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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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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4-04-05 18:49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9-25】

@whigzhou: 最近认识了几个马来西亚华人，发现他们的多语化程度真高，比如闽南裔华人，在家里说闽南语，小学很可能会在某所中文学校上，因而会学官话，即便不上中文学校，和非闽南裔华人交往时也需要讲官话，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几乎都会讲官话，同时，因为流行影视大量是粤语的，所以一般至少会粗通粤语，接着，如果上了大学或找白领工作，就需要讲英语，然后，跟马来土著（特别是蓝领土著）交往时，还需要讲马来语，(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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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5】 @whigzhou: 最近认识了几个马来西亚华人，发现他们的多语化程度真高，比如闽南裔华人，在家里说闽南语，小学很可能会在某所中文学校上，因而会学官话，即便不上中文学校，和非闽南裔华人交往时也需要讲官话，所以马来西亚华人几乎都会讲官话，同时，因为流行影视大量是粤语的，所以一般至少会粗通粤语，接着，如果上了大学或找白领工作，就需要讲英语，然后，跟马来土著（特别是蓝领土著）交往时，还需要讲马来语， 如此算下来，一位上过大学的闽南裔马来西亚华人，至少会五种语言，粤裔也至少会四种，而且横跨汉藏、印欧、南岛三大语系，
厕纸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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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3-08-28 19:22  阅读(1,75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0-04-05】

今天在超市观察了一下各货架的缺货情况，琢磨其中差别时，突然相通了一件事情：厕纸短缺程度比其他商品更厉害，主要是大包装造成的，这背后的数学原理还有点意思。

以我个人经验，一卷厕纸大概可以用一周，甚至更久，女人用的多，算一周两卷，三口之家4.5卷，大包装每包20卷，可以用30天，如此算来，个体消费者的采购间隔介于30-140天之间，有人在网上做了调查，结果见图，每周用1卷者过半，让我取个偏大的数字吧，假设消费者的平均采购间隔60天，那么，一家服务于6000人消费群体的超市，平均每天卖掉100卷，那么在正常时期，他只要维持500卷的库存，便可确保货架上不会出现明显稀疏的景象，但是只要这6000人里有500人在同一天里都去超市，并买了厕纸，货架就空了。

也就是说，触发厕纸恐慌的条件非常低，只要购买行为略微同步化即可，根本不需要特别的囤积意愿，这500个人可能只是觉得各种必需品最好都买一点，对于其他东西，那可能只是几天的量，可是对于厕纸，要么不买，买了就是几个月的量，这一同步效应同样会冲击供应链上游，认识到这一点，可以(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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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05】 今天在超市观察了一下各货架的缺货情况，琢磨其中差别时，突然相通了一件事情：厕纸短缺程度比其他商品更厉害，主要是大包装造成的，这背后的数学原理还有点意思。 以我个人经验，一卷厕纸大概可以用一周，甚至更久，女人用的多，算一周两卷，三口之家4.5卷，大包装每包20卷，可以用30天，如此算来，个体消费者的采购间隔介于30-140天之间，有人在网上做了调查，结果见图，每周用1卷者过半，让我取个偏大的数字吧，假设消费者的平均采购间隔60天，那么，一家服务于6000人消费群体的超市，平均每天卖掉100卷，那么在正常时期，他只要维持500卷的库存，便可确保货架上不会出现明显稀疏的景象，但是只要这6000人里有500人在同一天里都去超市，并买了厕纸，货架就空了。 也就是说，触发厕纸恐慌的条件非常低，只要购买行为略微同步化即可，根本不需要特别的囤积意愿，这500个人可能只是觉得各种必需品最好都买一点，对于其他东西，那可能只是几天的量，可是对于厕纸，要么不买，买了就是几个月的量，这一同步效应同样会冲击供应链上游，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厕纸短缺会在何时缓解：至少需要一个加权平均的个体采购周期。 所以，通过大包装人为压低了购买频率的商品可能都会出现类似情况，上游厂商应对这种局面的办法就是临时换成小包装。 想到一个类似案例，可能大家都听说过，有个水务部门曾察觉到有一阵子每天晚上某个时刻自来水会突然失压，后来发现那是一部热门肥皂剧中间插播广告的时间，千万个马桶一起冲，原本随机分散的事件被同步化了 哈，昨天搜了一下有关厕纸的数据，今天谷歌就给我推送了这篇文章，1973年美国厕纸大恐慌，起自节目主持人的一句笑话，这事情还被拍成了纪录片 实际上，因为石油危机，1973年发生了很多短缺恐慌，但厕纸是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持续时间也最久，4个月，详见：The Great Toilet Paper Scare of 1973 除了包装大，也是因为它便宜且保质期长 【2023-08-28】 @何不笑 晚上做饭，发现快没盐了，在超市下单买袋盐，居然显示“售罄”——傻逼是有真实危害的。 ​​​ @whigzhou: 鹽和衛生紙一樣，具備造成搶購性短缺的四大要素：1）消費頻率高且穩定，2）購買頻率低，3）購買決策與時間無關，4）價值低 @whigzhou: 前三點讓廠商可以安全的將整個供應鏈上的庫存水平壓的很低也不會造成缺貨，可是一旦某一事件令第3點不成立，讓大量購買行爲同步化，就突然斷貨了 @Nakedape:保质期长也可能是因素之一 @whigzhou: 這條蘊含在1和2的組合裏，如果保質期短，1和2就不可能同時成立
上帝的新牧场#19：断裂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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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3-05-06 15:47  阅读(0)  评论(1)   分类：未分类        

上帝的新牧场#19：断裂的阶梯
辉格
2019年12月7日

如前几章所述，人口转型削弱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截断了向下流动的瀑布，而福利制度则为地位竞争的败落者或弃赛者提供了一个安全港湾，让他们避免被命运的无情浪水冲刷而去，由此积滞而成一潭势渐漫漾的福利沼泽，这样一个奇特的，或许也是史无前例的进化局面，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锋芒向内

转变的第一个后果是，上层文化失去了外向张力，以往，由于中上阶层繁殖率高而容量又有限，因而总是有着强烈的扩张倾向，在不同的制度与地缘政治条件下，这一张力可能表现为地理上的拓殖与征服（见第7章），也可能表现为对事业发展空间的探索与开拓。

与外向张力相对应的，是一种自信而富有进攻性的上层文化，因为成功保持上层地位的人，往往也是（领地或事业空间的）成功开拓者，而成功将赋予他们自信，相信自身文化优越于他种，有资格取而代之，或至少取得支配地位；当然，也有些社会的上层缺乏开拓倾向，主要通过内斗释放张力（见第8章）。

人口转型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向张力，然而人们相互争锋一拼高下的本能却并未改变，结果是，攻击的矛头转向了社会内部，不过，这种相互攻击的性质不同于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内斗，后者是指向明确的：争夺资源、权力和地位，而前者攻击的方向和目标却是漂移不定的，它很像自体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中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器官的攻击，类似攻击也发生在各种过敏症（allergic diseases）中，差别只是后者需要某种外来过敏原的刺激，而前者不需要。

有意思的是，自体免疫和过敏（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患者接触外来抗原的机会太少，免疫系统被过度闲置因而敏感度提得太高，[1] 这和一个群体对外扩张停止后内斗蜂起，在发生原理上十分相似：精英阶层中那些仍然好斗且富有进取心的成员，因为没有明显的外敌可以攻击，其战斗才能无处施展，于是开始内斗，诱发这种内斗的理由可以十分琐碎、无稽和任意，参与者也未必有明确而实际的目标或诉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化卷入了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挫败的内塌漩涡，文化精英竞相攻击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攻击出发点和理由五花八门，反基督教，反战，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消费主义，反科学，反全球化，反大公司，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女权主义，环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身份重叠主义（intersectionalism）……，不一而足，往往相互间也是斗的不亦乐乎，只有在反西方反美帝这个核心问题上，才找到共同点，携起手来占领华尔街。

诚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建制的文化异类，而且总是有小部分不得志的上层精英会将批判主流价值观用作与当权建制派展开地位竞争的手段，为此，有时他们会虚构一个其实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或者将某个众人知之甚少的遥远社会描绘为桃源胜境；第二种做法背后还有个微妙动机：显示自己懂得欣赏异域文化，向来是上层博取声望的一种方式，因为这证明了他们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多接触外来事物的机会，这些都与高地位联系在一起（见第2章），相反，下层在文化上总是更加狭隘和排外。

可是，即便考虑到这些动机，一大半有地位有声望生活优裕的文化精英都在痛斥支撑着他们所在社会的繁荣，让他们享受着无论以往或别处都从未有过的富足与自由的那套价值体系，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些精英的立场总是能得到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热烈追捧，而这些追捧者也都是该体系的受益者，绝非来自边缘或下层。

而且这些攻击者内心其实明白自己受益于该体系，他们足够诚实的身体暴露了这一点：那些免受其攻击甚至常得到其赞美的社会，并未吸引他们争相移居，虽然没人拦着他们。

要理解这一奇观，还须回到人类地位竞争的历史背景中。

在早期社会，一位有志青年若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有分量的地位，就得“做出点事情”来证明自己，这可以是对敌对群体的一次清晨伏击（例如在安达曼人中），[2] 或一次猎头（伊隆戈人），[3] 或贞操掠夺性强奸（萨摩亚人），[4] 或盗牛突袭（东非牧民），或盗马突袭（大平原印第安人），那些做不出什么事情的人会遭受同侪鄙视，在群体内人微言轻，抬不起头，甚至不被视为资格完备的成年人。

在这些社会，地位竞争的关键期是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此时，各种未经尝试的可能性还都开放着，你的许多重要社会关系（姻亲、工作伙伴、师傅和师兄弟、追随对象等等）都尚未绑定，他人也还没有对你抱定成见，因而正是放手一搏的时候，若是等到这些事情都已尘埃落定，再想争锋出头，改头换面，希望就太渺茫了；所以青春期躁动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暴涨的雄性荷尔蒙作用下，该年龄段的男性表现的极为狂躁不安，争勇好斗，因为这短短几年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一生的社会位置。[5]

可是在等级结构已牢固确立的大型社会，释放躁动的传统途径大多行不通了（除了在一些边境地带），地位竞争转向了更和平的事业：学门好手艺，找份好工作，组织一项工程，修条水渠，建座神庙，创造一部作品，考得功名，做上官……，虽然这些事业同样得益于野心、冲劲和争强好胜心（它们也跟荷尔蒙有关），但更需要耐心、克制和自律。

和早先平等小社会不同的是，大型等级社会中，只有少数幸运儿能以某种事业而功成名就，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平庸乃至卑下的地位，他们并非没有憧憬过，躁动过，可是激烈严酷的竞争，资源的局限，等级樊篱的森严，对既得利益的武力捍卫，以及（在有些社会）对既有权利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迫使他们不得不收起锋芒，屈居于较为低下但至少还可立足的地位。

最近几代人中，这些条件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因生育率下降而弱化，竞争仍然激烈，但不再那么严酷，失败者（或并未全力投入竞争者）有充足机会得到一个仍不失优裕自在的次优结果，从好的一面看，这鼓励一些人采取更大胆进取的策略，勇于探索、创新和挑战权威，但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它让一些人肆无忌惮的寻找攻击对象，因为竞争虽已削弱，青春躁动本能却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而同时，由于对外扩张已经停止，攻击往往指向内部目标。

不同于以往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常规竞争，这更像是一种游戏式竞争，如同体育竞赛一样，虽然参与者也不乏对权力快感和成就荣耀的追求，但脱离了现实功利性标准，正因为这种游戏性质，其目标飘忽不定，可以指向任何地方，只要足够刺激。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疯狂革命年代中，那些热衷于颠覆现有秩序的激进分子大多来自上层精英，其中不乏贵族子弟，鲜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若是在早先的严酷地位竞争局面下，如此胡闹的毛孩子会被其兄长们迅速而无情的镇压，可是如今却不同了，宽松的资源条件和社会的长期和平化提升了上层的地位安全感，因而变得更愿意容忍此类躁动行为，在更晚近的年代，这种容忍又因精英对待年轻人态度的奶妈化而愈加升级。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游戏规则仍和过去大同小异，中产阶级仍在汲汲营营的维持体面生活，努力往上爬，而成功所需要的禀赋和行为准则也和过去一样，可是，每一代成功爬到上层的人，其子女中都会有相当一部分叛离那些当初帮助其父辈取得成就因而带给他们优越地位的价值与道德规范，成为一股攻击道德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尽管这些叛道者的人口比例并不很高，但是其财富，地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艺术品位，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们占据了学校，传媒，文艺，影视等最重要的传播节点，因而对文化潮流和意识形态走向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

叛逆英雄

上述趋势还得到了另一个因素的强化，现代的开放等级系统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创造了一些火箭般的高速地位蹿升通道，和过去的白手起家者走过的发家之路相比，这些高速通道对成功者禀赋组合的要求十分不同，变得更狭窄单一了，因为有了精细分工的市场，你只要有一项过人之处，并且其市场价值被投资者相中，他们就会帮你配齐所有你不具备的优势，打通所有你自己无法闯过的荆棘之路，无论对于发明家，商业模式创新者，演员，运动员，模特，都是如此（见第14章）。

这本身是件大好事，许多原本会被埋没的才华得以施展，许多原本挺不过艰难发育期的创新被发扬光大，可是它附带的文化后果却未必都是正面的，它让一些轻佻狂妄，漠视道德规范，甚至人格不健全，有着严重反社会倾向的天才，也有了功成名就的机会，而假如没有深度分工，没有律师、职业经理和投资者为他们铺路，自己穿越荆棘丛丛的事业发展道路，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处理各种合作与交易关系，他们几乎注定会在某个环节上栽跟头，被淘汰出局。

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文学艺术界，然后是影视演艺界，接着是体育界，在当代，随着风险投资业的兴起，又扩展到了科技创新产业，两个显著例子是约翰·迈克菲（John McAfee）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此类反派明星在成功者中所占比例未必很高，但已足以为叛逆青年提供源源不断的效仿楷模，以及助长其革命声势的文化英雄。

精英气泡

竞争压力的减弱和对外扩张的停止，引出了另一个后果：文化日趋阴柔化（feminize），中上层子弟变得日益娇嫩柔弱，这一点甚至从他们的躁动与叛逆行为中也可以看出，1936-38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来自数十个西方国家的五六万革命青年涌向伊比利亚，赴汤蹈火，15000多人死在那里，[6] 70年代的愤怒青年虽然早已不那么爱打仗，却仍能零星的组织起一些像红色旅（Red Brigades）和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这样的暴力恐怖团伙，而当今的叛逆青年只会穿一身名牌坐在大街上自拍。

同时，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那片舒适小天地，去陌生世界探索闯荡，一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两千多万英国人离开本土移居世界各地，其中70%的目的地处于英帝国之外，[7] 众多名校毕业生将海外工作作为其职业生涯的起点，胸怀世界，四海为家，一时蔚然成风，然而二战后，这一传统迅速消退，精英和中产子弟日益龟缩到自己的安乐窝中，对外部世界既茫然无知，也缺乏兴趣。

这一退缩不仅发生在国际层面上，即西方精英对第三世界丧失兴趣(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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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19：断裂的阶梯 辉格 2019年12月7日 如前几章所述，人口转型削弱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截断了向下流动的瀑布，而福利制度则为地位竞争的败落者或弃赛者提供了一个安全港湾，让他们避免被命运的无情浪水冲刷而去，由此积滞而成一潭势渐漫漾的福利沼泽，这样一个奇特的，或许也是史无前例的进化局面，将带给我们什么呢？

锋芒向内

转变的第一个后果是，上层文化失去了外向张力，以往，由于中上阶层繁殖率高而容量又有限，因而总是有着强烈的扩张倾向，在不同的制度与地缘政治条件下，这一张力可能表现为地理上的拓殖与征服（见第7章），也可能表现为对事业发展空间的探索与开拓。 与外向张力相对应的，是一种自信而富有进攻性的上层文化，因为成功保持上层地位的人，往往也是（领地或事业空间的）成功开拓者，而成功将赋予他们自信，相信自身文化优越于他种，有资格取而代之，或至少取得支配地位；当然，也有些社会的上层缺乏开拓倾向，主要通过内斗释放张力（见第8章）。 人口转型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外向张力，然而人们相互争锋一拼高下的本能却并未改变，结果是，攻击的矛头转向了社会内部，不过，这种相互攻击的性质不同于因压力过大而产生的内斗，后者是指向明确的：争夺资源、权力和地位，而前者攻击的方向和目标却是漂移不定的，它很像自体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中免疫系统对自身组织器官的攻击，类似攻击也发生在各种过敏症（allergic diseases）中，差别只是后者需要某种外来过敏原的刺激，而前者不需要。 有意思的是，自体免疫和过敏（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患者接触外来抗原的机会太少，免疫系统被过度闲置因而敏感度提得太高，[1] 这和一个群体对外扩张停止后内斗蜂起，在发生原理上十分相似：精英阶层中那些仍然好斗且富有进取心的成员，因为没有明显的外敌可以攻击，其战斗才能无处施展，于是开始内斗，诱发这种内斗的理由可以十分琐碎、无稽和任意，参与者也未必有明确而实际的目标或诉求。 正是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化卷入了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挫败的内塌漩涡，文化精英竞相攻击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攻击出发点和理由五花八门，反基督教，反战，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反消费主义，反科学，反全球化，反大公司，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女权主义，环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葛兰西主义，身份重叠主义（intersectionalism）……，不一而足，往往相互间也是斗的不亦乐乎，只有在反西方反美帝这个核心问题上，才找到共同点，携起手来占领华尔街。 诚然，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建制的文化异类，而且总是有小部分不得志的上层精英会将批判主流价值观用作与当权建制派展开地位竞争的手段，为此，有时他们会虚构一个其实从未存在过的黄金时代，或者将某个众人知之甚少的遥远社会描绘为桃源胜境；第二种做法背后还有个微妙动机：显示自己懂得欣赏异域文化，向来是上层博取声望的一种方式，因为这证明了他们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更多接触外来事物的机会，这些都与高地位联系在一起（见第2章），相反，下层在文化上总是更加狭隘和排外。 可是，即便考虑到这些动机，一大半有地位有声望生活优裕的文化精英都在痛斥支撑着他们所在社会的繁荣，让他们享受着无论以往或别处都从未有过的富足与自由的那套价值体系，却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这些精英的立场总是能得到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热烈追捧，而这些追捧者也都是该体系的受益者，绝非来自边缘或下层。 而且这些攻击者内心其实明白自己受益于该体系，他们足够诚实的身体暴露了这一点：那些免受其攻击甚至常得到其赞美的社会，并未吸引他们争相移居，虽然没人拦着他们。 要理解这一奇观，还须回到人类地位竞争的历史背景中。 在早期社会，一位有志青年若要为自己建立一个有分量的地位，就得“做出点事情”来证明自己，这可以是对敌对群体的一次清晨伏击（例如在安达曼人中），[2] 或一次猎头（伊隆戈人），[3] 或贞操掠夺性强奸（萨摩亚人），[4] 或盗牛突袭（东非牧民），或盗马突袭（大平原印第安人），那些做不出什么事情的人会遭受同侪鄙视，在群体内人微言轻，抬不起头，甚至不被视为资格完备的成年人。 在这些社会，地位竞争的关键期是青春期和成年早期，此时，各种未经尝试的可能性还都开放着，你的许多重要社会关系（姻亲、工作伙伴、师傅和师兄弟、追随对象等等）都尚未绑定，他人也还没有对你抱定成见，因而正是放手一搏的时候，若是等到这些事情都已尘埃落定，再想争锋出头，改头换面，希望就太渺茫了；所以青春期躁动是十分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暴涨的雄性荷尔蒙作用下，该年龄段的男性表现的极为狂躁不安，争勇好斗，因为这短短几年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一生的社会位置。[5] 可是在等级结构已牢固确立的大型社会，释放躁动的传统途径大多行不通了（除了在一些边境地带），地位竞争转向了更和平的事业：学门好手艺，找份好工作，组织一项工程，修条水渠，建座神庙，创造一部作品，考得功名，做上官……，虽然这些事业同样得益于野心、冲劲和争强好胜心（它们也跟荷尔蒙有关），但更需要耐心、克制和自律。 和早先平等小社会不同的是，大型等级社会中，只有少数幸运儿能以某种事业而功成名就，多数人不得不接受平庸乃至卑下的地位，他们并非没有憧憬过，躁动过，可是激烈严酷的竞争，资源的局限，等级樊篱的森严，对既得利益的武力捍卫，以及（在有些社会）对既有权利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迫使他们不得不收起锋芒，屈居于较为低下但至少还可立足的地位。 最近几代人中，这些条件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上层的地位竞争因生育率下降而弱化，竞争仍然激烈，但不再那么严酷，失败者（或并未全力投入竞争者）有充足机会得到一个仍不失优裕自在的次优结果，从好的一面看，这鼓励一些人采取更大胆进取的策略，勇于探索、创新和挑战权威，但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它让一些人肆无忌惮的寻找攻击对象，因为竞争虽已削弱，青春躁动本能却不会在短期内改变，而同时，由于对外扩张已经停止，攻击往往指向内部目标。 不同于以往争夺资源和权力的常规竞争，这更像是一种游戏式竞争，如同体育竞赛一样，虽然参与者也不乏对权力快感和成就荣耀的追求，但脱离了现实功利性标准，正因为这种游戏性质，其目标飘忽不定，可以指向任何地方，只要足够刺激。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疯狂革命年代中，那些热衷于颠覆现有秩序的激进分子大多来自上层精英，其中不乏贵族子弟，鲜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若是在早先的严酷地位竞争局面下，如此胡闹的毛孩子会被其兄长们迅速而无情的镇压，可是如今却不同了，宽松的资源条件和社会的长期和平化提升了上层的地位安全感，因而变得更愿意容忍此类躁动行为，在更晚近的年代，这种容忍又因精英对待年轻人态度的奶妈化而愈加升级。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决定社会地位的基本游戏规则仍和过去大同小异，中产阶级仍在汲汲营营的维持体面生活，努力往上爬，而成功所需要的禀赋和行为准则也和过去一样，可是，每一代成功爬到上层的人，其子女中都会有相当一部分叛离那些当初帮助其父辈取得成就因而带给他们优越地位的价值与道德规范，成为一股攻击道德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尽管这些叛道者的人口比例并不很高，但是其财富，地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艺术品位，广泛的社会关系，以及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们占据了学校，传媒，文艺，影视等最重要的传播节点，因而对文化潮流和意识形态走向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

叛逆英雄

上述趋势还得到了另一个因素的强化，现代的开放等级系统和发达的资本市场，创造了一些火箭般的高速地位蹿升通道，和过去的白手起家者走过的发家之路相比，这些高速通道对成功者禀赋组合的要求十分不同，变得更狭窄单一了，因为有了精细分工的市场，你只要有一项过人之处，并且其市场价值被投资者相中，他们就会帮你配齐所有你不具备的优势，打通所有你自己无法闯过的荆棘之路，无论对于发明家，商业模式创新者，演员，运动员，模特，都是如此（见第14章）。 这本身是件大好事，许多原本会被埋没的才华得以施展，许多原本挺不过艰难发育期的创新被发扬光大，可是它附带的文化后果却未必都是正面的，它让一些轻佻狂妄，漠视道德规范，甚至人格不健全，有着严重反社会倾向的天才，也有了功成名就的机会，而假如没有深度分工，没有律师、职业经理和投资者为他们铺路，自己穿越荆棘丛丛的事业发展道路，与各色人等打交道，处理各种合作与交易关系，他们几乎注定会在某个环节上栽跟头，被淘汰出局。 这种情况最初出现在文学艺术界，然后是影视演艺界，接着是体育界，在当代，随着风险投资业的兴起，又扩展到了科技创新产业，两个显著例子是约翰·迈克菲（John McAfee）和伊隆·马斯克（Elon Musk）；此类反派明星在成功者中所占比例未必很高，但已足以为叛逆青年提供源源不断的效仿楷模，以及助长其革命声势的文化英雄。

精英气泡

竞争压力的减弱和对外扩张的停止，引出了另一个后果：文化日趋阴柔化（feminize），中上层子弟变得日益娇嫩柔弱，这一点甚至从他们的躁动与叛逆行为中也可以看出，1936-38年的西班牙内战中，来自数十个西方国家的五六万革命青年涌向伊比利亚，赴汤蹈火，15000多人死在那里，[6] 70年代的愤怒青年虽然早已不那么爱打仗，却仍能零星的组织起一些像红色旅（Red Brigades）和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这样的暴力恐怖团伙，而当今的叛逆青年只会穿一身名牌坐在大街上自拍。 同时，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那片舒适小天地，去陌生世界探索闯荡，一战前的一个世纪中，两千多万英国人离开本土移居世界各地，其中70%的目的地处于英帝国之外，[7] 众多名校毕业生将海外工作作为其职业生涯的起点，胸怀世界，四海为家，一时蔚然成风，然而二战后，这一传统迅速消退，精英和中产子弟日益龟缩到自己的安乐窝中，对外部世界既茫然无知，也缺乏兴趣。 这一退缩不仅发生在国际层面上，即西方精英对第三世界丧失兴趣，也发生在西方社会内部，阶层间的文化隔阂不断加深，中上层搬进高度排他性的社区，组建自己的市镇和学区，去自己的教堂，下层的生活在他们视野中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许多中上层对下层中最受欢迎的明星，最热爱的运动，最喜欢的车型，最普遍的娱乐消遣，最流行的电视剧、啤酒品牌、连锁快餐店，都茫然无知，闻所未闻，用查尔斯·穆瑞的话说，他们躲进了为自己构造的“精英气泡”（elite bubble）里。[8] 诚然，阶层间居住空间分化向来就有，不同的是，以往这种分化表现为一个相当连续的梯度，没有特别陡峭的断层，任何特定个体所生活的社区中，都存在一个局部的小阶梯，一位乡村自耕农的邻居中，既有比他地位高的乡绅和律师，也有低于他的雇农和铁匠，城市社区的地位梯度甚至更丰厚，虽然也能粗略识别出富人区和贫民区，但远不如20世纪的郊区化运动所产生的那种井然分明的阶层隔离。 有几个因素加深了居住空间上的阶层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一是交通条件的改变（见第10章），二是产业模式变迁，连锁零售/服务业的兴起，大批消灭了店主这一传统下层社区中非常重要的中产生态位，制造业的规模化也有类似效果，许多就近利用劳动力的作坊和小工厂不复存在，它们原先的老板也就没必要住在下层社区了。 第三个因素是福利制度，如我之前已解释的（第17章），福利制度让下层社区中的中上层个体丧失了社区领袖地位，而它带来的治安与道德问题则加重了他们留在那里的成本，因而加速其逃离。 第四个因素是平等主义文化，这可能有悖许多人的直觉，但其中道理并不玄奥：在一个社会经济状况注定不会平等的世界里，要想生活在一种高度平等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就只能设法与自己状况近似的人住到一起，假如你相信每个人都着相近的天赋与潜力，享受着同样的上帝恩宠，配得上同样的富足与荣耀，有着不分高下的生活情趣和艺术鉴赏力，奉行着同样的道德标准……，因而谁也没有资格怜悯、鄙夷、斥责或教诲他的邻人，或以屈尊俯就的姿态表达友善，或在公共生活中拥有高于他人的支配力，那么，生活在一个状况差异巨大的社区就会让你很不舒服，因为你目睹的现实每天都在冲击着你的信念，让你忍不住冒出一些你向来讨厌的念头：他怎么就像个永远扶不起的阿斗？有些人怎么教都学不会，可能就是太笨？为何如此粗俗的东西竟然有那么多人喜欢？这些孩子也太可怜了，他们的父母难道不能更努力更用心一点？他连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简直禽兽不如！他们的头脑如此顽固封闭，总是被一些愚昧陈腐的念头占据，我看公共事务他们最好还是别瞎掺和了，可是他们竟然有投票权！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一旦同类聚居的倾向出现，居住隔离是很容易经由个体分散选择而自发实现的，正如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分析所显示，只要经济状况（或其他任何人口统计学指标）的分布在社区间存在初始差异（这可以只是随机出现而无需任何理由），并且有一些人不满意所在社区的分布，比如他觉得穷人太多，或者有艺术品位的人太少，就可能迁往该指标更符合其心意的社区，可是他们的迁出更降低了该社区的这一指标值，于是剩下的人中有着类似倾向但不如他们强烈的那些，发现自己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也跟着搬走，如此循环加速，直至达到新的均衡点。[9] 躲进精英气泡的一个后果是，上层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由于对第三世界和本国中下层生活状态和真正困境所在极度无知，他们开出的旨在帮助中下层的药方往往散发着一股“何不食肉糜”的味道，最好情况是不得要领，无济于事，最坏情况则是严重恶化其处境。 例如，他们以为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便可改善下层生活，可是在当今西方，下层最大的问题是失业，长期失业是一个穷人滑入贫困陷阱的主要通道，但凡有稳定工作者，即便薪水不高，也可过上体面生活，而最低工资法恰恰会将一些低技能工人赶出就业市场，推进贫困陷阱；类似的，他们在第三世界发动围剿血汗工厂和反对童工雇佣的战斗，却不知道离开工厂的孟加拉女孩并未进入学校，而是上街做了妓女。[10] 他们将传统婚姻视为陈腐过时之物，努力为单身母亲“去污名化”（destigmatizing），也就是消除对婚前怀孕和婚外生育的道德压力，以为那会将女性从男权压迫中解放出来，这对他们自己或许是真的，可是对于下层女孩和她们的孩子，这是滑入贫困陷阱的另一条快速通道；[11] 他们反对学校整肃课堂纪律，[12] 以为下层孩子会和精英子弟一样聪明好学，自律上进，一样远离堕落、罪恶和街头帮派的诱惑。 他们推动政府对商品和服务质量实行越来越严厉的管制，推动司法系统对生产者施加不断升级的无过错责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13] 而不会在乎生产者因此负担的成本最终都会体现在价格里，而穷人是最经受不起涨价的，所以这些管制的实际效果就是，以提高穷人生活成本为代价，减轻中上层对质量风险的甄别与警惕负担。 他们推崇有机食品，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超市有机货架的价格标签让穷人只能绕着走，那些将麦当劳肯德基斥为垃圾食品的人，恐怕没想过第三世界穷人不仅吃不起肉，牛奶鸡蛋都还是奢侈品，最急迫的问题是满足基本卡路里摄入，[14] 为此几亿人还在冒着中毒风险以木薯（cassava）为主食，[15] 还有数亿人因过度依赖稻米而缺乏维生素A，导致每年数十万儿童死亡，更多人失明，而且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案——转基因黄金大米（Golden Rice）——在1990年代便已开发成功，却因绿色有机运动的竭力阻挠而至今得不到推广。[16] 最近受到热烈追捧的反暖化斗士格雷塔·滕伯格（Greta Thunberg）堪当这一何不食肉糜文化的最佳形象代言人，这位来自瑞典精英家庭的16岁女孩竟然相信，配备卫星通信与导航设备的无动力帆船这种当代富豪的奢侈玩具，[17] 是商业客机作为越洋旅行工具的可行替代物，考虑到她家客厅里随便两把椅子就要花费18140欧元（不含运费），[18] 这种魔幻念头或许并非那么不可思议。 与现实脱节的精英文化日益收缩为一种自娱自乐的封闭游戏，和圈外的世界变得不相干，因而失去了向下渗透的能力，因为忙于柴米油盐的大众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也看不懂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追随与效仿更是无从谈起，毕竟，又有多少人有兴趣弄清楚cultural appropriation或intersectionality是什么意思，或LGBTTQQIAAP这一大串字母里的每个代表什么呢，纽约长岛市的穷人大概也很难想明白，把亚马逊轰走[19] 会以何种方式给他们带来好处。

牛仔帝国

文化断裂的同时，维系全球价值阶梯的另一根支柱也开始圮泐倾颓，实际上，这根支柱在一战中已被毁坏过一次，直到二战后美国部分接替了英帝国曾扮演过的角色（见第15章）之后，才重新树起，可是，两个帝国的性质和效果皆十分不同。 美国有着长久的孤立主义传统，对美洲以外的事务既不感兴趣也避免卷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扩张动力，而是因为北美大陆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扩张空间，事实上，很少有国家曾像美国那样稳固而迅猛的扩张，从1791到1912年，美国平均每三年半就建立一个新州，以面积论，其中每个放在欧洲都是大国。[20] 无论是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还是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都显示着美国精英对此扩张有着充分自觉，甚至独立革命的一大动因也是伦敦当局竭力限制殖民者向阿巴拉契亚以西开拓而引发的不满；甚至在19世纪大英帝国正如日中天的那些年代中，吞并加拿大的呼声也始终不绝于耳。[21] 所以美国并不缺帝国潜质，只是环境条件未能让它发育成一个机能健全的帝国，它在北美的扩张阻力太小，对手太弱，获得的领土也太空旷，不足以迫使它像英国那样发展出一套维系一个文化极其多样，内部结构极为复杂的庞大帝国所需的制度框架和统治机器，和应付众多强大而老练的竞争对手所需要的外交手腕和条约体系，以及对帝国事业将会带来的高昂成本（包括金钱与献血）的心理准备。 这一局限原本从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已有所突破，当时美国在北美大陆的扩张已接近尾声（1912年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建州可视为这一扩张进程的终结标志），加勒比和太平洋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兴趣，美国的重要海外领地（菲律宾，夏威夷，波多黎各，关岛，关塔纳摩，巴拿马运河区）都是在美西战争和一战之间的十几年中获得的，决定参加一战本身也是她已准备好抛弃孤立主义的一个迹象，然而恰在此时，人口转型却已悄然开始，生育率正在急速下跌，同时19世纪后期的移民高潮也早已回落，随后又是大萧条的重击，结果，刚刚开始向外挥舞的帝国鹰爪很快又缩了回来。 妨碍美帝国发育的另一个因素是其深厚的平等主义传统，构成美国文化底基的四大源流中，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特拉华河谷的贵格派，都是强烈的平等主义者，阿巴拉契亚的苏格兰-爱尔兰裔边民，其文化气质也是高度平等主义的，只是没那么意识形态化，只有以弗吉尼亚绅士为代表的南方种植园主有着贵族传统，是精英主义者。[22] 如上一节所分析，要想过上平等主义生活，就得建立高度同质化的社会，与各方面都很相似的人结成共同体，地方社区如此，国家也是，正因此，高度多元异质的帝国和平等主义是天然不兼容的；实际上，异质性和平等主义这对矛盾在美国历史上多次浮现，最终都以平等派胜出而告终。 首先是蓄奴问题，北方人反对蓄奴虽不乏道德上的动机，但害怕黑人大量引入将破坏文化同质性也是重要理由，所以许多废奴主义者希望将黑人送回非洲，但弗吉尼亚贵族却不会介意和黑人同处一个社会，因为他们并不要求平等，也不会给黑人投票权。 在对待印第安人的态度上也是如此，在伦敦的当权精英眼中，印第安人和印度与非洲的土著一样，都是潜在的帝国子民，虽然其地位暂且低于英国人，但最终将作为一个成员民族被纳入帝国的多元结构之中，所以他们希望殖民者尽可能与之和睦相处，而在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是他们向西开拓的挡路石，务必加以清除，因为作为平等主义者，他们容不得异类成为其共同体伙伴，所以不难理解，美国政治领袖中平等倾向越强烈的，在印第安问题上的态度也越强硬，例如杰弗逊和杰克逊。 帝国和同质性的矛盾同样表现在美国的领土扩张过程中，美墨战争（1846-48年）前后，美国曾有过一场主张吞并整个墨西哥的运动，但这一呼声不久便因得不到积极响应而销声匿迹，战后美国也只向墨西哥索取了一块最靠北，人口最稀疏的领土，反对者的理由是，将数百万西班牙裔、印第安土著和天主教徒接纳为公民，将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23] 同一理由也让波多黎各的建州努力长期受阻，也曾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在大门外关了很久，它们最终都是在白人比例提升到足够高之后才被接纳进联邦，20世纪前40年，阿拉斯加的白人比例始终徘徊在一半左右，1940-50年大增至72%，建州前超过3/4，[24] 夏威夷在建州时白人虽未成为多数，但正在快速增长，并且已和日裔并列为最大族群，十年后便以38%的优势超出日裔。[25] 正因为文化和政治上都与帝国角色格格不入，当美国在二战后被迫承担起帝国责任时，是很不情愿也缺乏准备的，只是几个急迫的理由促使它必须挑起这个重担：1）付出巨大代价赢得的战果若轻易丢弃，无法向国民交代，2）当欧洲看来已无力保护自己时，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诞生于其中的西方文明老家遭毁灭，3）若听任世界陷入无秩序状态，下一场战争很快会到来，届时对美国的冲击将远非珍珠港所能比，4）洲际导弹，核弹，远程轰炸机，导弹潜艇等新型武器，令美洲不再孤悬于旧世界之外，孤立主义不再是可行战略。 随着冷战的迅速升级，美国很快适应了其新角色，积极组建条约同盟，布设军事基地网，帮助欧洲重建，牵头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以和平队（Peace Corps）形式将数万青年送往世界各地从事志愿服务；当地区局势出现不利转变时，也不惮于使用武力加以阻止，从柏林，土耳其，希腊，朝鲜，印度支那，到危地马拉，古巴，智利，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全方位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为此还打了两场代价惨重的战争。 然而，虽然足够积极努力，迄今为止美国的帝国事业却只能算勉强及格，算及格是因为它至少打赢了冷战，保全了欧洲，扩张了势力范围，维系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全球市场，可是，在构建一部价值阶梯，推行市场秩序，尤其是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促成可持久的文化与制度转变上，却乏善可陈，甚至往往是一败涂地且屡试屡败，以至于避免背上政体扶建（state-building）的责任包袱，已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精英中少有的一项共识。 造成这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它试图影响的地区缺乏长期承诺，每次出兵海外干预地区事务时，政治家们总是迫不及待的向选民许诺，一旦完成任务便迅速抽身，“绝不多留一天”，结果，美国人离开没多久，苦心建立的新秩序往往又很快崩溃，地区再度陷入混乱，甚至变得比干预前更糟糕，用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话说，美国总是创建一个又一个“用完即弃的一次性帝国”（disposable empire）。[26] 现代市场秩序是经由一条极为独特的文化/制度进化路径而产生的，[27] 在其原生地之外，需要外力的持续作用才能落地生根，外力的作用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本地当权者的命运须被捆绑在市场秩序这条大船上，即，只要这条船不沉没，他们就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甚至比以前更富贵（就像海得拉巴王公），而一旦他们另有所图，就会立即遭受惩罚，其次，该社会有才华有野心的人须有机会在市场秩序中出人头地，向上爬升，唯如此，社会各领域的精英才有充足的动机去维护该秩序，去效仿和推行支撑该秩序的价值体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帝国，正是施加于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这样一种外力（见第15章）。 很明显，这是一种不对等的支配-从属关系，而这恰恰是有着根深蒂固平等主义传统的美国人最不愿意进入的一种关系；作为平等主义者，他们宁愿相信所有民族都有着同样的倾向、意愿和能力建立各自的良善社会，那些没有做到的，要么（像好莱坞热衷于表现的那样）是因为一小撮恶棍的阻挠，要么（如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家常认为的那样）是因为被贫穷落后束缚了手脚。 在此观念指导下，干预者只须除掉恶棍，帮助制定新宪法，安排公正选举，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一切便可向好；可事实上，这条路线却一再失败，而且其失败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既然各方势力都确信你很快就会撤离，就必须基于你不存在这一前提出发来盘算自己的未来，按他们早已谙熟的当地古老游戏规则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而根本不会认真对待任何你在场时强加的方案、协议和制度安排，那么做只会将自己的战略建立在流沙之上，随时会被抛弃（就像库尔德人一次次被抛弃那样）。[28] 经济援助同样不会奏效，甚至适得其反，因为首先，生活状况的改善未必带来制度改进，特别是当这一改善是因天上掉馅饼而发生的，就更不会，这一点从石油国家的经历中便可看出，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援助者根本没有能力（往往也不被允许）将财物直接分发到他们旨在帮助的民众手里，只能依赖当地掌权者完成分发，这就给后者凭空带来了一份可以用来收买效忠或安抚不满的资源，而原本此类资源只能通过征税获得，这就削弱了掌权者对税收的依赖，在许多政体中，正是这一财政约束让统治者在剥夺私人部门时还有所顾忌，避免过度破坏税基，当这一顾忌解除后，他们就变得更为肆无忌惮。[29] 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顺利改造或许曾助长了人们对美式帝国主义的信心，可是这两个案例与美国的其他干预行动并不可比，因为德日在滑向军国主义之前都曾是繁荣而成功的社会，而且美国在那里的承诺是长期的，对日本的占领持续了7年（琉球持续了27年），[30] 对德国的占领1949年结束（萨尔延至1957年），1955年才全面归还治理权，而主权完全恢复要等到1990年四大占领国批准德国统一，[31] 此外，德日迄今在军事上仍对美国负有条约义务，那里也有着美国最大规模的海外驻军和众多军事基地。[32] 实际上，战后少数几个在美国影响下完成制度转型的国家，皆处于冷战前哨，面临巨大外部威胁，离开美国保护便难以自存，因而不得不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这样一来，美国施加的行为准则便对这些政权的行为构成了一种外部的宪法性约束，成为当地掌权者或权力竞争者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33] 冷战结束后，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转型欢快期，以至弗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天真的宣告历史正在走向其完满终点，[34] 其实那只是因为另一部平行阶梯的垮塌而造成的一轮回涌，从更长时段看，阵营对抗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只会更加削弱美帝国原本就先天不足的秩序推行力；911后，重振帝国的呼声一度高涨，可是因为一次性帝国的本性未改，一时热情和高昂代价换来的又是一连串失败与放弃。

歧路滋蔓

人类固有的地位竞争本能让他们在每个局部小生态中都要争出个强弱高下，假如已经有一部社会大阶梯从外部世界延伸进了这个小生态，那么竞争的焦点就会聚集于如何沿着这部大阶梯往上爬，当地社会的价值标准也会沿该阶梯的引力梯度而被重塑，假如不存在这部大阶梯，那么一部独立的小阶梯便会从本地竞争中浮现，并且创造出其独特的价值体系（见第13章）。 不过，现实情况大多介于这两种纯粹状态之间，即，虽然有一部大阶梯伸进了当地，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望沿着它往上爬，或甘愿接受较低的位置，于是那些有能力也有野心却无望挤进主路的人，便在体系之外另辟竞技场，在等级结构上形成一条分支岔路，对主流价值构成一股离心力量。 对于特定社会局部，哪股力量占上风，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支配性力量，取决于哪条道路对那些力争上进但尚未选定奋斗方向的年轻人更具吸引力，在古代，妨碍人们踏上主路的，往往是主路本身的狭窄拥堵，且路障重重，现代社会的等级开放将主路变得极为畅通，造就了几轮社会大流动，也吸干了许多岔路支流，可是好景不长，最近几代人中，朝向主路的流动再次受阻，但这次的原因却和以往全然不同，并非因为主路变得更拥挤，而是上层的退缩令阶梯下部因失于维护而朽坏，不再能帮助年轻人踏足上攀。 这一朽坏表现在几个方面：1）当中上层退缩进他们的舒适气泡之后，下层失去了引导他们进入主路的效仿楷模，也没有了迫使他们走在阳光大道上的道德约束，2）上层精英整天用高音喇叭告诉他们，主流中产价值是坏的，甚至是邪恶的，根本不值得效仿，而那些仍然奉行着这套价值的中产多数，已乖乖闭上了嘴，3）几乎所有本可帮助下层中有潜力者向上爬升的文化与制度元素（例如婚姻伦理和学校纪律），都遭受着上层精英的无情批判，其中许多已被消灭殆尽（见第18章）。 当通往主路的匝道堵塞，地位竞争便很自然的转移到其他方向，在西方下层，最常见的岔路是街头帮派，在帮派世界中，自文明起源以来所确立的美德都变得一文不值，竞争将依循古老的丛林法则展开，暴力、凶狠、狡诈和残忍将帮助你赢得老大地位；阿列克斯·科特洛维茨（Alex Kotlowitz）描绘了居住在芝加哥贫民区是何种感觉：整个生活被笼罩在无休止帮派战争的恐怖阴影之下，母亲们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会传来儿子的死讯，活生生就像前文明时代的丛林社会。[35] 和古代丛林社会一样，当代城市丛林中，随老大地位而来的是权力和财富，以及更重要的——性伙伴与后代数量，几乎所有相关研究都显示，下层社会中，犯罪倾向与性伙伴及后代数量呈显著正相关，帮派地位同样如此：老大最多，帮派成员其次，非帮派成员最少，一份英国的同龄组研究发现，反社会倾向最高的10%男性，其后代在下一代中的比例高达27%，这一繁殖优势，比第11章的极简模型中假设的数字，要高得多。[36] 因阶梯断裂而滋生的岔路不仅出现在西方社会内部，也表现在国际层面上，随着帝国力量的收缩和西方的自我文化否定，通往旧引力中心的道路渐次淤塞，强弱不一的诸多局部引力中心纷纷滋长，全球价值阶梯随之而脱臼垮塌。 脱臼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去殖民化，市场秩序的扩张被截断在众多新兴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外；在英帝国势力所及的维多利亚秩序中，各国政府不仅被要求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帝国推行的游戏规则，也须在处理国内事务和对待自己国民的方式上符合一些最起码的标准，这是因为，假如在一个国家，外国商人的生意伙伴随时可能被诛杀，监禁，抄没家产，其税收和管制有着高度任意性，司法系统缺乏起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财产得不到保护，契约无法执行，那就很难成为一块对帝国有价值的市场空间。 在帝国的正式部分（即殖民地），规范直接从顶层向下推行，其主干是一个普通法司法系统，而在非正式部分，则以条约、治外法权和必要时的军事干预（即炮舰政策）来推行，这样，至少与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关的现代经济部门将首先被纳入新秩序，而随着贸易和工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社会局部被卷入现代体系，投身现代部门的那些人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由此完成新秩序的扩张。 一战后，这一秩序开始被威尔逊体系取代，美国式平等主义被从个人层面类推比附到了国际关系上，国家主权和对等关系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经历两战之间的过渡期，到二战后，威尔逊体系得到全面落实，这一新体系仍然支持自由贸易和全球市场，但维护它的大国，已不能将干预之手伸进主权边界之内。 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可视为新体系最终确立的标志，当时纳赛尔政府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封锁提兰海峡（Straits of Tiran），英法随即联合以色列出兵干预，却被美国以抛售英镑债券和配合海湾国家实施石油禁运相威胁而强力阻止。[37] 威尔逊体系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发现，他们可以不必在国内推进市场制度，同时却又能享受全球市场带来的好处，因为他们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垄断性的国际市场参与者，比如建立一家垄断性进出口公司，包揽对外贸易，这样自己就成了国外商人在该国的唯一交易对手，因而外商的经营风险便和该国其他人的死活与财产安全完全无关，他们也无需关心当地的制度质量，唯一需要关注的是当权者本身的信用状况，而这一风险是可以通过恰当的交易安排得到控制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海湾石油国，现代市场秩序所造就的能源消费市场，石油工业体系，安全的国际航路，和低廉的交易费用，让这些国家的一小撮当权家族富的流油，因为财富来的如此容易且看起来永无止境，他们毫无动力推进国内变革，外商也满足于一个熟悉的生意伙伴，尽管对方的垄断地位会削弱他们的议价能力，但总比局势动荡导致无生意可做要好。 石油只是一个例子，更多国家的情况没那么纯粹，但原理类似，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若要成为市场秩序的原生地，或让它落地生根，成为其积极维护者，就需要满足一系列严苛的文化与制度条件，相反，若只是成为市场秩序的受益者，条件就远没有那么严格。 即便我们撇开宪政，法治，个人主义等深层根基不论，在相对浅表的层次上也不难看出原生地与受益者的差别：培育出一个能够源源不断涌出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产业体系很难，但模仿或利用既有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则容易的多，建立一个繁荣健康的证券或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很难，但没有这种市场的国家同样可得益于它们，清除海盗，保障远洋航路安全畅通，曾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任务，而如今世界各国皆受益于此，无论是否对此做出过贡献。 这些全球市场秩序的非建设性受益者，构成了一种局部的价值引力中心，他们的巨大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带来的煊赫权势，吸引着当地年轻人的敬畏目光和他们的奋斗攀爬方向，他们从中习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都是和市场秩序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的，因为决定谁能从上述垄断利益中分得一杯羹的权力争夺，遵循着与市场竞争全然不同的游戏规则。 表面上看，在现代传媒的助推之下，西方文化的渗透力似乎空前强大，但实际上，传播渗透的内容十分肤浅，往往局限于消费品，影视娱乐，流行时尚，稍微深入一点的，还会效仿西方的技术，企业组织和生活方式，这些对于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根基是远远不够的，那些渗透所及的社会中，人们或许会笼统的意识到西方社会总是在冒出一些好东西，人民看似也过上了好日子，可是对于这些好处是在何种价值传统和制度环境中创造出来的，哪些禀赋和习性帮助个人参与这些创造并分享其成果，他们是懵然无知的，好莱坞不会告诉他们真相，反倒会向他们灌输相反的价值观，拜访当地的记者，背包客，人类学家，NGO社工，和平队成员，也多半会赞美那些让他们长期陷于困境之中的本地传统，以展示自己友善宽容的美德，和懂得欣赏他乡异俗的品味，以及敢于反叛自身传统的勇气和洒脱。 深层次的渗透只能通过近距离现场亲身示范而实现，因为效仿身边成功人士的举止是人类最惯熟的调整自身行为的方式，在新近富裕起来的农村，最流行的汽车品牌和房屋装修风格，往往由村里最早发达的那个人决定，可是在那些被强权垄断隔绝于全球市场之外的社会，有为上进青年能在身边找到的腾达者，都是善于在权力竞技场和裙带网中钻营的人，而不是依靠勤勉，审慎，虔诚，对专业、品质和效率的执着，对知识、技术和商业问题的专注等等帮助人们在自由市场中取得成就的那些价值。 从这个竞技场中胜出的人，自然会对自己长期浸润其中的当地传统备感骄傲，他们还会利用赢得的权力和财富来复兴光大这些传统，以强化当地社会与全球秩序的隔离，同时将自己塑造成该传统的捍卫者以提升体制的合法性，假如他们控制的财富足够庞大，还可将该传统向外输出。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不仅让沙特王族所属的瓦哈比教派（Wahhabism）在阿拉伯半岛取得统治地位，还推动这一原教旨主义教派蔓延于全球，仅法赫德（King Fahd）在位期间（1982-2005年），沙特政府至少投入了750亿美元推行瓦哈比，[38] 在世界各地资助伊斯兰组织，兴办宗教机构，其中仅在非伊斯兰国家就兴办了200所伊斯兰学院，210个伊斯兰中心，1500座清真寺，2000所伊斯兰中小学，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海湾石油王子通过私人基金提供的资助；这些努力不仅逆转了此前一个多世纪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进程，也造就了众多酝酿极端主义的温床。[39] 局部引力中心的存在，轻则给全球秩序带来离心倾向，重则滋生挑战该秩序的破坏性力量，可是，受制于主权原则，霸权者无法以武力威胁和政权更换来维护秩序，而只能以援助和制裁等和平手段笼络和扶助相对良性的政权，例如美国在戴维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后为了稳住埃及，防止它挑动对以色列的战争，或倒向苏联阵营，1979至2003年间共提供了19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0亿美元经济援助。[40] 正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有些政权为了避免美国对地区稳定过于安心，会故意暗中鼓动、培养或收容一些反秩序力量，让他们时不时惹出些麻烦，迫使美国更急切的寻找合作者以稳定局面，从而抬高自己在对美关系中的身价，只要不做的太过分，让美国人相信找不到比自己更好的替代者即可，例如，巴基斯坦军方长期庇护和支持塔利班等极端组织，即便在911后美国强力施压下也未停止，不久后更变本加厉，同时却享受着丰厚的美国援助。[41] 还有些走得更远，直接成为秩序对抗者，他们或者周边没有重大威胁因而不需要美国的援助与保护，或者有其他大国撑腰；甚至这种直接对抗也不会断绝当权者从全球市场中继续受益的机会，除非他们将美国激怒到实施严厉禁运的程度，甚至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禁运也常因各种缝隙漏洞而无法将其慑服；在如今这个孤立主义再度回潮，主干联盟日渐松解的年代，已没有什么力量阻止人们走回各自熟悉的老路上去了。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Wikipedia: Hygiene hypothesis. [2] Alfred Radcliffe-Brown (1922) 《安达曼岛人》。 [3] Renato Rosaldo (1980) 《伊隆戈人的猎头》。 [4] 辉格(HS:5131)；Derek Freeman (1983)《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第16章。 [5] 辉格（2017）第I-5章。 [6] Wikipedia: International Brigades. [7] John Gallagher (1982) ch.1. [8] Charles Murray (2012) ch.3,4. [9] Thomas C. Schelling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ch.4,5. [10] Benjamin Powell, "A Case against Child Labor Prohibi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Bulletin, No. 21, July 29, 2014, Cato Institute. [11] Douglas E. Schoen & Jessica Tarlov (2017) America in the Age of Trump, ch.4. [12] Max Eden, "When Disruptive Students Are Coddled, the Whole Class Suffers", Quillette, December 1, 2019. [13] 又称严格责任（strict liability）。 [14] Derek Headey & Harold Alderman, "Why living in a poor country means you have bad food choices", The Conversation, August 29, 2019. [15] Hipólito Nzwalo & Julie Cliff, "Konzo: From Poverty, Cassava, and Cyanogen Intake to Toxico-Nutritional Neurological Disease", PLoS Negl Trop Dis, 5(6):e1051, 2011 Jun. [16] Matt Ridley, "GM Crops Like Golden Rice Will Save the Lives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ldren", Quillette, December 1, 2019. [17] Wikipedia: Voyage of Greta Thunberg. [18] marioalonso187, "Greta Starter Pack", reddit.com, Dec 4, 2019. [19] Wikipedia: Amazon HQ2#Long Island City. [20] Wikipedia: List of U.S. states by date of admission to the Union. [21] Wikipedia: Annexation movements of Canada; Annexation Bill of 1866. [22] David H. Fischer (1989). [23] Wikipedia: All of Mexico Movement. [24] Eric Sandberg (2013) A History of Alaska Population Settlement, Figure 3. [25] Robert C. Schmitt (1977)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Hawaii, Table 1.12. [26] Niall Ferguson (2005) ch.4,6. [27] 辉格（2017）第III部分。 [28] 更多分析见辉格(HS:6267)。 [29] Angus Deaton (2015) The Great Escape, ch.7. [30] Wikipedia: Occupation of Japan. [31] Wikipedia: Allied-occupied Germany. [32] Wikipedia: List of United States Army installations in Germany; United States Forces Japan. [33] 更多分析见辉格(HS:653)。 [34] Francis Fukuyama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35] Alex Kotlowitz (2019) An American Summer. [36] Anthony Walsh (2010) ch.3. [37] Wikipedia: Suez Crisis. [38] Wikipedia: International propagation of Salafism and Wahhabism. [39] Dore Gold (2012) Hatred´s Kingdom, ch.8. [40] Wikipedia: Egypt–United States relations. [41] Sahar Khan, "Double Game: Why Pakistan Supports Militants and Resists U.S. Pressure to Stop", Policy Analysis, No.849,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20, 2018; Vanda Felbab-BrownFriday, "Why Pakistan supports terrorist groups, and why the US finds it so hard to induce change", Order From Chao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5, 2018.
作为希腊遗产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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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3-01-03 19:23  阅读(1,628)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18-06-13】

越来越觉得，基督教基本上是希腊遗产，希伯来成分只是个空壳，虽然壳也不是完全不相关…… ​​​​

使徒们生活于希腊化世界，成长于希腊文化，往往来自高流动性阶层因而更具希腊性而非地方性或民族性，福音书皆以希腊语写作，其普世主义建基于希腊化时代之新兴价值观，其哲学内核同样取自希腊哲学传统。 ​​​​

【2023-01-03】

@whigzhou: 之前忘了一条：教会留给欧洲的最重要遗产(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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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3】 越来越觉得，基督教基本上是希腊遗产，希伯来成分只是个空壳，虽然壳也不是完全不相关…… ​​​​ 使徒们生活于希腊化世界，成长于希腊文化，往往来自高流动性阶层因而更具希腊性而非地方性或民族性，福音书皆以希腊语写作，其普世主义建基于希腊化时代之新兴价值观，其哲学内核同样取自希腊哲学传统。 ​​​​ 【2023-01-03】 @whigzhou: 之前忘了一条：教会留给欧洲的最重要遗产，单偶制和反近亲通婚，也是希腊元素而非希伯来元素
人为掘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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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11-20 20:34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4-12】

@whigzhou: 感觉当前企业界的Woke风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为积极投资者创造一些机会，这几年Woke分子在诸如吉列、维多利亚秘密，迪斯尼这些公司闹的割命，很明显会大幅贬损公司的品牌价值，

我原本以为，这些事情主要是因为管理层被公司内的Woke员工（特别是DEI部门）绑架的结果，最近听说其实很多大股东也在背后推动，这些大股东之所以表现的好像跟自己的钱过不去，是因为他们投的其实不是自己的钱，很多是像退休基金之类的机构，玩的是别人的钱(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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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2】 @whigzhou: 感觉当前企业界的Woke风可能会在不久的未来为积极投资者创造一些机会，这几年Woke分子在诸如吉列、维多利亚秘密，迪斯尼这些公司闹的割命，很明显会大幅贬损公司的品牌价值， 我原本以为，这些事情主要是因为管理层被公司内的Woke员工（特别是DEI部门）绑架的结果，最近听说其实很多大股东也在背后推动，这些大股东之所以表现的好像跟自己的钱过不去，是因为他们投的其实不是自己的钱，很多是像退休基金之类的机构，玩的是别人的钱，也就难怪， 当这些公司的价值被Woke损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就会被积极投资者盯上，杠杆控股，把整个DEI部门开掉，清扫Woke帮的乌烟瘴气，等股价回升后再卖掉， 正常情况下，市场留给积极投资者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可是像Woke这种人为掘洼地的情况，我看还真是个机会， 【2022-11-20】 等 Elon 尝到鲜之后，说不定会有更多投资者跟风~
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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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10-08 09:29  阅读(3,767)  评论   分类：未分类        

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辉格
2018年12月24日

设想你正在一块上亿像素分辨率的大屏幕前观看这样一部动画：背景是整个地球表面，其上散布着一些小点，每个点代表一个数十上百人的小群体，点与点的不同颜色显示了其文化差异，每一秒的画面代表了现实中的一年，时长72小时的动画将演示人类最近26万年的历史（这相当于或略长于现代智人的全部历史）。

前68个小时会无聊到让你发疯，画面几乎是静止的，你必须凑的很近才能看出多数小点在小幅抖动，你也必须长时间紧盯着特定小点，才能察觉到，间或有些点消失了，有些移动了一段距离，另一些则分作两个，在来回凝视不同区域后，你或许发现其中某些区域似乎较为活跃，点的增殖较快，并且随着新生点的向外移动，逐渐而缓慢的，形成了一些纤细而断续的线条和树状分支，不同颜色的线条之间偶尔会有些交叉，但大致上它们是各自生长，自生自灭的，不过，所有这些洞见都是长时间耐心细致观察得到的事后之明，要真正获得直观的运动/生长感，你必须将播放速度调高至32倍或64倍。

直到第69小时，也就是气温正在回暖，冰川正在消退之际，画面才变得稍稍有趣起来，你发现，点的分布越来越密，以往的大块空白如今也都被点缀的五彩斑斓，在许多区域，密集分布的点不再抖动，而是开始相互挤撞；接着，在第70小时，令人惊奇的景象出现了，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小红点已变得如此密集，成了一块缓慢扩张的色斑，然后，逐渐的，这块鲜红色斑如同火山口涌出的灼热岩浆，开始向四处流动，向南流入尼罗河谷，向东流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谷，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沿岸低地并顺河谷向内渗透，它甚至漂过海洋，向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伊比利亚跳跃前进；十几分钟后，两种不同颜色的灼热岩浆也开始在黄河河谷和长江河谷流动。

第71小时之初，你从教科书上了解的那些古文明区域，都已被成片的大块岩浆覆盖，呈现出你已熟知的格局，然而半小时后，景象再次改观，黑海北岸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的一团蓝色岩浆似乎被突然加热，开始猛烈的向外泼溅，此前70个半小时里那一慢吞吞的进程就像被一阵激扬的鼓点猛然惊醒，突然喧闹起来。

最后90分钟的场面大致可如此描绘：世界就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主要空间都被大块大块挤在一起的单色浓厚粘稠油状物所占据，因为足够粘稠，各团块之间虽有推挤渗透，却不会交融混合，又因为加热极不均匀，每隔几分钟其中一块就会沸腾爆炸，喷涌泼溅成一大片单色块，淹没、打乱或融化周边众多团块，当然，单色性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团块的各局部会形成色差，但同源性依然清晰可辨，一次次的喷涌逐渐将一些古老团块的残余碎片推挤到高山丛林等边缘夹缝地带，形成若干像高加索、比利牛斯、喜马拉雅、赞米亚这样文化极为混杂的马赛克区，而多数地区则被近乎单色的大板块所占据。

对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后几小时的世界与此前历史最大不同在于：四周都已住满了人，任何迁移扩张都须穿越他人的地盘，而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粘稠，人类流动的主要障碍不再是生态，而是其他人类，流动仍将继续，但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发生，一些群体凭借武力优势侵入其他群体的地盘，成了文化屏障被打破的最常见形式，不过，这些同被“征服”一词所涵盖的活动，其实性质迥异，其社会与文化后果也截然不同。

拓殖

定居农业大幅提升了单位土地可能供养的人口，据测算，最初转向农业的那些群体，对农作物的依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即可扩大一半，[1] 这意味着当一个地区完成向农耕的转变之后，其人口密度可提高两个数量级，这还只是早期粗放农业的效果，此后，当灌溉，重犁，施肥，轮作，复种，育种等农业技术陆续发展后，人口密度还可再提高一两个数量级。[2]

而且定居者更有能力建立大型组织，从而将人口规模转变成战斗力，因为：1）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有效联络范围内（比如一天步行距离内）有更多人可供组织动员，2）定居者有着更长期稳定的相邻关系，因而更容易维持联盟，3）定居者更有可能通过财富积累而拉开权势差距，而后者是形成支配-从属结构的重要条件，4）在定居社会，从属者更不可能逃离支配者，因而支配结构一旦建立，会更牢固，更有效组织起集体行动。

基于这些优势，当定居农耕者因人口增长而侵入狩猎采集者的地盘时，后者是很难抵挡的，他们要么退向非宜耕地带，但那会加剧与当地原有采猎者的冲突，而且随着土地开垦的加深，可供退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要么效仿入侵者，向定居农耕转变，并像他们一样努力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以增强其抵抗入侵的能力。

可是通过模仿完成转变并不容易，农耕涉及大量显性和默会知识，不是通过口耳相传或外部观察就能学会的，农耕生产还需要一些初始资本，耕牛，犁具，容器，驼畜，脱粒和研磨设备，以及熬过第一个生产周期和初垦低产期所需食物储备，越是成熟的农业，知识和资本门槛越高，因而越难模仿。

不过，这些障碍多少还可通过劫掠和抓捕俘虏等办法加以克服，更难跨越的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农耕是一种延迟回报型生产，当农民在田地里辛苦耕耘时，其劳动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享受到，其间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不像狩猎采集，成果当天即可享用，对于初垦土地，劳动投入的回报周期会更长，为遥远而不确定的回报而愿意在当下投入资源和付出汗水，是一种人类并非向来就有的独特心理素质，在人类此前的漫长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像农业这样的长周期生产。[3]

然后是文化障碍，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质，需要生产者在两个收获季之间保存粮食储备，并仔细控制其消耗速度以免在下次收获之前挨饿，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对采猎者却是个大挑战，首先，他很可能不会数数，更不会加减乘除，实际上多数采猎者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比三更大的数字，[4] 其次，在一个有着强烈食物分享传统的社会，保存任何食物储备都近乎不可能，甚至维持生产所必需的种子、种牛和奶牛都难以保存。[5]

为这些困难雪上添霜的是，留给采猎者完成转变的时间不多，当早期农民从其近东发源地向外扩张时，在平原地带的推进速度约为每年2-3公里，褶皱地带为每年0.4公里，[6] 这意味着，采猎者从感受到威胁，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农耕生活，到其地盘被侵入之间，只有少则一两代多则三四代人的时间。

基于这些因素，那些未被农耕入侵者驱逐或消灭，而确实采纳了定居农业的采猎者，往往是在与入侵者建立的某种非对等关系中完成这一转型的，例如受雇替他们干活，建立依附性交换关系，或整个群体臣服于入侵者，甚至沦为奴隶，非洲班图农民向狩猎采集地区的扩张发生的较晚（若非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中断，会延续至今），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的观察机会（见第3章）。

此类征服活动是小规模分散自发进行的，当一个农业社区土地日益紧缺时，某位富有进取心的人物便会出面招募一群开拓者，响应者往往是那些无望分得土地的年轻人，他们带上必需物资，去建立新据点，拓殖群体起初多半由男性组成，有了起色之后才从来源社区中娶来妻子，但也会从拓殖点周边获得女性。[7]

农业的初次扩张只是历史上许多次拓殖浪潮中的一波，此后每一轮重大技术或组织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拓殖运动，并将波及之处的人口密度推上一个新台阶，五六千年前以食奶畜牧替代食肉畜牧为代表的次生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8] 铁器时代掌握重犁深耕技术的农民对欧洲黑土带的拓垦，[9] 掌握梯田灌溉技术的集约水稻种植者向山地游耕区或园艺农业区的推进，拥有湿地疏浚和地貌改造所需社会组织基础的农民对三角洲的开发， 标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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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7：扩张与征服 辉格 2018年12月24日 设想你正在一块上亿像素分辨率的大屏幕前观看这样一部动画：背景是整个地球表面，其上散布着一些小点，每个点代表一个数十上百人的小群体，点与点的不同颜色显示了其文化差异，每一秒的画面代表了现实中的一年，时长72小时的动画将演示人类最近26万年的历史（这相当于或略长于现代智人的全部历史）。 前68个小时会无聊到让你发疯，画面几乎是静止的，你必须凑的很近才能看出多数小点在小幅抖动，你也必须长时间紧盯着特定小点，才能察觉到，间或有些点消失了，有些移动了一段距离，另一些则分作两个，在来回凝视不同区域后，你或许发现其中某些区域似乎较为活跃，点的增殖较快，并且随着新生点的向外移动，逐渐而缓慢的，形成了一些纤细而断续的线条和树状分支，不同颜色的线条之间偶尔会有些交叉，但大致上它们是各自生长，自生自灭的，不过，所有这些洞见都是长时间耐心细致观察得到的事后之明，要真正获得直观的运动/生长感，你必须将播放速度调高至32倍或64倍。 直到第69小时，也就是气温正在回暖，冰川正在消退之际，画面才变得稍稍有趣起来，你发现，点的分布越来越密，以往的大块空白如今也都被点缀的五彩斑斓，在许多区域，密集分布的点不再抖动，而是开始相互挤撞；接着，在第70小时，令人惊奇的景象出现了，地中海东岸的一片小红点已变得如此密集，成了一块缓慢扩张的色斑，然后，逐渐的，这块鲜红色斑如同火山口涌出的灼热岩浆，开始向四处流动，向南流入尼罗河谷，向东流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谷，向北进入安纳托利亚沿岸低地并顺河谷向内渗透，它甚至漂过海洋，向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和伊比利亚跳跃前进；十几分钟后，两种不同颜色的灼热岩浆也开始在黄河河谷和长江河谷流动。 第71小时之初，你从教科书上了解的那些古文明区域，都已被成片的大块岩浆覆盖，呈现出你已熟知的格局，然而半小时后，景象再次改观，黑海北岸庞蒂克大草原（Pontic steppe）的一团蓝色岩浆似乎被突然加热，开始猛烈的向外泼溅，此前70个半小时里那一慢吞吞的进程就像被一阵激扬的鼓点猛然惊醒，突然喧闹起来。 最后90分钟的场面大致可如此描绘：世界就像一口巨大的平底锅，主要空间都被大块大块挤在一起的单色浓厚粘稠油状物所占据，因为足够粘稠，各团块之间虽有推挤渗透，却不会交融混合，又因为加热极不均匀，每隔几分钟其中一块就会沸腾爆炸，喷涌泼溅成一大片单色块，淹没、打乱或融化周边众多团块，当然，单色性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团块的各局部会形成色差，但同源性依然清晰可辨，一次次的喷涌逐渐将一些古老团块的残余碎片推挤到高山丛林等边缘夹缝地带，形成若干像高加索、比利牛斯、喜马拉雅、赞米亚这样文化极为混杂的马赛克区，而多数地区则被近乎单色的大板块所占据。 对生活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后几小时的世界与此前历史最大不同在于：四周都已住满了人，任何迁移扩张都须穿越他人的地盘，而他们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世界已变得如此粘稠，人类流动的主要障碍不再是生态，而是其他人类，流动仍将继续，但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发生，一些群体凭借武力优势侵入其他群体的地盘，成了文化屏障被打破的最常见形式，不过，这些同被“征服”一词所涵盖的活动，其实性质迥异，其社会与文化后果也截然不同。

拓殖

定居农业大幅提升了单位土地可能供养的人口，据测算，最初转向农业的那些群体，对农作物的依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人口规模即可扩大一半，[1] 这意味着当一个地区完成向农耕的转变之后，其人口密度可提高两个数量级，这还只是早期粗放农业的效果，此后，当灌溉，重犁，施肥，轮作，复种，育种等农业技术陆续发展后，人口密度还可再提高一两个数量级。[2] 而且定居者更有能力建立大型组织，从而将人口规模转变成战斗力，因为：1）高人口密度意味着有效联络范围内（比如一天步行距离内）有更多人可供组织动员，2）定居者有着更长期稳定的相邻关系，因而更容易维持联盟，3）定居者更有可能通过财富积累而拉开权势差距，而后者是形成支配-从属结构的重要条件，4）在定居社会，从属者更不可能逃离支配者，因而支配结构一旦建立，会更牢固，更有效组织起集体行动。 基于这些优势，当定居农耕者因人口增长而侵入狩猎采集者的地盘时，后者是很难抵挡的，他们要么退向非宜耕地带，但那会加剧与当地原有采猎者的冲突，而且随着土地开垦的加深，可供退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要么效仿入侵者，向定居农耕转变，并像他们一样努力组织更大规模的社会，以增强其抵抗入侵的能力。 可是通过模仿完成转变并不容易，农耕涉及大量显性和默会知识，不是通过口耳相传或外部观察就能学会的，农耕生产还需要一些初始资本，耕牛，犁具，容器，驼畜，脱粒和研磨设备，以及熬过第一个生产周期和初垦低产期所需食物储备，越是成熟的农业，知识和资本门槛越高，因而越难模仿。 不过，这些障碍多少还可通过劫掠和抓捕俘虏等办法加以克服，更难跨越的是心理和文化上的障碍；农耕是一种延迟回报型生产，当农民在田地里辛苦耕耘时，其劳动成果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享受到，其间还有各种不确定因素，不像狩猎采集，成果当天即可享用，对于初垦土地，劳动投入的回报周期会更长，为遥远而不确定的回报而愿意在当下投入资源和付出汗水，是一种人类并非向来就有的独特心理素质，在人类此前的漫长历史上，从未经历过像农业这样的长周期生产。[3] 然后是文化障碍，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质，需要生产者在两个收获季之间保存粮食储备，并仔细控制其消耗速度以免在下次收获之前挨饿，这一看似简单的任务对采猎者却是个大挑战，首先，他很可能不会数数，更不会加减乘除，实际上多数采猎者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比三更大的数字，[4] 其次，在一个有着强烈食物分享传统的社会，保存任何食物储备都近乎不可能，甚至维持生产所必需的种子、种牛和奶牛都难以保存。[5] 为这些困难雪上添霜的是，留给采猎者完成转变的时间不多，当早期农民从其近东发源地向外扩张时，在平原地带的推进速度约为每年2-3公里，褶皱地带为每年0.4公里，[6] 这意味着，采猎者从感受到威胁，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观察农耕生活，到其地盘被侵入之间，只有少则一两代多则三四代人的时间。 基于这些因素，那些未被农耕入侵者驱逐或消灭，而确实采纳了定居农业的采猎者，往往是在与入侵者建立的某种非对等关系中完成这一转型的，例如受雇替他们干活，建立依附性交换关系，或整个群体臣服于入侵者，甚至沦为奴隶，非洲班图农民向狩猎采集地区的扩张发生的较晚（若非19世纪被欧洲殖民者中断，会延续至今），因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直接的观察机会（见第3章）。 此类征服活动是小规模分散自发进行的，当一个农业社区土地日益紧缺时，某位富有进取心的人物便会出面招募一群开拓者，响应者往往是那些无望分得土地的年轻人，他们带上必需物资，去建立新据点，拓殖群体起初多半由男性组成，有了起色之后才从来源社区中娶来妻子，但也会从拓殖点周边获得女性。[7] 农业的初次扩张只是历史上许多次拓殖浪潮中的一波，此后每一轮重大技术或组织进步都伴随着新的拓殖运动，并将波及之处的人口密度推上一个新台阶，五六千年前以食奶畜牧替代食肉畜牧为代表的次生产品革命（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8] 铁器时代掌握重犁深耕技术的农民对欧洲黑土带的拓垦，[9] 掌握梯田灌溉技术的集约水稻种植者向山地游耕区或园艺农业区的推进，拥有湿地疏浚和地貌改造所需社会组织基础的农民对三角洲的开发，[10] 还有哥伦布大交换后玉米土豆种植者向此前非宜耕区的推进，[11] 等等。 越后面的波浪，进入地区的既有人口密度越大，所以要么推进更缓慢，要么过程更为暴烈；有些拓殖是由国家权力支持或国家直接组织的，例如金雀花朝对爱尔兰的殖民，[12] 汉代在河西走廊的屯垦，[13] 明代对西南部的开发；[14] 但更多的是自发开拓者，他们多以家族、同乡、战友、主客关系等纽带结成紧密组织，以武力为自己取得立足之地，不过，他们若来自一个有国家社会，这个国家的统治机器往往会尾随其拓殖脚步接踵而至。 一轮轮的扩张浪潮给人类社会与文化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次成功的开拓就像一个迷你版的新大陆发现，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奖赏，作为新社区的奠基者，他们不仅拥有充裕的未开发资源，也有机会留下比密集腹地居民多很多倍的后代，虽不至于像最初跨越白令地峡的几小撮美洲殖民者那样留下数千万后代，但也都是遗传上的暴发户，当今人类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某位或远或近的暴发户的后代。 此起彼伏的人口扩张与替代，也正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之一，战后许多人类学家一厢情愿的认为文化扩张主要是以传播与模仿而非人口替代的方式发生的，但越来越多的遗传学证据表明，多数大扩张都伴随着高比例的人口替代，男性的替代尤为彻底，所以，这些扩张不仅传播了文化元素，也散布了拓殖者所携带的遗传特性，而且，如我即将说明的，拓殖群体并非其来源社会的随机子集，因而上述散布过程同时也是个选择过程。 开拓者通常来自人口已足够密集的成熟社区，但又不是远离拓殖前线的腹地，因为腹地已变得过于粘稠而难以穿越，这一点使得农耕区扩展前沿地带的文化变得与腹地十分不同，例如，拓殖社区组织更紧密，更有内聚力，因为他们身处陌生危险世界，更需要抱团以求安全，而且他们也更少会因人口压力资源紧张而产生内斗，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开拓来应对人口压力，不像被困在腹地的社区，人口压力只能导致竞争升级。[15] 新石器时代拓殖欧洲的第一批农民中，流行着一种公共长屋（long­house），几座长屋组成一个易于防守的形状，[16] 显示了社区的内聚力，或许并非巧合，18-19世纪在婆罗洲活跃拓殖的水稻种植者伊班人（Iban）也以公共长屋组织社区，[17] 汉族农民在华南的拓殖前锋客家人，也有着著名的大型围屋。[18] 前沿地带的文化也更为积极进取，成功开拓带来的巨大奖赏不仅直接激励了更多开拓冒险行动，也提升了与冒险进取个性有关的基因频率，相比之下，在密集腹地，具有此类禀赋的个体更可能被严酷命运所惩罚，因而，在统计上，一个群体与冒险进取有关的文化气质与遗传组成，将和它距离上一次扩张浪潮的时间长度相关。 前沿与腹地之间在社会结构上也会形成差异，边疆地带的宗族组织更发达，解决冲突纠纷时更多依靠私人复仇等自我执行机制，而较少求助司法系统和政府权威，那里的等级结构也不如腹地森严牢固，因为个人通过开拓而发达的机会更多，但种族或民族身份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鲜明，这些特点，在华南边地和英格兰北方边境地带都有着清晰的表现。

劫掠与扫荡

拓殖运动不仅替换了其波及地区的人口，也散播了自身所携带的，包括生产模式、语言、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在内的整个文化套装，但并非所有征服活动都是如此，游牧者对定居农耕社会的征服，效果就十分不同，他们并不会把农耕区改造成牧场（虽然据说蒙古征服者一度有过这样的念头，但毕竟没有实行，而且该说法的严肃性也十分可疑）。 这不仅是技术或生产效率上是否可行的问题，更是因为那会让征服者丧失征服带来的最大好处——从农耕社会汲取财富，以后者的单位土地产出率和财富积累潜力，只须汲取一小份便远超出将其用作牧场可能带来的收益，这也是为何农耕社会总是不断从游牧者中招引来劫掠、入侵乃至征服者。 游牧入侵者不会推行其生计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改变所侵入的社会，相反，游牧者的威胁是影响相邻农耕社会历史进程和文化走向的最重要外部力量，而这一影响的性质，可以随具体的互动情境而迥然不同。 它可能导致定居社会的秩序崩溃，这并不是入侵者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那会让大量可供汲取的财富消失，那些以大笔勒索贡奉为主要汲取手段的掠夺者损失尤其惨重，因为秩序崩溃之后，可供勒索的大金主要么消失了，要么强化了自我武装才得以幸存，甚至可能也加入了劫掠者行列。 然而，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局面仍可能出现，因为假如没有任何劫掠/勒索者有能力对劫掠机会建立排他性控制，那么所有人都会倾向于不顾后果的竭泽而渔，最终（如果定居者缺乏自卫能力的话）演变成灾难性后果，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青铜时代末期各支所谓“海上民族”（Sea Peoples）对地中海文明的打击，[19] 西晋后期的五胡乱华，罗马晚期游牧者匈人和阿兰人侵入东欧，造成日耳曼世界大乱，迫使各日耳曼部落横扫罗马疆域的过程，[20] 皆可归为此类。 但有些游牧首领成功避免了公地悲剧，他们在各部落中树立了足够权威，或多或少能对他们的劫掠行动有所羁勒，以免过度破坏财源或引起定居社会的过度反应，他们寻求更稳定的贡奉，尽量将劫掠留作威慑和谈判工具，有时还充当定居国家的雇佣军，和亲时期的匈奴人，唐代的部分突厥部落（例如沙陀部），六世纪东罗马边境上的阿拉伯部落，是几个较显著的例子。[21] 不过这种关系往往脆弱而不稳定，多数时期，游牧者对于定居社会都是一股破坏性力量，他们的冲击与扫荡带来了两方面后果，首先是游牧成分持续渗透进定居文明，包括文化元素和遗传成分，其次（可能影响更大的）是，一些定居文明的社会结构反复被打碎，原本已形成丰富梯级的高大等级阶梯破碎成众多小阶梯，有时这一破裂状态长期持续，有时则很快又被重组成新阶梯（游牧征服者还时常扮演重组者的角色），有关这一点对于社会进化的更多含义，后文将会更深入讨论。

精英替换

还有一类征服既不伴随着生产模式的替代，也未大幅改变被征服者的社会结构，征服者只是将目标社会的最高阶层从等级阶梯上踢走，自己取而代之，虽然难免会引入一些新的文化与制度成分，但社会结构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连续性，人类学家将此过程称为精英替换（elite transfer），以此方式发生的征服，是各类征服活动中破坏性较小的一种。 精英替换型征服的最经典案例是1066年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大约7000-10000名战士跟随威廉跨越海峡，其中包括两三千位骑士，最终，威廉的5000多名追随者瓜分了英格兰95%的土地，由大约9500个庄园组成，绝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被剥夺地产和教会职位，这是一次非常彻底的替换，与此同时，构成英格兰经济体系之基础的庄园结构基本原封未动，只是换了主人。[22] 不过，正如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所指出，像诺曼征服这么纯粹的精英替换可能只是特例，大规模征服通常伴随着相当比例的大众人口替代，因而会给社会结构施加更大强度的冲击。 诺曼征服有诸多特别之处，首先，海峡两岸有着相似的封建系统，因而诺曼武士接管英格兰庄园毫无障碍，而庄园结构下的土地所有权集中度很高，被替换的精英层规模很小，其次，诺曼征服是典型的封建贵族战争，尽管以贵族战争标准，威廉已倾尽全公国之力，但相比倚重步兵的集权帝国，其军队规模很小，因而征服后需要安置的人口也很少，第三，征服过程极为迅捷，黑斯廷斯一役而竟全功，若战事延宕多年，入侵者可能会从本土招募移民以巩固据点，征服就会变得更像传统的武力拓殖，就像9世纪维京人在丹麦法区（Danelaw）的征服活动那样。 精英取代常会留下一个容易辨别的特征——征服者最终采纳了当地语言，因为除非他们在武力优势之外同时也拥有巨大文化优势，否则一小撮精英是很难将其语言强加给被征服社会的；[23] 诺曼法语在英格兰的官方地位维持了近三个世纪，终究还是让位于英语。 罗马崩溃后法兰克人对西欧的征服则展示了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两种模式的梯度分布：越是远离莱茵河旧前线，征服就越接近于精英替换，反之则越像武力拓殖，两种模式大致以卢瓦尔河为界，这条界线也粗略对应着法语的奥依语（langue d'oïl）和奥克语（langue d'oc）两大方言区的分野。[24] 卢瓦尔河两岸的差异也源自征服者自身的社会变化，征服初期的法兰克社会更像个酋邦，而到墨洛温王朝盛期，封建系统已趋成熟，战争与征服事业已为武士贵族所垄断，王权也已足够强大，征服不再是分散自发的武力拓殖，而是高层对高层的权力竞赛，在卢瓦尔以南，征服者满足于上层领主地位，而保留了多数小地产主的土地权。 满清对中国的征服所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冲击比诺曼征服更小，等级阶梯确实断裂又重组了，但那是由于明王朝自身的崩溃解体，并非征服的结果，而重组之后，除了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截之外，甚至连精英替换都很难说得上。 精英替换未能在明清改朝中大规模发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近古中国的土地产权极为分散，大约一半农民是自耕农，70%土地是自耕地，非自耕地中也有许多佃户拥有永佃权，多数农户只有几亩十几亩地，而且往往还是不连片的，地产交易记录中的注册地块平均只有一亩多；很明显，如此分散局面下，征服者不可能像诺曼人接管英格兰庄园那样顺利接管土地，易于接管的，只有数百个官庄，三四万顷地，事实上，满清征服者放弃了这些官庄（送给了原佃户），而在京师附近和关外另外圈占了一批“旗地”用于奖赏。[25]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等级结构的特殊性，该结构完全围绕官僚系统而构造，个人地位取决于他（或其父祖）在官僚层级中的位置，而（唐以后）爬升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自宋代起，该系统又通过缙绅阶层向下延伸至乡村和宗族，所谓缙绅就是退休或因养病或守孝而停职在家的官员，和取得科举功名但未能出仕者，他们既是所在宗族的领袖，又是地方事务主导者和地方秩序维护者，同时，因其地位完全来自与朝廷的关系（担任官员或参加科举），因而有足够动机效忠朝廷。 这一机制正是明清两代能以极小规模的政府统治庞大人口的奥秘所在，也让宋明两朝在政权已经全面崩溃之后，其流亡小朝廷仍能吸引一批忠实追随者，其稳固帝国统治的作用在晚清也表现的淋漓尽致，组织团练，稳定地方，对抗太平天国的，都是缙绅，叛乱过后，中央政府在兵权已经旁落的情况下，仍支撑了半个世纪，唯一的依靠便是缙绅的效忠。[26] 或许正是认识到上述机制的重要性，满清非常明智的及时（在明朝遗儒死绝之前）恢复了科举体制，但这样也就限制了征服者对原有社会精英的替换。 除了上述较易识别的模式之外，更多的征服活动混杂着劫掠扫荡、武力拓殖和精英替换，例如罗马末期日耳曼各部对帝国疆域的大举进犯，这些入侵者并非小股武装团伙，而是一个个拖家带口的完整社会，每一支都有着数千武士和上万人口，有时在某位强力首领之下更可聚起十几万人，一路赶着牲口，牛车里装着全部家当。[27] 起初他们更像因匈人打击而逃离家园的难民，实际上最初越过多瑙河的几支哥特人也是被帝国当作难民安置的（同时也有意将其用作雇佣军），但为了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在巴尔干四处流窜劫掠，同时逐渐发觉帝国防备的虚弱，其首领们的野心也随之而膨胀，从最初只想获取一块立足之地，到以武力换取优厚报酬（或战利品），到取其雇主而代之，最终创建新王国。[28] 在此过程中，这些部落的结构并非原封不动，逃难和迁移本身就会剧烈冲击社会结构，安全需要将大幅提升武装首领的地位和强制力，而劫掠和充当雇佣军带来的财富，以及从迁移向军事征服的转变，将逐渐改变社会组织，令其向军事逻辑靠拢，部分过于累赘的成员可能被抛下，领袖间的战略分歧可能造成群体分裂，共同战略利益将导致联合，规模太小的群体会并入更强大者，有些部落甚至可能是在此类重组中从无到有创建的。 所以，当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辗转万里分别到达阿基坦（Aquitaine）、西班牙和北非时，其社会已和最初跨越莱茵河前线时十分不同，其征服也变得更像精英替换，也正因此，这些征服在当今语言分布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秩序扩展

满清的例子已展示了，征服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被征服社会原有的人口成分、社会结构和精英组成，而无损于自身的征服收益，在另一些案例中，征服者甚至宁愿保留原有的最高统治者，而满足于以宗主身份实行间接统治，因为统治是有成本的，而宗主权可为征服者带来多数好处：政治上的顺从，战争中的配合，汲取资源的机会，将秩序推行至更大范围……，与直接统治相比，主要代价是放弃了用该国土地与职位奖励追随者的机会，征服者的选择将取决于他更在乎哪些好处，而距离远近，交通与通信条件，丰饶程度，战略重要性，文化差异带来的额外统治成本，笼络支持者的迫切性，都是影响其得失权衡的因素。 奥斯曼在欧洲的扩张明显分成了性质不同的几个阶段，征服初期（14世纪中叶）在色雷斯（特别是东色雷斯，即现代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执行的是武装拓殖政策，当地人大部分遭驱逐，突厥族移民取而代之，这一政策选择有两个背景：首先，该地区控制着连接欧亚和出入黑海的双重交通要道，需要最忠实的居民以便实施最牢固的控制，其次，当时大批突厥人在蒙古人的压力之下涌入安纳托利亚，他们为奥斯曼提供了充足兵源，但也亟需得到安置，以免制造麻烦。[29] 奥斯曼对南斯拉夫地区的征服更像罗马对高卢的征服，控制重要城镇，建立军事基地，任命地方长官，为士兵分配一些土地，但未大规模替代原住民；再后来对多瑙河以北地区的征服，则更倾向于控制附庸国而非建立新的行省，这和罗马在色雷斯、安纳托利亚、高加索和征服早期的不列颠所执行的政策类似。[30] 上述转变既和距离有关，也是因为帝国内部的变化：突厥难民潮已经消退，苏丹的专制权力在加强，贵族地位被削弱，奥斯曼正从一个封建贵族社会转变成中央集权帝国，例如巴耶济德一世（Bayezid I）任命了一批自己的奴隶取代突厥贵族担任行政长官甚至行省总督，如此一来，以新封地来奖励支持者的需求显然不再迫切。[31] 无论征服者的动机是什么，像罗马、秦汉、波斯、奥斯曼这样的大型帝国，都在广大地域内建立了一种秩序，在最弱意义上，它提供了一个让长距离贸易和人口流动更容易发生的和平环境，但只要它存在的足够长久，就会带来更多社会与文化后果，首先，它创造了一部结构更庞大，层次更丰富的社会阶梯，因而提供了更多向上爬升的机会，而这些机会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很自然的会更青睐那些靠近权力中心的人，而那往往意味着在文化、族源和社会关系更接近最初发动帝国创建进程的那个核心集团，例如罗马城邦的贵族，刘邦的家族和同乡集团，奥斯曼酋邦的权贵。 对于这些群体，帝国仿佛突然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机会之门，催生一股向上流动的热潮；大英帝国鼎盛期，大批牛津剑桥毕业的精英子弟涌往各海外殖民地，担任公务员，军官，传教士，医生和公司职员，也带动更多阶层的子弟去海外寻找机会，闯荡世界，力争在帝国提供的广阔舞台上成就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一时蔚然成风。[32] 这些人将为所到之处带去他们在母国习得的整套文化元素，语言，价值观，行为准则，习俗风尚，法律观念，组织模式，重要的是，这些会得到当地精英的热情效仿，因为他们向当地那些有志于向上爬升的青年亲身示范了，若要取得地位与成就，须将自己变成何种模样，由此，这部通达帝国顶层的社会阶梯，成为文化传播与同化的强力引擎。 当这部引擎有效运转时，它同时也将为起初由武力征服所扩展的帝国秩序浇筑更扎实的基础，因为多数富有进取心，能力出众，成功向上爬的人，都接纳了构成该秩序之基础的规范与价值，并成为秩序的受益者，因而有足够动机去维护它。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Peter Bellwood (2013) First Migrants, pp.129-133. [2] David Christian (2005) Maps of Time, ch.9. [3] 有关农业生产对延迟满足能力的要求，我在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有更多讨论。 [4] Caleb Everett (2017) Numbers and the Making of Us. [5] 有关食物分享传统对采纳农业构成的障碍，见Nancy Howell (2010) ch.8；我在本书第1章和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5篇（HS:7952）中也有讨论。 [6] Peter Bellwood (2004) First Farmers, Table 12.1. [7] 有关拓殖者的性别构成，见Peter Bellwood (2013) ch.1. [8] Wikipeida: Secondary products revolution, David Christian (2005) ch.9. [9] Peter Heather (2009) ch.1. [10] 有关江南水田系统开发过程，见斯波义信(1988)序章第1章，前篇第2章，后篇第3章；有关宗族组织在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中的作用，见David Faure (2007)《皇帝和祖宗》第11,16,18,20章。 [11] 赵冈 (1996) 《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第4章；Robert Marks (1998) 《虎、米、丝、泥》，第9章。 [12] Brendan Smith (1999) Colonisation and Conquest in Medieval Ireland. [13]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2卷》第5章。 [14] 曹树基 (1997) 《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7章。 [15] 当然不乏例外，在文明中心的秩序崩溃时，许多逃难者成为逃往地区的开拓者，其来源更为混杂，所以腹地的秩序越稳定，这里说的效应会越显著。 [16] Wikipeida: Neolithic long house; Jane McIntosh (2006) 第4章。 [17] Peter Bellwood (2013) ch.1. [18] 维基百科：围龙屋。 [19] Eric H. Cline (2014)《文明的崩塌》，序，第4章；海上民族的族源背景至今未明，他们可能不是游牧者，但显然也是高度分散的游动性袭击者，因而与游牧者的侵袭原理类似。 [20] Peter Heather (2007). [21] 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1992）中对此类较稳定关系的形成机制和存在条件有很好的分析。 [22] Peter Heather (2009) ch.6; Wikipeida: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23] 讽刺的是，elite transfer这一术语最初正是语言学家用来指称因一小撮精英的采用而改变整个群体之语言的现象，但其实这种情况不太容易发生，例如法语在俄罗斯精英中流行了很久也未对大众语言产生什么影响，更多分析可见Nicholas Ostler (2005)，特别是第1,2,7,11,12章。希望这一说明可让我摆脱该术语的历史包袱。 [24] Peter Heather (2009) ch.6. [25] 赵冈 & 陈仲毅 (2006) 《中国土地制度史》第1，4，7章。 [26] 有关缙绅在晚清平叛中的作用，见Philip A. Kuhn (1970)《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27] Peter Heather (2007) ch.5. [28] Peter Heather (2007) ch.4. [29] Peter F. Sugar (2014)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ch.1,3,6. [30] 罗马在这些地区保留的附庸国，见Wikipeida: List of Roman client rulers, Roman client kingdoms in Britain. [31] Norman Itzkowitz (1973) Ottoman Empire and Islamic Tradition, ch.1; Peter F. Sugar (2014) ch.1. [32] Niall Ferguson (2004) Colossus, ch.6.
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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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9-25 18:48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9-25】

@whigzhou: Quora 上有个讲核武器的好帖，可以纠正许多流行误解，

几个要点：

1）当代城市建筑条件下，核弹的杀伤力将远不如广岛长崎，因为最主要的杀伤都源自直接暴露（即人体与核爆中心的连线上没有遮挡物）和核爆引起的火灾，45年的广岛长崎有大量木建筑，而当代建筑没那么容易被点燃，

而且，现代都市尽管人口庞大且密集，任一时刻真正暴露在室外的人并不如早先大城市那么多，（这一点从我看老照片和老视频的经历中可以得到作证(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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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5】 @whigzhou: Quora 上有个讲核武器的好帖，可以纠正许多流行误解， 几个要点： 1）当代城市建筑条件下，核弹的杀伤力将远不如广岛长崎，因为最主要的杀伤都源自直接暴露（即人体与核爆中心的连线上没有遮挡物）和核爆引起的火灾，45年的广岛长崎有大量木建筑，而当代建筑没那么容易被点燃， 而且，现代都市尽管人口庞大且密集，任一时刻真正暴露在室外的人并不如早先大城市那么多，（这一点从我看老照片和老视频的经历中可以得到作证，维多利亚时代老照片/老视频里，都市大街上总是挤满了人） 2）核弹引爆是一个极为精密的机制，因而库存核弹需要良好维护才能保证在投放时被正确引爆，弹头内的常规炸药至少每五年就要更换一次，多数弹头的存储寿命不超过20年，从熊国管理机器的表现看，很难相信其多数库存核弹能被准确投放且正确引爆， 3）除了直接杀伤之外，因辐射释放而造成的次级伤害相当小，切尔诺贝利的辐射释放量大约相当于400颗核弹，但几十年来导致的辐射死亡只有两位数，覆盖地区也并未如许多人宣称的那样变为死亡区，动植物生长繁盛， 总之，核弹确实威力强大，但远远不是如大量文艺作品渲染的那样，是末日级的武器，
自然 vs 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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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9-22 18:46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9-03】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这回他们这么孜孜不倦不依不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那玩意儿是人造的，是非自然产物，而对非自然产物的莫名恐惧是很常见的，

这么一想好像就容易理解一点了，

【自然 vs 非自然】的思考方式（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反应模式，因为其中说不上有什么可以称为思考的东西）已经引出了许多有趣的结果，

有些成分若出现在腌菜、熏肉、奶酪之类所谓传统食品中，就是风味，若是出现在现代方式加工的食品中，那就是毒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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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3】 @whigzhou: 突然想到一种可能性，这回他们这么孜孜不倦不依不饶的，或许是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那玩意儿是人造的，是非自然产物，而对非自然产物的莫名恐惧是很常见的， 这么一想好像就容易理解一点了， 【自然 vs 非自然】的思考方式（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反应模式，因为其中说不上有什么可以称为思考的东西）已经引出了许多有趣的结果， 有些成分若出现在腌菜、熏肉、奶酪之类所谓传统食品中，就是风味，若是出现在现代方式加工的食品中，那就是毒素了， 对核废料充满恐惧的人，常常并不介意矿渣，虽然许多矿渣的辐射量比装在铅桶里的核废料不知道高多少倍， 有些恐惧核废料的人可能还向往住在山高水美的地方，虽然花岗岩的辐射量也不小，可架不住那是自然的啊， 有些恐惧核废料的有机纯天然人士可能还喜欢洗氡泉浴呢，山中涌出的泉水，多有机纯天然~ 【2022-09-22】 @whigzhou: 昨天在超市买盐时又想到一个例子：喜马拉雅盐，这玩意和普通海盐唯一显著的区别就是多种放射性物资的含量高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爱好者可能也大多是纯天然有机人士
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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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9-17 15:01  阅读(3,714)  评论(1)   分类：未分类        

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
辉格
2018年12月9日

在生命世界中，没有隔离就不会有结构，也不会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当各种生物膜（biomembrane）将有机体区隔成成分不同的多个局部，才有了细胞器，高度分化的细胞，功能各异的器官，并以这些功能性原件搭建出的层层复杂结构；类似的，阶层隔膜在社会不同人群间竖起屏障，令其各自依赖不同生计模式，发展不同的技能与禀赋，形成不同文化特质，也在社会这个“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中扮演不同角色，和生物膜一样，阶层屏障是选择性通透的（selectively permeable），这一特性也是搭建复杂结构的关键。

不过，阶层并非唯一的社会屏障，还有许多限制社会流动和文化交互的选择性渗透膜，它们同样在复杂社会的构造中起着作用；这些屏障决定着哪些群体或个体被困锁在哪些特定的社会局部，而哪些更可能被吸引（或推挤）而进入其他局部，哪些文化元素可能跨越屏障而传播，哪些则局限于本地。

生态

地理生态屏障在整个生物进化史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人类散布全球时，它也是生理和文化多样性的一大来源；不过在文明时代，它有了新的表现和效果，一些屏障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它们挡住了文明——一种经济-文化-制度综合体——的扩张脚步，而对于小群体来说，它们本身并非不可穿透，要点在于它会被谁，以何种方式穿透。

极地  在最简叙事中，美洲于末次冰期晚期被殖民，然后直到哥伦布之前始终与旧大陆隔绝，因而发展了独特的文明；然而细察之下，至少在后冰川时期，美洲其实远非那么隔绝，82公里宽，正中间还有迪奥米德群岛（Diomede Islands）可作跳板的白令海峡，对于早已拥有船只的极地居民并不是很大障碍，海峡南面分别距大陆58和48公里的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 Island）和努尼瓦克岛（Nunivak Island），还有迪奥米德群岛本身，都有着数千年居住历史，其文化也并未孤绝于爱斯基摩-阿留申（Eskimo-Aleut）语系的其他群体。

实际上，从欧亚大陆东端向美洲的殖民发生过多次，其中从遗传和语言上可考的便有至少四次：约16000年前从白令地峡和阿拉斯加南侧一路顺着海岸跳进的移入者，约13000年前穿越落基山脉东麓无冰走廊的移民，约5000年前跨越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约1000年前以迅猛之势横扫北美极地，取代或排挤了大部分古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人（Iniuts，又称新爱斯基摩人），后者的一个分支还向西移回了楚克奇半岛，最后我们还要加上公元986年北欧人向格陵兰的殖民。[1]

真正的障碍是极地生态而非海峡，对于亚热带和温带定居者，近北极地区是令人生畏的死亡之地，晚至十九世纪后期，仍有众多财力充足装备良好的探险者葬身冰原，[2] 然而对于久已适应该生态的群体，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萨米人，涅涅茨人，这是个畅行无阻的世界，问题是，这些群体都是狩猎采集者或游动性的驯鹿放牧者，加上极地条件只能支撑非常低的人口密度，因而其文化十分简陋（虽然比热带采猎者复杂不少，但与定居文明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他们迁移扩散时，较少能在各大文明间扮演传播交流中介的角色。

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古爱斯基摩人为美洲带去了弓箭，如第一章所述，弓箭的引入给北美西部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因纽特人则带去了铁和蒙古式反曲弓，影响同样不小，[3] 但总体上看，这些影响是零星而稀疏的，且局限于远离美洲文明中心的北部边缘，因为极地狩猎者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度都不足以造成更大强度的文化冲击与渗透，也正因此，美洲文明确实被相当有效的隔离于欧亚文明。

热带  非洲是旧大陆，对文明世界向来不陌生，地理大发现也始于葡萄牙人对非洲西海岸的探索，[4] 阿拉伯人则更早就活跃于非洲东岸贸易，可非洲却是欧洲殖民者最后征服的一块大陆，在这里，阻挡文明扩张的是热带屏障，众多热带病原体像死神般令人丧胆，尤以疟疾，黄热病和采采蝇（tsetse fly）为烈，班图人之所以能从西非一隅向东向南扩张至大半个下撒哈拉非洲，正是因为他们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病原体。[5]

热带高度富集的病原体也会影响当地居民的人格特征，降低其外向性（extroversion）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让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外族人交往接触，避免长距离旅行和迁徙，从卫生健康角度看，这是有益的适应，但无疑会加深群体间的疏离，猜忌和隔绝，妨碍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6]

热带屏障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旧世界文明中心与非洲的关系中，文化与人口的流动方向是相反的，旧世界的文化元素，特别是中世纪后的阿拉伯-伊斯兰元素，逐渐向南方渗透，但很少有同向的人口流动（除了东海岸），那里的沙漠、稀疏草原和热带雨林对地中海定居农耕者缺乏吸引力，相反，却不断有非洲人流入旧世界，而基于其文化上的绝对劣势，这种流动主要以奴隶贩卖的方式发生，输入黑奴的活动在近东、北非和印度洋从古代一直盛行到现代，这也激励了许多非洲政权将掳掠售卖人口作为其主要财源。[7]

东亚的情况恰成对照，汉族农民携其文化优势向南拓殖的进程基本没有遭遇生态屏障的阻挡，拓殖速度主要受制于土地开垦和人口增殖的自身节奏，文化与人口的扩散方向完全一致，从黄淮到长江到珠江，又从海上向东南推进，到近古时，华人移民已遍布东南亚，台湾也成为福建农民的乐园，潮州人在泰国开创了一个王朝，客家人在婆罗洲建立了延续百年的兰芳共和国，越南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文化上却变得越来越像中国。[8]

热带屏障也影响了美洲，严重限制了中美洲和安第斯两大文明中心的文化与人口互动；它在印度带来的后果最为独特：印度较为干旱的北部与湿热的中南部形成鲜明反差，前者吸引了一轮又一轮的农牧业入侵者，从近东农民，雅利安畜牧者，波斯人，到马其顿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他们大多来自某个文明中心或优势文化，可是热带屏障妨碍了他们向中南部迅速推进，而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也限制了土著的退路，结果印度形成了独特的多种族混居状态，这是理解其种姓制度和长期政治分裂状态的重要背景（见第4章）。

高山  褶皱地带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高山阻隔造成的交通困难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都高度碎片化，这一点从语言分布上表现的最显著，褶皱地带往往是语言高度混杂多样的地区，残留着许多孑遗小语种，被语言学家称为马赛克区（masaic zone）。[9]

例如新几内亚的几百万人说着一千多种语言，分属60多个语系，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平均只有几千；[10] 整个欧亚大陆的温带区几乎完全被印欧、阿尔泰和汉藏三大语系占据，可是面积不大的高加索却有着三个该地区独有的语系：南高加索，西北高加索，东北高加索，而且那里还散布着印欧、阿尔泰和亚非语系的众多小语种。[11]

另一个文化极度庞杂的褶皱地带是赞米亚（Zomia），又称东南亚断层带（Southeast Asian Massif），仅以中国云南省为例，得到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便有25个，分属汉藏，侗台，苗瑶，南亚和阿尔泰五大语系，其中至少15个民族为当地独有。[12]

除了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褶皱地带阻隔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是其垂直分布生态，即沿海拔梯度而形成的生态差异，河谷，坡地，高山草甸，都有着十分不同的土壤、气候与植被条件，支持着不同的农牧业形态和生计模式，而后者又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不像水平差异，垂直差异意味着各相似生态区无法连成片，每个文化小群体都被一圈异质群体包围着，这就妨碍了群体间的交往和人口流动，以及大型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因为文化差异会在群体之间创造隔膜与恐惧，特别是当这种差异跨越生态边界时，文化屏障尤为坚固。

草原  干旱而广袤的温带欧亚大草原，既是定居农耕者拓殖的屏障，也是沟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而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的，是游动性的畜牧群体；草原畜牧者和沟通亚洲与美洲的极地狩猎者全然不同，马与狗的组合使用让他们得以控制很大规模的畜群，因而可积累起可观的财富，而马匹、驼畜和车辆的载运能力让他们能在保有相当复杂物质文化的同时保持机动性，并且有能力在数百上千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协调行动或维持多级社会组织，草原上激烈的领地竞争和群体间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让畜牧群体之间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这对其战斗力施加了强大选择压力。[13]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畜牧民族相对于定居农耕者的武力优势，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这一优势十分显著，而一旦有一位杰出领袖能设法抑制内部冲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或联合，便可将此优势发扬到国家级层次上，从而给周边定居文明造成巨大冲击，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屡屡上演，青铜时代的印欧语民族扩(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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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6：屏障种种 辉格 2018年12月9日 在生命世界中，没有隔离就不会有结构，也不会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只有当各种生物膜（biomembrane）将有机体区隔成成分不同的多个局部，才有了细胞器，高度分化的细胞，功能各异的器官，并以这些功能性原件搭建出的层层复杂结构；类似的，阶层隔膜在社会不同人群间竖起屏障，令其各自依赖不同生计模式，发展不同的技能与禀赋，形成不同文化特质，也在社会这个“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中扮演不同角色，和生物膜一样，阶层屏障是选择性通透的（selectively permeable），这一特性也是搭建复杂结构的关键。 不过，阶层并非唯一的社会屏障，还有许多限制社会流动和文化交互的选择性渗透膜，它们同样在复杂社会的构造中起着作用；这些屏障决定着哪些群体或个体被困锁在哪些特定的社会局部，而哪些更可能被吸引（或推挤）而进入其他局部，哪些文化元素可能跨越屏障而传播，哪些则局限于本地。

生态

地理生态屏障在整个生物进化史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人类散布全球时，它也是生理和文化多样性的一大来源；不过在文明时代，它有了新的表现和效果，一些屏障之所以显得突出，是因为它们挡住了文明——一种经济-文化-制度综合体——的扩张脚步，而对于小群体来说，它们本身并非不可穿透，要点在于它会被谁，以何种方式穿透。 极地  在最简叙事中，美洲于末次冰期晚期被殖民，然后直到哥伦布之前始终与旧大陆隔绝，因而发展了独特的文明；然而细察之下，至少在后冰川时期，美洲其实远非那么隔绝，82公里宽，正中间还有迪奥米德群岛（Diomede Islands）可作跳板的白令海峡，对于早已拥有船只的极地居民并不是很大障碍，海峡南面分别距大陆58和48公里的圣劳伦斯岛（St. Lawrence Island）和努尼瓦克岛（Nunivak Island），还有迪奥米德群岛本身，都有着数千年居住历史，其文化也并未孤绝于爱斯基摩-阿留申（Eskimo-Aleut）语系的其他群体。 实际上，从欧亚大陆东端向美洲的殖民发生过多次，其中从遗传和语言上可考的便有至少四次：约16000年前从白令地峡和阿拉斯加南侧一路顺着海岸跳进的移入者，约13000年前穿越落基山脉东麓无冰走廊的移民，约5000年前跨越海峡的古爱斯基摩人（Paleo-Eskimos），约1000年前以迅猛之势横扫北美极地，取代或排挤了大部分古爱斯基摩人的因纽特人（Iniuts，又称新爱斯基摩人），后者的一个分支还向西移回了楚克奇半岛，最后我们还要加上公元986年北欧人向格陵兰的殖民。[1] 真正的障碍是极地生态而非海峡，对于亚热带和温带定居者，近北极地区是令人生畏的死亡之地，晚至十九世纪后期，仍有众多财力充足装备良好的探险者葬身冰原，[2] 然而对于久已适应该生态的群体，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萨米人，涅涅茨人，这是个畅行无阻的世界，问题是，这些群体都是狩猎采集者或游动性的驯鹿放牧者，加上极地条件只能支撑非常低的人口密度，因而其文化十分简陋（虽然比热带采猎者复杂不少，但与定居文明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当他们迁移扩散时，较少能在各大文明间扮演传播交流中介的角色。 不过也有少数例外，古爱斯基摩人为美洲带去了弓箭，如第一章所述，弓箭的引入给北美西部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因纽特人则带去了铁和蒙古式反曲弓，影响同样不小，[3] 但总体上看，这些影响是零星而稀疏的，且局限于远离美洲文明中心的北部边缘，因为极地狩猎者的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度都不足以造成更大强度的文化冲击与渗透，也正因此，美洲文明确实被相当有效的隔离于欧亚文明。 热带  非洲是旧大陆，对文明世界向来不陌生，地理大发现也始于葡萄牙人对非洲西海岸的探索，[4] 阿拉伯人则更早就活跃于非洲东岸贸易，可非洲却是欧洲殖民者最后征服的一块大陆，在这里，阻挡文明扩张的是热带屏障，众多热带病原体像死神般令人丧胆，尤以疟疾，黄热病和采采蝇（tsetse fly）为烈，班图人之所以能从西非一隅向东向南扩张至大半个下撒哈拉非洲，正是因为他们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病原体。[5] 热带高度富集的病原体也会影响当地居民的人格特征，降低其外向性（extroversion）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让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外族人交往接触，避免长距离旅行和迁徙，从卫生健康角度看，这是有益的适应，但无疑会加深群体间的疏离，猜忌和隔绝，妨碍人口流动和文化传播。[6] 热带屏障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在旧世界文明中心与非洲的关系中，文化与人口的流动方向是相反的，旧世界的文化元素，特别是中世纪后的阿拉伯-伊斯兰元素，逐渐向南方渗透，但很少有同向的人口流动（除了东海岸），那里的沙漠、稀疏草原和热带雨林对地中海定居农耕者缺乏吸引力，相反，却不断有非洲人流入旧世界，而基于其文化上的绝对劣势，这种流动主要以奴隶贩卖的方式发生，输入黑奴的活动在近东、北非和印度洋从古代一直盛行到现代，这也激励了许多非洲政权将掳掠售卖人口作为其主要财源。[7] 东亚的情况恰成对照，汉族农民携其文化优势向南拓殖的进程基本没有遭遇生态屏障的阻挡，拓殖速度主要受制于土地开垦和人口增殖的自身节奏，文化与人口的扩散方向完全一致，从黄淮到长江到珠江，又从海上向东南推进，到近古时，华人移民已遍布东南亚，台湾也成为福建农民的乐园，潮州人在泰国开创了一个王朝，客家人在婆罗洲建立了延续百年的兰芳共和国，越南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文化上却变得越来越像中国。[8] 热带屏障也影响了美洲，严重限制了中美洲和安第斯两大文明中心的文化与人口互动；它在印度带来的后果最为独特：印度较为干旱的北部与湿热的中南部形成鲜明反差，前者吸引了一轮又一轮的农牧业入侵者，从近东农民，雅利安畜牧者，波斯人，到马其顿人，阿富汗人和突厥人，他们大多来自某个文明中心或优势文化，可是热带屏障妨碍了他们向中南部迅速推进，而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也限制了土著的退路，结果印度形成了独特的多种族混居状态，这是理解其种姓制度和长期政治分裂状态的重要背景（见第4章）。 高山  褶皱地带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独特角色，高山阻隔造成的交通困难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和文化都高度碎片化，这一点从语言分布上表现的最显著，褶皱地带往往是语言高度混杂多样的地区，残留着许多孑遗小语种，被语言学家称为马赛克区（masaic zone）。[9] 例如新几内亚的几百万人说着一千多种语言，分属60多个语系，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平均只有几千；[10] 整个欧亚大陆的温带区几乎完全被印欧、阿尔泰和汉藏三大语系占据，可是面积不大的高加索却有着三个该地区独有的语系：南高加索，西北高加索，东北高加索，而且那里还散布着印欧、阿尔泰和亚非语系的众多小语种。[11] 另一个文化极度庞杂的褶皱地带是赞米亚（Zomia），又称东南亚断层带（Southeast Asian Massif），仅以中国云南省为例，得到官方承认的少数民族便有25个，分属汉藏，侗台，苗瑶，南亚和阿尔泰五大语系，其中至少15个民族为当地独有。[12] 除了地形带来的交通不便，褶皱地带阻隔文化传播的重要因素是其垂直分布生态，即沿海拔梯度而形成的生态差异，河谷，坡地，高山草甸，都有着十分不同的土壤、气候与植被条件，支持着不同的农牧业形态和生计模式，而后者又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不像水平差异，垂直差异意味着各相似生态区无法连成片，每个文化小群体都被一圈异质群体包围着，这就妨碍了群体间的交往和人口流动，以及大型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因为文化差异会在群体之间创造隔膜与恐惧，特别是当这种差异跨越生态边界时，文化屏障尤为坚固。 草原  干旱而广袤的温带欧亚大草原，既是定居农耕者拓殖的屏障，也是沟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而在其中扮演中介角色的，是游动性的畜牧群体；草原畜牧者和沟通亚洲与美洲的极地狩猎者全然不同，马与狗的组合使用让他们得以控制很大规模的畜群，因而可积累起可观的财富，而马匹、驼畜和车辆的载运能力让他们能在保有相当复杂物质文化的同时保持机动性，并且有能力在数百上千公里的广阔地域内协调行动或维持多级社会组织，草原上激烈的领地竞争和群体间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让畜牧群体之间处于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这对其战斗力施加了强大选择压力。[13]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畜牧民族相对于定居农耕者的武力优势，至少在个体和小团伙层次上，这一优势十分显著，而一旦有一位杰出领袖能设法抑制内部冲突，实现政治上的统一或联合，便可将此优势发扬到国家级层次上，从而给周边定居文明造成巨大冲击，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屡屡上演，青铜时代的印欧语民族扩张和闪族扩张，古典时代冲击文明世界的多支伊朗语族游牧民：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和萨玛提亚人（Sarmatians），然后是阿尔泰语系的匈人（Huns），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轮番登场，中间还穿插了乌拉尔语系的马扎尔人（Magyars）和亚非语系的阿拉伯人。[14] 这些冲击既给定居社会造成破坏，也在广阔地域内传播了文化元素，小麦，马，车辆和青铜技术的由西向东传播，便是由东迁的一支印欧畜牧者完成；[15] 蒙古征服导致的文化交流尤为广泛，中亚大批小政权被消灭之后，丝绸之路变得空前畅通（特别是在帝国尚未完全分裂，忽里勒台还在召开，帝国邮驿系统仍在运行的那几十年中），蒙古人虽然在战争中极为凶残，对商人与工匠却十分友好，对各种技术与实用知识持积极开放态度，对各大宗教也非常宽容，所有这些，促成了一个文化大交换的时代。[16] 火药，火器，攻城战术，造纸，印刷术，金融票据，数学、化学、地理和天文历法知识，都在这次大交换中得以广泛传播，瓷器与香料贸易迅速升温，藏传佛教得以向北扩张，波斯和阿拉伯元素被大量引入中国……；其中几项对西欧历史的影响尤为深远：1）蒙古交换打开了西欧人对东方的认识，此前他们常常连印度和埃塞俄比亚都分不清，[17] 也提升了他们对东方的兴趣，特别是香料贸易，推动了日后的地理大发现，2）造纸术的引入为印刷革命准备了条件，3）蒙古人带来了黑死病。[18]

语言

在前文明社会，语言界线大致与同质文化群的边界相当，它（连同其他文化元素）足以区分彼此，却并不构成人口与文化流动的重要障碍，那时的流动要么受阻于生态边界，或交通条件，要么受阻于群体间敌意，除非在向无人区扩散的特殊时期，流动是小幅而缓慢的，大跨度流动只有在数百上千年的时间尺度上才能观察到，而在频密交流与互动确实发生的局部地区，语言并非大问题，因为在一个语言极度碎片化的世界，人们普遍具有多语能力，足以和邻近部落的人沟通。[19] 进入文明时代，在国家以及国家间的联盟或霸权结构所创造的和平条件下，或在国家权力的直接庇护或支持下，经常性的长途旅行成为可能，于是语言障碍便凸显了出来，因为对于遥远地区的语言，你没有从小接触的机会，而成年人在学习第二语言上的笨拙是臭名昭著的。 那些因职业需要而居住于他乡或奔走于各地的人，诸如长途贸易商人，游动性工匠，异地任职的官员，从不同地区征募的士兵，贵族从各处招揽来的门客，四处游乞或传教的僧侣……，都会面临语言障碍，而正是应对这一困难的努力，催生了各种通用语。[20] 一种通用语往往围绕某个文明中心而形成，并散布于该文明所覆盖和影响的地域，这是因为推动对通用语需求的各种活动——长途贸易，精细分工的专门职业者，多层级行政系统，有组织宗教——本身就是文明产物或因文明而大为兴旺；当某一文明实现政治统一而建立帝国时，其通用语更会得到国家的大力推行；而且文明中心会产生大量语言类的文化产品，特别是书面作品，包括宗教典籍，它们是传播通用语的巨大动力，例如梵语和婆罗米文字在东南亚的传播，并未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而主要依靠贸易和梵文经典。[21] 上述过程将产生若干边界清晰的文明区，有着各自的中心，通用语，围绕经典的知识传统，宗教与价值体系，制度传统，或许还有各自的帝国，尽管仍有一些交汇混杂地带，然而这些方面的系统性差异，将使得来自各文明区腹地的人很难跨越边界而从事有价值的活动，随着时间推移，隔阂会越来越深，甚至在各自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后，曾经横亘于罗马与波斯之间，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之间，东亚与西方之间的无形之墙仍然牢固竖立着。 文明间的屏障也为一些著名的贸易民族创造了机会，他们在各文明之间扮演了文化交流的中介角色，例如沟通欧洲与伊斯兰世界的犹太人，经营丝绸之路的粟特人（Sogdians），经营环印度洋和南洋贸易的古吉拉特人，连接中亚、波斯、奥斯曼与欧洲的亚美尼亚人。

职业

当代人可能不容易体会职业壁垒的森严，上大学时有那么多专业可选，毕业时又有众多职业可挑，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似乎正将机会之门向所有人洞开，跳槽，改行，听起来都是稀松平常之事，唯一的约束好像只是你自己的能力和对回报（包括金钱，声望和地位，或许还有乐趣）的期望，现实远非如此美妙，而在前现代社会，这种海阔天空任我行的洒脱更是天方夜谭。 职业屏障由众多因素交织而成，首先是知识与技能的性质，许多专业知识是无法脱离具体的工作场景而传授的，它们难以（甚至不可能）用语言加以描绘和记录，用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话说，这些是高度个人化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只能通过在事情发生的现场亲身观察和参与，通过与有经验者长期互动，不断接受其演示和反馈，方可习得（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尝试和探索，但那要慢得多，个体的短暂一生中积累不起多少）。[22] 默会知识的这一特点使得个体从业者成为职业知识的主要存储器，而师傅带徒弟是唯一可行的传授方式，所以在工业革命以前，学徒制（apprenticeship）是几乎所有技能性职业的组织基础，新入行者必须首先找到一位愿意收其为徒的师傅，在经历多年学徒生涯之后，才能独立从业，这一状况直到现代工厂化生产和职业培训机构发育之后才有所改变，现代工厂通过机械化、工艺设计和技术标准化，将大部分默会知识显性化而变成企业资产，同时大幅降低一线工人的技能要求，而基础性的显性知识则由学校教育提供。 现代企业以规模化生产来实现资产价值，而在以前，规模化生产的条件并不存在，[23] 个体工匠和家庭企业因而将重点放在如何小心维护其资产，令其永续存在，持续产生收入流，以成为家庭的长期生计依靠，这份资产除了知识技能，也包括客户关系，专业声誉和从业资格，他们会像自耕农或土地绅士对待地产一样精心呵护它，尽可能将关键技艺传给儿子，或者女婿。 有些师傅会像挑女婿一样挑徒弟，事实上也确实有不少学徒最后成了女婿，当不得不从家族以外招收学徒时，会与学徒建立一种模拟父子关系，以强化学徒对师傅的义务，并将师徒关系长期化，至少不让学徒在短期内成为竞争对手，为此，学徒期被尽可能延长，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遍标准是七年，有些行业长达十几年，而且学徒在最初几年里往往只能打杂，学不到重要技能。[24] 另一个入行门槛的是高额拜师费，中世纪英格兰的普通学徒入门费为2-3英镑，大约相当于低技能雇工一两年的现金收入，但那些涉及贵重材料或高贵客户的行业，例如金银器加工，高端布料皮毛服饰业，入门费则高达数十甚至上百英镑，这是穷人家一辈子都攒不起的钱，而出得起钱的贵族和绅士阶层又往往不屑于这些行当，于是它们的学徒来源就高度局限于同行子弟或地位相当的类似行业之中。[25] 为保护资产价值，工商业者还会努力维护其垄断地位，近代以前，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普遍处于行会垄断之下，君主为征税方便也倾向于支持这种垄断，许多行会还会动用私刑来执行其垄断权，在人口密集，闲散劳力充裕的地方，那些低技能的苦力行业（例如搬运）则往往由帮派组织控制，此类行当除了垄断权之外几乎没有其他资产。[26] 强化行业壁垒的另一个因素是信用，许多行业都需要行内合作/交易伙伴之间，以及他们与客户之间，建立相当程度的信任，现代企业的信任主要基于品牌和企业声誉，会计与审计制度，以及抵押担保等风险控制机制，而在过去，它主要来自个人和家族间的私人关系史，通过长期交往而逐渐积累。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维持很多这样的长期信任关系，所以为控制风险，不得不将交易对象限制在一个相互熟识、任何信誉问题都会被迅速而充分传播的小圈子里，对风险越是敏感的行业，越是如此；尽管程度有所减弱，但这一现象在近现代仍然清晰可见，例如投资银行业，很长时期内局限于一个极小圈子，从业者之间完全信任，一笔笔巨额交易常在电话中口头达成，完全无需书面文档。[27] 上述壁垒的存在，使得许多行业成为高度封闭的圈子，个人很难跨行流动，一个小男孩拜师入门的那一刻，往往决定了他终身乃至几代子孙的职业空间，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将居住在城镇的哪个区域（甚至哪条街），和哪些人经常交往，以及可能的结婚对象，而即便在那一关键时刻之前，他也未必有多少选择。

人造藩篱

还有一类屏障是由政府人为设置的，出于治安、征税、征兵和预防叛乱等需要，政府历来有着实施人口控制的倾向，因为对于个人，躲到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总是逃避各种义务的最好办法，然而人口控制对行政能力的要求很高，能否实现，或做到何种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权力触手深入私人生活的程度，早期国家的这方面能力十分有限。 也正因此，那时封建制（或效果类似的其他体制）更为流行，在封建制中，税收和兵役是以武士贵族向领主承担契约义务的方式提供，数量取决于封地大小，因而领主无需关注各领地的人口细节，治安则是各采邑保有者自己的事情，而预防叛乱的主要手段则是不间断的领地巡视和对贵族动向的监视，在一个以武士阶层为骨架的社会，平民大众是没有多少机会发动叛乱的。 户籍  在人口控制上，中国可能是最早熟的，那里很早便已发展起羽翼丰满的集权官僚系统，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瓦解，各国纷纷建立编户齐民的郡县制，实行以什伍制为基础的户籍控制和连坐机制，行政机器从县令，亭长，乡佐，里魁，直接通达最底层的村庄和城市街区，户籍登记详细到包括体貌特征，人口流动被严密控制。[28] 这套制度在秦汉已臻于完善，此后时松时紧，全赖中央政府的集权强度，这一关系也表现在官方人口数字的巨幅波动上，尽管战乱饥荒瘟疫确会消灭大量人口，但数字波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政府调查、统计和控制有效纳税人口的能力。[29] 因为户籍控制的存在，尽管中国历史上不乏迁移流离者，有时还以庞大规模在大跨度上发生，但除非是官方组织的移民（例如屯垦实边），迁移者很难在当地获得合法身份，而非法状态让他们随时面临被驱逐的风险，只有当一些特定机会来临，比如改朝换代，或政府决心整顿当地户政时，才有机会改变。[30] 和普遍的户籍控制不同，西欧封建制中，被限制流动的主要是农奴、流浪乞讨者（对该群体的管制，第17章会有更多叙述）和个别特殊群体，例如犹太人和麻风病人，自由民是可以随意旅行迁徙的，包括自由出入国境（除了战争期间），外国商人也出入自由，在英格兰，后两点还被写进了1215年的大宪章第42条。[31] 城墙  对于远离故土者，寻找安身之所的最佳机会总是在城市，但古代城市并不像当代都市那么自由，欧洲城市多由工商业者自治，因而对外人较为开放，他们需要吸引客商、消费者和劳动力以繁荣本地工商业，也需要旅客和租户来提升地产价值；但欧洲城市也有不少限制，例如市民资格就不是每位城市居民自动拥有的，在许多城市，这一资格被称为城市自由（Freedom of the City），只有自由市民（通常是该市某个行会的成员）才被允许在该市独立执业和拥有地产。 伦敦市民的一项特权是可以将牲口赶进城，所以在现代，当城市自由已只剩下荣誉性质时，时而仍有人举行将羊群赶过伦敦桥的仪式，以表达身为自由市民的骄傲；中世纪城市出于治安需要多会在夜晚关闭城门并实行宵禁，夜间在外游荡者若被巡逻者发现会受处罚（但拥有市民资格者可以提灯夜行），这就消除了流浪者在城市的立足之地。[32] 中国城市是行政层级网络上的节点，即各级政区的治所，城市规模与其行政层级大致对应（只有苏州，汉口，泉州等少数例外），直到宋代才出现一些非治所城市（一般以“镇”为名）；这一特点使得城市的设计和管理完全围绕行政需要（有时还有军事需要），工商业只是其副产品，所以很自然，它们对流动者更为封闭。[33] 宋代以前的大城市多实行坊市制，居住区与商业区被严格分离，各居住区（坊）有各自独立的门禁，坊内不得沿街开店，夜晚实行宵禁，工商各业被限制在各自的指定区域（市）内，这样的城市能够容纳的工商业者数量自然十分有限，留给其他流动人口的空间则更少，直到唐末宋初之际，坊市屏障才告瓦解，开放后的街巷提供了更多店铺空间，工商业还向城郭之外延伸，出现了各种草市，城市规模大幅扩张，在经历这场城市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也变得更具流动性。[34] 国界  在当代世界，妨碍人口流动的最显著屏障，大概就是国境线了，然而在过去，它并不是重要的人为障碍，在没有通电铁丝网，地雷，雷达，探照灯，侦察机和机动巡逻队的年代，控制漫长国界是一种难以负担的奢望，所以即便跨越国界的流动果真较少，真正构成妨碍的，也都是些天然屏障，大河，高山，丛林，荒漠，海洋。 古代边境控制更多依靠点状设卡，在交通要道上设置关卡，可大幅提高越境成本，虽不能杜绝绕道而行者，却可将流动规模限制在可接受水平；在这方面，东方帝国又一次走在了前面，汉代政府在北方边境建立了一系列关卡，出入皆需通行证，往返人货均有登记与核对，类似通行限制也施行于出入京师所在关中平原的四个关口。[35] 点状控制对海上往来更加有效，适合大船靠泊的港口本来就不多，适合长途贸易的就更少，那需要便利的内陆交通，接近消费市场，友善且易于沟通的当地人，以及获得补给的便利性，所以，控制主要港口以收取关税，是非常古老的做法（四千年前的乌尔第三王朝就已实行），而一旦海关机构建立，它同样可用于控制人员流动。[36] 唐代设置市舶使一职以管制海上贸易，并在港口城市划出蕃坊作为外国人指定居住区，宋代大幅提升了对海上贸易的控制力度，将市舶司变成了一个国营外贸垄断机构，将其视为重要税源，每艘到港船只必须登记，外商需持关防才能在境内活动；明代更在其多数时期实行严厉海禁，市舶司时废时开，而此时正值东亚海上贸易黄金时代，明帝国却成功锁上了国门，清代延续了海禁政策，海上贸易基本上被局限于广州一港，清初一度还颁布迁界令，试图以焦土政策将点控制升级为线控制。[37] 欧洲国家对边境控制的强化始于大航海之后的重商主义时代，各国出于贸易保护考虑，加强海关控制，大力打击走私，不过这些主要针对商品，对人员跨国流动的限制则要晚至一战之后才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出于全面战争带来的安全焦虑，同时也是因为铁路和轮船极大降低了长途旅行成本，而此时可供选择的边境控制手段也已足够丰富。[38] 19世纪后期由铁路轮船推动的空前规模的跨国流动引发了广泛担忧，主要移民目的国开始考虑对移民进行控制和筛选，美国的1875年《佩奇法案》开此先河，禁止女性华人移入，1882年《排华法案》更禁止所有华人劳工进入，此后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移民法案，逐步收紧移民政策，1882年法案要求鉴定移民精神健康并征收人头税，1907年法案要求控制移民总量，1917年法案排除所有亚太移民，并实行读写测试，1924年法案按民族或国别设置移民配额，至此，现代西方国家的移民控制模式基本确立，以往主要依靠自然屏障的国境线，如今已彻底转变成一种树立于民族国家之间的制度性屏障。[39]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David Reich (2018) ch.7. [2] Robert McGhee (2005) The Last Imaginary Place, ch.7-13. [3] Robert McGhee (2005) ch.3. [4] Daniel J. Boorstin (1983) The Discoverers, ch.21. [5] Jared Diamond (1999) ch.19. [6] Geoffrey Miller (2009) Spent, ch.12. [7] Finn Fuglestad (2018) Slave Traders by Invitation; Wikipedia: Slavery in Africa, Arab slave trade. [8] Nicholas Tarling (1992.ed) 第1卷，第6，8章；Anthony Reid (1993)《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第2卷，第4章。 [9] Nicholas Wade (2014) A Troublesome Inheritance, ch.4. [10] Jared Diamond (2012) ch.10. [11] Wikipedia: Languages of the Caucasus. [12] Wikipedia: Southeast Asian Massif, 云南省#民族. [13] 有关马匹与车辆对草原畜牧生计中的基础性作用及其对战斗力的贡献，见David W. Anthony (2007) ch.10-16；有关畜牧者战斗力的更多讨论，见我的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9篇（HS:7961）。 [14] René Grousset (1939)《草原帝国》；有关印欧人扩张，见David W. Anthony (2007) ch.11-16, David Reich (2018) ch.5. [15] David W. Anthony (2007) ch.16; Wikipedia: Seima-Turbino phenomenon. [16] René Grousset (1939) 第6-7章；Timothy May (2012)《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第2部分各章。 [17] Ian Mortimer (2010) ch.3. [18] Ronald Findlay & Kevin H. O'Rourke (2009) Power and Plenty, ch.3; 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A Splendid Exchange, ch.4. [19] Jared Diamond (2012) ch.10. [20] 有关通用语的形成，以及哪些条件有助于一种语言成为通用语，可参考Nicholas Ostler (2005) Empires of the Word；我在《群居的艺术》第II.2章里也有讨论。 [21] 东非沿岸的通用语斯瓦西里语可能是个例外，它没有一个相应的文明中心，不过它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吸收了大量元素，也采用了阿拉伯文字为其书写系统。 [22] Wikipedia: Tacit knowledge. [23] 规模化连续生产须以大规模低成本运输系统为条件，而且需要一系列组织与管理创新，参见Alfred D. Chandler Jr. (1977)《看得见的手》。 [24] Joan Lane (1996) Apprenticeship In England, 1600-1914, ch.1-3. [25] Joan Lane (1996) ch.1-3; Christopher Dyer (1998) ch.8. [26] 有关行会垄断的材料很多，欧洲的情况可见M. M. Postan, E. E. Rich & Edward Miller (1963.ed)《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第4-5章，清代中国的情况可见G. William Skinner (1977.ed)《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编第2章，彭凯翔 (2015) 《从交易到市场》第11章，William T. Rowe (1984) 《汉口》第2，6，8，9，10章。 [27] Peter F. Drucker (1978) 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 ch.10-11. [28] 池田雄一 (2002) 《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第1编第5章，第2编第2-6章。 [29] 葛剑雄 (2002) 《中国人口史·第1卷》第3章。 [30] 葛剑雄 (1997) 《中国移民史·第1卷》第1章。 [31] Wikipedia: Magna Carta#Clauses. [32] Wikipedia: Freedom of the City, Ian Mortimer (2010) ch.4. [33] G. William Skinner (1977.ed) 第1编导言，赵冈 (2006)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第1章。 [34] 加藤繁 (1952) 《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第14-17章，G. William Skinner (1977.ed) 第1编导言，斯波义信 (1988)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前篇第4章。 [35] 富谷至 (2010) 《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第3编第2章，Denis Twitchett & Michael Loewe (1986.ed)《剑桥中国秦汉史》第6章。 [36] William J. Bernstein (2008) ch.1. [37] 宋代情况见李剑农 (1957) 《宋元明经济史稿》，第6章，明代海禁见Frederick W. Mote & Denis C. Twitchett (1988.ed)《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第8章。 [38] Wikipedia: Border control#History. [39] Wikipedia: Page Act of 1875, Chinese Exclusion Act, Immigration Act of 1882, Immigration Act of 1907, Immigration Act of 1917, Immigration Act of 1924.
猫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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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9-04 19:59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9-04】

@whigzhou: 我的猫缘还不错，养过几次，都不是我主动领的，而是自己找上门的，上回（好多年前了）是外面吃完饭回家时一只小猫喵喵叫着爬到我脚上，可能是新近丧母的孤儿，就养了，

最近又来了一只，可能是哪个邻居搬家没带走，他之前就常来串门，和我本来就不陌生，所以转场很顺利，

这只猫很乖巧，会主动找我逗他玩，我不允许他做的事情，只要表示过一两次，就记住了，

三年前我还收养过一只鸡，也是自己跑过来的，当时打听了(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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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04】 @whigzhou: 我的猫缘还不错，养过几次，都不是我主动领的，而是自己找上门的，上回（好多年前了）是外面吃完饭回家时一只小猫喵喵叫着爬到我脚上，可能是新近丧母的孤儿，就养了， 最近又来了一只，可能是哪个邻居搬家没带走，他之前就常来串门，和我本来就不陌生，所以转场很顺利， 这只猫很乖巧，会主动找我逗他玩，我不允许他做的事情，只要表示过一两次，就记住了， 三年前我还收养过一只鸡，也是自己跑过来的，当时打听了一圈都没弄清楚来历，很奇怪， 后来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总算有了点线索，原来本地小学都有一门动物课，鼓励学生在自家后院养小动物，宗旨是让孩子学会如何与动物相处，据说养鸡养鸟养兔子仓鼠的都有，农场孩子还有养马养驴的，许多小孩起初兴致很高，可是过不了多久就腻烦了，撒手不管了，我那只鸡可能就是某个孩子腻烦的结果， 那只鸡养了将近两个月，不幸的是，他经常半夜乱啼，怕吵到邻居，只好把他放到了一个公园里，相当可能的下场是被狐狸吃掉，
上帝的新牧场#5：阶梯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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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8-27 09:45  阅读(4,569)  评论   分类：未分类        

上帝的新牧场#5：阶梯的构造
辉格
2020年1月15日

等级结构的稳固并未终止社会流动，人们仍有各种机会向上爬升，同时也有人向下跌落，结构稳固只是让爬升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更清晰，将社会流动变成结构自我更新延续并保持活力的一种代谢机制，而非破坏性力量；不过，在不同社会之间，爬升路径与可能性有着极大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为我们理解这些社会的不同走向提供了线索。

封建金字塔

封建制发源于军事需要，因而在其初始形态中，所有制度安排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如何维护一支技艺精专，装备良好的军队，平时有着持久可靠的财政保障，需要时可迅速动员起来投入战斗；所以每块封地都是用来供养战士的军事采邑，其持有者须随时准备好带上装备给养随从应召参战，如果采邑足够大，还要带上一支人马。

与此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决定机制也是高度军事导向的，要在权力结构中占得一席之地，你要么你有幸出身于已经取得地位的家庭，要么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并在竞技场上站稳脚跟，要么投靠一位首领，展现出才华和勇气，赢得其赏识与信任；军事导向对社会流动构成了相当大障碍，一个人积累的资源或拥有的才华若与赢得战争不存在明显关系，或关系过于间接而难以辨认，他向上爬升的空间便极为有限。

但这个障碍随着封建制的成熟而逐渐松动了，采邑保有者找出各种变通办法来履行军役义务，例如花钱雇人替自己上战场，或直接付钱给领主代替军役，当领主花钱即可招募到战士时，后一做法便逐渐流行而成为惯例，即数额固定的免役金（scutage）。

这是关键一步，假如军役不可用钱代替，那么它既不可分割（你不能让半位骑士骑着半匹马上战场），也难以转让（因为受让者可能不是合格战士，或不被领主信任），而且继承也会有困难（因为保有者死亡时可能没有成年男性继承人，或者他不是合格战士），可是既然采邑保有所产生的义务可以折算成钱，那么这些困难就都消除了，于是采邑就逐渐转变为一种财产权，封建系统的军事性质陆续被剥离，财政与司法性质则日益凸显。

对照一个没有完成上述转变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奥斯曼帝国从拜占庭那里学到了以军事采邑供养骑兵的做法，这种采邑（timar）只是用益权而不是财产权，持有者必须亲自服兵役才可继续保有，因而只能是男性，而且苏丹或其代理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其收回，采邑的继承权也是不完整的，如果持有者死在战场上，那么他的前三个儿子（若是合格骑兵的话）有资格获得三份小采邑，总价值约相当于原先的一半，如果死在家里，那就只有两个儿子有此资格，且总价值打更大折扣，这种安排下，采邑显然是无法被当作一份财产来处置的。[1]

随着王权扩张，财政与司法系统成熟，骑兵地位下降，商品经济繁荣，到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已被金钱“腐蚀”的面目全非，变成了史家所称的“异态封建”（Bastard feudalism），封地的司法功能也逐渐消失，变成纯粹的地产，贵族爵位只对应着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不再包含封建义务，而只要足够有钱，迟早都能买到，这样一来，社会流动的大门就完全敞开了。

不过，上升机会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封建制的作用就此消失，即便到中世纪晚期乃至近代早期，其影响依然清晰可辨：1）层层分封产生的金字塔结构保留了下来，仍在塑造着社会的分层模式，引导着人们的攀爬方向，2）源自采邑的地产权仍是确立上层地位的核心要素，其他资源虽有助于爬升，但最终还是需要变成地产，3）通往贵族之路的关键一步，往往仍需要通过婚姻来实现，这就限定了爬升的节奏与速度。

让我们以英格兰为例看看这个结构的具体组成。

首先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他们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保有的土地量，假如其土地足够养活家庭且有余，还能雇佣几位帮工和仆役，而且地产属自由保有（freehold），那他就是富裕自耕农，即约曼（yeomen）或富兰克林（franklins），在14世纪前期（即黑死病前夕），他们约占农民的1/5，若保有地产仅够维生，则是穑夫（hasbandmen），占1/3，另有约2/5农民土地不足以维生，须以出卖劳力补充，即所谓茅舍农（cottars），余下的则是完全没有土地的农业雇工或仆役。[2]

所以农民并非单一阶层，而是一个局部的小阶梯，爬升的手段就是积累地产；类似的，城市工商业是另一部小阶梯，在其中确立地位的关键，是在某个有着行会控制的行业成为有独立从业资格的师傅，有了这一资格，他便可顺着行会内的层级往上爬；得益于自由市镇制度，这一爬升机会相当可观，那些经营成功，积累了上千英镑资产的商人，有机会以行会领袖身份进入所在市镇的市议会，成为市议员（alderman），乃至出任市长，或代表所在市镇出任下院议员；对于财富水平达到这一级别的商人，找一位穷骑士联姻并非难事，因而其后代将有机会在贵族阶层内继续爬升。[3]

不过，进入这条通路首先要越过一个门槛：找到一位师傅愿意收你为徒，这样才有望在熬过学徒期后成为师傅；对于同业子弟，这自然不是个障碍，但其他人就不同了，不仅需要点运气，还要表现出潜质，那些不得其门而入者，就只能打散工，可是在劳动市场发展壮大之前，这是个完全没有保障的行当，随时可能因需求波动而丧失生计，而且散工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因为在中世纪城市，几乎所有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工种都由行会师傅及其学徒所占据，只有那些无需技能随时可换人的工作才会留给雇工。

他们的另一条出路是进入那些没有行会控制的行业，例如游走于行会垄断所不及的乡村集市，成为替人修修补补的游动小工匠，或游动小商贩（pedlar），这些被挑剩下的行当往往既辛苦又收入微薄，不过，假如你足够精明能干，加上好运气，由小商贩发达而成大富豪也并非完全不可能，11世纪芬查尔的圣戈德里基（St Godric of Finchale）出身贫寒，早年以捡拾兜售被冲上岸的失事船货为生，小有所成后加入一个商队，合伙经营海上贸易，最终拥有了自己的船队，并一度以运送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 of Jerusalem）的十字军队伍前往圣地而闻名。[4]

与商人相比，工匠的上升空间要小得多，因为手工活需要一件件亲手做，无法像商品贸易那样形成规模，虽然表现出色者也能获得体面身份，但也只是殷实而非大富，中世纪英格兰最伟大的建筑师亨利·耶维尔（Henry Yevele）在其事业巅峰期也只是位低级纹章绅士，1360年受聘为爱德华三世扩建威斯敏斯特宫时，日薪仅为一先令，相当于当时普通建筑大工平均日薪的3.4倍，小工的6倍。[5]

那些经营奢侈品的商人，因有机会直接服务于国王和大贵族，乃至成为其专职采办商，爬升速度会快得多，甚至可以免去婚姻桥梁而直接获封骑士；埃蒂安·马塞尔（Etienne Marcel）是1350年代的巴黎纺织品商人，凭其财富担任商会会长，在普瓦捷会战前后的财政困境中，法王为筹钱而召集三级会议，马塞尔被推为第三等级发言人，权盛一时，其家族跻身贵族，便是因为其父辈和岳父家作为王室代理人为其采办奢侈品并出钱出力为王家办事而获封爵位。[6]

大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家族的腾达之路是另一个颇有启示的生动案例，乔叟祖上是鞋匠（由其姓氏可推知），祖父是伦敦葡萄酒商，父亲约翰通过成功婚姻继承了一笔丰厚遗产，包括伦敦的24家店铺；经营葡萄酒等奢侈品让乔叟家得以和大贵族建立亲密关系，年轻乔叟成为阿尔斯特女伯爵伊丽莎白·德伯格（Elizabeth de Burgh）的侍从，在那里他攀上高亲，娶了伊丽莎白的侍女菲利帕·罗特（Philippa Roet），一位骑士的女儿，其父是爱德华三世妻子菲利帕皇后的侍从，因皇后第三子克拉伦斯公爵娶了伊丽莎白而从王室被带至伯格家。

这门高亲极为重要，因为罗特家另一个女儿凯瑟琳也在宫廷做侍女，并成为皇后第四子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的情妇，后来有幸扶正为其第三任妻子，而作为兰开斯特公爵，约翰是金雀花王朝晚期权势最大的贵族，也是兰开斯特王朝的开基祖，于是，经过这两门连锁高攀婚，酒商之子乔叟成了约翰的连襟，并凭借其出众才华而与约翰结为密友，成为活跃的宫廷侍臣。

在此背景下，乔叟的儿子托马斯脱颖而出，成为兰开斯特朝重要政治家，15次以骑士身份代表牛津郡出席国会，5次当选下院议长，长期担任王室大司窖（Chief Butler of England），其财力和权势帮助女儿艾丽丝在高攀婚道路上走的更远，他掏钱为女儿买下一座城堡，艾丽丝结婚三次，一次比一次嫁得高，先是一位骑士，亨利五世的好友，然后是索尔兹伯里伯爵，最后竟嫁给了亨利四世的首辅大臣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艾丽丝的孙子林肯伯爵约翰被理查三世指定为继承人，差点登上英格兰王位。[7]

帝国之伞

金字塔结构是地位分化的最自然结果，因为当人们努力往上爬时，每一层级上的竞争都只有少数胜出，因而越往上人数就越少；它和支撑权势地位的资源条件(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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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5：阶梯的构造 辉格 2020年1月15日 等级结构的稳固并未终止社会流动，人们仍有各种机会向上爬升，同时也有人向下跌落，结构稳固只是让爬升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更清晰，将社会流动变成结构自我更新延续并保持活力的一种代谢机制，而非破坏性力量；不过，在不同社会之间，爬升路径与可能性有着极大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为我们理解这些社会的不同走向提供了线索。

封建金字塔

封建制发源于军事需要，因而在其初始形态中，所有制度安排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如何维护一支技艺精专，装备良好的军队，平时有着持久可靠的财政保障，需要时可迅速动员起来投入战斗；所以每块封地都是用来供养战士的军事采邑，其持有者须随时准备好带上装备给养随从应召参战，如果采邑足够大，还要带上一支人马。 与此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决定机制也是高度军事导向的，要在权力结构中占得一席之地，你要么你有幸出身于已经取得地位的家庭，要么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并在竞技场上站稳脚跟，要么投靠一位首领，展现出才华和勇气，赢得其赏识与信任；军事导向对社会流动构成了相当大障碍，一个人积累的资源或拥有的才华若与赢得战争不存在明显关系，或关系过于间接而难以辨认，他向上爬升的空间便极为有限。 但这个障碍随着封建制的成熟而逐渐松动了，采邑保有者找出各种变通办法来履行军役义务，例如花钱雇人替自己上战场，或直接付钱给领主代替军役，当领主花钱即可招募到战士时，后一做法便逐渐流行而成为惯例，即数额固定的免役金（scutage）。 这是关键一步，假如军役不可用钱代替，那么它既不可分割（你不能让半位骑士骑着半匹马上战场），也难以转让（因为受让者可能不是合格战士，或不被领主信任），而且继承也会有困难（因为保有者死亡时可能没有成年男性继承人，或者他不是合格战士），可是既然采邑保有所产生的义务可以折算成钱，那么这些困难就都消除了，于是采邑就逐渐转变为一种财产权，封建系统的军事性质陆续被剥离，财政与司法性质则日益凸显。 对照一个没有完成上述转变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转变的意义，奥斯曼帝国从拜占庭那里学到了以军事采邑供养骑兵的做法，这种采邑（timar）只是用益权而不是财产权，持有者必须亲自服兵役才可继续保有，因而只能是男性，而且苏丹或其代理人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其收回，采邑的继承权也是不完整的，如果持有者死在战场上，那么他的前三个儿子（若是合格骑兵的话）有资格获得三份小采邑，总价值约相当于原先的一半，如果死在家里，那就只有两个儿子有此资格，且总价值打更大折扣，这种安排下，采邑显然是无法被当作一份财产来处置的。[1] 随着王权扩张，财政与司法系统成熟，骑兵地位下降，商品经济繁荣，到中世纪后期，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已被金钱“腐蚀”的面目全非，变成了史家所称的“异态封建”（Bastard feudalism），封地的司法功能也逐渐消失，变成纯粹的地产，贵族爵位只对应着社会地位和政治特权，不再包含封建义务，而只要足够有钱，迟早都能买到，这样一来，社会流动的大门就完全敞开了。 不过，上升机会的开放并不意味着封建制的作用就此消失，即便到中世纪晚期乃至近代早期，其影响依然清晰可辨：1）层层分封产生的金字塔结构保留了下来，仍在塑造着社会的分层模式，引导着人们的攀爬方向，2）源自采邑的地产权仍是确立上层地位的核心要素，其他资源虽有助于爬升，但最终还是需要变成地产，3）通往贵族之路的关键一步，往往仍需要通过婚姻来实现，这就限定了爬升的节奏与速度。 让我们以英格兰为例看看这个结构的具体组成。 首先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他们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保有的土地量，假如其土地足够养活家庭且有余，还能雇佣几位帮工和仆役，而且地产属自由保有（freehold），那他就是富裕自耕农，即约曼（yeomen）或富兰克林（franklins），在14世纪前期（即黑死病前夕），他们约占农民的1/5，若保有地产仅够维生，则是穑夫（hasbandmen），占1/3，另有约2/5农民土地不足以维生，须以出卖劳力补充，即所谓茅舍农（cottars），余下的则是完全没有土地的农业雇工或仆役。[2] 所以农民并非单一阶层，而是一个局部的小阶梯，爬升的手段就是积累地产；类似的，城市工商业是另一部小阶梯，在其中确立地位的关键，是在某个有着行会控制的行业成为有独立从业资格的师傅，有了这一资格，他便可顺着行会内的层级往上爬；得益于自由市镇制度，这一爬升机会相当可观，那些经营成功，积累了上千英镑资产的商人，有机会以行会领袖身份进入所在市镇的市议会，成为市议员（alderman），乃至出任市长，或代表所在市镇出任下院议员；对于财富水平达到这一级别的商人，找一位穷骑士联姻并非难事，因而其后代将有机会在贵族阶层内继续爬升。[3] 不过，进入这条通路首先要越过一个门槛：找到一位师傅愿意收你为徒，这样才有望在熬过学徒期后成为师傅；对于同业子弟，这自然不是个障碍，但其他人就不同了，不仅需要点运气，还要表现出潜质，那些不得其门而入者，就只能打散工，可是在劳动市场发展壮大之前，这是个完全没有保障的行当，随时可能因需求波动而丧失生计，而且散工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因为在中世纪城市，几乎所有需要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工种都由行会师傅及其学徒所占据，只有那些无需技能随时可换人的工作才会留给雇工。 他们的另一条出路是进入那些没有行会控制的行业，例如游走于行会垄断所不及的乡村集市，成为替人修修补补的游动小工匠，或游动小商贩（pedlar），这些被挑剩下的行当往往既辛苦又收入微薄，不过，假如你足够精明能干，加上好运气，由小商贩发达而成大富豪也并非完全不可能，11世纪芬查尔的圣戈德里基（St Godric of Finchale）出身贫寒，早年以捡拾兜售被冲上岸的失事船货为生，小有所成后加入一个商队，合伙经营海上贸易，最终拥有了自己的船队，并一度以运送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一世（Baldwin I of Jerusalem）的十字军队伍前往圣地而闻名。[4] 与商人相比，工匠的上升空间要小得多，因为手工活需要一件件亲手做，无法像商品贸易那样形成规模，虽然表现出色者也能获得体面身份，但也只是殷实而非大富，中世纪英格兰最伟大的建筑师亨利·耶维尔（Henry Yevele）在其事业巅峰期也只是位低级纹章绅士，1360年受聘为爱德华三世扩建威斯敏斯特宫时，日薪仅为一先令，相当于当时普通建筑大工平均日薪的3.4倍，小工的6倍。[5] 那些经营奢侈品的商人，因有机会直接服务于国王和大贵族，乃至成为其专职采办商，爬升速度会快得多，甚至可以免去婚姻桥梁而直接获封骑士；埃蒂安·马塞尔（Etienne Marcel）是1350年代的巴黎纺织品商人，凭其财富担任商会会长，在普瓦捷会战前后的财政困境中，法王为筹钱而召集三级会议，马塞尔被推为第三等级发言人，权盛一时，其家族跻身贵族，便是因为其父辈和岳父家作为王室代理人为其采办奢侈品并出钱出力为王家办事而获封爵位。[6] 大诗人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家族的腾达之路是另一个颇有启示的生动案例，乔叟祖上是鞋匠（由其姓氏可推知），祖父是伦敦葡萄酒商，父亲约翰通过成功婚姻继承了一笔丰厚遗产，包括伦敦的24家店铺；经营葡萄酒等奢侈品让乔叟家得以和大贵族建立亲密关系，年轻乔叟成为阿尔斯特女伯爵伊丽莎白·德伯格（Elizabeth de Burgh）的侍从，在那里他攀上高亲，娶了伊丽莎白的侍女菲利帕·罗特（Philippa Roet），一位骑士的女儿，其父是爱德华三世妻子菲利帕皇后的侍从，因皇后第三子克拉伦斯公爵娶了伊丽莎白而从王室被带至伯格家。 这门高亲极为重要，因为罗特家另一个女儿凯瑟琳也在宫廷做侍女，并成为皇后第四子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的情妇，后来有幸扶正为其第三任妻子，而作为兰开斯特公爵，约翰是金雀花王朝晚期权势最大的贵族，也是兰开斯特王朝的开基祖，于是，经过这两门连锁高攀婚，酒商之子乔叟成了约翰的连襟，并凭借其出众才华而与约翰结为密友，成为活跃的宫廷侍臣。 在此背景下，乔叟的儿子托马斯脱颖而出，成为兰开斯特朝重要政治家，15次以骑士身份代表牛津郡出席国会，5次当选下院议长，长期担任王室大司窖（Chief Butler of England），其财力和权势帮助女儿艾丽丝在高攀婚道路上走的更远，他掏钱为女儿买下一座城堡，艾丽丝结婚三次，一次比一次嫁得高，先是一位骑士，亨利五世的好友，然后是索尔兹伯里伯爵，最后竟嫁给了亨利四世的首辅大臣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艾丽丝的孙子林肯伯爵约翰被理查三世指定为继承人，差点登上英格兰王位。[7]

帝国之伞

金字塔结构是地位分化的最自然结果，因为当人们努力往上爬时，每一层级上的竞争都只有少数胜出，因而越往上人数就越少；它和支撑权势地位的资源条件分布也是自然吻合的：从地方社区（无论是以掠夺、贡纳、税收或租金的方式）获取的有限资源只能支持小权贵，更大权贵只能由更广地域的资源支持，而后者的数量当然更少。 但是金字塔结构并不适合用来维持一个像多元文化帝国那样的大型集权政体，因为处于金字塔尖的最高统治者，其权势地位与次级权贵过于接近，因而很容易受到后者的挑战，他随时面对着一群虎视眈眈蠢蠢欲动的权位觊觎者，而当其中一些联合起来时，其力量便可能压过他，同样问题也存在于金字塔的其他层级上。 所以任何帝国的创建与维护者都不得不持续的压制权力结构的金字塔化这一自然倾向，这些努力产生的是一种伞状结构：一根根辐条从最高权力处伸出去，成为统辖一方的次级权贵，以取代或压制那些自下而上成长起来的地方权贵，和金字塔结构中地位相当者不同的是，这些辐条没有自己的权力根基，其权势完全来自中央的委托，而且委托随时可以被撤回；与此同时，局部的小金字塔仍被允许存在，但高度将严格受限，以确保即便爬到顶的那些人，其实力也远远不足以挑战最高权威。 奥斯曼帝国是伞状结构的一个成功案例，在王朝的前几代，也曾有过在兄弟和诸子间分疆裂土的尝试，但苏丹们很快发现，自己的兄弟才是他们最需要提防的挑战者，在帝国前期的两百年历史中，几乎每次继位都由一场兄弟间内战来完成，胜出者杀光所有兄弟，这种局面下，他们显然不会再把次级权力委托给王族成员，或既有的权势家族，或任何可能建立独立权力根基的人，或者那些在委托代理关系之外拥有某种合法性资源的人。[8] 最没有上述种种隐患的人，就是奴隶了，奥斯曼大概是历史上最全面贯彻奴隶治国方针的帝国，苏丹政府每年搜罗数千名十来岁的男孩充当苏丹的家奴，其来源起初是对外劫掠与战争中掳获人口的政府抽成，后来当帝国疆域稳定下来，这一来源萎缩，于是转而通过血税制度（Devshirme）从帝国境内（特别是巴尔干）的基督徒人口中按40户抽一的比例征集；征集官会从每批男孩中选出少数长相端正的，送入宫廷接受教育，其余则分派到一些土耳其农民家庭中做奴工，好让他们学会土耳其语，并养成吃苦耐劳的品格，七八年后召回，加入禁卫军团（Janissaries）。[9] 这些奴隶便是帝国用来构造国家机器的螺丝钉，禁卫军团是帝国最精英的部队，在很长时期内也是唯一的职业常备军，其中表现出色者常有机会外放为行政官员，甚至出任行省总督，而那些被选入宫廷的孩子更是前途无量，他们得到帝国最好的教育，学习通俗土耳其语（这是帝国精英层的通用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古兰经，掌握文书，行政，法律和军事知识，接受射击，投枪，骑术和摔跤等军事训练，此后，他们或留在宫内充当侍从，或按其专长担任各部门或各行省的官员，或者成为皇家清真寺的伊玛目。[10] 苏丹们信任和重用这些御用奴隶的动机不难理解，他们从小就被拔离了社会根基，斩断了家族，亲戚，邻居，发小等一切关系纽带，离开苏丹的宠信便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资本可以依靠，退役之前甚至不许结婚，于是只能一心为苏丹效劳，这是为帝国之伞制作辐条的最理想材料；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御用奴隶逐渐取代其他来源的传统权贵，占据了国家机器中从普通官僚到行省总督的大部分位置，自从1453年钱达尔勒（Chandarli）家族失势之后，他们更常有机会登上大维齐尔（Grand Vizier）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高位。[11] 作为集权手段，血税制度相当成功，可是它带来了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有才华有野心力争上进的人，一条重要的上升通道被堵死了，因为血税是按人口比例抽取的，与个人如何努力，积累了多少资源，都没有关系，而且血税大多来自基督徒社区（早期主要来自巴尔干），构成帝国人口主体的穆斯林反而与之无缘（至少在血税制度被腐蚀之前）。 确实还有很多局部的小金字塔可供攀爬，例如工商业行会，保留自治地位的部落，和按教派划分的自治群体（millets），可是它们的高度都十分有限；还有两类未被帝国之伞完全取代的局部等级结构，一是在奥斯曼扩张初期产生的一批边疆领主（marcher lords），二是一些征服过程中因及时归顺而未被消灭的小政权，它们与帝国保持了一种封建性质的关系，不过两者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都不高，顶多相当于二级辖区——旗（sanjark）。[12] 重要的是，位于这些小金字塔顶端的人，是没有机会再往上爬的，相反，他们还是戒备和压制的对象，其权势随着帝国稳固而日益削弱（就像汉王朝巩固之后便开始削藩一样）；甚至与苏丹联姻这条路也走不通，因为奥斯曼继承制度中没有嫡庶之分，奴隶生的儿子和妻子所出享有同等身份和继承权（这一点上他们继承了阿拉伯传统），事实上绝大多数苏丹的母亲都是奴隶，所以通过与皇室联姻让后代登上大位的机会极为渺茫。

官僚叠床

自秦以来，中原的统治者们便长期致力于集权帝国的建设，而既然要集权，就离不开权力之伞，以官僚取代公卿，以郡县取代诸侯，便是其中一部分；不过他们并没有走上奥斯曼那么纯粹的路线，他们选取辐条制作材料的来源，并未完全脱离常规的精英产生机制，唐以前，下层官僚主要来自察举，上层高官则更多出于当权者的赏识与宠信，还有皇族或勋贵背景，或来自旧臣豪族的裙带支持，或基于战功政绩的晋升，从唐代开始，科举日益成为更主要的来源，但从未彻底取代其他途径。 无论是举荐，门第或裙带，都可以被既已在等级结构中立足的人用作将地位传递给下一代，并争取让他们更上一层楼的手段，在察举制中，虽然没有直接的父子承袭，但家庭财富，家学传统，家族势力，以及前辈任官所产生的各种社会资本，皆可派上用场，即便在更多依靠个人能力的科举制中，财富也至少可以帮你买到一张入场券。 实际上，只要接近权力的通道是竞争性的，而不像血税制度那样刻意绕开各种竞争机制，直接从下层盲目抽取，那么，既有权贵已经积累的资源就总是会有用武之地，帮助后代继续爬升；可是这样一来集权体制就很难安稳，统治者总是面临次级权贵的潜在威胁，一个权势家族存续越久，便越倾向于成为独立的权力中心，他们之间往往还会通过婚姻纽带结成互助共进的集团，逐渐将一些利益地盘变成他人无从染指的禁脔；这种威胁，以及克服它的种种努力，贯穿着中央帝国兴衰分合的整个历史。 当权者应对威胁的一个办法，是定期发动一场清洗，将那些看起来最可能成为下一位挑战者的权贵除掉，换上一些根基较浅的新人，但这么做的风险也不小，特别是在权贵裙带网已经织就之后，清洗可能触发激烈的连锁反弹，弄不好洗掉的就是自己，所以往往在当权者意识到有必要来一场清洗时，已经太晚了。 更温和稳妥的做法是不断制造新伞，每当一部旧官僚机器被常规地位竞争机制捕获，官僚们扎下自己的权力根基，皇帝（或以他为傀儡的最高当权者）就会另起炉灶，用一批缺乏根基的亲信来监督控制旧权贵，推行其政治意志，强化帝权和中央集权，这一点我们从帝国官制的演变历史中可以看的很清楚，内廷近臣取代外廷朝官，然后逐渐变成新的外官，接着又被新的内官取代，是贯穿该历史的一条主线。 汉武帝起先以尚书（一种相当于秘书的低级文官）削夺丞相的职权，随着尚书地位上升，又以中书（属于可出入内宫的宦官）部分取代其职能，东汉时，尚书已变成外官，有了自己的衙门（尚书台），到隋唐，尚书省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支，于是皇帝开始更多倚靠中书省这把新伞，到元代，中书省已将尚书省完全排挤，成为新的外廷，明代废掉了中书省，并造出两把新伞：用于施政的内阁大学士，和用于监控的厂卫，即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这一串厂卫本身也是以新伞代旧伞的产物），满清延续了历代造伞传统：先是康熙的南书房，后是雍正的军机处。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地方政府的演变史中，常任地方官一再被中央派出的监察巡视官取代，当后者变成常任官后，又被新的巡视官取代；刺史在汉文帝时只是不定期派出的巡视钦差，武帝时成了有固定监察区（州）、每年（后半年）定期出巡的常规制度，但其职权性质仍为监察，其品秩（六百石）也低于其监察对象太守（两千石），然而到东汉，刺史已变成有固定任所的地方官，无须每年回京报告，相应的，州也成了一级政区。 在唐代，刺史职权被新的巡察官挤压，起先是按察使（后改名采访使和观察使），后来是权力更大的节度使（通常兼任观察使），相应的，他们的巡察区（道）也变成了位于州之上的一级政区；宋代朝廷似乎认识到了任何伞最后都难免扎根自立，因而索性将地方行政分置于四把伞之下，其一级政区（路）没有长官，职权由转运，刑狱，常平，安抚四司分担，元代的行省从其全名（行中书省）即可看出，原本是个派出机构，最后也变成一级政区，明代继承了宋代四司中的三个（未包括负责市场干预和管制的常平司），但又造了巡抚这把新伞，起初也是巡察官，到晚明变成了省的长官。 历经两千多年的修补打磨，帝国的集权技术日益纯熟精到，特别是科举制成熟之后，高频率人员更替变得更容易，到宋代，任职回避，频繁调动，超短任期，都已成为常规（宋代地方官平均任期只有约一年半），权贵越来越难在地方扎下根，这大概解释了为何清代在地方行政上完全沿袭明制，没有再创造新伞（不过康雍两朝建立了密折制度，令地方官相互监督揭发，起到了和巡察官类似的效果）。 和奥斯曼相比，像这样持续推陈出新，叠床架屋的做法，虽然劳心费力，但确实在维持集权的同时，给社会精英留出了向上爬升的机会，也因此而赢得了他们对体制的效忠，可是它也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权者必须不断破坏游戏规则，剥夺消灭从游戏中冒尖的大赢家，适时打破任何正在浮现的，对最高权力的任意运用构成羁绊的惯例和传统，才能维持其集权地位，这就使得权力竞争绝无可能导向一种宪政结构，竞争中积累的资源也不会变成任何有制度性保障的权利。 结果是，地位竞争的焦点始终聚集在如何谋取和经营权力上面，一切努力都围绕着如何接近权力，如何在权力结构中取得有利位置而展开，因为只有当权利（特别是财产权）有了可靠的制度性保障时，人们才会安心的退出权力角逐而专注于一门他所擅长的事业，否则，任何创造与积累都可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甚至惹来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尽管泱泱帝国历代才俊辈出，可是（至少在中高层）他们的智慧，才华，精力，资本，大多被消耗在了权力角逐上，越是上层越是如此。

士族的兴衰

我们不妨来看看，在这种格局下，典型的地位爬升是如何实现的。 对于最下层，努力的方向和其他农业文明没有多大不同：勤勉耕作，审慎经营，尽力积累家产，最好是土地；然而一旦成为当地排的上号的富户，就必须开始考虑安全问题，因为丰厚家产会招人眼红，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环境中，很容易以各种方式被侵夺，例如以重罪诬陷相讹诈，虚构契约，强制捐纳，额外摊派赋役，强行征用等等，为躲避这些风险，你不得不寻求某种政治保护。 一条出路是贿赂巴结某位权势者，让他成为你的庇护人，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势根基，你在这种交易关系中的议价能力就非常弱，对方可能不断提高要价，直至榨干你的油水，所以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最好是让自己家人做上官，为此你至少需要让一部分孩子（或更有潜质的近亲）接受教育，以便谋得一官半职，当然，在此环节上，贿赂和捐纳也都可派上用场。 当你有了起码的安全，并积累了更多财富之后，下一步便是生活方式的升级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奢侈消费和豪华家当，首先你的家人必须全部脱离体力劳动，其次你的孩子都得接受教育，而且这种教育不再只是学会读写算术等担任低级官僚所需实用技能，而是要习得整套高雅文化，以便跻身上流而不遭鄙视，这也是与旧贵联姻的前提条件，而被接纳进他们的通婚圈是确立上层地位的关键。 如此你便进入了士大夫阶层，有资格做官（而不只是吏），并沿着官僚阶梯继续爬升了，官位不仅是为已积累的财富提供保护，本身也是财富的来源，爬得越高，收益越丰厚，于是，一旦踏入士大夫轨道，其他事业便失去了吸引力，官位成为一切努力的中心。 可是，围绕官位的地位竞争带给参与者一个问题：官位不是世袭的，一个家庭也很难保证几代人连续出任高官，况且集权帝王会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好不容易赢得的地位怎么延续下去呢？士大夫们找出的办法是构造裙带互惠圈，虽然特定官职不能直系继承，但一个紧密合作的大家族完全可能通过相互举荐和提拔而确保在每一代中都产生一位或更多达到某个级别因而能提供足够保护的官员，假如若干大家族经由持续通婚而结成联盟，那就更加保险。 在帝国早期，对于新近发达的大户，当地郡县的佐贰掾吏是进入权力系统的最佳入口，朝廷任命的郡县长官都是单车赴任的光杆司令，僚属须从当地征辟，于是这些职位很自然就被本地大户占据；[13] 由于任期有限的外来长官很难弄清当地事务（经常连语言都不通），大部分日常职权实际上都落入了这些掾吏手中，成为他们保护家族利益的有力工具。 豪族与地方政府的这一关系引出了一种倾向：宗族组织的地理边界往往和郡县区划相重合，因为这样可以集中裙带资源，优先确保在当地衙门中始终拥有自己人，而一旦这样的地位确立，他们的后代也倾向于留在同一郡县中，以便继续享受政治保护，所以自汉代以降，宗族谱牒也都按郡属编纂，此后即便迁徙离散，郡望始终是他们相互识别认可的核心标志，永嘉南渡时，为保持裙带网完整无损，众多士族不仅举族共迁，甚至把他们所在的旧郡县名号和行政结构也一起搬到了南方，在当地郡县中嵌入了一大批侨置郡县。 在地方衙门站稳脚跟后，掾吏还可通过察举制向上爬升，进入中央政府，那些有幸在京都升为高官或被外放为郡县长官的人，将有机会利用其权力进一步壮大家族声势，包括辟召和举荐更多子弟登上仕途，而且此类徇私可以在裙带网中的合作家族之间交叉进行，因而更加隐蔽而可靠，那些连续多代将成员送上高官位置的家族，便从地方豪族上升为士族，例如博陵崔氏在东汉连续五代至少七位族人出任朝官，其中四人为两千石以上高官，由此确立了其士族地位。[14] 如同任何合作互惠圈子一样，裙带网若要有效工作，其规模必须足够小，否则不仅成员间关系密度会降低，对有限官位的竞争也必将激化，最终撕裂裙带联盟，所以随着士族人口蕃殖，以及新兴大族的加入，联盟需要不时的将一些成员排除出去，而且他们不像封建制中的贵族那样，可借助单系继承来做到这一点，这不仅是因为官位不能直接继承，而且预先无从知晓新一代子弟中的哪一位，或家族的哪个分支，将在下一轮官位竞争中最具优势，假如按某种类似于长子继承制的固定规则自动排除部分成员，那就很可能排除掉了最有潜力给家族增光添彩的子弟，或者最可能为裙带网贡献新鲜活力的新兴家族分支。 事实上，士族们找到的是一种可称为“沙龙评议”的筛选机制，他们经常在一些望族领袖的家中举办清谈沙龙，清谈内容大致分两类，一是玄谈，即专门高谈阔论各种高深玄奥的话题，人们通过这些场合观察各家族子弟展示出的机智，口才，气质和风度，继而对他们的才能做出评价，交换看法，最终在他们之中分出优劣高下，二是清议，人们依照儒家标准（即所谓名教）对当地人物的言行举止做出道德评价，并据此形成对这些人物之人品高低的集体意见。 这些沙龙活动看似清雅淡泊，远离俗务，实则背后有着直接明了的功利动机：通过才艺展示，玄谈清议和人物品鉴，预先为狭窄的举荐入仕通道进行初筛和排序；正因此，从东汉到魏晋，随着士族势力的壮大，清谈玄学和品评人物的风气也日渐炽烈，清谈主题也变得越发玄奥，易经和老庄因其晦涩难懂尤其受欢迎，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佛教走出了侨民社区，开始被中国士大夫接受，成为热门的玄谈主题。[15] 士族对官位的垄断能力取决于他们和帝权之间长期拉锯战中的实力对比，即他们能多么迅速有效的捕获帝国中央制造的每把新伞，这一能力在魏晋时期达到巅峰，曹魏的九品官人法便是对士族地位的官方认可，它不仅承认士族对官位的垄断特权，还接受了士族之间经由权势积累和相互品鉴评议而形成的优先级排序，朝廷委派的中正只是将乡议结果正式纳入统一的九品阶序，成为“乡品”，它决定了一位士族子弟的起家官品（大致规律是，起家官品=乡品+4，例如乡品二品者，通常以六品官起家），也就是说，士族被允许把占通往官场的入口，并自行排定等级，而朝廷则保留从他们中挑谁担任哪个职位，以及让谁提升的更快的决定权。[16] 到唐代，帝国的再次统一和集权能力的恢复，逐渐削弱了士族势力，科举取士成为另一条上升通道，不过那时有资格参加科举的也都是士族，他们被剥夺掉的并不是入场券，而是自行排定等级的资格，直到唐末战乱中，士族才被彻底消灭，此后千年中，贵族作为一个阶层已不复存在，上层仍可凭借财力帮助后代爬升，裙带资源也还可以派上一些用场，但他们的垄断地位已被打破，随着印刷业发展，书籍成本下降，科举通道日益拓宽，除最底层之外皆有机会进入。

种姓阶序

印度的种姓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等级系统，就社会流动而言，它和其他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流动的单位不是个人或个体家庭，甚至不是家族，而是若干家族组成的内婚群——阇提（Jati），个体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种姓身份，只能随整个群体实现地位升降。 在提到印度种姓时，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四大瓦尔纳（varna）——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他们各自被分配的社会角色：祭司，武士，农民或商人，奴仆；[17] 这一划分或许包含了一点历史真实性，因为基于瓦尔纳的种族渊源，雅利安人作为征服者而成为高种姓，并占据那些更高贵，更有权势，经济上更可靠的职业，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瓦尔纳与职业的对应关系即便在早期果有其事，也不可能长期保持不变，因为各职业的人口比例由经济结构决定，而种姓作为血缘群体，其人口规模难免消长不居，往往地位越高，规模膨胀越快，在现代印度，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的人口比例约为5:4:2，让2位农民养活5位祭司和4位武士，显然不可能，事实上许多婆罗门已非常贫穷，从事的职业也五花八门，甚至不乏以乞讨为生者。[18] 实际上，瓦尔纳只是衡量种姓贵贱的坐标系，种姓在现实中的组织单元是阇提或其分支，这是一种仅有数千人规模的小型内婚群，英治时期的印度约有2亿人口，50万多个村庄，3000多个阇提，遵循着各自的洁净规范，每个阇提有若干分支，共形成9万多个内婚群，每个内婚群只覆盖相邻的几个村庄；原则上，婚姻关系只能发生在来自同一内婚群的男女之间。[19] 内婚群之所以分割的如此细碎，是因为阇提（及其分支）处于持续不断的分化之中，每当一个阇提的部分家庭经济状况改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便不甘于继续和其旧伙伴共享同一种姓身份，为此他们将发起一场改头换面的升级行动，脱离出去另立阇提，不再与旧伙伴通婚，并宣布执行更严格的仪式标准和洁净规范，例如奉行素食，戒酒，佩戴圣线（yagyopavita），禁止寡妇再嫁等等。[20] 分化也可以相反的方式发生，出于种种现实困难，总有些成员难以奉行本阇提的规范：在容许的职业清单里找不到谋生出路，太穷娶不到本阇提妻子，只能娶低种姓女性，寡妇无力独自抚养孩子因而不得不再嫁，贫穷也会妨碍一个人遵循饮食起居上洁净标准的能力，假如失范行为是个别而偶发的，阇提长老可通过潘恰雅特（panchayat）之类的权威机构予以惩戒和矫正，或将当事人开除。[21] 可是，更多失范是系统性的，那是经济结构与人口消长之间非对称性的必然后果，高地位种姓的人口膨胀必定会导致其部分成员经济状况恶化，社会地位下降，难以奉行礼仪标准，当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时，那些仍能坚守规范的成员不得不和他们划清界线，另立阇提，否则自身的高贵身份将变得可疑，许多婆罗门种姓就认为其他婆罗门因娶了低种姓妻子或不执行严格素食而不如他们纯粹高洁，强调纯粹性的一种说法是宣称自家阇提乃“七代纯血婆罗门”。[22] 由此可见，种姓等级结构和隔离制度实际上是众多小群体竞争社会地位的结果；出于历史原因，婆罗门的高贵地位已广受认可，而且作为传统上的祭司阶层，多数经文编纂和解释者都出身于婆罗门，这让他们占据着左右舆论的有利地位，将所在阶层置于仪式等级的最高位置，在此背景下，那些有能力向上爬升的阇提，总是在礼仪标准上尽可能向婆罗门靠拢，这一倾向更加强化了婆罗门那套洁净观念的影响力，越来越多人用它来指导言行举止，社会学家将此过程成为梵化（sanskritization）。[23] 不仅如此，那些新近完成升级，急欲和旧伙伴拉开距离的群体，还会添油加醋，往禁忌清单里加入一些恰好能将他们和旧伙伴区分开的新成分，因而推动标准竞相升级，令体系变得无比庞杂，例如印度农村臭名昭著的娑提风俗（Sati，即鼓励或强迫新近丧夫的寡妇自焚殉夫），很可能就是此类地位攀比的结果，原本婆罗门只有守寡的规定，并不要求寡妇殉夫，但那些新升级阇提急需一种曝光度高，效果震撼的宣示手段，还有什么能比焚烧活人更令人印象深刻呢？在家沐浴吃斋外人可看不见。[24] 要理解这一独特的集体升降机制，还须回到次大陆的政治形态，印度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政治发育度低，虽然很早便有了国家，间或还会形成大帝国，也有过一些强势帝王，但多数时期都处于高度分裂状态，即便疆域辽阔的国家，统治也很不稳固，权力体系向下延伸的程度十分微弱；英治末期，印度有着数千个大小土邦（princely states），其中得到殖民当局承认的就有565个。[25] 印度的国家形态既不像集权帝国，也不像封建制，似乎更接近于东南亚所流行的曼陀罗政体（Mandala），大小君主们更多将国家疆域视为可从中汲取贡赋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一份需要下工夫治理的产业，各势力圈之间缺乏明确稳定的边界，所以也就无需操心去建立一套结构丰满功能齐备的官僚系统，或许正是因此，印度的邦国很少留下表明其政权正在运行的文献资料，比如有关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记录，这一点也令研究印度的历史学家大为头疼。[26] 概言之，从政治上看，印度更像一个酋邦林立的部落社会，而不像成熟国家，可是从经济和文化上看，它又是高度发达的成熟文明，有着精细分工，财富积累，以及足以拉开雅俗差距的书面文化和精致艺术，因而为地位竞争创造了足够空间与手段，然而分散、浮浅薄弱和不稳定的上层权力结构未能创造出一部可供攀登的阶梯，在印度，我们见不到任何与日耳曼封建系统或中国官僚士大夫效果相当的东西，个人看不到一条清晰可辨、阶序分明、稳定可期的地位爬升路径，于是竞争焦点集中于地方社区，历史上，自我治理的村庄共同体也始终是印度社会最稳固的结构单元。 地方上的地位竞争表现为持续不断的种姓分化，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名为贾吉曼尼体制（Jajmani system）的支配-依附结构，村庄中占有土地的种姓处于支配地位，其他种姓以提供与其身份相应的专业服务而依附于前者，这一关系累世相传，分工与交易伙伴被固化在依附结构之中，取代了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关系，参与各方以牺牲效率换取生存保障和洁净安全感，在此体制中，个人凭借才能和努力实现地位提升的机会十分渺茫。[27]

神圣阶梯

在基督教世界，除了世俗等级结构，还存在一部教会的神职阶梯，和封建金字塔相比，其形态更接近于集权帝国的官僚层级系统，而且层次十分丰富，从底层的修道士和教区牧师，到顶层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大概有十几二十层。 这个结构是教权长期扩张的结果，早期基督教会是个较为平等的松散组织，成员多为城市中产阶级，[28] 各地教会互不统属，各自推举其长老或主事者，[29] 到罗马帝国中期，随着教众规模扩大，教派竞争加剧，主教地位才开始上升，其权力也得到强化，这一转变与战争强度提高催生领袖人物（见第1章）颇为神似。[30] 公元313年的米兰敕令（Edict of Milan）之后，教会渐获官方地位，得到国家权力支持，出于平息教派纷争的考虑，君士坦丁刻意选择支持有着层级化权力结构的大公教会（Catholic Church），同时，教会作为合格法人接受遗产捐赠的法律地位也得以确立，于是大量财产涌入教会，[31] 380年的塞萨洛尼卡敕令（Edict of Thessalonica）进而将基督教立为国教，许多罗马贵族为迎合皇帝态度而加入教会，五世纪，当帝国行将就木之际，旧贵族更全面皈依基督教，指望他们所继承的希腊罗马精英文化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在失去帝国庇护之后能在教会组织中继续存在。[32] 这一策略相当成功，贵族的大批加入让基督教精英化了，教士成为继承了希腊罗马传统的知识阶层，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教会都是全欧洲知识阶层的主要组织平台，也是唯一能持续批量产生能读会写、谙熟拉丁文、因而能在全欧交流无碍的知识分子的机构，而教会内部的层级结构因而也成了地位爬升的另一部阶梯。 不过，在中世纪前期，由于贵族几乎垄断了所有高级神职，低级教士的爬升空间有限，这部阶梯的上半段须以贵族出身为起点；墨洛温朝的大贵族似乎将捐建修道院作为继续保有家族财产的另一种方式，修道院长通常来自捐建者家庭。[33] 贵族与地方教会的这种联合在整个法兰克帝国内形成了一种地方抗衡皇帝权威的局面，伯爵与主教们相为犄角，构成了足以自我维持的统治机器，主教区和修道院也被纳入封建系统之中，[34] 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长甚至亲自披挂上阵，为其领主战斗。[35] 从加洛林朝后期开始的历次改革运动，旨在将教会从封建系统中拉出来，成为更神圣更独立更集权的组织，到中世纪盛期，这些改革已颇显成效，亨利二世和他儿子约翰王都曾与教廷发生激烈冲突，最终都以国王认输妥协收场，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改革被视为上述进程的转折点，此后，众多出身寒门的教士都有机会登上高位，包括不少教皇，例如约翰二十二世，本笃十二世，乌尔班六世。[36]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Colin Imber (2002)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ch.5. [2] Jeffrey L. Forgeng & Will Mclean (2008) Daily Life in Chaucer's England, ch.2. [3] Ian Mortimer (2010) ch.2. [4] Henri Pirenne (1927) 《中世纪的城市》，第5章；Wikipedia: Godric of Finchale. [5] Wikipedia: Henry Yevele；当时的一般工资水平，见Christopher Dyer (1998) ch.8, Table 18. [6] Barbara W. Tuchman (1978) 第7章； [7] Gregory Clark (2014) The Son Also Rises, ch.4; Wikipedia: Geoffery Chaucer, Philippa Roet, Thomas Chaucer. [8] Colin Imber (2002) ch.2. [9] Colin Imber (2002) ch.3. [10] Colin Imber (2002) ch.4. [11] Wikipedia: List of Ottoman Grand Viziers. [12] Colin Imber (2002) ch.5. [13] 宫崎市定 (1956) 《九品官人法研究》，第2篇第1章。 [14] Patricia B. Ebrey (1978) 《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第3章。 [15] Erik Zürcher (1959) 《佛教征服中国》，第2，3章。 [16] 宫崎市定 (1956) 第2篇第1章。 [17] Wikipedia: Varna (Hinduism). [18] 尚会鹏 (2001) 《种姓与印度教社会》第2章。 [19] 有关数据取自Wikipedia: caste system in India#During British rule (1857 to 1947)；阇提的内婚规则有两个特点：1）对初婚更严格，2）对顺婚比对逆婚更宽容，前者虽然也被视为不可取，但不会像后者那样遭受最严厉惩罚（通常是除籍），顺婚（anuloma-hypergamy）是指高种姓男性娶低种姓女性比宽容，逆婚（pratiloma-hypergamy）则是高种姓女性嫁给低种姓男性。 [20] 许烺光 (1963) 《宗族·种姓·俱乐部》第5章，Louis Dumont (1966) 第9章，尚会鹏(2001) 第6章。 [21] 有关潘恰雅特的功能，见Louis Dumont (1966) 第8章。 [22] “七代纯血婆罗门”的说法源自《摩奴法典》，见尚会鹏(2001)第2章。 [23] Louis Dumont (1966) 第9章第94节。 [24] 有关娑提的可能起源，见Veena Talwar Oldenburg, "The Continuing Invention of the Sati Tradition", in John Stratton Hawley (1994.ed) Sati, the Blessing and the Curse, ch.5. [25] Wikipedia: Princely state. [26] 有关曼陀罗政体，见Wikipedia: Mandala (political model)；有关东南亚政体的特点，见Nicholas Tarling (1992.ed) 《剑桥东南亚史》第7章。 [27] 有关贾吉曼尼体制，见Wikipedia: Jajmani system，尚会鹏(2001)第2章第2节，第5章第2节。 [28] Rodney Stark (1996)《基督教的兴起》，第2章。 [29] Williston Walker (1969)《基督教会史》，第1部分第9章。 [30] Williston Walker (1969) 第2部分第11章。 [31] Williston Walker (1969) 第3部分第1章。 [32] John McManners (1990.ed)《牛津基督教会史》，第2章。 [33] Yaniv Fox (2014) Power and Religion in Merovingian Gaul. [34] John McManners (1990.ed) 第2章。 [35] Ian Mortimer (2010) ch.2. [36] Wikipedia: Pope John XXII, Pope Benedict XII, Pope Urban VI.  
上帝的新牧场#4：鸿沟的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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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7-23 09:25  阅读(4,843)  评论   分类：未分类        

上帝的新牧场#4：鸿沟的加深
辉格
2018年11月28日

阶层结构一旦形成，底层之上的各阶层就会竭力阻止其他人进入自己的阶层，这是因为每个阶层都是一组生态位，每个生态位对应一种特定谋生手段，已经占据某一生态位的人，当然希望竞争者越少越好，新人的涌入会让他们已经为适应该生态位而积累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声誉和关系等社会资本，还有借以索贡征税的权力资本——贬值，在这一点上，阶层隔离的努力，和现代工会或中世纪行会设置各种壁垒阻止竞争进入，动机并无不同。

问题是怎么做到，现代工会有着良好的组织，以及借助现代通信和传媒工具而获得的强大动员能力，有些甚至还有武装纠察队，可是这些条件在古代都是不存在的，那样的话，也就难以避免搭便车的问题，即便同一阶层的人都意识到树立壁垒的好处，谁会有激励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等着别人去做，自己坐享其成呢？况且就算有人愿意，阶层只是个特征群体，而不是个具有执行力的组织，又如何让壁垒真正起到隔离效果呢？

地位的神化

对于社会顶层，上述问题并不严重，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容易协调行动，并拥有执行隔离措施所需要的强制力（也正因此他们才成为统治者），例如，他们可以将那些王家或贵族用来彰显地位的仪式，名号，器物，服饰，发型，车舆，建筑式样，甚至颜色，划为禁脔，禁止他人使用，也可禁止平民携带武器，供奉某些神灵，进入神庙的核心区域，或祭祀若干代以上的祖先。

为拉开与平民的距离，一种常见做法是编织一个有关其祖先和家系的起源神话，把他们自己描绘成某位主要神灵或神话英雄的直系后裔，从而将其贵族血统神圣化，或至少抬高所在家系在口述传统中的地位，以便和普通人区分开来。[1]

这项工作无须从空白开始，几乎所有人类群体都拥有一套起源神话，解释世界秩序如何创生，人类由何而来，以及从始祖到在世者的大略谱系，当不同族群融合成更大社会时，那些主导融合过程的优势群体，自然会将本族神灵放到神谱中的更高位置，将本族血统与更高神灵联系起来，将更多更重要的英雄纳入本族家谱，之前介绍的马楠布人的仪式性斗嘴（见第1章），已为我们展示了此类努力的一种早期形式。

贵族对其地位的神化是上述过程的自然延续，只是受益者从氏族或部落转向了贵族阶层，同时，由于贵族实力之雄厚，其中所涉及利益之重大，以及首领之间竞争之激烈，让这些努力的规模和力度都有了巨大提升。

首先是抬升特定神灵的地位，其指导思想和凡界雷同：假如你想让自家孩子（或宠物）显得高贵，就给他吃最好的食物，穿金戴银，住最豪华的房子，以及迫使（或用好处诱使）旁人表现出恭敬，这些在神界分别对应着祭品和牺牲、神像、神庙，以及崇拜仪式；要产生最佳效果，为神准备的消费活动须给人深刻印象，具有震撼力，令人心生敬畏，恢宏建筑，威严塑像，大量屠杀牺牲的血腥场面，以及使用致幻剂诱发的狂迷状态，都是常用手法，唯有这些日常生活中见不到、似乎违背了自然律的事情，方可摄人魂魄，让观众不得不相信某种神秘力量在起作用。

其次是修家谱，在无文字时代，家谱（至少其中显要环节）需要在公开场合反复重申，这就迫使在场者表态，要么默认，要么冒着被打击的风险提出挑战，此时贵族权势又派上了用场，他们有能力经常举办宴会和仪式，而出席者或碍于传统互惠义务（吃了人家的嘴短），或出于讨好巴结动机，或慑于其权势，更可能选择默认或附和。

记录和展示家族历史的另一种形式是为祖先修建有着显著地面结构的坟墓，比如金字塔，或欧洲流行的巨石墓，最好组成排列有序、标记分明的家族墓园，或在宗庙里保存祖先的颅骨，或者像西北海岸努特卡人（Nootka）那样，将摹刻祖先形象的木雕陈列在祠堂中，[2] 若是多的放不下，也可简化成中国式牌位，当然，这(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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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新牧场#4：鸿沟的加深 辉格 2018年11月28日 阶层结构一旦形成，底层之上的各阶层就会竭力阻止其他人进入自己的阶层，这是因为每个阶层都是一组生态位，每个生态位对应一种特定谋生手段，已经占据某一生态位的人，当然希望竞争者越少越好，新人的涌入会让他们已经为适应该生态位而积累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声誉和关系等社会资本，还有借以索贡征税的权力资本——贬值，在这一点上，阶层隔离的努力，和现代工会或中世纪行会设置各种壁垒阻止竞争进入，动机并无不同。 问题是怎么做到，现代工会有着良好的组织，以及借助现代通信和传媒工具而获得的强大动员能力，有些甚至还有武装纠察队，可是这些条件在古代都是不存在的，那样的话，也就难以避免搭便车的问题，即便同一阶层的人都意识到树立壁垒的好处，谁会有激励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等着别人去做，自己坐享其成呢？况且就算有人愿意，阶层只是个特征群体，而不是个具有执行力的组织，又如何让壁垒真正起到隔离效果呢？

地位的神化

对于社会顶层，上述问题并不严重，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容易协调行动，并拥有执行隔离措施所需要的强制力（也正因此他们才成为统治者），例如，他们可以将那些王家或贵族用来彰显地位的仪式，名号，器物，服饰，发型，车舆，建筑式样，甚至颜色，划为禁脔，禁止他人使用，也可禁止平民携带武器，供奉某些神灵，进入神庙的核心区域，或祭祀若干代以上的祖先。 为拉开与平民的距离，一种常见做法是编织一个有关其祖先和家系的起源神话，把他们自己描绘成某位主要神灵或神话英雄的直系后裔，从而将其贵族血统神圣化，或至少抬高所在家系在口述传统中的地位，以便和普通人区分开来。[1] 这项工作无须从空白开始，几乎所有人类群体都拥有一套起源神话，解释世界秩序如何创生，人类由何而来，以及从始祖到在世者的大略谱系，当不同族群融合成更大社会时，那些主导融合过程的优势群体，自然会将本族神灵放到神谱中的更高位置，将本族血统与更高神灵联系起来，将更多更重要的英雄纳入本族家谱，之前介绍的马楠布人的仪式性斗嘴（见第1章），已为我们展示了此类努力的一种早期形式。 贵族对其地位的神化是上述过程的自然延续，只是受益者从氏族或部落转向了贵族阶层，同时，由于贵族实力之雄厚，其中所涉及利益之重大，以及首领之间竞争之激烈，让这些努力的规模和力度都有了巨大提升。 首先是抬升特定神灵的地位，其指导思想和凡界雷同：假如你想让自家孩子（或宠物）显得高贵，就给他吃最好的食物，穿金戴银，住最豪华的房子，以及迫使（或用好处诱使）旁人表现出恭敬，这些在神界分别对应着祭品和牺牲、神像、神庙，以及崇拜仪式；要产生最佳效果，为神准备的消费活动须给人深刻印象，具有震撼力，令人心生敬畏，恢宏建筑，威严塑像，大量屠杀牺牲的血腥场面，以及使用致幻剂诱发的狂迷状态，都是常用手法，唯有这些日常生活中见不到、似乎违背了自然律的事情，方可摄人魂魄，让观众不得不相信某种神秘力量在起作用。 其次是修家谱，在无文字时代，家谱（至少其中显要环节）需要在公开场合反复重申，这就迫使在场者表态，要么默认，要么冒着被打击的风险提出挑战，此时贵族权势又派上了用场，他们有能力经常举办宴会和仪式，而出席者或碍于传统互惠义务（吃了人家的嘴短），或出于讨好巴结动机，或慑于其权势，更可能选择默认或附和。 记录和展示家族历史的另一种形式是为祖先修建有着显著地面结构的坟墓，比如金字塔，或欧洲流行的巨石墓，最好组成排列有序、标记分明的家族墓园，或在宗庙里保存祖先的颅骨，或者像西北海岸努特卡人（Nootka）那样，将摹刻祖先形象的木雕陈列在祠堂中，[2] 若是多的放不下，也可简化成中国式牌位，当然，这些都需要与口传家谱相配合。 第三是编故事，初民的口述传统有很强的自发性，内容经由历代口耳相传零星添补逐渐积累而成，因其分散且非专业性质，单一个人加以操纵的余地并不大，但君主和贵族的财力让他们能够雇佣或赞助有这方面才华的人，编写史诗，谱成乐曲，成为类似吟游诗人的职业讲故事者，如此方可将自发的口述传统改造成一套系统化的、用意明确的经典，将贵族的血统来历，祖先的英雄事迹，庇护神灵的无边威力，编织进一个结构宏大，秩序井然，悦耳动听的叙事之中。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一种可称为血统论的观念，认为高地位并不是靠个人努力挣来的，或任何竞争性过程的产物，而是一种可遗传的高贵性（nobleness），继承了高贵性的人，便是贵族地位的当然拥有者，换句话说，血统是地位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就像有些人相信镇国九鼎或传国玉玺中包含着王权的本质，谁得到它谁就是王位的合法拥有者，只不过玉玺可以用手传递，而血统只能用生殖器传递。 血统论被广泛接受，是因为它迎合了人类思维模式中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倾向，以为任何可被识别和命名的类别，特性，功能，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光溜溜硬梆梆的“本质”（essence），人有人性，神有神性，兽有兽性，水有湿性，燃料有火性，具体到人类，许多重要的品质，勇敢、忠诚、智慧、虔诚、艺术天赋等等，也被认为对应着一个个本质，而且可经由生育而在代际传承。 而且这种朴素遗传学理论似乎得到了经验支持，确实有许多个体特性有相当高的遗传率，依此类推，等级结构确立之后，权势和地位事实上也往往可以继承，既如此，有何理由不相信血统论呢？实际上，即便在当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中，也充斥着对遗传学的本质主义理解，比如对所谓“艺术细胞”，“暴力基因”，“聪明基因”，“同性恋基因”之类神奇本质的好奇和执着。 当然，血统论的流行也离不开贵族的维护和宣扬，作为这一观念的受益群体，他们有足够动机这么做，而且他们也正是说话最有分量，最有能力影响传播渠道的人群，即便那些地位已经跌落的贵族后裔（例如英格兰的纹章绅士），也希望借此与其他平民拉开距离，他们在这一点上甚至比贵族更起劲，因为他们已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夸耀了。

种姓的隔离

在缺乏组织能力的时代，血缘和婚姻纽带是人们建立封闭小群体，强化排他性的最常见手段，特别是婚姻，只要父母有能力控制子女的择偶决定，严格执行门当户对的般配婚（assortive marriage）策略，那么这些分散的个体婚姻选择便会自发造成一种集体隔离效果，形成一个个地位相当的内婚群（endogamous group），实际上，贵族地位的可继承性最初正是基于排他性通婚网络而产生的（见第2章）。 般配婚和某种程度的阶层内婚极为普遍，即便在没有包办婚姻，择偶完全自主的社会，例如当代美国，多数婚姻也发生于社会地位相当的男女之间；问题是，一个内婚群如何才能独占一个职业生态位，从而发展为种姓（caste）呢？顶层统治者固然可以凭借强力做到，其他阶层却没这条件。 而且至少从经济利益考虑，顶层显然不希望其他生态位被封闭群体独占，因为那会削弱该领域的竞争，降低服务质量，抬高价格，例如，武器制造业若被某个内婚集团垄断，统治者便可能因竞争强度不足而得不到质优价廉的武器，或因垄断压制创新而导致技术落伍，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书吏，行政官僚，建筑，工具制造，奢侈品，演艺等众多行业，即便那些顶层很少消费，或对其质量价格不甚敏感的行业，他们作为征税者的利益也会因垄断而受损。 所以，尽管许多社会都存在贱民阶层（例如日本的秽多和欧洲的吉普赛人），并且将某些职业留给他们，但这些职业都是其他人出于各种理由不愿意从事的，像印度那种广泛覆盖各阶层众多职业的种姓制度并不普遍，后者是在一组相当特殊的文化与政治条件下产生的。 印度种姓最初似乎是关乎种族的，次大陆的种族成分极为复杂，而且因其源自截然不同的生态区，相互间文化隔膜很深，最初的居民是狩猎采集者（安达曼岛民是该群体的孑遗分支），然后是来自近东冲积平原的灌溉农耕者，他们创造了印度河谷文明（Indus Valley Civilisa­tion），接着是来自大草原以畜牧为主的雅利安人，还有从东面过来的南亚语系和汉藏语系的稻米种植者。 由于次大陆的特殊地理形状，加上热带屏障的阻挡（后一点我会在第６章展开细说），一波波移民只进不出，每一波新来者既未将原住民消灭或挤走（像汉族农民将百越向南推挤那样），也未能将其同化，形成了百衲衣般的多元文化混居杂处格局，而且印度的政治整合度历来很低，国家机器发育不充分，从未有一个王朝有能力像集权官僚帝国那样强力推行单一文化和官方意识形态。 交错杂处的文化群体之间之所以相互隔离，不仅是因为文化隔膜，也是出于洁净焦虑，即，一些群体将其他群体视为不洁而避免与之接触；洁净焦虑，或者说对污秽的嫌恶感，原本是帮助人类远离污染源和传染病的一种心理适应器，但由于各群体携带病原体的频率和种类不同，卫生习惯不同，因而也成为族群间相互排斥的一大动机。 这种排斥倾向在不同生态区交界的地方尤为显著，因为相邻生态区的卫生风险十分不同，例如定居农耕社会人口密度高，容易积累垃圾，污染水源，以及滋养老鼠蟑螂等病原传播媒介，因而病原体更富集而多样，相比之下，畜牧区人口密度低，定期迁移让他们可以避免积累垃圾，也容易避开污染源，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风险，容易发生人畜传染，也更可能因其游动性而制造大跨度传播。 闪族（Semites）和雅利安人是历史上食物禁忌最繁琐的两个民族，而他们都是侵入农耕区的畜牧者，这或许并非巧合；犹太经文《利未记》和《申命记》详尽罗列了哪些类型的食物是不洁因而不可吃的，还给出了一系列与洁净有关的规范，涉及排泄物，尸体，皮肤病，衣物，沐浴，月经，分娩等等与卫生相关的方面。[3] 雅利安人更是将洁净观念发展到了极致，饮食禁忌和对不洁的焦虑可谓弥漫于生活的所有方面，印度习俗中对哪些东西可以吃，谁可以和谁一起吃饭，谁可以接受谁递给的食物，谁可以吃谁吃剩的东西，都着严格而繁琐的规定。 不仅如此，这些规范还上升到了价值优劣的高度，形成了一套围绕洁净观念而构造的意识形态，人类族群，动植物，身体部位，食物，代谢物，金属，纺织物，山川，职业，行为……，总之世间万物皆被排列进一个从至洁到至秽的等级序列中，人人心里都有一本洁净账目，一举一动，每次交往，每项关系，皆影响着账本上的余额，一有赤字便须赶紧补足，弥补办法是各种净化仪式，包括清洗，沐浴，斋戒，禁欲，遁世苦修，或触摸各种高洁之物，功效各有不同。[4] 之所以能够将洁净观念如此广泛的延伸到各种与卫生无关的事情上，是因为人类的嫌恶感是高度可塑的，发育心理学家发现，两三岁的幼儿似乎没有嫌恶反应（disgust），会把任何东西往嘴里塞，他们从父母的反馈中逐渐学会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需要避免，但是对特定事物牢固的嫌恶反应，要到七岁左右才形成。[5] 可见，人类拥有一套帮助我们避开某些事物的心理机制，但躲避对象的清单起初可能是空白的，在童年早中期才经由教化过程而被填充；这引出了两个后果：其一，嫌恶感不仅服务于卫生需要，也成为文化工具，被用于群体认同和区分，其二，由于嫌恶对象高度可塑，各族群的清单可以十分不同，假如相邻族群的洁净焦虑程度很高，因而拥有一份长长的禁忌清单，相互隔离的倾向就会很强烈。 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许多职业被内婚群垄断的情况，这是因为，无论作为消费者，生意人，或雇主，我们在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会与各种人打交道，这些交往对象的组成并不是随机的，而是由一系列职业组成，分别满足各方面需要：买菜-摊贩，买肉-屠夫，理发-理发师，农具-铁匠，衣服-裁缝，首饰-金匠，看病-医生……，由于每次交往都面临着“污染”风险，为最大程度降低焦虑，人们希望满足每种日常需求的接触对象都有着明确可知的风险等级，以便采取相应级别的防范措施，并且知道在接触之后应如何恢复洁净账户的平衡，这就好比现代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业务伙伴有个明确可靠的信用评级，以便采用适当的合约安排和风控措施一样。 满足这一需要的简单方式，就是每个职业分别由一个内婚群垄断，由于内婚群成员共享同一血统，且遵循相同的洁净规范，因而确保了相应职业的从业者具有相同的洁净度指数，具体哪个种姓垄断哪个职业，将取决于几个因素：1）从事该职业对遵守洁净规范的可能性的影响，2）该职业主要客户群对供应/服务商的洁净敏感度，3）各种姓因其历史背景而获得的公认洁净度指数。 基于上述原理，只要一个社会的洁净焦虑足够强烈，强到宁愿为规避洁净风险而承受一些效率损失（更少选择，更高价格，更少创新），那么即便没有集体行动所需要的强制力，种姓隔离也可从众多个体选择中自发涌现，同时，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出于效率考虑（更质优价廉的服务和更多税收）而打破这一隔离局面，它就会持续下去，而印度恰好同时符合这些条件。

身份的标识

贵族（或其他地位较高者）会用各种易于辨别的信号来标明自己的身份，从服饰，发型，车马，到仪仗，旗帜，徽章，处处提醒旁人注意地位差别，这不仅仅是为了心理上的满足，还有着切实的社会功能，其要点在于降低人际互动的成本，让互动双方从见面第一眼起便对彼此的相对地位有清晰的认识，进而对各种举措的可能反应与后果形成适当预期，以避免无谓冲突。 地位悬殊的双方若起冲突，胜负其实早已由实力差距决定，争斗除了给双方带来成本，并不会与势弱一方直接投降有任何差别，假如弱方事先明了这一差距，就会避免冲突；而对地位相当者，若不明就里的企图以势压人，也可能引起无端冲突，或因原本无关紧要的小事触及荣誉尊严问题而激化成恶斗，以至结下怨仇。 博弈理论中将此类情境称为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生物界有很多例子，比如跳羚（springbok）以幅度夸张的蹦跳（stotting）展示其速度与敏捷性，似乎在对虎视眈眈的食肉动物说：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浪费精力了，去追别人吧；许多有毒动植物体表都有鲜艳醒目的警告斑纹；动物在与同类争斗时，通常会先经历一个对峙阶段，通过各种信号——鼓起气囊，竖起鬃毛，挺直身板，张大躯体，发出低沉吼叫（浑厚低音是判断体型的一个线索）——来展示实力，多数争斗会在对峙之后分出高下，很少真刀真枪厮杀。[6] 创造信号的同时，同一阶层内的个体间会就以何种信号标示其地位进行协调，这种协调是自发的，无须集中讨论决定，而且很容易完成，因为一旦某种信号的效果得到展示，很快会通过模仿而流行，就像有毒生物警戒斑纹的穆氏拟态（Müllerian mimicry）；模仿身份信号对于新近爬升到某一较高阶层的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需要得到同侪（peers）的认可，地位方能确立，才能充分享受该阶层的好处，特别是通婚的机会。 标示身份的做法会从上层开始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因为首先，复杂等级社会中，阶层糜细繁多，每个都要和下层拉开距离，其次，那些安于平凡地位的人，往往也不愿被误认为更高阶层，这会给他们带来过多社会义务，亲戚朋友会来借钱或求援，并理所当然的认为彼此间互惠关系不必对称，邻居们会期待他们在公共事务中贡献更多，所以除非他已决心向上爬升，还是低调为妙，这方面将表现出个体间策略差异，是野心勃勃，还是安于现状。 更一般而言，即便与权势高低无关，人际交往中也存在降低互动成本的需要，这是为了解决一个协调博弈问题：交往双方在开始接触时，如何就即将发生的互动应适用何种规范迅速达成一致，因为不同阶层内部，以及不同社交情境中，都有着不同的规范，哪些言辞举动是妥当的，哪些话题或倡议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受欢迎甚至不可接受的，皆随双方地位和当前情境而不同，若协调不顺，会带来尴尬，羞辱和冲突。 街头揽客的妓女常会采用特定的穿着打扮，告诉路人她正在营业，乞丐哪怕很有钱，上班时也得穿的寒酸破烂些，否则当他把帽子伸出去时别人就不知道他意图何在，帮派分子看一眼对方的文身，交换几句切口，便知道是不是道上兄弟，许多聚会的主办者都会告知客人该穿正装还是便装，或是沙滩裤比基尼，也说明他们都意识到服饰有着设定社交情境的功能。 有信号就有仿冒者，警诫斑纹一旦开始生效，捕食者学会避开带此斑纹者，便对仿冒构成了激励，一些无毒生物也长出相似斑纹，生物学家称之为贝氏拟态（Batesian mimicry），同样，当标示高地位的身份信号普遍引来尊敬，友善，奉承，顺从，忍让时，仿冒的诱惑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向来不乏以明显超出其实际地位的标记装点其身份者，这能带来切实利益，而不仅仅是虚荣。 大跨度仿冒相对少见，那需要高超的社交天赋和心理承压能力，方能出入豪门穿梭名流而不穿帮，同时还能躲避随地位而来的各种义务；更常见的是小跨度向上靠拢，那些在地位爬升上较为积极进取的，会踮起脚尖往上够，将不成比例的财力投入于身份装点，往往把自家财务之弦绷的过紧，不过这也为奋斗拼搏提供了强大动力。 向上靠拢的努力会引起上层的不满，担心其高贵性将被稀释，于是被迫寻找更难模仿的标识以便继续保持距离，这将引发一轮又一轮逐步升级的军备竞赛，标识信号变得越来越稀罕而昂贵，并逐渐从易于复制的有形物向难以摹状的情趣，品味，格调和玄谈发展。 这场模仿与反模仿的竞逐游戏促成了上层文化的高雅化，高雅的要点是，非经长期熏陶难以把握其细节，不是从小品尝把玩就不能体味其妙处，它不仅竖起了一个高门槛，也是一种地位爬升的减速和延迟机制：即便你的权势已够得上你意欲证明的地位，可因为你是新来的，不能立即得到认可，须等到你的财富变成老钱（old money），你的家族变成世家才行。 军备竞赛的另一个结果是，身份信号演变成了两类：明码与暗号，明码是显著可见的，用于告诉其他阶层：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暗号则微妙而深晦，用于阶层内部的资格鉴定；这样，一个熟悉明码因而自信已懂得如何装点身份的冒入者，一旦开始圈内交往便很快露馅，处处尴尬难堪，只好夹起尾巴，低头认输。 资格鉴定也可以更正式的方式进行，例如英国的纹章院（College of Arms），以授权使用纹章的形式对贵族地位给予确认，同时收集保存各贵族世系的谱牒，以便在需要时核实特定个人的贵族血统，类似制度广泛存在于欧洲，这实际上是对阶层流动性提高的一种反应，说明财富，教育和生活方式等其他方面的表现已不足以区分贵族与平民。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门阀不同于欧洲贵族，并非以世袭爵位确立贵族地位，而是以努力让族内持续产生高官的方式壮大宗族势力，因而更加依赖家族谱牒和高质量教育。

文化的分异

等级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阶层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文化差异，程度不亚于不同民族之间，甚至更大，这里仅举数点聊作演示；有些差异是由生计模式的不同造成的，就像现代市场中的行业文化差异，各阶层依靠各自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要素、专长和商业模式吃饭，自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取向，处世态度和行事风格。 武士贵族靠打仗吃饭，理所当然的会推崇尚武、勇敢、忠诚、荣誉等价值；在技术、知识和观念方面，武士倾向于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对新事物较为开放，任何能帮助他们打赢战争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而他们从来不缺机会来检验它究竟有无帮助；武士也更爱开拓和冒险，特别是其中无望继承家业的幼子们；作为权力系统的运营者，即便地位稳固的贵族也须对各种新机会保持灵敏嗅觉，因为任何开创性活动都可能打破原有势力均衡，而反应迟钝者将会失势。 在所有这些方面，祭司阶层（无论是早期祭司，还是后来的罗马教会和中国士大夫）都与武士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们靠经营意识形态吃饭，讲究的是条理分明，体系完备，自圆其说，在行动上，他们注重规矩、合范性和正统性，最容不得挪来动去，生怕哪里捅出窟窿，至于那套意识形态正确与否，鲜有机会验证，所以他们总是致力于堵塞漏洞，消灭异端，压制新奇事物。 下层农民的情况较为多样，在国家权力持久稳固的腹地，农民一般比较顺从，这是长期严酷选择的结果，一代代桀骜不驯的刺头要么发迹上升，要么被消灭；不过，当社会秩序全面崩溃时，特别是当底层大众被某种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动员起来时，也可以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精英阶层维持政治结构稳固性的能力。 农民一般也较为功利主义，例如在宗教信仰方面，更注重现世功效与回报（也就是所谓灵验性），富裕阶层才更看重来世拯救，原因很简单：富人的现世福利已有了保障，故有余力可从容的为像来世这么遥远的远期回报作投入；至于将教义视为不可妥协的道德律令，是更晚近的观念，更多出现在下层贵族和中产阶级之中，这或许是因为，恪守道德规范对这些阶层维持体面地位和取得成就更为重要。 在远离腹地的边缘地带，包括边疆和深山，下层文化有所不同，无论国家权力还是贵族领地权，在那里都以较为浅表的方式存在，以征收贡赋和防范叛乱为主，较少直接治理，那里的农民尚未被深度驯化，更像前国家社会的人民，保留了较多桀骜不驯和尚武传统，更多依靠宗族组织自保，因而亲属关系更紧密，父权主义更盛行，更重男轻女，更重视家族声誉，常流行着血仇循环。 另一类阶层间差异是由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度所决定，大致上，阶层越高，关系网的广度越大，无论是通婚与社交对象，亲属关系，还是旅行和职业活动，上层关系网在地理上都更加广阔，结果是，无论从村镇，地区，国家，帝国，文明等社会组织层次观察，上层的文化同质性都远高于下层，实际上，也正是因为上层文化的同质性，大型社会才得以组织在一起。 多数下层农民可能一辈子活动半径只有几十公里，到过的最繁华地方就是离家最近的那个镇，通婚和交往范围只是附近几个村庄，因为他们缺乏长途旅行能力，没有车马舟船，住不起客栈，备不起盘缠，出门基本靠步行，境况稍好的农民可能有头驴或有辆牛车，但并不比步行快，而且离家稍远饲料便成问题，也正因此，传统农业社会的基层集镇分布密度总是和农民步行当天往返距离相匹配，任何农户到最近集镇的距离通常不到十公里，人口密集地区只有三公里左右，缺乏流动性使得下层文化不可避免的高度碎片化。[7] 贵族的活动范围则大得多，首先他们有能力负担昂贵旅费，并能在盗贼出没的旅途上保护自己，其次他们也需要旅行，四处征战，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出席国会，出入宫廷，随国王巡视，受命出使，担任巡回法官，都需要他们在自家城堡庄园、附近城市、首都、国王驻地，以及各种任务地点之间频繁旅行，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挑选了颇具代表性的法国贵族昂盖朗·德·库西（Enguerrand de Coucy）的生平，作为其描绘14世纪宏大历史画卷的主线，从中可看出，库西的成年人生几乎完全由永不停歇的奔波征战和外交活动所组成，从佛兰德，意大利，英格兰，到瑞士，巴尔干，土耳其。[8] 传统上，西欧贵族会将年轻子女送到其他贵族家庭充当侍从，以学习贵族礼仪和家业经营，或者聘请家庭教师传授各种被认为贵族应掌握的知识和举止规范，贵族中还流行着让青年子弟游学列国的传统，财力雄厚者会重金延请名师相伴，亚当·斯密因发表《道德情操论》而声名大噪之后，便被巴克勒公爵（Duke of Buccleugh）的继父聘为导师，带着年方17的公爵游学欧洲。[9] 上层能够形成高度同质的文化，也是因为其人数较少，中世纪英格兰拥有世袭爵位的大贵族（即国王一级封臣，tenants in chief，包括公爵，伯爵，男爵等）只有50-80位，少于邓巴数，还有约1100位骑士，连同其家庭，贵族阶层规模不过数千，恰好相当于游动性狩猎采集者的一个同语言群体的典型规模，若再加上约10000名土地绅士，则相当于一个前文明定居者的语言群规模。[10] 阶层间文化差异和上层文化的同质性，也因文字的使用而强化，书面内容能以相当高的保真度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跨度传播，因而相比口语和口述传统，书面语和它所记录的文化信息更可能在大范围内具有持久的一致性，而且基于书面语的文化有着几乎无限的存储容量，可以积累起庞大的文化传统，相比之下，由一小撮祭司和说唱者依靠个人记忆力所能传承的内容就十分有限。 书面语的内在保守性也让有文字语言更有能力抗拒语言的自然流变和裂变倾向，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相对稳定，历史上所有能在大陆或文明这一级别上成为通用语（lingua franca）的语言，都是有文字语言，而有机会掌握这门通用语及其书写方法的，都是社会中上层，这让他们能在广大地域内顺畅交流，并共享一个有着丰富积累的书面传统，其文化也因此而与下层形成鲜明差异，所以很自然，当人们谈论地方的、民间的、通俗的文化类别（无论是文学、艺术、歌舞还是宗教）时，总是更多联想到社会下层。 当然，下层文化的生长空间也不会仅限于村镇范围，虽然下层社会多数人的活动半径很小，但也有一些流动性较高的成员，诸如商贩，艺人，牧羊人，托钵僧，游动工匠，运输业者，而且下层社区中也会居住着一些地位相对较高的个体，以及从中上层跌落的人，他们有着较宽的文化视野，会将上层的文化元素带进下层。 例如一位落魄失意的文人可能会面向底层大众创作，将高雅文化中的内容改写成通俗形式，因而带动文化向下渗透；在古代中国，每当仕途爬升通道被系统性打断时，便会有一批士大夫转向市井，造就一个通俗文学繁荣期，比如金代北方，元代前期和明末清初，都产生了大批面向大众的戏剧作品。 这种渗透会让地区间的下层文化获得不少共同元素，为较大范围的文化认同提供一些着力点，但这并不会拉近阶层间的文化距离，因为对下层来说，上层生活遥远而陌生，知识背景和审美情趣皆大相径庭，高雅文化中的故事若原样照搬，他们根本无从理解和欣赏，所以通俗化必定是个激烈的改造过程，故事主角（往往是上层大人物）被剔除血肉而脸谱化，主线情节被抹掉细节而刻板化为固定程式，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内容则被留给配角和副线。 如此改造而成的脸谱和刻板程式，并非大众努力认识和理解上层生活的结果，而是他们用来表达价值观和道德期望的工具；脸谱化再往前一步便是神化，实际上，许多大人物在民间最后都变成了神，好神或恶神，成为求拜，恐惧，安抚或唾骂的对象。
注释：（其中所引文献详见〈参考文献〉） [1]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10,16. [2] Kent Flannery & Joyce Marcus (2012) ch.5. [3] 有关洁净焦虑和食物禁忌的关系，以及它在人类道德心理机制中扮演的角色，我在系列博客〈食物与人类〉第10篇（HS:7963）中有更多讨论。 [4] Louis Dumont (1966) 《阶序人》第2，3，4，6章。 [5] Joshua Rottman, "Evolu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Disgust",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Volume 12, Issue 2, April 1, 2014. [6] Wikipedia: Signaling game, Signalling theory, Aposematism, Agonistic behaviour. [7] Ian Mortimer (2010) ch.1；G. William Skinner (1993)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4章。 [8] Barbara W. Tuchman (1978)《远方之镜》。 [9] John Rae (1895) Life of Adam Smith, ch.11. [10] Ian Mortimer (2010) ch.2；有关语言群规模，见Jared Diamond (2012) 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ch.10.
听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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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7-01 19:51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7-01】

@whigzhou: 我听podcast有个习惯，如果感觉某个cast还不错，就会翻到最前面，从第一集开始顺着时间轴听，这么做有个起初没想到的额外好处：因为滞后了几年，更容易辨别讲者的水准和诚恳度，有些说法是不是胡说八道，往往在事后看得更清楚，同样，一个观念或理论是不是领先时人，还是鹦鹉学舌，也是多年后更容易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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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1】 @whigzhou: 我听podcast有个习惯，如果感觉某个cast还不错，就会翻到最前面，从第一集开始顺着时间轴听，这么做有个起初没想到的额外好处：因为滞后了几年，更容易辨别讲者的水准和诚恳度，有些说法是不是胡说八道，往往在事后看得更清楚，同样，一个观念或理论是不是领先时人，还是鹦鹉学舌，也是多年后更容易看清
马尔萨斯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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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6-26 19:50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6-26】

@whigzhou: 昨天我贴了《上帝的新牧场》第三章，其中有个难点，就是我的马尔萨斯弹簧理论，我用第一节又把它重新解释了一遍，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遍了，但我估计，多数读者还是无法理解，这很正常，因为依我的阅读经历，这可能是整个经济史领域中最困难的一个理论点，我还从来没见过经济史家中有人真正弄懂过这一道理，

@whigzhou: 又想了想，可能这么表达更容易简洁易懂：剩余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占有出来的，当一(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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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6】 @whigzhou: 昨天我贴了《上帝的新牧场》第三章，其中有个难点，就是我的马尔萨斯弹簧理论，我用第一节又把它重新解释了一遍，我已经不记得这是第几遍了，但我估计，多数读者还是无法理解，这很正常，因为依我的阅读经历，这可能是整个经济史领域中最困难的一个理论点，我还从来没见过经济史家中有人真正弄懂过这一道理， @whigzhou: 又想了想，可能这么表达更容易简洁易懂：剩余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占有出来的，当一些资源被占有并用于生存资料生产以外的用途（因而不会带来额外人口）时，它们便成了剩余。 @whigzhou: 因为不是生产出来的，所以考虑剩余为何出现时，不能从生产技术着手，而要从占有/控制技术着手，正是在这一点上，绝大多数经济史家都弄错了 @whigzhou: 占有可以是武力强占，也可以是基于财产权的占有，但后者最终也是以武力（可能是国家的武力）为保障的
归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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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 @ 2022-06-25 19:16  阅读(0)  评论   分类：未分类        

【2022-06-25】

@tertio 务个虚，脑子又转回归纳难题了，“归纳为什么是有用的呢？我现在的答案似乎变成了人择原理了：是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一个归纳法有用的世界里。

@whigzhou: 就是世界可理解性假设，我最近恰好说到过：【世界的某些局部与侧面一定比其整体更稳定、更一致、更少变，否则世界便是不可理解的】

@whigzhou: 若将把世界视为一部有限状态机，虽然可能状态是有限的，但自创世以来它却从未进入过(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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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5】 @tertio 务个虚，脑子又转回归纳难题了，“归纳为什么是有用的呢？我现在的答案似乎变成了人择原理了：是因为我们只能生活在一个归纳法有用的世界里。 @whigzhou: 就是世界可理解性假设，我最近恰好说到过：【世界的某些局部与侧面一定比其整体更稳定、更一致、更少变，否则世界便是不可理解的】 @whigzhou: 若将把世界视为一部有限状态机，虽然可能状态是有限的，但自创世以来它却从未进入过两个相同状态 @whigzhou: 可是，如果你把世界的某个局部或某个侧面单拿出来，你可能会发现一部更有限的状态机，比整体有限的多，有限到你的头脑都能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