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读到吴澧先生的一篇文章（吃我勤劳饭，还君健保梦），听说了Amish这个教派，我为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而感动，并深深感叹，只有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才容许Amish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今天，这也是美国许许多多恪守自己生活方式的教派之一，但愿他们能平静的继续他们的生活。下面的文字摘自维基条目“阿米希人”：
阿米希人（Amish）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信徒(又稱亞米胥派)，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阿米希是德裔瑞士移民後裔組成的傳統、嚴密的宗教組織，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不從軍，不接受社會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幫助，許多人也不購買保險。大多數阿米希人在家說一種獨特的高地德語方言，又稱為賓(more...)
无意间读到吴澧先生的一篇文章（吃我勤劳饭，还君健保梦），听说了Amish这个教派，我为Amish人的自由和独立而感动，并深深感叹，只有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才容许Amish人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到今天，这也是美国许许多多恪守自己生活方式的教派之一，但愿他们能平静的继续他们的生活。下面的文字摘自维基条目“阿米希人”：
阿米希人（Amish）是美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禮派門諾會信徒(又稱亞米胥派)，以拒絕汽車及電力等現代設施，過著簡樸的生活而聞名。阿米希是德裔瑞士移民後裔組成的傳統、嚴密的宗教組織，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不從軍，不接受社會福利，或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幫助，許多人也不購買保險。大多數阿米希人在家說一種獨特的高地德語方言，又稱為賓夕法尼亞德語；而所謂的「瑞士阿米希人」則說一種阿勒曼尼語的方言（他們叫它「瑞士語」）。阿米希社區分成若干個團契。本條目主要介紹保守的、舊教條團契。新教條團契使用汽車和電話，但是他們也自認是阿米希人。
據2000年阿米希社區出版物公布的數字，美國的阿米希人口為198,000人；平均每個家庭的兒童數為7人，人口增長迅速，並且不斷開拓新的定居點和耕地；舊信條社區分佈於21個州，主要居住地的人口數目如下：
地 區 人 口
俄亥俄州 55,000
賓夕法尼亞州 47,000
印第安納州 37,000
於不購買保險，阿米希人在美國很難接受醫療服務，美國沒有全民醫療服務系統。從1990年代中期始，美國一些醫院開闢特別項目來幫助阿米希社區。
多數阿米希人不採取任何節育措施，包括安全期避孕法。
阿米希人不讓子女接受初中以上的教育，認為到這個階段的基本知識就足夠應付阿米希人的生活方式。阿米希人幾乎沒幾個人上高中，讀大學的就更罕見。許多阿米希社區開辦自己的學校，通常是一個大通房，教師也來自阿米希社區。在過去，阿米希人因為學校的事與外界發生了大衝突。大部分的衝突已經解決，政府教育當局允許阿米希人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某些州的法律禁止低於某個年齡的孩子輟學，即使孩子已經初中畢業。變通的做法是，讓孩子不斷地重讀八年級，直到可以合法離校的年齡。
1972年，三個阿米希家庭拒絕送14歲和15歲的孩子上高中，被判處罰金5美元。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這個判決，裁定：以「接受義務教育」為由，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信仰自由條款，不具備正當性。聯邦最高法院維持了複審裁決。
阿米希人作為整體受到了現代世界的壓力。例如《童工法》，對阿米希人長期保持的生活方式是個威脅。阿米希兒童在年幼時（以21世紀的標準）就被教導努力工作。孩子從事新的工作時，通常父母會監督以確保效率和安全。由父母來決定孩子能否從事危險的工作，與現代《童工法》有抵觸。
如許多門諾會的人一樣，阿米希人不介入保險，而依靠教會和社區的支持。比如穀倉毀於火災或其他災害，整個社區會一起來修復，通常一天內就完工。
1961年，美國稅務局宣布，鑒於阿米希人不接受政府的社會福利，而且出於宗教理由不接受保險，他們也無須繳納相關的稅項。1965年這一政策正式寫入法律。某些團體和僱主也適用免交社會福利稅，然而法律規定他們必須供養年長和殘疾成員。阿米希人實際納稅比較重，特別是房地產稅，因為他們很少接受政府服務。
最近，梁文道在一篇题为《理性与感性》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观点：“近30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向读者讲述了智利的故事，在他看来，智利奇迹纯粹是个谣传：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臺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沖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事实是，智利在历经皮诺切特（1973-90）、Aylwin(90-94)、Frei(94-2000）三任总统的长期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已经从一个偏僻穷国发展为拉美最富裕最安定的国家，人均GDP$10,124，仅略低于墨西哥的$10,235，即便按福利主义者喜欢用的那些人类发展指标，人均寿命、婴儿/ 儿童死亡率、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数、贫困率等等，智利也全都位居拉美前三名。
在充斥着民粹主义、政治动荡、经济混乱、财政破产、债务危机、贫民窟、毒品、游击队的拉美各国中，智利是罕见的成功摆脱拉美病脱颖而出者，不仅经济成功起飞，政治格局也已趋于稳定，皮诺切特之后历次政权交接全部平稳完成，也没有出现一个政党上台全盘推翻前任政策的拉美特色，如果智利还算不上变革成功的例子，那我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成功这码事情了。
梁文道在叙述完全不顾事实，并且从其编排结构看，显然是故意的，所以尽管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要介入这种无聊的纠缠，还是忍不住花点时间来辟辟谣：
1）是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把通胀搞到了375%吗？事实是：皮诺切特上台之前，智利经济已经彻底崩溃，按货币扩张计的通胀率在1973年已达到862%，只是因为货币扩张到物价上升的滞后期，加上物价管制，物价高峰才推迟到74和75年，这完全是阿连德危机的延续。为了搅混水，梁文道故意掩盖了皮诺切特的上台时间：1973年9月11日，而代之以“1970年代初”，实际上，皮诺切特政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主要精力是在稳定政权，直至1974年底他才敢自称总统，稳定权力的过程直到1980年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之后才算完成；皮诺切特着手稳定经济并开始改革是在1975年，而第一个芝加哥小子Jorge Cauas也是1975年才就任财政部长。
图1：智利通货膨胀，1971-1982
2）“结果到了1982年”是怎么回事？按梁文道的说法，好像从1975年开始改革到1982年经济没有改善反而更坏了。事实是：智利在1976年(more...)
這讓我想起1970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臺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年，智利不只負債累累，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沖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倍)。…… 一直要到了1988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事实是，智利在历经皮诺切特（1973-90）、Aylwin(90-94)、Frei(94-2000）三任总统的长期自由主义政策之后，已经从一个偏僻穷国发展为拉美最富裕最安定的国家，人均GDP$10,124，仅略低于墨西哥的$10,235，即便按福利主义者喜欢用的那些人类发展指标，人均寿命、婴儿/ 儿童死亡率、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数、贫困率等等，智利也全都位居拉美前三名。 在充斥着民粹主义、政治动荡、经济混乱、财政破产、债务危机、贫民窟、毒品、游击队的拉美各国中，智利是罕见的成功摆脱拉美病脱颖而出者，不仅经济成功起飞，政治格局也已趋于稳定，皮诺切特之后历次政权交接全部平稳完成，也没有出现一个政党上台全盘推翻前任政策的拉美特色，如果智利还算不上变革成功的例子，那我就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没有成功这码事情了。 梁文道在叙述完全不顾事实，并且从其编排结构看，显然是故意的，所以尽管我再三告诫自己不要介入这种无聊的纠缠，还是忍不住花点时间来辟辟谣： 1）是皮诺切特和芝加哥小子把通胀搞到了375%吗？事实是：皮诺切特上台之前，智利经济已经彻底崩溃，按货币扩张计的通胀率在1973年已达到862%，只是因为货币扩张到物价上升的滞后期，加上物价管制，物价高峰才推迟到74和75年，这完全是阿连德危机的延续。为了搅混水，梁文道故意掩盖了皮诺切特的上台时间：1973年9月11日，而代之以“1970年代初”，实际上，皮诺切特政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主要精力是在稳定政权，直至1974年底他才敢自称总统，稳定权力的过程直到1980年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之后才算完成；皮诺切特着手稳定经济并开始改革是在1975年，而第一个芝加哥小子Jorge Cauas也是1975年才就任财政部长。图1：智利通货膨胀，1971-1982
图2：智利人均GDP，1945-2003（蓝线为智利，橙线为拉美）
图3：智利历年GDP增长率，1961-2006
Hernán Büchi (Minister of Finance 1985 - 1989) Martín Costabal (Budget Director, 1987-1989) Juan Ariztía Matte (Private Pension System Superintendent 1980-1990) Maria Teresa Infante (Minister of Labor 1988-1990)
5）自由化改革让智利45%的人跌到了贫困线之下？智利在80年代中期的贫困率的确很高，但这个高贫困率是跌出来的？这45%的人比以前更穷了？穷人没有受惠于自由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我就引一些来自左派福利主义者的数据吧：图4：智利若干数字与拉美各国的对比，1990s
Chile Economics of Chile Economics History of Chile Salvador Allende Augusto Pinochet Patricio Aylwin Eduardo Frei Ruiz-Tagle Miracle of Chile Chicago Boys Latin American debt crisis (1982 debt crisis) Early 1980s recession
2.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le 3.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le: has economic growth been enough?详见：http://www.myheze.com/bbs/viewthread.php?tid=2431
唐国强——毛泽东
李连杰——陈绍宽
成龙———采访李济深的记者
刘德华——俞济时
黎明———蔡廷锴
姜文———毛人凤
胡军———顾祝同
冯小刚——杜月笙
陈凯歌——冯玉祥
陈道明——阎锦文
陈宝国——周至柔
尤勇———白崇禧
葛优———卢广声
冯远征——傅泾波
毕彦君——罗隆基
侯勇———陈赓
陈好&mdas(more...)
详见：http://www.myheze.com/bbs/viewthread.php?tid=2431
唐国强——毛泽东
李连杰——陈绍宽
成龙———采访李济深的记者
刘德华——俞济时
黎明———蔡廷锴
姜文———毛人凤
胡军———顾祝同
冯小刚——杜月笙
陈凯歌——冯玉祥
陈道明——阎锦文
陈宝国——周至柔
尤勇———白崇禧
葛优———卢广声
冯远征——傅泾波
毕彦君——罗隆基
侯勇———陈赓
陈好———傅冬菊
甄子丹——田汉
赵薇———选国歌的女代表
孙红雷——《中央日报》记者胡立伟
李幼斌——报社社长
吴刚———闻一多
邓超———徐悲鸿
李强———陈诚
黄晓明——李银桥
佟大为——孔令侃
刘烨———红军老战士
王学兵——解放军王参谋
张涵予——解放军
范伟———厨师长
孙兴———俞济时副官
陶泽如——唱票员甲
黄圣依——战地播音员
刘仪伟——李璜
周星驰——周作人
曹可凡——上海市市长吴国桢
刘桦———国军队长
连晋———甘介侯助手
梁家辉——解放军代表
章子怡——文化界代表
苗圃———文化界代表
沈傲君——文化界代表
宁静———文化界代表
董璇———文化界代表
陈数———文化界代表
张秋芳——文化界代表
王雅捷——文化界代表
郭德纲——文化界代表
龚蓓苾——女兵
何琳———女兵
杨若兮——女兵
车永莉——女兵
陈坤——蒋经国
张国立——蒋介石
继馒头标准后又一大创举，当然要拉上卫生部、质监局、公安部和中消协做靠山，老中医大概最多分到二成，我猜。
全国足疗按摩等保健行业将统一技术标准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6日03:41 京华时报
本报讯 (记者李秋萌) 今后，全国范围内的足疗、洗浴、按摩都将执行统一的标准，未达标者将不予准入开业。昨天，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成立，卫生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安部、中消协等相关部门及百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并针对保健服务行业夸大宣传、资质不达标等问题进行首次讨论，最早有望于明年出台各保健行业的规范标准。
据介绍，保健业分为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服务行业。目前，我国休闲保健服务行业企业已经达到60多万家，相关链条产业300多万家，从业人员3000万人，年产值2000亿元人民币。
成立的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针对保健服务行业在技术、服务、管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统一规范。此次，其将率先对保健服务行业内，包括足疗、洗浴、按摩等在内的企业进行标准化规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表示，随着休闲保健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已与医疗卫生、中医药一样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因存在企业无序竞争、缺乏统一的保健业标准及相关的政府监督机制，不仅影响和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企业的公平竞争，也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马上就访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潘学田称目前行业存在监管漏洞
对于保健服务业即将进入标准化时代，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潘学田举双手赞同，他表示，现在社会上，规模大小不一、相关医师资质不明的足疗室、洗浴中心随处可见，由于没有行业内的统一标准，因此诸如收费标准、设施运行等存在监管漏洞。
同时，由于其往往通过按摩方式进行保健，因此按摩穴位的正确与否事关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如不具备相关按摩资质，容易起到相反的致伤作用，“有一位老人因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就到按摩中心进行按摩，但因从业者不了解穴位作用及力度掌握不到位，导致老人当即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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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馒头标准后又一大创举，当然要拉上卫生部、质监局、公安部和中消协做靠山，老中医大概最多分到二成，我猜。
全国足疗按摩等保健行业将统一技术标准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7月26日03:41 京华时报
本报讯 (记者李秋萌) 今后，全国范围内的足疗、洗浴、按摩都将执行统一的标准，未达标者将不予准入开业。昨天，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京成立，卫生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公安部、中消协等相关部门及百余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并针对保健服务行业夸大宣传、资质不达标等问题进行首次讨论，最早有望于明年出台各保健行业的规范标准。
据介绍，保健业分为保健食品、保健用品和保健服务行业。目前，我国休闲保健服务行业企业已经达到60多万家，相关链条产业300多万家，从业人员3000万人，年产值2000亿元人民币。
成立的全国保健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针对保健服务行业在技术、服务、管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统一规范。此次，其将率先对保健服务行业内，包括足疗、洗浴、按摩等在内的企业进行标准化规范。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李大宁表示，随着休闲保健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已与医疗卫生、中医药一样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因存在企业无序竞争、缺乏统一的保健业标准及相关的政府监督机制，不仅影响和制约了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企业的公平竞争，也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马上就访 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潘学田称目前行业存在监管漏洞
对于保健服务业即将进入标准化时代，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潘学田举双手赞同，他表示，现在社会上，规模大小不一、相关医师资质不明的足疗室、洗浴中心随处可见，由于没有行业内的统一标准，因此诸如收费标准、设施运行等存在监管漏洞。
同时，由于其往往通过按摩方式进行保健，因此按摩穴位的正确与否事关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如不具备相关按摩资质，容易起到相反的致伤作用，“有一位老人因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就到按摩中心进行按摩，但因从业者不了解穴位作用及力度掌握不到位，导致老人当即骨折”。
潘学田表示，行业标准化将有助于保健业的良性发展，但需要先对各保健行业的运行情况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这样才能出台满足消费者和保健行业双方需求的相关规范准绳。
http://news.sina.com.cn/c/2009-07-26/034118297967.shtml对政治风险毫无感觉，居然把那么大的风险赤裸裸暴露在这种烂地方，普京上台，你没警觉，清洗格鲁吉亚人，你还是没反应，去年击沉货轮的时候总该有所清醒吧？嗨！我的老乡啊。
别再把钱往上海杭州深圳的房产上砸了，去印度吧，去伊拉克吧，去印尼吧，去柬埔寨吧，去肯尼亚吧，最好趁早。
对政治风险毫无感觉，居然把那么大的风险赤裸裸暴露在这种烂地方，普京上台，你没警觉，清洗格鲁吉亚人，你还是没反应，去年击沉货轮的时候总该有所清醒吧？嗨！我的老乡啊。
别再把钱往上海杭州深圳的房产上砸了，去印度吧，去伊拉克吧，去印尼吧，去柬埔寨吧，去肯尼亚吧，最好趁早。
从生活，经营，到投资，这里的环境正在加速恶化，谷歌、力拓、华尔街日报……
任何时间跨度超过一年的投资看来都是不安全的，你的任何储蓄最好都长着两条腿：生孩子、最好生在香港、学习、最好学英语、到香港开个户吧、换点美元、哪怕到澳洲荒原买块地也比这儿安全……
过去若干年，无论如何，维持投资环境的吸引力，至少还构成某种宪法性约束——尽管薄弱且飘忽不定—(more...)
从生活，经营，到投资，这里的环境正在加速恶化，谷歌、力拓、华尔街日报……
任何时间跨度超过一年的投资看来都是不安全的，你的任何储蓄最好都长着两条腿：生孩子、最好生在香港、学习、最好学英语、到香港开个户吧、换点美元、哪怕到澳洲荒原买块地也比这儿安全……
过去若干年，无论如何，维持投资环境的吸引力，至少还构成某种宪法性约束——尽管薄弱且飘忽不定——，而现在，显然，这一诉求已被抛弃，也看不出任何可以替代的外部约束，崛起了啊……
诚实、勤奋和明智者将会离去，剩下的是赌徒、蛊惑家和野心家，然后是战争……
这里没指望了，把澳洲改造成我们的新家园吧，呵呵
他们近乎完美的演示了维护宪政机制的一种可能途径，尽管宪政在洪都拉斯远非完美，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但军方的这次行动，让该国更接近而非远离宪政。
这是一次多年来罕见的合理而干净的政变，相比之下，几年前泰国的那一次则无理且富有破坏性，然而，他们在国际舆论中得到的待遇却恰好相反，欧盟态度的对照尤为明显，这体现了国际政治伦理的堕落趋势。
我的结论基于以下几点观察：
1）军队以规则执行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政策对立者或纠纷仲裁者的身份出现，泰国政变是因为军方反对总理政策，而(more...)
他们近乎完美的演示了维护宪政机制的一种可能途径，尽管宪政在洪都拉斯远非完美，离理想状态还很远，但军方的这次行动，让该国更接近而非远离宪政。
这是一次多年来罕见的合理而干净的政变，相比之下，几年前泰国的那一次则无理且富有破坏性，然而，他们在国际舆论中得到的待遇却恰好相反，欧盟态度的对照尤为明显，这体现了国际政治伦理的堕落趋势。
我的结论基于以下几点观察：
1）军队以规则执行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政策对立者或纠纷仲裁者的身份出现，泰国政变是因为军方反对总理政策，而洪都拉斯政变是因为总统破坏宪政规则，并且该破坏事实并非军方自己认定，而是已被除总统本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政府分支——国会、选举委员会、最高法院——所确认，总统甚至已经被其所在政党抛弃。
2）军方的行动，解除了一个因破坏规则而导致的政治僵局，而不是打破一个正在有效运行的机制。
3）军方没有霸占权力，没有上台执政，甚至没有临时军管和军政府，他们将自己的作用限制在最小程度。
在美国这样成熟完备的宪政中，我们很少有机会观察到支撑宪政的基础结构的作用，这种观察机会只会出现在那些“边际事件”中，隐藏在底层的宪政基础结构，只有当它们遭到挑战、经受考验时，我们才能看清它究竟如何起作用，而在成熟宪政中，各方都小心翼翼的远离那些边界，这容易给我们造成幻觉，似乎宪政不需要基础，会自动顺利运行。
不妨想象一下，假如麦克阿瑟拒绝放下帅印，假如尼克松拒绝辞职并抗拒弹劾结果，假如戈尔拒不承认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假如佛蒙特果真宣布独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可以。
某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把税率提高到100%，把所有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制造用于毁灭人类的武器的事业中，投入到维持斧头帮控制地位的警察和真理机器中，同时依靠那些它旨在毁灭的富裕国家的援助维持其国民生存。
听上去像个笑话？这个国家就是朝鲜。虽然实际故事没那么纯粹，但差不太多。
战后西方援助系统，在非洲和亚洲制造的悲剧和灾难，远比他们疗治的伤痛，多得多。
世界粮食计划署称朝鲜870万人面临断粮
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2/094418138883(more...)
答案是：可以。
某个国家的政府可以把税率提高到100%，把所有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到制造用于毁灭人类的武器的事业中，投入到维持斧头帮控制地位的警察和真理机器中，同时依靠那些它旨在毁灭的富裕国家的援助维持其国民生存。
听上去像个笑话？这个国家就是朝鲜。虽然实际故事没那么纯粹，但差不太多。
战后西方援助系统，在非洲和亚洲制造的悲剧和灾难，远比他们疗治的伤痛，多得多。
世界粮食计划署称朝鲜870万人面临断粮
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2/094418138883.shtml
东方早报记者 张颖 发自北京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驻朝鲜代表托尔本·杜昨天在北京称，朝鲜正处在一场新的粮荒中。
他表示，由于对朝捐助资金临近枯竭以及朝鲜对该机构采取的新限制措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经调低了对朝援助预期。世界粮食计划署从去年10月开展了一项对朝粮食援助计划，托儿本·杜说，“我们原本的目标是为620万朝鲜人口提供食物援助，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了227万。”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去年的研究报告，预计约有870万的朝鲜人口需要食物援助，占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托尔本·杜说，“现在的情况很糟，很多人都在饿肚子，部分民众以野生食物充饥。”
对朝援助资金缘何出现巨幅下降？托尔本·杜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他表示：“自5月朝鲜进行核试验后，世界粮食计划署就再没收到任何对朝捐助了。”按照原计划，世界粮食计划署预期将从各捐助国收到5亿美元的捐助款，而到目前为止实际收到的捐助只达到预期的15%。
托尔本·杜还表示，朝鲜政府对其在朝活动也给出了更多新的限制，并且“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 现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在朝鲜6个省的57个乡村开展工作，相较原来8个省131个乡村的覆盖度有了大幅下降。(来源：东方早报)
退让是没用的，是见不到底的，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必须抵抗，但抵抗的手法值得斟酌，我觉得可以这样：
1）完全按照共产党要求，实施最严苛的过滤和限制措施；
2）把上述措施的全部内容及其所依据的原则和指示公开发布，特别是要以英文版在google.com上公布，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
3）上述措施必将在国会掀起巨浪，一定有议员会发起调查，提出议案，谷歌不妨为议案内容提供建议；
4）如果发展顺利，国会将通过普遍禁令，禁止google/MS/(more...)
退让是没用的，是见不到底的，很可能是自杀性的，必须抵抗，但抵抗的手法值得斟酌，我觉得可以这样：
1）完全按照共产党要求，实施最严苛的过滤和限制措施；
2）把上述措施的全部内容及其所依据的原则和指示公开发布，特别是要以英文版在google.com上公布，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
3）上述措施必将在国会掀起巨浪，一定有议员会发起调查，提出议案，谷歌不妨为议案内容提供建议；
4）如果发展顺利，国会将通过普遍禁令，禁止google/MS/baidu/CISCO/IBM等与GFW合作，国会管不着baidu？别忘了baidu在哪里上市。
这样，google既可保持清白，又不必担心被竞争对手占便宜，如果国会缺乏勇气，那就怪不得谷歌了。
我迄今从未听到任何一位外交家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刚刚在wiki上查资料偶尔发现）：
从1948年到1972年，86万犹太人被埃及、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驱逐，来到以色列，其中26万于1951年前到达，其余1972年前到达，他们和他们的后人构成了现今以色列人口的40%，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开时被迫放弃财产，据2002年一项评估，这些被驱逐者当时被迫放弃在阿拉伯各国的财产折合现值约3000亿美元，被迫放弃的土地合计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今以色列国土面积的4倍。
856,000 Jews left their homes in Arab countries fr(more...)
我迄今从未听到任何一位外交家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刚刚在wiki上查资料偶尔发现）：
从1948年到1972年，86万犹太人被埃及、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驱逐，来到以色列，其中26万于1951年前到达，其余1972年前到达，他们和他们的后人构成了现今以色列人口的40%，他们中的大部分在离开时被迫放弃财产，据2002年一项评估，这些被驱逐者当时被迫放弃在阿拉伯各国的财产折合现值约3000亿美元，被迫放弃的土地合计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今以色列国土面积的4倍。
856,000 Jews left their homes in Arab countries from 1948 until the early 1970s; 260,000 reached Israel in 1948-1951, 600,000 by 1972.[1][2][3] The Jews of Egypt and Libya were expelled while those of Iraq, Yemen, Syria, Lebanon and North Africa left as a result of a coordinated effort among Arab governments to create physical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4] Most were forced to abandon their property.[2] By 2002 these Jews and their descendants constituted about 40% of Israel's population.[3]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body of this group, the 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WOJAC) estimates that Jewish property abandoned in Arab countries would be valued today at more than $300 billion[5][6] and Jewish-owned real-estate left behind in Arab lands at 100,000 square kilometers (four times the size of the State of Israel).[1][6] The organization asserts that the Jewish exodus was the result of a deliberate policy decision taken by the Arab league.[7]
详见wiki词条：Jewish exodus from Arab lands
看到许多朋友在说泰国的事儿，不靠谱的居多，包括安替老弟。
1）06年政变的祸害不在政变本身，而在于它是对黄衫军街头政治的奖励，泰国乱局始于此，如果只有政变，没有黄衫军，问题不大。
2）街头政治是远比票决民主更坏的东西。
3）1932至1991年，泰国发生19次政变，其中13次成功，但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离法治国家的距离，并不更远，反而在最近的几个之列。
4）对于泰国，虚君不够虚，将军常常搞政变，这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变条件是否明确，如果是能给各方以明确预期的、当且仅当满足某些条件即会发生的政变，就是宪法性政变，是宪政的可行架构——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5）共和<>民主，共和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在多种结构下实现，比如英格兰的君主+贵族共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
6）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中的君主是实君，就像美国总统。
7）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假共和
8）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人头票决=多数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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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许多朋友在说泰国的事儿，不靠谱的居多，包括安替老弟。
1）06年政变的祸害不在政变本身，而在于它是对黄衫军街头政治的奖励，泰国乱局始于此，如果只有政变，没有黄衫军，问题不大。 2）街头政治是远比票决民主更坏的东西。 3）1932至1991年，泰国发生19次政变，其中13次成功，但泰国在东南亚各国中，离法治国家的距离，并不更远，反而在最近的几个之列。 4）对于泰国，虚君不够虚，将军常常搞政变，这些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变条件是否明确，如果是能给各方以明确预期的、当且仅当满足某些条件即会发生的政变，就是宪法性政变，是宪政的可行架构——当然不是充分条件。 5）共和<>民主，共和是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可以在多种结构下实现，比如英格兰的君主+贵族共和，威尼斯的寡头共和。 6）虚君共和<>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中的君主是实君，就像美国总统。 7）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假共和 8）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人头票决=多数暴政。 9）虚君共和+议会全能主义+街头政治=少数暴政。
10）民主（特指人头票决民主）本身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只要宪政结构得到保障，也坏不到哪里去。
据说只有18%的人答对：
If a test [to detect a disease whose prevalence is 1/1000] has a false positive rate of 5%, what is the chance that a person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result actually has the disease, assuming you kn(more...)
据说只有18%的人答对：
If a test [to detect a disease whose prevalence is 1/1000] has a false positive rate of 5%, what is the chance that a person found to have a positive result actually has the disease, assuming you know nothing about the person's symptoms or signs?
注：1）方括号是我加的，避免断句错误，2）false positive=假阳性。
这是美国人的灾难，远胜于金融危机的灾难，远胜于珍珠港的灾难，
这是国会的耻辱，234名民主党人和85名共和党人的耻辱，
但愿参院会阻止他们，但愿雇员们不会甘愿暗吞苦果，但愿最高法院能抹除这个恶劣先例，
报道：美众议院高票通过高额奖金税法案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roll/20090320/03066001073.shtml
这是美国人的灾难，远胜于金融危机的灾难，远胜于珍珠港的灾难，
这是国会的耻辱，234名民主党人和85名共和党人的耻辱，
但愿参院会阻止他们，但愿雇员们不会甘愿暗吞苦果，但愿最高法院能抹除这个恶劣先例，
报道：美众议院高票通过高额奖金税法案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roll/20090320/03066001073.shtml
有些候鸟在迁徙时，是借助星象来导航的；然而星象导航面临一个问题：地球的自转轴不是恒定的，而是按固定周期摇摆，这意味着，北极星（或其他确定南北极的星象）并不总是与正北方向成固定角度，而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自转轴摇摆导致的变化在天文学上叫作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其周期长度约27000年。
当然，27000年中的微小摆幅，对于设计导航系统的人类工程师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27000年对于进化史来说，却很短，因而，对于候鸟导航系统的设计者——它们的基因组&m(more...)
有些候鸟在迁徙时，是借助星象来导航的；然而星象导航面临一个问题：地球的自转轴不是恒定的，而是按固定周期摇摆，这意味着，北极星（或其他确定南北极的星象）并不总是与正北方向成固定角度，而会随时间而变化，这种自转轴摇摆导致的变化在天文学上叫作岁差（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其周期长度约27000年。
当然，27000年中的微小摆幅，对于设计导航系统的人类工程师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但是27000年对于进化史来说，却很短，因而，对于候鸟导航系统的设计者——它们的基因组——，这个问题必须处理，它们的解决方案很漂亮：
用于确定正北（或正南）方向的星象，没有被作为常量，预先编码在候鸟的神经系统中，而是作为变量处理，这个变量什么时候被赋值呢？是在小鸟被孵化后不久，当它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星空时，它会连续数小时凝视星空，通过观察天穹转动，来找出北极所指方向附近的星象，并印刻（impress）到它的神经系统中。
太棒了！
以下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3章Revenge of the Nerds：
Many migratory birds fly thousands of miles at night, maintaining their compass direction by looking at the constellations. As a Cub Scout I was taught how to find the North Star: locate the tip of the handle of the Little Dipper, or extrapolate from the front lip of the Big Dipper a distance seven times its depth. Birds are not born with this knowledge, not because it is unthinkable that it could be innate, but because if it were innate it would soon be obsolete. The earth's axis of rotation, and hence the celestial pole (the point in the sky corresponding to north), wobbles in a 27,000-year cycle called the 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 The cycle is rapid in an evolutionary timetable, and the birds have responded by evolving a special algorithm for learning where the celestial pole is in the night sky. It all happens while they are still in the nest and cannot fly. The nestlings gaze up at the night sky for hours, watching the slow rotation of the constellations. They find the point around which the stars appear to move, and record its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several nearby constellations, acquiring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to me by the Cub Scout manual. Months later they can use any of these constellations to maintain a constant heading—say, keeping north behind them while flying south, or flying into the celestial pole the next spring to return north.
70年代，当进化生物学进入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分别开创了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时，遭遇了该领域学者的激烈抵抗，道金斯而威尔逊被视为人民公敌，从指责、辱骂、发展到身体攻击、开会起哄、高音喇叭干扰课堂，最后，一批学者在国际和平年来临之际，在西班牙集会签下了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其内容、形式和口吻，都像极了公元325年基督教尼西亚会议上的十二信条，更惊人的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采用了这些戒律。
当然，UNESCO可没把这当作丑闻，它至今还把它当作一项荣耀，以正式声明发布在其官方网站上（在这里），甚至还放在其所属的联合国大学（UNU）的首页上。
在今天的科学界，那些反对人碳暖球说法的科学家，他们的处境和遭遇，和当初的威尔逊，大概也差不多。
以下文字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一章PSYCHOLOGICAL CORRECTNESS一节：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this book is a departure from the dominant view of the human mind in our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hich Tooby and Cosmides have dubbed the 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SSSM). The SSSM proposes a fundamental division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 Biology endows humans with the five senses, a few drives like hun(more...)
70年代，当进化生物学进入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分别开创了进化心理学和社会生物学）时，遭遇了该领域学者的激烈抵抗，道金斯而威尔逊被视为人民公敌，从指责、辱骂、发展到身体攻击、开会起哄、高音喇叭干扰课堂，最后，一批学者在国际和平年来临之际，在西班牙集会签下了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其内容、形式和口吻，都像极了公元325年基督教尼西亚会议上的十二信条，更惊人的是，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正式采用了这些戒律。
当然，UNESCO可没把这当作丑闻，它至今还把它当作一项荣耀，以正式声明发布在其官方网站上（在这里），甚至还放在其所属的联合国大学（UNU）的首页上。
在今天的科学界，那些反对人碳暖球说法的科学家，他们的处境和遭遇，和当初的威尔逊，大概也差不多。
以下文字摘自Steven Pinker: How The Mind Works第一章PSYCHOLOGICAL CORRECTNESS一节：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this book is a departure from the dominant view of the human mind in our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hich Tooby and Cosmides have dubbed the 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 (SSSM). The SSSM proposes a fundamental division between biology and culture. Biology endows humans with the five senses, a few drives like hunger and fear, and a general capacity to learn. But biological ev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SSSM, has been superseded by cultural evolution. Culture is an autonomous entity that carries out a desire to perpetuate itself by setting up expectations and assigning roles, which can vary arbitrarily from society to society. Even the reformers of the SSSM have accepted its framing of the issues. Biology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culture, say the reformers; biology imposes "constraints" on behavior, and all behavior is a mixture of the two.
The SSSM not only has become an intellectual orthodoxy but has acquired a moral authority. When sociobiologists first began to challenge it, they met with a ferocity that is unusual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academic invective. The biologist E. O. Wilson was doused with a pitcher of ice water at a scientific convention, and students yelled for his dismissal over bullhorns and put up posters urging people to bring noisemakers to his lectures. Angry manifestos and book-length denunciations were published by organizations with names like Science for the People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Racism, IQ, and the Class Society. In Not in Our Genes, Richard Lewontin, Steven Rose, and Leon Kamin dropped innuendos about Donald Symons' sex life and doctored a defensible passage of Richard Dawkins' into an insane one. (Dawkins said of the genes, "They created us, body and mind"; the authors have quoted it repeatedly as "They control us, body and mind.") When Scientific American ran an article on behavior genetics (studies of twins, families, and adoptees), they entitled it "Eugenics Revisited," an allusion to the discredited movement to improve the human genetic stock. When the magazine covere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they called the article "The New Social Darwinists," an allusion to the nineteenth-century movement that justified social inequality as part of the wisdom of nature. Even one of sociobiology's distinguished practitioners, the primatologist Sarah Blaffer Hrdy, said, "I question whether sociobiology should be taught at the high school level, or even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 . . The whole message of sociobiology is oriented toward the success of the individual. It's Machiavellian, and unless a student has a moral framework already in place, we could be producing social monsters by teaching this. It really fits in very nicely with the yuppie 'me first' ethos."
Entire scholarly societies joined in the fun, passing votes on empirical issues that one might have thought would be hashed out in the lab and the field. Margaret Mead's portrayal of an idyllic, egalitarian Samoa was one of the founding documents of the SSSM, and when the anthropologist Derek Freeman showed that she got the facts spectacularly wrong,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ted at its business meeting to denounce his finding as unscientific. In 1986, twenty social scientists at a "Brain and Aggression" meeting drafted the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 subsequently adopted by UNESCO and endorsed by sever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The statement claimed to "challenge a number of alleged biological findings that have been used, even by some in our disciplines, to justify violence and war":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e have inherited a tendency to make war from our animal ancestors.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ar or any other violent behavior is genetically programmed into our human nature.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in the 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there has been a selection for aggressive behavior more than for other kinds of behavior.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humans have a "violent brain."
It is scientifically incorrect to say that war is caused by "instinct" or any single motivation...
...We conclude that biology does not condemn humanity to war, and that humanity can be freed from the bondage of biological pessimism and empowered with confidence to undertake the transformative tasks nee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Peace 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What moral certainty could have incited these scholars to doctor quotations, censor ideas, attack the ideas' proponents ad hominem, smear them with unwarranted associations to repugnant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mobilize powerful institutions to legislate what is correct and incorrect?
参考：Wikipedia: "Seville Statement on Violence"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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