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跟几个朋友又聊起报业危机这个老话题，我提出一个看法：

政治上，有一点可以肯定：第四权力正在瓦解，首先从报纸，然后（10年后？）从电视。

LW要求我澄清意思：

这个能稍微简单解释一下吗？

于是我就说了一堆很不成熟的想法，从下面一串串省略号中，你大概看得出，这些想法中，发散多于慎密，浮想联翩多于论证，原本打算等它更成熟更条理化后再发表，现在话既然说到这里了，不如拿出来权当抛砖引玉吧：

好吧。

对于gene，生殖器官是它的复制通道，不过雄性通道不值钱，因为精子成本很低，值钱的是卵子通道，所以，整个游戏就是争夺卵巢和子宫的战争，谁有能力控制子宫的入口，才真正算得上掌握了权力，紫禁城后宫可以控制上万条子宫通道，权贵富豪的后花园高楼闺房可控制几条几十条，需要下地干活的农民基本没指望实施控制……

meme开辟了另一个战场，最初的复制通道是口耳，分散程度很高，难以集中控制，但复杂冗长的故事还是很难背诵，所以巫师是第一代记者，所谓第四权力是他们发明的，但当时巫师的控制力还很弱；后来有了文字，有能力实施大规模奴役的国家也随之而出现，为啥？因为meme通道可以控制了……

接着造纸术和印刷术又改变了局面，它大幅降低了meme复制成本，权力分散化，于是有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商业繁荣……

但从上世纪初起，全国性大报再次扭转局面，接着六十年代全国性电视网加剧了这一趋势，meme通道再次集中化，此时人们开始谈论第四权力……

眼下正在发生的是另一次转变，但别太乐观，这未必会成为永久化趋势，随着技术发展，局面可能再次翻转，怎么翻法？不知道……

第四权力之所以称之为“权力”，是因为：其影响力不是由其观念的特性决定，而是由对meme通道的控制能力决定，尽管某些条件下这种控制能力最初来源于观念的特性……

任何集体主义的发展，必定要求复制单位（gene/meme）之复制通道的单一化，否则便难以成其事，对于gene，单一化的简单方法是阉割，我说过，若母亲希望她的儿子们团结的跟一个人似的，最好的办法是把除长子之外的儿子们都阉了，蚂蚁蜜蜂都是这么干的，工蚁都是蚁后的被阉割的姐妹，阉割也曾是人类实施大规模奴役的常规手段……

同样，对于meme，集体主义发展必定要求控制喉舌，我相信，在巫师年代，割舌头曾经普遍流行过，当然，今天已经有了更文雅的手法……

抽烟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在最贵的那些香烟中，软盒的居多，比如中华烟，（多年前的行情）硬盒的48，软盒的68-88不等。为什么？

从技术上看，软盒容易压扁弄皱，由于封口撕破后无法关闭，烟还容易撒出来，缺点不少，唯一能想到的优点是，抽掉一半后放在口袋里没那么鼓；而制造成本上，软盒也比硬盒低。

我的解释是：软盒烟卖的贵，正是因为它的那些缺点，使得它可以成为区分身份的有效标识，而高档烟价格中的很大部分（个人认为大致是超出20元的那部分），所对应的商品，就是身份识别符号。

试想，如果你是一个整体干体力活的蓝领工人，或者是整天忙忙碌碌、跑来跑去的白领职员，你不得不随时把烟揣在兜里，你就很难保持烟盒的挺括整洁，你就不得不忍受断裂、压扁、皱巴巴、甚至弄湿的香烟，除了一小撮以这种皱巴巴香烟为情趣的异类分子之外，多数人会将此视为不便且不愿忍受。

我们知道，制造身份符号的要点在于难以模仿，于是，“能保持软盒烟的挺括整洁”便成了身居高位或有闲阶级的标识，尽管这一符号远不如别墅名车那么显著有效，但因为它的廉价和高爆光率，还是颇受青睐。

类似的例子还有高跟鞋、拖地长裙、长指甲、很容易弄脏的白手套、难以维护的丝绸服装……（当然其中多半已经过时了，欢迎提供新例子）

那些兜售奢侈品的商家，绝不会宣传其产品简单易用，易于维护保养，这些优点是留给大众消费品的。

一个稍显复杂、我还不能肯定的例子是素食、节食和瘦身运动，干过体力活或其他辛苦工作的人可能会同意：在一天劳累之后，你是很难抵御一番畅饮和大快朵颐的，控制食欲、清淡饮食、素食、节食，这些对于工作繁忙的人，是很难做到的，相反，职场的压力和烦闷还经常导致贪食多吃，相比之下，不必工作的居家师奶和游手好闲的富家少爷小姐，则有很好的条件修身养性，或许这正在成为一个新符号。

ps. 这是一个心理学解释，不是经济学解释，至少不是主流经济学解释。

最近去杭州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活动，见到不少人，听了也说了许多话，其中有些值得记录下来。

百分百储备金谬论

一天跟子旸说起罗斯巴德，我对这个自命为奥派嫡传的老家伙没什么好印象，于是就挑了他言论中最荒谬的部分加以攻击：金本位和百分百储备。

百分百储备的意思是，银行不得将储户的活期储蓄挪做他用或借给第三者，否则便是欺诈，因为那样一来，银行便无法确保履行对储户的“随时支取”承诺，银行明知存在挤兑风险，却仍然作出随时支取承诺，就是欺诈。

显然，罗斯巴德提出的是一个民法问题，并且他的主张暗含了一条民法原则：如果一项契约涉及一种可以想象或曾经发生过的风险，使得一方在某种条件下无法履约，那么该方当初订立契约的行为便构成了欺诈。

问题是，现实世界中正在运行的民法是否包含了这条原则？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若这一原则果真成立，那么不仅活期储蓄，绝大部分契约行为都将被认定为欺诈，因为它们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已知风险。与活期储蓄最接近的例子是保险，按罗氏原则，保险公司必须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随时保有全额现金准备，而不得按统计经验只保有部分准备，而将其余部分用于投资，否则便是欺诈；显然，这样的保险业务是不可能存在的。

罗氏原则也意味着：生产者在签订供货协议前，必须准备好全部原料、设备、资金、劳动力，并将这些生产要素置于绝对安全的条件下，如果签约后再行采购，总会存在买不到的可能性，或半途灭失而无法补救的可能，或中途故障毁坏的可能。

契约的价值在于它使得具有时间长度的交易成为可能，如果所有交易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瞬间交易，契约就没有必要了；然而正因为交易是跨时间的，就难免存在风险，契约法的要点不在于排除风险，而是明确在风险发生时双方的责任；同时，契约法还要求，在了解和规避风险上处于有利地位的那一方，负有更多的审慎责任，在了解和评估风险上处于有利地位的那一方，负有更多的提示责任。

具体到活期储蓄问题，关于挤兑风险的知识是否已经得到足够广泛的传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法官认为储户在这方面处于信息不利地位，可以要求银行在开户时作出更清晰的提示；其次，对于不同的准备率分别对应多大的储蓄损失风险，多高的储备率或多低的风险才能证明银行的善意，法官可以基于对习俗的理解作出判断，而巴塞尔协议是他作出判断的很好帮助。

另外，契约法还有一条重要原则：不得让过错一方从过错中获益。发生挤兑时，银行经常会破产，即便其资产远超出负债，但因为缺乏现金，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卖身，显然，银行无法从被挤兑中获利，他有足够的动机避免被挤兑。

顺便说一句：正是他对金本位和百分百储备不可理喻的顽固坚持，罗斯巴德失去了对我的吸引力，感觉到这一点之后我就不再看他的文章了，从那时起，他在我眼里更像个喇叭而不是头脑。

看到一篇新浪报道：

科学家们从美国、加拿大、巴西、中国和日本五个国家内，选取了超过30个城市的“纸币”样本进行抽测。最后统计显示，美国和加拿大的纸币上，毒品含量最高，污染范围最广。……调查结果显示，在这5个国家中，美国和加拿大的纸币毒品含量最高，范围最广。美加两国纸币上携带毒品的覆盖率分别达到了“惊人的”85%和90%；而中国和日本两国则最低，分别只有不到20%和12%的纸币上检测出了毒品。

对毒品随纸币扩散的机制，报道说：

吸食可卡因等毒品的人喜欢将纸币卷起，然后通过纸币作为“吸管”进行吸食。因此，粉状毒品如可卡因很容易就会在纸币上留下证据。而通过银行、自动取款机这样的途径，则会加速纸币间的“毒品传播”。

这是个不错的调查，然而对于纸币毒品残留在美国远远高于中国，研究者却给出了一个糟糕的解释：

该调查的负责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的左跃刚博士(音)对记者表示，据他们分析，纸币上的毒品含量如此之高，覆盖面如此之广，令人惊诧。他表示，这很可能与经济不景气，人们在重压之下，希望从毒品中寻求慰藉有关系。

我的解释很简单：美国的现钞流通量在总货币流通量中的比例原本就很低，这很小的流通量又多半集中在灰色经济领域，尤其是底层社会的灰色经济领域，而这些灰色领域通常与毒品交易和消费活动有着直接或很近的关系。

我们知道，被禁止的大宗消费——毒品、赌博、走私、性交易等——历来是支撑灰色经济和非法组织的主要支柱，也是现钞的最大流通市场，如果第18修正案迄今未被废除，那我们今天大概会发现，美钞上的酒精残留同样很高。

反观中国，现代支付手段的使用率原本就低，加上经济的高度管制特征，实际上很大比例的经济活动都处于灰色状态，这使得现金流通量更居高不下，几个传闻：深圳赛格大厦每天的现金流通量相当于中西部一个省的流通量，许多废品收购商经常用麻袋装着现钞出去收废品，官员索贿自然也以现钞为主，这样，那些脏兮兮的纸钞吸管自然成了沧海一粟。

老鼠在《萧瀚混淆了两种公共性》一文中区分了两种“公共性”：

所谓的公共性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指的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提供的服务，一种是商店、饭馆之类对公众营业，但属于私人所有的产业。萧瀚老师把这两种公共性混为一谈了。

这两种东西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是凭借暴力作出的强制性安排，而后者是私人之间的自由契约，把“公共”这个形容词用于后一种情况，仅在如下意义上才是正当的：按习俗，此类契约中的服务提供方，其开业这一事实本身便构成了一个默示要约，除非以得到习俗所支持的理由，要约方不得拒绝向任何人按要约条件提供服务。

这样的要约不妨称之为开放式要约，与封闭式要约不同，后者用肯定式条件限定交易对象，而前者只能用否定式条件排除特定交易对象，而接受全部其它交易对象；除了饭馆、电影院，常见的例子还有：公募基金，上市公司；经常被误会的例子：学校，不具有此类公共性，因为学校是用肯定式录取名单来限定交易对象的。

具体到牛博的案例，注册要约是开放式的，即牛博不得拒绝任何接受注册协议的人来注册开博，但是，牛博的服务契约中未承诺所有注册用户的文章都会出现在首页，也不存在任何习俗要求博客网站确保全部文章出现在首页，因而以“公共性”为由指责老罗毫无道理。

花落去在《萧瀚炮轰牛博：邓玉娇案之后再一次先入为主》一文中又提到了帝国主义问题：

在中国的泱泱评论者中，有一种很醒目：那就是抱定一种框架，一种学理，套尽天下万物，一切皆可解决。前几年我们专门为此造了个词，叫经济学帝国主义；因为那会儿颇有一批人，认为经济学能解释一切社会问题，更进一步，经济学措施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这个流派被打击得差不多了，现在则比较流行民主帝国主义、宪政帝国主义；拿民主、自由、平等当万用灵药，到处套用，到处开药方。

花君对此次纷争的评论很中肯，但关于帝国主义的说法，我却难以苟同。

学科的划分方法有两种：一是以研究对象为界，比如生物学里有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等，二是以方法论为界，此时多门学科或许研究对象大致相同，只是观察角度和方法论基础不同，比如道德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等，都是研究多人社会如何运作的。

对于以第二种方式划分出的各学科，它们之间在研究对象上不具有互斥性，因而，它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帝国主义者；最凶恶的帝国主义者其实远非经济学，而是逻辑学，其次是语言学，只要你开口说话或动手写字，逻辑学家就有了插嘴的机会，同样，一旦多人社会中发生了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事情，上述六个学科的学者都有了插嘴的机会。

即便是以研究对象划界的划分方法，划出的学科之间也未必是互斥的，这取决于划界所用的维度是否相同，比如历史学，以时间为界可划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等，以事件类型为界可划出政治史、生活史、技术史、思想史等，显然，中古史专家和技术史专家大可以对同一组事件发表专业看法。

当然，某些事件虽然落在某学科的研究范围内，但在该学科专家眼里可能案例价值不够高，因而不予理睬，而其中蹩脚学者却视为至宝，唠叨半天也没说出个道道，结果被众大师鄙视，这是学术眼光和分析能力的问题，不是帝国主义问题。

我们不会指责我们的眼睛是“光学帝国主义者”，或者我们的鼻子是“化学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指责法医们是“缺乏人性和良知的技术帝国主义者”，却为何无法容忍“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呢？

（按：在此话题上，薛兆丰在早先的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与张五常相同的观点，昨天翻阅他的评论集《经济学通识》时偶然发现。）

报复性贸易制裁须找准要害
辉格
2009年8月12日

四月下旬，美国钢铁工会（USW）以保护国内相关行业就业机会为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交了针对中国轮胎的特别贸易保护措施申请；六月底，经过调查和听证，USITC针对轮胎特保案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正式提交了建议方案；上周，USTR就此案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会，并将于下月初向总统提交最终建议；轮胎特保案的前景正处于第二个关键期，于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CRIA）于近日向商务部提出了反制建议，旨在通过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实施报复性关税来迫使美方放弃特保案。由于小布什在两届任期中否决了全部四件到达USTR的特保案，如果轮胎特保案最终通过，那将是奥巴马传递给世界的一个强烈信号：贸易保护主义回来了。

对于自由贸易的好处和贸易保护的危害，已经有了太多的论证，那些曾为贸易保护辩解的崇高口号，如今已少有人信，贸易保护在今天已沦为赤裸裸的借国家主权牟取集团利益的手段；然而，尽管经济学界在反对贸易保护上已达成普遍共识，但在如何对付贸易保护、如何推进自由贸易的政策建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在国内以张五常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主张无条件单方面开放贸易政策：尽量争取全面开放贸易，但即使对方不肯开放，我们仍应主动开放市场。这一主张所依据的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会通过促进国际分工来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从而使各方都受益；该演绎即便在单方面开放的部分自由贸易条件下仍然成立，更多贸易总会带来更多收益；上述主张运用于贸易争端的结论便是，即便对方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本方也不应以对等措施予以报复，否则将加大损害。

这一分析简单直白且完全正确，以报复性制裁反制贸易保护的确会导致双输，问题是，两国贸易政策的互动并非单次博弈，而是长期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最初导致一种互惠局面得以出现的那些单次行动策略，不必都是互惠的，而在互惠局面遭破坏时，那些恢复该局面的单次行动策略，也不必是互惠的；实际上，在博弈实践中，那些被用来建立、维持或恢复互惠双赢局面的那些行动策略，常常是双输的，使用或威胁使用报复性措施或拒绝交往策略，是维持互惠环境的常用手段；报复和拒绝交往常常是代价高昂的，但若能明确连贯坚决的实施，从而让对方了解并相信你的策略，就经常能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我认识一个替人向企业讨债的家伙，每次去讨债都带把刀，我问他扎过几个人，他说一个也没有，这刀是用来扎自己的，如果第一轮催讨无果，他会撸起袖子把刀扎进自己的胳膊，当然，他胳膊上的刀疤远远少于他成功讨债的次数。

大致上，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环境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不等于无秩序，人类历史和阿克塞尔罗德等政治学家的研究表明，秩序可以经由重复博弈中达致的合作互惠局面，而先于政府得以建立；在无政府条件下，秩序通常由基于报复的对等制约机制，和各方自愿依循的中立仲裁机制来维持，而当下的国际贸易秩序，正是由报复性制裁和WTO仲裁机制而得以维持；在面临具体的贸易纠纷时，应选择上述两种机制中的哪一种来维护互惠局面和本方利益，取决于长期策略和案例特性；首先，最大程度的拓展本方所及的自由贸易空间，应确定为长期策略；其次，对于WTO仲裁机制是否有利于上述长期策略，应有一个判断，如果仲裁机制确能公正有效的保护和推动自由贸易，那么，即使在个案上可能得到不利判决，也应加以尊重和依循，而不要绕开仲裁而直接实施报复。

相反，如果当局认定仲裁机制是不公或无效的，即使得到公正判决对方也不会执行，那时，考虑采用或威胁采用报复手段才是长期有利的；假设当局在经过上述斟酌之后决定实施报复，在制裁对象的选择上仍须谨慎；CRIA建议的农产品制裁显然选错了对象，美国农场是共和党票仓，制裁农产品将是对共和党长期自由贸易政策的惩罚，合理而有效的制裁，应将目标对准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票仓：好莱坞、软件和科技业、律师、以及那些白领愤青聚集或工会势力强大的产业，其中以软件和知识产品效果尤佳，报复措施给本方潜在买家带来的损失甚小。

韩国改革面临最后攻坚战
辉格
2009年8月6日

日前，韩国双龙汽车的重组因工会拒绝接受重组方案而告失败，债权人最终申请破产，随后，400名特警开始向工人占领的最后两个喷涂车间发动进攻，拒绝离职的一千名工人对厂区两个多月的强行占领和怵目惊心的暴力对抗即将结束；这场漫长的对峙尽管导致了重组失败，把原本有望得救的双龙送进了坟墓，也让上汽的投资化为乌有，但韩国政府顶住了工会压力，没有干预劳资谈判，没有施压银行追加贷款，更没有动用财政资金施救；这一政策最终打破了工会试图利用强制行动和政治影响力来获取谈判利益的幻想，为李明博政府击退工团主义的斗争赢得了关键一战，也为继续推行其大规模改革方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国会也在上演一场名副其实的搏斗，上月下旬，在一片辱骂厮打声中，表决通过了开放媒体兼营的《报纸法》、《广播法》和《网络电视法》，以及开放企业入股银行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去年初李明博上台之后，虽然遭遇金融危机后的不利局面，但凭借执政党在国会170席（57%）的绝对多数，加上另外三个保守派政党20多席的配合，他的改革路线正在稳步推进；民主党的84个席位无法阻止任何法案通过，只得采用封锁议会大门和占领议长席等暴力手段进行阻挠。韩国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已经成功的打破了财阀体系，实现了政企分离、银企分离、金融和投资自由化，贸易开放也有很大进展，眼下正面临着工团主义这一最后堡垒，此战胜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成败和今后数十年经济体制的走向。

财阀和工团是长期困扰韩国的两大痼疾，财阀们利用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为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提供或明或暗的财政担保，在政府影响下，银行毫无节制的为他们的扩张提供信贷支持，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财阀们竭力鼓动政府实施准入管制和贸易保护；尽管在劳资谈判中，工会和财阀是对手，但在维持财阀体系及其垄断地位方面，他们实际上结成了默契的同盟关系：每当财阀企业陷入财务困境，需要政府和银行出手帮助时，工会的罢工和抗议是最有效的施压手段，在对自由贸易的抵制中，这种同盟关系则更加明显。97年危机令大批财阀垮台，加上此后金大中政府在IMF严格要求下实施的彻底改革，最终打破财阀体系，尤其是斩断了财阀对银行的寄生关系。

工团势力也正是从97年危机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尽管韩国工会的组织能力依然强大，行动方式依然强悍暴烈，但他们的谈判对手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表面上劳资谈判是在工会与管理层之间进行，而实际上，由于财阀体制把政府和银行绑架在企业上，工会讨价还价的对手其实是全体纳税人和广大银行储户，只要政府出手让银行继续为企业输血，加点工资便不在话下；正是因为此种手法屡屡奏效，工会已经习惯了有哭必应的娇宠生活，问题是，企业背后那条输血脐带如今已不复存在，工会的谈判对手已经成了资源有限、自负盈亏的独立企业，双龙工会的人显然没有看清这一点，所以当他们不顾企业死活，毫不退让的坚持自己的要求时，企业只好走上破产之路了。

早期的工会曾是组织集体谈判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良性组织，但自从他们开始组织纠察队用暴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并利用选票寻求政治家保护和支持其暴力行动时，他们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些工会经常占领和封锁厂区、暴力阻止非工会工人上班，动辄非法拘禁、动用私刑、破坏私人财物，却因为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而得到法律豁免，这对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乃至法治环境构成了极大的破坏，也严重损害了非工会工人的利益；工团主义蔓延所及的每一个产业，都无一例外的迅速走向僵化、停滞和衰败，实际上，他们与农贸市场用暴力霸占摊位的黑帮没有什么区别。

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达到顶峰的时候，都或多或少的遭受过工团主义的危害，而上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里根自由化改革，也都是以击败工团主义为关键突破点；1981年8月美国航管工会（PATCO ）发动非法罢工，里根在48小时通牒过后，果断开除了11345名拒绝复工的航管员，美国工团运动从此一蹶不振；1984-85年，撒切尔凭借巨大的政治决心和勇气，抵抗住了全国矿工工会（NUM）长达一年的总罢工，结果，曾在1974年通过罢工令希斯政府垮台的、一度强大无比的NUM，就此从英国政治舞台上消失。面对人数众多、组织严密、而又素以强悍暴烈著称的韩国工会，李明博赢得了一次小规模战役，要拿下整个工团堡垒，还有很多硬仗要打。

详见：http://www.myheze.com/bbs/viewthread.php?tid=2431

唐国强——毛泽东
李连杰——陈绍宽
成龙———采访李济深的记者
刘德华——俞济时
黎明———蔡廷锴
姜文———毛人凤
胡军———顾祝同
冯小刚——杜月笙
陈凯歌——冯玉祥
陈道明——阎锦文
陈宝国——周至柔
尤勇———白崇禧
葛优———卢广声
冯远征——傅泾波
毕彦君——罗隆基
侯勇———陈赓
陈好———傅冬菊
甄子丹——田汉
赵薇———选国歌的女代表
孙红雷——《中央日报》记者胡立伟 　　
李幼斌——报社社长 　　
吴刚———闻一多 　　
邓超———徐悲鸿 　　
李强———陈诚 　　
黄晓明——李银桥 　　
佟大为——孔令侃 　
刘烨———红军老战士
王学兵——解放军王参谋
张涵予——解放军
范伟———厨师长
孙兴———俞济时副官
陶泽如——唱票员甲
黄圣依——战地播音员
刘仪伟——李璜
周星驰——周作人
曹可凡——上海市市长吴国桢
刘桦———国军队长
连晋———甘介侯助手
梁家辉——解放军代表
章子怡——文化界代表
苗圃———文化界代表
沈傲君——文化界代表
宁静———文化界代表
董璇———文化界代表
陈数———文化界代表
张秋芳——文化界代表 　　
王雅捷——文化界代表 　　
郭德纲——文化界代表
龚蓓苾——女兵
何琳———女兵
杨若兮——女兵
车永莉——女兵
陈坤——蒋经国
张国立——蒋介石

（按：本文的主要观点得到了我朋友zhangiii的启发，记得两年前那次深夜长谈中，当他做出那个摇晃筛子的手势时，我发现自己的许多想法一下子贯通了。）

向女王道歉背后隐藏的自大
辉格
2009年8月4日

近日，英国多位知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伊丽莎白女王，为“没能预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而道歉，并称“没能预测出这次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是许多智慧人士的集体失误”；此事缘于去年底女王对伦敦经济学院的一次访问，当时加里卡诺教授运用图表和数字向她仔细解释了这次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女王在听完之后随口问了一句：“为何当初没人注意到？”；看来这个问题把教授噎住了，经过半年多的反思和斟酌之后，他们终于给出了一个正式而慎重的回答。

有人说，相比那些满嘴大话、事先勇当风水师事后从不认错的专家学者们，这些懂得反思、勇于认错的经济学家，表现出了其谦逊和负责任，值得赞赏。然而，透过这封道歉信所表现的个人谦逊，我却恰恰看到了经济学家这个学术团体依然如故的自大；当他们说apologise时，其暗设的前提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为经济学家预见经济危机提供了足够的知识和分析工具，如果恰当运用它，人们便应该预见到“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而这一次经济学家们没有预见到，只能归结于他们的能力不足或缺乏审慎；在我看来，暗示这一前提表明了经济学界普遍存在的理性自大。

事实上，至少以目前的知识水平、模型建构能力和数据采集与处理能力而言，经济学家远远不能可信的预测到经济周期的时间、走向和幅度，历史上也从未有过任何理论和模型能作出这样的预测。的确有些人“说中”了一两次危机的大致时间，但这些通常都是长期唱衰派，危机发生之后，他会翻出自己一两年前的文章说：瞧，我早说过了；但如果你留心翻出他五六年甚至十几年来的文章，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唱衰，做这样的预言家很容易，一旦经济进入繁荣期就开始作盛世危言，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下一个克鲁格曼；然而真正有价值的预测必须给出其所基于的规范化理论和定量模型，说明在何种条件下，危机会在何时以何种深度和广度发生，显然，目前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

如果说自以为有能力预见到经济周期还只是自大和狂妄，那么，意图借助这种预见来避免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发生，则是自不量力和自取其扰了；整个二十世纪，经济学家都在构思和试验各种反周期政策，结果却给经济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和伤害，他们之所以沉溺于此，屡败屡战，是因为他们总是将经济周期视为贻害无穷的洪水猛兽，却没有认识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大量创新得以涌现、产业体系实现新旧更替的必要途径，也是经济系统从简单向复杂的演化得以进行的方式；这一洞见，熊彼特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便已提出，但长期受到冷落，如果我们对比生物进化的历史，或许更容易看清其中的道理。

生物进化过程是渐变且没有远见的，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经由自然选择，物种在该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会沿着小步改进的途径，趋向并最终达到一个局部最优状态，就像一个山谷里的旅行者，如果他每一步都往高处跨，最终会到达离他最近的一个山峰，用数学语言说：他找到了他所在单调区间的最大值；一旦同一环境下的各物种都达到局部最优点，生态系统便进入了均衡态；然而，如果这是进化史的全部故事，我们今天决不可能看到如此复杂多样的生物，实际上，进化史上更重要的故事是：环境条件及其所对应的均衡，总是会被各种不可预见的事件反复打破，而均衡的打破总是伴随着大规模物种灭绝和新物种大量涌现，然后是新一轮的渐进优化，最终导致新的均衡。

渐进进化的问题是，系统会被锁入到局部最优状态中：一旦你爬上附近的山头，尽管远处的山头更高，你却过不去，因为再跨出任何一步都是“退步”，进化上，退步意味着生存能力的下降和被自然选择淘汰的命运；经济系统也是如此，在均衡点上，每个企业都被锁入在盈亏平衡点附近，向任何方向作出改变都可能导致亏损甚至破产，一些在远期能带来丰厚收益的改良和创新，受到短期财务约束而无法实施，理论上，均衡点上严苛的财务约束使得任何创新都不可能发生；那么，现实中的创新和增长是如何发生的呢？答案是泡沫。

在景气期乐观氛围和宽松信贷条件下，企业财务约束被大大放松，银行家大手大脚四处撒钱，许多原本没有机会的创新项目得以启动，大量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主意因得到风投支持而走出车库。这一过程制造了大量的泡沫，一旦景气翻转，其中95%都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而资本家们也会为当初的头脑发热而懊悔不迭；然而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无知和狂热在推动着经济的长期发展（正如他们的敏锐和精明推动了趋向均衡的短期增长），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产业新星都诞生于上一轮或上上轮泡沫，正是这5%的幸运儿在为经济不断注入活力，打破已有的均衡，创造新的产业格局并掀起新一轮竞赛，这便是所谓的创造性毁灭。

正如算法专家用振荡法解决非单调空间的寻优问题，大自然用环境变动打破生态平衡来推动进化，经济系统的内生景气萧条周期，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基本动力机制；繁荣期的洪水会填满沟壑，让近处山坡上的人们跨过他们原本无法跨越的荒凉险恶之境，走向远处人迹未至的山头，正如气候变迁曾迫使我们的灵长类祖先走出他们依恋的森林，来到东非稀树草原，而冰川期裸露的大陆架，让我们的智人祖先穿越漫长的印度洋南岸，来到南亚、东亚和澳洲；第一轮互联网泡沫曾令大批ISP破产，却给第二轮繁荣中的网络公司和用户提供了近乎免费的带宽，正是从当初的废墟之中，走出了谷歌、亚马逊和阿里巴巴，他们不仅改变了整个信息产业，也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明结构。

有位朋友刚刚创建了一个经济学博客组Adxon，我去看了一下，惊喜的发现里面赫然列着〈边际革命〉，仔细一看，果然是Marginal Revolution的中文版，Tyler Cowen和Alex Tabarrok合作写作的这个博客，是我唯一经常阅读的英文经济学博客，非常喜欢。

对于我这样英语不娴熟的读者，最大的困难是，无法通过迅速扫描抓住一篇文章的大概内容，从而快速决定是否停下来细看，相比之下，借助Google Reader，我可以用极快的速度滚动扫描中文内容，选出有兴趣的文章打开细看。

现在好了，我不会错过Cowen的任何妙文了，呵呵，感谢热心的翻译者，感谢Adxon站长。

Adxon：http://adxon.com/

边际革命@Adxon：http://adxon.com/#/marginalrevolution/

RSS for 边际革命@Adxon：http://adxon.com/marginalrevolution/feed.xml

Marginal Revolution: http://www.marginalrevolution.com/marginalrevolution/

英国上院改革的背景与走向
辉格
2009年7月31日

近日，英国上院司法委员会在完成最后一批案件审理之后，结束了其延续几百年的使命，按议会本月初通过的《最高法院规则》，12位大法官将从威斯敏斯特宫搬入装饰一新的最高法院大楼，从10月1日起，最高法院将以一个独立的政府分支重新开始运作；此项司法改革，作为布莱尔新工党政府大规模宪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2005年宪政改革法的自然延续，将给英国源远流长且影响深广的司法体制、议会制度乃至宪政结构带来什么变化，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思考。

这项改革最直接的后果是，上院被剥离了其最后一项实质性职能，在历经500多年的权力衰减之后，上院由此近乎成为一个虚设机构；作为封建时代限制王权的贵族会议，上院起源于13世纪初迫使约翰王接受大宪章的25男爵；在14世纪中叶爱德华三世朝，上院连同整个常设两院制国会的职能、法律地位和组织运行规则逐渐得以确立，此时上院在国会中的地位远超下院；上院地位的首次削弱起于15世纪后半叶的玫瑰战争，当时大批贵族死于战场，而同时，随着黑死病过后的长期经济繁荣，市镇、商人和下层新贵的地位不断增长，下院在国会的作用随之而稳步提高。

这一力量消长在18世纪晚期乔治三世朝达到转折点，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全球化贸易、自由放任政策，这几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权力分布和政治格局，其间长期执政的辉格党人鼓动国王册封了大批新贵族，不仅稀释了上院中代表土地权利的旧势力，更削弱了少数大贵族的个人影响力；上述转变最终导致1832年改革法案，该法案所启动的一系列改革，确立了英国基于平等普选的议会民主制度，也确立了下院的压倒性权力，上院从此日渐衰弱；贵族的最后一次抵抗发生在1909年，当时刚上台的自由党推出了以“人民预算”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旨在通过大规模增税和激进福利政策，在英国建立全面社会福利制度；为了击溃贵族的抵抗，下院再次要求国王册封大批新贵来淹没上院，并于1911年通过国会法案剥夺了上院的大部分权力。

此后，上院被禁止对税收和预算法案置喙，对其他法案也只能拖延不得否决，并且拖延适用范围和拖延期被一再缩减，其硕果仅存的实质性权力，便是作为最高上诉机构的司法职能，即便是此项权力也是与枢密院分享的；80年代撒切尔执政期，通过在中断20多年之后重新册封三位世袭贵族并引入多位贵族阁僚，她曾帮助上院作最后一次垂死挣扎；然而好景不长，工党上台后形势急转直下，此次司法改革之后，上院将沦为纯仪式性机构，其存在价值将受到进一步质疑，而这种质疑将为工党的进一步改革铺平道路，其目标是废除上院并代之以一个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从目前的舆论倾向和国会内的态度看来，这一目标很可能会达成；果若如此，倒是用另一种形式在实质上恢复了两院制，对于重建权力分割与制衡结构，不失为一项小小进步。

对于大法官们，与陈腐虚弱的上院脱离关系，以崭新的独立形象履行最高司法职能，将是一个有利的转变，将使他们得以摆脱公众尤其是工党势力对上院的长期偏见和敌意，从而避免未来的国会改革给自身带来的冲击；最高法院的分立有助于明确其宪法地位，强化司法独立，甚至在未来有可能拓展其久已失落的违宪审查职能；然而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种前景并不能抱过高期望，有人说改革重新确立了英国宪政的三权分立结构，这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错误评价，实际上自从光荣革命之后议会至上主义确立以来，英国早已不存在三权分立：国王已成虚君，掌握行政权的责任内阁与控制立法权的议会多数派，是二位一体的，上院虽然拥有最高司法权，但这只适用于刑法和民法领域，并没有违宪审查权，它可以在现有法律下审理上诉案，却不能以违宪裁定令国会立法失效。

这种结构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权半，真正继承三权分立传统的是美国，英国的宪政制衡更多的依赖于党派制约与妥协能力，和政治家对传统的尊重；然而这种制衡是靠不住的，容易在民意、舆论和政治风向的短期波动下出现剧烈摇摆，这也说明了英国为何在上世纪初和50年代迅速滑向高税收、国有制和福利主义，没有任何制衡力量能对这一浪潮施加阻力；相比之下，美国宪政结构下的制度和政策演变则稳定和保守的多，其中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对行政和立法的制约起了关键作用。

罗斯福新政推出之初便遇到了大法官的强力阻挠，直到1939年罗斯福提名的四位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并得到斯通大法官的支持之后，新政才得以全面实施，到1943年，最高法院有七名大法官由罗斯福提名，加上斯通，新政派几乎填满了最高法院，于是新政各项改革才得以牢固确立，也给此后30年的制度演变定下了基调；80年代当里根开始自由化改革之际，新政派已从最高法院消失，有六位大法官分别由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福特提名，这是里根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而在英国，我们完全看不到司法机构在政治生活中的类似地位，本次改革，或许会为英国大法官拓展其宪法制衡作用提供一丝机会，但考虑到议会至上主义在英国的根深蒂固，人们并不能抱太高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