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担忧与公共政策

闲来无事,在The Old Reader里狂翻积了好久没看的旧文章,读到@同人与野 7月份的一个旧帖,文中对“文人思维”大加鄙视,文人说话确实常常不靠谱,不过依我看,理科生在谈论社会/政治/制度问题时,不靠谱程度也往往差不多,本文还算靠谱,但毛病也不少,比如(粗体是我标的):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作者似乎认为,某类危险的死亡几率越高,就越“值得担心”,也越值得在公共政策上得到优先处理。

但只须稍稍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主张难以成立。

首先,一种危险是否值得担心,不仅要看它给我们带来的预期伤害有多大,也要看我们对它的担忧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假设小行星撞地球发生概率不小,再假设人类凭现有能力对它毫无办法,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担忧它就是没用的,所以也就“不值得担心”。

其次,不同危险,即便预期伤害相当,对人类安全感的影响是不同的,有关危险的公共政策,其目标不仅是降低预期伤害,更是为了提升公众安全感,因而优先处理一种预期伤害虽低但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危险,完全可能是合理的。

第三,“担心”是个动词,需要个主语:谁担心?有些危险不是随机分布的,与个人位置/活动/偏好高度相关,仅仅对于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的人,这些危险才是足够显著因而值得担忧的,而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而产生这种担忧并对之作出反应的恰当主体,是个体而不是群体,个人需要权衡:冒这样的风险换来的东西是否值得,这样,这种担忧无论程度如何,都没有理由去影响公共政策,除非你能说明:通过公共政策以公共品的方式降低此类风险,远比个人分别选择更有效率,才有了起码的理由将它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注:作为市场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即便是合格的公共品也不需要由政府提供,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第四,有些危险来源,人类对待它的方式,本身是对该危险来源的一种激励,比如恐怖攻击,若没有引起防御行动,这一事实本身会激励恐怖分子,引来更多攻击,相反,像雷电这样的风险,大概不会因为觉得人类好欺负就多劈几个下来;公共政策优先处理前一类危险,是有道理的。

我想说的是,弄清楚事实当然重要,但仅有事实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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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来无事,在The Old Reader里狂翻积了好久没看的旧文章,读到@同人与野 7月份的一个旧帖,文中对“文人思维”大加鄙视,文人说话确实常常不靠谱,不过依我看,理科生在谈论社会/政治/制度问题时,不靠谱程度也往往差不多,本文还算靠谱,但毛病也不少,比如(粗体是我标的):

文人思维天生喜爱耸人听闻的消息,如果再加上不爱算数,就会对世界乱担心和瞎指挥。请问在以下死亡方式中,哪种是最值得担心的?在海滩游泳被鲨鱼攻击,恐怖袭击,还是被闪电击中?直到911事件让恐怖袭击的戏份突然变大,美国媒体上曾经充斥着鲨鱼攻击的报道。而事实上美国平均每年死于鲨鱼之口的还不到一人 — 从这个角度说鹿比鲨鱼危险得多,死于开车撞上鹿的人数是前者的三百倍!一个美国人在过去五年内死于恐怖袭击的概率只有两千万分之一,而根据《经济学人》最近提供的一个各种死法危险排名,其在一年内死于闪电击中的概率则是一千万分之一 — 闪电比恐怖分子厉害十倍!

这种担心会左右公共政策。文人可能从“是不是纯天然的”这个角度认为有机农业很美而核电很可怕,这不是一个好标准。可是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声音大到能够调动很多人感情乃至于按照他说的“常识”采取行动的地步。他们号称是“民意”的代表,但他们代表的只是未经过tradeoff的原始民意。在大多数公共问题上,常识是不好使的。资源调配即使做不到完全依赖市场,也不应该谁声音大就听谁的。

作者似乎认为,某类危险的死亡几率越高,就越“值得担心”,也越值得在公共政策上得到优先处理。 但只须稍稍细究一下,就会发现这一主张难以成立。 首先,一种危险是否值得担心,不仅要看它给我们带来的预期伤害有多大,也要看我们对它的担忧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假设小行星撞地球发生概率不小,再假设人类凭现有能力对它毫无办法,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担忧它就是没用的,所以也就“不值得担心”。 其次,不同危险,即便预期伤害相当,对人类安全感的影响是不同的,有关危险的公共政策,其目标不仅是降低预期伤害,更是为了提升公众安全感,因而优先处理一种预期伤害虽低但对安全感影响很大的危险,完全可能是合理的。 第三,“担心”是个动词,需要个主语:谁担心?有些危险不是随机分布的,与个人位置/活动/偏好高度相关,仅仅对于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的人,这些危险才是足够显著因而值得担忧的,而身处某个地方、或经常从事某种活动、或保有某种生活方式,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因而产生这种担忧并对之作出反应的恰当主体,是个体而不是群体,个人需要权衡:冒这样的风险换来的东西是否值得,这样,这种担忧无论程度如何,都没有理由去影响公共政策,除非你能说明:通过公共政策以公共品的方式降低此类风险,远比个人分别选择更有效率,才有了起码的理由将它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提出。【注:作为市场无政府主义者,我认为即便是合格的公共品也不需要由政府提供,但那是另一个话题。】 第四,有些危险来源,人类对待它的方式,本身是对该危险来源的一种激励,比如恐怖攻击,若没有引起防御行动,这一事实本身会激励恐怖分子,引来更多攻击,相反,像雷电这样的风险,大概不会因为觉得人类好欺负就多劈几个下来;公共政策优先处理前一类危险,是有道理的。 我想说的是,弄清楚事实当然重要,但仅有事实远远不够。  


已有15条评论

  1. kealdon @ 2014-01-04, 22:02

    辉总,那篇文章还是不错的,而且也是不仅有事实是不够的,还需要分析
    之前不是有双十一淘宝文案的故事吗
    当分析能力不足时,很容易被捏造的事实误导
    而且你说的现有能力对他毫无办法,这个我觉得人只要还有求生意志就不能说不会担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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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事实上担心”或“无法控制地担心”≠“值得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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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ldon 回复:

    担心如果存在,那么无论他是否“值得”,他都可以成为卖点,很多癌症晚期病人不就是这么消费的吗?而这应该是你们两都想批评的吧

    [回复]

    kealdon 回复:

    如果癌症晚期还不够说服力,炒作世界末日的总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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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ldon 回复:

    你说的值得关心是个客观的词,但实际上这是主观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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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ldon 回复:

    值得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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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kealdon @ 2014-01-04, 23:09

    你说的第四点,闪电的风险也是人为努力可以避免的,比如高楼都有避雷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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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阅读力捉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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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ldon 回复:

    你大约是想用“激励”这个词来区分自然危害和人为危害吧,或许你认为自然环境如闪电不能对“激励”有反应,实际上自然对人类行为是有反馈的,比如避雷针设置不当就会成为引雷针,虽然它不会因为觉得人类好欺负而欺负人类,但归根到底也是依据一定规则来演绎的。同样人为危害中双方也是依据一定规则发展的,只不过这个规则并不像自然规律那样清晰可见,而觉得好欺负而欺负只是演化结果的一种现象。对此我想说的只是应该将这两类危害一视同仁罢了,把自然灾害都推给天灾都是不可取的,这不过是不作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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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ldon 回复:

    对于统治者而言优先处理前者的原因大概就是,“饿死总比造反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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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aldon 回复:

    我的阅读能力是不太好,还望辉总多多提携,大概你说的是减少事件的发生我回复的是结果的避免。所以我前面回复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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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lcn @ 2014-01-05, 03:04

    应该说你的评论跟原文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提倡“决策需要更多信息和逻辑推进”。
    其实原文有的问题而你提出来的其实就是个简单的混淆:概率和条件概率的差别。比如说到鲨鱼,算全国每年死多少人是个总的概率,但实际影响决策的是条件概率:在有鲨鱼的地方游泳被咬死的人除以在那些地方游泳的总人数。
    再一个就是人的能动性,即有多高的能力改变这个条件概率,同样成本能更大幅度改善条件概率的话,值得优先考虑,这也符合经济性的科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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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yuanzis @ 2015-07-14, 12:33

    一是考虑共同体成员的感受,特别是免于恐惧的诉求有多急切,按我的理解(得益于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国家这一保护组织应特别注重对这一急切诉求的回应,这是这个组织的主营核心业务,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二是考虑引起恐惧的事件是否有正反馈效应。比如恐怖袭击,不加阻止,将“鼓励”更多此类事件,扩大恐惧事态。天灾事件就不具正反馈效应。车祸的正反馈效应很小。更多是技术和经济效应的问题,比如安全气囊,首先要有这技术,企业加装这个要有钱赚,有足够顾客愿意花更多钱买装有安全气囊的车。
    三是综合考量引起恐惧的事件实际造成的伤害,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以及阻止的难易。
    二是优先考虑,三是补助考虑,二三综合影响成员免于恐惧的诉求的急迫性,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这样大概就可以解释车站里的假炸弹事件也可以影响关于安检的公共政策。

    粗略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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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格 回复:

    嗯嗯,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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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Pinker式乐观主义 @ 2016-09-08, 01:32

    […] 《危险、担忧与公共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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