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4】
既然割命割到他老人家头上了，今天就多说几句，休谟最令人惊奇的地方是，他太早熟了，而且超前时代也太多了，他10岁或12岁上爱丁堡大学（当时上大学年龄一般是14岁），一头扎进书堆，他说从教授那里根本听不到书上没有的东西，看书就行了，所以最后也没毕业。
休谟25岁开始写《人性论》，28岁完成，这迄今仍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包含了他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思想（依我看唯一没包含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的那些），可是此书出版后得到反应却十分冷淡，他失望之余反省了(more...)
【2020-09-08】
斯文赫定游记给我印象较深的几个点，随便记一下：
1）除了其他，语言天赋是他成功的很大帮助，
2）当时欧洲对他可能获取的地理知识的需求极为旺盛，既有列强出于军政外交考虑的需求，也有知识界和大众的需求，所以（A）他的考察报告出版商抢着要，而且篇幅巨大，每次动辄十几卷，（B）很容易获得赞助和支持，而且都来自列强最高层，（C）每次回去都被各国地理学会请去巡回演讲，从这些可以看出驱动其冒险事业的激励所在，
3）所以他的旅行一次比一次财力雄厚（其中很大笔资助来自大财主诺贝尔），名气也一次比一次大，后几(more...)
【2020-09-04】
听了个podcast，在说NYT那个1619 Project，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NYT从liberal转向commie的一个标志。
不过这倒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下奴隶制的问题，许多经济史家都将奴隶制的盛行视为工资率高企乃至长期脱离生存极限的一个迹象，包括Kyle Harper在《罗马的命运》里也是这么认为，其逻辑是：保有一个奴隶的成本=维持其生存的费用（S）+控制其人身的费用（C），在马尔萨斯均衡附近，市场工资率将低到只能勉强维生，也就是接近于S，那么使用奴隶就不如使用雇工合算，所以，假如我们看到某时某地奴隶被大量使用，(more...)
【2020-09-01】
最近没牌打，所以花了更多时间摆弄花草，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研究组织结构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下植物，植物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去中心化的组织，有机体的各部分虽有复杂的分化与合作，却并没有（像动物那样）结成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一棵植物其实并不能在此种意义上被称为个体，实际上，你甚至常常很难定义怎么才算『一棵植物』。
造成动植物这一区别的要害是，植物的各部分并不共享同一条繁殖通道，对于动物个体（至少对高级动物），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一根脚趾头从身(more...)
【2020-08-30】
18世纪大清经济最繁荣的地区（江南，广东，福建），工资率也最低，这可能是揭示马尔萨斯型增长（俗称内卷化）的一个最直接明了的量化指标，显示了这种繁荣是通过不断追加劳动投入（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果，这与西欧的情况恰好相反，在那里，最繁荣的北海地区，工资率也最高。（摘自Jan Luiten van Zanden《通往工业割命的漫长道路》第9章）
多年前我在《铁鎝与秧马》一文中也曾指出，劳动替代型工具在江南消失的最彻底，比如耕牛被铁鎝取代，马车被轿子取代，骡子被扁担取代……，这是内卷化的另一个指标
@eeskqiiq: 说好的江浙自古富裕呢[哼]
@whigzhou: 这跟富裕不矛盾，富的是那些靠非劳动资本吃饭的人，地租高，生意多，富人多，文化繁荣，这些都不假，而同时非熟练劳力报酬低，其生活水平更接近生存极限，这是传统经济创造繁荣的常规途径
@whigzhou: 历史上，斯密型增长和熊彼特型增长向来都是短期和局部的例外，直到工业革命
【2020-08-16】
所谓匿名审稿其实没那么匿名，很多投稿人大概能约略猜到审稿人是谁，于是就在论文里塞进一些贿赂性引用，一些审稿人甚至主动施压，要求作者添加马屁引用，不知道他们具体怎么做到的，不过从Nature这篇文章看，这种事情圈内好像早就众所周知了，现在有人开发了一套系统来识别这种索贿行为，运行结果显示，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2020-08-15】
近些年人工智能有很大突破，于是很多人都在猜测哪些工作会被机器代替，可是这些分析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真正去看实际情况，而Robin Hanson的研究发现，AI（至少在现阶段）其实和自动化的进展关系不大，在去年一篇论文里，他分析了过去20年美国832个工种的自动化深度，提取了153项特征，试图找出哪些特征最偏爱自动化，结果可能出乎大多数人的想象：自动化的最佳预测指标是『工作节奏是否由机器决定』。
依我看，之所以(more...)
【2020-08-14】
之前在一个podcast听人讲（忘了是谁，可能是Russell Roberts），据他观察，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考虑选什么东西作为礼物时，并不会遵循让受礼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会挑那些他们认为对方会很喜欢，很想要，但自己又舍不得花钱买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把买礼物的钱直接给他，他是不会用这钱去买那东西的，这就意味着，该礼物对受礼者的价值低于这笔钱。
我觉得这说法好像挺有道理，而且和我的经验(more...)
【2020-08-07】
社科界有一种流行病，不妨称为『一元一次方程综合征』，症状如下：
1）每当有人提出一个解释因子，不喜欢的人便会将其斥为XX决定论，诸如地理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遗传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常见景象是，一群患者相互指责对方是XX决定论者；
2）在尝试为某类现象寻求解释，或构建理论时，喜欢罗列一组单因素假说，并理所当然的认定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从来不会意识到这一互斥性本身需要论证，其逻辑后果是，当其中一个假说与观察不符时，便认为自己已经成功的『排除(more...)
【2020-07-29】
1812-15年的英美战争好像完全是因为通信速度太慢才打起来的，当时英国以枢密院令（Orders in Council）对法国实施禁运，阻止中立国商船前往法国港口，激怒了美国，可是，就在美国宣战前几天，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国会准备暂停执行枢密院令，一周后，枢密院令被正式撤销，问题是，在当时的通信条件下，这一信息无法及时传达给美国人。
而同时，美国的宣战决定41天后才传到伦敦，英国闻讯后，起初只采取了一些较克制的措施，不想把事情闹大，另一方面，撤销枢密院令的消息向西走的更慢，50天后才传到麦迪逊耳朵里，但此时，他已不愿收手，因为他知道此时伦敦已得到宣战的消息，而他不知道伦敦的反应会是什么，故而不想放弃先手优势。
The British made thei(more...)
The British made their greatest conce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1812. On 16 June 1812, two day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war, Lord Castlereagh,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announced in Parliament that the Order in Council would be suspended.[2]
On the very day that the Minister took his formal leave from the United States[clarification needed], 23 June 1812, a new British Government headed by Lord Liverpool provisionally repealed the Order in Council.[3]
Forty-one days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declared war, the news reached London on 29 July 1812. Two days later, the Ministry ordered its first counter-measures. It forbade British ships to sail except in convoys, and restrained American ships in British ports. The Orders in Council had been repealed on 23 June 1812, but the ministers did not intend to take additional measures until they could learn the American reaction. Word of the repeal of the Orders did not reach President James Madison until 12 August 1812, some fifty days later. Even then he refused to halt hostilities because he did not know how Britain had reacted to the declaration of war.[4]
我在一篇旧文中也曾讲过，1879年的祖鲁战争也是因为通信迟缓才打起来的，殖民部根本不想打，可是以当时的通信节奏，殖民部无法从伦敦有效的指挥驻地长官的行动，更有趣的是，这一状况其实很快就要改变了，当时电报线已经铺到德班，只是还没铺到开普敦。【2020-07-27】
虽然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从Bolton透露的信息看，川普的愚蠢和人品之恶劣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也让人感叹，那些捏着鼻子替川普干活的保守派老将实在是太爱国了，很容易体会到他们每天所忍受的痛苦和屈辱，只为尽力把他拉在一条别太离谱的轨道上
川普至少加深了我对一个问题的理解，四年前我就说过，虽然我极其厌恶川普，但是对投他票毫无意见，有很多投他的理由，我都能接受，在我看来，厌恶一个人，和支持他的某些政策，或者投他票，或希望他当选，在逻辑上都是毫无冲突的。
问题是，逻辑上或理智上的一致性，并不等于情绪上的一致性，而后者才是人们最在乎的，一旦你选定了一个立场，一个支持对象，一个阵营，此后当你发现不得不批评或反对它(more...)
【2020-07-26】
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许多语言都会在词法层次上区分 inclusive ‘we’ 和exclusive ‘we’，比如北京话里的 咱们 和 我们，但在英语里这种区分只能从上下文判断，比如 let us eat 里的us，既可能是 in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和他一起开吃，也可能是 exclusive，即说话者让说话对象别打扰或妨碍他们吃东西，有趣的是，若是把这句话改成 let’s eat，就没有歧义了，只能(more...)
【2020-07-22】
贡布里希的这段话（《艺术的故事》第8章）让我想了很多：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more...)
现代艺术家那么追求创新，是被市场逼的，和如今的创业公司挖空心思力求成为独角兽，原理是一样的，因为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造成了一种只有独角兽才能生存的局面，对艺术来说，背后起作用的是传播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消费者真的需要那么多完全不同的新作品，而是因为只有全然不同的新作品才能让新进的艺术家有饭吃。
以音乐为例，且让我从一个极端的假设讲起，即便我们假设，消费者对是否有新作品丝毫不介意，而完全满足于数十年如一日翻来覆去听（比如10首）老曲子，同时他们也不介意时不时可能有一首新曲子，只要它好听就行，我想说的是，即便这种看起来最不鼓励创新的条件下，现代艺术市场也会远比古代市场更鼓励创新。
在古代，哪怕一千年没有新曲子，要满足100万人每人每年听几次的需求，也需要大批音乐家，因为每次表演只能同时服务于几十最多上百人，于是，一个完全没有创新的音乐产业，也可以让众多音乐家生存，具体养活多少，取决于表演次/欣赏次之间的比例关系。
可是技术进步会改变这一比例，考虑另一个极端：假如所有人都在spotify上听歌，而且全都满足于相同的10首歌来回放，那么，等这些歌的作者死光之后，音乐市场就再也不需要新的音乐家了，可是有志于靠音乐吃饭的人不甘心啊，所以他们必须写新曲子，努力说服至少一部分听众把他们的新歌加入播放列表。
这两个极端之间，一些早先的技术进步也可能改变上述比例关系，比如：扩音器，具有专业音响效果的音乐厅，精确的乐谱记录和复现手段（包括指挥），铁路飞机扩大了音乐家服务半径，等等。
除了音乐，类似的机制或许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也存在，不过我还没想清楚。
【2020-07-22】
看The World At War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Nazi和其他革命党的一个关键区别是，它是经由选举而突然掌权的，因而没有像其他革命裆那样经历过严酷的内部炼蛊过程（唯一例外是长刀之夜清除了冲锋队），结果是，在它整个生命周期中，掌舵的都是狂热、纯粹、决然、充满理想主义的第一代革命者，而这种人在炼蛊过程中通常都会被淘汰，由老练、世故、狡诈的实用主义者取而代之，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势力的历史(more...)
【2020-07-19】
@LIQUIDITY_NOTES @学经济家 1900以来各个国家前1%人群收入比重的数据，很有意思的是英语国家（美、英、加、澳、爱）都是U型走势；而欧洲大陆（法、西、荷、丹）和日本则呈现L型。
@学经济家: 以前金融资本视角系列长文中提过“里根-里甘-沃尔克节点”，视为划时代（金融视角里一战二战节点权重低于这个）。英语国家可视为超大市场（相比德日法语）；全球投资的能力更强；对全球资本、精英还有富豪（以及官二代）的吸引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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