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知道你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除此之外，还从事什么工作呀？
A: 我2008-2012年间是《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员，之前多数年份是自由程序员（也就是自己雇佣自己的程序员），少数几年处于无业状态。

Q: 为什么会来写历史？知道你是清华经管院毕业，具体是什么专业呀？
A: 因为我喜欢阅读历史，也对历史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且愿意写下来与朋友分享，这也是我其他写作的主要动机；当然另一个动机也很重要：有媒体愿意发表我的文章，而且愿意为此付钱。是信息系统专业。

Q: 有一种说法，把你们这样的“另类说历史”的称为“高级票友”，你认同吗？“票友”这个词意味着什么？
A: 讲真我还头回听说票友这顶帽子戴到了我头上，不过戴着还蛮舒服的，我喜欢。票友的意思大概是，唱不唱戏、唱什么戏，全凭兴趣和兴致，并不指望靠它吃饭。如此说来，这顶帽子于我就有点名不符实，因为这些年我确实靠写作吃上饭了；不过它还可以有另一层意思：票友可以不必理睬行当内的各种大小规矩，也无须讨好观众，这两条倒还真跟我蛮配的。

Q: 票友谈历史，和专家谈历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能不能举个例子？
A: 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票友在方法论上很自由，不必按历史学界的常见套路来，也不必考虑什么学术渊源和门派利益，比如这篇《周史札记#12：代际更替与制度化》，本来是在谈封建制度，可是扯着扯着就扯到软件实施上去了，再比如这篇《下一块金砖在哪里？》，开头是在说宏观经济，一不小心就扯了一通生物进化史，是不是很过瘾？

Q: 我们这次选了你的《饕餮经济学之肚皮收租法》，非常有趣易读。你是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的？
A: 谢谢～当初想到写这个题目，是因为那时听到许多有关吃的话题，比如节食、减肥、糖尿病、痛风、餐饮业的繁荣、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饮食差异，等等，其中一个话题特别引起我兴趣：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似乎比同等收入水平的其他社会要偏高一点，而某些省份（比如广东）则比其他省份更高一点，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意思，恰好，之前我在阅读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时，在此问题上有过一点心得，于是就写了一个系列，漫无边际的瞎扯了一通，你能喜欢我很高兴。

Q: 作为浙江人，对本地的历史感兴趣吗？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读吗？
A: 有，当然有，比如我曾关注过：萧山和慈溪的北部是什么时候变成陆地的？太湖东南的水网被疏浚出来的过程中，众多土地主人之间的利益是如何协调的？越人在后世的当地文化中留下了什么痕迹？浙南居民的基因组中，可以找到多少百越成分，其中男系成分和女系成分有何差别？稻作文化何时从江西传入之江流域？海盗们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开展贸易，如何躲避官府？过去三十年的城市化如何改变浙南山区的生态？野猪活动范围扩张了多少？猫科动物的体型在增长吗？不过，惭愧的很，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我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见解。

Q: 为什么叫 “辉格”？
A: 这个笔名源自我早年在一个BBS（万科周刊论坛）上使用的ID，因为老友们（他们也是我的最初读者）听惯叫惯了，就没改。你觉得顺耳吗？

导言

第一部分 价格与市场

第一章 受价与觅价

01. PS3为啥亏着本卖？

02. 饭店为何要收开瓶费？

03. 大卖场与供应商为何纷争不休？

04. 宜家是做家居还是做地产的？

05. 为何广东的油价比江西贵？

第二章 疯狂的波动

06. 芯片价格波动为何如此剧烈？

07. 大蒜疯狂是操纵的结果吗？

08. 资本家养猪是圈地抢钱？

09. 石油减产是因为欧佩克合谋？

10. 小企业为何难抗价格风险？

第三章 不想垄断的竞争者不是好竞争者

11. 铁矿石议价机制为何会瓦解？

12. 俄乌斗气斗些什么？

13. 水务交易的买家是谁？

14. 反垄断大刀会砍出什么？

15. 垄断是竞争的反义词？

第二部分 产业与创新

第四章 创新，危险而伟大的游戏

16. UPS做金融凭什么？

17. 耐克赞助青少年体育用意何在？

18. 谷歌的创新机制有何不同？

19. 山寨机为何屡打不倒？

20. 赌球会鼓励还是遏制假球？

第五章 这年头队伍不好带啊

21. 企业与团队，谁是铁打的营盘？

22. 飞行员跳槽为啥这么难？

23. 高管薪酬为啥这么高？

24. 衰退期大裁员都是因为生意不好吗？

25. 为何用工荒都出现在节后？

第六章 企业文化是把双刃剑

26. 假如德鲁克活着看到通用危机会怎么想？

27. 电气业巨头为何都在重组？

28. 摩托罗拉分拆：迟到的转型？

29. 港企交班潮蕴含着哪些机遇？

30. 药业巨头为何纷纷兼并？

第七章 失败者常常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31. 报业失去了什么？

32. 丑闻迭出的奶业出路何在？

33. 诺基亚该往哪里跳？

34. 淘宝，集市还是市场？

35. 内地游客如何改变港澳旅游业？

第三部分 行为与心理

第八章 我们消费的果真是物质吗？

36. 为何高档香烟软盒比硬盒贵？

37. 时尚，另一种宗教？

38. 捡到支象牙筷，配穷个人家？

39.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第九章 饕餮经济学

40. 为何美国穷人比富人胖？

41. 肚皮收租法

42. 生存套餐与依附关系

43. 吸血蝙蝠和猎获物分享

44. 排他性互惠圈和身份符号

45. 互惠圈如何塑造人性？

第十章 婚姻与家庭：古老的博弈

46. 择偶困难是因为性别失衡吗？

47. 《非诚勿扰》扰了什么？

48. 限制亲子鉴定会给婚姻带来什么影响？

49. 同性恋会因为宽容而变得更普遍吗？

50. 婚姻法新解释对婚姻关系有何影响？

第十一章 有时候你不知道保持理智是否明智

51. 为何世界杯比冠军杯吸引更多观众？

52. 韩国传教士为何这般狂热？

53. 富士康工人接连跳楼是巧合吗？

54. 圣元事件中的传播学

55. 网络会把我们带回乡村时代吗？

第四部分 制度与政策

第十二章 财产权是行为边界

56. 禁售是不是保护濒危动物的好办法？

57. 海洋也要“私有化”？

58. 小贩有占道摆摊的权利吗？

59. 治堵：限行，牌照拍卖，还是拥堵费？

60. 教室占座能构成财产权吗？

第十三章 规章条例常常是麻烦的起点

61. 医院号贩子挣的是什么钱？

62. 限制银行收费的成本将由谁负担？

63. 钓鱼执法的机会来自哪里？

64. 医疗广告为何充斥着欺诈和蒙骗？

65. 股东参与权太大还是太小？

第十四章 政府之手如何扰乱市场

66. 收储能不能稳定市场？

67. 是谁吹大了新能源泡沫？

68. 行业工资标准意味着什么？

69. 三控成本能否降低房价？

70. 税收能调节收入差距吗？

第十五章 成功的变革实在不多见

71. 英超腾飞的秘诀何在？

72. 为何市场化改革常常伴随着通胀？

73. 为何韩国总能率先走出危机？

74. 南非是下一条龙吗？

75. 欧盟统一红利还能吃多久？

第五部分 宏观经济

第十六章 吸血鬼如何造福社会

76. 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

77. 重返金本位是个馊主意

78. 大刀向衍生品头上砍去

79. 金融对赌价值何在？

80. 衍生品如何推动风险分工？

第十七章 不一样的泡沫

81. 初级品涨价是因为短缺还是恐慌？

82. 都在喊通胀为何美国物价却没涨？

83. 西进运动与地产泡沫

84. 迪拜，另一种泡沫？

85. 博傻游戏伤害的是谁？

第十八章 人口，随时需要牢记的变量

86. 考生减少意味着什么？

87. 城市化下半场有何不同？

88. 放松计划生育能挽回人口红利吗？

89. 乡村注定会走向没落？

90. 乡村复兴之路在何方？

第六部分 思想背景

第十九章 我眼中的世界

91. 实在与经验

92. 决定论与自由意志

93. 范式与硬核：什么是科学？

94. 结构与层次

95. 理想与路径：谬论的四个层次

第二十章 我眼中的经济学

96. 自私的皮球：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97. 利率变动：一个基于流动性的考察

98. 谁做老板？这是个流动性问题

99. “市场失灵”是什么意思？

100. 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经验科学？

]]>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5134.html/feed 2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3849.html https://headsalon.org/archives/3849.html#comments Sat, 08 Sep 2012 21:29:50 +0000 http://headsalon.org/?p=3849 #第17章#

总算发现了没啥好批的一章，该章观点我同意，论证过程也足够简单，没啥好批，虽然只有短短两页，也算得上惊喜了。

#第18章#

该章两页也没啥好批，结论我都同意，但论证过程有不少问题（特别是涉及街道和阻塞交通和建筑物出入的部分），不过这些问题在之前都已遇到过了，没什么新东西，老调重弹没意思，放过。

#第19章#

本章是重头戏，是罗氏契约理论的集中阐述，虽然主要观点之前早就反复出现过了，不过这里的阐述和论证更加全面详细，也给了我一个集中全面批判的机会。

简言之，罗氏从根本上废弃了主流契约理论的基础：信守承诺的义务，转而将契约理论建立在财产权转让之上（p.189）：

这一改变是极为严重而惊人的，这一点罗氏自己也意识到了（除上文第二句，见p.194）：

那么，罗氏为何要做如此惊人改变呢？承认信守承诺的必要性会死吗？甚至他自己也承认守诺是一种道德要求（p.194）：

我也花了一番功夫反复琢磨才弄明白，原来是这样：他将财产权分为两种，一种是自我所有权，也就是运用自由意志做选择的能力，另一种是对其他有形物的财产权，在他看来，后一种是可让渡的，而前一种是不可让渡的，或者用他的术语说，转让财产权（以下不加限定时专指身外之物的财产权）是符合人之本性的（p.191）：

而转让意志则不合本性（p.191）：

而承诺就是转让未来的意志，因而也是不合本性的；这样我们就理解了，罗氏否定承诺之独立意义的论证，和他对自愿为奴之非法性的论证，是同出一源的；在第7篇里我们首次碰到这个主题时我已指出，罗氏无限扩大了自愿为奴的含义，将所有限制自己未来选择的交易都叫做自愿为奴，所以它和承诺的涵盖范围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的结论也一样：约束未来意志的承诺是无效的，否则便相当于允许自愿为奴。

可是，罗氏的论证是错误的，他误解了承诺的逻辑结构，实际上，一项承诺并不是将意志转让给他人，而是用自己当前的意志约束自己未来的意志，即，承诺者对自己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抉择提前做出了选择，因而限制了未来果真面临该抉择时的选择空间，而不是将此选择交由对方（承诺对象）来做，因而并不构成一项“转让”。

实际上，用当前意志约束未来意志的做法非常普通，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即便不涉及第二人，每个人自己也时刻在这么做，一般地说，人的每一次选择，都限制了未来的选择空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路径依赖】，比如某甲用他的大部分储蓄买了套房子并精心装修，他未来若干年的居所选择便被限定了。

更清楚的例子是：居住在某海岛上某甲，常常经不起诱惑，去陆地上一个酒馆喝酒厮混，为让自己戒除这一恶习，他干脆把自己的船给凿沉了，这样，在弄得到另一条船之前，他的选择就被死死限定了。

再如文身，有些文身一旦文上终身无法去除，假如这是一个帮派成员标志，而各帮派拒绝接受其他帮派旧成员，那么文上之后，选择哪个帮派加入的选择就被永久限定了，这或许正是某些文身的功能所在。

显然，借助契约，人们将更有机会也更容易采取此类限定自己未来选择的做法，而这么做常常是有必要的，因为许多人往往经不起一时诱惑而做出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有意思的是，罗氏否定承诺效力的出发点也是为了避免后悔】

除了这项误解之外，罗氏的论证还基于对承诺的另一项误解，他错误的认为，要求信守承诺将必定导致契约法强制执行承诺事项（p.190）：

这一误解正是由第一项误解所导致，因为罗氏错误的将承诺解读为意志转移，因而错误的认为对违约的救济（在逻辑上）一定是强制执行承诺事项，其实我们知道，和侵权一样，契约法旨在保护无过错一方不受损失，因而充分补偿即可，未必需要强制履行。

实际上，契约法恰恰有助于达到罗氏否定承诺效力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在财产性事项（比如土地和房屋交付）上，它倾向于强制履行，而在涉及人身自主的事项（比如婚约和雇佣关系）上，通常只要求补偿而不强求履行，因而强制履约并不会导致奴役的发生。

其实，罗氏也清楚这一点，只是因为上述误解而不理解契约法为何这么做（p.190）：

可见，罗氏否定承诺效力的宗旨，是避免意志转让而导致奴役，但现实的契约法并不会导致奴役出现，那么，罗氏自己的契约理论是否更能避免意志自我违背和奴役出现呢？荒唐之处就在这里：不能，实际上，按他的契约理论，会导致普遍的奴役现象。

按罗氏理论，违约者实际上偷窃了对方的财产，假如他自己的财产不足以抵偿，那么对方的正当的做法便是奴役他，将其变成自己的债务奴隶，直至其用劳务清偿这笔欠债为止；这一点罗氏在第13章里已说的清清楚楚，我在第14篇里也已评论过。

更糟糕的是，罗氏反对破产法（p.199）：

这样，沦为债务奴隶的可能性将无处不在，还剩下多少交易有人敢去做呢？

当一个人沦为奴隶时，他就真正转让了自己的意志，他此后的一举一动都要听从主人的使唤，他的每个选择都要由主人替他做，至少也要征得主人同意，而这样的事情在现行主流契约法下根本不会发生。【难道你不想问问：这是怎摸啦？】

我们知道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契约是自由市场的两大基石，否定承诺效力从而松动契约基础，将对市场有效运作造成毁灭性冲击，失去了契约这个明确责任和锁定风险的制度工具，人们便难以应对不确定性，难以控制风险，因而难以安排生活和生产，特别是多方分工合作的、高度迂回性的复杂生产。

那么，罗氏对此作何回答呢？他提出了两个补救措施，第一个是关系回避（p.192）：

还有（p.193）：

对此我们并不陌生，这是传统熟人社会的典型做法，通过将交易对手限定在自己信任的对象范围内，可以控制风险，避免被对方欺骗；但这么做是有前提的，社会必须足够小，能让其成员能够相互知根知底，在每次交往中，大家都预期相互间的交易是长期重复博弈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可现代市场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之处恰恰在它是流动性大社会，大量交易发生在陌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之间，而市场制度正是通过法律为契约提供执行保障而建立起来的，由此才使得非人格化交易和大规模分工合作成为可能，失去这一保障，市场将退化为一个个孤立的熟人互惠合作圈。【在《饕餮经济学》这个系列里，我曾对这种互惠合作圈的机制做过分析】

在市场中，即便两个交易伙伴拥有长期合作关系，也难以避免“末日危机”，当其中一方或双方预见到关系即将结束（比如其中一家即将停业）时，背叛将成为有利选择，而对此形成的预期将提前背叛的发生；仅靠关系回避，是无法维持市场秩序的。

罗氏提出的第二个补救措施，是在契约中规定违约金，特别是超出实际损失的惩罚性赔偿金（p.194）：

这当然是个可选的措施，实际上许多契约确实规定了违约金，但是，要求事先确定违约金存在两个障碍，首先是定价困难，契约要能够达成，需要双方觉得违约金是适度的，这需要可能受损方能够较准确的预估损失，如果可能损失只是罗氏所提到的准备开销，那还好算，但现实中可能损失远非如此容易预见，比如因违约而导致事故、生产中断、生意丢失、商誉损失，甚至完全想象不到的损失，金额便无从预估。

此时，可能受损方就会按他所能预见的最高损失来要求违约金，但这显然无法让对方接受，除非他有十足把握不会违约；在违约可能性多样化，且预估困难的条件下，预先规定违约金实际上造成了类似于价格管制的价格扭曲效果，让许多原本可以达成的交易被迫放弃。

当然，有一些方法可以用来消除价格扭曲，比如对不同交易对手按其信用历史规定不同违约金、各种可能违约情形按概率和损失不同分别规定不同的违约金，但前一种做法相当于退化成了人格化交易，而两种做法的信息费用都极其高昂，效果相当于对交易抽了一笔重税，自然也会让大量交易变得无利可图而被迫放弃。

另一个办法是购买保险，将信息费用转嫁给保险商，后者在降低信息费用上有比较优势，因而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只有少数行业能够享受这种便利，一种交易的规模和标准化程度若不是很高，就不会有保险商对它有兴趣，其费率也很难制订。

相比之下，事后按实际损失赔偿的方法则有利的多，此时因为违约事件已经发生，后果已经造成，定价所需信息都已存在。

其实不妨这么考虑，既然双方可以在契约中约定定额违约金，为何不能约定“可变违约金”，规定其金额在事后按实际损失计算呢？假如损失事先很难预料，因而双方对任何金额都难以达成一致，按实际损失赔偿不是更容易让双方都感觉这是“适度的”？假如这样的约定是有效的，那么，为何不可以认为这是契约的一个默示条款呢？至少是某些类型契约的默示条款呢？

事先确定违约金的另一个障碍，是它不适合那些没有充分时间来逐项明文议定契约条款的交易，也就是说，它难以处理默会契约（silent contract）和明文契约中的默示条款所涉及的责任，而现实交易中大部分契约都是默会的，许多契约的大量条款是默示的。

最初我不清楚罗氏是否承认默示契约，因为从他的契约理论看，似乎不大可能支持，不过在第17章里我发现他原来是支持的，至少承认有默示条款（p.183）：

所谓默示条款，就是其存在与内容是可以按习俗与惯例而推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你承认契约里可以有默示条款，那么为何不能有默示的违约金条款呢？难道违约后补偿对方不是惯例吗？假如一个违约金条款是默示的，那么我们如何推定其金额才最合理呢？难道不是实际损失吗？除了实际损失，还能做何种合理推定？而按实际损失赔偿，难道不是习俗和惯例的要求吗？至少对某些类型的契约？

实际上，假如我们放弃由习俗惯例所要求的默示违约赔偿责任，那么任何默会契约都将无法获得效力，因为既然是默会契约，它从定义上就排除了事先明文约定违约金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不妨再看看，不事先规定违约金，在违约发生后按实际损失赔偿，和事先规定违约金，两者究竟有何不同？从两种安排的逻辑结构上，实在看不出有何不同：都是按违约事件的发生与否确定一方是否要向另一方支付一笔钱，更挖掘不出道德哲学和伦理观念上的分歧，在罗氏反复强调的不限制意志自由和不剥夺选择机会这一点上，也没多大差别，反倒是要求提前确定违约金更大程度上剥夺了选择机会，因为双方本来就可以议定违约金，事后计算只是多了个选择而已。

唯一的不同，要求事先确定违约金会制造定价困难，而定价困难将压制交易，罗氏这一番绕道折腾，难道只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本章的最后，罗氏将话题转到了限嗣继承和遗嘱信托上，那是个独立的话题，这里暂且不详加评论，仅指出一点，否定遗嘱信托的法律效力，将让现有的许多慈善事业变得不可能，比如诺贝尔奖就不会有了。】

这篇比较长，所以最后再总结一下：罗氏契约理论的根本在于否定承诺效力，他这么做是为了防止自我所有权的转让，因为这一转让意味着对意志的强制和对选择机会的剥夺，也就是他说的奴役，但实际上，他所要推翻的契约法根本不会导致奴役的发生，反倒是他的替代方案才会导致真实的奴役：债务奴隶。

抽掉契约这块自由市场的基石，将动摇市场秩序，对此担忧罗氏提供了两种补救：关系回避和定额违约金，但前者只适合熟人社会，不适合现代市场社会，而后者将造成定价困难和高昂交易费用，迫使大量契约交易被迫放弃；而且，这种替代在哲学和伦理上毫无意义。

本章收录的是两年前由贪吃这个话题所引出的几篇即兴随笔，形式上近乎于饭后品茶闲聊，未经仔细构思，也没有很鲜明的主题，博客写作的好处正在于，可以随时记录漫无边际的遐思和智力冒险，但愿这些文字在让我自得其乐之余，也能带给你一些乐趣。

在食物已不再匮乏的社会，食欲已成为健康、钱包和财政预算的大敌，甚至是头号敌人（比如在美国）；关于人类为何如此贪吃已有许多讨论，在我看来，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来自进化生物学，在进化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食物总是匮乏的，因而贪吃从未成为进化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人类没有发展出控制食欲的机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灵长类的一员，我们一方面继承了灵长类一天到晚吃个不停的习惯，这是因为它们的食谱中多半是低能量素食，必须吃很多才能满足能量和营养需要，不像猫科动物大吃一顿后可以懒洋洋趴上几天，而同时，我们又继承并发扬了人族[1]祖先的肉食习性，发展出了对油脂芳香根深蒂固的嗜好。

然而，生物本能并不能说明人类贪吃习性的全部方面，实际上，饮食习性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的文化所塑造的，或者说，它需要在文化结构中表达出来，而反过来，它也是构成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离开这个背景，就不能很好的理解它。

通俗的说，食物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用经济学术语说，它是除货币之外的第二大激励工具，货币常被用于不带感情和个人色彩的、通常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非人格化交易，而当人们不满于这种交易方式时，食物便是首选替代品；在近代货币经济崛起之前，食物是首要交易和交往媒介，即便今天，它的作用仍难以替代。

许多雇主仍偏爱用食物部分代替现金作为津贴和奖金，在人情往来、商务馈赠乃至小额贿赂中，食物仍占据头等地位（至少不久前还是），无论是朋友小聚、谈生意、异性约会，甚至记者专访，找饭馆吃一顿仍是最容易想到的方式，过节、开派对、筹备婚礼，准备些什么食物也仍是头等大事。

如此看来，将饮食称为建构文化大厦的粘结剂，大概并不为过；本章的几篇随笔，将从食物何以获得这样的地位入手，谈论其背后的一些机制，不过，我的重点倒不在于为该现象本身提供一种解释，或回答人类为何贪吃这样的问题，那不过是引出话题的楔子而已，那些机制才更有意思。

———————-

[1]人族（Hominini）是人亚科（Homininae）下的一个进化分支，现生物种包括黑猩猩、倭黑猩猩和人类，大约于700多万年前分化形成，它们的共同点之一是食谱中都包含了肉食，而其他灵长类大都是杂事的，详见有关wikipedia词条。

@喂羊的月亮熊 刚看了a dangerous method。希特勒为什么要杀尤太人？斯大林也杀尤太人？希特勒为什么要说尤太人就是布尔什维克？@whigzhou

@whigzhou: 反犹主义传统在西欧非常古老深厚，对犹太人的驱逐屠杀从狮心王理查就开始了，希特勒只是最近的一个，斯大林杀，沙皇也杀，我看都是普遍反商业倾向的一种表现

@whigzhou: 种种阴谋论只是借口和宣传工具，背后都是反商业反市场，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厌恶，帝国的本末之分/重农抑商/将商人列入贱籍，好莱坞的反资本主义，背后心理都一样，参阅《鲁滨逊跟资本主义没关系》，《饕餮经济学#7：互惠圈如何塑造人性？》

@whigzhou: 神经生物学家Eric Kandel（维也纳长大的犹太人）在回忆录里说，他在二战后回欧洲时，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知识圈里仍能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强烈反犹倾向

@whigzhou: 我觉得西方知识/文艺界对以色列的厌恶，背后仍是（虽不是全部）反犹传统，只是现在他们不敢这么说而已

@jc一生红白: 其实偶只是搞不清楚为啥在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是右翼，但在美国知识界，为啥犹太人大多是左翼？

@whigzhou: 混进知识圈的犹太人反市场甚至反犹都很多见，急于洗刷身上的铜臭吧？据说内贾德也有犹太血统，所以反犹尤其起劲，跟毛右的儿女们挺毛表决心一样起劲

@jc一生红白: 回复@whigzhou:那是心虚吧，自卑倾向过了头。。。

@whigzhou: 嗯，是这意思，洗刷历史和出身污点的需要

@sonicblue_nju: 传说有犹太血统洗刷得最带劲的不是元首么……

@whigzhou: 是吗？这个我倒没听说 @黄章晋ster

@threent: Norman Finkelstein

@whigzhou: 这哥们就太直白了

【后记】

将反犹直接归诸反商业传统，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好多因素纠缠在一起，互为因果：犹太人保持自己信仰，因而被视为异教徒，无法融入封建欧洲的常规社会结构，因而无法从事封建社会主业（农民和武士），因为后者需要构成了该社会之结构基础的封建契约和依附关系，于是只能从事末业（手工业/商业/金融/中介等），这样的职业传统令其长期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更难以融入……

其实问题主要出在主流社会这一边，犹太人只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制度结构与维系它的伦理系统之间的内在冲突的牺牲品，因为传统社会需要种种末业，但其伦理系统又无法容纳这些末业，所以必须有一个贱民等级来履行这些功能，犹太人的流散状态和异教身份令其恰好适合扮演这一角色，这一点对照中国社会更清楚：中国社会没有类似犹太人的族群，但也创造出了贱籍。

至于传统伦理为何无法容纳诸末业，这就又回到我的结论了：因为这些末业更偏于非人格化交易，而主业则更多处于人格化交易安排之中。

@Feng华君: @游侠若兰 @tertio @whigzhou 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闾丘露薇:http://t.cn/zOm1rAR走读大中华，都市中的＂白领民工＂

@whigzhou: 看了个开头，对这种填空式的报道没啥兴趣，后面会填些什么内容，从女主持那种菩萨式急切点头状就能猜到了，呵呵

@tertio: 丧心病狂的左派煽动

@Azzssss: 成本是放弃的最高代价。他们要是不当所谓的＂白领民工＂，你要他们去干嘛呢？

@whigzhou: 何不食肉糜？

@Feng华君: 雇员愿意接受低成本甚至威胁自己的健康的工作都没什么，不过作为雇主，雇主一方当然动机是压低成本，但是他要想低到威胁雇员的健康呢，比如矿主，他想低成本开矿，低到完全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呢？

@whigzhou: 那要看人家是否愿意出售健康和安全嘛，假如愿意，说明工人用这些换到了他更珍视的东西

@Feng华君 ……多年前是国营煤矿矿长，他们每年省公司开会，要领一个名额，是矿难死亡名额，在这个名额内矿长就没事，我那时候就清楚知道，只要安全措施足够，并多矿工做好必要的安全培训，很多灾难可以避免，但这一切都是成本

@whigzhou: 国营把个人自由选择变成了政策，凭空负上了道德责任，那就活该挨骂了

@whigzhou: 健康与安全在个人价值序列里排在哪个位置，旁人无从指手画脚，许多人都愿意部分（可能是概率意义上的部分）的牺牲健康和安全，去换取他更需要更珍视的东西，攀岩、赛车、拳击、足球、冲浪、跳水，伤害性和危险性都名列前茅，然后呢？

@Feng华君: 如果一个雇主，因为他能大胆到不顾雇员的生命，然后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胜，你怎么看？

@whigzhou: 这要看他是否预先将自己了解而雇员很可能不了解的风险告知了雇员，若充分告知了，双方得利，挺好，比如赛车队老板

@Feng华君: 象这类节目，如果曝光老板不顾员工死活，然后让大家不要去光顾这家酒店，让他在竞争中失利是不是更好？

@whigzhou: 他们有权这么做，虽然这么做损害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但他们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

@whigzhou: 当然，以我的价值观看，这么做是非常恶劣无耻的，为满足自己审美小需求而破坏大量合作互惠机会

@Feng华君: 还有一个得益方你们忽略了，就是老实遵守劳动法的酒店……他们不应该在竞争中胜出吗？我是一个创业者，每分钟我都觉得在输给没有底线的人，你们怎么看？

@whigzhou: 你说的底线是什么？从自愿交易双方获利突破了什么底线？依我看呼唤劳动法这样的恶法，借政府之手来打败对手才突破了底线

@Feng华君: 健康生命的底线，如矿难

@whigzhou: 每次开车上路都让我丧命的风险，但若有人禁止我受雇为卡车司机，我认为他才突破了我的底线，健康和生命若不能由自己自由支配，还要个屁

@whigzhou: 香烟每天都损害着我的健康，哪天谁要是禁止我抽，我他妈操他祖宗十八代

@Feng华君: 好吧，我不说遵守劳动法的酒店，就是那些能兼顾好员工健康酒店，他们不应该在竞争中胜出吗？

@whigzhou: 自愿前提下，这么做无非就是拒绝与相对轻视自己健康的人做交易，这会让自己的企业显得比较干净，远离血汗，雇主如此追求无可厚非，但没什么可夸奖的，远离血汗的意思就是拒绝帮助血汗阶层

@Feng华君: 回复@whigzhou: 人当然有权选择自杀，我支持，我的意思是在雇主这边，他们真的有无限的欲望要压低成本，这种欲望是不是完全不应该受到节制？

@whigzhou: 任何成本都不会被单方面压低，任何价格是交易两侧议价的结果

@whigzhou: 某煤矿通过在安全措施上投资，将死亡率降低一半，因为风险降低，雇主现在能以更低工资吸引工人，这么做的效果，只是用更偏好安全宁可接受较低工资的工人，替换了那些宁可多冒风险也想挣更多钱的工人，看不出这一替换在道德上有何优越之处，而且，如果工资降幅足以抵偿安全投资，雇主无须强制也会这么做

@whigzhou: 假如雇主宁愿自己负担安全投资而不降工资，那么竞聘的人就多了，如此他可以挑出更优秀的工人，结果还是一样：那些缺乏其他优势而以其愿冒风险为比较优势的工人，只能另寻出路了，换句话说，他们少了一位愿意购买其血汗的买家，需要另寻买家来出售血汗，血汗贬值了

@杰克华君: @tertio @whigzhou 我认为理性和感性，如果不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一定是我们考虑少了某些地方。比如刚才我们讨论的酒店问题，感性上我觉得五星级酒店不应该这样，逻辑上解释：假设没有劳动法，酒店也不应该无休止的延长雇员的劳动时间，雇员心情精神如果受影响，服务质量也会下降，客户会流失。

@whigzhou: “感性上我觉得五星级酒店不应该这样”——作为经营策略，这个直觉可能是对的，血汗味和五星级形象不融洽，高端服务业避免沾染血汗可能是恰当策略，还有奢侈品制造业也是，但拒绝（通过雇佣交易）帮助血汗阶层，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弹道德高调的理由

@Feng华君: 嗯，对，客户如果对住酒店价格敏感对服务质量不敏感会选择三星四星的酒店，酒店的内讧和客户也没什么关系。这件事恰恰是非常高端的酒店客户，一个银行家引起的，他敏感到关心服务他的人的上班时间，呵呵

@whigzhou: 对啊，这跟大户人家雇奶妈也要量三围考六艺不是一个道理嘛

@whigzhou: 其次，价格机制和市场规律本来就是反直觉的，感性/理性不符很正常，人类心理并非为理解市场而准备

@whigzhou: 比如，向断腿乞丐施舍其实是在购买和激励自残/残害行为，这一原理同样也是反直觉的，但也是正确的

@whigzhou: 许多道德诉求名义上是同情和帮助他人，其实是为了避免难堪现象污染自己的眼球，血汗工厂之外，最典型的例子是肉刑，如果法律允许死刑犯在死刑与砍腿之间选择，许多死刑犯显然会选择后者，但公众宁可把他们一律吊死；历史上，死刑比例曾随肉刑废除而上升到很高，此类诉求不过满足了诉求者的审美需要

@whigzhou: 吊死了眼前清静，缺了腿在我眼前晃让我心里发毛。

@丫力山大的献头君: 但是“死刑比例曾随肉刑废除而上升到很高”这一现象，是否是站在公众的角度所能察觉到或预期到的？

@whigzhou: 这一原理无须由“他们是否预见到死刑因肉刑废除而增加”来判断，只要问问他们“是否赞成允许死刑犯选择肉刑抵死”即可

@嘛吐: 血汗是不值钱的，只购买血汗的公司，长期来说也一定是在人力管理上会出问题的公司，相反，能做出新型管理的公司，很多更能激发员工潜能，降低管理成本，增进公司效益，甚至扩大公司规模，扩充员工队伍，增加更多就业

@whigzhou: “血汗是不值钱的”——这句话你去跟出事矿工的家属说，记得多带几个保镖

@黄少卿: 矿主的选择是涉及道德的，尽管生命通过赔偿可以表现为货币价格，但投资安全而不是等人死了再赔显然更具有道德。所以安全问题光有事后的司法不够，需要事前的安全监管。中国往往由于能够人死了弄成失踪免赔、低价赔、拖着不赔，因此矿主很容易变成风险偏好者。中国需要完善司法赔偿，更要加强

@whigzhou: 那可未必，要看哪个合算了，而合算点就是双方议价的结果，全部改成无人工厂最安全了，同时工资当然也降到了零，离开自由选择，你怎么知道合理点在哪里？

@whigzhou: 在风险降到0之前，安全投资可以无限进行，把货车武装成坦克，粉尘降到实验室水平，到哪里才算合理？离开工人对风险与工资的权衡、雇主对边际成本与产出的权衡，这个点怎么找？

@做人低调都有人抢: 表示不赞同,从人的需求层次论,那些卖血汗的大部分是为了生理需要,不是生活所逼会去?当你发现自己收入不能跟上生活的基本支出的话或许会更加明白

@whigzhou: 正因为此，剥夺他们出售血汗这一他们仅有的优势资源，才显得更加罪恶和凶残

@黄少卿: 首先要确定什么可以议价，生命权可以议价吗？法律在这个领域是空白的吗？我们讨论现实问题不能用黑板经济学，不能脱离法律，也不能脱离社会规范。这些东西是你所谓议价或自由选择的前提，你的分析

@whigzhou: 不是正在谈论法律和规范的合理性吗，如果因为恶法既已存在就是合理的，那我倒是没话好说了

@黄少卿: 没有人说必须把安全风险降低到零。但是任何文明社会对于煤矿行业都有安全标准的要求。这个标准之上，才存在你说的权衡。

@whigzhou: 说到底你还是要让别人来替劳动者决定何等风险才是他们值得去冒的，他们自己的意志算个屁

@黄少卿: 那你说说中国目前关于煤矿安全的规定哪些条是“恶法”？

@whigzhou: 其中全部限制双方契约自由的强制性条款，和限制经营者进入准入门槛

@黄少卿: 法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怎么是替别人决策？如果你不喜欢中国的安全立法，那英国、美国、日本，等，他们不是社会博弈出来的吗？

@whigzhou: 跟哪个国家的没关系，只要它在不涉及第三方利益的情况下限制了的双方契约自由，我都反对，“社会博弈出来的”未必是好东西，有不是“社会博弈出来的”东西吗？

@沉喧-Leo 這種全知全能的原教旨不能看看真實世界麼？礦工如何區分安全的礦和不安全的礦？礦主會如實的準確的告訴礦工安全程度麼？就礦工的龐大數量，採礦的安全是否真能反映到工資價格上？就算能反映，工人到底是在“賣命”還是在出賣“勞動”？兩者是否可以混為一談？

@whigzhou: 你刚好说反了

@whigzhou: 我恰恰不需要了解这些，因为矿工是人，而你忘记了矿工是个大活人这一事实，因为矿工是人，我相信他最关切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最有动机去了解有关信息，最有资格为自己做权衡和判断，所以我只需要知道他的选择是自愿的、没有受欺骗即可，而你们这些主张干预和管制的人，才需要一个全知全能者。

@沉喧-Leo 說你是黑板經濟學還不信。最有動機去了解，所以就能夠了解？這是典型的認為信息獲得不需要成本。我請問，充分了解採掘業的安全問題，需要多大成本？礦工就算最有動機，是否有能力

@whigzhou: 你这种就是泥鳅式辩论者，一点上垮掉马上偷偷转到另一点，能不能男人一点，转移论题之前先把前面的错认了？

@徐轶青: 辉格，我的观点在你们之间。如果矿工的outside option受到限制，他的认别能力是有可能影响他的判断的。即使完全知晓，受法治环境所限，也有可能无力改变。外部监管者的信息是否更全面，则另当别论

@whigzhou: 信息不对称当然可能是个问题，但市场和既有契约法律有很多方式可以处理信息问题

@whigzhou: 假如有证据证明雇主比矿工了解更多安全风险，法律可向雇主施加告知责任，假如双方了解都不够充分，那么了解更充分的人可以去向他们告知，或者在网上公布，矿工难道那么不关心关乎自己生命的信息？如果存在第三方风险统计和评估机构，法律甚至可以要求雇主事先获得并公布评估结果，作为订立契约的前提

@whigzhou: 实际上，监管者从来不朝这个方向走，因为监管目标压根就不是为矿工着想，而是为了满足旁观者心理需求

@徐轶青 侵权法实际上就是在模拟无数讨价还价过程。在大陆法系里，侵权法（1）通常不怎么有时效性（2）执行难。这时管制就有可能是合理的

@whigzhou: 这是大陆法自身的问题，无法灵活适应私序演进的形势，这要改进其法律体系来解决，转向管制只能让事情更糟，因为管制更脱离实际、更一刀切、更缺乏自我纠错机制

@whigzhou: 司法程序提供了：具体而直接的利益关切与诉求者、对立的证据呈现、对等的抗辩与质证、中立的倾听者、独立于政治派系的裁决者、基于众多分散案例的试错和反馈、渐进的惯例形成、修正和废弃，而在产生管制条例的政治过程中，这些元素要么不存在、要么缺乏程序规范

【2012-05-21】

@whigzhou: 那些主张向雇主们施加契约之外责任的人，我猜其实内心仍将雇佣视为一种依附关系，就像古代的主仆、领主-附庸、公子-门客、寨主-喽罗、国企-职工关系，这些依附关系中，交易的是一揽子生存套餐，所以领主对其附庸的整个生存状况负责，自家仆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主人确实脸上无光

@whigzhou: 否则的话，在形形色色交易中，雇佣关系为何如此特别？雇主只是雇员的诸多交易对象之一，为何偏偏他被挑出来承担额外责任？被迫为雇员支付养老/医疗保险的，为何不是他的论文导师、开户银行、村长、物业公司、隔壁超市、教区牧师、离他最近的那家火葬场老板？

@whigzhou: 为何不是关注他的粉丝们？

让本文影响你对此书的评价之前，请注意两个前提：我给此书的评价是四星，里德利是我每本必读的作家；赞美之辞我在豆瓣和微博上都已说过了，这里都是批评。

1）文化发动机：市场交易 vs 互惠交易

在第二、三两章中，里德利提出了一个观点：（我的总结）导致现代智人经历一系列戏剧性的快速进化，特别是语言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最终从其直立人近亲中脱颖而出的首要动力，来自市场化交易。

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惊人的观点，以我的知识背景是很难接受的，与人类学家的通常说法也是不相容的，如此惊人的主张需要特别强大的证据，但作者所列举的证据显然很不充分，而且大部分不是判决性的，不能被用来排除其他更平凡的解释。

尽管作为和里德利一样的市场拥护者，假如发现市场原来有着如此古老的历史，市场化的分工和交易果真在智人起源中起了关键作用，无疑会让我欣喜和振奋，但我所了解的种种事实都难以让我接受这一结论。

我怀疑，在此问题上，里德利大概是受了哈伊姆·奥菲克（Haim Ofek）的过度影响，奥菲克在《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中提出过这样的理论，不过依我看还只是探索性的，证据还很单薄，足以引起关注，但还远不足以让我大幅修正看待人类进化史的知识框架。

我和里德利都会同意：智人进化的主动和先行因素是文化而不是生物特性，大脑和语言器官的发达是对认知和交流需求的适应，而非相反（像乔姆斯基认为的那样），语言是大脑发达的结果。

我也同意，文化进化的关键特征是meme的横向传播与组合，用里德利的话说就是“当思想开始交配”，或者通俗的说就是交流，问题是，怎么交流？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是主要交流方式吗？

我认为不是，文化交流方式很多，偶然的见识和模仿、偷窃、抢夺、战争、部落内个体间的互惠交易、部落间的互惠交易（特别是经由通婚纽带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部落），都是可行的方式，并且看来是当时条件下更容易出现的方式。

不可否认，所有智人都懂得市场交易，陌生人之间相遇时会很自然产生交易的念头，即便语言不通也很容易达成交易，可问题是：市场交易是否在狩猎采集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他们需要随时留意和作出努力的大事？更关键的是：它是否为文化进化提供了核心动力？成为其头号发动机？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掌握了更多相反的经验事实，而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市场交易不足以为智人在认知和语言能力上的飞速进化提供足够动力；正因为它是非人格化的，因而也是松耦合的，市场交易其实并不需要交易者具备多少社会性认知和交流能力；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之间很容易交易，甚至无需任何沟通，比如里德利多次提到的沉默交易（silent trade），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我甚至认为，市场分工的日益发达和长期持续，会让部分个体丧失某些已经获得的认知和沟通能力，而在市场出现之前，这些个体是无法生存的；泰勒·科文（Tyler Cowen）好像也有类似看法，2009年他在Create Your Own Economy一书中谈论了现代市场经济与自闭症（autism）的关系。

分工改善了自闭倾向者或自闭症患者的生存处境，甚至让他们在许多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统计也表明自闭者的比例在迅速增加；然而在狩猎采集时代，自闭将是致命缺陷，因为自闭者所（完全或部分的）缺失的，恰恰是智人的特长和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特征：移情（empathy）和沟通能力，以及依赖于此的自我意识；这一点很好的说明了市场化的交易和分工不可能是推动智人进化的主要动力。

相反，非即时两清的、人格化的互惠交易（reciprocal exchange），则对社会化认知和沟通能力提出了高要求：预见、移情、揣摩对方意图、记忆各方交往历史、通过闲言碎语打探对方秉性、谈判、威胁、欺骗、报复、合谋、操纵、圈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等等高科技武器，在互惠交易中才能找到用武之地，也只有互惠交易才能引发围绕这些能力的军备竞赛（我在“饕餮经济学”系列中曾讨论过这个主题）。

其次，从可行性上看，偶发的市场交易确能给狩猎采集者带来收益，但把整个生计模式建立在此基础上则是另一码事了，假如交易不够频繁、规模不够稳定，交易机会不是随手可得，依赖于它就很危险了；而以智人早期的人口密度，加上狩猎采集模式的高度游动性，稳定、连续和规模，这些条件恐怕都是难以满足的。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如此普遍而重要，那我们应该会看到许多部落或地区间分工的例子，可实际上，里德利在第二章里提出的例子全都是5万年以近的，与该章标题不相符，而作为进化发动机和先行因素，至少需要20万年前的例子，况且，其中多数例子用其他交流方式同样可以解释，唯一可以确信的分工发生在两性之间，可是，两性分工毫无疑问是长时间跨度的一揽子互惠分工，根本不是非人格化的市场分工。

假如市场交易果真是智人进化的头号发动机（或至少主要发动机之一），因而是塑造我们人性和文化的主要因素，那也很难理解为何我们的本能总是如此的抵制市场、讨厌非人格化交易、鄙视货币、厌恶商人和资本家，我们的文化又总是与市场和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依我看，只有市场交易是晚近出现的这一假设，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一点（关于文化上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反感，我在“鲁滨逊跟资本主义没关系”中也有所论及）。

里德利的错误，以及他对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拒斥，可能也要怪人类学界对互惠交易的浪漫化阐释，人类学家经常把互惠交易说的好像无关个人私利，只有温情和慷慨，是一种责任、习俗或仪式，仅仅起到维系文化结构的作用，他们忽视了，无私和慷慨背后，往往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的人情债和对互惠责任无处不在的品头评足和指手画脚，这些只有放到合作/协调博弈的理论框架下才能看清。

另外，萨林斯对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理解（见“人口压力的时间尺度”）也让里德利对之失去了信任，这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学在理论上的缺陷而忽视其所收集整理的大量宝贵材料，互惠交易在传统小社会的核心地位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大量经验证据支持。

所以，在看待市场的未来前景上，我不如里德利乐观，因为我意识到我们的人性和文化都是天然的反市场的，这一点迄今还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当今的市场制度得以建立、扩张和维持所需要的条件，都是罕见而宝贵的，市场制度需要被努力的捍卫才能长期生存下去，尽管在几十年的可见未来看上去还算安全，以百年千年计的未来可不好说。

（待续）

轮作（crop rotation）是有助于保持土壤肥力、抵抗害虫和病菌的农业技术，（粗略的说）在中国，实现方法是复种轮作（multiple cropping），而在欧洲，主要方式是多圃轮作，中世纪尤以三圃制为主，两种技术在土地制度上的差异是：前者兼容于分散的自耕农模式，而后者必须有较大规模的庄园制度作为支持。

三圃制的意思是，把每块土地分成三份，每年其中两份种植主粮（通常是两种不同主粮），第三份种植牧草用于放牧；问题是，种粮的两份地在收获之前需要圈起来以避免牲口破坏，假如地块分割是随机的，便面临两个问题：1）所需篱笆长度可能非常长，围栏成本高昂，2）牧场被分割得太细，不适合放牧。

假如一大块地统一规划，并在修筑篱笆上协调行动，可找到优化程度很高的方案，比如，将土地分成长宽相等的若干长条，一条作为一个产权单位，每条分三段，这样，各产权单位的三圃中的任何一圃，组合起来恰好构成一个矩形，成为整片土地的三圃中的一圃，于是，只须很少几道篱笆，即可将种植区与放牧区隔离。（将上述矩形换成三个同心环，长条换成细窄扇环，效果相当）

显然，由陆续到达的单户垦荒者自发形成的产权布局，不会恰好是这样的，这种结构只能来自单一大土地主，或者具有某种集体分配和控制机制的村社的刻意规划，比如广泛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庄园，和西欧的封建庄园。

早先我介绍过，封建制中领主住在庄园里或在多个庄园之间轮巡，通过组合套餐式的封建义务收取实物地租，当时我以为这不过是流通成本过高、货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这也是Bloch在《封建社会》中的观点），现在看来，三圃制也需要领主在现场为耕作模式提供制度保障，这或许是封建制在西欧长期维持的重要基础，因为在此模式下，随机组合的自由农户在土地利用上将是无效率的。

当然，我并不认为三圃制足以解释封建制的起源，或认为三圃制是封建制的存在前提，日本这一个反例即可消除这样的念头，日本的主流耕作模式不是多圃轮作制，而是复种轮作。

比如，关于自私和慷慨（此次自私一词的用法是通俗的，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就有着许多看似矛盾的说法，人们总是说偏僻乡村的村民淳朴厚道、慷慨好客，但又经常发现农民很自私，为赡养父母的负担而斤斤计较，常常让兄弟反目，许多老人只好按月到各儿子家轮吃，我小时候也常看到一些农宅因分家谈判失败而拆掉一半，乃至半根大梁悬在外面的情景，乡村和小镇上，为一点点小利之争而跳脚骂街的场面，更是随处可见。

现代城市居民，一方面被认为精明小气，朋友吃饭都要AA，美国人更是邻居之间帮点忙都要按小时付钱，甚至老爸还要掏钱给儿子做家务，而同时，许多证据却又表明，现代市民，特别是发达市场国家的中产市民，在热心公益和乐善好施方面，远超过传统村民。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如果从博弈环境的差异去考察，便会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现代市场化大社会中，核心小家庭为主，周围多数是陌生人，产权划分更细致精确，而传统小社会，大家庭较多，在家庭、家族、村社等层次上，有着许多共有权利。

河道、水井、池塘、道路、草场、桥梁、宅基地、晒谷场、私塾、祠堂，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共有，在通行、采光、风水等权利上，边界也很模糊，许多大宗消费，比如节宴、唱戏、丧葬、祭祀、求雨、绑票赎金、土匪保护费、官员贿赂，都是集体消费的。

一方面，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成本可行的手段将财产和权利的边界划分的那么清晰细致，另一方面，如前一篇所分析，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模式，在那种条件下，恰是成本收益比占优的。

然而，小社会居民更多的采用权利（或产权）共有模式，并不意味着他们更少私心，与大社会居民相比，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本能倾向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当权利共有程度越大，个人需要更多的警惕心、算计能力和社交技巧来时刻保护自己的利益。

在大社会中，仅当你面临具体交易时，才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成本收益算计，而在小社会，你需要时刻提起精神，为自身利益而处心积虑勾心斗角合纵连横尔虞我诈，因为边界是不清晰的，交易也不是笔笔结清的，实际权利和所得之多少全在于你的拼争。

经历过下列任一处境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学生宿舍的集体生活、婆媳妯娌姑嫂关系、妻妾嫡庶关系、机关和国企里的勾心斗角、大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一个就够受了吧？传统小社会还把这些全捏在一个系统里，五四青年在逃离这个系统之后的轻松感，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逃离总是暂时和不彻底的，在新的条件下，新的战场总是被重新构建出来。

勾心斗角合纵连横的政治斗争，在黑猩猩社会就有了，但人类把它发展到了极致，我们的认知能力、思维模式、价值体系都被塑造得高度适应这种斗争，对于政治关系的敏感度、洞察力、手腕技巧，都令人叹为观止，女人爱看韩剧里的家庭战场，男人则热衷于谈论宫廷阴谋，都乐此不疲。

问题是：什么驱动了这一发展？两两博弈和市场化交易貌似都提供不了这样的条件，进化心理学的博弈分析，已经帮助我们理解了自私、等级量化的亲情、诚实、免遭揭露时的欺诈倾向、欺诈时的心慌脸红，等等，甚至自欺也得到了解释：自欺可以让你更好的掩饰欺诈而不容易被察觉。

我们容易理解为何亲情和诚实得到颂扬，虚伪和欺诈遭受贬斥，却不容易理解，为何无私、慷慨、不计较得失，会得到颂扬，为何吝啬、明算账、斤斤计较，这些会成为贬义词？为何实际上被算得一清二楚的礼尚往来，却要刻意掩饰其交易性质？这样的交易时时刻刻在发生，双方心知肚明，但其交易性质一旦被揭穿，会给双方带来无法遏制的本能尴尬和嫌恶感，这是为什么？

为了掩饰交易性质，人们付出了极高的交易费用：发霉的月饼、不实用的奢侈礼物、给烟酒回收店的高额折扣，以及更重要的，大量的负消费者剩余：许多奢侈品如果不是因礼尚往来，受礼者原本是不会消费的，但受礼者因此欠下的人情债却是以市价记账的，所以消费者剩余是负的。

互惠圈模型或许能给出一种解释，如上篇所述，互惠圈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合作社，它的优势建立在如下基础之上：

1）共享池免除了两两互惠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和评估成本；
2）与两两互惠关系相比，共享池在更广的范围内分摊了风险，从而提高了个体风险抵御能力；
3）在收入波动在生存线附近的条件下，上述风险抵御能力提升是非常大的收益。

但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保险合作社，不像现代合作社那样，可以借助国家司法系统来执行成员义务，互惠圈的成员义务是由内部自发机制来执行的，在互惠圈内，个体的最优策略应包括如下内容：

1）用行动、言语和符号，向其他成员显示和证明自己的成员资格，包括对成员义务的履行意愿和履行能力，以便维持自己的成员地位；
2）揭露、指责和制止其他成员违背义务的行为，必要时发动驱逐行动；
3）在不影响（1）的条件下，从共享池为自己获取最大可能的收益；

上述策略将鼓励对慷慨无私的展示和宣扬，和对自私吝啬的谴责，但同时鼓励个体在条件适宜的时候尽可能损公肥私，比如，当能够把肥私行为掩盖在公益外衣之下时；在上述模型启发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些进一步的观察和推断：

1）如果互惠圈面临瓦解，策略条件（1）迅速撤销，立刻进入对共享池的哄抢状态；
2）如果某个成员被认定未来没有指望拥有履行成员义务的能力，他将被开除，除非他的继承人能替他履行义务，所谓“救急不救穷”原则大概起源于此，一个农民互惠圈不会接纳一个乞丐；
3）互惠圈都有强烈的排外倾向，当面对圈外人时，将采用完全不同的策略，对圈内人的兄弟情谊，和对外村人的无情屠杀，这些看似完全对立的情感，可以毫无困难的并存；
4）互惠圈成员严格区分私人事务和涉及共享池的公共事务，严格区分普通交易和集体互惠交易，他们为之分别创造了两套独立的概念、词汇、认知模块、符号体系和伦理法则，如果一种交易被认定为互惠圈交易，成员将强烈的抵制任何使得它看上去像普通交易的行为，即便改变只涉及表面特征。

（越扯越远了，几乎沦为标题党，呵呵，待续）

我不知道博弈学家管这种机制叫什么，我把它叫做互惠圈，或者互助社，它改变了互惠关系的信息条件：免除了你记忆两两交往历史的负担，而只需了解对方对待圈子的态度，而识别该信息的负担可以转嫁给你所信任的圈内其他人，比如入党介绍人，或者，在日常闲谈中，你也可以听到别人对他的评价。

上述信息机制的改变非常关键，它降低了系统复杂度，把点对点互联改成了总线式以太网；在互惠圈里，团伙忠诚和江湖义气代替了个人交情，成为你选择博弈行动的主要决策依据。

信息识别方式的改变，进而带来了自我标识（或曰信息表达）方式的改变：此前需要表达的是“我是谁”，现在重点则变为“我是哪一伙的”，个体符号以面孔和名字为主，而团伙符号则需要人为设计，于是，形形色色的符号被创造出来：发型、文身、敲掉门牙、耳洞耳坠、鼻子穿针……（请注意：越高级的符号越难模仿）

基于共享池的互惠方式更适合狩猎团伙，它使得一个较大的互惠圈可以按季节和任务不同，灵活组合狩猎团队，从单兵追猎、小股游猎，到大规模围捕和悬崖驱赶，这样，因病缺勤者也可维持食物供给，甚至他们的遗孤也能得到抚养，这是最古老的保险合作社。

敏感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共享池这个东东，容易让你联想到饕餮，很明显，它对食量是个重大激励，不仅共享本身降低了边际食量的内部成本，而且聚餐是维系团伙的核心手段，美酒佳肴是友情的（也是爱情的）高效催化剂，直至今日，聚餐仍是维系各种组织和圈子主要手段，而大部分饕餮行为便发生在这种聚餐场合。

饕餮第二定律：基于共享池的互惠圈合作方式越流行，饕餮就越流行。

尽管互惠圈免除了对两两交往史的直接观察和记忆负担，却也带来了新的监督和执行开销，在p2p关系中，每个人自己决定谁是朋友，当对方背叛时，断绝互惠关系即可，而在互惠圈里，朋友是个集体概念，等同于成员身份，这样，成员的接纳和驱逐便需要某种组织机制来实现，包括监督、评议和执行。

有三种模式可实现该机制，第一种是非正式的，主要手段是闲聊，闲聊的主要内容是对团伙成员或潜在成员的评头品足，内容总是围绕各成员在履行团伙互惠义务上的表现，当有人认为某成员过于吝啬、偷懒、胆怯时，可能会把指指点点升级为激励指责，如果指责得到同伙们附和或认可，被责者可能从此成为不受欢迎者，该模式中，集体决议是在七嘴八舌中自发涌现的，其执行也是自发和自动的，令人称奇的是，还常常十分有效。

从第一种很容易演化出较为正式的投诉、评议和决策机制，而入会和开除的执行也逐渐被仪式化，比如喝鸡血、割指、刺青、做发型、改名字、按手印，成人礼大概也起源于各种入会仪式。

然后是权威模式，权威来自团伙内部不可避免的等级化，个体间的禀赋差异，使成员对共享池的贡献各不相同，为避免平均主义带来的激励无效，必须给个人能力强或善于合作或有领导天份者以奖励，而通常的奖励是主持猎物分配的权力，和最大最好的一块肉。

这些早期权威和领袖大概和孩子王或街头帮派首领一样，是靠个人能力而自然涌现的；不过狩猎时代权威的控制力很弱，主要是召集人的角色，履行仪式化功能，而决策基础仍以自发机制为主。

依我看，互惠圈机制的诞生，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头等重大事件，从那时起直到定居农业出现之前，它是人类进化的头号发动机，可能直接导致了语言的出现，也是催生大量早期文化符号的温床（关于这些文化符号，我在三年前曾有一个半途而废的系列随笔《符号的魔力》，有些朋友可能见过，过几天会贴出来），并带动社会组织结构向日趋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另一种互惠机制，基于价格信号的市场交易，其出现则要晚的多，而那时候，人性和文化的基本要素已经塑造完成，这就是为何市场理念如此难以深入人心，而各种反市场的主张，即便错的很浅显，也那么容易被接受，资本家永远是恶魔，反犹主义也永远是主流。

（待续）

从时尚的变迁，生活方式的锁入，到肚皮收租，乃至更普遍的生存套餐交易，通过对古人生活状态的揣摩，我意识到，贪吃暴食乃是古代之普遍风尚，已深入我们的文化，而节食瘦身反倒是新近时尚，且眼下尚局限于高雅阶层。

然而我的追溯并不打算止步于中世纪，人类的饕餮习俗比这更古老，我甚至认为它已成为人类生物本性之一部分——至少对男性是如此，要说明这一点，需要把眼光投向更遥远的过去，至少几万年前吧，呵呵。

史前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大致上，男性以狩猎为主；就个体而言，人类的捕猎技能无法与猫科动物相提并论，裸猿们的优势全在于团队合作，合作除了发生在狩猎过程中，也体现在猎获物的分享上，并且，分享范围大于狩猎团队：即便是三五个人猎得的东西，也往往在部落或村社内集体分享，后者人数往往几十上百。

猎获物分享是一种互惠机制，它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些条件：1）猎获不稳定，2）狩猎个体或团队无法当即吃下全部猎获物，3）缺乏有效的食物储存和产权保护手段。当这些条件成立时，互惠分享便具有策略优势，它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在时间轴上对产出流和消费流进行匹配的交换手段（腌制技术是后来发明的另一种交换手段），用一位非洲部落老猎手的话说：别人的肚子就是我的仓库。

动物行为学家曾描述过一种吸血蝙蝠，就采用了上述分享机制，这种蝙蝠一旦逮到机会，会把肚子吸个滚圆，但实际上它们消化不了那么多血液，于是当它遇到另一只饥肠辘辘的同类时，就把部分血液吐哺给后者，由于吸血行动的成果很不稳定，互惠机制可带来极大的合作收益。

如博弈论教科书上所说，像吸血蝙蝠这种两两合作博弈的形成，除了需要潜在的合作收益（数学上表示为囚徒困境博弈矩阵，上面所列几个条件即为猎获物分享这个特定问题构建了该前提），还须符合两个信息条件：1）博弈者能够识别对方，2）博弈者能够记住对方的行动历史，至少能记住最近的若干次；吸血蝠确实拥有这种能力，它们的吐哺对象限于也曾施惠于自己的同伴，而拒绝那些拒绝过自己的同类。

识别对方和记住行动记录，看似简单，实则对认知和记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尽管人类在辨认面孔、脚步声和体味方面已经发展的神乎其技，但对交往关系史的记忆则容量十分有限，我见过好多人都不得不用个本子来记录人情账。

所以，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两两合作互惠的成本也急剧上升，更要命的是，当互惠关系中引入传递性时，关系复杂度呈爆炸式增长，所谓传递性，是类似这样的关系：A虽然没帮过我，但A经常帮B，而B是我的朋友，经常帮我，所以当A求助于我时，我会欣然出手，很明显，一旦引入传递性，你需记住的不仅是他人与自己的交往史，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两两交往史，只要社区人数稍稍上升，这立刻变成天文数字，这时候，必须寻找新的互惠机制。

（待续）

既然实物支付有这么大缺陷，为何在货币早已发明之后，还盛行了几千年？而且迄今还广泛流行于节日津贴、年终犒赏和商业贿赂之中？有很多解释，首先是货币经济不发达，支付费用或购买劳务者很少有足够的现金，而接受支付者拿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就是说，当交换萎缩到一定程度，连货币也不再具有良好流动性了。

这个解释其实只是状态描述，并未在因果链上往前推进（许多所谓经济学解释都是如此，外行很容易被忽悠），我的解释貌似更深入一点：古代人宁愿持有实物而非货币，是因为古代战乱饥荒频仍，而战乱饥荒时货币相对价值急剧贬低，必需品特别是食物则价格暴涨（对于穷人，其对价很可能是全家性命），因此在古代，粮食是很好的储备工具，而持有货币风险奇高，除非财富量大到超出囤积实物的成本合理水平，人们宁愿储备实物，越穷越如此，社会越动荡越如此。

这是支付方的情况，在收款方那边，实物支付在古代条件下同样更富吸引力，原因也在于风险；我们挣钱的目的，（暂不考虑生产和投资）无非是为了购买所需要的那个商品组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只有一个（比如雇主），并且他帮你搭配好全部所需，一次性支付给你，那就为你省去了许多交易费用，困难在于，1）在一个交易周期内，你变更消费组合的选择机会被限制了，2）个人偏好千差万别，支付方若为每个人设计不同套餐，费用极高。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支付方式，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反倒可能是最优选择：首先，人类的各种需求，越是与生存繁衍密切相关的基本需求，差异度越小（这也是必需品之成为必需品的缘故），因而一个社会中，越是穷人，消费结构越相似，所以在一个普遍贫困的社会中，某些基本型标准套餐就会有很好的销路；其次，在一个动荡不安饥荒频仍的社会中，那些能保障生存所需的套餐，比起靠随机分散交易来谋得一顿顿的饭钱，要安全的多（俗话叫“有着落”），尤其对于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穷人，极具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古代人身依附关系，其最纯粹的形式，是欧洲和日本的封建系统，比如一位武士投靠了某领主，要么吃住在领主家，成为他的亲兵侍卫，要么获得一块骑士领（knight’s fee）作为采邑，这块骑士领上的农民按照固有的封建义务为骑士提供套餐，而骑士又按他与领主间的义务纳贡或者应召打仗；战国四君子与门客的关系也很典型，各种不太纯粹的形式则流行更广，学徒、长工、包吃包住的雇员、短工、奶妈、管家、家庭教师、吃喝拉撒从头包到脚的国企职工。

实物套餐流行的前提是收入水平普遍低下，一旦收入增长到明显高出生存必需，套餐便开始被货币支付所替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上一篇所分析，实物套餐将对饭量构成激励，因而它的流行应对古代饕餮风尚至少负有部分责任，这就难怪尼科拉·弗莱彻的饕餮史，大部分取材于中世纪欧洲。

（待续）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比如当今的反腐倡廉。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了个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呵呵。

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斗胆猜测）饕餮第一定律：经济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待续）

1）随着收入提高和食品供给更充足，穷人原先受限于支付能力的食欲被释放了；
2）由于吃饱吃好成为普遍状态，富人开始刻意回避那些与食欲有关的消费行为——不屑与大众为伍是他们的永恒诉求——，并为自己精心构造另一套（其实是N套）生活方式，以示区别；
3）那些富人重新构建的新式奢侈生活方式，穷人负担不起，而他们能够负担而又乐于享受的生活方式中，吃喝占据了重要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当穷人受困于少数几种生活方式时，会表现出很大的惰性，即，当他们的收入提高时，其消费结构的相应改变会有很大的滞后，这不仅是因为习惯，更是因为消费结构的非连续性。

消费在人群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而是被组织在各种结构有序的成套组合之中，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当个人收入提高时，他通常会在不同方式之间进行“迁越”，而不是渐进的连续改变。（年初我在一篇分析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文章中，曾提出这种消费的非连续特征，以及它对储蓄率的影响。）

比如，尽管你咬咬牙或许买得起一个LV包包，但你要是每天挎着它去超市收银，下班后两手拎着菜篮子回家，就会显得很古怪，我老家有句俗话，捡到只象牙筷，配穷个人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直到你确信自己能够负担一种新生活方式之前，你会倾向于保持原有消费习惯，尽管在数量上会有所变化。

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的梯级化通常由法定等级来维持，比如古代中国禁止无功名者穿著丝绸衣服、不允许非皇室成员使用黄色衣料和龙凤纹，中古欧洲国家也曾为平民的皮鞋长度规定了上限；而在权利平等化的现代社会，梯级化只能借助成本门槛来维持。

与法定特权门槛相比，成本门槛是不稳定的，一方面成本会随产业成熟和技术进步而下降，而同时下层人群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因此现代社会的消费结构更富于流动性和多样性，等级界线也没那么清晰森严；总体上看，顶级阶层总是在不断逃避下层的模仿，而所有其他阶层都在模仿他们上面的阶层，这种追逐竞赛使得上层生活方式不断的瀑布式向下渗透，经过长期堆叠积累构成了如今丰富的文化遗产。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顶级阶层绞尽脑汁想不出新花样时，他们经常会用一个偷懒而又屡试不爽的怪招：去模仿最底层；这一招常常把他下面的中等阶层打个措手不及：我是戈尔的儿子（或希尔顿的女儿），我穿个烂衫跳个街舞吸个大麻没人会真把我当街头混混，你个中产小子就不敢了吧？所以在日本企业里，老板都穿T恤牛仔，举止也很随便，跟失业青年无异，白领就不行，一定要西装革履，举止端庄高雅，西方虽不如日本泾渭分明，也大致能看出层次差别。

不过，下层也并非总是等到完全具备模仿能力才开始行动，往往迫不及待，所以，逐级模仿的结果，常常造就出一种降低标准的仿制品，比如二手宝马，山寨LV，超低价新马泰欧洲十日游，填充书架的精装版文学名著，等等，这就迫使上层更迅速的抛弃逃离这些旧符号。

（一不小心扯了这么远，先去睡一觉，明天拉回来继续扯饕餮问题）

新解释的前半截或许是对的（对此我缺乏判断力，姑且信之），但后半截看上去不太靠谱，或者说意义不明确，若要将一种差异归咎于文化传统，需要有更多的比较历史研究，比如看看几十年前、几百年前，两国人民在饮食行为上的差异，更有意义的数据可能来自美国的第一第二代法国移民、法国的美国侨民，从中或许能看出，究竟文化惯性的影响大，还是当前环境条件的影响更大。

经济学家通常对文化影响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们更喜欢从价格、收入、成本结构、供需局面、激励机制、市场开放度和政府管制等方面寻找原因，我本人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抱有较多的同情，愿意倾听他们从文化角度所作的阐释，但也绝不是文化决定论者，我认为文化影响在脱离其原有的环境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之后，很少能维持三代以上（检验这一点的最佳机会在移民社区）。

如果文化的惯性影响是短暂的，那么基于文化的解释便可以化解为基于形成这种文化特征的其他因素的解释，而将文化仅仅处理为有一定惯性的中间变量。

依我猜，法国餐份量小、法国人吃得少，也可能是因为法国的食品价格比美国高，有人或许会问：以法国人的收入，贵一点不至于吃不起吧？不能简单的这么说，在现代社会，饮食过度导致肥胖的现象，更多的出现在低收入阶层，而穷人对价格的敏感度更高，因而食品价格与饮食过度之间的相关性，可能大大超出通常的直觉印象。

穷人的饮食过度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值得研究，这不大会是美国文化所独有的现象，而只是因为美国的农业发达、进口市场开放、食品价格低廉，给这种倾向创造了条件；这让我想起中国的乡镇干部，这些“先富起来”的家伙，对刚刚摆脱的贫困和匮乏印象深刻，现在终于有了放开肚皮的机会——在收入提高的这一阶段上，这大概是普遍的倾向。

这里我们又一次见到了红皇后式的时尚追逐战：在大部分人还吃不饱或吃不好的时候，大肚腩、油光满面、邓丽君式的苹果型红润面颊，都是时尚，等吃饱吃好不成问题时，王菲成了时尚，而此时穷人却负担不起日光浴、健身教练、高尔夫和游艇，只能坐在电视机前嚼着甜圈薯条喝着啤酒，这些是少数他们负担得起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