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自立
辉格
2010年3月1日

国务院日前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关于高考制度改革的部分引起了广泛关注，纲要草案提出了招生与考试相分离、高校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和录取方式多元化等改革方向，旨在改变长期僵化且广受诟病的国家统一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是古代科举制的现代翻版，后者不仅是中央帝国遴选人才以构建官僚体系的手段，也是它对抗家族和地区政治势力，以维持庞大集权帝国的自上而下控制能力的核心工具；在长期，它更是帝国实施价值灌输和文化控制的机器，一个地区或民族是否真正皈依王化，最显著的标准是其人民是否参加科举。

科举制为平民提供了一个进身上阶的公平竞争机会，从而增加了社会结构的流动性，但同时，它也使获取功名的整个精英阶层都成了帝国的蒙恩者，失去了维护家族、地方和社团利益动机；这正是帝国所需要的，但对于建立保护权利的良好制度和有活力的多元化社会，却是背道而驰的。

不难理解，对全部资源和生产实施自上而下控制的计划经济，选择了与集权帝国类似的考试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这一制度注定难以维持；在计划时代，高考结果很可能一次性决定你这颗螺丝钉将被拧在机器的哪个部位，在毕业生统一分配制度消失之后，高考的人才遴选和人力配置功能已经隐退，如今，它更多的是一种国有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性分配机制。

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机制，考试比分数当然比按身份、地位和关系更公平和开放，但任何考试都难免会偏爱某些能力，所谓全面能力和综合素质是不可能在一次考试中得到比较的，况且对于哪些是“有用的”能力，看法各有不同；若改革的目标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公正性，或许抽签录取才是最公正也最节约的办法。

但高考还有另一个目标，让各高校获得适合它的学生；每个大学有不同的培养目标，那些不适合该学校的学生，占用了教育资源却很少在培养目标上产生效果，造成资源浪费；同时，大学不仅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组织，而学生是其传承学术思想和延续学术传统的重要基础，对于该目标，学生的挑选就更加重要。

高考制度之所以能在计划经济早已瓦解之后仍得以长期延续，正体现了资源分配公正性和大学挑选学生这两大需求之间的冲突和妥协；如此折中而成的僵局，虽照顾了两方面需求，却导致了教育体系的长期僵化；在高考独木桥这一强大的单一激励机制引导下，整个中小学的教育资源配置、课程设置、教师考核和家长关注，都被自动组织在漫长而激烈的应试准备体系中，不改变其前提，所谓学生减负、素质教育、全面发展，都是空谈。

所以关键在于如何化解分配与选拔这两大目标的冲突，简单的办法是将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交给这些资源所在的大学，这也是自主招生的真正含义所在；同时，向高中毕业生发放可用于抵付大学学费的教育券，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上述方法从两个独立的途径去实现两大目标，可避免因纠缠在一起而引起的冲突。

然而，要实现自主招生，要让大学有能力和负责任的管理和支配其教育资源，首先需要大学成为真正独立的民事主体；要做的这一点，需要解除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和人事控制，改革经费划拨制度，把科研项目由国家任务改为政府合同，最重要的是，大学应成为以教授治校为基础的自治法人社团。

从西方大学发展的经验看，成功的大学都以社团自治和教授治校为本，牛津和剑桥甚至取得了与自治城市相当的法律地位，自治地位是大学维持其思想和学术独立性的制度保障；相反，如果大学不独立，仍是政府的下设机构，所谓自主招生就既不没有“自”，也没办法“主”，纠缠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中，在各大衙门的压力下，很可能沦为腐败的新温床。

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教育
辉格
2009年9月15日

在经过半年多的意见征集之后，教育改革已进入具体方案制订阶段，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长周济透露，《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公布并继续征求社会意见，其中高考和办学体制的改革尤为引人关注；这次改革将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之下展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普及率已大为提高，平均教育年限也大幅拉长，普及化和大众化使得学校面临更广谱的需求；另一方面，计划生育的长期实施终于让人口形势走过一个拐点，各阶段学龄人口都已开始下降，教育资源在数量上将出现过剩，而同时在质量和种类上却还不能满足日益挑剔和多样化的需求；可见，教育体系的结构化改革势在必行。

不仅初等教育已成为必需品，中高等教育也不再是精英教育和奢侈品，不再只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渠道，而成了大众化的普遍需要，大学生涯也已成为许多人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大众化不仅意味着需求量的提高，也意味着需求类型的多样化：早先吸引孩子求学的口号是成为某某家和栋梁之材，或者习得某种求生所需的特殊技能，而今天，许多孩子上大学只是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地方度过人生那美好而关键的几年，为了接受文化和知识的熏陶，以便更好的适应未来社会的文化环境，免于落伍和隔膜；需求多样化势必要求供给多样化，本次改革的亮点之一便是开放和鼓励社会各方办学，可以说迎合了上述趋势。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由国家垄断的单一化教育体系和教学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开放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一个基础特征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人依循各自不同的价值观以自己的方式追求他所认为的幸福，各种价值在法治之下相互宽容、和平共处，而政府作为法律和公正的守护者，应尽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教育作为价值生成、发酵和传承的主要载体，必定会成为各种价值交汇碰撞甚至冲突的中心，因此，政府对教育的过度介入甚至垄断，将使其不必要的背上道德包袱，置身于各种争议的焦点和漩涡之中；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个人价值觉醒，将使这一问题日益凸显。

近年来，欧美社会因为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分歧而引发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校是否可以庆祝传统宗教性节日？是否允许学生穿戴宗教服饰？是否需要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讲授神创论以示价值中立？文学课本除了赞美爱情是否也应赞美同性之恋？哥伦布究竟是伟大的发现者还是可耻的印第安屠夫？多尔衮究竟是开基立业的大英雄还是扬州十日的元凶？在自主择校的多元化教育体系中，这些问题本可由家长按其价值取向自己选择，大可以各得其所而相安无事，然而当公立教育一统天下，课本由政府统一组织编写，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又千篇一律，政府便成了价值的唯一评判者，结果就难免成为争议和抱怨的对象。

更不幸的是，因为公立学校既包揽一切又要一碗水端平，只能尽力避免向学生宣扬任何价值观，包括各种传统文化，因为任何文化系统难免建立于一系列地方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价值基础之上，也难免其偏见和狭隘；结果，大量广受珍视的传统价值随单一化公立教育而迅速失落了，越来越多的孩子被培养成了价值虚无主义者，传统价值和文化被漠视，好坏之分善恶之辩被讥为古老的陋习和迂腐的象征；各种传统元素，无论精华还是糟粕，本应经由个人选择而在历史长河中经受洗刷，而不应被武断人为的消灭；丢失了传统，所谓普世价值也就变得空洞干枯；而要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包容传统和多元价值而免于虚无主义泛滥，多元化办学和自主择校就是必要的前提。

单一化教育体系的另一个可能后果，是社会思潮的单一化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振荡，德国是第一个全面实行国立义务教育的国家，其直接后果之一是：此后几代德国青年狂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反犹主义，两次大战爆发时，德国征兵站前都立刻挤满了报名者，希特勒上台后也迅速获得全面拥护；这种单一思潮的压倒性影响，常常带来可怕的颠覆性运动，比如六七十年代席卷西方的社会革命和性解放浪潮，单一化教育在其中便起了关键作用；因此，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教育体系，将有利于志趣各异的人们和谐共存，并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

高校上市是有益的尝试
辉格
2009年6月11日

近日，据新华文轩发布的公告，该公司与弘明置业分别以现金和资产入股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后者是由四川德瑞与四川外语学院于2004年合作创办的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机构；德瑞公司是成都当地著名民营教育企业，专注于外语教育，除川外成都学院外，还拥有两所外国语学校；新华文轩与弘明置业此次注资的目的非常明确：谋求在五年内将该学院上市。教育培训类学校的商业化运营，近年来已有长足发展，三年前新东方在纽交所的上市也开创了学校上市的先例；不过，全日制高等学历学校的完全公司化运营乃至上市，在国内还是史无前例的。

二战以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数量的暴增，传统研究型大学和新兴教育型大学的分化日趋明显；美国的大学入学率从50年代的20%多快速上升到90年代的80%多，当入学率超过30%时，人们对大学教育职能的需求便开始明显压过对研究职能的需求，因为众多求学者中，最终成为研究者的毕竟是极少数；但是许多传统大学仍坚持维护其学术传统和研究型的本色，所以很自然的，在大学之间开始出现类型分化，于是一批轻研究而重教育、甚至完全放弃科研的新型学院便出现了；这其中较为激进的一些，完全放弃了传统大学法人社团性质的组织和运营模式，而采用了更具商业色彩的公司化运营，进而上市融资。

90年代以来，美国涌现了大批以职业培训和远程教育为主的大学和大学运营公司；94年，拥有凤凰城大学的阿波罗集团率先在纳斯达克上市，该公司此后又创办和并购了多所大学；此后，麦凯恩、波士顿、西北大学等纷纷仿效，开展远程职业教育，其中拥有麦凯恩大学等九所学校的麦凯恩公司在纽交所成功上市；两年前，甚至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印度孟买大学也曾有过上市融资的计划。商业化运营的教育型大学，由于能对企业对雇员知识结构的要求作出更灵活迅速的反应，在学生就业率和薪资水平方面的表现常常超出传统大学，他们的优势对于三四流传统大学尤其明显，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正在改变着高等教育产业的组织模式。

如同其他产业一样，当你决定组织一群人和一组资源来从事一项事业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采用何种组织模式；市场和制度的演化历史，创造出了许多组织形态供你选择，不同的组织形态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目标：对于单纯而容易界定的价值观，信托基金是不错的选择，与遗嘱相结合，它可以把你的价值取向延伸到身后许多年；当这项事业高度依赖于合作参与者的个人禀赋与责任心，而这些又很难用钱在市场上买到时，无限合伙制便是首选；当所有核心资源都很容易从市场上买到时，钱就成了关键资源，此时有限责任公司乃至上市公司便是首选；你也可以不采用任何固定组织，而用一系列短期合约来组织你的业务链，如果合约谈判和执行的成本足够低的话。

大学是项独特的事业，它最初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一批智者生活、修行、讨论和苦思冥想的场所，而学生则是慕名前来倾听、参与和传承的下一批智者，共同的学术渊源、持久的问题关注、亲密的生活和讨论环境、绵延不绝的师徒传承，构成了一个个学派，而大学只是聚集和容纳这些学派的学术中心，因而大学的核心目标便是传承、发展和传播这些学派的学术传统；大学外的人们，常常能获益于这些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但对于大学和学术团体本身，这些只是副产品，并非其核心目标。思想和学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其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核心是同行评价，而实现和维护这一机制的最佳组织模式，便是由教授组成的自治法人社团，这也是各国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组织模式。

尽管近年来教育职能的份量越来越重，多数传统名校仍坚持以学术中心为核心目标，这样做是明智的；但同时，越来越多的教育需求只能由其他学校来满足，对于那些无望跻身名校之列的三四流学校和教育家来说，这实际上也是很好的机会；那些排名50以外的大学，明智的选择是放弃发展成研究型大学的奢望，面向雇佣市场的真实需求，专注于教育和培训，是他们的前途所在，条件成熟者不妨采用商业化组织和运营模式；目前我国大学入学率已超过23%，雇员的求知热情和雇主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都在不断高涨，而与此同时大学文凭却在不断贬值，职业教育供给不足的局面十分明显；有志于商业化教育产业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可谓生逢其时。

大学排行须在竞争中进步
辉格
2009年5月8日

最近，《人民日报》连续两天报道了“中国大学排行榜”制作人武书连两次接受成都理工大学邀请，前去演讲并收取咨询费的事件；此前，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的负责人也声称，曾多次遭遇大学评级机构上门索取赞助；这些新闻引发了公众对各种民间大学排行可信度的讨论，有人甚至将其比作“又一个牙防组”；此事也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该部发言人近日明确表态：不支持、不赞成搞大学排行榜。

大学排行榜是一种信息商品，如同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机构和酒店业星级评定机构一样，作为第三方质量鉴定者，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交易方提供信息，是市场发育走向成熟的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大学扩招、合并、升级、更名，学生和家长在面对如此众多名号个个响亮宏大、底细却个个陌生难辨的院校时，确实会茫然无措，除了少数几个顶级名校和本地学校之外，他们在选择大学和科系时，缺乏可用的信息。正是这种对信息的饥渴，成就了武书连这个起初少有人看好、评价方法也乏善可陈的排行榜，它声名鹊起的时间，恰好与扩招相吻合。

排行榜这种信息商品，其主要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次要消费者是雇主和大学赞助者，大学不是它的消费者；所以，直觉上，排行榜的制作者应该向学生和家长而不是大学收费；然而，这里有个交易费用的问题，直觉上最顺当的模式商业上未必可行；市场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常常能发展出一些超乎个人想象力的商业模式，来实现潜在的交易机会，其中之一便是由卖方付费、买方消费、而同时又能维持足够公信力的质量评级机制；典型案例是酒店业的星级评定，它是一些酒店自发成立的质量自律组织，会员缴纳的年费支撑了评级成本，而产出的信息产品——星级，满足了处于信息不利地位的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这一模式尽管也有不少诟病，但大致上运行良好。

那么大学排行适用哪一种商业模式呢？这取决于该市场交易费用的结构和分布，从发达市场的经验看，可行的模式有两种：把评级信息与其他信息一起在媒体上搭售，和/或利用评级所积累的数据库向学生家长提供收费咨询服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NWR）的大学评级服务，同时运用了两种盈利手段，而《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则依靠第一种手段。从公开的信息看，武氏排行榜是通过向媒体供稿（包括搜狐教育频道）和面向学生销售大学选报指南来获得收益，看来他走的是类似USNWR的路子，这样的话，向大学收取任何费用都是不明智的，容易混淆消费者对他的形象认知。

武氏排行榜的水准是令人失望的，尽管武书连清楚的知道他的消费者是学生和家长，但这一认知却完全没有贯彻到其评级指标体系的设计当中，他的评价依据主要来自几大论文索引，和教育部门对专业、论文和科研成果的内部评比。然而我们知道，家长花钱和学生苦读的目的，是毕业后找到好工作，并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和报酬；从这一需求中可以联想到一些显而易见的指标：毕业生受雇主欢迎的程度、薪酬和收入水平、在各行业占据高级职位或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数，等等，然而在武氏评级体系中，我们连这些东西的影子也看不到。

不过，大学评价的低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独立评级机构的出现还只有十几年，连续发布排行榜的时间更不足十年，其质量提升有待更多新机构的参与，和更内行的专业人士的加入；鉴于武氏排行榜也能获得如此影响力，证明了消费者信息需求之旺盛，表明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专业人士和投资者，应该是有吸引力的；事实上，武氏已经有了一个竞争者，2003年，中国校友会网也开始进入大学评级市场，相信今后会出现更多更专业的评级机构，而充分的竞争将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机会，也将推动评级产品的质量提升。

素质教育还须治本
辉格
2009年2月11日

近日，教育部在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中，就高中是否应取消文理分科征求公众意见，引发了一场广泛讨论。多年来，为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提倡注重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教育部门曾经发布了众多的规定、禁令和指导意见。这些举措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恐怕连各级教育主管们也不甚乐观，因而在推出新措施之前，似乎也变得更加谨慎和低调。

学生负担异常沉重、极端偏执的应试教育、知识结构的狭窄和缺陷、教育结果与社会需求的脱节，对于教育体系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都只是十分表明的现象，是症状而非病根。教育改革如果不着重于查明和根除病因，而仅靠行政命令去压制症状，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反很可能加重症状。比如取消文理分科，如果不同时消除高考和高校录取中的分科，不先减轻应试压力，结果要么因不严格执行而流于形式（可以预料学校会以各种变相分科的手段来敷衍），要么因严格执行而更加重学生负担。

类似的困境日本也曾面临过，看看他们的历史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日本社会深受封建传统影响，家族、世交、门派、出身等社会关系对于个人前途通常是决定性的，这诸多关系中，大学的校友、同学和师生关系是其中重要一项，尤其对于那些打算在政界和企业界有所发展的年轻人，进入东京大学等少数名校几乎是不可缺的门票；于是，考头等高中、进名校，不容置疑的成为学生、家长和学校教育的唯一目标，所有事情都服从于它，其应试教育的偏执程度不亚于中国。

同样，日本教育部门那些曾留学欧美、接受了西方教育理念的主管们，也希望改变这一状况，他们推出了许多减轻学生负担和提倡全面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执行得很好，学校几乎不留作业，体育和文艺活动比例很高，老师也不会用奥数题目为难学生。改革成功了，不是吗？事实上，学生苦不堪言。学校的确改变了应试教育，但应试的前提和动机没变，所以，家长们现在不得不额外掏钱让孩子去私人夜校补习，常常要补到九、十点钟，因为应考名校所需的高强度训练，在公立学校已经得不到了。

情景何其相似，差别仅在于我们的行政系统不如日本的高效，所以应试补习多半还留在学校进行。尽管封建传统早已被清除，但我们有千年科举史，数百年的八股史和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史；无论是封建系统、集权帝国的层级官僚系统，还是计划体制，只要个人发展上进（各种形式的成功）的可能途径是僵硬不变的，那么，社会的评价、准入和地位提升系统便不可避免地八股化，而整个教育体系也就被引导成为应试训练场。

改变这一切，需要社会评价标准和个人发展途径的多元化，也需要教育体系做出彻底改变来适应这种多元化。每个孩子有不同的禀赋、特长、偏好和成长环境，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可以按各自的特点和条件选择适当的教育，来发展他们的潜力和特长，他们便会循着比较优势原理，在社会分工网络中找到自己的合适位置。这样，他们就不会一窝蜂的去挤那条独木桥，也不必冒着心智偏狭和人格扭曲的风险把孩子送进应考集中营。

正是自由市场制度，为这种人尽其才的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最佳环境，分立产权和市场交易所造就的分工合作网络瓦解了独木桥；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成功的途径已大大扩展，商人、小贩、推销员、球员、歌手、厨师、养猪户，甚至一流的捏脚师傅，都可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创造辉煌成绩；社会评价体系虽有所滞后，但也在慢慢改变；唯独教育体系，几乎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越来越显出其与市场经济的格格不入。多元化办学几无进展，家长对学校的选择仍被户籍制度和公校体制紧紧束缚，而大学仍处于教育部的集中统一管理之下，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缺乏自主权，更没有自主选择招生方式和标准的权利。

教育作为一个产业，供应者是学校，需求者是学生、家长和（间接地）雇主，供需关系理应在各方自主选择权利得到落实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得到协调，而教育部门的集中管理，无论用意何等善良、理念何等先进，都只会压制多元发展，而制造出八股化的独木桥，多年来教育改革的无效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