南太平洋至少要要花三个月，如果随船还装有猪的话，大概率装运的是猪的遗体，而不会是活猪。 @钮钴禄_铁哥: 信风自东往西，波利尼西亚人朝美洲是逆风，不知如何驶往？ @whigzhou: 夏威夷人若先往北再折向东，便是顺风，即当年马尼拉-Acapulco航线的最后一段 @whigzhou: 大帆船从马尼拉到Acapulco需要4个月，从夏威夷出发应该不需要三个月那么久 @whigzhou: 首先，我觉得Cochran大叔公猪贸易的说法很不认真，不值得我为他辩护，其次，逆风和航程过久的反对理由依我看不成立，除了我已经说明的两点，更重要的是：波利尼西亚远航者在出发之前是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的，船上带活猪而不是带猪肉的理由是为了在新定居点饲养，而不只是储备粮或贸易品。 @whigzhou: 当你离开世代居住的那个岛屿，开始一次极不可能找到归途的远航，去探索你全然无知的遥远海域时，你船上装的东西不可能是为贸易而准备的，而只能是为途中生存和在新定居点开始新生活而准备的，贸易只是其偶遇副产品。  

【2018-03-10】 @whigzhou: A）食物获取技术进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获取量->降低游动性，B）交通技术进步->扩大当天往返距离；A+B->提升每天返回单一营地的可行性->达到某个临界点：定居->提升对土地作长期投资的激励->提升延迟满足禀赋->加深对环境的改造->作物驯化->固定资产形成->goto A和B->进入正反馈循环……定居农业起源的大致脉络，所有元素他们都注意到了，但好像还没人把这条脉络撸顺。 @whigzhou: 第四条里的土地代指所有非人力资源，包括动植物种群、设施和工具。 @学经济家：有意思。最初的B交通技术进步是驯化马？A也可能是另一种起因：在某地区碰到一种新猎物，繁殖快而且狡猾（不像猛犸迅速灭种），重要来源但又不很够吃（草原大群食草动物时没巨大压力去发现农业）…猜测猪或者鱼，加上碎片橡树林之类，可能是关键一步。 @whigzhou: 不是马，是筏子、独木舟和各种橇，还有狗，但A和B都不是必需条件，只须两者组合效果足够即可启动该过程 @whigzhou: 滑雪板也比马早多了  

【2017-05-02】 @whigzhou: 铁取代青铜可能从两方面削弱了对长距离贸易的需求：1）铁矿分布广泛，2）青铜的两种主原料铜和锡很少共存一地，而冶铁只须一种矿物。这一削弱，加上铁器的廉价易得，或许部分解释了青铜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崩溃，因为铁器普及让旧精英阶层对矿产地和贸易路线的控制变得一文不值，也不再能独占武器优势。 ​​​​ @太文公_96861: 廉价技术普及进而贵族精英阶层遭受打击。步兵取代骑士好像也这样。是不是伴随着政治平民化的过程？然后海上民族入侵了。 @whigzhou: 对。有人确实认为希腊民主和铁代铜有关系，无论这一点是否成立，对大规模步兵的需求与政治平民化的关系是明确的 @whigzhou: 在考虑人工智能的制度后果时，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条线索，普选权和福利制度曾经是换取大规模动员能力的代价  

【2017-08-07】 柏林墙倒塌后，很多东欧吉普赛人发财了，涌现了一批其千年历史上罕见的土豪，原因很简单，可以捡来卖钱的废铁实在太多了～

《群居的艺术》新书发布座谈会（6月16日）之后，《南方周末》记者石岩先生向我提出了一组问题，并且很慷慨的允许我略过我不想回答的，所以我就略过了其中两个。 1，书的三部分结构很有意思，它让我推测你写作的过程和思考的过程可能是相反的：你是身在一个秩序解耦的大型社会，再去反推秩序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脚手架是怎么拆除的，是不是？ 答：实际上，我所经历的顺序是3-1-2，首先，对现代大型社会和市场体系，我自然有着直接而真切的认识，早些年专注于经济领域的写作时，也曾着力写过许多市场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然后，当我读到邓巴的理论时，被他的深刻见解所打动，意识到这是观察早期人类社会的一条重要线索，也和我的已有知识相容，接着，一个困惑就很自然的冒了出来：如何看待现代大社会与传统小社会的强烈反差？这促使我去关注那些曾被我熟视无睹、却默默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元素，最终，循着这条线索，我发现我对文化与社会的许多认识被串了起来，结果便是这本书。 2，三部分的关系：第一部分是战争史，是暴力建立秩序的过程；第二部分是“软实力”，是暴力之外的共同体的构成因素；第三部分是第一二部分的反过程，就像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样，是不是这样？ 答：我选择略过这个问题。 3，书的三部分可以看到你的知识谱系，第三部分让人想起你做过程序员，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大概大学时代对西方思想史、政治经济学有特别的兴趣；第一部分让人觉得你大概对人类学特别感兴趣；第二部分兼有人类学和世界史的背景。这些专业知识跟你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关联？ 答：历史和人类学是我的长期兴趣，这是两个有很多素材和故事却没多少理论的学科，对历史的兴趣在小孩子当中大概是很普遍的，但传统或主流的历史著作有个问题，就是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浮于表面的政治史，很少能告诉你古人究竟是怎么过日子的，生活在古代社会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这就很难满足我的好奇心，年鉴学派也只是稍稍好一点，这方面的不满让我在成年后逐渐更偏爱人类学，其中理由依我看是很明显的。 至于理论方面，我受益最多的是经济学、博弈论和进化论，其中前两者和我的大学教育有关，我的专业虽然是信息系统，但也包含了许多经济学课程，进化理论则主要是靠自己的阅读。 4，你是怎么从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变成一个知道分子，现在又变成一个哲学家的？ 答：我始终有一种抵抗专业化的倾向，并不是说专业化有什么不好，这只是我的个人选择，当然，这也是一种托辞，用来为自己未能混进专业学术圈作辩解。可是现在，要靠写作谋生就得有个头衔，免得在别人问“你是干嘛的？”时张口结舌，又因为我没有专业，就只好为自己挑了哲学家这顶帽子，因为依我看，哲学不是专业，而是一种态度。 5，好奇心从哪里来，你的大学生活，比如说水木清华bbs对你好奇心的养成有哪些帮助？课堂和图书馆呢？以前你在bbs上经常混哪个版？ 答：我是1993年毕业的，那时国内还没有互联网，水木清华也是两年后才建立，我没混过。说实话，我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质量很烂，除了经济学和产业史方面的一些课程引发了我的持久兴趣之外，在社会科学方面，我长期处于无头苍蝇的状态，没有多少有益的启发和点拨，清华图书馆虽然不小，但在缺乏数字化检索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利用的，况且你根本不知道该读些什么，完全是瞎蒙瞎撞，回顾起来，我的大学生涯绝大部分是虚度的。 这一状况直到互联网可用之后才开始改变，转折点大概在98年左右，那时我已毕业多年，网上开始出现大量电子书，然后又有了亚马逊和当当，我的系统化阅读从那时才开始。 我接触BBS也是在那时，或者稍晚，混得最多的是万科周刊论坛。 6，在1990年代，经管是大学“最好”的专业之一，你是怎么从经管专业出来去做程序员的？当然程序员也是那时候最好的工种。 答：当时的清华基本上是个纯工科学校，经管学院的前身是应用数学系，我的专业是信息系统，所以除了一些经济和产业类课程之外，我受的是标准的工科训练，程序员是我们专业的典型职业方向之一，一点不算出格，呵呵。 当然，我的个人兴趣始终在社会科学方面，但因为前面说到的无头苍蝇状态，我觉得在学院里寻求发展我的这项兴趣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我想补充一句：科学与工程方面的训练和职业经历，对我此后的思考与写作确实很有帮助，这是我从学校教育中的主要受益。 7，那天沙龙你说你不像哲学家那样，有个终极问题然后去求解。我觉得你思考的也许不是终极问题，但是是基本问题，比如这本群居的艺术其实就是在思考人类大型社会是怎么形成的。你是何时开始思考这种基本问题的？最初写的文章发在哪里？在给《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还是《经济观察报》写东西之前，你在哪里写东西？你和黄章晋是怎么认识的（其实我是关心，在你开始你的类哲学思考的时候，在线上或线下有没有一个“知识共同体”，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评议彼此的想法）？ 答：诸如此类的基本问题，或者叫宏大问题，从来不是我的思考起点，我的思考通常都是零敲碎打的，这一点你从我的博客和之前的两本书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在事后作阶段性回顾时，幸运的话，一个轮廓就会顺着某条线索、某个视角浮现出来，这个轮廓可能会显得比较宏大，结果就会导致一些听上去有点吓人的书名，但书名主要是用来唬人的，呵呵。 我2008年到2012年之间为《21世纪经济报道》写评论，开始了职业写作，在此之前，我只是偶尔写写文章，主要发在自己的博客上，另外给《万科周刊》投过几篇稿。 我在网上的互动早先主要发生在万科周刊论坛，后来有一年多是牛博网，再后来是自己的博客，然后是微博。在万科论坛的几年认识了很多朋友，包括黄章晋老师，他们都很有见识，也经常讨论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不过，那算不上知识共同体，因为大家的兴趣其实非常不同，虽然热门话题会引来不少议论，但很少能深入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每次有饭局，聊天的焦点很快就会自动滑向那少数几个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的老话题上，这是观察交流质量的一个很好指标，说实话，回顾十几年来我所参与的互动，无论在哪个圈子或平台，无论线上线下，都是乏善可陈的。 当然，话说回来，能认识一些朋友，这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8，为什么人类学成为你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一定要把思考的上限推到那么久以前吗？在书中你援引的人类学成果都是西方的，这固然是因为人类学本来就是西方的学科，但人类学的西方视角会不会形成你思考问题时候的局限呢？比如书中说名字的出现在西方是很晚近的事情，可是据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中国在西周、乃至商代就有了姓、氏（不是一个概念），名字，后代文人还有号和字，中国人的名字在共同体中的作用显然已经不再简单是为称呼和收税的方便。 答：对于想多了解点人类社会的人，人类学是绕不开的，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和政治学，可能有漂亮的理论，简洁的模型，但有关真实社会的素材却很少，这些理论和模型可以成为方便的推演起点，但是假如你不掌握大量素材，很可能会有意无意的把它们当成真实社会的进化起点，误以为某种『自然状态』果真普遍存在，社会契约的订立果真是重大历史转折点，那就太幼稚了，在我看来，大量阅读人类学材料是预防此类幼稚病的一个办法。 实际上，一种素材只要扎实可靠，我并不介意它来自哪个学科哪个学术传统，我个人对任何学科都没有情感包袱，这可能也是我们民科的一大优势吧，所以最大的局限倒是我自己的阅读视野，我相信这个局限肯定很严重，不需要具体的例证。 9，1972年作家柳青问他的女儿：“如果说秦始皇没有统一中国，一直延续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局面，中国现在会不会成为像欧洲一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战国变成秦国是小型社会变成大型社会的例子吗？上古时代，今天是中国的地方也是部落林立、征伐不断，为什么大一统对这个地方的人有那么强的内驱力？就算分裂时代每一个稍有实力的小国做的也还是大一统的梦。 答：假如春秋的封建系统能延续下去（它在战国已经差不多瓦解了），文化无疑会更繁荣，经济或许也会更发达，但即便如此，恐怕也很难指望从中发展出我们在西北欧所见到的宪政、法治，乃至整套市场制度，并由此引发工业革命，封建是宪政的良好土壤，但仅有土壤不够，还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有不少偶然性和运气成分，另外，周式封建和日耳曼封建虽然都被归为封建体系，但差异非常大，特别是在军事组织和财政安排上，这个话题太大，很难在此细讲。 10，西周的分封体系为什么玩不转的？按照你在书中的理论，分封亲友，让每个层级的核心人数都在邓巴数以内，这不应该是一个很稳固的体系吗？ 答：应该说是玩转了，转了好几百年，一个转了好几百年的系统，总不能说它是完全无效或失败的，对吧。 当然，最终它还是崩溃了，而且是不可逆的崩溃了。要我说，原因有两个，首先，周式封建缺乏一种成熟的、常规化的机制来维持其成员实体之间的紧密合作和一致行动能力，以便共同对抗外敌和压服内部的秩序破坏者，所谓霸主和会盟都是非常松散和随意的，没有制度化，其次，华夏共同体与北方蛮族之间有着一条漫长而缺乏屏障的边疆，结果是，要么共同体很容易被外力摧毁，要么某些边缘诸侯会在与蛮族的长期对抗中脱颖而出成为压倒性强权，从而打破内部均衡。 11，秦的迅速解体，秦汉之间各路反叛者重以战国时代各国国号为号召，乃至汉重新拾起分封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于郡县制这种社会架构方式消化不良吗？ 答：秦的成功得益于它利用土地权利和军功晋升这两种强大激励工具而赢得了对平民的大规模动员能力，然而，作为帝国开创者，它在走向极权主义方面野心过大，而同时却不具备像现代极权主义那么高超的社会控制技术，特别是它对士大夫阶层的疏远和排斥，让它丧失了一项重要的组织资源。 相比之下，汉帝国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维持了对平民的动员能力，一方面收编了士大夫，让他们服务于帝国权力，维护官方意识形态，并运营上层官僚机器，士大夫与权力的这一紧密结合，构成了此后大一统帝国的最重要支柱。 12，经历了大一统的汉代，合久必分的三国时代又说明了什么？人类是否有挣脱过于庞大的共同体本能？ 答：创建和维持集权帝国都是非常艰难的任务，能维持几百年已经算很成功了，将其最终失败归于某种人类本能的看法，是我难以赞同的。 除了种种外力打击，帝国权力结构有着内在的腐蚀倾向，其中最致命的一点可能是激励资源的耗尽，就是说，随着代际更替，所有可以用作激励诱饵来吸引社会精英效忠权力机器的资源最终都将分配消耗殆尽，因为分配出去的特权如果不能继承，激励效果就太弱，如果可以继承，就会永远被占住，定期清洗也只能部分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清洗和对清洗的担忧会导致激烈的内部冲突，一不小心就崩盘了。 13，你似乎认为共同体越大越丰富越好？可是有很多小而美的共同体。 答：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多层次共同体，在最低层次上是众多紧密而同质化的小型共同体，相互间和平竞争，最高层次上则是一个类似北约的大型安全共同体，保障内部和平与安全，并维持最低限度的宪法原则和互通性，同时并不要求成员之间高度同质化（无论是文化上还是制度上），也不对个人施加强义务。 像瑞士这样的小共同体确实很美好，但她们只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存在于强权对峙的夹缝之中，或者强权所维持的和平秩序之下，假如国际社会果真是个丛林社会，而大国又有现代级别的武力，瑞士是无法存活的，安全永远是头号问题。 更极端的例子是阿米绪社群，他们本身也足够美好，但你很难想象，像他们这样彻底放弃了自卫权的和平主义者，假如脱离了美国的宪法秩序，来到更险恶的环境中，比如非洲和拉美，如何可能生存下去？事实上我们在盎格鲁世界之外确实见不到这样的美好小共同体。 14，用《群居的艺术》里的思考方法，你怎么看欧盟的成功和不成功？ 答：从消除市场壁垒，提升互通性，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这几点看，欧盟都是建立多层次大型共同体的成功典范，然而，在欧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厚的国家主义、福利主义和天真普世主义的传统，这些祸根正在不断腐蚀着欧盟的宪政、法治和市场制度，扼杀其创造活力，最终也会恶化其内部安全环境，而且这一趋势眼下还看不出有逆转的迹象，所以我对她的前景十分不乐观。 欧盟的例子或许会提醒世人：即便人类能够以完全和平自愿的方式建立起按以往标准衡量相当理想的大型共同体，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确保它会继续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是个令人无奈的现实。 15，就你书里呈现的构成大型社会过程，中国似乎绝大部分路都走完了，只差最后临门一脚。而这一脚似乎也不知道往哪里踢，因为普世主义在你看来是虚妄的。 答：这个问题风险太大，我还是不说了。 16，为什么你说推动和维护宪政的是二阶美德？ 答：大型社会对个人的美德提出了一些要求，才能确保其成员之间维持最低限度的和平、合作与互惠关系，其中有些是一阶美德，意思是它们能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相对于对抗性或剥夺性行为），比如诚实无欺的美德，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具合作性，更多互惠和利他，更少欺诈、纠纷和冲突，还有一些是二阶美德，比如对独立司法裁判机构的尊重，对个人自卫权（包括持枪权）的执着，对私人财产权的珍爱，这些美德并不直接引出合作性行为，有时甚至还会引出对抗性行为，然而它们却在维持宪政上起着重要作用，而宪政以及由宪政所支持的法治与市场体系，却可系统性的引出大量合作性行为，尽管这一因果关系不容易看清，却有着基础性地位。 17，青春的躁动这件事在什么样的群体里最具离心力？ 答：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那些行动能力强又富有野心的年轻人留出足够的上升通道，同时也没有向外输出压力的释放口，那么青春躁动就会形成一股危险的力量。 如果年轻一代的人口大大高出上一代人口，或者经济繁荣度下降，问题就尤为严重，因为上升通道因萧条而变窄，同时却有更多人需要挤进去。 18，在群居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有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比如狂生隐士竹林七贤，今天日本的宅男、食草男、中国的空巢青年。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人类是高度社会性动物，强社会性首先让我们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小共同体，继而又经历漫长过程发展出大型社会，而维系大社会的众多组织和制度元素同样高度依赖于我们的强社会性，但另一方面，当社会扩展到一定程度，分工日益精细化，在一个松耦合的市场体系之中，人际关系也可以变得十分单纯和简洁，结果就为宅男宅女创造了许多生态位，在市场中，一个人只要有一项谋生技能，就能在无须和外界发生很多关系的情况下舒适的生活下去。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生态位只是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虽然过去几百年中这个部分可能扩大了许多，但仍然只是一部分，重要的是，提供这些生态位的那整套市场制度，仍然要求人们积极参与并努力维护它，而这些维护工作需要人们结成各种社团和组织，从事大量社会活动，因而仍然离不开个人的社会性，简言之，市场为宅男宅女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机会，但只有一群宅男是建立不了市场的，也没有能力维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