订阅【2020-08-16】
所谓匿名审稿其实没那么匿名，很多投稿人大概能约略猜到审稿人是谁，于是就在论文里塞进一些贿赂性引用，一些审稿人甚至主动施压，要求作者添加马屁引用，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到的，不过从Nature这篇文章看，这种事情圈内好像早就众所周知了，现在有人开发了一套系统来识别这种索贿行为，运行结果显示，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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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发表的文章（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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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6】
所谓匿名审稿其实没那么匿名，很多投稿人大概能约略猜到审稿人是谁，于是就在论文里塞进一些贿赂性引用，一些审稿人甚至主动施压，要求作者添加马屁引用，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到的，不过从Nature这篇文章看，这种事情圈内好像早就众所周知了，现在有人开发了一套系统来识别这种索贿行为，运行结果显示，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2020-08-15】
近些年人工智能有很大突破，于是很多人都在猜测哪些工作会被机器代替，可是这些分析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去看实际情况，而Robin Hanson的研究发现，AI（至少在现阶段）其实和自动化的进展关系不大，在去年一篇论文里，他分析了过去20年美国832个工种的自动化深度，提取了153项特征，试图找出哪些特征最偏爱自动化，结果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自动化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
依我看，之所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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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5
【2020-08-15】
近些年人工智能有很大突破，于是很多人都在猜测哪些工作会被机器代替，可是这些分析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去看实际情况，而Robin Hanson的研究发现，AI（至少在现阶段）其实和自动化的进展关系不大，在去年一篇论文里，他分析了过去20年美国832个工种的自动化深度，提取了153项特征，试图找出哪些特征最偏爱自动化，结果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自动化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
依我看，之所以多数评论家都没想到要点上，是因为他们过度关注了AI让机器*有能力*做什么，而不是机器*能比人更高效的*做什么，实际上，人类的干活效率是非常高的，别的不说，仅看能源效率，想想看，一小块肥肉或一包干脆面一瓶矿泉水，就能让一个人干多少活儿啊。
我觉得『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这个特性不妨称为卓别林指数，因为我一看到这个短语就想到卓别林那部电影，实际上这是我对卓别林电影的唯一印象[挖鼻]
【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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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观察相符，从赠礼者角度看，他没理由追求受礼者的效用最大化，他关心的是赠礼效果最大化，而这可能意味着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提升对方对自己的好感，提升关系亲密度，诸如此类。
刚才我在想，有些企业在年终以实物而非现金形式给员工发放奖金，比如请苍井空老师来唱歌签名，是不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2020-08-07】
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病，不妨称为『一元一次方程综合征』，症状如下：
1）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释因子，不喜欢的人便会将其斥为XX决定论，诸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常见景象是，一群患者相互指责对方是XX决定论者；
2）在尝试为某类现象寻求解释，或构建理论时，喜欢罗列一组单因素假说，并理所当然的认定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一互斥性本身需要论证，其逻辑后果是，当其中一个假说与观察不符时，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排除(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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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7】
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病，不妨称为『一元一次方程综合征』，症状如下：
1）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释因子，不喜欢的人便会将其斥为XX决定论，诸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常见景象是，一群患者相互指责对方是XX决定论者；
2）在尝试为某类现象寻求解释，或构建理论时，喜欢罗列一组单因素假说，并理所当然的认定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一互斥性本身需要论证，其逻辑后果是，当其中一个假说与观察不符时，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排除』了该假说中的那个解释因素；
3）当他们发现某类事情竟然牵扯到了两个或更多因素，其中一个或更多竟然是非线性的，常会激动的宣告：还原论方法破产了！人类有望再次从决定论的暴镇下得到解放！
我的初步诊断：他们的数学老师好像只讲到一元一次方程为止，后面就没讲了。
听起来好像蠢的不可思议，相信大伯，事实上真的很流行。
@独沐东南风:回复@Male_Fetish:现在某些学校已经要求全部学科学高数了（难度会有差异），希望这可以成为一种趋势。
@whigzhou: 没用，听课，啃教科书，做题，考100分，一转身全忘了，学过一种方法，和把它融入自己的思考习惯，完全两码事，博士们（无论哪个学科）不可能真的没见过多元高次方程
【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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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r greatest conce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1812. On 16 June 1812, two day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Lord Castlereag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nounced in Parliament that the Order in Council would be suspended.[2]
On the very day that the Minister took his formal lea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larification needed], 23 June 1812, a new British Government headed by Lord Liverpool provisionally repealed the Order in Council.[3]
Forty-one day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eclared war, the news reached London on 29 July 1812. Two days later, the Ministry ordered its first counter-measures. It forbade British ships to sail except in convoys, and restrained American ships in British ports. The Orders in Council had been repealed on 23 June 1812, but the ministers did not intend to take additional measures until they could learn the American reaction. Word of the repeal of the Orders did not reach President James Madison until 12 August 1812, some fifty days later. Even then he refused to halt hostilities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Britain had react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war.[4]
我在一篇旧文中也曾讲过，1879年的祖鲁战争也是因为通信迟缓才打起来的，殖民部根本不想打，可是以当时的通信节奏，殖民部无法从伦敦有效的指挥驻地长官的行动，更有趣的是，这一状况其实很快就要改变了，当时电报线已经铺到德班，只是还没铺到开普敦。【2020-07-27】
虽然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Bolton透露的信息看，川普的愚蠢和人品之恶劣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也让人感叹，那些捏着鼻子替川普干活的保守派老将实在是太爱国了，很容易体会到他们每天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只为尽力把他拉在一条别太离谱的轨道上
川普至少加深了我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四年前我就说过，虽然我极其厌恶川普，但是对投他票毫无意见，有很多投他的理由，我都能接受，在我看来，厌恶一个人，和支持他的某些政策，或者投他票，或希望他当选，在逻辑上都是毫无冲突的。
问题是，逻辑上或理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情绪上的一致性，而后者才是人们最在乎的，一旦你选定了一个立场，一个支持对象，一个阵营，此后当你发现不得不批评或反对它(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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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7】
虽然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Bolton透露的信息看，川普的愚蠢和人品之恶劣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也让人感叹，那些捏着鼻子替川普干活的保守派老将实在是太爱国了，很容易体会到他们每天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只为尽力把他拉在一条别太离谱的轨道上
川普至少加深了我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四年前我就说过，虽然我极其厌恶川普，但是对投他票毫无意见，有很多投他的理由，我都能接受，在我看来，厌恶一个人，和支持他的某些政策，或者投他票，或希望他当选，在逻辑上都是毫无冲突的。
问题是，逻辑上或理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情绪上的一致性，而后者才是人们最在乎的，一旦你选定了一个立场，一个支持对象，一个阵营，此后当你发现不得不批评或反对它时，就会面临情绪上的拮抗，感觉难受。
过去四年中，我对这一点的认识加深了很多，因为我自己就经常感觉到这种不舒服，比如当川普的某项举动引得人们大呼川总威武时，哪怕这是我乐见或赞同的举动，也会感觉不舒服。
可见，和其他人一样，我也在意情绪一致性，区别是，我不像有些人那样，为了满足情绪一致性的需求，就强行为自己带上一副过滤镜，忽略所有可能引起不一致的事实，抹除所有可能引起不一致的记忆，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损于我的心理安康，但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免得自己变得过于愚蠢。
正如Charles Murray的观察，美国红州那些典型川普支持者，本身都是非常淳朴善良的，他们和成长于纽约花花都市的那个纨绔子弟完全不是一路人，可是因为他们选择了支持他，就完全忽略了此人人品之恶劣，而假如这些恶劣人品表现在这些MAGAers邻居的身上，原本是会让他们极其震惊和厌恶的。
有了这四年的经历，我现在完全能理解这种忽视，这是他们为保持心理安康而采取的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
据说这种情绪一致性需求被有些人用作行为操纵的着力点，比如，为拉近和某人的关系，先是请求他帮你一些小忙，这些事情对他来说代价极小、轻而易举便可做到，顺便让他赢得一点助人为乐的满足感，通过这些小忙，逐步让他产生一种站在你一边，护着你的感觉，此后真正需要他帮忙时，就很难拒绝。
对情绪一致性的需要也妨碍了人们在错误的投资上及时止损，一旦投资变成commitment，就更难弃了
@王怜花: 元首级政客中貌似希特勒私德人品最正，几近圣人。
@whigzhou: 很吃惊你们会从原帖读出『我提倡以私德为标准选择镇痔家』的意思，原帖说的仅仅是：无论我是否希望他当选，投他票，或扯起嗓子鼓动别人投他票，都无法让我停止对这个人的厌恶，就这么简单
@whigzhou: 与此同时，虽然原帖完全没有涉及，但我确实不认为，品德是镇痔中的无关因素
@whigzhou: 尽管我不会把品德列为挑选镇痔家的最重要考虑，也不会施加一种严苛的标准，但我并不认为品德是镇痔中的无关因素，相反，我认为它很重要，有着基础性地位。
多年来，我一直强调，筅法≠《筅法》，筅镇，作为一种多元泉力并存的博弈格局，是由特定文化传统所维护的，简单说，它要求参与其中者无论内心如何，私生活如何，在镇痔互动中必须表现出最低限度的绅士风度。
这种文化中，一位失败者可以投降认输，而继续保持尊严和体面。
与之相对的另一种文化是：你死我活，成王败寇，赶尽杀绝，这些，相信你们都足够熟悉。
人类历史上，孕育出支撑筅镇的绅士文化的过程，是极为罕见而幸运的，成王败寇才是常态。
假如未来这种文化不幸衰亡，那么品德衰败将是推动衰亡过程的一大力量。
【2020-07-26】
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许多语言都会在词法层次上区分 inclusive ‘we’ 和exclusive ‘we’，比如北京话里的 咱们 和 我们，但在英语里这种区分只能从上下文判断，比如 let us eat 里的us，既可能是 in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和他一起开吃，也可能是 ex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别打扰或妨碍他们吃东西，有趣的是，若是把这句话改成 let’s eat，就没有歧义了，只能(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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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6】
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许多语言都会在词法层次上区分 inclusive 'we' 和exclusive 'we'，比如北京话里的 咱们 和 我们，但在英语里这种区分只能从上下文判断，比如 let us eat 里的us，既可能是 in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和他一起开吃，也可能是 ex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别打扰或妨碍他们吃东西，有趣的是，若是把这句话改成 let's eat，就没有歧义了，只能是 inclusive。
@tytomatt:回复@恰不空:北京人有时候为了表示热情，会把自己归在听众分类里面，以博取听众的认同感……
@whigzhou: 这种用 inclusive we 套近乎的做法在其他文化里也有，包括英语
@whigzhou: We is used sometimes in place of you to address a second party: A doctor may ask a patient: "And how are we feeling today?". A waiter may ask a client: "What are we in the mood for?"
@歪-X:别说我们咱们。英文连你您你们没有上下文都分不清
@whigzhou: 所以有了 y'all, you guys, you lot, you mob...
@whigzhou: 本来单复数是分开的，thou 和 ye ，那时用复数代替单数是一种敬语，可是后来敬语通货膨胀了，于是合并成了 you，可是区分单复数的需求仍在，于是又开始分化
【2020-07-22】
贡布里希的这段话（《艺术的故事》第8章）让我想了很多：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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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2】
贡布里希的这段话（《艺术的故事》第8章）让我想了很多：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听（比如10首）老曲子，同时他们也不介意时不时可能有一首新曲子，只要它好听就行，我想说的是，即便这种看起来最不鼓励创新的条件下，现代艺术市场也会远比古代市场更鼓励创新。
在古代，哪怕一千年没有新曲子，要满足100万人每人每年听几次的需求，也需要大批音乐家，因为每次表演只能同时服务于几十最多上百人，于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新的音乐产业，也可以让众多音乐家生存，具体养活多少，取决于表演次/欣赏次之间的比例关系。
可是技术进步会改变这一比例，考虑另一个极端：假如所有人都在spotify上听歌，而且全都满足于相同的10首歌来回放，那么，等这些歌的作者死光之后，音乐市场就再也不需要新的音乐家了，可是有志于靠音乐吃饭的人不甘心啊，所以他们必须写新曲子，努力说服至少一部分听众把他们的新歌加入播放列表。
这两个极端之间，一些早先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改变上述比例关系，比如：扩音器，具有专业音响效果的音乐厅，精确的乐谱记录和复现手段（包括指挥），铁路飞机扩大了音乐家服务半径，等等。
除了音乐，类似的机制或许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存在，不过我还没想清楚。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听（比如10首）老曲子，同时他们也不介意时不时可能有一首新曲子，只要它好听就行，我想说的是，即便这种看起来最不鼓励创新的条件下，现代艺术市场也会远比古代市场更鼓励创新。
在古代，哪怕一千年没有新曲子，要满足100万人每人每年听几次的需求，也需要大批音乐家，因为每次表演只能同时服务于几十最多上百人，于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新的音乐产业，也可以让众多音乐家生存，具体养活多少，取决于表演次/欣赏次之间的比例关系。
可是技术进步会改变这一比例，考虑另一个极端：假如所有人都在spotify上听歌，而且全都满足于相同的10首歌来回放，那么，等这些歌的作者死光之后，音乐市场就再也不需要新的音乐家了，可是有志于靠音乐吃饭的人不甘心啊，所以他们必须写新曲子，努力说服至少一部分听众把他们的新歌加入播放列表。
这两个极端之间，一些早先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改变上述比例关系，比如：扩音器，具有专业音响效果的音乐厅，精确的乐谱记录和复现手段（包括指挥），铁路飞机扩大了音乐家服务半径，等等。
除了音乐，类似的机制或许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存在，不过我还没想清楚。
【2020-07-22】
看The World At War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Nazi和其他革命党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是经由选举而突然掌权的，因而没有像其他革命裆那样经历过严酷的内部炼蛊过程（唯一例外是长刀之夜清除了冲锋队），结果是，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掌舵的都是狂热、纯粹、决然、充满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者，而这种人在炼蛊过程中通常都会被淘汰，由老练、世故、狡诈的实用主义者取而代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势力的历史(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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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2】
看The World At War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Nazi和其他革命党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是经由选举而突然掌权的，因而没有像其他革命裆那样经历过严酷的内部炼蛊过程（唯一例外是长刀之夜清除了冲锋队），结果是，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掌舵的都是狂热、纯粹、决然、充满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者，而这种人在炼蛊过程中通常都会被淘汰，由老练、世故、狡诈的实用主义者取而代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势力的历史走向。
【2020-07-19】
@LIQUIDITY_NOTES @学经济家 1900以来各个国家前1%人群收入比重的数据，很有意思的是英语国家（美、英、加、澳、爱）都是U型走势；而欧洲大陆（法、西、荷、丹）和日本则呈现L型。
@学经济家: 以前金融资本视角系列长文中提过“里根-里甘-沃尔克节点”，视为划时代（金融视角里一战二战节点权重低于这个）。英语国家可视为超大市场（相比德日法语）；全球投资的能力更强；对全球资本、精英还有富豪（以及官二代）的吸引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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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9】
@LIQUIDITY_NOTES @学经济家 1900以来各个国家前1%人群收入比重的数据，很有意思的是英语国家（美、英、加、澳、爱）都是U型走势；而欧洲大陆（法、西、荷、丹）和日本则呈现L型。
@学经济家: 以前金融资本视角系列长文中提过“里根-里甘-沃尔克节点”，视为划时代（金融视角里一战二战节点权重低于这个）。英语国家可视为超大市场（相比德日法语）；全球投资的能力更强；对全球资本、精英还有富豪（以及官二代）的吸引力也更强。
@whigzhou: 1）刮奶油能力，2）发动机地位
@whigzhou: 有关发动机地位，见 O» 饭文#U6: 美国仍将是世界引擎吗？
@whigzhou: 盎格鲁世界第一次刮奶油是在伊丽莎白朝，胡格诺战争让大批工商/知识精英从法国和低地国家逃往英格兰避难，幸运的是，当时英格兰刚好已经脱离罗马。
@whigzhou: 香港本身就是刮奶油的结果，所以刮香港的奶油就是刮奶油里的奶油。
【2020-07-17】
假设有一场演出，如果票价为200，你是绝对不会花钱去看的，但实际票价是30，于是你就买了张票，演出开始前几个小时，你去某广场吃了顿晚饭，在你吃完离开正要坐车去表演厅时，看见有人举着牌子开价500求购该演出的门票，你会卖吗？
据研究，事实上，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虽然有些会卖，但也有很多不会卖。
不少经济学家会对此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或至少是偏好前后不一致的，总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倒觉得这并不算太奇怪，至少有两种解释可以消除其中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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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7】
假设有一场演出，如果票价为200，你是绝对不会花钱去看的，但实际票价是30，于是你就买了张票，演出开始前几个小时，你去某广场吃了顿晚饭，在你吃完离开正要坐车去表演厅时，看见有人举着牌子开价500求购该演出的门票，你会卖吗？
据研究，事实上，符合上述条件的人中，虽然有些会卖，但也有很多不会卖。
不少经济学家会对此感到迷惑，他们觉得这种行为是非理性的，或至少是偏好前后不一致的，总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过我倒觉得这并不算太奇怪，至少有两种解释可以消除其中的不一致性：
1）你手中所持门票的市值涨至500，其实为你带来了一笔意外横财（用经济学术语说，是风落收入），而一笔意外横财很可能会产生短期财富效应，改变你的需求曲线，让你觉得不妨开一次洋荤——即做出一次你原本不会舍得的消费，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比如你在马路上捡到一千块钱，或许会去豪华饭店吃顿你平时不会花钱去吃大餐，
2）第二种解释更简单，你买票和等待演出的过程，吊起了你对演出的胃口，此时放弃看演出的成本，已经高于买票前的值，
当然，这两种解释可能都不成立，但至少让我觉得没那么奇怪。
哦，我应该补充一点：吃饭的地方就在你家附近，也就是你最常去吃饭的地方。
【2020-07-18】
综合各位的评论，我们现在有了5种假说：1）短期财富效应，2）吊胃口，或曰轨道切换障碍，3）loss aversion，4）质量揭示，即市价暴涨提升了他对演出质量的预期，5）道德包袱，即不愿意让自己显得那么见钱眼开，我觉得都有点道理，不过loss aversion理论近几年名声不佳，实验重复不出来。
我提出的短期财富效应假说好像不太受欢迎，不过若是换作一个更特化的版本——预算约束假说——或许更容易被接受：我之所以绝不会买200元的票，是因为那超出了我为此类消费分配的预算，市价暴涨虽然提升了看这场演出的成本，但并未让我突破预算，这等价于：假如我当月捡到了470块钱，就会去看。
【2020-07-12】
遗传证据显示，波利尼西亚人在前哥伦布时代曾多次造访美洲海岸，Cochran大叔问道：是什么吸引他们去那儿的？他猜大概是某种贸易机会，然后他考虑了波利尼西亚人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卖的，最后想到了猪，可是问题来了，猪很容易在美洲繁殖，要是真有贸易，为啥西班牙人没在那儿看到猪？考古学家也没挖到猪骨头？大叔的解释是：卖的一定是公猪。
我对大叔的这个想法不太感冒，考虑到波利尼西亚人曾经征服了那么多极其遥远的岛屿，或许根本不需要为他们的远航寻找特别理由，当人口压力升高，冲突加剧，就会一批批的往外探索，寻找新领地，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惯常做法。
不过，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叔帖子里有一段话还是非常精彩的，值得单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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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2】
遗传证据显示，波利尼西亚人在前哥伦布时代曾多次造访美洲海岸，Cochran大叔问道：是什么吸引他们去那儿的？他猜大概是某种贸易机会，然后他考虑了波利尼西亚人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卖的，最后想到了猪，可是问题来了，猪很容易在美洲繁殖，要是真有贸易，为啥西班牙人没在那儿看到猪？考古学家也没挖到猪骨头？大叔的解释是：卖的一定是公猪。
我对大叔的这个想法不太感冒，考虑到波利尼西亚人曾经征服了那么多极其遥远的岛屿，或许根本不需要为他们的远航寻找特别理由，当人口压力升高，冲突加剧，就会一批批的往外探索，寻找新领地，这已经成了他们的惯常做法。
不过，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大叔帖子里有一段话还是非常精彩的，值得单独分享：
But they had pigs, and the Amerindians did not. Imagine that sharp Polynesians traded pigs for various valuata ( cornmeal, manioc, sweet potatoes, chocolate, maybe decorative metal objects) .
Male pigs. The Polynesians, being a bit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contemporary Ivy League graduates, understood that generating piglets requires both boars and sows. Actual, biological, males and females: identification is not enough.
@罂粟花上宝塔山:即使公猪为什么考古学家也没有发现猪骨头，难道也被熬汤吃次奥肚子里了 @whigzhou: 动物骨骼变成化石并被挖到的几率很小，所以零星贸易没留下化石记录并不奇怪，但规模化种群也没留下化石记录就有点说明问题了，大数定律 【2020-07-15】 @黄章晋ster:波利尼西亚人跨越南太平洋至少要要花三个月，如果随船还装有猪的话，大概率装运的是猪的遗体，而不会是活猪。 @钮钴禄_铁哥: 信风自东往西，波利尼西亚人朝美洲是逆风，不知如何驶往？ @whigzhou: 夏威夷人若先往北再折向东，便是顺风，即当年马尼拉-Acapulco航线的最后一段 @whigzhou: 大帆船从马尼拉到Acapulco需要4个月，从夏威夷出发应该不需要三个月那么久 @whigzhou: 首先，我觉得Cochran大叔公猪贸易的说法很不认真，不值得我为他辩护，其次，逆风和航程过久的反对理由依我看不成立，除了我已经说明的两点，更重要的是：波利尼西亚远航者在出发之前是不知道自己要去那里的，船上带活猪而不是带猪肉的理由是为了在新定居点饲养，而不只是储备粮或贸易品。 @whigzhou: 当你离开世代居住的那个岛屿，开始一次极不可能找到归途的远航，去探索你全然无知的遥远海域时，你船上装的东西不可能是为贸易而准备的，而只能是为途中生存和在新定居点开始新生活而准备的，贸易只是其偶遇副产品。【2020-07-10】
当代教养模式中，别的先不说，有一点肯定是成问题的：很多孩子直到20多岁了，都从来没被要求过独立做成任何事情。原因可能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家务的消失，家务消失或许解放了一些女人，但也惯坏了孩子。
回想我的童年，虽然没机会进工厂做童工，而且相比农家孩子，家务也不算重，可是也有不少事情需要做，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是生煤炉，这是个三级点火过程：先用火柴点着刨木花（或纸屑），让刨木花引燃木柴，木柴再引燃煤球，整个过程需要用扇子鼓风，与此同时，我姐负责淘米和做饭，等我妈下班后正好做菜，煤球炉的火力很弱，所以整个过程相当耗时，而且需要仔细遵循流程。
在做饭和吃饭之间这段时间，我还负责两件事：1）用水桶从河里提水到家，灌进水缸(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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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10】
当代教养模式中，别的先不说，有一点肯定是成问题的：很多孩子直到20多岁了，都从来没被要求过独立做成任何事情。原因可能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家务的消失，家务消失或许解放了一些女人，但也惯坏了孩子。
回想我的童年，虽然没机会进工厂做童工，而且相比农家孩子，家务也不算重，可是也有不少事情需要做，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是生煤炉，这是个三级点火过程：先用火柴点着刨木花（或纸屑），让刨木花引燃木柴，木柴再引燃煤球，整个过程需要用扇子鼓风，与此同时，我姐负责淘米和做饭，等我妈下班后正好做菜，煤球炉的火力很弱，所以整个过程相当耗时，而且需要仔细遵循流程。
在做饭和吃饭之间这段时间，我还负责两件事：1）用水桶从河里提水到家，灌进水缸，加入少许明矾粉末，搅拌，2）提着4个热水瓶去附近茶馆的老虎灶买热水，这是因为煤球炉火力不足，来不及烧出全家所需热水。
还有两项比较重的活儿，买米和买煤，频率大概每月一次，零售点都在一公里之外，需要用肩膀扛回家，买完煤后，等到大晴天，就和我姐一起做煤球。
还有些家务当时根本不觉得是家务，而是娱乐享受，比如捡柴，喂鸡，打酱油，还有寒暑假顶替我父母去学校门房值班。
@孤影_JN:一个蜂窝煤好像可以烧三四壶开水，就是必须要提前生火，火到最旺时烧水
@whigzhou: （就我见过的家用煤炉而言）蜂窝煤在缺乏鼓风时，在其燃烧周期的大部分时段，燃烧充分度都不够高，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我们镇上人大部分用煤球炉而不是蜂窝煤炉，煤球接触空气的面积更大，而且结构更疏松
@whigzhou: 想到这事情是因为听一个podcast里在讨论让孩子做家务该不该给钱的问题，我心想，你首先得有家务给孩子做啊，在农村，这不成问题，或者家里有个大院子，也至少有些割草种菜养花喂鸡之类的事情，可是很多都市家庭，好像找不出多少可以让孩子做的家务了。
@whigzhou: 以前听David Friedman说，他们家孩子做家务都是拿钱的，我觉得挺好
@whigzhou: 看二战前出生的美国人的经历（特别是出生在农村或小镇的），长到高中时，都已经学会很多手艺了，真让人羡慕，我那点家务实在不值一提
@暂时叫我浩哥:那可以再碎点加点水用个个模子去压出来蜂窝煤啊……
@whigzhou: 据我所知，做煤球和压蜂窝煤所用的煤粉是掺了特定比例粘土的，不是粉碎的纯煤
@倪亦明不是倪匡: 我比辉总小一些，这些活儿小时候全干过(除了帮父母看门房),不过辉总是南方人，用煤量少。我们这儿到冬天采暖季除了摇煤球摊煤饼还需要劈柴禾。
@whigzhou: 是啊 ，在江南，燃料很少被用来取暖（除了灌热水袋和汤婆子之外），烧木炭的脚炉算奢侈品了，只有少数人家用
@whigzhou: 所以对北方人来说，空调时代之前，江南的冬天很难熬，既足够冷，又缺乏取暖和保温手段，房屋结构也不保温
@孤胆鹰雄芯:为什么燃料不用来取暖？是因为房屋结构本身就不保暖吗？房屋结构本身不保暖是为了夏天散热是吗？两害取其轻？
@whigzhou: 穷
@怕死的老鬼:烧木炭的脚炉，是传统工艺品，算不上什么奢侈品，差不多家家都有。 热水袋之类，这种最廉价的工业产品，1980年代初的浙江农村，还没有普及。
@whigzhou: 确实很多人家（包括我家）有脚炉，一般是49年前传下来的家当，因为是铜制的，大炼钢铁时没被熔掉，问题是多数家庭买不起或买不到木炭
【2020-07-07】
刚才在超市买烟时想到一个问题：打火机制造商大概会预期买家偏好不同的颜色，但他们不知道这种偏好的实际分布，同时又不会为打火机这样的低附加值产品去做一个偏好调查或测试，于是采用最简单的策略，安排（比如）红蓝黄白黑五种颜色，并以1:1:1:1:1的比例生产，但实际的偏好分布对应的需求量或许是（比如）9:5:4:3:1，也就是说，假如每次购买发生时，顾客面前都摊着所有五种颜色，随意挑，那么销量比例将是9:5:4:3:1。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许多买家没有强烈颜色偏好，所以，假设每个零售点每次进货比例是1:1:1:1(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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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7】
刚才在超市买烟时想到一个问题：打火机制造商大概会预期买家偏好不同的颜色，但他们不知道这种偏好的实际分布，同时又不会为打火机这样的低附加值产品去做一个偏好调查或测试，于是采用最简单的策略，安排（比如）红蓝黄白黑五种颜色，并以1:1:1:1:1的比例生产，但实际的偏好分布对应的需求量或许是（比如）9:5:4:3:1，也就是说，假如每次购买发生时，顾客面前都摊着所有五种颜色，随意挑，那么销量比例将是9:5:4:3:1。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许多买家没有强烈颜色偏好，所以，假设每个零售点每次进货比例是1:1:1:1:1，随着时间推移，货架上剩余打火机的颜色搭配将迅速朝向与偏好分布相反的方向转变，此时，那些偏好不强烈的买家会以更高几率买走与其偏好不符的颜色，从而逆转货架分布与需求分布之间的失配。
这一逆转机制在像澳洲这样零售模式中更加显著，在澳洲，只有卖烟的柜台有打火机卖，而打火机不会摆在柜台上由顾客自己挑，而是售货员从柜台低下的柜子里取出来，所以，除非顾客主动提出，颜色是由售货员挑选的，于是，那些偏好不强烈，因而不会主动指明颜色或要求更换的顾客，实际上是在帮商家消化那些受欢迎度较低的颜色。
上述机制将导致几个结果：
1）各颜色的需求比例和生产比例之间的失配不会被反馈到制造商那里，因而不会被纠正，
2）从特定烟民用过的打火机的颜色搭配，可以观察到他是否对颜色有强烈偏好，比如在上述假想比例下，对颜色无所谓的烟民，倾向于拥有一堆黑色打火机，
3）当那些对颜色比较计较的烟民意识到（2）之后，或许会更加刻意避免黑色打火机，因为黑色打火机已经成了一种不讲究的信号。
说了这么多，其实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第三点，它展示了一种信号生成机制，至于这个模型是否适合于打火机市场，我不知道，但它或许适用于某些其他东西。
【2020-07-09】
@T_TII:说说我们公司在亚马逊卖办公椅的例子，似乎从来不会按1:1:1:1这样下单，这样会太过于分散资金，一旦有1-2个颜色不好卖会影响库存和资金周转，而是先做市场调查，选市场上最容易卖的颜色下单试卖，一般是黑色，然后是白色，再增加其它颜色也是以下少量试卖
@whigzhou: 是啊，汽车就更不会了
@whigzhou: 可要是换作雨伞，毛巾，马克杯，袜子，沙拉碗……呢？
【2020-07-08】
这轮远程工作的热潮若是长期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先看雇员的居住地选择，目前美国大都市的平均通勤时间约45分钟，假如通勤频率从每周5次降至1次，很多人可能会愿意承受2-3小时的通勤时间，意味着他们（如果在西海岸）可以换个城市住，但不太会州际迁移，如果是在新英格兰，换个州也不是不可能。
假如通勤频率降至每月1次，那就完全可以飞机通勤了，居住地选择的半径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那就影响很大了，会改变整个文化/政治结(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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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08】
这轮远程工作的热潮若是长期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先看雇员的居住地选择，目前美国大都市的平均通勤时间约45分钟，假如通勤频率从每周5次降至1次，很多人可能会愿意承受2-3小时的通勤时间，意味着他们（如果在西海岸）可以换个城市住，但不太会州际迁移，如果是在新英格兰，换个州也不是不可能。
假如通勤频率降至每月1次，那就完全可以飞机通勤了，居住地选择的半径可以提高一个数量级，那就影响很大了，会改变整个文化/政治结构。
不太容易弄清楚的是公司对办公面积的需求会如何改变，因为这种改变将是结构性的，不仅是数量，办公室现场工作的内容组成，组织方式，已经相应的空间利用方式，都会为适应大比例的远程工作而改变，怎么个变法，无从预见，变完之后面积会缩减多少，或者在城市中的位置偏好会不会改变，都很难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