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上一篇说到，罗斯巴德认为，自然法是从人的本质推导出来的，而这个本质是“绝对的、不变的、普适的”，普适意味着每个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因而推导出的自然法也是一样的，因而自然法是“客观的”。 可是，既然人的本质都一样，那么照理说，从地球上出现第一个人那时起，自然法就应该被发现了，而且他所发现的和罗氏本人所发现的应该是一样的，是因为口头流传靠不住，所以失传了？可是既然曾存在过那么多人，每个都有相同的本质，它怎么没有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被发现呢？是因为口头表达不清楚？那么，至少在文字出现之后，它就应该很普遍了吧？是因为没人有兴趣把它写下来？那么，至少在第一批哲学家出现之后，它总该很多见了吧？显然，连罗氏本人也不这么认为，请看（p.65）： 可见，罗氏认为对自然法的认识是逐渐进步的，而且进步的很慢，所以直到17世纪末，洛克的《政府论》才“肯定是最早系统论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然权利”，虽然自然法的提出更早些，但最早像他罗氏那样将其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结成一体的，是洛克，而且就算洛克的理论也不尽完善（p.66）： 然后斯宾塞和斯波纳又做出了改进，并“达到了一个高峰”。【实际上斯宾塞根本不是自然法派，将其他学者生拉硬扯进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是罗氏的惯用伎俩，不过，为了将批判维持在思想主线上，这些枝节我回头另外交代】 问题来了：既然人的本质是“不变的”，从本质先验的推导出的自然法体系为何会发生进步？假如推导过程是借助了经验的，那进步就好理解，因为经验是可以积累的，也是可以经由科学检验程序而得到筛选的，可是罗氏是持先验主义的，并且从第三章开始已经滑向了康德主义，不再搭理外部世界，纯粹由理性对自己内在本质的认识来推导自然法，这种积累和进步又如何实现呢？ 当然，通过思辨和讨论，可以消除推导过程中的一些逻辑错误，这是可能的（但并没人向我们展示过这种纠错过程），但怎么纠正错误的起始命题呢？比如被罗氏称为“经典自然法理论”创立者的亚里斯多德，便宣称“大自然意图让野蛮人做奴隶是不言而喻的”，注意：“不言而喻”意味着这不是一个从其他前提推出的推论，而是一个起始命题，像这种命题，是如何不借助经验而由纯粹的理性思辨和讨论过程而消除，从而让自然法理论获得进步的？ 再来看本章的第二个笑点（p.68）： 你笑了吗？请随意，反正我是笑了。作为康德主义者的罗斯巴德居然把自然法伦理和“个人伦理”分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如此区分是不可能的，假如你是契约主义者，这种区分是很自然的，既然法律（及其背后的伦理）是个人之间基于“同意”而缔结契约的结果，那么它与个人的道德准则就是可以分离的，而且不同个人的道德标准可以是不同的，个人标准之间只要存在最低限度的重合，达成同意和缔结契约便是可能的，而法律和公共伦理只体现了它们的重合部分。 甚至个人标准间没有任何重合也可能达成合意和契约，因为处于功利的考虑，个人可以委屈求全，假意迎合别人的道德标准，以求在社区内获得生存机会和社会地位，在表面上遵从公共的伦理标准和法律规范。 或者，假如你是自然法派中的主观主义者，承认每个人由良心或理性所推导出的伦理法则可以不同，那么上述分离也是可能的，它们重合的部分可以成为自然法或公共伦理，而差异部分可以各自保留为“个人伦理”（洛克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所倡导的宗教宽容原则大概就是这意思），可是，罗斯巴德已经宣称自己是客观主义者！ 既然你宣称（第三章），一项行为理应被法律所禁止，是因为那是你的“理性认为绝对不能宽恕的”（p.60），也就是被你内心那个善恶判决器判定为“恶的”，那么，你有何理由认为法律不该禁止同样被该判决器判定为恶的其他行为呢？而且，你认为每个人的本质是一样的，因而所有人的判决器对此行为所作出的判定结果也应该是一样的，即，被你判定为恶的那种行为，也将被其他人（至少其中的正常健康人）判定为恶，那么，一种被所有正常人都判定为恶的行为，有何理由不让法律去禁止呢？ 在上一篇中，我已指出，自然法＋客观主义这种组合，通常是与专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如上所述，该组合在逻辑上直接导向了专制主义，所以它们在罗氏体系中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结合，是很古怪的，逻辑上完全没有这种结合的需要，是一种生硬的拼凑，他把同一个“本质”所作出的善恶判断人为的划分为两部分，而且这种划分完全缺乏更基本的理念的支持，完全是武断的，所以，这个划分只须稍稍松动，就会立即滑向专制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