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政制史有个一贯倾向，外官不断被内官取代，几代之后，原先的内官逐渐变成外官，然后又被新的内官取代：宰相取代三公，尚书令取代宰相，中书令（原为内史令）取代尚书令，平章事/侍中取代中书令，然后中书令和平章事们又变成宰相，接着被内阁大学士取代，康熙时大学士又被上书房行走取代，最后又被军机处取代。

地方官也存在类似倾向，常任地方官总是被中央派出的巡察官取代，久而久之，巡察官又变成了新的常任官：太守被刺史取代，刺史被节度使取代，节度使被知州取代，知州又被行中书省取代，行中书省先是改成布政司，然后被巡抚取代。

这些取代外官的内官，最初都是皇帝管家、秘书、仆从性质的近侍亲信，级别很低，起初只是一种伸张帝权的临时安排，是皇帝执行其意志的工具，长期化之后就(more...)

我曾多次提到，亨廷顿认为，一个政权只有在经历了至少两次平稳权力交接之后，才能被认为已经成熟；我认为这一洞见适用于所有组织和制度，其背后的原理是：代际更替总是伴随着程序化、制度化和官僚化，事务处理程序、职能、岗位、责任、流程等等制度组成元素，在此过程中被形式化并固定下来。

驱动这一过程的动力在于，接班者看待事务的方式和创始者大不一样；一项制度元素最初被设计出来时，都是出于某种实用主义动机，旨在解决某类问题，因而，那些有机会亲历这一创建过程的组织成员，会以功利和权宜的方式看待它，若情况有变，他们也会欣然接(more...)

殖民（colonization）一词常被用于多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将这些事情汇集在同一个标签之下，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它们都是哥伦布之后西方文明扩张进程的一部分。

然而对于制度比较和分析，这样的归类除了制造混乱之外毫无意义，其制造的混乱之一是：赞成或反对“帝国主义（imperialism）”或“殖民主义（colonialism）”的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赞成或反对的究竟是什么。

殖民一词的最初含义，可能只是某族群的一小撮成员移居到远离其本土的新地方，建立定居点，至于这个新地方原本是否有居民，假如有，移民如何处理与他们的关系，移民是否维持于本(more...)

再理一理两者在政治组织上的区别：

1）士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崛起于春秋，兴盛于战国；

2）士阶层主要由次子们，或更准确说是次子们的次子们的……次子们组成；

3）长子继承制提供了一部次子引擎，它将次子们置于如下境地：
a）有机会获得良好教育；
b）有能力在各国间流动并寻找机会；
c）有机会但不保证获得地位与权力；
d）随时面临在等级阶梯上滑落的危险；
e）有机会获得为此做点什么所需要的资源；

4）在获取世袭封地、特权、权力、职位上，次子们处于制度性的不利地位，往往不得不突破宗法世袭结构而在血缘树的其他分支上、甚至另一棵树上寻找机会；

早先在谈论民族认同时，我曾说：“古代汉民族的情况类似于中古欧洲拉丁世界，在精英层是共同文化，在大众是分异的地区文化”。

这一情况在华夏认同刚刚萌芽的西周便存在，各地出土的西周墓葬器皿中，贵族的青铜器，其形制风格在整个周文化范围内相当一致，千里之外诸侯墓地的青铜器，与同期畿内所见基本一样，但同一地平民墓地出土的陶器，却通常体现了鲜明的当地特色。

几点联想：

1）畿外诸侯的征服者性质，新侯国的建立，征服多于殖民（此处所谓殖民是指通过移民建立定居点）；

2）文化的上层统一与下层分异，体现了征服扩张与增(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