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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辉格
2018年12月24日

设想你正在一块上亿像素分辨率的大屏幕前观看这样一部动画:背景是整个地球表面,其上散布着一些小点,每个点代表一个数十上百人的小群体,点与点的不同颜色显示了其文化差异,每一秒的画面代表了现实中的一年,时长72小时的动画将演示人类最近26万年的历史(这相当于或略长于现代智人的全部历史)。

前68个小时会无聊到让你发疯,画面几乎是静止的,你必须凑的很近才能看出多数小点在小幅抖动,你也必须长时间紧盯着特定小点,才能察觉到,间或有些点消失了,有些移动了一段距离,另一些则分作两个,在来回凝视不同区域后,你或许发现其中某些区域似乎较为活跃,点的增殖较快,并且随着新生点的向外移动,逐渐而缓慢的,形成了一些纤细而断续的线条和树状分支,不同颜色的线条之间偶尔会有些交叉,但大致上它们是各自生长,自生自灭的,不过,所有这些洞见都是长时间耐心细致观察得到的事后之明,要真正获得直观的运动/生长感,你必须将播放速度调高至32倍或64倍。

直到第69小时,也就是气温正在回暖,冰川正在消退之际,画面才变得稍稍有趣起来,你发现,点的分布越来越密,以往的大块空白如今也都被点缀的五彩斑斓,在许多区域,密集分布的点不再抖动,而是开始相互挤撞;接着,在第70小时,令人惊奇的景象出现了,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小红点已变得如此密集,成了一块缓慢扩张的色斑,然后,逐渐的,这块鲜红色斑如同火山口涌出的灼热岩浆,开始向四处流动,向南流入尼罗河谷,向东流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谷,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沿岸低地并顺河谷向内渗透,它甚至漂过海洋,向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伊比利亚跳跃前进;十几分钟后,两种不同颜色的灼热岩浆也开始在黄河河谷和长江河谷流动。

第71小时之初,你从教科书上了解的那些古文明区域,都已被成片的大块岩浆覆盖,呈现出你已熟知的格局,然而半小时后,景象再次改观,黑海北岸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的一团蓝色岩浆似乎被突然加热,开始猛烈的向外泼溅,此前70个半小时里那一慢吞吞的进程就像被一阵激扬的鼓点猛然惊醒,突然喧闹起来。

最后90分钟的场面大致可如此描绘:世界就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主要空间都被大块大块挤在一起的单色浓厚粘稠油状物所占据,因为足够粘稠,各团块之间虽有推挤渗透,却不会交融混合,又因为加热极不均匀,每隔几分钟其中一块就会沸腾爆炸,喷涌泼溅成一大片单色块,淹没、打乱或融化周边众多团块,当然,单色性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团块的各局部会形成色差,但同源性依然清晰可辨,一次次的喷涌逐渐将一些古老团块的残余碎片推挤到高山丛林等边缘夹缝地带,形成若干像高加索、比利牛斯、喜马拉雅、赞米亚这样文化极为混杂的马赛克区,而多数地区则被近乎单色的大板块所占据。

对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后几小时的世界与此前历史最大不同在于:四周都已住满了人,任何迁移扩张都须穿越他人的地盘,而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粘稠,人类流动的主要障碍不再是生态,而是其他人类,流动仍将继续,但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发生,一些群体凭借武力优势侵入其他群体的地盘,成了文化屏障被打破的最常见形式,不过,这些同被“征服”一词所涵盖的活动,其实性质迥异,其社会与文化后果也截然不同。

拓殖

定居农业大幅提升了单位土地可能供养的人口,据测算,最初转向农业的那些群体,对农作物的依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即可扩大一半,[1] 这意味着当一个地区完成向农耕的转变之后,其人口密度可提高两个数量级,这还只是早期粗放农业的效果,此后,当灌溉,重犁,施肥,轮作,复种,育种等农业技术陆续发展后,人口密度还可再提高一两个数量级。[2]

而且定居者更有能力建立大型组织,从而将人口规模转变成战斗力,因为:1)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有效联络范围内(比如一天步行距离内)有更多人可供组织动员,2)定居者有着更长期稳定的相邻关系,因而更容易维持联盟,3)定居者更有可能通过财富积累而拉开权势差距,而后者是形成支配-从属结构的重要条件,4)在定居社会,从属者更不可能逃离支配者,因而支配结构一旦建立,会更牢固,更有效组织起集体行动。

基于这些优势,当定居农耕者因人口增长而侵入狩猎采集者的地盘时,后者是很难抵挡的,他们要么退向非宜耕地带,但那会加剧与当地原有采猎者的冲突,而且随着土地开垦的加深,可供退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要么效仿入侵者,向定居农耕转变,并像他们一样努力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以增强其抵抗入侵的能力。

可是通过模仿完成转变并不容易,农耕涉及大量显性和默会知识,不是通过口耳相传或外部观察就能学会的,农耕生产还需要一些初始资本,耕牛,犁具,容器,驼畜,脱粒和研磨设备,以及熬过第一个生产周期和初垦低产期所需食物储备,越是成熟的农业,知识和资本门槛越高,因而越难模仿。

不过,这些障碍多少还可通过劫掠和抓捕俘虏等办法加以克服,更难跨越的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农耕是一种延迟回报型生产,当农民在田地里辛苦耕耘时,其劳动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享受到,其间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不像狩猎采集,成果当天即可享用,对于初垦土地,劳动投入的回报周期会更长,为遥远而不确定的回报而愿意在当下投入资源和付出汗水,是一种人类并非向来就有的独特心理素质,在人类此前的漫长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像农业这样的长周期生产。[3]

然后是文化障碍,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质,需要生产者在两个收获季之间保存粮食储备,并仔细控制其消耗速度以免在下次收获之前挨饿,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对采猎者却是个大挑战,首先,他很可能不会数数,更不会加减乘除,实际上多数采猎者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比三更大的数字,[4] 其次,在一个有着强烈食物分享传统的社会,保存任何食物储备都近乎不可能,甚至维持生产所必需的种子、种牛和奶牛都难以保存。[5]

为这些困难雪上添霜的是,留给采猎者完成转变的时间不多,当早期农民从其近东发源地向外扩张时,在平原地带的推进速度约为每年2-3公里,褶皱地带为每年0.4公里,[6] 这意味着,采猎者从感受到威胁,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农耕生活,到其地盘被侵入之间,只有少则一两代多则三四代人的时间。

基于这些因素,那些未被农耕入侵者驱逐或消灭,而确实采纳了定居农业的采猎者,往往是在与入侵者建立的某种非对等关系中完成这一转型的,例如受雇替他们干活,建立依附性交换关系,或整个群体臣服于入侵者,甚至沦为奴隶,非洲班图农民向狩猎采集地区的扩张发生的较晚(若非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中断,会延续至今),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的观察机会(见第3章)。

此类征服活动是小规模分散自发进行的,当一个农业社区土地日益紧缺时,某位富有进取心的人物便会出面招募一群开拓者,响应者往往是那些无望分得土地的年轻人,他们带上必需物资,去建立新据点,拓殖群体起初多半由男性组成,有了起色之后才从来源社区中娶来妻子,但也会从拓殖点周边获得女性。[7]

农业的初次扩张只是历史上许多次拓殖浪潮中的一波,此后每一轮重大技术或组织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拓殖运动,并将波及之处的人口密度推上一个新台阶,五六千年前以食奶畜牧替代食肉畜牧为代表的次生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8] 铁器时代掌握重犁深耕技术的农民对欧洲黑土带的拓垦,[9] 掌握梯田灌溉技术的集约水稻种植者向山地游耕区或园艺农业区的推进,拥有湿地疏浚和地貌改造所需社会组织基础的农民对三角洲的开发,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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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辉格 2018年12月24日 设想你正在一块上亿像素分辨率的大屏幕前观看这样一部动画:背景是整个地球表面,其上散布着一些小点,每个点代表一个数十上百人的小群体,点与点的不同颜色显示了其文化差异,每一秒的画面代表了现实中的一年,时长72小时的动画将演示人类最近26万年的历史(这相当于或略长于现代智人的全部历史)。 前68个小时会无聊到让你发疯,画面几乎是静止的,你必须凑的很近才能看出多数小点在小幅抖动,你也必须长时间紧盯着特定小点,才能察觉到,间或有些点消失了,有些移动了一段距离,另一些则分作两个,在来回凝视不同区域后,你或许发现其中某些区域似乎较为活跃,点的增殖较快,并且随着新生点的向外移动,逐渐而缓慢的,形成了一些纤细而断续的线条和树状分支,不同颜色的线条之间偶尔会有些交叉,但大致上它们是各自生长,自生自灭的,不过,所有这些洞见都是长时间耐心细致观察得到的事后之明,要真正获得直观的运动/生长感,你必须将播放速度调高至32倍或64倍。 直到第69小时,也就是气温正在回暖,冰川正在消退之际,画面才变得稍稍有趣起来,你发现,点的分布越来越密,以往的大块空白如今也都被点缀的五彩斑斓,在许多区域,密集分布的点不再抖动,而是开始相互挤撞;接着,在第70小时,令人惊奇的景象出现了,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小红点已变得如此密集,成了一块缓慢扩张的色斑,然后,逐渐的,这块鲜红色斑如同火山口涌出的灼热岩浆,开始向四处流动,向南流入尼罗河谷,向东流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谷,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沿岸低地并顺河谷向内渗透,它甚至漂过海洋,向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伊比利亚跳跃前进;十几分钟后,两种不同颜色的灼热岩浆也开始在黄河河谷和长江河谷流动。 第71小时之初,你从教科书上了解的那些古文明区域,都已被成片的大块岩浆覆盖,呈现出你已熟知的格局,然而半小时后,景象再次改观,黑海北岸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的一团蓝色岩浆似乎被突然加热,开始猛烈的向外泼溅,此前70个半小时里那一慢吞吞的进程就像被一阵激扬的鼓点猛然惊醒,突然喧闹起来。 最后90分钟的场面大致可如此描绘:世界就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主要空间都被大块大块挤在一起的单色浓厚粘稠油状物所占据,因为足够粘稠,各团块之间虽有推挤渗透,却不会交融混合,又因为加热极不均匀,每隔几分钟其中一块就会沸腾爆炸,喷涌泼溅成一大片单色块,淹没、打乱或融化周边众多团块,当然,单色性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团块的各局部会形成色差,但同源性依然清晰可辨,一次次的喷涌逐渐将一些古老团块的残余碎片推挤到高山丛林等边缘夹缝地带,形成若干像高加索、比利牛斯、喜马拉雅、赞米亚这样文化极为混杂的马赛克区,而多数地区则被近乎单色的大板块所占据。 对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后几小时的世界与此前历史最大不同在于:四周都已住满了人,任何迁移扩张都须穿越他人的地盘,而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粘稠,人类流动的主要障碍不再是生态,而是其他人类,流动仍将继续,但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发生,一些群体凭借武力优势侵入其他群体的地盘,成了文化屏障被打破的最常见形式,不过,这些同被“征服”一词所涵盖的活动,其实性质迥异,其社会与文化后果也截然不同。

拓殖

定居农业大幅提升了单位土地可能供养的人口,据测算,最初转向农业的那些群体,对农作物的依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即可扩大一半,[1] 这意味着当一个地区完成向农耕的转变之后,其人口密度可提高两个数量级,这还只是早期粗放农业的效果,此后,当灌溉,重犁,施肥,轮作,复种,育种等农业技术陆续发展后,人口密度还可再提高一两个数量级。[2] 而且定居者更有能力建立大型组织,从而将人口规模转变成战斗力,因为:1)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有效联络范围内(比如一天步行距离内)有更多人可供组织动员,2)定居者有着更长期稳定的相邻关系,因而更容易维持联盟,3)定居者更有可能通过财富积累而拉开权势差距,而后者是形成支配-从属结构的重要条件,4)在定居社会,从属者更不可能逃离支配者,因而支配结构一旦建立,会更牢固,更有效组织起集体行动。 基于这些优势,当定居农耕者因人口增长而侵入狩猎采集者的地盘时,后者是很难抵挡的,他们要么退向非宜耕地带,但那会加剧与当地原有采猎者的冲突,而且随着土地开垦的加深,可供退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要么效仿入侵者,向定居农耕转变,并像他们一样努力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以增强其抵抗入侵的能力。 可是通过模仿完成转变并不容易,农耕涉及大量显性和默会知识,不是通过口耳相传或外部观察就能学会的,农耕生产还需要一些初始资本,耕牛,犁具,容器,驼畜,脱粒和研磨设备,以及熬过第一个生产周期和初垦低产期所需食物储备,越是成熟的农业,知识和资本门槛越高,因而越难模仿。 不过,这些障碍多少还可通过劫掠和抓捕俘虏等办法加以克服,更难跨越的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农耕是一种延迟回报型生产,当农民在田地里辛苦耕耘时,其劳动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享受到,其间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不像狩猎采集,成果当天即可享用,对于初垦土地,劳动投入的回报周期会更长,为遥远而不确定的回报而愿意在当下投入资源和付出汗水,是一种人类并非向来就有的独特心理素质,在人类此前的漫长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像农业这样的长周期生产。[3] 然后是文化障碍,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质,需要生产者在两个收获季之间保存粮食储备,并仔细控制其消耗速度以免在下次收获之前挨饿,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对采猎者却是个大挑战,首先,他很可能不会数数,更不会加减乘除,实际上多数采猎者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比三更大的数字,[4] 其次,在一个有着强烈食物分享传统的社会,保存任何食物储备都近乎不可能,甚至维持生产所必需的种子、种牛和奶牛都难以保存。[5] 为这些困难雪上添霜的是,留给采猎者完成转变的时间不多,当早期农民从其近东发源地向外扩张时,在平原地带的推进速度约为每年2-3公里,褶皱地带为每年0.4公里,[6] 这意味着,采猎者从感受到威胁,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农耕生活,到其地盘被侵入之间,只有少则一两代多则三四代人的时间。 基于这些因素,那些未被农耕入侵者驱逐或消灭,而确实采纳了定居农业的采猎者,往往是在与入侵者建立的某种非对等关系中完成这一转型的,例如受雇替他们干活,建立依附性交换关系,或整个群体臣服于入侵者,甚至沦为奴隶,非洲班图农民向狩猎采集地区的扩张发生的较晚(若非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中断,会延续至今),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的观察机会(见第3章)。 此类征服活动是小规模分散自发进行的,当一个农业社区土地日益紧缺时,某位富有进取心的人物便会出面招募一群开拓者,响应者往往是那些无望分得土地的年轻人,他们带上必需物资,去建立新据点,拓殖群体起初多半由男性组成,有了起色之后才从来源社区中娶来妻子,但也会从拓殖点周边获得女性。[7] 农业的初次扩张只是历史上许多次拓殖浪潮中的一波,此后每一轮重大技术或组织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拓殖运动,并将波及之处的人口密度推上一个新台阶,五六千年前以食奶畜牧替代食肉畜牧为代表的次生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8] 铁器时代掌握重犁深耕技术的农民对欧洲黑土带的拓垦,[9] 掌握梯田灌溉技术的集约水稻种植者向山地游耕区或园艺农业区的推进,拥有湿地疏浚和地貌改造所需社会组织基础的农民对三角洲的开发,[10] 还有哥伦布大交换后玉米土豆种植者向此前非宜耕区的推进,[11] 等等。 越后面的波浪,进入地区的既有人口密度越大,所以要么推进更缓慢,要么过程更为暴烈;有些拓殖是由国家权力支持或国家直接组织的,例如金雀花朝对爱尔兰的殖民,[12] 汉代在河西走廊的屯垦,[13] 明代对西南部的开发;[14] 但更多的是自发开拓者,他们多以家族、同乡、战友、主客关系等纽带结成紧密组织,以武力为自己取得立足之地,不过,他们若来自一个有国家社会,这个国家的统治机器往往会尾随其拓殖脚步接踵而至。 一轮轮的扩张浪潮给人类社会与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次成功的开拓就像一个迷你版的新大陆发现,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奖赏,作为新社区的奠基者,他们不仅拥有充裕的未开发资源,也有机会留下比密集腹地居民多很多倍的后代,虽不至于像最初跨越白令地峡的几小撮美洲殖民者那样留下数千万后代,但也都是遗传上的暴发户,当今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位或远或近的暴发户的后代。 此起彼伏的人口扩张与替代,也正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之一,战后许多人类学家一厢情愿的认为文化扩张主要是以传播与模仿而非人口替代的方式发生的,但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证据表明,多数大扩张都伴随着高比例的人口替代,男性的替代尤为彻底,所以,这些扩张不仅传播了文化元素,也散布了拓殖者所携带的遗传特性,而且,如我即将说明的,拓殖群体并非其来源社会的随机子集,因而上述散布过程同时也是个选择过程。 开拓者通常来自人口已足够密集的成熟社区,但又不是远离拓殖前线的腹地,因为腹地已变得过于粘稠而难以穿越,这一点使得农耕区扩展前沿地带的文化变得与腹地十分不同,例如,拓殖社区组织更紧密,更有内聚力,因为他们身处陌生危险世界,更需要抱团以求安全,而且他们也更少会因人口压力资源紧张而产生内斗,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开拓来应对人口压力,不像被困在腹地的社区,人口压力只能导致竞争升级。[15] 新石器时代拓殖欧洲的第一批农民中,流行着一种公共长屋(long­house),几座长屋组成一个易于防守的形状,[16] 显示了社区的内聚力,或许并非巧合,18-19世纪在婆罗洲活跃拓殖的水稻种植者伊班人(Iban)也以公共长屋组织社区,[17] 汉族农民在华南的拓殖前锋客家人,也有着著名的大型围屋。[18] 前沿地带的文化也更为积极进取,成功开拓带来的巨大奖赏不仅直接激励了更多开拓冒险行动,也提升了与冒险进取个性有关的基因频率,相比之下,在密集腹地,具有此类禀赋的个体更可能被严酷命运所惩罚,因而,在统计上,一个群体与冒险进取有关的文化气质与遗传组成,将和它距离上一次扩张浪潮的时间长度相关。 前沿与腹地之间在社会结构上也会形成差异,边疆地带的宗族组织更发达,解决冲突纠纷时更多依靠私人复仇等自我执行机制,而较少求助司法系统和政府权威,那里的等级结构也不如腹地森严牢固,因为个人通过开拓而发达的机会更多,但种族或民族身份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鲜明,这些特点,在华南边地和英格兰北方边境地带都有着清晰的表现。

劫掠与扫荡

拓殖运动不仅替换了其波及地区的人口,也散播了自身所携带的,包括生产模式、语言、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整个文化套装,但并非所有征服活动都是如此,游牧者对定居农耕社会的征服,效果就十分不同,他们并不会把农耕区改造成牧场(虽然据说蒙古征服者一度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毕竟没有实行,而且该说法的严肃性也十分可疑)。 这不仅是技术或生产效率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更是因为那会让征服者丧失征服带来的最大好处——从农耕社会汲取财富,以后者的单位土地产出率和财富积累潜力,只须汲取一小份便远超出将其用作牧场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也是为何农耕社会总是不断从游牧者中招引来劫掠、入侵乃至征服者。 游牧入侵者不会推行其生计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改变所侵入的社会,相反,游牧者的威胁是影响相邻农耕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化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力量,而这一影响的性质,可以随具体的互动情境而迥然不同。 它可能导致定居社会的秩序崩溃,这并不是入侵者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那会让大量可供汲取的财富消失,那些以大笔勒索贡奉为主要汲取手段的掠夺者损失尤其惨重,因为秩序崩溃之后,可供勒索的大金主要么消失了,要么强化了自我武装才得以幸存,甚至可能也加入了劫掠者行列。 然而,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仍可能出现,因为假如没有任何劫掠/勒索者有能力对劫掠机会建立排他性控制,那么所有人都会倾向于不顾后果的竭泽而渔,最终(如果定居者缺乏自卫能力的话)演变成灾难性后果,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青铜时代末期各支所谓“海上民族”(Sea Peoples)对地中海文明的打击,[19] 西晋后期的五胡乱华,罗马晚期游牧者匈人和阿兰人侵入东欧,造成日耳曼世界大乱,迫使各日耳曼部落横扫罗马疆域的过程,[20] 皆可归为此类。 但有些游牧首领成功避免了公地悲剧,他们在各部落中树立了足够权威,或多或少能对他们的劫掠行动有所羁勒,以免过度破坏财源或引起定居社会的过度反应,他们寻求更稳定的贡奉,尽量将劫掠留作威慑和谈判工具,有时还充当定居国家的雇佣军,和亲时期的匈奴人,唐代的部分突厥部落(例如沙陀部),六世纪东罗马边境上的阿拉伯部落,是几个较显著的例子。[21] 不过这种关系往往脆弱而不稳定,多数时期,游牧者对于定居社会都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他们的冲击与扫荡带来了两方面后果,首先是游牧成分持续渗透进定居文明,包括文化元素和遗传成分,其次(可能影响更大的)是,一些定居文明的社会结构反复被打碎,原本已形成丰富梯级的高大等级阶梯破碎成众多小阶梯,有时这一破裂状态长期持续,有时则很快又被重组成新阶梯(游牧征服者还时常扮演重组者的角色),有关这一点对于社会进化的更多含义,后文将会更深入讨论。

精英替换

还有一类征服既不伴随着生产模式的替代,也未大幅改变被征服者的社会结构,征服者只是将目标社会的最高阶层从等级阶梯上踢走,自己取而代之,虽然难免会引入一些新的文化与制度成分,但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人类学家将此过程称为精英替换(elite transfer),以此方式发生的征服,是各类征服活动中破坏性较小的一种。 精英替换型征服的最经典案例是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大约7000-10000名战士跟随威廉跨越海峡,其中包括两三千位骑士,最终,威廉的5000多名追随者瓜分了英格兰95%的土地,由大约9500个庄园组成,绝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被剥夺地产和教会职位,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替换,与此同时,构成英格兰经济体系之基础的庄园结构基本原封未动,只是换了主人。[22] 不过,正如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所指出,像诺曼征服这么纯粹的精英替换可能只是特例,大规模征服通常伴随着相当比例的大众人口替代,因而会给社会结构施加更大强度的冲击。 诺曼征服有诸多特别之处,首先,海峡两岸有着相似的封建系统,因而诺曼武士接管英格兰庄园毫无障碍,而庄园结构下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度很高,被替换的精英层规模很小,其次,诺曼征服是典型的封建贵族战争,尽管以贵族战争标准,威廉已倾尽全公国之力,但相比倚重步兵的集权帝国,其军队规模很小,因而征服后需要安置的人口也很少,第三,征服过程极为迅捷,黑斯廷斯一役而竟全功,若战事延宕多年,入侵者可能会从本土招募移民以巩固据点,征服就会变得更像传统的武力拓殖,就像9世纪维京人在丹麦法区(Danelaw)的征服活动那样。 精英取代常会留下一个容易辨别的特征——征服者最终采纳了当地语言,因为除非他们在武力优势之外同时也拥有巨大文化优势,否则一小撮精英是很难将其语言强加给被征服社会的;[23] 诺曼法语在英格兰的官方地位维持了近三个世纪,终究还是让位于英语。 罗马崩溃后法兰克人对西欧的征服则展示了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两种模式的梯度分布:越是远离莱茵河旧前线,征服就越接近于精英替换,反之则越像武力拓殖,两种模式大致以卢瓦尔河为界,这条界线也粗略对应着法语的奥依语(langue d'oïl)和奥克语(langue d'oc)两大方言区的分野。[24] 卢瓦尔河两岸的差异也源自征服者自身的社会变化,征服初期的法兰克社会更像个酋邦,而到墨洛温王朝盛期,封建系统已趋成熟,战争与征服事业已为武士贵族所垄断,王权也已足够强大,征服不再是分散自发的武力拓殖,而是高层对高层的权力竞赛,在卢瓦尔以南,征服者满足于上层领主地位,而保留了多数小地产主的土地权。 满清对中国的征服所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冲击比诺曼征服更小,等级阶梯确实断裂又重组了,但那是由于明王朝自身的崩溃解体,并非征服的结果,而重组之后,除了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截之外,甚至连精英替换都很难说得上。 精英替换未能在明清改朝中大规模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近古中国的土地产权极为分散,大约一半农民是自耕农,70%土地是自耕地,非自耕地中也有许多佃户拥有永佃权,多数农户只有几亩十几亩地,而且往往还是不连片的,地产交易记录中的注册地块平均只有一亩多;很明显,如此分散局面下,征服者不可能像诺曼人接管英格兰庄园那样顺利接管土地,易于接管的,只有数百个官庄,三四万顷地,事实上,满清征服者放弃了这些官庄(送给了原佃户),而在京师附近和关外另外圈占了一批“旗地”用于奖赏。[25]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特殊性,该结构完全围绕官僚系统而构造,个人地位取决于他(或其父祖)在官僚层级中的位置,而(唐以后)爬升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自宋代起,该系统又通过缙绅阶层向下延伸至乡村和宗族,所谓缙绅就是退休或因养病或守孝而停职在家的官员,和取得科举功名但未能出仕者,他们既是所在宗族的领袖,又是地方事务主导者和地方秩序维护者,同时,因其地位完全来自与朝廷的关系(担任官员或参加科举),因而有足够动机效忠朝廷。 这一机制正是明清两代能以极小规模的政府统治庞大人口的奥秘所在,也让宋明两朝在政权已经全面崩溃之后,其流亡小朝廷仍能吸引一批忠实追随者,其稳固帝国统治的作用在晚清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组织团练,稳定地方,对抗太平天国的,都是缙绅,叛乱过后,中央政府在兵权已经旁落的情况下,仍支撑了半个世纪,唯一的依靠便是缙绅的效忠。[26] 或许正是认识到上述机制的重要性,满清非常明智的及时(在明朝遗儒死绝之前)恢复了科举体制,但这样也就限制了征服者对原有社会精英的替换。 除了上述较易识别的模式之外,更多的征服活动混杂着劫掠扫荡、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例如罗马末期日耳曼各部对帝国疆域的大举进犯,这些入侵者并非小股武装团伙,而是一个个拖家带口的完整社会,每一支都有着数千武士和上万人口,有时在某位强力首领之下更可聚起十几万人,一路赶着牲口,牛车里装着全部家当。[27] 起初他们更像因匈人打击而逃离家园的难民,实际上最初越过多瑙河的几支哥特人也是被帝国当作难民安置的(同时也有意将其用作雇佣军),但为了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在巴尔干四处流窜劫掠,同时逐渐发觉帝国防备的虚弱,其首领们的野心也随之而膨胀,从最初只想获取一块立足之地,到以武力换取优厚报酬(或战利品),到取其雇主而代之,最终创建新王国。[28] 在此过程中,这些部落的结构并非原封不动,逃难和迁移本身就会剧烈冲击社会结构,安全需要将大幅提升武装首领的地位和强制力,而劫掠和充当雇佣军带来的财富,以及从迁移向军事征服的转变,将逐渐改变社会组织,令其向军事逻辑靠拢,部分过于累赘的成员可能被抛下,领袖间的战略分歧可能造成群体分裂,共同战略利益将导致联合,规模太小的群体会并入更强大者,有些部落甚至可能是在此类重组中从无到有创建的。 所以,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辗转万里分别到达阿基坦(Aquitaine)、西班牙和北非时,其社会已和最初跨越莱茵河前线时十分不同,其征服也变得更像精英替换,也正因此,这些征服在当今语言分布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秩序扩展

满清的例子已展示了,征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被征服社会原有的人口成分、社会结构和精英组成,而无损于自身的征服收益,在另一些案例中,征服者甚至宁愿保留原有的最高统治者,而满足于以宗主身份实行间接统治,因为统治是有成本的,而宗主权可为征服者带来多数好处:政治上的顺从,战争中的配合,汲取资源的机会,将秩序推行至更大范围……,与直接统治相比,主要代价是放弃了用该国土地与职位奖励追随者的机会,征服者的选择将取决于他更在乎哪些好处,而距离远近,交通与通信条件,丰饶程度,战略重要性,文化差异带来的额外统治成本,笼络支持者的迫切性,都是影响其得失权衡的因素。 奥斯曼在欧洲的扩张明显分成了性质不同的几个阶段,征服初期(14世纪中叶)在色雷斯(特别是东色雷斯,即现代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执行的是武装拓殖政策,当地人大部分遭驱逐,突厥族移民取而代之,这一政策选择有两个背景:首先,该地区控制着连接欧亚和出入黑海的双重交通要道,需要最忠实的居民以便实施最牢固的控制,其次,当时大批突厥人在蒙古人的压力之下涌入安纳托利亚,他们为奥斯曼提供了充足兵源,但也亟需得到安置,以免制造麻烦。[29] 奥斯曼对南斯拉夫地区的征服更像罗马对高卢的征服,控制重要城镇,建立军事基地,任命地方长官,为士兵分配一些土地,但未大规模替代原住民;再后来对多瑙河以北地区的征服,则更倾向于控制附庸国而非建立新的行省,这和罗马在色雷斯、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征服早期的不列颠所执行的政策类似。[30] 上述转变既和距离有关,也是因为帝国内部的变化:突厥难民潮已经消退,苏丹的专制权力在加强,贵族地位被削弱,奥斯曼正从一个封建贵族社会转变成中央集权帝国,例如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任命了一批自己的奴隶取代突厥贵族担任行政长官甚至行省总督,如此一来,以新封地来奖励支持者的需求显然不再迫切。[31] 无论征服者的动机是什么,像罗马、秦汉、波斯、奥斯曼这样的大型帝国,都在广大地域内建立了一种秩序,在最弱意义上,它提供了一个让长距离贸易和人口流动更容易发生的和平环境,但只要它存在的足够长久,就会带来更多社会与文化后果,首先,它创造了一部结构更庞大,层次更丰富的社会阶梯,因而提供了更多向上爬升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很自然的会更青睐那些靠近权力中心的人,而那往往意味着在文化、族源和社会关系更接近最初发动帝国创建进程的那个核心集团,例如罗马城邦的贵族,刘邦的家族和同乡集团,奥斯曼酋邦的权贵。 对于这些群体,帝国仿佛突然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机会之门,催生一股向上流动的热潮;大英帝国鼎盛期,大批牛津剑桥毕业的精英子弟涌往各海外殖民地,担任公务员,军官,传教士,医生和公司职员,也带动更多阶层的子弟去海外寻找机会,闯荡世界,力争在帝国提供的广阔舞台上成就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一时蔚然成风。[32] 这些人将为所到之处带去他们在母国习得的整套文化元素,语言,价值观,行为准则,习俗风尚,法律观念,组织模式,重要的是,这些会得到当地精英的热情效仿,因为他们向当地那些有志于向上爬升的青年亲身示范了,若要取得地位与成就,须将自己变成何种模样,由此,这部通达帝国顶层的社会阶梯,成为文化传播与同化的强力引擎。 当这部引擎有效运转时,它同时也将为起初由武力征服所扩展的帝国秩序浇筑更扎实的基础,因为多数富有进取心,能力出众,成功向上爬的人,都接纳了构成该秩序之基础的规范与价值,并成为秩序的受益者,因而有足够动机去维护它。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Peter Bellwood (2013) First Migrants, pp.129-133. [2] David Christian (2005) Maps of Time, ch.9. [3] 有关农业生产对延迟满足能力的要求,我在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有更多讨论。 [4] Caleb Everett (2017) Numbers and the Making of Us. [5] 有关食物分享传统对采纳农业构成的障碍,见Nancy Howell (2010) ch.8;我在本书第1章和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也有讨论。 [6] Peter Bellwood (2004) First Farmers, Table 12.1. [7] 有关拓殖者的性别构成,见Peter Bellwood (2013) ch.1. [8] Wikipeid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David Christian (2005) ch.9. [9] Peter Heather (2009) ch.1. [10] 有关江南水田系统开发过程,见斯波义信(1988)序章第1章,前篇第2章,后篇第3章;有关宗族组织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中的作用,见David Faure (2007)《皇帝和祖宗》第11,16,18,20章。 [11] 赵冈 (1996)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4章;Robert Marks (1998) 《虎、米、丝、泥》,第9章。 [12] Brendan Smith (1999) Colonisation and Conquest in Medieval Ireland. [13]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2卷》第5章。 [14] 曹树基 (1997) 《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7章。 [15] 当然不乏例外,在文明中心的秩序崩溃时,许多逃难者成为逃往地区的开拓者,其来源更为混杂,所以腹地的秩序越稳定,这里说的效应会越显著。 [16] Wikipeida: Neolithic long house; Jane McIntosh (2006) 第4章。 [17] Peter Bellwood (2013) ch.1. [18] 维基百科:围龙屋。 [19] Eric H. Cline (2014)《文明的崩塌》,序,第4章;海上民族的族源背景至今未明,他们可能不是游牧者,但显然也是高度分散的游动性袭击者,因而与游牧者的侵袭原理类似。 [20] Peter Heather (2007). [21]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1992)中对此类较稳定关系的形成机制和存在条件有很好的分析。 [22] Peter Heather (2009) ch.6; Wikipeida: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23] 讽刺的是,elite transfer这一术语最初正是语言学家用来指称因一小撮精英的采用而改变整个群体之语言的现象,但其实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发生,例如法语在俄罗斯精英中流行了很久也未对大众语言产生什么影响,更多分析可见Nicholas Ostler (2005),特别是第1,2,7,11,12章。希望这一说明可让我摆脱该术语的历史包袱。 [24] Peter Heather (2009) ch.6. [25] 赵冈 & 陈仲毅 (2006) 《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4,7章。 [26] 有关缙绅在晚清平叛中的作用,见Philip A. Kuhn (1970)《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7] Peter Heather (2007) ch.5. [28] Peter Heather (2007) ch.4. [29] Peter F. Sugar (2014)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ch.1,3,6. [30] 罗马在这些地区保留的附庸国,见Wikipeida: List of Roman client rulers, Roman client kingdoms in Britain. [31] Norman Itzkowitz (1973)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 ch.1; Peter F. Sugar (2014) ch.1. [32] Niall Ferguson (2004) Colossus, ch.6.
工业革命家的财富激励

【2021-11-08】

@柿油dang人文集 《告别施舍》里有段资料,提供了新思路:工业革命的几个领头羊几乎都没赚到大钱。按照地位贡献,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应该跟比尔盖茨这样的IT巨子、互联网革命创新者旗鼓相当,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

@whigzhou: 没有暴富不等于没有致富,第一代工业革命家的财富激励虽不如后来那么耀眼,也是足够强的,成功者的社会阶层至少跨上了一两级,从穷人或中产变成绅士或贵族的水平,瓦特遗产4万英镑,相当于土地绅士,博尔顿和斯蒂芬森父子都是六位数,小贵族水平,阿克莱特可能有七位数,大贵族水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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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08】 @柿油dang人文集 《告别施舍》里有段资料,提供了新思路:工业革命的几个领头羊几乎都没赚到大钱。按照地位贡献,工业革命的创新者,应该跟比尔盖茨这样的IT巨子、互联网革命创新者旗鼓相当,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相称的回报。 @whigzhou: 没有暴富不等于没有致富,第一代工业革命家的财富激励虽不如后来那么耀眼,也是足够强的,成功者的社会阶层至少跨上了一两级,从穷人或中产变成绅士或贵族的水平,瓦特遗产4万英镑,相当于土地绅士,博尔顿和斯蒂芬森父子都是六位数,小贵族水平,阿克莱特可能有七位数,大贵族水平 @whigzhou: 未能从其发明中得到太多好处的更好例子其实是纽科门,因为他的蒸汽机没有实现工厂化生产,每台都是现场组装的(所以每台都不一样),他只能从由他现场指导安装的那些机器得到报酬,数量自然有限 @tertio:应该是因为那时候能在市场上流通的财富并不多,大部分财富还是土地 @whigzhou: 这是一,同时也是因为缺乏规模化生产模式来内化创新收益,比如18世纪前半叶纺织业创新大量涌现,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增长也非常巨大,但创新者本人得到的收益并不多,直到阿克莱特实现工厂化生产 @whigzhou: 设想,如果当年盖茨不得不派工程师上门为每台用户电脑亲手安装DOS,会怎么样? 【2021-11-10】 @何不笑: 暴力死亡率那个似乎没包括战争、政变之类,只是世俗社会的刑事案件。验尸制度的起源也并非脑补(至少是动因之一):国王与领主、领主与小领主、佃农的土地契约是无限期的且永久可继承,但要是绝了户/失去继承,就归国王了 @whigzhou: 土地保有期限有终身的,有三世的,还有无限可继承的 @whigzhou: 保有者是否绝嗣对国王的利益出入其实并不你想的那么大,继承要交继承税,男继承人未成年或女继承人未嫁人之前,领主从监护权中可以得益,嫁人时,还可以凭否决权而敲一笔,绝嗣复归后,除非不再重新封授,收益也多不了太多 //@whigzhou: 土地保有期限有终身的,有三世的,还有无限可继承的 @whigzhou: 在早期封建制中,所谓继承并不是自动的,而是先复归,再重新封授,只不过通常仍旧会封给继承人而已,至少形式上,封建契约是每代重新签订的
我听过的 podcasts

【2021-08-27】

记一下我听过的 podcasts,按时间顺序,

1)BBC:The English We Speak,偶尔听几段,还不错,短小精悍,4星,

2)10 Blocks,是 City Journal 的官方podcast,主题是美国都市的公共事务,3.5星,

3)Quillette,内容不如他们的文章好,而且后来植入的广告越来越长,放弃了,3星,

4)Tides of History,比较主流的历史主题,念诵而非访谈型,4星,

5)Economics Detective Radio,经济学为主,但不限于经济学,5星,可惜播主今年读完博士生娃找工作,基本上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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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7】 记一下我听过的 podcasts,按时间顺序, 1)BBC:The English We Speak,偶尔听几段,还不错,短小精悍,4星, 2)10 Blocks,是 City Journal 的官方podcast,主题是美国都市的公共事务,3.5星, 3)Quillette,内容不如他们的文章好,而且后来植入的广告越来越长,放弃了,3星, 4)Tides of History,比较主流的历史主题,念诵而非访谈型,4星, 5)Economics Detective Radio,经济学为主,但不限于经济学,5星,可惜播主今年读完博士生娃找工作,基本上停了, 6)EconTalk,经济学,优点是播主 Russell Roberts 不光自己讲话很清楚,而且很擅长通过提问诱导嘉宾把话讲清楚,缺点是视野略狭窄,这是因为他的奥派立场给他施加的限制,4星, 7)Dictators,念诵型,是专业配音念的,男女声交叉,男主的声音好像在历史频道的某部纪录片里听到过,内容一般,优点是念的特别清楚,是我听懂率最高的一个,而且抗背景噪音的能力很强,所以我一般在烧水的时候听它,只有它能扛住水壶的噪音,3星, 8)Razib Khan 的 Unsupervised Learning,最近开始听,内容以他的专业遗传人类学为焦点,发散度很大,非常好,随便举几个露脸嘉宾的名字即可看出分量:Charles Murray, Gregory Clark,David Anthony,Eric Cline,Samo Burja,John Hawks,Matt Ridley,当然5星,唯一的缺点是播主讲话腔调有点痞,不过听多就习惯了, 收藏夹里还有很多,我的习惯是深度优先遍历,发现喜欢的就从头听到底,再换别的, 【2021-10-23】 9)ChinaTalk,全名 ChinaEconTalk,播主 Jordan Schneider 大概也是 EconTalk 的爱好者,所以取了这名字,已经听到2019年10月,也就是一百多集了,很不错,访谈对象挑的都挺好,主题也十分广泛,拿掉名字中的 Econ 很恰当,4.5星  
Ricardians

【2021-10-02】

拥有最多忠实粉丝的英国君主,不是维多利亚,也不是亨利八世,或爱德华三世,而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大恶人,末代金雀花理查三世!

他的粉丝被称为 Ricardians,忠实而且活跃,建立了不少组织,包括理查三世学会和理查三世基金会,前者还出版了一份期刊 Ricardians,

可见悲剧的影响总是比喜剧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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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02】 拥有最多忠实粉丝的英国君主,不是维多利亚,也不是亨利八世,或爱德华三世,而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大恶人,末代金雀花理查三世! 他的粉丝被称为 [[Ricardians]],忠实而且活跃,建立了不少组织,包括理查三世学会和理查三世基金会,前者还出版了一份期刊 Ricardians, 可见悲剧的影响总是比喜剧更长远,  
日本人的遗传组成

【2021-09-19】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发展弄清楚了很多以前不太可能弄清楚的事情,现代日本的种群遗传结构,大约由更新世的狩猎采集土著和此后的两波移民所塑造,

sciadv.abh2419-f6

绳文时代(Jomon)只有土著,1000BC左右第一波移民,来自东北亚,开始了弥生时代(Yayoi),300AD左右第二波,来自中国,遗传成分大致和汉族相当,开始了古坟时代(Kofun),此后除了中原汉人成分比例有所上升之外,没有大变化,

参见:Ancient g(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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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19】 近年来古DNA技术的发展弄清楚了很多以前不太可能弄清楚的事情,现代日本的种群遗传结构,大约由更新世的狩猎采集土著和此后的两波移民所塑造, sciadv.abh2419-f6 绳文时代(Jomon)只有土著,1000BC左右第一波移民,来自东北亚,开始了弥生时代(Yayoi),300AD左右第二波,来自中国,遗传成分大致和汉族相当,开始了古坟时代(Kofun),此后除了中原汉人成分比例有所上升之外,没有大变化, 参见:Ancient genomics reveals tripartite origins of Japanese populations  
小提琴与小冰期

【2021-08-30】

身价上百万美元的小提琴,总共也就小几十把,全都制作于1690-1740年代,往前推半个世纪,就是小冰期最寒冷的年代(也是第二次黑死病的年代),就是说,用来制作这些名琴的树木,都生长于小冰期最低谷,气温低,生长慢,木纹致密,比如名琴中最多的 Stradivarius 琴,用的是阿尔卑斯云杉,通常选择北坡的树,树龄几十年,加上十几年的木料陈化期,差不多就是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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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30】 身价上百万美元的小提琴,总共也就小几十把,全都制作于1690-1740年代,往前推半个世纪,就是小冰期最寒冷的年代(也是第二次黑死病的年代),就是说,用来制作这些名琴的树木,都生长于小冰期最低谷,气温低,生长慢,木纹致密,比如名琴中最多的 Stradivarius 琴,用的是阿尔卑斯云杉,通常选择北坡的树,树龄几十年,加上十几年的木料陈化期,差不多就是半个世纪,  
barber’s pole

【2021-08-29】

发廊外面那个螺旋灯箱(图1)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叫 barber’s pole,很古老,中世纪时就是理发店的标志,

Barber-pole-01

叫 pole 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根木杆子,改成旋转灯箱是晚近的事情,图2这家伦敦理发店用的还是旧式 p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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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根杆子以前更细(像图3),因为它本来是给顾客抓握的,可是为啥理发店顾客需要握住根杆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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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是来放血的!

以前理发师和外科医生的职业是合一的,(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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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9】 发廊外面那个螺旋灯箱(图1)大家都见过,这东西叫 [[barber's pole]],很古老,中世纪时就是理发店的标志, Barber-pole-01 叫 pole 是因为它原本就是根木杆子,改成旋转灯箱是晚近的事情,图2这家伦敦理发店用的还是旧式 pole, D4DbW_3WkAA66JB 而且这根杆子以前更细(像图3),因为它本来是给顾客抓握的,可是为啥理发店顾客需要握住根杆子呢? D4DbuODXkAEDI3Z 因为他们是来放血的! 以前理发师和外科医生的职业是合一的,而放血是外科的头号业务,所以这根杆子最后就变成了理发店的标志, 据说本来这杆子的顶部和底部还各有一个盘子,上面的放工具(包括水蛭),下面的盛血,
匈牙利人的奇特历史

【2021-08-25】

Razib Khan 又一篇好文章,讲的是匈牙利人的奇特历史,

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乌戈尔语族,该语族的另外两个群体是汉特人和曼西人,远在匈牙利平原几千公里之外的西伯利亚,

uralics

可奇怪的是,当今匈牙利人在遗传特征标记上和他们的西伯利亚表亲毫无关系,而和他们目前的东欧邻居几乎看不出区别,

一个群体怎么会在保持其语言的同时丢失了全部遗传特征?

最近十几年古DNA测序技术发展神速,所以有人就从10世纪的马扎尔人墓葬中提取了DNA,发现其中上层精英的DNA确实有显著的东亚成分,而同地(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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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8-25】 Razib Khan 又一篇好文章,讲的是匈牙利人的奇特历史, 匈牙利语属于乌拉尔语系乌戈尔语族,该语族的另外两个群体是汉特人和曼西人,远在匈牙利平原几千公里之外的西伯利亚, uralics 可奇怪的是,当今匈牙利人在遗传特征标记上和他们的西伯利亚表亲毫无关系,而和他们目前的东欧邻居几乎看不出区别, 一个群体怎么会在保持其语言的同时丢失了全部遗传特征? 最近十几年古DNA测序技术发展神速,所以有人就从10世纪的马扎尔人墓葬中提取了DNA,发现其中上层精英的DNA确实有显著的东亚成分,而同地区的平民遗骸则没有, 所以当初侵入匈牙利平原的马扎尔人确实来自东方,问题是他们的遗传特征跑哪儿去了? 一种解释是当初的征服者群体规模非常小,所以东方成分被稀释了,统计上看不出差异, 问题是,历史上许多案例证明,小规模征服群体很难保持其母语,特别是没有教育传统也没有成文经典的蛮族,比如侵入伊比利亚和北非的汪达尔人,语言上一丝痕迹也没留下, 所以,保留了其母语的马扎尔人当初必定是个大群体,而且女性比例得足够高,如果娶的都是当地女子,母语难免丢失,因为在没有教育系统的情况下,婴儿主要跟母亲学母语, Razib Khan 认为,这可能因为,自从马扎尔贵族皈依基督教后,匈牙利成了基督教世界的东方门户,而匈牙利平原又是东方入侵者的天然指向(因为它是欧亚草原带的西端),所以长期承受着军事上的重压,特别是在蒙古和奥斯曼的入侵中,其贵族阶层屡次被大比例消灭,最终从遗传统计上消失, 一般而论,武士贵族是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态位,通常相对于平民都有着较大遗传优势,但也有不幸赌输了的,马扎尔贵族算是一例,  
魏晋风度与九品中正制

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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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所谓魏晋风度,玄学清谈之风,其实都是九品中正制给刺激出来的, 汉代取士选官的方法是察举制,由郡守选拔有才者推荐给朝廷,但郡守都是单车赴任的外地人,所知有限,所以候选名单还是要靠地方乡老的评议和举荐,而有机会在这种事情上发表意见的,自然都是当地上层人物, 随着官僚体系的确立,这条上升通道变得越来越诱人值钱,也越来越拥挤,于是,地方上那些有势力高地位的豪族,便开始设法垄断这条通道,将郡守的选择范围限制在他们这个地位既已确立的小圈子里, 但这一垄断并未完全成功,不少人利用与上层的直接关系(比如与外戚和宦官的关系)绕过这一体系,他们被称为浊流,而从豪族门第系统入仕的则是清流, 所以有关谁有资格走进这条通道的争议和冲突始终存在,而且随着通道变拥挤而日益加剧,最后终于在汉末爆发为党锢之祸, 九品中正制的意图,正是为了平息此类冲突,将察举制规范化,减少整个筛选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办法是,将确定入仕优先次序的决定完全交给地方豪族之间的评议机制,豪族们对其子弟的相互评价结果将决定一位入仕候选者的乡品(1-5品),而乡品将决定他开始做官时的起家官品(1-9品),算法是:起家官品=乡品+4,(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2章) 而朝廷派往地方的中正,其实只是确认这个评议和排序结果, 这一改变显然强化了豪族的垄断权(这一垄断最终造就了士族门阀),束缚了地方官和朝廷的选择范围,将竞争的焦点前移到了乡议环节,结果就是,随乡议而展开的声望竞赛白热化了,而清谈玄学正是声望竞赛的一部分, 竹林七贤看似淡泊名利,放浪形骸,其实个个都做上了官, 清谈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品评人物,组成了乡议主要部分, 清谈的另一个目的是智力和品味竞赛,为何它们的内容会变得那么玄奥和清奇?因为任何此类竞争在白热化之后都会走进一些特别狭窄离奇的偏门左道,非如此无法凸显你的特别之处,正如我们在先锋艺术和实验电影里常看到的那样, 魏晋名士不仅爱豪饮,裸奔,还爱嗑药(五石散),这些出格离奇之举,依我看,背后都有着明确的功利动机——提高自己的乡品, 这跟当代 woke 们那些荒谬言论背后的动机一样,难道真有那么多人会相信两性差异完全没有生物学基础? 这里又可以看到我早先说过的安全距离原理在起作用,假如你已经非常安全的确立了*你是个聪明人*的地位,那么,你说一句听起来好像很愚蠢的话,并不会因此而被视为蠢人,反而还可能让听者疑惑:这句话里是不是有什么我未能理解的深意?因而不敢质疑你,甚至积极附和你,而这一附和进而也影响了更多听众的反应——既然这些聪明人都在附和他,这句话里肯定有什么我没能理解的深意,所以,为了不暴露我的愚蠢,最好也跟着附和,于是,皇帝新衣就这么穿起来了, 可是,假如你的聪明人地位并不牢靠,你就不敢玩这种游戏,  
Ken Follett

【2021-07-14】

我发现Ken Follett在中国好像也很热门,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去年9月的新作今年3月就有了中译本,很少见的待遇,

我没读过他的书,不过我看过根据他小说 World Without End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对中世纪的理解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当然,很多人喜欢他可能只是基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个我没读过没资格评论,我只是想友情提醒一句,你要是靠他的作品来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话,那会错的很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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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14】 我发现[[Ken Follett]]在中国好像也很热门,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有中译本,去年9月的新作今年3月就有了中译本,很少见的待遇, 我没读过他的书,不过我看过根据他小说 World Without End 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对中世纪的理解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当然,很多人喜欢他可能只是基于作品的文学价值,这个我没读过没资格评论,我只是想友情提醒一句,你要是靠他的作品来理解中世纪英格兰社会的话,那会错的很离谱, 我觉得值得这么提醒一下,是因为从改编的电视剧看,他作品的细部描绘看起来特别写实和质感,所以尤其具有欺骗性,让你感觉好像很真实的样子,  
战争的季节性

【2021-07-05】

古代温带地区的战争多数是在春夏两季发动的,若是打到仲秋还未决出胜负,多半也只能收场,打不下去了,

导致这种季节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比较容易想到,如果士兵大多是农民,春耕秋收期间打仗损失就很大,士气也大受影响,

另一个原因不太受关注,在火车轮船之前,陆上的补给运输主要靠牛马,假如这些牛马沿路无草可吃,它们就要用掉很大一部分载荷来运输饲料,这一比例取决于两个补给点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大到某个极限时,有效载荷降至零,牲口再多也没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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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05】 古代温带地区的战争多数是在春夏两季发动的,若是打到仲秋还未决出胜负,多半也只能收场,打不下去了, 导致这种季节性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比较容易想到,如果士兵大多是农民,春耕秋收期间打仗损失就很大,士气也大受影响, 另一个原因不太受关注,在火车轮船之前,陆上的补给运输主要靠牛马,假如这些牛马沿路无草可吃,它们就要用掉很大一部分载荷来运输饲料,这一比例取决于两个补给点之间的距离,当距离大到某个极限时,有效载荷降至零,牲口再多也没用了, 这个运输瓶颈意味着,哪怕军队全部由无须务农的职业士兵组成,战争的季节性仍无可避免, 沿路若是有一些河道或海港可用,瓶颈会得到缓解,而越是深入内陆且远离通航河道的地方,这个问题越突出, 当然,这里说的是至少几千几万人的大仗,几十数百人的袭扰和劫掠则另当别论,  
客家人

【2021-05-11】

@whigzhou: 客家人就是中国的边民,在许多方面都跟英国的 Scotch-Irish 很像:占据的是贫瘠的边缘生态位,民间秩序发达,反官方,好斗,出战士,一有仗打出头机会就来了,太平天国和国共之争就不说了,在东南亚的表现就很鲜明,南洋华人经商挣钱都没问题,可是一起风波就全是砧上鱼肉,唯有客家人是例外,楞打出了个兰芳共和国,

@whigzhou: 客家人的崛起其实源自于玉米土豆的引入,他们凭借这些旱地作物向山区大规模扩张,挤占了原本由畲瑶占据的生态位,将后者消灭或同化,同时在新生态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实现规模扩张

@wwwwww_wwwwwww:好奇这么能打为什么没有占领平原地区的田地,还是很多待在山区呢?

@whigzhou: 这恰好说明,个体或小团伙的战斗力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抗国家机器,若要冒头,他们要么为机器效力,要么机器本身崩坏,要么冒出一位组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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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1】 @whigzhou: 客家人就是中国的边民,在许多方面都跟英国的 Scotch-Irish 很像:占据的是贫瘠的边缘生态位,民间秩序发达,反官方,好斗,出战士,一有仗打出头机会就来了,太平天国和国共之争就不说了,在东南亚的表现就很鲜明,南洋华人经商挣钱都没问题,可是一起风波就全是砧上鱼肉,唯有客家人是例外,楞打出了个兰芳共和国, @whigzhou: 客家人的崛起其实源自于玉米土豆的引入,他们凭借这些旱地作物向山区大规模扩张,挤占了原本由畲瑶占据的生态位,将后者消灭或同化,同时在新生态位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并实现规模扩张 @wwwwww_wwwwwww:好奇这么能打为什么没有占领平原地区的田地,还是很多待在山区呢? @whigzhou: 这恰好说明,个体或小团伙的战斗力并不足以让他们对抗国家机器,若要冒头,他们要么为机器效力,要么机器本身崩坏,要么冒出一位组织天才 @whigzhou: 游牧者同理 @季路一言围脖:哥萨克也同理吗? @whigzhou: 是 @鲁大郎:国共之争?求解释 @whigzhou: 孙文的兴中会几乎清一色客家人,同盟会也是客家为主力,黄花岗72士一半客家,民国境内曾有过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中华共和国,两者皆以客家区为基本盘 【2021-05-16】 @渔父_:李辉的《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说:“客家人可能是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大伯觉得这种猜想靠谱吗? @whigzhou: 同意第一句 @whigzhou: 其实不只是客家,整个南方汉族都有相当高的旧土著成分,南方的旧土著大致分侗傣和苗瑶两系,侗傣倾向于占据平原河谷低地生态位,苗瑶(包括畲族)倾向于高地,所以客家吸纳苗瑶成分更多,当在情理之中, 不过『古代荆蛮族的核心成分不断加上中原汉人移民形成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1)区分哪个是核心好像没什么意义,2)把这些旧土著称为荆蛮族是过强的判断,是对古代含糊概念的不恰当复活,3)加入的汉族成分不仅是中原移民,久已定居当地的汉人也会因人口压力而持续向高地渗透, 『类苗瑶结构来自湖北和广东』我看没什么根据,苗瑶在整个南方都有分布, 『客家话是南方原住民语言在中原汉语不断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客家话的主干恐怕还是汉语,依我看,其苗瑶成分是汉语主干吸纳进去的,而不是苗瑶语内核裹上了汉语成分,当然,我不打算为这种区分赋予某种本质主义意味, @whigzhou: 强势群体扩张吸纳当地土著群体的过程中,普遍规律是,吸纳的女系成分会远远高于男系成分,这一点在南方汉族中应该不会例外,虽然我还没看过数据, @辣目海伦:北方汉人南下时都是落魄的,不是战争被赶过来避难就是被罚来南边,哪来优越感? @whigzhou: 且不论是否都是『被赶过来避难』的,就算是,也照样可以优越,扫荡罗马的匈人,称雄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都是被其他游牧者从东边赶过来避难的 @whigzhou: 永嘉南渡的士族,唐末南迁的汉人,都是颇具规模的武装组织,虽然大秩序瓦解,但这些局部组织对付南方的土著群体还是绰绰有余 @离群索居bj:从东边赶过去的都挺勇猛啊,是不是说明赶他们过去的东方人比西方人要厉害呢?至少在武力上 @whigzhou: 不可作此推论,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不可,游牧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兴衰勃忽无常,一旦组织起来了,就很厉害,平时散沙状态,也就小打小闹,或给人当雇佣兵,所以,被赶走的,未必是弱者 @whigzhou: 青铜时代伊朗语族游牧者从西往东是大趋势,秦汉之后阿尔泰语系游牧者从东往西是大趋势,理由在组织层面而非个体/团伙战斗力差异 @日日用功有常:《世界简史》认为游牧者从东向西的潮流的根源是南俄草原,或者说亚欧大草原西端水草丰美。 @whigzhou: 这解释完全站不住,果若如此,1)匈人到了南俄就该歇了,怎么还继续往西,2)阿兰人本来就在南俄,为啥往外跑,3)若西迁动力是吸而非推,那么匈人应该比突厥先动,事实相反 @whigzhou: 这种说法和诸如*温州徽州人擅经商是被山区人多地少给逼的*之类是同样的无稽之谈,既没有经验证据,也经不起理论推敲 @kingsmill:哈哈哈按同类逻辑甘肃人也应该善于经商[允悲] @whigzhou: 说这种话的人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均衡的概念(或者用经济学黑话叫无差异原则),山地土地贫瘠,承载能力低,人口自然稀疏,平原谷底承载能力高,人口密度就上去了,若其他条件相同,边际上无差别 @whigzhou: 以华南的经验,肥沃河谷三角洲的人均耕地低至1-2亩,山地则十几甚至几十亩,资本/技能相当时,边际上无差异,也就是往外寻出路的动力是一样的,表现特异者必定有其他缘故 @公馆森田忍1_O::我们家就是粤东的客家人,家族里有本流传下的族谱,里面记载的先祖是商王朝时期人,祖地在今河南南阳 @whigzhou: 除非有其他史料佐证,家谱上提到的任何早于南宋的东西都默认视为美丽传说  
大型练蛊盆

【2021-05-09】

和澳洲相比,西伯利亚流放系统在推动殖民上的效果很差,流犯逃亡比例极高,很少定居下来,而作为劳动力,他们也不受当地农民欢迎(相比之下,澳洲农场主对流犯劳力的需求非常旺盛),更糟糕的是,当局对流犯的约束、影响和引导能力很弱,结果西伯利亚简直成了个大型练蛊盆(练出的最大两只蛊就是俄罗斯黑手党和布尔什维克),

想了想,造成这个差异的各因素中,有几点好像比较突出:

1)西伯利亚其实没有那么孤绝,至少孤绝程度跟澳洲比差远了,而且流犯很清楚该从哪条路线、向哪里逃——只要沿着被送过来的那条路朝相反方向走即(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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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09】 和澳洲相比,西伯利亚流放系统在推动殖民上的效果很差,流犯逃亡比例极高,很少定居下来,而作为劳动力,他们也不受当地农民欢迎(相比之下,澳洲农场主对流犯劳力的需求非常旺盛),更糟糕的是,当局对流犯的约束、影响和引导能力很弱,结果西伯利亚简直成了个大型练蛊盆(练出的最大两只蛊就是俄罗斯黑手党和布尔什维克), 想了想,造成这个差异的各因素中,有几点好像比较突出: 1)西伯利亚其实没有那么孤绝,至少孤绝程度跟澳洲比差远了,而且流犯很清楚该从哪条路线、向哪里逃——只要沿着被送过来的那条路朝相反方向走即可,沿路虽人口稀疏,但还是有足够多的村庄可供乞讨勒索抢劫以获取给养,结果是,流犯逃亡率超过1/3,而且成功率也不算低,大概有一小半能逃回乌拉尔以西, 因为逃亡者足够多,沿路很容易几十个人凑成一伙,就更提高了给养获取能力和逃亡成功率,所以,任何时候西伯利亚道路沿线都有一群群的逃亡者在从东往西跑,被戏称为西伯利亚永动机, 由于不受当地农民欢迎,他们在农业拓殖没多少贡献,对殖民事业的作用仅限于在各种公共工程上做苦力,但那其实也是很没效率的,远不如直接花钱雇人合算, 2)发配西伯利亚的政治犯很多,越到后期越多,这些镇痔犯很多是贵族,或至少中上层知识分子,家里有钱,每年几千几万卢布往那儿寄,这么多钱花下去,足以把整个看守团队变成他们的仆人,加上制度上的贵族特权待遇,这些人在流放地的活动相当自由,阅读、写作和通信毫无障碍(除了几个月的延迟之外),甚至还能办报刊,总之,官方很少能影响这群人的活动,反倒他们对流犯群体和当地社会影响很大, 3)发配西伯利亚的重罪犯很多,包括谋杀抢劫者,这些人很难管束,加上俄国官僚机器的腐败低效,结果流犯群体就像黑社会那样发展出了自己的秩序和组织体系,官方对其走向的引导控制能力很差, 暴力重犯多可能也是他们不受农民欢迎的原因之一, 那么为何俄国流犯的重犯比例比澳洲高呢?依我看,是因为俄国很少用死刑,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废除死刑,后来虽然恢复,但很少用,像杀人抢劫这种重罪犯,在英国可能就吊死了,不会送去澳洲,送去的多数是偷窃伪造之类, 俄国死刑少到什么程度,有个例子可以说明,1846年一群四个逃犯把一整个金矿勘探队十几号人杀了个精光,结果居然没人因此判死刑,只是夹道鞭笞和终身苦役,  
流放阶梯

【2021-04-13】

之前读了 Robert Hughes《致命的海滩》,把澳洲流放史讲的非常细,流放制度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复杂,是个层次丰厚而且十分动态的系统,

流放时代,澳洲居民按社会地位高低大致分这样几类:
1)组成殖民地治理团队的军官,
2)自由移居者,
3)刑满释放的前流犯,
4)刑期未满的流犯,

刑期分7年,14年,终身(极少数)三档,不过在释放之前,刑期始终可能随表现而增减,

最有意思的是,服刑流犯的状态本身就非常多样,随自由度高低不同而构成一部层次丰富的阶梯,大致有这么几级:

1)最自由的,是拿到了假释证的那些,他们除了不能离开澳洲之外,和自由人无异,

2)其次是配(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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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3】 之前读了 Robert Hughes《致命的海滩》,把澳洲流放史讲的非常细,流放制度比我原先认为的要复杂,是个层次丰厚而且十分动态的系统, 流放时代,澳洲居民按社会地位高低大致分这样几类: 1)组成殖民地治理团队的军官, 2)自由移居者, 3)刑满释放的前流犯, 4)刑期未满的流犯, 刑期分7年,14年,终身(极少数)三档,不过在释放之前,刑期始终可能随表现而增减, 最有意思的是,服刑流犯的状态本身就非常多样,随自由度高低不同而构成一部层次丰富的阶梯,大致有这么几级: 1)最自由的,是拿到了假释证的那些,他们除了不能离开澳洲之外,和自由人无异, 2)其次是配给劳工,就是由当局分配给某位农场主,给他做工,状况类似于契约劳工,对于早期自由移民,有机会获得配给劳工是一个主要的吸引点,因为自由雇工几乎找不到,找到也价格极高,因为自由移民很容易从当局获得几百几千英亩的赠地,不会甘愿替人打工, 不过在最初,获得配给劳工的农场主不一定是自由移民,因为在处女地开拓农场非常困难,任何人只要能这能力,都会得到机会,包括流犯,而流犯里面会种地的人极少, 3)然后是那些在殖民当局直接控制下干活的人,其中比较自由的是那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比如石匠木匠造船匠,还有能读会写的,后者主要来自伪造文件者,这些人会被当局挑出来,放到与其技能相配的岗位上,处境比配给劳工更好, 4)这一级是新到达流犯的默认起点,他们在当局工头(通常是一位低级军官)的监督下为公共工程干活,主要是盖房修路,所以也叫公路帮, 5)前面几级中,表现不好的,会被发配到铁链帮,他们的工作内容和(4)差不多,但是处于更严格的监禁条件下,通常白天干活时带着脚链,晚上会被关在牢房里,而且为防止逃跑,往往会选择一个极为孤立蛮荒的新拓居点, 6)流犯中最冥顽不化的那些,比如反复逃跑者,会被发配到离大陆一千多公里的诺福克岛,那里被刻意安排成生不如死的人间地狱,也叫垃圾场的垃圾场,常会把暴虐出名的军官派去负责, 这样一部层次丰厚的阶梯,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流犯好好表现,养成劳动习惯,然后顺着阶梯往上爬,尽快重获自由身, 不过,实际执行中,这种激励效果是否充分体现,取决于执行者是否公正,所以各地各时也参差不齐,执行最到位的是 George Arthur 治理下的塔斯马尼亚,他给每位流犯建立了完整档案,并采用一种非常细致的打分系统,打满多少分就自动往上升,反之往下掉, 与个体流犯在其上升降的阶梯相映成趣的,是各拓殖点也依次构成了一条渐变光谱, 每个拓殖点一旦开拓成功(表现为农业取得收益),基础设施建立,就会吸引更多自由移民,刑满或假释流犯也会定居下来,老移民会生下孩子,于是自由民就提高了,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不想再看到一群群带着脚镣的流犯四处晃荡,认为这有损于社区的形象、声誉和治安,于是当局便面临压力寻找新的拓殖点, 况且,即便没有自由民的压力,当局自己也有这需要,因为当拓殖点变得更像一个正常成熟社会之后,对流犯就没那么可怕了,也容易逃脱了(不像在孤绝蛮荒之地,逃出去基本上也是死), 所以,为了安置上面(4)(5)两级的流犯,当局必须不断寻找新的拓殖点,并且由若干新旧拓殖点构成一个从最成熟到最蛮荒最艰苦的光谱,提供不同的惩罚强度,用来安置不同级别的流犯(在此意义上,第5级其实可以随地点不同而细分成多级), 这一为满足流放功能需要而开拓的历史,贯穿着澳洲的早期殖民史,从悉尼开始,霍巴特,亚瑟港,菲利普港(不久后放弃),纽卡斯尔,麦夸里港,布里斯班,最后是Fremantle(当今Perth的一部分),这个拓殖进程,也对应着新南威尔士,塔斯马尼亚,昆士兰和西澳的建立,只有维多利亚和南澳的历史不在这条主线上,维多利亚基本上是由自由移民建立的(又因淘金热而壮大),而南澳最初是由渔民和捕鲸者所开拓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

【2021-04-10】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这段姻缘,有个重要背景,就是一战造成的欧洲王族圈大撕裂,一战前,欧洲各国打来打去,但并不影响王室间持续通婚,一战中,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彻底压倒上层的传统婚姻纽带,迫使各王族成员不得不站队表态,

英国王室自汉诺威朝以来就有很深的德意志渊源,为了表态只好将族姓从萨克森-科堡-哥塔改为温莎,

菲利普的爷爷乔治当初被挑出来做希腊国王,是因为当时丹麦足够弱小,由他接位可以避免吞并之嫌,符合1832年《伦敦协议》不许任何强国王族获取希腊王位的原则,而且乔治的两个姐姐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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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4-10】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这段姻缘,有个重要背景,就是一战造成的欧洲王族圈大撕裂,一战前,欧洲各国打来打去,但并不影响王室间持续通婚,一战中,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彻底压倒上层的传统婚姻纽带,迫使各王族成员不得不站队表态, 英国王室自汉诺威朝以来就有很深的德意志渊源,为了表态只好将族姓从萨克森-科堡-哥塔改为温莎, 菲利普的爷爷乔治当初被挑出来做希腊国王,是因为当时丹麦足够弱小,由他接位可以避免吞并之嫌,符合1832年《伦敦协议》不许任何强国王族获取希腊王位的原则,而且乔治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爱德华七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很适合平衡需要, 一战中,希腊王族也被迫站队,当时希腊民众强烈亲英(实际上他们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就一直亲英,当时选定乔治之前,希腊民众在公投中95%投给了维多利亚的儿子阿尔伯特),可是乔治的继任者君士坦丁是个亲德分子,但也不敢公开得罪英国,所以选择中立,结果希腊两派就打翻了, 这次站队错误给了希腊沉重打击,在紧接着一战的希土战争中,希腊既没得到英国的实质性支持,也没在国内建立团结一致的力量,惨败之后,王室遭驱逐,菲利普一家便在其中, 可是撕裂并未结束,随着英德关系再次紧张,欧洲王族很快面临另一轮站队,菲利普的四个姐姐全部站到了德方,嫁给了德国贵族,只有菲利普跟着他母亲站到了英国一方, 而他母亲的立场正是上一轮站队的结果,他外公路易是黑森的公子,因为继位无望而跑到英国,加入皇家海军,并且一路腾达,一直做到第一海军大臣,一战期间,也是为了断绝德意志渊源,把族姓从巴登堡改成了蒙巴顿,他儿子路易·蒙巴顿,就是后来的印度末代总督,战后也曾出任第一海军大臣,和帝国参谋总长, 就是在二战前的风云时刻,菲利普步外公和舅舅的后尘,加入了皇家海军,并且采用了蒙巴顿这个娘家姓氏, 就在同一年,乔治六世夫妇前往皇家海军学院巡视,菲利普的舅舅路易·蒙巴顿(当时也在海军服役,而且是宫廷红人)承机让正好在海军学院受训的菲利普陪同公主,这才有了13岁纯情少女向18岁大表哥求爱的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